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對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探討逐漸成為學界所共同關注的重點問題。“現今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巨大的社會政治生活變遷，迫切需要正義理論的說明和引導，特別是需要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正義理論。”[1]但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建構其政治哲學及正義理論的方式與羅爾斯等當代政治哲學家的理論建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馬克思的正義理論是蘊含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體系之中的。因此，要想找到馬克思的正義理論，我們就必須進入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中去，通過對馬克思的經典文本的解讀與闡釋來澄清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應有內涵。
如果說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應有內涵是尚待被澄清的，那么在解讀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具體細節之前，我們就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前提性的問題：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研究主題是什么？也就是說，一種合理形態的馬克正義理論的主題究竟應該是什么？分配正義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主要研究主題，但在馬克思這里，以生產正義為研究主題似乎更具合理性。至少從形式上來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本質揭示的主要特點就體現在，他不是停留在分配、交換等領域，而是深入到生產領域中去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秘密，并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規律，因此一種馬克思的正義理論也應該是涉入生產領域，而不是僅僅關注分配領域的，這就意味著對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建構應該以生產正義觀念為主題。那么，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研究主題究竟應該是什么？我們究竟應該將馬克思的正義理論解讀為分配正義理論還是生產正義理論？這就成為需要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問題。
為了解決這一理論問題，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將首先探討生產正義觀念的主要內容，以及生產正義對分配正義觀念的反駁與批判。在第二部分中，本文將從分配正義的視角回應來自生產正義的批判，并試圖證明生產正義事實上無法駁倒分配正義觀念，也無法解決分配正義的問題。在第三部分中，本文將對生產資料分配與消費資料分配這兩個概念進行辨析，并證明馬克思的分配正義思想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的分配的基礎上的。在第四部分中，本文將指明：以生產資料分配為關注對象的分配正義概念事實上能夠包容生產正義所要強調的理論內容，因而我們可以合理地將馬克思正義理論理解為一種容納生產正義的分配正義理論。
一、生產正義觀念的核心內容
生產正義觀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揭示密切相關。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的重要區別就在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僅僅停留在分配和交換的領域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規律，而馬克思則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事實上隱藏在生產領域中，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深入到了生產領域中去。
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面對的事實是：在經濟領域中，商品的價格，包括勞動這種特殊的商品的價格，是在不斷的運動變化中的。“當經濟學作為科學出現的時候，它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找出隱藏在這種表面支配著商品價格的偶然情況后面，而實際上卻在支配著這種偶然情況本身的規律。”[2]古典政治經濟學試圖發現決定商品的價格變化的內在規律，也就是要找到存在于價格背后的、作為價格的決定因素的價值。古典政治經濟學將勞動視為價值的唯一源泉，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勞動價值論，即“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為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的”[3]。在這里，古典政治經濟學遭遇了一個難以解決的理論困難，即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勞動本身也成為了一種商品，那么如何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勞動本身的價值呢？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沒有像馬克思一樣進一步深入研究勞動本身并發現勞動力概念，而是通過假定、偷換的方式，將勞動本身的價值直接等同于把勞動的載體即勞動者不斷生產出來所需要的生產費用。這就形成了關于勞動的自然價格的概念，即“勞動的自然價格是讓勞動者大體上能夠生活下去并不增不減地延續其后裔所必需的價格”[4]。這些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費的商品的價值是能夠通過勞動價值論來確定的，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就能夠清楚地確定商品和勞動的價值了，唯一需要被關注和加以研究的問題就只剩下價格為何會圍繞價值而上下波動了。所以，古典政治經濟學不關注生產領域本身，而是關注分配和交換領域中的規律。
馬克思則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發現，雖然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中，我們也能發現市場與商品交換關系，因而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它們是人類社會的永恒性組成要素，對分配和交換領域中規律的分析將適用于全部人類社會形態，但馬克思指出，“比較簡單的范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充分發展恰恰只能屬于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范疇在一個比較不發展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分的發展。”[5]雖然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通過市場所進行的商品交換已經存在，但在這里，這些概念的內涵與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內涵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交換遵循W—G—W的規律而進行，人們出賣商品以獲得貨幣，這些貨幣最終被用來購買其他商品。人們從事商品交換的最終目的在于“為買而賣”，即為了享受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出賣自己所擁有的商品，在這里貨幣僅僅作為不同使用價值之間的交換中介而存在。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W—G—W的商品交換規律被顛倒為G—W—G’的交換規律，人們出賣商品不再是為了享受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追求G——價值本身，而且是增殖以后的G’，即價值的增殖。這樣就形成了資本增殖的邏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成資本的增殖，從而服務于資本的邏輯。因此，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于對分配和交換領域的規律的研究，而是應該進一步深入揭示資本的邏輯的秘密。
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馬克思通過區分勞動與勞動力概念，將對資本主義規律的研究推進到了生產領域。在G—W—G’的運動過程中，資本要想實現自我增殖，實現從G增長為G’，就必須找到一種特殊的商品W，對它的消費本身就能創造價值，這樣G—W—G’的運動過程才能夠完成。在這里，勞動力構成了這種最為特殊的商品，工人“就不是出賣勞動，而是為了獲得一定的報酬讓資本家在一定的時間內或為完成一定的工作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他出租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6]。勞動力作為一種最為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對勞動力的消費本身就能產生價值，而這一過程是在生產領域中完成的。這樣，馬克思就把對生產領域的考察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我們將目光集中于勞動力的買賣時，“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7]。資本家在購買工人的勞動力的時候遵循的是等價交換原則，因此看上去資本家并沒有剝削工人的價值。但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對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即生產領域時，我們就會發現，“勞動力的使用就是勞動本身。勞動力的買者消費勞動力，就是叫勞動力的賣者勞動。”[8]根據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因而在資本家支配工人進行勞動的過程中，工人的勞動實際上創造出了新的價值。資本家沒有將這些新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交還給工人，而是將其據為己有了，這樣，資本家就剝削了工人的剩余價值。因此，即便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時所遵循的是等價交換原則，但只要資本家在生產領域中消費了勞動力，資本家實際上就剝削了工人的剩余價值。通過這一分析馬克思證明，交換領域中的平等關系不妨礙資本家在生產領域中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
如果從正義的角度來看待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那么很顯然，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非正義和不平等只能發生在分配和交換領域，因為在生產領域中，一切商品，包括勞動的價值都是清楚的，資本家支配工人進行勞動，同時也給付了工人相應的勞動的價值，只要這一過程遵循等價交換原則，那么這里就不存在什么非正義和不平等的情況。正義理論顯然只能是分配正義理論，因為不平等只能出現在分配和交換領域，即工人與資本家間的交易沒有遵循等價交換原則的時候，或是工資過低，或是商品價格過高，只有在這些情況下，才存在不平等和非正義。因此，只要沒有違反等價交換原則，資本家的獲利就是完全正義而合理的，“資產階級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都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與勞動的交換關系帶來的資本增殖，是完全符合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的，資本增殖是資本自身之應得，因而是一種普遍的、超歷史的‘天然正義’”[9]。事實上，亞當斯密就是以交換關系的平等與否來考慮正義問題的。斯密指出，在商業和制造業并不發達的封建時代，“土地生產物，除了維持耕者，有余之大部分，必因無物可以交換之故，而毫無所謂的，在國內，由地主施給人們消費”[10]。這些無處可用之物往往就被領主們用來維持大量的奴仆和佃農，在這里，奴仆和佃農獲得領主的物資的方式并不是等價交換，而是乞求領主的慷慨與施舍。領主的慷慨“表面上是一種利他主義的事件，潛藏著的則是依從，蔑視和從屬”[11]。因此，在商業和制造業并不發達的封建時代，這些被供養的奴仆與領主間的交換關系實際上是不平等的交換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大領主對于其佃農家奴，必然有一種駕馭的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封建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他們有統率境內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權力，故在境內，居然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12]因此，在斯密看來，并不是封建法律規定了等級制和領主的權威，而是商業與市場不發達的社會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平等的交換關系賦予了領主以統治權。
與之相對應的，在斯密看來，市場交換關系則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系，“斯密將市場關系描述為平等主義的：交換各方在互相交往時根據的是平等的權威，尊重和地位”[13]。正如斯密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宰業者、釀酒業者、面包業者的恩惠，而僅僅是出自他們自己的利益的顧慮，我們不要求助于他們的愛他心，只要求助于他們的自愛心。我們不要向他們說我們必須，只說他們有利。”[14]在這里，沒有人乞求他人的恩惠，雙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雙方都將對方的利益視作與自己的利益一樣加以尊重，并以之為基礎進行交換。因此，市場交換關系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系，而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自然就成為了天然的平等、正義的社會。
而從馬克思的角度來看的話，正義必然要與生產聯系起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交易、資本所獲得的自我增殖，即便是遵循了等價交換原則，其結果依然是不正義的。因為雖然資本家沒有在分配和交換領域中通過不平等的交換關系來占有工人的價值，但在生產領域中，資本家顯然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價值。因此，即使遵循了資本主義正義原則，資本家的獲利、資本的增殖也絕非是正義的，在其中存在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而只有在生產領域中實現了正義，才意味著正義的真正實現。這里的關鍵點不在于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交易是否遵循等價交換原則，而是在于，雇傭勞動關系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本性社會關系賦予了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的可能性，這種雇傭勞動關系本身就是成問題的，只要雇傭勞動關系存在，資本家就能夠通過給付一定量的價值來支配工人的生產，并從中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更進一步來看的話，雇傭勞動關系的存在有賴于資本主義私有制，雇傭勞動關系要想成立，并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關系，就需要資本能夠“一方面能買到勞動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貨幣從已經自由的工人那里換到活勞動本身”。[15]所以，只要雇傭勞動關系與資本主義私有制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未得到根本變革，正義就無從實現。而只有揚棄了雇傭勞動關系，揚棄私有制，“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16]，才能真正實現正義。這構成了生產正義概念的核心內容。
因此，從生產正義的角度來看，只有生產領域的根本變革才能導向正義的真正實現，任何在分配領域中謀求實現正義的嘗試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都只能導向一種資本主義的正義理論。“資本主義的正義理論相容于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雇傭勞動制，它只是試圖在采納私有財產權的同時消除相應的不平等，而馬克思的正義理論更加激進，他認為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雇傭勞動在本質上就是不正義的。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勞動契約雖然有其形式正義性，但這種正義付諸現實時工人就感到明顯的實質不公平。”[17]任何分配正義理論都只能是調整生產的結果，而無法撼動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基性地位，它只能作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容的資本主義的正義理論而存在。因此，生產正義的觀念直接就包含著對分配正義觀念的批判，這也就意味著，一種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的合理主題必然包含著生產正義。
綜上，生產正義觀念的核心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正義的根源在于生產領域，在于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如果不實現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揚棄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實現建立在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基礎上的所有制，正義就無法得到徹底實現。以這一觀點為基礎，生產正義反對分配正義概念，在生產正義的角度看來，分配正義“集中于分配而忽視了生產，沒有看到前者依賴于后者”[18]。分配正義只意味著對產品的調節，而無法進入到生產領域中去，因此這種正義觀只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不正義的微調，而不能實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從而也無法真正實現正義。
二、分配正義對生產正義
的回應
生產正義觀念從多個角度論證了自身的合理性，并相應地批判了分配正義觀念的片面性與局限性，這似乎證明生產正義觀念優于分配正義概念，我們應該以生產正義為主題來詮釋馬克思的正義理論，而不是以分配正義為主題來詮釋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然而通過接下來的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生產正義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自身的能力，生產正義的批判并不能完全駁倒分配正義，同時生產正義觀念自身也是需要接受審視和反思的。
首先，生產正義批判分配正義的一個重要理由就在于，僅僅對于分配結果進行調節是無法解決由生產關系所引發的非正義問題的。而事實上，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支持分配正義觀念的政治哲學家們并不會被這一批評所擊倒，“我們必須對生產進行改造，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改造生產中的關系。對羅爾斯來說，這種批評沒有擊中要害，因為羅爾斯的觀點并不是一種配給正義。它并不是從一個固定的商品份額出發，并追問如何對它們進行分配。”[19]這里的關鍵點在于，羅爾斯式的分配正義觀念實際上對分配正義和配給正義進行過區分。配給正義所關注的內容是如何對生產過程所創造出的確定成果進行分配，在這一意義上，來自生產正義的批判顯然是成立的，因為這種配給正義觀念無法進入到生產領域中去，而只能等待生產過程所輸出的結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分配正義不同于配給正義。分配正義所關注的并不是這種對確定產品進行分配的具體情況，分配正義所關心的是社會基本結構。“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中，分配正義的問題永遠是這樣的：基本結構的制度作為一種統一的制度體系應該如何加以規范，以使一種公平的、有效的和富有生產力的社會合作體系能夠得以持續維持、世代相繼？與其相對照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如何將一批既定的商品在眾多個人中間進行分配或配給，而我們知道這些人具有不同的需要、欲望和偏愛，但他們在生產這些商品時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這第二種問題是配給正義的問題。”[20]因此，來自生產正義的批判實際上所指向的并不是分配正義，而是配給正義。而與之相應的，生產正義將問題歸結為雇傭勞動關系以及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二者實際上都屬于社會基本結構的范疇，“羅爾斯的分配正義說到底是一種社會制度的選擇問題，而一種社會制度的選擇，最初的體現就是對生產資料的分配問題，這也是我們說羅爾斯的分配正義中天然就包含著生產資料、所有權等要素的原因所在。”③[21]因此以社會基本結構為對象的分配正義實際上是能夠對生產正義所提出的挑戰給予恰當的回應的。
其次，我們必須考慮到，分配正義有自己所要解決的獨特問題，如果生產正義要證明自己比分配正義更適合作為正義理論的主題，它就必須證明自己可以合理地解決或超越分配正義所要解決的特殊問題。分配正義所思考的問題是有其現實背景的，即資源的有限性和人的需要之間的矛盾。[22]而只有通過分工與協作，人類才能克服這些困難，生存下去，所以，人類需要形成社會。但問題在于，即便人們通過分工與協作的方式團結起來，自然所提供的以及人們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也難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從另一角度來說，在休謨看來，“人類所有的福利共有三種：一是我們內心的滿意；二是我們身體的外表的優點；三是對我們憑勤勞和幸運而獲得的所有物的享用”[23]。這三種福利各有不同特點，內心的滿意是屬于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我們都能確保享有這種福利。身體的外表優點不及內心的滿意穩定，因為別人是能夠破壞它的，但是這種破壞并不會為破壞者帶來任何利益，因此對前兩種福利的享用大體上是相對安全和穩定的，人們不易產生糾紛。而第三種福利則不同，事實上這種福利所指的就是用以滿足人的需求的自然資源與勞動產品。這些所有物是可以轉移的，它既可以通過公正合法的手段進行轉讓，也可以被暴力奪走，無論轉移是如何實現的，它都能滿足新的所有者的需要，因而占有更多的所有物對新的所有者是有利的。正是在這里，正義的問題出現了，只有通過某種恰當的方式來安排人們對所有物的享用，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與安寧，而這種恰當的方式就是正義。所以休謨認為，“正義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為滿足人類需要所準備的稀少的供應。”[24]自然資源總是匱乏的，以至于并不是所有人的所有需要都能夠得到滿足，只有某些人的某些需要能夠得到滿足，而這些得到滿足的人又是極大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的，他們不愿意將自己的所有物分享出來，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存在正義問題。如果自然資源是無限豐富的，以至于每個人都能毫無阻礙地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或者每個人都是天生慷慨的，以至于每個人都樂于犧牲自己而滿足他人的需要，那么正義的問題就都不會存在了。
羅爾斯更進一步擴展了休謨對人類社會的分析，他將這種正義的先決條件稱為“正義的環境”。“我常常強調客觀環境中的中等匱乏，強調主觀環境中的利益沖突。這樣，一個人可以扼要地說，只要人們對中等匱乏條件下社會利益的劃分提出了互相沖突的要求，正義的環境就算達到了。”[25]人類社會總是面對著中等程度的匱乏，以致于所有人的全部需要無法被同時完全滿足，這就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總是充斥著利益沖突，“如此就需要有一些原則來指導人們在決定利益劃分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安排中進行選擇，并簽署一份有關恰當的分配份額的協議。這些要求界定了正義的作用”[26]。這就是分配正義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那么，生產正義觀點將如何處理分配正義問題呢？首先，傳統馬克思主義將會把社會問題的解決訴諸物質的極大豐富，這是一種消解正義的環境的思路，無論是在休謨那里，還是在羅爾斯那里，他們都認為自然資源的匱乏是導致正義問題產生的核心要素，而在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里，匱乏不再是困擾著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分配自然也就不再成為問題了。針對這一點，很多學者已經指出，物質極大豐富這一假設似乎是不可實現的，因此訴諸物質極大豐富這一觀點實際上并不是解決正義問題，而是繞過、逃避正義問題，正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把物質的高度富足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這是與馬克思主義者不愿意與某些資產階級的根本價值觀徹底決裂有聯系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技術麻醉劑’是一種規避正義問題的手段，但是，對于任何想把馬克思主義傳統發揚光大的人來說，現在都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對正義問題避而不談。”[27]事實上，這就導向了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即相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最終也都將通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得到解決。這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
其次，即使我們接受物質極大豐富這一概念，認為在未來的某個時代，人類社會可以實現物質的極大豐富，并承認正義的環境的取消也可以被視作是對正義問題的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從物質匱乏的今天，到物質極大豐富的未來社會，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毫無疑問應該是生產力的極大發展。而如果生產正義觀念將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私有制視為阻礙正義實現的最重要因素的話，那么生產正義觀念就必須證明，破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能夠最大限度地推進生產力的發展，從而解決正義問題。而反過來，根據馬克思的判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28]這也就意味著，生產正義的實現，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揚棄，要有賴于生產力的發展，以至于原有的生產方式無法容納其內容了。事實上，這就形成了一種生產正義的循環論證，生產正義的實現將最大限度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正義的實現又依賴于生產力的發展。從另一角度而言，這種解決方案實際上就成為了羅爾斯所指認的“不完善的程序正義”，“不完善的程序正義的基本標志是：盡管有一種判斷正確結果的獨立標準，卻沒有可以保證達到它的程序”[29]。我們知道分配正義問題被揚棄的終極條件，但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在實踐上，這就會導向等待革命發生的消極態度，這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因此，生產正義既沒有合理地駁倒分配正義，也無法恰當地解決分配正義問題。
三、生產資料的分配與消費
資料的分配
生產正義并不足以駁倒分配正義。使分配正義問題產生的“正義的環境”有可能會長期困擾人類社會，因而分配正義問題并不能得到合理地消解，而即便承認物質極大豐富的可能性，生產正義作為一種不完善的程序正義，也并不能證明自身是關于正義問題的最優觀點。因此，這似乎預示著我們，應該遵循分配正義的思路，以分配正義為研究主題來詮釋馬克思的正義理論。而在進行這一理論嘗試之前，我們必須澄清一個前提性的理論問題，即首先澄清馬克思對分配問題的基本看法，以及馬克思的分配正義理論的基本內涵。
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構成了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環節，傳統經濟學觀點認為，“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他想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30]根據這種觀點，生產是經濟活動的開端，產品是由生產活動創造出來的。消費是經濟活動的終點，由生產活動所創造出來的產品，最終被人們所消費，從而徹底退出經濟領域。分配和交換則構成了處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中間環節，一方面，用于分配和交換的產品是從生產領域中來的，另一方面，產品經過分配和交換過程，最終走向其生命的終點——消費。在這種觀點看來，一方面，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領域是相互獨立的，每一領域都有自己的獨特規律，各個領域僅僅因產品的流動而聯系起來。也就是說，生產領域與分配領域的關系僅僅在于，生產領域創造了用以分配的產品，而生產領域中的獨特規律并不會影響分配領域中的分配方式。另一方面，這構成了一種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之間的線性關系，從生產經由分配、交換而達到消費體現為一個線性過程，其順序是不可逆的。
從這種線性的觀點出發我們就會發現，如果說生產構成了經濟活動的開端，消費構成了經濟活動的終點，由開端出發經由中間環節而達到終點的過程本身又是不可逆的話，那么對于分配這一環節本身來說，其位置和內容就都是永遠確定、不可更改的。分配只能處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它既不能發生在生產之前，也不能發生在消費之后；用于分配的產品，也就是分配的內容，永遠只能是生產的成果，同時也是消費的對象。因此，在這種從生產到消費的線性關系中，分配的對象只能是消費資料，這些資料不再進入生產過程，而是會在消費活動中被最終消耗掉。在這里就形成了消費資料的分配概念，如果從思想內涵的角度來說，這種消費資料的分配概念實際上與羅爾斯語境中的配給概念是相通的，二者都是對不再進入生產過程的產品的分配。
馬克思則對這種生產到消費的線性關系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絕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起點與終點的關系。一方面，生產活動并不是憑空進行的，生產活動不僅要消費人的勞動能力，而且要消費、消耗掉生產資料，從這一角度來說，“生產行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來說也是消費行為”[31]。另一方面，消費也并不代表事物的憑空消失，任何方式的消費、任何產品的消耗，都會生產出新的結果。因此，“可見，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32]。生產與分配、交換的關系也與此類似。這樣，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環節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嚴格的線性關系，也不再是互相孤立的獨立環節，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33]
從這種辯證關系的觀點出發再來審視分配這一環節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傳統經濟學觀點對生產與分配的關系的理解是片面的。在線性關系中，分配只能是對消費資料的分配、對產品的分配，但在辯證關系中，“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這是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34]這也就意味著，分配不僅可以是對消費資料的分配，而且可以是對生產資料的分配。當分配是對生產資料的分配時，實際上這種分配將影響生產本身的結構及生產方式，而消費資料的分配則只是生產資料的分配影響下的生產本身結構的結果。在這里，一種不同于消費資料的分配的新分配概念“生產資料的分配概念”就形成了。分配不僅能夠是對生產的結果“消費資料”的分配，而且也能夠是對生產的前提“生產資料”的分配。
在區分消費資料的分配和生產資料的分配之后我們就會發現，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反對分配正義及“公平的分配”原則時，事實上他所反對的是以消費資料的分配為基礎的分配正義觀念。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以及拉薩爾等理論家在談論分配問題的時候，實際上他們所討論的是消費資料的分配問題，而當他們討論分配正義問題的時候，他們所討論的實際上也就是消費資料的分配正義。這種消費資料的分配正義觀念要求“公平地分配”勞動產品，但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35]。消費資料的分配與生產領域不是相互孤立的，生產方式首先決定了消費資料的分配的基本方式，因而即便按照所謂的公平的原則對消費資料進行分配的話，實際上也不過是在生產方式所給定的框架里進行微調，“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36]。與此同時，根據馬克思所揭示的生產與分配之間的辯證關系，對分配領域的調整確實可能影響生產領域，但由于在這里所關注的只是消費資料的分配，而在消費資料的分配概念中，消費資料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再回到生產領域中去的。因此，這種以消費資料的分配為基礎的分配正義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撼動生產領域從而真正實現平等的，它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框架下實現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平等。
馬克思的分配正義觀念則突破了消費資料的分配的狹隘視域，馬克思指出，人們往往會用一種非歷史性的觀點來看待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人們談到這種分配關系，指的是對產品中歸個人消費的部分的各種索取權”。但如果從生產與分配的辯證關系的角度出發我們就會發現，事實上分配關系“是在生產關系本身內部由生產關系的一定當事人在同直接生產者的對立中所執行的那些特殊社會職能的基礎。這種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會的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37]。在這里，無論是生產關系還是分配關系，都是具有歷史性的關系。一方面，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從而分配關系本身不是超歷史的、永恒的、絕對的；另一方面，通過生產資料的分配，分配關系反過來將決定“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這樣，生產關系也絕不是超歷史的、永恒的、絕對的。事實上，只要意識到了生產與分配之間的辯證關系，意識到分配不僅僅可以是對消費資料的分配，而且可以是對生產資料的分配，我們就會意識到“分配關系本質上和這些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樣的歷史的暫時的性質”。[38]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的分配正義觀念絕不僅僅關注消費資料的分配的分配正義，它更關注生產資料的分配的分配正義。馬克思所希望的是在生產資料的分配過程中實現公平、正義，從而消滅剝削、奴役和壓迫。
四、容納生產正義的分配正義
在澄清了消費資料的分配與生產資料的分配的區別，并明確了馬克思對分配問題的看法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的分配概念的基礎上之后，我們就能夠開始合理地探討生產正義與這種馬克思的分配正義的關系問題了。生產正義所揭示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非正義是隱含在生產領域中的，而資本主義又會用分配和交換領域中的平等形式來掩蓋這種不平等，從而產生正義的假象。“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39]所以只要不進入生產領域，實現對生產關系的根本性變革，資本家與工人間的剝削關系就始終存在。而且更進一步來說，當工人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以換取生活資料的時候，資本家事實上同時也獲得了對工人的勞動能力，即對工人的生命活動本身的支配權。從這一角度來說，雇傭勞動關系所造成的非正義不僅僅局限于資本家對工人的產品的剝削，而且進一步體現在資本家對工人的不平等的、奴役性的社會關系之中。一旦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領域，“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40]這同時也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的關系主義流派所著重強調的，在關系主義者看來，
“平等主義正義的恰當的消極目標并不是從人類事務中消除不合理的運氣的影響，而是要終結明顯的由社會所強加的壓迫；它的恰當的積極目標不是去確保每個人都獲得了他們的道德應得，而是去創造一個每個人都與他人處在平等的社會關系中的共同體”[41]。所以，要想真正實現正義，就不僅要消除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而且也要消除資本家對工人的奴役關系，而這兩點的實現都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對生產關系的徹底變革。
事實上，如果從生產資料的分配的角度出發來重新審視這種生產正義觀念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關注生產資料的分配的分配正義，與關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正義，實際上有著共通的理論內涵。首先，生產正義觀念反對任何局限于分配領域的調整，而是要求對正義問題的分析必須深入到生產領域中去，生產領域對于正義問題的解決有優先性地位。而關注生產資料的分配的分配正義同樣反對任何僅僅局限于分配領域的調整，它所要求的不是消費資料的分配正義，而是生產資料的分配正義，這同樣意味著在解決正義問題的過程中將生產領域置于優先地位。事實上，馬克思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工人喪失所有權，而對象化勞動擁有對活勞動的所有權，或者說資本占有他人勞動——兩者只是在對立的兩極上表現了同一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而決不是同這種生產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現象。這種分配方式就是生產關系本身，不過是從分配角度來看罷了。”[42]這就意味著，關注生產資料分配的分配正義觀念，實際上也就是從分配角度而展開的生產正義觀念，二者都落實在生產領域之中。因此，“正像柯亨所理解的，馬克思為了讓人注意到‘生產’而蔑視‘分配’時，實質是把‘分配’當成‘消費資料的分配’之縮寫。他不會宣稱生產方式比任何類型的分配更根本，因為生產方式也要依賴某種分配。”[43]其次，不僅關注生產資料分配的分配正義與生產正義二者所關注的是同一理論領域——生產領域，而且二者所針對并要求變革的都是相同的對象，即以雇傭勞動關系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正義要求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尤其是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只有在廢除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生產正義才能得以實現。而就生產資料分配的分配正義而言，造成生產資料的不公正分配的同樣是雇傭勞動關系與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創造了工人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前提，而雇傭勞動關系則以工人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為基礎，將生產資料的不公正分配落實、確定下來。因此，關于生產資料分配的分配正義，必然會要求從根本上將造成生產資料的不公正分配的理論根源予以剔除，也就是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關系。所以，無論是生產正義的實現，還是生產資料分配的分配正義的實現，都最終落實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落實為雇傭勞動關系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廢除。
最終，在現實可操作性的層面上，分配正義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優于生產正義觀念。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生產正義觀念雖然揭示了正義問題在生產領域中的根源，但生產正義作為一種不完善的程序正義，它僅僅指明了正義問題得以解決的結果，卻沒有展示其過程。而分配正義觀念則不然，一方面，分配正義并不直接落實為要求生產力的極大發展，而是首先落實為對生產資料分配的正義性的考量。在這一方面，促成生產資料的合理分配比促成生產力的極大發展更具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分配正義可以落實在社會制度層面，通過社會制度的選擇來實現社會的變革。這條思路得到了羅爾斯的支持，在羅爾斯看來，“對于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的法律保護、競爭市場、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一夫一妻制家庭就是主要社會制度的實例。把這些因素合為一體的主要制度確定著人們的權利和義務，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前景——即他們可望達到的狀態和成就”[44]。因而對社會制度的選擇將在整體上對整個人類社會產生影響。事實上，生產資料分配的分配正義就可以這樣通過落實為社會制度的手段來逐步實現，無論是在某個具體范圍內調節對生產資料的分配，還是在最根本性的意義上變革雇傭勞動關系、變革資本主義私有制，我們都可以通過落實到社會制度的層面來進行操作和執行。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生產正義指明，只有從生產的角度出發才能真正實現正義，而分配正義實際上是能夠容納這一要求的。一方面，以生產資料的分配概念為基礎的分配正義不會固守分配領域，而是能夠通過對生產資料的分配的調節來現實地變革生產關系；另一方面，以社會基本結構及社會制度為對象的分配正義不會死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私有制不放，分配正義本身就會提出變革社會制度，包括從根本上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要求。而且更進一步來講，當分配正義以生產資料的分配為著力點時，其具體策略比生產正義更具現實可操作性。因此，關于生產資料的分配的分配正義實際上是能夠容納生產正義所提出的理論內容的，而且以生產資料的分配概念為基礎的分配正義也是與馬克思本人的觀點相契合的。在這一意義上，將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理解為容納生產正義的分配正義理論是合理并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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