從1842年在致阿爾諾德·盧格的信中提及傅立葉、蒲魯東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到1846年的這段時期，馬克思主要的精力開始從關注政治問題轉向政治經濟學領域，他為研究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蒲魯東、薩伊、斯卡爾培克、李嘉圖和斯密等人的著作）做了大量的閱讀和筆記，通過對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批判，完成了被視為《資本論》的先聲——《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圣家族》的創作，這是馬克思接觸政治經濟學的結果。而另一方面，“馬克思同政治經濟學的接觸也是哲學同政治經濟學的一次接觸。馬克思正是從哲學的關鍵概念出發，即從異化勞動的概念出發，思考了政治經濟學的矛盾，并通過這一矛盾思考了整個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范疇，從而解決了政治經濟學的矛盾”［1］(P148-149)。從涉足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開始，馬克思提到最多的、批判最多的一個人就是蒲魯東。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說道：“蒲魯東從私有財產的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勞動而不利于財產的結論。”［2］(P166)同年，在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極力贊賞蒲魯東①，一方面從國民經濟學的前提出發批判和否定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做法在國民經濟學中引起的重要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國民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2］(P26)；另一方面，蒲魯東所做的批判引起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勞動問題的思考，他們發現，政治經濟學的原始基礎——勞動，被國民經濟學家當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關系，致使他們不斷地同自身相矛盾。

　　但是，蒲魯東關于工人耗費自由和時間生產出的產品剩余財產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從而為社會積聚了一定量的財富及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勞動時間的不一致性等理論，與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資本論》中推理推論的經濟學的范疇——分工、私有制、貨幣、異化、剩余價值、必要勞動時間、剩余勞動時間等等經濟學的概念，是雪泥鴻爪，有跡可循的。

　　一、勞動與工資

　　在看待勞動與工資矛盾關系的問題上，蒲魯東同馬克思一樣，發現了工人耗費自由和時間生產出的產品剩余財產為社會積聚了一定量的財富，但是，這部分財產卻被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的資本家所占有，這是不公正的。所以蒲魯東說，即使勞動者領取應得的報酬，他們仍舊對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保有一種“天然的所有權”。作為所有權的“始祖”，洛克也認為，財產權起源于勞動，是物化勞動銘刻在自然物之上的標志，誰改動自然事物，誰就擁有占有它的權利。［3］(P252-253)

　　問題是，勞動和所有權的概念在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中是有明顯區別的。對此，蒲魯東認為，若如按照圣西門和傅立葉主張的“按才配工，按才分工”，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工資的分配份額是否全部取決于勞動的多少？換言之，多勞多得是否符合正義的標準？如果用一個勞動者的產品償付另一個勞動生產的產品，而兩個勞動者的產量又不相等的話，生產出較多產品與較少產品之間的剩余數量或者差額不歸社會所得，而這部分剩余產品又不用于交換的話，就會妨礙工資的平等分配。反之，如果剩余產品用作交換的話，那么結果是對生產力較強的一方有利，從而產生一種“天然的不平等”。

　　例如，在《什么是所有權》中，蒲魯東假定，在印刷行業，排字工人按照排出一千個字計算工資，印刷工人按照印刷一千頁計算工資。每個人在不怕停工、失業和缺乏工作的時候，盡力施展才能，自由發揮工作熱情，按照法國具有勞動力的人數分派工作，每人每天平均工作的時間不超過五小時，誰還談論工資的差別呢？所以，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的原則明顯是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的，因為，一是在社會勞動中，分工必然不平等；二是生產產品的數量不相等。［4］(P161)勞動者按照各自的勞動量和分工的不同計算工資的標準也都不盡相同。

　　蒲魯東想做的是用法的原則規定時效，他認為，要消滅所有權，把“占有”變為“所有權”，除勞動以外還必須在社會中執行一種類似于法律條款當中的“時效”規定。當一個人不再是勞動者時，他就立刻失去了所有權，所以，國民經濟學家提出的“勞動產生所有權”的學說與現實社會中法的效力相矛盾，擁護這種學說的人由于違背現實的法，必定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蒲魯東由此推論，所有權的根基應當建立在平等勞動的基礎之上，凡是勞動者都可以成為所有者。通過勞動，人人走向平等，勞動者就是他們創造價值的所有人，主要體現為：（1）勞動者通過勞動理所應當獲得財產，游手好閑的人除外；（2）一切生產過程屬集體所有的，工人有權按照其付出勞動時間，犧牲自由的比例分享勞動產品和盈利；（3）所有積累起來的資本既然是社會（集體）的財產，任何人都無權占有這部分財產。［4］(P154)

　　對于蒲魯東來說，締造平等就意味著必須消滅所有權這個國民經濟學理論中“永恒的前提”，問題是，他要發現并證實為了維持平等地位而限制所有權和分配勞動的經濟法則。工人因制造商品耗費的勞動時間和在制造商品過程中消耗的生產資料的費用，是工人們犧牲自由換取的，所以一件商品的絕對價值就等于工人制造商品時消耗的那部分時間和費用。他舉例說，在沙土上撿到的鉆石毫無價值，因為它不是人生產的產品。一旦工人進行勞動生產活動，必然導致工人失去自由，這種犧牲自由的勞動對工人來說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在蒲魯東看來，圣西門和傅立葉關于“按才分配，按才配工”和“按照個人的資本、勞動和才能進行分配”的主張是極其荒謬的、非正義的、矛盾的，并與自由敵對，是產生暴力政治社會的禍根。［4］(P157)

　　為此，蒲魯東提出，首先應當在得到的勞動報酬中刪除資本；其次是重視勞動和技能的平等，勞動者一經聯合，他們就是平等的。如果一人得到的報酬比另一個人多，就會引起爭斗和矛盾。也就是說，社會只能對為它提供的勞動給予相應的報酬，所以在社會中能給勞動帶來不平等的唯一因素———所有權的影響就消失了。［4］(P158)

　　怎樣解決這對矛盾范疇？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資本和勞動最初是一致的，但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先是變成了勞動的結果，之后又變成了勞動的基質和材料。由于缺乏相對固定的尺度衡量勞動在生產中所占的比重，當資本與勞動最終分開之后，勞動又再度分裂成勞動的產物，勞動的產物以工資的形式與勞動對立。所以，只有消滅了私有制，這種分離才會消失，勞動也就成為它自身的報酬，之前勞動對于確定物品生產費用的真正意義才會清晰地顯現出來。［2］(P70)

　　基于此，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圣家族〈批判性的評注4〉》第四章第（4）節中，馬克思首先從工資同勞動的矛盾關系出發，表達了自己的觀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社會財富的日益積累是通過資本家對工人勞動過程和勞動的結果的壓榨實現的。勞動與工資的矛盾關系有五種表現形式：（1）資本家通過提高工資的方法增加工人的過度勞動；（2）工人的勞動產品越來越多地被資本家占有，導致工人同自己的勞動和被資本家占有的那部分勞動產品對立，從而產生了大量資本積累，工人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材料也在資本家手中越積越多；（3）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增多，分工也不斷擴大，導致工人人數的不斷增加，工人越發依賴于片面的機器勞動，人的勞動被貶為抽象的活動，工人一方面更加受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隨著對機器的依賴加劇了工人之間的競爭，工人勞動的價格也隨之愈降愈低；（4）社會的富裕程度隨著資本的積累不斷提高，少數富人靠貨幣利息生活，另外一部分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利用自己的資本經營產業，或是將資本投入其他產業，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一旦加劇，資本的積累隨之增大，大資本家使小資本家破產，破產的小資本家一部分淪為工人階級，致使工人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而資產階級由于人數減少，階級之間爭奪工人的競爭業已消失；（5）最終，工人階級不是過勞、饑餓而死，就是淪為乞丐、機器和資本的奴隸。

　　在政治經濟學中，勞動概念并沒有人類學意義上的那種“褒義”用法。而在馬克思看來，國民經濟學家揭示的勞動創造財富的原理無疑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國民經濟學把一般意義的勞動（或者說對象化的勞動）和資本主義的勞動（或者說具有特定社會性質的勞動）相混淆，從而遮蔽了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勞動本質。［5］

　　然而，國民經濟學家總是把某種事物（例如工資）當成固定的、不變的基礎。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經濟范疇里看似彼此處在最合理、互惠的、合乎人性的關系中，可能很快轉變成為敵對的、相反的關系。例如，在國民經濟學中，工資最初表現為工人在生產商品的勞動過程中應得的報酬。但是，由于資本家把工資壓到盡可能低的水平，工人被迫承受資本家的剝削，這時工資和勞動的關系就從友好的和合理的關系變成敵對的和相反的關系。其次，這種錯誤的基礎是導致國民經濟學家深陷“人性的假象”和“非人性的現實”這對矛盾的關鍵原因。

　　雖然在《神圣家族〈批判性的評注4〉》中，馬克思批判蒲魯東把勞動時間即人類自身的活動當作“人類活動本身的直接定在”，當作衡量產品和工資的價值尺度，也就是說，蒲魯東仍是以充滿矛盾的國民經濟學的形式恢復人的權利［2］(P270)，但是，在處理勞動時間與工資矛盾的問題上，馬克思指出，蒲魯東沒有像埃德加·鮑威爾批判的那樣，濫用“自由貿易”這個概念解決工資和勞動時間的矛盾。依筆者拙見，這段論證是馬克思《資本論》中闡釋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概念的雛形。

　　二、勞動與自由

　　自由是道德的真正基礎和人類行動的原則，是哲學追求的、宗教強化的和純粹理性永遠不能替代的普遍動力。然而，勞動不僅是人類由于自身的需要而與外界生物保持聯系的重要樞紐，也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手段。縱觀整個西方哲學史，哲人們都把勞動和生產排斥在人的本質和自由之外，并把它看作人的外在的目的性（為了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活動。

　　亞里士多德將人的行為分為理論、生產和實踐三種形式：理論是人與自身的關系和活動，實踐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活動，生產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和活動；生產是為了滿足人的自然需要，實踐是以自身為目的的政治倫理行為，理論則是最高的形而上學沉思。［6］(P96)馬爾庫塞把馬克思的“勞動解放論”與弗洛伊德的“升華論”相結合，認為真正有意義的勞動是“大規模地發泄愛欲的沖動”，在生產生活領域當中，意識形態產生出勞動的異化。但是，在愛欲被意識形態受壓抑的條件下，勞動是痛苦與不幸的折磨，成了單調、無聊的重復動作，人的器官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并且，勞動不是尋求自身的滿足，而是滿足其他需要的手段。［3］(P177)哈貝馬斯把勞動和科技活動泛指為“合目的性的理性行為”，將馬克思哲學看作一種“生產模式”和“勞動范式”，認為馬克思的勞動觀只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7］(P385-386)實際上，當人類與自然發生關系時，勞動是人類借以利用的工具。所以，勞動既是人類的權利，也是人類的義務。

　　相較于上述哲人的思想，在蒲魯東看來，勞動最本質的意義是自由。在《什么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原理的研究》和《貧困的哲學或經濟矛盾的體系》兩部著作的結論部分，“自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綜合。蒲魯東認為，共有制雖然追求的是平等和法律，但是會把“劃一”誤認為“平等”，將“一致性”誤認為“法律”的規范必然形成暴虐的政治社會。國家、權利、司法、社會職能、勞動在“平等”面前都是“不平等的”。蒲魯東試想在具有平等、法律、獨立性和相稱性共四種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社會，在這種社會形式中，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勞動者的任務是追求美好的生活。蒲魯東依據康德的“二律背反”和黑格爾辯證法的“合體”，采用“正反合題”的邏輯公式推斷出的社會形式就是他理想中的“彼岸世界”。但是，依筆者拙見，綜合意義上的“自由”與勞動意義上的自由不能混為一談，綜合的“自由”應當是蒲魯東思想中理想社會的形態，“勞動的自由”是以平等勞動為核心的社會正義的制度，屬于哲學實用主義的范疇。

　　在勞動和自由的關系上，馬克思更多地強調勞動是人的本質，是精神與實踐的統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就明確指出，異化勞動剝奪人的自由，不屬于人本質的外在物，因為異化勞動不是滿足需要的手段，而是滿足勞動以外的需要的手段。第一，工人只有在停止勞動時才能感覺到自由，勞動是一種強制性的、被迫的勞動，是不自愿的活動。第二，動物的機能和人的機能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吃、喝、穿、住、生殖既是人的機能，也是動物的機能，人只有在運用自己機能的時候，才是自由的、人的活動。第三，如果把人的吃、喝、穿、住、生殖等機能抽象化，就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活動領域并成為最后的、唯一的目的。在這里，馬克思借用費爾巴哈的“類生活”、“類本質”概念表示人的概念和真正人的生活概念。人和動物（類生活）從肉體方面來說在于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人的肉體和精神生活在實踐上同自然界相聯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先是作為人直接生活的資料，然后才是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成為人的無機的身體，從這一點看，人靠自然界生活。

　　對此，楊魁森認為，馬克思的勞動理論首先指的是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把人的生存方式與動物的生存方式區分開來，即人的生存方式是“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這與“人”的概念一樣，雖然人脫離動物界以后就已經是人，但并不是說他已經真正變成“完整的人”，這種變化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勞動也是這樣，只有到未來的理想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時，勞動才能充分發揮其品格和特性，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回歸，是人向自身和社會的回歸。［6］(P97)

　　在《論蒲魯東》（給約·巴·施韋澤的信）中，馬克思從歷史的角度考證勞動的各種形態，蒲魯東否認的屬于資本的東西，都被他變成勞動的自然屬性。關鍵在于，蒲魯東忽視了勞動在每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體現的價值和形態都是不同的。勞動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古代世界與現代世界相比，就崇高許多。古代人處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宗教、民族、信仰和政治規定中，勞動始終是以生產為目的的行為。而在現代世界，生產勞動表現為人的目的，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如果揚棄私有制，財富就變成了因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進行普遍交換的普遍行為。因此，財富是人對自然力（自然力和人本身的自然力）的充分發展，在資產階級經濟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時代中，人的內在本質表現為完全的“空虛化”、“異化”。

　　“如果說，《哲學的貧困》更多的是批判的話，那么，《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就是在批判中的建設了。”［8］(P150)馬克思犀利地指出，以勞動為原則的國民經濟學家表面上承認人，其實是徹底否定人。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認為，“財產是非經濟起源”的觀點是對勞動的自然客觀條件，也就是資產階級以前的經濟關系缺乏歷史性的考證，這個歷史就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的起源史。勞動在不同的歷史狀態下的表現形式也不同（原始社會中是奴役勞動、徭役勞動的形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則是雇傭勞動的形態），但是，始終不變的是勞動處于外在強制下的屬性，從對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批判到在批判中“擊到了政治經濟學這門論據貧乏而又一味樂觀的科學的要害（研究了勞動者日益貧困化與現代世界中少數人的暴富的現象）”［1］(P148)，這其中，闡明政治經濟學一切范疇的關鍵因素是勞動。另一方面，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是對異化勞動的揚棄，馬克思再度以勞動作為批判蒲魯東的利器。

　　那么，怎樣通過揚棄異化勞動還原作為主體的人的勞動呢？對此，馬克思說道，一個對象只有在它被我們使用時才是我們的。［2］(P190)所以，只有徹底揚棄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才能徹底解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其次，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將社會從私有財產（異化勞動）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因為工人的解放包括普遍的人的解放。最后，對異化的揚棄只有通過付諸實踐的共產主義來完成。

　　三、勞動與平等

　　從西方哲學的歷史看，古希臘哲學初期關注的是世界本原的問題，為萬事萬物的存在尋找本原或是基礎。隨著古希臘哲學的逐漸發展，先哲們關注的問題開始從“尋求萬物的始基”轉而對“人之為人的生存根基”的深深關切。這種轉變始于普羅泰戈拉，他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被黑格爾稱作是“最偉大的命題”。蘇格拉底把“人是萬物的尺度”理解為“事物就是對我顯現的那個樣子”。人們常說，是蘇格拉底第一次把哲學從天上拉到人間，早期的蘇格拉底通過潛心研究自然哲學，最后得出結論：哲學不能單純研究自然，而不通曉有用處的人事問題，諸如統治者治國理政的道理、正義、勇敢等人事問題。柏拉圖在發展蘇格拉底哲學的同時，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去探索更崇高、更偉大、更美麗的人生理想。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設想人人都具有同等的自然才能，應該接受同等教育，進行同等勞動，擔負同等職責。

　　17世紀，斯賓諾莎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論說，指出哲學的目的是獲得最高的幸福。人們在順應自然時是自由的，在不自覺地被自然的必然性逼迫或驅使時，是不自由的。到了康德哲學那里，“自由”是道德活動的先決條件，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自主自覺而不是被迫地行善；只有自主自覺的行為，才有道德價值，被迫做出的事情，既不是善，也不是惡。在黑格爾哲學中，自由的實現方式是從“主奴關系”的歷史演變中推導出來的，彼岸世界是人們設立的最高理想，在彼岸世界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人要擁有真正的自由，也只能在彼岸世中才能實現。

　　與先哲們的思想相比，蒲魯東在對私有財產的批判中蘊藏著他對平等的獨特見解。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把“盜竊”和“所有權”兩個詞并列在同一語句的不止蒲魯東一人。盧梭就說：“自從一個人需要另一個人的幫助時起，自從人們察覺到一個人據有兩個人的食糧的好處時，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現了，勞動就成為必要的了，廣大的森林就變成了必須用人的血汗來灌溉的欣欣向榮的田野。”［9］(P121)多數人把所有人比作盜賊，是指財產分配中的不平等現象，而蒲魯東批判的是所有人不勞而獲的行為是偷盜行為。通過分析方法從二者之間尋求各自含有的真實的、與自然和社會規律相調和的內容，并除掉二者當中的其他元素、“自由”無疑是中和所有元素的“普遍原則”。

　　蒲魯東為自己發現的這個解決所有矛盾的公式而感到無比的興奮。在《給布朗基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說道：“是的，是我攻擊了所有權，并且還要加以攻擊……要在正義中而不要在仁慈和自我犧牲中去尋找平等的規律，要把職能上的平等放在人身平等的基礎之上……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論，我不討論教條，我唯一的目的是要證明我的見解是正當的，我不僅是行使一種權利，而且是履行一種義務。”［4］(P350)需要、權利和義務構成社會道德的基礎和一切行動原則，蒲魯東相信有一種天然的、不可讓與的占有權和勞動權存在著，他堅持站在絕對權利的觀點之上的實用政治學。遺憾的是，這個觀點蒲魯東并沒有在著作中作進一步的論證。

　　蒲魯東透過法、經濟學、道德、生產關系、政治等層面描繪所有權和平等相對比的圖景，以十個論題的形式論證所有權對平等產生的危害，其中不乏一些頗具建設性的論述，如：“有了一定的資本，生產是隨著勞動而不是隨著所有權發生變化的。”［4］(P209)蒲魯東提出工資平等的設想，是由于在生產活動過程中資本、生產資料、分工、職能、勞動時間的不同而導致工資的不平等。勞動者只有聯合起來才能獲得平等，如果一人比另一人獲得的報酬多，就會引起矛盾。社會進行交換的是所有方面都相等的產品，換言之，社會只能對為它提供的勞動給予報酬，所以，它可以平等地酬償所有的勞動者。社會的分工、工人的能力、勞動時間的不同不會對社會造成影響，因為他們就像人的身高、頭發的顏色一樣是勞動者與生俱來的、天然的東西。勞動者可以通過勞動使一件物品增值，如果因此而獲得這件物品的所有權，那么維持這件物品價值的人也應當獲得同樣的權利。

　　勞動者即使在領到工資以后，仍然對他生產出來的物品保有天然的所有權。對自然財富和勞動產品的平等享有權是正義、公道、社會性的體現。通過訴諸法的、道德的途徑可以作為約束勞動過程中產生不平等行為的守則和規范。但是，蒲魯東認為，無論法還是道德規范都無法徹底消除不平等，只有建立在四個原則基礎上的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平等，在這種社會中，勞動者因為需要用自己生產的產品換取別人的生產品，按照理性的指示去完成任務是需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意志是權力。平等、無政府狀態、無限的多樣性、生存需要、勞動的成果歸集體所有等等都是自由。

　　對此，馬克思在《神圣家族》《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多次進行過評論和批判。某種意義上講，蒲魯東關于工資平等的觀點引起了馬克思的注意。恩格斯在《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說道，1846年到1847年冬，馬克思自己已經弄清了他的新歷史觀和經濟觀的基本特點，這時，蒲魯東剛剛出版《貧困的哲學》一書，使馬克思有機會闡述這些基本特點，來批駁從此就要在當時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中間占據最重要地位人物的見解。［10］(P199)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資本與工資、勞動與分工之間是辯證的關系，隨著資本的不斷增多，提高工資會引起工人付出的勞動、失去的自由逐漸增多，這時工資作為外化于工人和異己的產物，用勞動產品償付勞動主體的工資，是勞動異化的必然結果，因為在工資中，勞動不是目的自身，而是表現為工資的奴隸。所以，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一的。蒲魯東要求工資平等，也只是將今天的工人對自己的勞動關系變成一切人對勞動的關系。強制提高工資，無非是給奴隸較多的工資，這樣做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人又是怎樣使自己的勞動外化、異化的？這種異化是怎樣發展引起的？對此，馬克思說問題的新的提法本身就包含問題的解決方法。因為在談到私有財產時，人們總是認為私有財產總要涉及人之外的東西；而提到勞動時，則認為直接關乎到人本身。勞動者想要爭取不平等的地位只能通過徹底消除異化的形式，才能真正成為自由、平等的人。勞動作為“人的自由活動”和“財富的源泉”［2］(P72)不僅很少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而且，一切關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如國家權力、法、道德、宗教、文化以及意識形態都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切。［2］(P257)

　　四、結語

　　蒲魯東和馬克思都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框架中思考關于解決工人貧困和實現平等諸多重大問題，在馬克思成熟期的著作中，勞動是他主要研究和思考的問題，在與蒲魯東和蒲魯東主義者的論戰中，勞動理論更是成為馬克思思想形成過程中的主要理論基礎，因而勞動是蒲魯東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對馬克思產生極大影響的一個重要概念。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近幾年來，時局維艱。大疫影響，盡人皆知。妖魔鬼怪，暗中作祟。如今，我們迫不得已向大家提出不情之請。因為網站處境十分艱難，經費缺口壓力很大，現向廣大熱心紅友進行募捐，懇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幫助，以期能夠緩解壓力，度過艱難時期。

　　有人勸我們放棄陣地，不要再辦下去了，我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再難，也要堅守！我們的信念來自于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來自于對勞動人民的熱愛。上甘嶺陣地上的志愿軍戰士，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可以因戰斗而犧牲，但是絕不可以因困難而放棄。

　　當年捍衛國有資產抵制私有化的通鋼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吳敬堂師傅和革命前輩鄧力群、魏巍、馬賓、張全景、衛建林、李際均、李成瑞、林伯野、陶魯笳、秦仲達、楊德明、武光、孫永仁、劉實、韓西雅、李新中及人民知識分子吳易風、周新城、錢昌明、艾躍進、曹征路……他們留下的遺愿和囑托，我們永遠銘記在心，始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我們珍惜每一分力量，信任和支援將激勵我們更好地堅持前行，盡力做出新的貢獻。

　　接收捐款的賬戶：

　　（1）烏有之鄉網站微信號：wyzxwk101；

　　（2）烏有之鄉網站站長范景剛微信號：F13910426398.（也可以直接用手機號搜索）

　　（3）支付寶賬號：13910426398

　　（4）中國工商銀行卡（帳）號：6215 5902 0001 1314 820.（戶主姓名：范二軍）

　　每筆捐款都請留言備注捐款人姓名和聯系電話，以便我們在可能的時候聯系回饋。

　　感謝大家一路走來所給以的熱愛、信任和支持！

　　烏有之鄉網站（WYZXWK.COM）

　　站長：范景剛（13910426398）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