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環保:可持續發展的另一個維度

　　精神環保:可持續發展的另一個維度

　　王世榮

　　（政治學教授  文化復興叢書主編）

　　摘要：可持續發展是基于人類無限發展的需要與自然資源的有限性這一現實矛盾而提出的戰略思想。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強生態環保，這已成為全人類的共識。然而，生態危機只是問題的表層，精神危機才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原因。

　　人類的悲哀就在于其本身是大自然之子，卻又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征服和主宰自然，表明人類狂妄與無知，應當敬畏自然、回歸自然，才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全人類的生存困境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一個是生態問題，一個是心態問題，而心態決定生態，人類貪婪的欲望才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精神環保與生態環保是可持續發展的兩翼。

　　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尊重自然的固有價值等生態倫理思想，為精神環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毛澤東指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為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

　　可持續發展是基于人類無限發展的需要與自然資源的有限性這一現實矛盾而提出的戰略思想。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強生態環保，這已成為全人類的共識。然而，生態危機只是問題的表層，精神危機才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原因。倡導“精神環保”的新理念，對于深化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建設生態文明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提出精神環保的理念，是依據科學發展觀所作的理論探索，是對新形勢下精神文明概念的拓展和深化

　　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提出，并不是人們的先見之明，也不只是一種哲學思辨，而是近代以來人類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遇到空前危機和挑戰的產物。從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來看，人類首先意識到的是生態環保的重要性。隨著近代大工業和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尤其是20世紀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和利用導致了嚴重的資源匱乏和生態破壞，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了空前的威脅和挑戰。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認識到，生態環境的破壞只是現象，人類的精神危機才是問題的根源。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從禁欲主義走入縱欲主義，人類的各種欲望無限膨脹，這才是破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妨礙可持續發展的根源。因此，我們亟需一場全人類范圍的精神環保運動。

　　精神環保是針對人類從價值觀和發展模式，到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嚴重精神危機，而提出的精神環境的保護問題。通過精神環保，可以幫助我們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縱欲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泥潭，放棄人類是大自然的主宰、人類只有肆意的改造自然才能獲得進步和發展的片面發展觀;通過精神環保，可以幫助我們建立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發展理念，回歸自然、簡單、純樸的生活方式，重建社會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涉及科學、教育、文化、道德、風尚、信仰等整個精神領域。過去，我們研究精神文明，主要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而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關注不夠，也忽視了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對于發展理念的影響。精神環保的理念是依據科學發展觀所作的理論探索，是對新形勢下精神文明概念的拓展和深化。從社會文明的層面上看，可持續發展問題涉及和要求的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與生態文明之間的協調發展。因此，加強精神環境保護，促進精神文明建設，既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動力和標準，沒有精神環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態文明和人類全面持久的發展與進步。精神環保是可持續發展的應有之義。

　　（二）人類的悲哀就在于其本身是大自然之子，卻又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

　　精神環保是建立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理性思考和重新定位基礎之上的。人類的早年由于科學不發達，生產力落后，在大自然面前往往無能為力，便產生了對自然界神奇力量的敬畏和崇拜，原始宗教就是“自然崇拜”的產物。中國古代的“天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則是當時經濟條件下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概括。

　　近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在西方掀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提倡人性，反對神權;弘揚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反對禁欲主義;提倡功利主義和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理念，推動了人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榮，也推動了社會變革和人類進步。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成為人類的主要口號，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命題，表明了人類在征服世界方面的自信和勇氣。科學技術使人類的本質力量和主體能動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創造出空前的社會財富，人類在征服自然方面好像達到了隨心所欲、心想事成的“境界”。但是另一方面，自然界也無情地報復了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自然資源的匱乏使人類的發展遇到了空前挑戰，人類不得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提出質疑。

　　人類的良知和理性要求我們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人類近代以來的所作所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就是人類理性自覺的集中體現。而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揚棄人類中心主義理念，代之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理念。我們必須驚醒:人類的悲哀就在于其本身是大自然之子，卻又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征服和主宰自然，表明人類狂妄與無知，應當敬畏自然、回歸自然，才是人類唯一的出路。這是人類付出慘痛代價后，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獲得的自省意識。

　　在我們思考近現代人類生存現狀的時候，必須承認，與古人相比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人們可以享受到現代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生活便捷與舒適。因此，追求現代化和生活質量成為各個國家發展的不竭動力。但是功利主義、享樂主義、極端主義、拜金主義也隨之發展起來，唯意志論和工具理性張揚，造成了人性的畸形發展。馬爾庫塞所講的“單面人”就是因為人受到“物”的擠壓而異化的結果。人的肉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人的精神和靈魂卻無法安放。面對這種精神文化的失衡狀態，許多哲人、詩人都開出了各種各樣的救世良方。海德格爾所謂的“詩意的棲居”，就是一種詩性化的生存理念。因此，所謂“生態”問題，所要處理的遠不僅僅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包括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神(天)的關系，簡言之，還須將精神文化生態問題涵蓋其中［1］。

　　精神環保理念就是要求人類直面自身的精神處境，對人類精神生活進行反思，對人類的生存現狀進行重新審視:難道享樂就是幸福?縱欲就是瀟灑?我行我素就是自由?現代人與古代人相比是幸福多一些呢，還是痛苦多一些?現代人為什么難有古人享受田園生活、欣賞大自然的那份心境和審美情趣?現代人仿佛是上了發條的時鐘，不停地奔波，然而沒有目的、沒有終點，也不知道為了什么。人類必須清醒了，人們必須反省自己的生存境況和生活方式，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園，在追求真善美中樹立起人類的自尊，善待自己、善待地球、善待自然，用身心和諧、社會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取代征服、掠奪和暴力，用忠誠的信仰和善良的意志鑄起一道精神環保的萬里長城。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尊重自然的固有價值等生態倫理思想，為精神環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尊重自然的固有價值和敬畏生命的實踐取向等生態倫理思想，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精神環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中國古代生態環境保護思想源起先秦，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對于后世生態保護法律法規的制定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有著重要影響。”［2］“中國傳統生態倫理的基本精神與最高境界即為‘天一合一’。《周易》中就已明確提出了天與人協調的思想，并將其表述為天、地、人的‘三才之道’，這種思想被后世不同哲學流派宣揚和詮釋。‘天人合一’思想構成了中國傳統生態倫理精神的核心，它的確立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態環境，同時也規范了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3］在中國古代哲人看來，整個宇宙是一個流衍創生的系統。“中國古代先哲們以直接的生存經驗為基礎，通過對生物共同體的有機秩序和流變的自然節律的體悟，具體地把握了自然界與人類生存的有機聯系，不僅把先于人類產生的天地萬物當成可利用的生活資源，也把它們當成一體相關的生命根源，將天道與人道貫通于一體。”［4］

　　老子認為，天地萬物是“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道德經》五十章）“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道德經》七章）。因此，人類在對待萬物時，應有正確的態度:“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道德經》五十一章）“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愛養萬物而不為主。”(《道德經》三十四章)

　　莊子繼承和發揚了老子“愛養萬物”、“為天下渾其心”的思想理念，將“尊生”置于重要地位，并提出了“達生”、“遂生”、“養生”等命題，他認為“物得以生，謂之德”，“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莊子·天地》)他還指出:“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莊子·讓王》)”

　　除了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以外，儒家也有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孔子倡導的“仁”不僅體現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上，而且也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正是出于“仁民愛物”的道德心態，孔子及其儒家將“取用有節，物盡其用”作為國計民生的根本，反對竭澤而漁、網盡生靈的極端做法。《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固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在孔子及其儒家看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大戴禮記·祭義》）。儒家還有“釣而不網，弋不射宿”，“不時不食”等思想，這些思想和主張，都是強調以仁愛之心對待生靈萬物。

　　孟子主張“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這其中也包含著仁愛萬物的思想。荀子也主張在生產和生活中要取之有時，用之有度，他指出:“君者，善群也，群道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在孟子看來，有道的君主應當重視人與其它生物群的和諧關系，并切實地保護它們。

　　后期儒家依然主張熱愛、尊重和保護自然，遵奉敬畏生命的實踐取向。如程顥所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遺書》)，王陽明也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其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成物而為一也。”（《大學問》）

　　除了道家、儒家外，反映中國古代生態觀念的還有佛教以及其他原始宗教等，這些宗教教義中的箴規戒律、情感體驗、倫理規范也通過各個族群的生活方式傳遞、演繹為與生態保護相關的心理結構、思想定勢、價值取用和行為方式，也具有廣泛深遠的影響［5］。中國古代的這些生態倫理思想，對今天人類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精神保護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四）全人類的生存困境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一個是生態問題，一個是心態問題，而心態決定生態

　　全人類的生存困境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一個是生態問題，一個是心態問題，而心態決定生態，人類貪婪的欲望才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精神環保與生態環保是可持續發展的兩翼。關于生態環保目前已經有了很多研究成果和具體措施。但是精神環保的理念才剛剛提出，人們還有一個逐步認識和接受的過程。我們之所以提出精神環保的理念，就是為了讓人們認識到，僅僅從生態環保的角度思考可持續發展問題是一個理論誤區，而且是僅僅認識到事物的現象，只有從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和心態等方面綜合認識可持續發展問題，尤其是從人類精神生活，從價值觀的深度來認識人類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才能把握問題的實質。

　　生態問題的根源是人類的精神生活出現了危機，是人類的狂妄自大和縱欲主義導致了行為失范。要解決生態危機，人類首先要反省自身的精神生活，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為子孫后代負責，為人類生活的家園———地球和大自然負責。中國古代哲學家張載提出的“民胞物與”的倫理思想，應該成為21世紀人類共同的道德理想。我們一方面要講競爭、講奮斗，追求幸福;同時也要講協作，珍視友情，追求和諧。一方面要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同時要善待自然，保護自然，服從自然。我們必須從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子語錄中》)的高度認識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認識精神環保的重要性，認識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如果將人和自然視為對立面，缺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意識，缺乏自然本位價值意識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意識，那么人類征服自然的結果，最終只能是落得一個玉石俱焚的下場，卡遜夫人在《寂靜的春天》中所描寫的悲觀主義情景將會變成現實［6］。

　　人類之所以是萬物之靈，就是因為人類有理性，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有自省意識和責任意識，能預見行為的后果。人類不斷地進步也是因為人類能夠不斷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人類的精神并沒有完全墮落，而是希望自我拯救，使人類擺脫于精神誤導的深淵。精神環保理念的提出，有助于人們從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重視自身的精神處境，重視其信仰、道德、情感、理想，傾聽人類心靈的呼喚，把人文關懷變成全人類的共識，使和諧的種子撒滿人類的精神家園。

　　中華民族具有人文化成的創造精神，剛柔相濟的辯證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厚德載物的道德精神，和而不同的會通精神，經世致用的責任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7］。這些人文精神與西方推崇科學和民主的理性主義人文精神相結合，就能夠創造出適應時代需要的嶄新的精神文化。中西文化走向融合是21世紀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趨勢，這就是改造論與和諧論的統一，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的統一，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統一以及真善美的統一。［8］

　　我國政府提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與建構和諧社會，就是在可持續發展問題上尋求新的思路，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戰略思想。只有把精神環保理念提高到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高度，像重視生態環保一樣重視精神資源的保護和精神資源的開發，重視解決現代人類的精神處境和精神生活問題，并用新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來建構發展戰略，才能從根本上緩解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同時，只有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社會諸領域協調發展，才會有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人類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毛澤東指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為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

　　參考文獻:

　　［1］張明倉：《當代中國意志論研究:進展與問題》，《哲學研究》2001年第2期。

　　［2］李金玉：《周代生態環保思想的歷史文化淵源》，《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3］［4］郝美田：《中國傳統生態倫理精神與低碳旅游合理性之構建》，《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5］郭洪紀：《儒家生命觀與當代生態價值之重構》，《蘭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6］參見［美］卡遜：《寂靜的春天》，呂瑞蘭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參見張豈之：《中華人文精神》，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8］王世榮：《略論21世紀人類文化的基本走向》，《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刊載于《齊魯學刊》2012年第1期，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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