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全球化的實質，可以概括為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范圍的擴展，也就是一個將世界各獨立半獨立經濟體陸續納入體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世界各國普遍推行市場化改革，紛紛融入世界市場。與此同時，世界范圍的后進發展并沒有獲得顯著推進，反而是普遍的失落，其嚴重程度十分驚人。這就引發出對一些廣泛流行的信念的質疑，這些信念包括政策和政治教條的承諾，以及作為基礎的理論預測。信念不僅是來自占據霸權地位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在一定程度上還有來自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某些論述，總而言之就是它們對資本主義的樂觀判斷面臨挑戰、顛覆。
01
世界發展失落已經是事實
世界發展失落的直觀體現，是“全球南方”（后進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與“全球北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整個全球化年代看是趨于擴大，而非縮小。相關的發展政策文獻所專注的“趨同與分化”問題，因此面對著具有系統意義的現實挑戰。
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指標，在1980-2021年期間，作為富國俱樂部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是1.6%，顯著領先于中國之外的全部后進國家（即是全世界減去OECD和中國）的年平均1.3%，雖則兩者其實都是低速增長。換一個角度看，以市場匯率換算的現價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中國之外的全部后進國家的水平在1980年是OECD的10.9%，至2021年降至9.6%（見附圖）。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現價，市場匯率）：后進發展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比率
注：World = 全世界；OECD =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China = 中國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2022年12月30日登錄獲取
概念上，市場匯率傾向于低估后進國家的經濟活動在福利意義上的價值，所反映的只是世界市場對這些活動的估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后進國家普遍深度融入世界市場，它們的經濟活動必須獲得后者的承認，因此，上述指標足以顯示富國與貧國之間確實是隨著全球化而趨于分化。
普遍分化之外，現實上確實也有不少趨同的個例，其中最觸目以及最有系統意義是中國經驗。在1980-2021年期間，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實際增長8.3%，遙遙領先于其他后進國家以及發達國家。以市場匯率換算的現價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中國在1980年是OECD的2.2%，至2021年攀升至29.8%，這是趨同的表現。
02
新自由主義的迷執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自命為普世真理的意識形態，在世界發展問題上，其相應建制就總是力圖建立起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從政策投入到實際發展表現的因果關系，聚焦于利用跨國數據回歸分析作為證據。這種努力貫穿于整個全球化年代，構成了有名的新自由主義迷執（grand obsession）。
根據西方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貿易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后進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內在動力要趨同于發達國家。因此，新自由主義迷執的起點，就是建構各種經濟市場化指標并將之應用于量度現實，然后以這些指標作為解釋變量，透過跨國回歸分析論證它們與實際的發展表現的因果關系。這種圖謀或努力有兩個重要特點。
一是指標建構的演變，最初是側重于比較優勢之類市場原則，然后轉向私有產權、資本自由流動之類市場制度，再然后又轉向更加基礎的法律和公共治理體系的發展情況，最終是至近年著重于憲政、信息透明等聲稱是市場經濟必需的政治和社會條件。這個演變本來是對應著“華盛頓共識”的三代政策信條，即市場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承諾后進國家將會憑此達致收入水平向發達國家趨同。而隨著現實上趨同并沒有出現、分化倒是常態，趨同論于是升級成“條件趨同”論，就是說趨同的實現有賴于上述制度基礎、以至政治和社會條件的存在。
▲“華盛頓共識”首倡者約翰·威廉姆遜
二是跨國回歸分析的應用范圍，按照其普世信念本來是無需限定的，奈何這種回歸分析總是碰到一些重要的“離群異例”（outliers），對應著現實上偏離甚至對立于新自由主義信念的經驗，尤其是中國以至整體東亞發展經驗，于是惟有將這些異例剔除在跨國回歸分析之外。一個極端例子是關于“轉軌經濟”的論述，在整個1990年代，華盛頓建制總有雄心要將中國與蘇聯集團的變革經驗納入同一分析框架，至新世紀初發覺實在做不了而放棄，然后又不忿地要依靠“條件趨同”論重新納入中國，再至近年終于徹底放棄（惟有中國的某些公知學者還要堅持到底）。
相對于現實，新自由主義迷執的最大問題其實是其知識前設，就是先驗地排除了世界范圍的系統視野，假定后進國家各自的經濟發展是相互獨立，假定富國的領先發展與貧國的發展滯后彼此無關，假定世界資本主義能夠容納大多數貧國實現發展。前文所述的世界發展失落現實，顯然是挑戰、顛覆著這個前設。而即使這個前設在特定歷史環境和時段中能夠成立，這種跨國回歸分析其實也只是比較著“糟糕與更糟糕”的發展經驗，而不是論證正面的發展榜樣、路向。
▲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
03
“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成見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同樣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自命為普世真理的傾向，始終難以避免將發達國家的制度視作后進國家的榜樣和路向。這些傾向普遍見之于發達國家的多種左派，以及它們在后進國家的追隨者，這或許可以稱之為“正統馬克思主義”。
關于資本主義與趨同或分化的因果關系問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論題是不平均發展（uneven development），即：資本主義制度成熟的國家之間收入水平趨同，資本主義制度成熟與不成熟的國家之間則趨于分化，因此，后進國家的發展前景有賴于建構、深化資本主義制度。這近似于新古典理論和新自由主義信念，不同之處在于認為趨同或分化是長期趨勢，在中短期間則是波動不定，意味著跨國回歸分析作為論證的有效性極其有限。兩者之間的更根本分歧，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并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常態是平穩發展，反而危機迭起是主導，而危機往往又會加劇不平均發展。
▲“不平衡”理論的實踐者：列寧
不平均發展理論相當于新自由主義的知識前設的替代，因此，“正統馬克思主義”有可能直面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范圍的體系能否容納后進發展問題。只是，這種理論將發達國家與后進國家的經濟關系歸結為市場競爭（雖則是以技術革新為主的非均衡競爭），輕視以至否認前者對后者的經濟剩余攫取、以及前者對后者的危機轉嫁，這在理論上需要質疑，與全球化年代的世界發展情況更是明顯不對應。
由此引申，在國際政治領域，發達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恒常性系統地施展霸權，華盛頓共識主導全球經濟決策、操弄金融秩序、長臂管轄和制裁、貿易戰、顏色革命，如此等等，又豈能說是與利益無關？與世界發展的分化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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