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歷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問題是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熱點問題，學界以實踐本體論為基礎所持有一個基本共識是，具體情境中的特殊性孕育著普遍性。莫伊舍·普殊同(以下簡稱“普殊同”)獨創性地從關系本體論出發，批判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基于實踐情境的準自然主義社會本體論，提出要以抽象勞動為中介來論證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歷史特殊性，進而闡明了資本主義是一種黑格爾意義上的獨特統治體系。然而，普殊同用關系本體論來解決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還有深究的余地，馬克思歷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思想之本質在于將人類社會形態的演進看作一個系統整體，從作為人類基本實踐活動的生產性勞動出發，抽象概括出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各種關系性規定，并以唯物史觀為方法論基礎、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具體研究路徑，真正揭示歷史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是實踐性與關系性的有機統一。
關于馬克思歷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研究，學界關注的重點一直是基于實踐情境的線性歷史發展理論。劉奔等從揭示馬克思歷史發展的客觀普遍規律入手探討歷史普遍規律在不同民族那里的特殊性實現方式。肖磊將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認識問題同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衰成敗相結合，探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經驗，這種線性歷史進步論的現實意義在于揭示未經過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落后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卡夫丁峽谷”。但是，上述觀點基本在實踐的特殊情境和普遍情境之間的關系中展開，尚未深入到政治經濟學視域中去考察作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之核心的勞動，這會導致我們對于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此種觀點堅持歷史普遍性主義)反駁稍顯乏力。普殊同獨創性的在政治經濟學視域下以歷史特殊性為核心重構了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試圖從范疇性闡釋的角度將資本主義構造為一個由價值邏輯主導的抽象統治體系，在關系建構的層面深化了對特殊性的理解。
學界對普殊同社會批判理論的研究近些年開始升溫，主要是以著作翻譯、會議綜述或學術訪談的方式引進其思想，從內容來看側重于核心范疇的介紹、引用及應用。普殊同批判理論中的“時間”和“勞動”對于構建資本主義社會抽象統治具有重要地位。孫亮以對價值形式的解釋為切入點，分析了普殊同基于黑格爾“實體即主體”思想將資本看作歷史主體的理論構建進路，指出普殊同事實上顛倒了階級關系與價值形式的順序；黃璐從資本批判的時間維度出發，以研究普殊同的“跑步機動力”為重點，論述了資本主義權力統治的時間性、過程性建構，這一建構過程同時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初步規定。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對于普殊同思想的核心問題——論證歷史的特殊性，尚有較大的研究空間。唐正東從“歷史定在”的角度闡述了普殊同的歷史特殊性思想，其強調社會分工及勞動交換而排斥抽象中介的觀點具有一定的情境論傾向；錢夢旦等則從“內在批判”(即資本主義的否定性)出發來闡述歷史特殊性。與上述情境論和否定觀不同，本文從普殊同的思想來源(黑格爾的中介思想)闡述普殊同的歷史特殊性，以揚棄和批判性建構的態度認為普殊同的中介關系應與馬克思的實踐觀相結合，以此才能呈現出較為完整的深度歷史特殊性解讀，普殊同的不足和意義才能夠呈現，這種建構主義的觀點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大多數人持有的實踐主義也是一種深化。
一、出場：普殊同對傳統政治經濟學“超歷史”立場的批判
普殊同重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緣起在于，當代社會批判理論對資本主義核心范疇的闡釋存在缺陷。傳統的、教科書式的馬克思主義采用一種“超歷史”的理解方式，將作為唯物史觀之核心的勞動、價值納入線性歷史發展進程，認為剩余價值的占有及分配問題是資本批判的核心。普殊同認為這種觀點取消了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結構特殊性，不足以解釋為何資本邏輯在經歷了全球秩序大規模轉型后依然保持強盛。
(一)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范疇普遍性特質的闡釋
在普殊同看來，“‘傳統馬克思主義’一詞并不指代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特定歷史趨勢，而是泛指所有從勞動的角度出發分析資本主義的理論方法，它們對社會的描述本質上基于階級關系——它由生產資料私有制與市場調節的經濟所結構”,他從以下兩個角度概括了傳統理論對政治經濟學范疇所持有的普遍性立場。
一是從一般性“勞動”出發，探討線性歷史發展進程中的財富分配問題。傳統的批判框架以勞動創造社會財富為理論起點；工人付出勞動卻無法占有勞動成果為論述核心；揭示階級剝削與分配不公為結論指向，將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的矛盾看作資本主義社會不自由的源頭。普殊同指出，以多布為代表的傳統批判觀普遍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過是在提出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對李嘉圖價值論的改良版本，《資本論》在分析利潤并非資本固有屬性的同時，揭示了資本的本質在于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二是將“價值”等同于分配領域中的“物質財富”。以保羅·斯威齊為代表的傳統理論將馬克思的價值規律理解為單純的作用力，其作用力體現為價值規律控制著勞動力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商品的產量及商品之間的交換率，“起作用的力量，一方面，包括各個生產領域中的勞動生產率和受收入分配制約的社會需求格局；另一方面，則有市場上起均衡作用的競爭性供求力量。用現代的話來說，價值規律基本上就是關于一般均衡的一種理論”,普殊同認為斯威齊僅在市場的范圍解釋了價值，忽略了“價值”與現實“物質財富”的對立。
基于以上分析，普殊同指出傳統理論將社會統治歸結于階級統治，實質上是把工人階級生產性勞動所代表的普遍利益與資產階級私人占有財富的特殊利益相對立，并在肯定勞動結構的同時將工業生產作為未來社會發展的基礎。也就是說，在這一批判框架中，“資產階級、特殊利益、剩余物的私人占有及資本主義市場的分配方式”會被歷史的否定，“無產階級、生產結構、勞動結構”將會在新的社會中繼續存在。
(二)傳統馬克思主義歷史普遍性論證的缺陷
普殊同認為，傳統的普遍主義闡釋框架有著不可克服的理論缺陷，已經不能解釋與應對當代社會的現實危機：第一，勞動在現代社會中作為財富源泉的地位廣遭質疑。隨著科學知識的快速更新與先進技術的不斷涌現，“一般智力”及非物質勞動等在推動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愈發重要，傳統的肯定無產階級勞動的觀點無法充分把握當下社會中出現的生態問題、現存勞動形式的廣泛爭議問題。盡管傳統理論認為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中會實現更合理的財富分配，但是由于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之基礎的勞動仍然會在未來社會中發揮作用，無節制的工業生產只會帶來更多超過國家控制的、遠離直接經驗的矛盾。第二，以分配為重點的批判視角無法解釋在調節市場與財產分配模式后，現實社會中依然存在著的持續性不自由。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秩序經歷了從福特制到后福特制、從以國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型過程，國家干預資本主義的興起并沒有改變資本價值形式對社會主體的全面滲透，這表明傳統的闡釋路徑僅適用于19世紀的資本主義，現實資本主義則需要一種新的批判視角。
普殊同不同于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點在于，他認為工人階級運動可能會復制資本主義的基礎，即無產階級勞動，而馬克思的批判理論所指向的斗爭不僅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階級斗爭，而是一場包括其他群體和階級的斗爭。基于歷史特殊性的研究視角，普殊同強調需從“勞動”和“價值”兩大范疇出發，重新思考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第一，馬克思事實上批判了李嘉圖所假設的將無差別勞動看作價值源泉的理論，“李嘉圖是從商品的相對價值(或交換價值)決定于‘勞動量’這一論點出發的……決定價值的這種‘勞動’的性質，李嘉圖并沒有進一步研究。”第二，馬克思《大綱》中將價值作為一種“歷史特定財富形式”與代表著“歷史特定財富分配形式”的現實物質財富形式相對立，而傳統理論沒有看到“價值”與“物質財富”的差異性，僅將價值納入具體分配領域對其實體歸屬進行考量，自然不理解建構價值的資本主義勞動的歷史特殊性，因此資本主義勞動被理解為與其他社會中一樣，僅能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價值”在生產領域中所建構的真正社會關系被遮蔽。
二、構建：普殊同對資本主義歷史特殊性的論證
既然資本主義社會是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而存在的，就不能站在線性歷史發展的角度理解其內部的核心范疇，而應該基于對資本主義勞動的批判來思考核心范疇的社會建構意義，以此來說明整個社會有一種源自生產本身的統治力量。這種抽象的、隱蔽的、內在于資本主義勞動結構的統治形式，進一步導致了人類工作的碎片化與社會生產的失控化。普殊同試圖站在社會與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更深層次的社會中介運動，從而把握現代社會的物象化根源，以回應傳統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諸多缺陷，這一新的闡釋深受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和法蘭克福學派諸多成員發展路徑的影響，即主張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理解為關于社會主客體相互規定的物化歷史建構論。就論證結構來看，普殊同以價值與物質財富的區分為起點、以抽象勞動的社會中介作用為論述方法、以時間的辯證運動為矛盾規定，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進行了創新性解讀。
(一)歷史特殊性論證的起點：價值與物質財富的區分
馬克思將“商品”作為展開資本主義諸范疇的起點，指向了一種內在于資本主義體系的二重性的社會關聯形式。他指出，“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普殊同基于上述馬克思關于價值的推論，指出應當將抽象維度的價值與具體維度的物質財富相區分，進而揭示由抽象性價值所構建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對人的統攝性。
首先，價值與物質財富是兩種根本不同的財富形式。價值聯系著抽象勞動所建構的社會關系，價值量作為對象化抽象勞動的量化尺度區別于各種具體物理量；物質財富聯系著具體勞動所創造的特定物的質與量，源自各種具體勞動對原材料的行動，通過對象化具體勞動得到度量。其次，價值與物質財富同生產力增長有著不同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提高必定帶來物質財富的增長，但同一時間內的價值量卻有可能下降。馬克思《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普殊同認為，“龐大的商品堆積”所指向的僅是表面的物質財富，就資本主義社會整體而言有著“物質財富的充裕”與“價值的貧困”相并存的內在矛盾。最后，價值關聯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物質財富關聯著具體勞動時間。普殊同認為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范疇，它們本身成為一種中介社會關系的力量統治著人們；物質財富、具體勞動時間存在于所有社會之中，它們被傳統社會紐帶、權力關系、對需求的考量等外在因素所中介。
通過上述區分普殊同清楚地表明，價值所構建的資本主義根本性社會關系無法被理解為具體的物質關系。以此為根基，通過考察中介建構資本主義體系的抽象勞動與抽象時間，普殊同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機制的自因性發展軌跡。
(二)歷史特殊性論證的方法：抽象勞動作為資本主義體系的中介
1.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差異：勞動是否自我中介社會關系
普殊同在具體與抽象兩個層面對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中的“勞動”概念進行了創新性解讀：一種是作為生產他人需要的特殊產品的具體勞動；另一種是作為獲取他人產品的手段的抽象勞動。他指出在商品生產與交換尚未主宰一切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及其產品的分配受到公開社會關系(如風俗習慣、傳統紐帶等)的影響，勞動的社會性由這些公開社會關系所賦予；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真正作為一種手段而存在，“勞動本身構成了一種社會中介，取代了公開的社會關系……一種新的關系形式登上了舞臺：沒有人消費自己所生產的東西，相反，每個人自己的勞動或勞動產品成為獲取他人產品的必要形式。”由于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就整個社會而言，所有的勞動都成為了獲取他人勞動產品的手段，作為勞動產物的價值也就成為了社會整體性價值，于是，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了一種由勞動所中介的獨特性社會整體。
2.“實體即主體”: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自因性
馬克思通過實踐建立了客體性與主體性的內在關聯，普殊同在理解馬克思克服主客同一體嘗試的時候將馬克思的“感性活動”理解為由社會中介形式所主導的社會實踐，而“實踐”的意義則是人通過自身活動所建構的獨特社會關系，這種具有異化性的社會關系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主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勞動的中介下緊密結合在一起，生產關系與社會關系被納入中介體系。普殊同的中介思想發端于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理論，他通過批判盧卡奇對黑格爾的“唯物主義”改造，將社會客體與主體的本體論基礎歸結為范疇的建構性，闡明了只有回歸特定社會關系才能觸及社會發展的本質。
第一，闡釋黑格爾“實體即主體”思想的核心特征。黑格爾將歷史理解為絕對精神在其辯證展開中的客體性與主體性的建構過程，“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他認為精神作為主客同一的歷史主體在構建現實世界的同時反過來建構了自身，并在自我異化與揚棄異化的過程中達到了自我的完全展開與實現。 第二，分析盧卡奇對黑格爾“實體即主體”思想的“唯物主義”改造。盧卡奇認為，黑格爾將人類認識自己精神發展的過程看作歷史過程的理論進步性在于找到了“歷史”這一基點，馬克思的歷史觀直接來源于黑格爾，馬克思“把黑格爾哲學中的歷史傾向推到了它的邏輯的頂端：他在根本上把社會和社會化的人這兩方面的所有現象轉變成了歷史的問題”。在盧卡奇看來，馬克思的理論是一種“社會的理論”,歷史辯證法是一種“社會的辯證法”,決定辯證法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社會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交互作用，范疇形成的基礎在于社會主體(人自身)的實踐活動。從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的角度出發，盧卡奇將歷史和社會演進中的主客同一體理解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有著自覺的“階級意識”并擔負著改造現實社會的歷史使命。第三，普殊同在批判盧卡奇未觸及“真正的歷史主體”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將資本主義抽象性范疇所表達的社會關系與歷史主體相關聯。普殊同認為，盡管盧卡奇將黑格爾理論的有效性限制在了社會現實之中，但其理論實質上并沒有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敘述方式，“他對主客同一體的理解與馬克思的理論方法之間的距離，依舊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與馬克思的距離一樣遙遠”,盧卡奇在理解社會歷史進程由哪種因素所驅動時，仍是從傳統的階級關系出發，強調無產階級領悟與改造社會的必要性。普殊同認為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主義歷史主體同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一樣是抽象的，并未指向具體的社會角色，馬克思成熟期的理論并不是以“費爾巴哈式”的唯物主義方法將黑格爾的主客關系進行簡單的顛倒，而是以社會和歷史的方式去解釋黑格爾試圖用精神概念來把握的東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表達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本身建構了歷史主體，資本主義社會被一種抽象化的價值關系所驅動：“價值不斷地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這個運動中永不消失，從而變成一個自動的主體。如果把增殖中的價值在其生活的循環中交替采取的各種特殊表現形式固定下來，就得出這樣的說明：資本是貨幣，資本是商品。但是實際上，價值在這里已經成為一個過程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它不斷地交替采取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剩余價值同作為原價值的自身分出來，自行增值著。”
基于如上關于“實體即主體”思想的論述，普殊同通過引出抽象時間這一范疇，進一步敘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因性發展軌跡。
首先，普殊同界定了兩種不同的時間：一是具體時間，“各類作為事件之功能的時間：它們指代著并被理解為自然的交迭與人生的周期，以及各類特定的任務或過程”,其特點是作為一個應變量而存在；二是抽象時間，“均一的、連續的、同質的、‘空洞的’時間，是獨立于各種事件的”,其特點是作為一個自變量而存在。從抽象時間的起源來看，它是隨著商品性社會關系形式的傳播而建構的，普殊同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為抽象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被構造為一個‘客觀的’時間規范，而對生產者施以外在強制，時間本身也被構造為絕對的與抽象的”,資本是自我增值的價值，而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所必須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追逐價值增值的活動由時間所驅動。
其次，抽象時間聯系著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成為產品普遍形式的同時追求價值增值的行為將社會構建為了一個異化的整體，抽象化的價值關系驅動并統攝著資本主義社會，而規定價值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這一異化社會關系的核心。生產者要想在流通領域實現生產出來的價值，就必須使自己的生產時間或小于或等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時間規定并不是恒定不變的，而是包含著一種自因性的發展動力。在理解普殊同所說的動力之前，有必要闡明他所提出的“社會勞動小時”的含義。簡單來說，社會勞動小時是由生產力水平所建構的、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規定的抽象性衡量單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單位社會勞動小時內生產的商品數量增加，但一定時間單位內的價值總量是不變的，恒定的價值總量被分配到更多的商品之中，使得每個商品的價值量減少。于是，決定每件商品價值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標準被重新規定，“社會勞動小時在生產20碼布時，是為手工織布者所規定的；而在生產40碼布時，則是為蒸汽織布機所重新規定的。”由此，生產力、社會勞動小時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持續向前推進的矛盾運動，推動著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增加帶來了每個時間單位所生產的價值量的增加——直到這一生產力普遍化為止。此時，這段時間中產出的價值量，由于其抽象及普遍的時間維度，又回到其先前的水準。這導致了一個新的社會勞動小時和一個新的生產力基準水平。在這里出現的，是一種轉化與重構的辯證法：社會一般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規定量改變了，但這些改變又重建了起點，即重建了社會勞動小時和生產力的基準水平。”這表明在剩余價值范疇引入之前，資本主義社會就存在著一種由抽象時間的重構性所決定的方向性動力，而這種動態的價值規律無法依據市場均衡理論得到充分理解。
最后，同質性的抽象時間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型統治形式。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性社會關聯形式還未形成，人們勞動的時間由自己所掌控；隨著工業革命的來臨，商品建構了社會的整體性關聯，一種可計量、無差別的時間反過來對人加以控制，這種作為人類活動尺度而存在的時間深深地根植于生產與流通領域：從生產領域的規定性來看，時間一方面隱含著生產力概念，即單位時間內的勞動所產出的社會財富，另一方面又規定著實際的社會關系，即由勞動時間所度量的社會財富影響著工資水平；從流通領域的規定性來看，時間是生產者在市場流通中所必須遵循的客觀準則，人們被迫在時間的限度中進行商品交換以求生存。此外，由商品與資本所建構的時間統治并不僅限于生產與流通領域，它隨著統一市場化的發展延伸至所有的生活領域，量化的時間與價值一定程度上使得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變得越來越抽象化，在這種新型的社會結構中，抽象時間所衍生的社會統治形式超越了實體性階級統治，時間的暴政讓所有人對它俯首稱臣。
(三)歷史特殊性論證的結論：歷史時間指向克服資本主義異化社會關系
可以看到，普殊同重釋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內在邏輯主線是：以價值與物質財富的區分為起點，通過抽象勞動的中介作用，闡明資本主義社會實質是一個不受人控制的時間性動態統治系統，深刻揭示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將不斷重構衡量人類活動價值的標準，而人們對價值的追逐不會停止，于是個體被統攝在社會之內。然而，正如價值與物質財富的區分是隱蔽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社會勞動小時、生產力之間的不斷重構所帶來的異化統治也具有隱蔽性，盡管其無法在可視化的層面被呈現，但這一框架可以在“歷史時間”中得到理解。
第一,社會勞動小時既是一個常量,又是一個非常量。就抽象時間層面來看,它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衡量標準,是一定時期內生產出來的總價值的尺度,此時它充當坐標軸的作用;就具體的使用價值層面來看,社會勞動小時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此時坐標軸的位置事實上也會隨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減少而發生移動,此時它是一個非常量。社會勞動小時作為常量,是指這一抽象性時間衡量單位具有保持恒定并規定價值量的作用,生產20碼布所產出的X價值量的社會勞動小時,在抽象時間上等于生產40碼布所產出的X價值量的社會勞動小時。但是,生產20碼布的時間確實與生產40碼布的時間存在差異,后者生產力提高的同時重新規定了一個新的社會勞動小時,但這一變化并不會反映在社會勞動本身之中。
第二,歷史時間表達了非常量層面社會勞動小時的持續性流動。正如上文所述,普殊同將具體時間看作一種應變量,它的運動特質在這里被進一步闡明。生產力帶動著作為抽象性時間衡量單位的“社會勞動小時”不斷向前推進,時間的前行、價值的推進與生產力的更新是一種“歷史之流”,這一具體的時間模式也被普殊同稱為歷史時間,有著隨資本積累愈發加速的傾向,并為資本主義所特有。歷史時間表達了商品使用價值維度在生產力變革中的作用,“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隨著歷史之流的加速運動,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越來越不取決于工人直接勞動時間的耗費,而越發與技術、科學及知識經驗的積累相關聯。
第三,歷史時間蘊含著揚棄價值中介獲得社會解放的可能性。普殊同認為,馬克思所論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就是歷史時間與抽象時間的矛盾,即使用價值維度中的歷史時間代表著生產力系統的更新;價值維度中的抽象勞動時間則表達著整個生產關系系統中人類勞動的非必要性趨勢。一方面是在使用價值維度上,不再取決于抽象勞動或抽象勞動時間耗費的物質財富,而由歷史時間之流所驅動;另一方面是在價值維度上,追求剩余價值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作為衡量價值標準的抽象勞動時間仍然是必要的。這就意味著受價值驅動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是時間不斷被重構,生產越來越成為歷史時間的對象化過程,直至價值越來越無法衡量現實物質財富,由此資本主義社會指向了揚棄必要勞動、價值與抽象時間的中介而走向解放的可能性。,,
至此普殊同站在歷史特殊性的視角重新解讀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價值”“勞動”與“時間”概念,試圖證明這些核心范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特殊意義,從而以黑格爾辯證法式的思維方法揭示社會結構的根本矛盾。
三、反思：普殊同論證的癥結與歷史辯證法新視角
在普殊同那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性僅體現在歷史時間與抽象時間之間的內在張力，他把追逐價值的活動為自身所構建的異化結果看作資本主義統治的核心，僅在范疇異化的角度去尋找消滅范疇的可能性。事實上，普殊同并未真正理解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內在邏輯體系。本文認為，應當回到實踐的辯證法分析關系建構論的現實意義，從而明晰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既不是單一的關系決定論，也不是純粹的直觀情境論，而是兩者相結合的有機整體。
(一)對普殊同歷史特殊性闡釋方案的批判
普殊同在理解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時，強調了資本主義核心范疇的獨特性。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不自由，是因為社會的根本結構是由具有歷史特殊性的核心范疇所建構的，“被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諸范疇所把握的社會形式是歷史特定的，不能簡單地應用于其他社會。同時，它們也具有歷史決定性”,而傳統的、教科書式的馬克思主義站在線性歷史發展進程中對資本主義加以分析不足以把握這種深層次的社會結構。盡管普殊同的歷史特殊性思想將對資本主義異化統治的理解深入到了特定勞動結構，但這一闡釋方案還存在著明顯的理論缺陷。
第一，過于強調抽象勞動層面社會關系的統攝性，忽視了生產力的根基作用。從普殊同的論述過程來看，他緊緊抓住了由資本主義勞動所構建的抽象性與具體性二律背反，將馬克思批判理論的焦點放在資本主義根本社會形式的二重性上，試圖澄清這些形式的價值維度(抽象勞動、價值、抽象時間)和使用價值維度(具體勞動、物質財富、具體時間)的性質，對上述二重性體系進行區分的基礎上，從抽象、均質的思維方法出發來把握資本主義特定的社會依賴形式。普殊同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規范性為重點的批判理論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體系性關聯，但是他過于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的抽象二重性，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的分析方法。在馬克思那里，物質財富與價值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框架中的特殊環節。在資本主義生產系統中，自然物質財富及使用價值的創造內在于生產力系統，價值及其構造的社會關系則被納入到了生產關系系統，生產力系統充當著生產關系系統物質載體的作用。唯物史觀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概念被馬克思應用于《資本論》中的經濟關系分析，要求我們將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推演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生產體系來理解其二重性內涵。歷史發展總是通過生產力系統中的自然物質生產構建社會經濟關系，《資本論》中馬克思正是在分析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不得不出賣其勞動力進行商品生產的基礎上，揭示了由于人類實踐能力的提高，資本主義形成了由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關系，進而探討在生產力充分發展后如何改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而普殊同錯失的正是這種革命性的批判視角。
第二，過于強調社會歷史形態的斷裂性，忽視了唯物史觀的連續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中勞動的批判不是對勞動作為中介關系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不是勞動衡量社會關系，而是生產基于一種特定類型的勞動即雇傭勞動，這種勞動不僅創造價值，而更多地創造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社會固然有獨特的社會關系，但無論哪一社會形態都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環，其內部的創造性活動總是受著自然環境及前人創造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世界歷史并不是由抽象的社會關系組成的觀念史，而是由現實的歷史主體所推動的真實存在的社會運動過程。我們從《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出發，考察歷史一般規律與資本社會特殊性的內在關聯。《形態》中馬克思首次在實踐的基礎上以歷史分析方法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正是沿著這一思想路線，馬克思在《形態》中通過考察“人的需要—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勞動—人與動物區分的標志”“代表歷史進程的新的需要—實踐性再生產”“繁衍后代的需要—人類自身的生產”四個方面，論述了人類歷史根源于現實的人的生產與再生產。《資本論》正是以這種歷史生成視野為指導，探討了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的生產與再生產規律，在一步步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基礎上找出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以此為根基尋求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路徑。《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并沒有割裂與以往社會的聯系，而是從人類社會演進規律中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進行批判闡釋，即商品代表著資本主義最簡單的社會形式，但是在分析商品之前必須將其與勞動產品相比較；貨幣的出現使得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被物的形式所掩蓋，但是貨幣形式也是價值形式發展到最后階段的形態；在理解剩余價值這一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之前，就必須考察貨幣如何轉化為資本，進而必須追溯到使得雇傭勞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基礎的勞動力商品出現的社會條件。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始終是以歷史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解釋的，只有將人類歷史的發展看作一個整體，才能正確把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所最終指向的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現實路徑。
(二)實踐性與關系性相統一的歷史辯證法
普殊同重構馬克思批判理論的重點在于揭示資本主義存在一種特殊的、由核心范疇所建構的社會關系，歷史特殊性社會關系作為一種結構性力量對人施以統治，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基于實踐情境所研究的實體性統治有著根本區別，這種歷史特殊性的研究視角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性，“價值中介”的闡釋方案則觸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但也應當看到，以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強調社會關系的主體性，會將理論限于辯證法本身而找不到任何解放的現實可能性。關于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問題，列寧曾清晰地闡明了實踐性勞動及其社會生產關系是馬克思考察一切社會關系的前提，“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即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一方面，歷史辯證法是從作為人類基本實踐活動的生產性勞動出發的；另一方面，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體系中始終存在著各種關系性規定。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實踐性與關系性在歷史辯證法中的地位及相關性。
首先，厘清馬克思實踐觀在哲學變革中的里程碑意義。馬克思實踐觀的確立，歷史性地終結了西方傳統哲學以意識確定性為根基的超驗性形而上學哲學神話，突破了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的二元對立。實踐作為馬克思哲學革命的首要規定，始終是學界研究馬克思經典著作的重要切入點，學者們以不同角度對實踐本體論進行詮釋并形成了以下兩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以探尋辯證法本體論基礎的角度，澄清實踐對于建構歷史科學的重要性。這一觀點認為在黑格爾思辨哲學本體論基礎即絕對者(實體—主體)被清除的地方，使得辯證法得以實質性存在的是現實的人的勞動，即從《巴黎手稿》的“對象性活動”概念到隨后的“實踐”概念真正構成了現實歷史的活動原理，唯有基于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辯證法—唯物史觀—歷史科學才可能在本體論上保有真正的活動者主體及其實體性內容”。二是以探尋哲學思維方式變革的角度，澄清實踐是包括哲學在內的一切意識形式的根源所在。這一觀點認為馬克思的實踐觀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本體論那種“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從實踐的觀點理解世界，不是去描述實踐活動，也不是去描述在實踐中展開和生成的現實世界，更不是追究現實世界的本原和物質基礎，而是要實踐地改變世界”,這一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使得傳統的追究終極存在或世界普遍規律的“獨立哲學”失去了存在的條件。
其次，審慎看待以關系的中介性解讀《資本論》的新哲學范式。普殊同的批判理論盡管在某種程度上闡明了資本主義不斷向前推進的趨勢，找到了黑格爾的絕對觀念運動與資本運動之間的相關性，在挖掘黑格爾主體理論的過程中，深刻揭示了資本擴張運動所蘊含的特有矛盾何以成為維護自身統治地位的動力。但是，他無視現實主體而將資本看作歷史主體的做法，事實上錯誤地將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從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驅逐了出去，錯失了從具體物質運動中去尋找解放道路的視角。普殊同認為從私有制出發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傳統理論忽視了生產領域中的價值形式統治邏輯，根本上否定了從所有制的角度解讀《資本論》中資本的運動規律，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敘述資本范疇的核心恰恰基于私有財產權的歸屬。資本家作為財富占有的絕對優勢者，用資本積累的方式源源不斷地索取剩余價值，從而造成了整個社會在經濟權力上的不平等，即剝削。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基于資產階級對經濟權力的支配，具體表現為資本生產過程中對勞動力(即工人)剩余勞動的絕對榨取，“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由此可以看到，《資本論》中關于資本的敘述核心仍然是經濟領域中的勞動，與普殊同所強調的勞動中介社會關系的統治不同，馬克思所論述的勞動被納入資本統治本身，社會反抗性力量源于私有制財產分配的不公。普殊同盡管意識到了經濟領域中的勞動是一種帶有批判性的范疇，蘊含著革命與解放的可能性，但是他所強調的是從勞動特殊性中介效應出發，揭示由抽象中介所統攝的社會關系的不自主性。由于他的理論假設完全同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財產權的傳統理論相割裂，導致他對推動社會解放的斗爭存在一定誤解。所以，不從所有制出發揭示社會統治根源的批判理論，無論是價值形式、資本邏輯還是其他任何抽象的范疇式闡釋方案都不可能觸及到問題的本質，關系本體論的解釋模式也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
第三，在實踐性與關系性的統一中理解歷史辯證法。馬克思實踐觀的意義不僅在于凸顯了社會現實的過程性，還在于將消滅異化社會關系的動力歸結于現實的人的革命性力量。“實際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在將批判理論拉回現實經濟運作本身后，馬克思進一步指出階級斗爭的集體性反抗在沖破資本邏輯強制性統治中的作用。在《資本論》關于商品拜物教的論述中，馬克思揭示了物與物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里的人與人的關系就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社會關系，“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因此，“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不僅僅是以一種個人的、獨立的方式而存在，而是處于一種階級矛盾中的“利益承擔者”。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與作為勞動時間人格化的工人相對立，進而催生了無產階級反抗社會壓迫的內在動力，而無產階級正是通過革命暴力手段來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從而消滅剝削與階級壓迫，建立起一個沒有階級壓迫的新社會，馬克思正是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了建立新世界的現實力量，即作為實踐主體而存在的無產階級。因此，普殊同將作為純粹關系性存在的范疇當作歷史主體恰恰顛倒了問題本身，僅將批判理論停留在對一系列范疇運動規律的揭示上，也意味著他未能領會到具有革命性的無產階級在推動社會解放運動中的重大建構力量。
四、結 語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歸納出普殊同對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進行再闡釋的基本框架：一是將對辯證法的理解貫穿于整個《資本論》的研究過程，認為只有從辯證法出發才能夠真正把握馬克思批判學說的核心要義；二是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重新審視黑格爾與馬克思的相關性，依托《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經濟學手稿中的基本范疇，將范疇運動同黑格爾的邏輯運動相關聯，反對以剩余價值的分配維度解讀《資本論》的傳統研究方法；三是旗幟鮮明地脫離了將辯證法看作整個自然與社會普遍規律的蘇聯模式，在將黑格爾《邏輯學》與《資本論》敘述方式相結合的過程中理解范疇所建構的特定社會意義，從而激活了辯證法的方法論活力。然而，由于普殊同是在關系建構的角度分析資本核心矛盾的，這就不可避免地將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懸置在由范疇所編織的社會關系的牢籠之中。馬克思的商品范疇為研究物與物、物與人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提供了一個基點，在現代社會中充斥著諸多“見物不見人”的“物化統治論”背景下，回歸馬克思《資本論》重新審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在剖析普殊同歷史特殊性思想的基礎上將實踐生成性同關系中介性相結合，不僅可以推進對歷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關系的認識，還可以較為客觀地厘清各種顛倒性意識。
作者:王露瑤、代利剛
文章來源:《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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