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中技術創新思想的辯證法

　　技術創新作為《資本論》中隱含的一條重要思想脈絡，這些年來理論經濟學界對此進行了大量富有價值的研討。要澄清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技術創新邏輯的內在機理，必須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視域中把創新過程內嵌于資本主義關系體系內加以審視。西方經濟學試圖根據普遍的經濟規律或在自然科學、心理學的范式中理解技術創新的實質，導致只能在表象層面解答技術創新的客觀效果。而馬克思對于該問題的詮釋，則是將技術創新辯證地理解為資本的本質屬性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互動過程中的呈現。本文以《資本論》及其手稿為基礎，對資本主義技術創新的運動邏輯展開研究。

　　一、辯證法的缺場與技術創新研究的邏輯斷裂

　　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指出，一般經驗科學范圍內所包含的“普遍性”實際上無法滿足理性的要求，因為表象的范疇并不能體現思維自身的本性。換言之，在辯證法視界中，這些表象范疇會呈現深度的邏輯斷裂，這種斷裂顯著地體現在自19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界多次爆發的名目繁多的方法論之爭中。總體而言，這些爭論可以歸納為兩大陣營：一方是以自然科學進軍社會科學為推動，尋求社會科學領域內普遍物理法則的確立；另一方則是通過追溯休謨、斯密等開創的人類心智學說，另辟蹊徑地建立起綜合了心理學和進化論的“自然控制”論。有趣的是，這兩大陣營都同時對技術創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不約而同地聲稱各自的學說與《資本論》有密切的關聯甚至與之吻合，于是，馬克思也常被經濟學家冠以“技術決定論者”“技術演化論者”等多個“頭銜”。

　　然而，當西方經濟學家宣稱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借助技術創新完成自我超越的時候，資本主義世界正在遭遇自現代性發育以來技術物化過程中最深度的二律背反。辯證法的缺場，導致各個流派的經濟學家無論對《資本論》中的技術創新思想做何解釋，都會遭遇無法內在一致地理解技術創新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遷之間核心關聯的困難，資本主義病灶也被表面“繁花似錦”的經濟學爭論所掩蓋。由于西方經濟學家混淆了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區別，他們只看到了馬克思的研究內容似乎和西方經濟學具有一致性，而忽略了二者研究方法的重大差異。當西方經濟學家把馬克思定義為種種“論者”時，他們的研究已經偏離了馬克思的本真問題域，當他們“確信自己找到了萬物中最具體的東西時，也就恰恰是它偏離了作為一個具體總體的社會”。

　　熊彼特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視角，把一種無法輕易納入傳統偏好函數的“動機”作為技術創新的基點構造出創新的生產函數，通過生產要素的新組合，促使生產中的要素發生高效變動，從而造成生產函數的變化，推動經濟的發展。依他之見，創新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結果，在市場上表現為“企業家精神”，但是由于個人無法充分協調經濟，還需要各個因素通過協同演化建立起與之互動的經濟系統。在熊彼特看來，這和馬克思創新思想中主體精神和客觀物質世界制約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致。然而，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以“觀念依賴”到“理性不及”再到“觀念決定”為基點建立起來的“企業家精神”和以基于現實的、具體的社會關系生成的辯證法主體之間有著天壤之別的理論視域。實際上，方法論個人主義是抽象的人性論的精細化產物，最終會導致主體精神與現實世界的邏輯斷裂。

　　20世紀中葉之后，方法論的進一步發展促使經濟學更期望把研究對象框定在一種“規范科學”的視野中加以考察，從而找到研究對象反復重復的、可以總結為規律的變化特征。尤其是“范式研究”的興起，對科學革命變革節奏尤為關注，經濟學家發現，“范式”之間的對抗與替代，與馬克思技術創新思想中偶然性向必然性轉化有著非常類似的節律。他們認為，技術的不同發展方向可能類似于生物種群間的競爭關系，技術創新可以最終形成自我增強的循環積累效應。有學者據此提出了“雷-馬克思-熊彼特”（RMS）的內生創新增長思想，指出三者在創新促進增長、創新與技術進步的內在機制乃至邊際效益遞減與平均利潤率下降之間都能找到核心關聯。實際上，范式研究是一種對抗型的線性模式，它只是一種外部聯系，不具有辯證法思維，范式斗爭并不能體現“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更無法彰顯研究對象作為一種本質規定和形式規定相矛盾的統一體而具有的自發能動的上升態勢。

　　作為馬克思理論精深的研究者，大衛·哈維在《資本的限度》中精準地指出，西方經濟學家把馬克思誤讀為“技術決定論者”或“技術演化者”的根源在于混淆了技術和生產力的概念，忽視了技術創新背后呈現的社會關系和政治立場問題，“因此，我們被迫要再次反思關于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歷史演化之間的關系”。但是，在《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一卷中，哈維陷入了結構主義的誤區。他首先關注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章中對達爾文的腳注，提出馬克思深受達爾文“關于演化重構的歷史方法的影響。馬克思明確地將他的工作視為達爾文研究的某種延續”。馬克思“較早地將歷史的方法開創性地運用到技術的變化上，而且注意到了與生產方式的變化聯系的一些重要的轉變”，因此，《資本論》中的技術創新辯證法體現為“技術和組織形式在內化了精神觀念、社會關系、日常生活和勞動過程的同時，也內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一定關系。憑借這種內化的優勢，對技術和組織形式的研究，就一定會‘揭示’和‘揭開’關于所有這些要素的許多問題。相反，所有這些其他的要素也內化了與技術相關的問題”。很明顯，哈維在這里把辯證法視為一種相互吸收轉化的演進過程（內化），但這個過程并沒有一個因素作為主導，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整體運轉，是一種共同化的過程。然而，這等于在技術創新活動中抽離了人的主體性質，會導致事物的本質規定、形式規定和復歸運動、上升運動等一系列辯證運動喪失原動力量，技術創新所勾連的社會關系囿于一種平面化、網狀的單調結構，不能體現躍遷式的立體態勢，更無法展現技術創新與人的自我超越之間的互動圖景，這實際上是對馬克思辯證法的一種“降維”處理。為此，我們有必要運用辯證法，對《資本論》中的技術創新思想進行全面的再考察。

　　二、資本主義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社會關系的再生產

　　資本主義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質相勾連。本質是指“映現于自身內，或者說本質是純粹的反思；因此本質只是自身聯系，不過不是直接的，而是反思的自身聯系，亦即自身同一”。本質要借助“他物”的規定性才能呈現，即以他物為中介才能被把握。這個他物并不是無中生有的、與主體相平行的“自關注”，而是“作為意義和規范力量才能得到理解和評價”。資本主義技術創新的內部動力基于作為對象性活動的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這里的社會生活，是以“社會勞動”為中介構建起的具有本質規定和形式規定的現代社會生活。正因如此，馬克思在“三大手稿”中不遺余力地闡釋“社會勞動”這個范疇。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從總體上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的對立統一關系，馬克思借助“勞動一般”這個范疇，詳細闡述了在技術創新導致的分工細化基礎上，人類勞動逐漸呈現的無差別的一般。這種勞動，并不是任何社會條件的勞動或一種精神結果，而是具體的社會歷史范疇——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動。在這個范疇之中，體現著受歷史制約的社會內容與社會形式的矛盾。具體而言，作為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可以客觀同化為可以通約的“質”，這個“質”又化身為作為“一般等價物”和“一般商品”的貨幣，因此，技術創新作為社會化生產方式所制造的使用價值，在特定的社會形式上通過被資本通約，不斷地轉化為“勞動一般”，而“勞動一般”又同時刺激技術創新的進一步發展，這種互動關系被不變資本固化為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活勞動被對象化勞動所占有——創造價值的力量或活動被自為存在的價值所占有——，這種包含在資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機器為基礎的生產中，也從生產的物質要素和生產的物質運動上被確立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性質。”可見，作為規范力量的“一般勞動”體現著技術創新勞動的各個物化要素同工人相對立的社會規定性，即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的對立統一。

　　《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將這種關系進一步上升到具體。馬克思首先闡明，生產勞動的本質是被社會規定了的勞動，它必須創造剩余價值。然后，馬克思進一步借助剩余價值這個概念，研究了社會勞動的對立統一關系的具體運動路徑，指出技術創新所創造的生產力，必須物化成作為商品形態的機器進入生產領域，而一旦進入生產領域，創新本身就作為一種關系而存在。在物質內容方面，“無論是絕對剩余勞動，還是相對剩余勞動，并非來源于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能力，而是來源于機器使用的勞動能力”。創新使機器的價值提高，為降低商品的單位價值量，必須增加商品的總量，如此一來，市場必須擴大，而市場的擴大在本質上體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蔓延。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實際上分析了兩條蔓延路徑：一條是明顯的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橫向地理路徑，另一條是隱藏“勞動濃縮”概念的縱向時間路徑，即通過“勞動濃縮”增加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交換時空。可見，技術創新的物質內容背后，恰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起著核心程式的作用。“資本不創造科學，但是它為了生產過程的需要，利用科學，占有科學。”在這里，馬克思第一次指明了基于技術創新生成的機器本質，是一種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社會存在。這樣，我們就能理解，《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開篇“危機問題”的理論旨趣在于提出一個總的理論結構，然后，馬克思再依次通過對分工、機器作用的分析，指出技術創新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具體呈現，實際上包含著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之間的矛盾性。

　　《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從靜態結構研究轉向動態整體過程研究，更為具體地在錯綜復雜的再生產過程中呈現出技術創新的內部動力。通過再生產過程中各個社會生產部門的交錯運動關系，馬克思給我們勾勒出技術創新所包含的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的互動圖景，哈維將之總結為七個因素的互動：“技術、與自然的關系、社會關系、物質生產模式、日常生活、心理觀念和制度框架——都與資本主義的整體性發生著聯系且處在資本不斷循環推動的持續變革中。”通過“三大手稿”的鋪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具體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指出了技術創新實際上“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質言之，資本主義技術創新的內部動力是資本主義關系的再生產。

　　以社會勞動為中介反思技術創新，可以發現技術創新是與生產力進步相區別的兩個范疇，毋寧說，生產力是技術創新問題域中的子集，技術創新包含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資本主義關系的再生產以生產力發展的物化形式向我們呈現出它的客觀內容。為了更為清晰地說明問題，我們必須跳躍到《資本論》第三卷中關于“物化”的概念中去理解技術創新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的生產關系和它們的社會歷史規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經完成。”按照馬爾庫什的觀點，“物化”之于“異化”的不同點在于，前者更側重于技術因素和社會關系的結合，它體現的是依照技術活動組織起的人與人之間的從屬關系。可見，如果將技術創新僅僅解釋為生產力進步或生產方式的革新，恰恰會重新導向對資本主義關系偶像化和絕對化的理解；而將技術創新的內部動力歸納為資本主義關系的再生產，它實際上已經包含了作為特定社會歷史范疇中的生產力因素、生產力的具體化——生產方式的因素以及更為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從屬關系等因素，它們通過技術創新的物化內容在資本主義關系的再生產中得以綜合和“外化”。

　　三、資本主義技術創新的現象與現實：剩余價值的生產、實現和具體轉化

　　根據辯證法，現象是“本質必定要表現出來”的范疇。現象并不同于表象，它是“本質論”中繼“存在”之后的第二個階段，是分析事物運動發展最為關鍵的一環，“現象當然是邏輯理念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現象是存在的真理，是比存在更為豐富的范疇，因為現象包括反映自身和反映他物兩個方面在內”。在現象界中，內容與形式的矛盾運動最為顯著地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內在機理。就資本主義技術創新而言，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它借助“社會勞動”這個中介得以呈現，而“社會勞動”作為生產勞動必須創造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技術創新在現象界就表現為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運動。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規定著技術創新的內容——剩余價值的生產；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又通過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為自身開辟道路。

　　由于資本主義再生產在其全部的基礎上表現為剩余價值的生產、積累和轉化，這個內容通過三個階段得以呈現：（1）單個資本為了降低個別商品的價值，獲取超額剩余價值，而進行工藝改進和技術創新；（2）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導致競爭成為強制性規律，其他資本家也開始采用新的技術與方法，使技術創新從偶然性向普遍性過渡，全社會“價值革命”到來；（3）當新的技術已經成為生產中的普遍事實，平均利潤率規律迫使個別資本家開啟新一輪的技術創新。這三個運動階段的每一個都既可以成為起點，也可以成為終點，同時又成為前一階段和后一階段的中介：1—2—3—1—2—3……

　　這三個階段還具備三個典型的特征：一是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單個資本家為了追求超額剩余價值而進行的技術創新，可視為一種偶然性的表現，這種偶然性表現在技術創新帶來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之上。單個資本家在追求剩余價值時必須以創新特殊的使用價值為載體，從而博取市場交換的機會，因此，技術創新總是以生產特殊的使用價值為起點。偶然性的使用價值承載著普遍性的社會勞動，但是“在私人勞動產品偶然的不斷變動的交換比例中，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在社會勞動的制約下，技術創新的偶然性必須向必然性過渡。商品的使用價值是資本家漠不關心的，“他關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時實現的剩余價值……所以這就解開了一個謎：為什么只關心生產交換價值的資本家，總是力求技術創新降低商品的交換價值”。這個謎就是“相對剩余價值的增加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正比，而商品價值的降低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反比”。所以，“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了徹底的革命”，形成了具有必然性的事實，“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科學為資本服務”，為生產剩余價值服務，從而實現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

　　二是總體性與階段性相結合。資本主義生產是一個具有總體規定的生產過程，而以剩余價值為內容的技術創新的各個階段，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總體中的一個分支。一方面，“價值在這里已經成為一個過程的主體”。隨著這個主體的發展，技術創新總是不斷地變化著階段性的形式，通過生產創新、組織管理創新、產品創新等具體環節，使價值自行增殖。因此，技術創新作為這種總體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在各個階段都映射出其剩余價值生產的內容性質。另一方面，要把握剩余價值生產的總體原則，就必須把握作為剩余價值生產研究對象之實體內容的階段性生成過程，考察支撐這些過程得以存續的具體基礎。階段性的創新過程創造了作為總體結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生成了資產階級賴以生存的總體經濟基礎，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運用大量的材料對單個資本進行了實證分析，揭示通過提高單個資本的有機構成帶來資本主義生產加速上升的運動態勢。

　　三是目的性與過程性相統一。剩余價值的生產既是目的也是過程，如馬克思所言，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決定著：1.每天勞動過程的持續時間；2.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全部社會的和技術的形態”。從目的角度看，剩余價值的生產決定著技術創新各個環節的運動方向——最大化地追求自我增殖；從過程角度看，剩余價值的生產賦予技術創新各個環節以具體的運動矢量。因此，西方經濟學考察的范疇，在辯證法視界中不過是人格化的資本在具體生產過程中的形態化身。

　　技術創新的形式主要體現在《資本論》第二卷。以剩余價值生產為內容的技術創新，帶來剩余價值的積累，必然要在流通領域加以實現，否則，技術創新就不能完成對象化的關鍵一跳。一方面，剩余價值的實現在市場中必然遭遇各種障礙，技術創新不斷牽引資本加大周轉速度，調節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比例，改變價值轉移的方式，盡可能地消除市場障礙的影響；另一方面，無論技術創新發展到何種程度，總會在新的階段再度遭遇新的障礙，迫使資本以更新自身形態的方式不斷完成“驚險跳躍”。但是，技術創新的物質內容始終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式的制約，“抽象的價值概念（和它的貨幣表現形式）通過市場競爭這個看不見的手成為一種調控的力量”；因此，它既無法最終解決資本主義內在關系的根本矛盾，又不斷地將自身推向進步。它遭遇到的是一種“浮士德”式的矛盾與自我分裂。

　　首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開篇論述了循環的三個公式，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剩余價值實現方面呈現出連續性和痙攣性的特征。在這三個循環內，不僅每一個循環都把另外兩個循環作為前提，而且這種形式的循環往復已經包含了其他兩種循環的進行，這種“連續性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是由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基礎所決定的，雖然這種連續性并不總是可以無條件地達到”。由于技術的創新必須以龐大的貯藏貨幣作為研發基礎，它又伴隨“W-G”的轉化而完成，資本家內心的糾結無時不在：一方面要用積累的大量貨幣進行創新研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臨生產的中斷，貨幣向資本轉化形成了新困境。因此，生產又“將不是連續性地進行，而是痙攣狀地進行”。當然，雖然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就已經存在，“因為貨幣本身不是實際生產的要素”，但這必須以信用的方式為前提。在支付期限到來之前，如果資本循環不能正常進行，那么生產中斷就會演化為經濟危機。

　　基于內容與形式的矛盾，馬克思構建起資本主義體系下技術創新的整體圖景，深刻地展現了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生的一系列新變化與技術創新之間的內在關聯。技術創新在某個階段可以使資本主義生產有一個整體式的跳躍，從工業化到金融化再到數字化，通過這些創新，剩余價值的實現形式不斷升級，剝削程度不斷加深。但是，由于每一個過渡階段都可能存在中斷，隨時可能暴發的金融危機會呈現出規律性、整體性、全球性的彌漫態勢。

　　其次，技術創新使價值轉移更為隱蔽和迅捷。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二篇中，馬克思通過“資本周轉”進一步闡釋了資本主義如何試圖通過技術創新克服危機的內在機理。尤其是對固定資本、流動資本的研究，理清了技術創新過程中價值轉移帶來的矛盾。“一方面，大量固定資本投在一定的實物形式上，并且必須在這個形式上達到一定的平均壽命，這一點就成了只能逐漸采用新機器等等的一個原因，從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勞動資料的一個障礙。另一方面，競爭斗爭，特別是在發生決定性變革的時候，又迫使舊的勞動資料在它們的自然壽命完結之前，用新的勞動資料來替換。迫使企業設備提前按照更大的社會規模實行更新的，主要是大災難即危機。”可見，技術創新不斷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用變革了的形式進行價值補償，而這種變革必然需要一段時間的生產才能完成，它的理想狀態是使不變資本的價值發生完全的價值轉移。但是，由于資本家始終迫于盲目競爭的壓力，在未能償還預付資本之前，社會價值的到來又迫使資本家不得不進行新一輪的技術創新。因此，技術創新必須以加速剝削的方式，迅速地使價值補償得以完成。由于時間對于價值補償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不能跑過中位線，在信貸的壓力下，資本積累就會面臨全面崩盤的危機。在技術創新的接力賽中，資本主義世界遺留下了大量尚未轉移完畢的固定資本，成為技術創新的“遺體”，危機的爆發恰恰又是處理它們的最好方式。很明顯，資本主義的危機并沒有因為技術創新而緩解，反而呈現出螺旋上升的態勢。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當代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要通過“時空修復”的方式進行，從依賴于粗放型的利潤率預估而進行的生產性資本注入轉化為依賴于信息技術進行精準計算、不斷擴張用戶數量而實現資本增殖。生產的組織不僅依靠時間上的連貫性，而且注重空間上的共時性，即一件商品在全球范圍內的生產、分配、消費幾乎可以做到在同一時間內完成，技術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十分精準，換言之，想方設法用時間“消滅”空間。

　　最后，技術創新推動資本的再生。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馬克思通過對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的研究，揭示了兩大部類之間必須按比例交換。同時，馬克思也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這個本質層面審視技術創新內容和形式的矛盾運動。在這一篇，馬克思非常看重“不變資本”（技術創新帶來的物化基礎）的重要作用。通過對庸俗政治經濟學家濃墨重彩的批判，馬克思發現技術創新在轉移舊價值、實現兩個部類之間的正常交換中的重要作用，即單個資本如何通過技術創新過渡到社會資本。這種過渡，并不是個別資本創新的加總，而是通過單個資本的循環和它們之間相互交織的流通形式來實現。因此，技術創新貫穿了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生產與交換的全過程，先是通過設定I與II的“差別”，然后把雙方變成自己的對立面，再通過交換實現了I(v+m)=IIc的同一，從而達致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實現相統一，完成技術創新外化、收回與再生的辯證過程，以這種內容和形式的矛盾運動，使現象從屬于本質。

　　在《資本論》第二卷文末，馬克思進一步將這個矛盾運動推向了高潮。“因此，盡管是規模不變的再生產，但危機——生產危機——還是會發生。”也就是說，固定資本補償中的比例失調是資本主義生產危機發生的原因，因此，技術創新并不能最終克服這個危機，只能加快危機的速度，提高危機的程度。“生產資料生產迅速擴大的技術手段越發展，因而，剩余產品的量無論在價值方面或在價值借以體現的使用價值量方面越大。”技術創新帶來了普遍意義上的生產過剩，而這個危機從本質上說源于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在社會層面表現為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和由于分工帶來的無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總之，資本主義技術創新在現象層面仍然深刻地呈現出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技術創新的物質內容作為活勞動創造價值的基礎，既成為社會進步的客觀依據，又與創造者之間發生著深刻的對立；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活動不斷降低可變資本的相對量，提高剩余價值率，通過更高效率的生產組織活動，使勞動者對資本的從屬性更強，同時發展著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在加速資本運行的同時，也加速著工人階級的發展。

　　《資本論》第三卷研究了剩余價值的具體轉化形式，亦即技術創新的“現實”。所謂現實，“作為具體的范疇，包含有前面那些范疇及它們的差別在內，也因此就是它們的發展”。在辯證法的語境中，現實是“本質論”的第三個階段，現實的內在方面是可能性，外在方面是偶然性。事物在運動過程中必然要克服偶然性，尋找必然性，因此，現實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通過對可能性、必然性的討論，可以充分認識現實并發現客觀規律。

　　我們發現，假如沒有剩余價值在社會層面的具體轉化形式，就不能在現實層面找到技術創新所勾連的資本主義運行規律。因而，第三卷中關于商業利潤、地租等剩余價值具體形態的研究，旨在揭示偶然性（k……k+p的任何一個點都可以作為利潤的現實規定性）如何通過市場競爭轉化為必然性，即資本在運行過程中呈現的客觀規律——“平均利潤下降”：“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從而同被推動的總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這也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另一表現。”這里不僅揭示出《資本論》從第一卷到第三卷的關于技術創新思想的內在邏輯，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這個本質，是靠以剩余價值生產為內容、以剩余價值實現為形式的矛盾運動得以發現；而且在現實層面揭示出，剩余價值通過轉化為各種利潤表現形式，造成資本主義創新所呈現的神秘化和偶像化的假象，從而達到資本主義技術創新過程的“完成形態”。

　　四、對資本主義技術創新的超越：主體行動的客觀反轉

　　難道這就是《資本論》中技術創新思想的全部旨趣嗎？“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如果說，黑格爾的辯證法強調的是“抽象進展為具體”的閉環運動，那么，馬克思的辯證法則超越性地強調“抽象上升為具體”的不斷生成的開環運動。如果我們以“技術創新”作為他物和中介進行再度反思，可以發現，這個開環的下一個邏輯就體現為對新的社會形態的闡釋。

　　借助“技術創新”這個中介，我們發現，使馬克思的辯證法區別于一切形而上學辯證法的秘密在于，作為一種不斷上升的體系，它加入了由人的精神本質構造的主體行動邏輯。這一點在技術創新活動中尤為明顯，馬克思的辯證法徹底打破了由客觀結構導致的線性自然科學規律所造成的封閉性，同時也拒斥了浪漫主義的創造遐想。要指出的是，這里的主體行動的邏輯，并非西方經濟學界表層范疇的數學關聯，而是借助中介對人的社會生活本質的反思。如果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最終導向的是人被技術創新所奴役、人類活動的主體狀態陷入僵死的客體狀態，那么馬克思的辯證法恰恰借助技術創新這一中介，完成了對人類新的社會狀態的實質性反思，使唯物史觀徹底扭轉了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性與神秘性。（1）人只能在特定的物質生產結構中創造自己的歷史；（2）創造歷史的過程從本質上說是一種不斷創新的生產過程；（3）這種生產過程創造出一定的社會形式；（4）因此，形式并不具有優先性和絕對性，它只不過是人自身創造出的活動空間；（5）這個活動空間既是人生存的載體，又不斷被再生產打破。（6）人的思維產生于這個活動空間，一切神秘性和偶像化的意識形態都會隨著活動空間被打破而被最終澄明。因此，“這是在歷史辯證法客體向度中對自主活動的確定”，即對人的現實能動的生活本質的徹底把握。基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資本論》中關于技術創新思想的辯證法，透視出人的自由自主活動從在大工業社會成為可能性到在未來社會成為必然性的邏輯隱線，勾連出技術創新與人的自我超越、技術創新推動新型未來社會形態到來的動態圖景。

　　盡管資本主義自發地野蠻剝削工人，但“在適當的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轉變成人道的發展的源泉”。技術創新活動一方面加強了技術對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不斷地創造自身的對立面，瓦解著舊的生產方式對人身的控制。同時，人作為技術創新活動的實際執行者，不斷地通過創新活動創造出新的社會角色和社會關系；通過技術創新這個中介，人不斷突破發展的限制性和可能性，在技術創新持續返還的過程中，主體自我本質的內涵與外延也在發生變化，體現出非物質的主體超越性，推動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成為歷史的必然。

　　更為重要的是，技術創新的社會關系本質使其物化形態獲得了歷史規定性，即使用價值獲得了歷史的能動作用，這種規定性又與作為本質的社會關系相對立，使被顛倒的社會關系獲得反轉的可能性。質言之，技術創新的二重性質既構造了未來社會的物質基礎，又提供了矛盾運行的動力。“生產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從理論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學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成為致富的手段。”隨著技術創新活動的不斷擴大，創新的層次不斷提升，社會物質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才有變革的物質基礎。“技術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災難，……也使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因此也同時使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和舊社會的變革要素成熟起來。”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類，通過物質生產領域總體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物的層面獲得了真實的解放，人類社會也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變，用一種主體行動的邏輯實現了對物的奴役邏輯的客觀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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