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宣示：“有的人說中國要搞計劃經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中國人民是不會走這條路的。”這個宣示隨即成為國內外眾多傳播媒體廣泛報道的標題。如此宣示，雖則其涵義和語境可作多種解讀，還是顯然不同于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疫情前的2019年于世界經濟論壇上的另一種表態。——前者著重于告知國際資本“中國今日又回來了”，后者則強調今日中國的現代化建樹及其世界重要性是來自“70年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政治宣示或表態之外，中國人民要走哪條路，畢竟不能單靠權威一言斷之。需要理性辨析計劃經濟，其特性和意義必須得到廣泛的人民的理解和掌握，這應該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常態，也是社會發展的合理憑借。
計劃經濟與“初心”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或更具體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原則是以建設社會主義為基本導向。因此，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是什么關系，這是必須探究的問題。
社會主義的初心，是人民的解放，即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逐漸擺脫資本主義的“物統治人”的異化狀態。追溯這個理念的演化，起點是馬克思關于“按勞分配”的論述，即，因為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替代了資本剝削勞動，“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這個權利仍是資產階級性質，因為它以給定人們具有不平等的勞動能力為前提。馬克思因此申論，隨著物質豐裕程度的提升和異化勞動的減少，這個原則將逐步讓位于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1960年代的全國糧票（上）
1983年山東省布票（下）
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會否推動或阻礙按需分配原則的逐步實現，對此，馬克思并沒有加以探討。承擔起這個任務的是恩格斯，其核心論題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增加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就是資本集聚形成的大規?，F代工業的擴張、以及相應的專業分工深化和計劃協調的重要性，這就提供了基礎，使得“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列寧在兩個層面上擴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一是關于可計劃性，社會化大生產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基礎，這不僅是體現在經濟領域，而且體現在政治領域，使得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與政治的分離被轉化為統一。二是關于計劃主體，專業分工深化使得各項經濟活動及其國家協調都被大為簡化了，從而使得“社會全體成員或者哪怕是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
那么，作為計劃經濟的合理性的關鍵，所謂經濟活動及其國家協調被大為簡化了這個論斷，又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現代歷史上的世界范圍的實際經驗顯然不是這樣，因此，對這個論斷必須有一個合理的闡釋：所謂“簡單”，是相對于全社會的大多數勞動者作為一個集合主體的能力和權力而言，這指向了勞動者文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勞動者廣泛參與經濟和政治事務的管理。
“可行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誕生于世界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時代，所以，經濟學文獻中關于“可行的社會主義”的討論，其基準是要探討社會主義能否達到甚至超越資本主義的效率水平，作為社會發展的必要基礎。
可計劃性問題是根本，就此，文獻中有兩個相互對立的論題。一是在宏觀層面上，計劃經濟有可能將經濟活動的系統不確定性納入考慮，克服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也即“無政府”的市場協調與有計劃的企業生產的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論題。二是在微觀層面上，計劃者的能力不足以收集和處理分散、浩繁的產品供給和需求信息，而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誘因則是大有可能與計劃者相背離、抵觸。這是自由主義論題。
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落成通車
這兩個論題的對立如何解決，兩者之間哪個更合理，這有待歷史驗證。不過，在今日世界和中國，上述自由主義論題具有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地位，因此更需要重申從馬克思主義論題引申出來的回應，惟此才能確認兩者的相對合理性。這個回應仍然是關乎現實上社會化大生產的擴展，認為這種擴展大大提高了整體經濟的可計劃性程度，表現為廣泛存在于現代大企業內部的計劃經濟。此外，隨著經濟發展和物質豐裕程度的提升，越來越多的產品尤其是基本生活資料的需求彈性降至低水平，有可能由社會免費提供，這也會提高整體經濟的可計劃性。
依循上文關于計劃主體的探討，社會主義效率的關鍵決定因素，是異化勞動時間的縮短，使得勞動者的文化水平得以提升、經濟活動和國家協調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強制分工得以逐步消弭。那么，“可行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可能透過計劃主體的發展，來強化可計劃性的宏觀優勢、克服其微觀劣勢？
原則上，勞動者廣泛參與公共決策和管理，其效率特性應該足以媲美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知識獲取和利用。只是，在國家和權威仍然主導社會的漫長歷史階段，勞動者如何廣泛參與公共決策和管理、如何組織起來使他們成為具有所需能力和權力的集合主體，這也是只能等待歷史解答。
1953年2月，申紀蘭在長治專區優撫模范代表會議上作報告
歷史經驗未為定論
歷史上存在的資本主義體系遠比理論上的資本主義模式復雜、曲折、欠缺截然和穩定的規律，同樣，“歷史社會主義”與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模式的關系也是如此。
首先，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實踐所繼承的物質環境并非發達資本主義，而是后進國家甚至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遠遠達不到實現社會主義效率所需，不僅是社會化大生產薄弱，更關鍵是勞動者難以廣泛參與公共決策和管理。
其次，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中的島嶼”，而歷史存在的世界資本主義并非亞當·斯密理論中的平等、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以內外榨取、壟斷霸權、帝國主義為核心特性，對社會主義實踐構成系統壓力。
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的首要任務因此只能是“原始積累”，而且是只能透過自我壓榨、最大限度壓抑消費以投資于推進社會化大生產，這必然與建構體現社會主義效率的計劃主體存在矛盾，也就是必然會有艱難的取舍，以及需要探索最符合初心、兩者最合理結合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發展道路。
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社會主義經驗，無論是蘇聯集團七十多年的實踐，還是中國七十多年的實踐，都是遠不足以對計劃經濟及其替代形成定論。今日中國正是處于探索發展道路的關鍵階段，更加需要對計劃經濟的理論涵義和歷史經驗做好理性辨析，更加需要讓這種辨析為全社會所認識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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