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認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是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持續關注的核心主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揭露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存在根本的對立與沖突，即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反生態性。喬爾·科威爾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卓越代表人物之一，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性理論一方面繼承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普適性研究視域，另一方面也有其獨特性的批判維度。本文旨在通過系統地梳理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性批判，在比較中彰顯出科威爾獨創的批判特質，從而為建構革命型生態社會主義奠定重要的理論基礎，也為更好地研究和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思想啟示和借鑒。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態文明建設，全黨全國推動綠色發展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這是2021年11月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所指出的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取得的重大歷史成就。可見，中國正在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世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自己的重要力量。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于20世紀70年代崛起，其學派代表人物主要有奧康納、福斯特、萊易斯、本·阿格爾、安德烈·高茲、戴維·佩珀、科威爾等。面對當代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學術界站在不同的視域對資本主義制度展開生態批判，指控正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不正義性造成科學技術、需要和消費、生存方式的異化，從而使生態危機成為歷史必然。喬爾·科威爾在《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World》著作和發表的學術論文中，直接指控當代生態危機的真正“元兇”是資本和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說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論點集中于制度批判與生態危機的關系，那么科威爾批判的維度更是側重于揭示資本與生態危機的根源論題。目前，學術界對科威爾的資本批判理論主要關注于對理論本體的系統梳理，本文旨在放眼同時代其他生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批判維度，彰顯科威爾獨創的理論特質，科學地評價科威爾的批判理論對于我們更好的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思想啟示和借鑒。
一
放眼20世紀70、80年代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其共性在于指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態危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并且從不同的維度得出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反生態性。其中奧康納、萊易斯、本·阿格爾、福斯特的理論視域最具有代表性。
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奧康納是從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二重性矛盾開始的。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奧康納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指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生產的生態限域性。奧康納將資本主義生產與生產條件的對立統一定義為“資本主義的二重矛盾”。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因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對立而導致產品過剩引發的社會經濟危機是第一重矛盾；因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生產條件的對立引發的矛盾是第二重矛盾，第二重矛盾內嵌于資本主義的本性之中。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中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共同作用其中。奧康納主要是從第二重矛盾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技術異化來闡述資本主義“危機論”。資本主義的邏輯本性決定了其自身無限擴張的必然性，然而自然界卻缺乏無法自我擴張的運作系統，一旦自然界與資本運行的進度與規律不能協同運行時，勢必引起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資本生產要素之間成本的疊加，進而導致由生產不足引發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面對嚴峻的生態危機，奧康納從三個維度深刻闡述了資本主義與全球生態危機之間的關系。首先，構成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是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目標是通過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及對科學技術的革新來實現利潤最大化，我們也可以理解為資本的積累就是在提高工人生產率同時降低生產成本的基礎上實現的。因為資本主義自我擴張的本性必然會帶來：經濟增長越快，對原材料的需求越高，原材料在資本中所占的比重也會增大，顯然資本對原材料的開采力度隨之增大，有效積累與生產成本增多，利潤隨之下降，反之亦然。因此奧康納站在資本積累的維度分析得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帶來的結局必然是自然資源高耗費，自然環境高污染。其次，科學技術成為生態危機的加速器。奧康納認為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具有經濟、政治、社會功能。經濟功能主要是體現在資本主義利益驅使下，科學技術的應用是以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開發新產品，研發新技術來實現剩余價值，從而達到資本主義追逐利潤的本性。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則主要體現在通過上層建筑的控制從而實現其經濟功能。因此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科學技術不可能讓位于生態環境，它僅僅是資本主義實現利潤的手段。其三，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造成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平衡發展導致土壤肥力破壞、森林資源的濫砍濫伐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對自然資源的加速開采使生態危機全球化。總之，奧康納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維度得出資本主義具有自我毀滅的特性，他的資本主義矛盾二重理論深刻揭露了生態危機的根源。
萊易斯和本·阿格爾總結當代全球化背景下之所以出現生態危機，究其原因在于有兩點：一是非理性運用科學技術，使人與自然關系異化；二是資本為了追逐利潤，無節制的刺激消費導致消費異化。萊易斯和本·阿格爾站在哲學世界觀和資本的社會實踐中來探討科學技術非理性的根源。萊易斯從《控制自然》一書中反思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有悖于人類向生態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從而引發了以下思考。首先，萊易斯探究了“控制自然”思想的來源。在他看來，控制自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說。而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興起使這一觀念植入靈魂，導致科學技術決定論自17世紀后深入人心。其次，萊易斯深刻分析了“控制自然”中“控制人”與“控制自然”的邏輯關聯。即人類在加強控制自然的同時也就是在控制人，科學技術服務于一定的社會條件中，而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正是以資本為手段的特殊集團、特殊個人的利益斗爭。也就是資產階級通過技術的非理性運用來控制人的消費從而控制人類的一切。其三，萊易斯揭開了“控制自然”思想引發生態后果的面紗。資本主義制度中，資產階級在對自然的控制中實現對人的控制，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對科學技術的非理性運用成為必然，最終引發生態危機。從資本的社會實踐中來看，本·阿格爾是從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重構來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首先，站在資本主義的本性維度，本·阿格爾認為資本主義體系的合法性在于它向人們呈現可以提供源源不斷的商品進而滿足人類需求，同時資本為了追逐利潤，實現其擴張的目的，會不惜一切代價宣揚消費主義價值觀，來實現對人類消費需要的控制。其實消費主義價值觀本質上是服務于資本主義向度的。其次，站在商品與人類需要、消費之間的關系維度，本·阿格爾強調人類自由和自我價值的幸福體驗只有從具有創造性的勞動中而非永無止境的商品消費中才能實現。本·阿格爾在“勞動—閑暇”觀點下，認為異化消費是生態危機的禍根。因此，萊易斯和本·阿格爾站在技術理性批判和異化消費維度展開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可以說正是技術理性運用和消費需要價值理念的偏離進一步加深了生態社會危機。
福斯特深刻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從中揭示生態危機肇始于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和自然》《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是福斯特的巨作，他吸收和借鑒馬克思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和勞動進化理論的觀點，提出“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并以此為依據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向度中闡述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理論。福斯特是從自然和社會兩層內涵來解構物質變換原理。自然內涵包括自然界本身的物質交換，社會內涵包括人類社會的生產實踐和自然界相互的交換。然而自然界本身的物質交換是普遍的、客觀的，因此我們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并通過研究其規律來利用自然，但物質變換論在馬克思視域下更為重要的是主張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產實踐之間的相互交換，創造使用價值為目的的人類一般勞動在物質變換中起中間作用。馬克思進一步認為，“以物質交換(material exchange)的普遍性(指自然界中的物質等量交換)為基礎，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形式方面的等量交換只是一個異化的表達方式”。也就是在這種異化表達下，才能使資本主義條件下出現自然界本身以及自然界與社會的異化。因此，福斯特對馬克思“物質變換裂縫”理論的解構可以從根本上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特征。福斯特從兩個維度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然以及自然與社會關系之間的異化：一方面，城鄉分離以及產品遠距離貿易導致異化。福斯特吸收李比希“歸還定律”,認為如果一塊土地的某些“要素”被永久奪去，那么這塊土地將失去永久的肥力，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擴張下，城市和鄉村的遠距離貿易使得流出地失去了原有的“營養”,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并將資源帶走，導致農產品流入城市，隨之將消耗物帶向城市，使城市環境破壞。這種單向的流動，造成生態破壞，最終引發生態危機。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土地私有制造成異化。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系發展的前提條件是自由勞動，也就是資本家將雇傭勞動者與勞動資料和勞動手段的剝離，這種前置條件必須建立在人與土地關系的分離基礎之上。因此，將土地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形成大土地所有制成為資本積累的充分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大土地所有制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是造成異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在福斯特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會產生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裂縫，這種異化關系成為生態危機的根源。
總之，以奧康納、本·阿格爾、福斯特以及本文主要探討的科威爾為代表的生態學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條件三者的矛盾以及資本的邏輯擴張是造成當前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批判的理論為后期提出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夯實了理論基礎。
二
喬爾·科威爾(Joel Kovel)作為美國生態社會主義學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現實維度中，以資本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為切入點，論證了資本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性，從而得出生態危機的“罪魁”“劊子手”是致命的資本及資本主義制度。
科威爾認為資本無限擴張的本性決定了資本反生態的特征。科威爾繼承馬克思關于資本的本質分析，馬克思總結資本的本質屬性包含三個方面內容：(1)增殖自身是資本唯一的“生活本能”;(2)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利源于資本的“普照之光”;(3)作為一種生產關系，資本的社會屬性在于它的價值體現。資本最大的本質屬性在于增殖自身，馬克思所言“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科威爾完全認同馬克思的觀點，并將資本的固有本性歸結為三點：(1)資本有破壞自身生產條件的特點；(2)只有無休止的擴張，資本才能生存下來；(3)資本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極端嚴重，從而使世界混亂到無法控制經濟危機。只要資本存在，生態危機就會有增無減，并且日益嚴重。資本組織社會生產所具備的三個屬性決定了只要資本規則存在，就會使生態危機像癌細胞侵入人體一樣，快速消耗資源，導致社會體制走向歷史性的崩潰。
在科威爾看來，資本與資本主義制度有著天然的血親關系，由于資本本身的反生態性，勢必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反生態性。資本滲透于資本主義體系的每一個細胞中，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的癌性增長是通過資本主義工業下的生產、交換、科學技術、全球化等媒介物發生作用的。癌性擴張的資本邏輯推動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向前發展，顯然，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固然成為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歷史必然。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完全無法削弱和消除以利潤最大化為終極目標的資本增殖所帶來的環境惡化，任何這樣的限制活動都是對資本發展的約束，甚至是對資本自由的干涉。正如科威爾所說“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對自然的破壞性日益嚴重，從量變到質變，使生態系統已經處于邊緣甚至災難的境地”。
科威爾又分析了資本出于逐利性，資本主義工業化下的生產方式是如何體現其“不正義性”。資本主義世界是一個集生產、分配、銷售、商品輸送為一體的巨大機器。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生產方式表現為工業化大生產，它起源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從政治制度建立的那天起，資本主義就把人類的生活世界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引到工業社會，并且用自己的方式綁架了全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的蓬勃發展使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質的轉變，它極大地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帶動了物質財富的創造，但是工業化發展的模式深受資本增值動機的影響，它天然地存在某些“局限”和“病變”。資本無休止的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內驅力促使資本主義想盡辦法投入和消耗一切能源和資源生產大規模的產品，過度生產必然需要企業和資本家通過各種手段刺激人類對商品的不斷消費與追求，從而保證產品大規模的生產持續。因此過度生產必然引起異化消費，異化消費又反過來激發資本不斷翻新產品實現利潤。為了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企業總有擴張的需要，必然造成資源過度開采、商品過剩、市場飽和等一系列生態問題的出現。科威爾在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印度博帕爾事件中觀察發現由于資本主義工業化帶來的生態異化導致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異化，這是資本擴張本性的必然結局，這一現象的出現必然加劇了生態系統的失衡。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中，私有制即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基礎，固然是資本主義進行擴張的必要根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并運用資本家占有的生產資料無償剝奪剩余勞動，已實現其自身資本最大化為目的的制度”。可見，資本主義工業化產生于私有制剝削之上，并將這種生產“不正義”充分發展，造成其內在的不穩定，導致“資本主義體系將面臨無法接受的選擇：增長抑或消亡”。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全球化是銳不可當的發展潮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卷入其中。但事實上，發展迅猛的資本主義國家裹挾著全球化的游戲法則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范圍內推行，他們推動著全球化發展的進程與規模。科威爾指出“全球化的概念在表達這樣的一個事實：資本的擴張、殖民、滲透發生在全球范圍內”。從某種角度來看，全球化實質上是資本癌性增長的合理延伸，但是隨著二戰后經濟危機的到來，貿易壁壘和全球生態壁壘使全球化的發展并沒有想象中的順利。盡管全球化時代已經到來，但資本的勝利仍然任重道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的積累中只占有了一半，農民依然使用著傳統的生產方式，全球化系統的任務是把另一半粗糙的世界完整化。用“精益求精”的生產方式攫取自然資源，雇用廉價的勞動力，保持商品的交換價值，來實現全球化的真正意義。
總之，資本主義會想盡一切辦法實現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金融資本即貨幣資本的功能日益顯著，它的邏輯是重新建構生產、流通、消費等方式來推動整個世界都在經濟主導下運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者組成了鐵三角的關系融入跨國結構中服務于各個國家的資本。但在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伴隨著資本積累機制，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被卷入生態危機的漩渦中，“依賴性和不平等的發展伴隨著巨額債務成為生態危機的助產士”。所有的債務都通過破壞生態環境來償還，印度尼西亞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它用森林資源償還了銀行的金融債務。南方發展中國家背負的債務所產生的生態災難使全球資本發展步履維艱，它就像一艘巨輪，正在慢慢下沉。
科學技術本應是在工業化生產的過程中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以及改造自然的有效手段，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先進的科學技術卻使繁重的勞動更加緊張，人類依然受自然的支配和技術的奴役。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的生產效率，推動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也造成技術理性異化下生態危機的破壞性后果。《資本論》中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發展二重性的觀點進行了詳細論述。在馬克思看來，一方面“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當代科學技術發展推動了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以及現代工廠制度的發展”,這對于勞動者來說“機器勞動極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奪去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機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馬克思認為科學技術的異化并不是技術本身的異化，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根源。科威爾延續了馬克思技術異化理論的維度，將資本主義工業化下的技術異化和造成的生態危機及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根源最終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使用方式。科威爾借用羅斯·佩羅的名言指出“科學技術是應用于社會的，而不是社會的一個完整部分”。在面對科學技術對生態危機改良這一問題上，科威爾果斷的否定了所謂科學技術進步論。科學技術進步論堅持科學技術改良主義，認為生態危機可以依靠電子信息技術、轉基因、低污染能源設備等發明來緩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尋找能源替代、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污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克服生態危機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但是維持資本擴大，獲得更多的利潤終究是資本主義的終極目標。因此，“人類不能離開社會關系來孤立地看待科學技術”,把社會問題當作易于修補的技術問題，實則割裂了社會與科學技術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粗糙的機械唯物主義理論。科學技術背后是資本家操縱經濟利益的手段，它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必然帶來嚴重的生態危機。科威爾立足于馬克思主義技術理性批判的視角，提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危機”與“技術異化”本質問題，資本主義制度才是技術異化之“掘墓人”,進而為建構消除技術異化尋找“病態社會”的代替，即建設新的社會機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科威爾考察資本主義與生態危機是從雙向本質維度出發，只有遵循事物本質發展規律才能使理論研究更具有說服力。站在資本主義視域，科威爾具體且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各要素在資本邏輯中是如何導致深遠而不治的異化遍及資本主義社會，并且為生態危機埋下了禍根；站在生態系統視域，科威爾認為生態系統是整體的、完整的，他堅持“生態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強調事物具有“內在價值”,從而得出“資本主義社會用自己的方式摧毀生態系統的平衡，這一方式是非線性的、致命的、混亂的”。
自然生態系統是一定空間(或一定地域)上生物有機體與周圍環境的一個集合體，這一集合體通過彼此耦合交融形成一定的功能與結構。按照普利戈金的耗散結構理論，想要形成和維持耗散結構，必須具備四個條件：一是耗散結構不產生于孤立、封閉系統中，只有開放系統才能產生耗散結構；二是系統處于一種“活的”非平衡狀態下的穩定有序結構；三是系統勢必要產生相互作用的動力學過程；四是實現系統有序和諧必然要通過結構、功能、漲落的相互作用。而自然生態系統在生產、消費、分解等各個環節的運行過程中“穩態”或者“亞穩態”正是符合耗散結構下的一種非平衡狀態下的穩定有序結構。為了解釋自然生態系統的穩態有序，科威爾動用了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定律。科威爾指出“生態系統并非單一系統，它與其他系統都存在內部與外部的聯系”,生態系統必須在開放條件下依靠與自然和生物界的相互依存才能維持組織形態，也就是低熵值，否則將會陷入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對抗中即“熱寂”。“在人類生產實踐中體現出來的生命活動，與自然界其他事物保持著一種動態的張力。”在科威爾看來，整體性和完整性是生態系統的顯著特點，而生態危機正是體現生態系統瓦解的全部過程。生態系統各組成要素關系的破裂使生態組織碎片化，這種“破壞成分”的植入成為生態危機的原動力。生態系統在生產、消費、分解等各個環節都保持著低熵中的耗散結構，然而資本所固有的本質屬性使資本增殖效應導致生產、消費、分解等各個環節出現了異化，從而使“穩態有序”的耗散結構分裂。這種“破壞成分”無論是站在生物視域還是異化視域，都阻礙著生態系統穩態維持，撕裂了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從而陷入“無序”增熵的過程中。科威爾認為生態系統“有序”與“無序”的完整性，實則是一場熵的較量。正如科威爾所言“生命起源于自然，并通過斗爭和它在生態系統中的位置，繼續進化”。顯然，資本和生態系統的固有屬性決定了資本的發展與自然界生態系統的維持天然的處在一個增熵與減熵的“博弈”過程，這個過程此消彼長，使資本最終走向消亡。
科威爾主張以生態為中心的價值觀，他堅持秉承事物具有的“內在價值”。科威爾“內在價值”的含義是：“價值表現為追求、占有、控制或達到某種目的的愿望。當我們把它稱之為事物的本質屬性時，它就是內在固有的了：這樣的屬性絕不可能創造，而是自身就存在的”。科威爾堅持的不僅是事物固有的本質屬性，而且是同商品本質屬性耦合的使用價值。在《The struggle for use value: Thoughts about the transition》一文中，科威爾深刻闡述了“使用價值”的內涵，他指出“使用價值在經濟活動中反映自然的存在(交換價值就是從自然中提取出來量化的結果)。但是，由于使用價值并非自然本身，而是作為自然在人類活動中的存在，使用價值與生態系統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使用價值代表人類對事物的分配方式，但這一功能是不可以直接看到的，需要通過覺察想象。因此，使用價值是抽象的、想象的實體”。科威爾運用馬克思關于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理論開啟了對制度本身的生態批判。商品的價值主要來源于商品的使用價值，人們在購買商品的過程中也正是看中了其使用價值才實現購買的目的，最終實現交換價值。然而在資本主義的運行過程中，勞動與勞動產品、勞動與生產資料之間的相互分離，使商品的交換價值優先于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優先于具體勞動。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主要是為了實現交換價值，使用價值的本來意義也被遮蔽。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唯有在經濟范疇尤其是交換范疇中才能完成自身價值增殖的目標。“資本主義的增長不是物質生產要素或產品的增長，甚至也不是經濟總量的增長，而是交換價值的增長”。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特點就是把經濟利益看得重于一切，人類現實的一切關系被自然而然地轉化為金錢關系。科威爾重新考量資本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認為一味地讓交換價值促進商品生產，資本必然會走進利益誘導的誤區，只有堅持“使用價值至上”原則，將勞動從異化與虛假的需求中解救出來才能修復生態系統。
三
科威爾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既具有其他西方生態馬克思學派的共性特點，又具有其自身的理論獨創性。從共性中來看，首先，打開了歷史唯物主義生態視域的一扇窗，從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維度展開批判。奧康納、本·阿格爾、福斯特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界都是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二重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消費方式等因素，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性。同樣，科威爾也將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方式、科學技術、全球化看做生態危機的根源。這就決定了本質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反資本主義的，并且有力地回擊了以生態中心論為代表的西方綠色思潮。生態中心論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致使生態危機產生，他們主張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是建構于個人及資本利益的基礎之上，盡管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但其目的在于維護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資源和經濟發展，固然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生態危機。基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堅持只有將生態運動轉向政治運動，才能實現制度的徹底變革，從而為建構革命型生態社會主義夯實基礎。其次，都從馬克思的相關理論出發得出結論，即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反生態性。科威爾指出“雖然馬克思從未直接提過‘生態危機’這個詞，但馬克思的相關著作無不在談論生態問題，他高度關注自然，并且通過‘人的無機身體’來探討生態問題”。一是馬克思的相關著作深刻闡述了“人類作為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界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并且在生產實踐中是人類如何通過勞動改變這一關系的”。因為馬克思在看待人類整個文明時，肯定了生產實踐同自然界在人類文明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顯然，整個社會的生產實踐都能夠從生態學的維度展開理解。二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共產黨宣言》《論猶太人問題》《烏培河谷來信》等著作中系統論述了歷史觀與自然觀、人與自然觀的辯證關系、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財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態危機、人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等思想，馬克思和西方綠色思潮的不同在于把生態危機歸因于資本本質的邏輯擴張，造成人的異化與自然的異化，而非工業化本身造成生態問題。而且，資本主義在全球的蔓延契合了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生態危機表現為全球化蔓延的態勢，從而得出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資本、資本主義制度。三是對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利己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馬克思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強調該價值觀撕裂了人類與自然界辯證統一的關系，馬克思不僅批判了把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的觀點，而且也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奪走了無產階級生存的自然資源和一切謀生手段，還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分離與對立，資本主義破壞了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成為生態危機的“劊子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闡釋構想正是建立在馬克思在資本條件下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細致分析中展開。
科威爾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理論也有其自身的獨創性。主要體現在：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批判的切入點，科威爾與其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截然不同。具體地說，奧康納、本·阿格爾開啟生態視域是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修正，進而展開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的闡述。在歷史唯物主義向度中，奧康納以人類社會與自然社會之間的生態關系為起點，并將“文化”與“自然”引入，揭示出資本主義的二重性矛盾才是造成生態惡化的根源。本·阿格爾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危機理論進行重新解構，揭示出生態危機的必然性是由于“異化消費”。福斯特將歷史唯物主義直接稱為生態唯物主義來闡述辯證統一的自然觀與歷史觀，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物質變換斷裂造成生態危機。通過對“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細致梳理分析，高茲指出生態危機的惡化是經濟理性盛行的“悲劇”。而萊斯主要是從人的本質出發引入生態問題，提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需要、消費及技術異化理論。可見，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兩種類型，一類是基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涵義直接闡發抑或修正來展開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另一類則是直接通過分析需要、商品、技術異化等維度來開啟生態批判。科威爾的批判維度既不屬于第一種，也區別于第二種，他援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以資本為邏輯起點，展開對資本、資本主義制度固有屬性的生態批判，是理論界獨樹一幟的批判視域。其次，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除本頓以外都認為生態危機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沒有直接關系，他們都反對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甚至將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賦予了新的解讀方式。與眾不同的是科威爾堅持以生態為中心的價值觀，科威爾的價值觀超越了西方主張的生態中心論，這樣的超越不單迎合了生態系統的實踐本性，而且將資本主義制度批判內嵌于其中。科威爾堅持認為要想樹立生態中心的價值觀，建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就必須廢除陳舊的觀念，即把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他的理論特質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中的“異端”。最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派盡管都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之反生態性，強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態危機只能緩解不可能根除，因此生態社會主義的變革也是無法實現的。然而，科威爾不僅堅持資本、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性，而且斷言資本主義社會具有變革為生態社會主義的能力。他反復強調超越資本，使人從剝削與奴役的狀態下解救出來，實現“自由聯合勞動”,同時提出要遵循事物固有的“內在價值”。可見，科威爾的生態批判理論更具有系統性、完整性。
四
科威爾援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緊緊抓住資本與生態系統的“內核”分析資本、資本主義制度才是生態危機的“始作俑者”,“預表”了最終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路徑是用生態社會主義將資本主義逐出歷史舞臺。科威爾的理論特質和價值立場對于我們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較強的啟發意義。
首先，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昭示我們在生態文明實踐中要將制度建設和生態價值觀的建設二者相結合。科威爾同其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學派探討的核心主要是將資本和生態的批判耦合，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決路徑，剖出生態危機的“劊子手”是資本主義制度。對此，我們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資本主義世界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社會主義國家依然面臨嚴重的生態問題。因此，當中國承受著嚴重的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雙重壓力時，最終意旨在于考慮“自己的方案”。一方面，應該認識到生態文明是超越社會制度的新型社會形態，也就是說真正的生態文明建設絕不是局限于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中實現。我們要在批判中“中西結合、兼容并茂”,對自然資本化做出中國解讀。另一方面，以資本為邏輯起點的消費、商品、技術異化必然背離了人類與社會的發展規律，它啟示我們要樹立正確的生態觀、消費觀、幸福觀，將追求環境正義與倡導綠色、協調發展的價值觀落實到實踐中。德法兼備的社會主義生態治理觀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建立的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所謂德法兼備的生態治理觀，就是要克服單純的德治主義和技術主義的生態治理觀，既要求在全社會樹立愛護生態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生態文化和生態道德，提升人們堅持生態文明理念的道德自覺，又要通過制定嚴格的生態制度、生態法律法規在外在方面硬性規范人們的實踐行為。”一面將理論外化為協調人類與生態關系的法律法規，作為底線規則來約束人類實踐活動，一面從根本上提升人類生態意識和價值境界，成為生態文明治理中的自覺行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生態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要通過最嚴格的生態制度，即建立最為嚴格的自然資源產權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生態補償制度、河湖長制、林長制、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等制度。人類實踐行為必然會經歷一個由外在約束到內在自覺的過程，外在約束需要嚴格的生態法律制度，內在自覺就是要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生態道德和生態價值觀，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必然要建立在道德與法律并存的治理體系中。
其次，堅持“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思想，走出以生態為指引的現代化道路。以科威爾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派以歷史唯物主義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出發點，運用歷史分析法、階級分析法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從而建構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奧康納強調人類與自然界的生態關系是通過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文化聯系；本·阿格爾分析生態危機則是通過揭示“勞動—閑暇”二元論所導致的“異化消費”與自然有限性之間的對立沖突；福斯特闡述生態危機與自然異化的必然關系則是通過揭示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斷裂”;科威爾在分析生態系統完整性中就援引馬克思的自然觀，運用熱力學第二定律中的熵增加原理得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關系。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要堅持以馬克思人與自然的關系理論為基石，結合生態要素的系統性、完整性向社會主義生態治理現代化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概念恰恰與科威爾生態本體論認識相吻合。習近平強調人類與自然界是一個相互聯系、共同作用構成的“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沙也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他多次強調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必須以遵循自然界的生態規律為前提。這就要求我們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中要做到“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正如郇慶治教授總結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與‘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習近平生態哲學思想的‘核心性觀點’”。這一理念不僅預示著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破滅”,而且契合了科威爾自然觀的本體論認識。因此，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實踐要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方案為根本指針。
最后，要堅持以生態為中心的生產。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解構反生態性的資本主義制度時，深刻闡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因果關系。資本主義唯利是圖，只追求眼前利益和高額利潤的驅動下，支配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它完全不考慮過度生產、過度消費對自然界的長遠影響，為了追求產品的剩余價值不惜犧牲一切可以犧牲的自然資源，從而造成生態環境不可逆轉的損害。科威爾認為，要想實現生態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生態指引中的生產方式。“自然本身并不會進行任何生產，人在自然中要想生存與發展必須生產，人們不能選擇是否要生產，但可以選擇生產的方式”。黨的十八大以來，直到今天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總書記多次論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理念。“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論”明確闡釋了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態環境的辯證統一關系，也印證了科威爾生態發展觀的生態訴求。“兩山論”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發展要遵循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穩態經濟”模式，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后勁與潛力，堅決抵制過度追求經濟效益，有效提高資源利用率，構建生態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生態和諧產業，在以生態為中心的生產發展方式下，實現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雙贏”。因此，推進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實踐，要想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就要徹底變革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復活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正義”的最初理念，“更加自覺地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作者:胡曉杰、李笑春
文章來源:《學術探索》2022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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