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理地判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本質，應該在鉤沉文本的基礎上，重構其歷史地位、彰顯其意義。依源于亞當·斯密的創見，古典經濟學分化為以勞動價值論為原則的“窮人經濟學”和以效用價值論為原則的“富人經濟學”，李嘉圖和薩伊是各自的代表。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為奠基，透視到古典經濟學(尤其是效用論學派)的庸俗本質，即從個人主義視角把資本主義簡化為交換原理，只承認其中的“和諧”，掩蓋對勞動者的剝削。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把商品生產的概念提升到社會生產關系的高度，在生產關系視域中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性，通過對經濟批判與革命政治的總體互釋，闡明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實質。
關鍵詞：古典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批判；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
一、《國富論》的兩副面孔
通常認為，亞當·斯密是第一個真正學術意義上的經濟學家[1]。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首要問題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作為對象，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在此之前，洛克以“勞動創造財富并確立所有權”的信條，確立了資本主義經濟與政制的前提性觀念。斯密進一步將勞動-權利論改造為一條價值原理：在產品的效用層面定義“使用價值”，在可購買力層面定義“交換價值”。經濟學的主要對象是“交換價值”，而測量“交換價值”的標準是勞動量的投入，“在早期資本積累與土地私有制度尚未形成的野蠻社會里，取得各種物品所需的勞動數量比例，似乎是決定物品日常交換比例的唯一依據”[2](50-51)。商品生產所需的勞動量是決定商品應當購買、交換的勞動量，即勞動量決定交換價值。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確實遵循著等價交換原則。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后，由于地產、資本和勞動的分離，勞動價值論的原初規定不再奏效。“勞動創造財富并確立所有權”的信條淪為空洞的形式規定，“一旦資本在某些人士的手中積累，他們自然會雇傭勤勞的工人，并且供應工人工作所需的材料和賴以生活的工資。他們的目的是出售工人的產品以后賺取利潤，亦即，賺取工人的勞動施加在材料上面的一部分價值”[2](51)。
馬克思認為，斯密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性，“他(斯密-引者注)不外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在勞動條件屬于一個階級，勞動的支配權屬于別一個階級那時候開始的。勞動和勞動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3](105)斯密毫不懷疑是勞動階級創造了全部的社會財富，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勞動階級并不占有全部社會財富，工人勞動施加在產品上的價值一部分以工資的形式支付給工人，另一部分作為利潤支付雇主在原材料和預付工資上的投資收益，最后一部分則作為地租支付給土地所有者。在利潤來源的說明上，斯密證明了利潤既不是監工等特別勞動的工資，也不是高于其價值上售賣的“讓渡利潤”，而是資本家依據預付資本的投入而占有工人勞動的價值量的一部分：“在各種手工藝與制造業，大部分工人需要雇主墊付他們工作所需的材料，以及生活費或工資，直到完成工作。而雇主會分享他們的勞動成果，或者說，會分享他們的勞動施加在材料上面的價值。雇主享有的那一分價值，便是他自己的利潤”[2](72)。
上述說明似乎觸及到了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即利潤不是由墊付資金產生的，而是由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施加到產品中的新勞動產生。勞動價值論就是把創造價值的勞動普遍化為一般的社會勞動并體現為物化的勞動量，地租、利潤和利息都來源于資本對活勞動的交換，是剩余價值的各種不同形式。由此，既然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那么，其他兩個階級的收入不過是對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剝削，而確保這種占有的合法性依據就是財產所有權。財產所有權本質上是一種壓迫性權力，它保證了有產者以物化勞動(資本)對活勞動(勞動者)的支配地位。“公民政府，就它是為了維護財產安全而設這一點來說，實際上是為了保護富人免于窮人的傷害而設，或者說，是為了要保護有一些財產的人免于遭受毫無財產的那些人的傷害。”[2](825)資本主義社會決定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沖突是十分明顯的。財產的分配最終由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政治斗爭決定，而這種斗爭總是以資本家獲勝告終。“從那些激烈的聯合喧擾當中，工人們很少得到任何好處。部分是因為行政官員介入仲裁，部分是因為雇主們優越的堅持能力，部分是因為大多數工人，為了自覺眼前的生存不得不降服。所以，一般來說，除了懲罰或清算首謀者外，工人們的聯合喧擾，最后總是一事無成。”[2](74)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沖突與斗爭總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沖突根源于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經濟關系的根本對立。所以，關于資本主義階段沖突構成了《國富論》的第一副面孔，它開辟了李嘉圖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從階級與社會矛盾視角批判資本主義的傳統。
然而，斯密并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事實上，《國富論》的勞動價值論是不完整的，斯密不僅沒有達到馬克思的歷史深度，并且也不像李嘉圖那樣前后一貫地使用勞動價值論。按照李嘉圖和馬克思的發展，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是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斯密卻更多時候認為，衡量產品價值的不是生產中投入的勞動量，而是由它在市場上所能購買的勞動量決定。從購買的勞動量出發，意味著“通常取得或生產任何商品所需的勞動數量，不再是調節該商品應當購買、支配或換得多少勞動數量的唯一依據。任何商品顯然都必須換得額外的勞動數量，才使墊付工資與提供材料的資本可以獲得適當的利潤”[2](52)。于是，斯密又混亂地把購買來的勞動量劃分為工資、利潤、地租三種收益形式。
這樣，斯密就放棄了從生產的內部聯系對資本主義“生理學”的研究，而是顛倒到市場和交換視角。在這一視角下，三種收益不是勞動價值量的分配形式，相反，產品價值或價格(斯密并沒有區分二者)卻由工資、利潤、地租的加總所構成。斯密發現，在給定的勞動量和利潤率的條件下，“利潤完全取決于投入資本的價值，投入資本愈多，利潤愈大……在商品價格的構成部分中，利潤與勞動工資完全不同，而兩者也確實取決于截然不同的原則”[2](51-52)。進一步，只有當不同產業中工人占有的資本量相等，產品的價格或價值才與它所包含的勞動量成比例。相反，如果單個工人占有資本量不同，產品價格并不與生產中的勞動量成比例，并且這種情況顯然更符合社會的經驗事實。因此，生產費用論似乎比勞動價值論更具解釋力，即資本、勞動、土地作為三種不同的生產要素共同創造了產品價值，并體現為利潤、工資、地租三種收益形式。
問題在于，工資、利潤和地租本身就是由某種價格衍生出來，當用它們來解釋自然價格的形成時，顯然陷入了循環論證。斯密無法解決的這個混亂，顯示了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并不清晰。馬克思認為，這只是說明勞動只有作為社會勞動對于其等量的社會勞動具有支配權時，才成為財富。也就是說，斯密混淆了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兩個不同環節。價值源于生產，卻在交換中實現。如果把價值的來源從生產顛倒為交換，就遮蔽了剩余價值，從而把利潤取決于墊付資本量的大小。當斯密說工資、利潤與地租是“三種收入”時他是對的，但說它們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種來源”則是錯誤的。從生產費用論出發，資本家依據資本所有權所得收入不再是對勞動創造價值的剝削，而是一種價值的真正來源[3](125)。這個結論意在表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關系是“公正”與“和諧”的。國家保護財產權的意義在于，它促使每個人都遵循著自利的原則，卻在無形之中促進了社會全體的利益。
斯密認為，與以往一切時代相比，資本主義社會的窮人無疑變得更加富有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的真實報酬絕對提高了。在自由市場內，“看不見的手”將協調每個人的利益，實現為一個“自然的自由體制”。在此意義上，斯密對資本主義“和諧”本質的描繪是《國富論》的第二副面孔。雖然他對無產階級的弱勢地位抱以同情，但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和諧”才是其主旋律。
二、“窮人經濟學”VS“富人經濟學”
斯密在價值論上的矛盾，源于他在不超出資本主義前提下，融合沖突論與和諧論兩種立場的努力。此后，李嘉圖和薩伊各自發揮了《國富論》的兩幅面孔，把政治經濟學引向兩條相悖的道路。
李嘉圖使政治經濟學發生了一次主題轉變，把研究分配看作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4](3)。斯密雖然也觸及分配問題，但總體來說，他更關心如何促進財富增長。但是，恰恰由于把分配作為主題，對分配的研究卻應該追溯決定分配的初始因，即資本主義的生產規律。斯密始終在勞動價值論和生產費用論、生產體系與交換體系之間的游移不定，李嘉圖則更徹底地把資本主義看作一個統一的生產體系，整個體系的起點是勞動價值論。徹底運用勞動價值論必須回應斯密難題，即如何解釋自然和資本投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李嘉圖指出，生產在本質上是人的一系列創造過程，它將純粹自然物轉換為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環境和自然本身是非生產性的，自然本身并不是生產的成本，更遑論創造價值。同樣，勞動工具、機器等要素的投入也與勞動價值論規律相一致。資本只是勞動產品，代表著一種物化的勞動量，它在生產中部分地將其自身的價值轉換到最終產品的價值中。生產并不是工人和機器一起創造產品價值，而是工人和生產機器的工人共同創造了最終的產品價值[4](19)。因此，資本和勞動并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他們分別代表過去的勞動和現在的勞動，生產在本質上是一系列的勞動時間的投入。當資本家進行一項長期投入，隨著不斷的擴大投資和資本再生產運動，最初的墊付資本在產品的價值總額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少乃至忽略不計，最終利潤和價值總額越來越反映為純粹的勞動量的增長。無論是給每個工人更多的資本，還是進行更長的生產周期，都會帶來利潤和總財富的增長。這種結果源于更有效率地組織勞動形式，勞動價值論在此依然有效。捍衛勞動價值論的結果是，李嘉圖比斯密更深刻地觸及資本家對勞動階級的剝削關系。在社會三大階級之間，地主階級和其他兩個階級的沖突在于它是純粹寄生性的，而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沖突在于利潤和工資總是處在矛盾中，資本運動的規律表明，“利潤的自然趨勢是下降的；因為在社會和財富的發展中，必要的食品增加量是通過犧牲越來越多的勞動獲得的”[4]101。而這將導致谷物價格和勞動工資的增長，工資上漲必然導致商品相對價格的降低，直到人口的增長達到頂點，利潤水平將降到最低點。
伴隨19世紀末工人運動的興起，斯密的社會和諧論受到撼動。威廉·湯普遜、托馬斯·霍吉斯金、約翰·勃雷等人從古典經濟學發展社會主義理論，他們是思想史上的“李嘉圖社會主義者”，即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明確主張“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勞動應得其‘公平的份額’”。在一定程度上，李嘉圖社會主義者對于資本主義的理解幾乎達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門口[5]。
如果說李嘉圖譜系代表了古典經濟學的左的道路，那么，以薩伊領銜的效用價值論經濟學則在論證資本主義“和諧論”上走得更遠。“和諧論”代表“富人經濟學”，其首要任務是回應李嘉圖社會主義的激進政治結論。薩伊認為，必須對斯密價值論的一些“小錯誤”予以修正，正是這些“小錯誤”使李嘉圖拋棄了更重要的內容，把經濟學引向歧途。對這些“小錯誤”進行修正使薩伊在價值論和分配論上提出新的解釋原則。
《政治經濟學概論》開明宗義：商品的交換價值并非來源于勞動，而是完全取決于它的使用價值或效用：“人們所給予物品的價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產生的……現在讓我們把物品滿足人類需要的內在力量叫做效用……創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創造財富。這是因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價值的基礎，而物品的價值就是財富所由構成的。”[6](59)《國富論》中有一個著名的“水-鉆石悖論”：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并不成比例，水的使用價值明明比鉆石更大，卻幾乎毫無交換價值，而鉆石基本沒有使用價值，但卻具有極大的交換價值。基于這個觀察，斯密、李嘉圖與馬克思都傾向于把使用價值作為交換價值的必要前提，但卻并不認為能夠通過衡量使用價值來確定交換價值。對此，邊沁最早以效用論反駁勞動價值論。邊沁把使用價值和給人帶來享受的“效用”相提并論，他認為水之所以很少具有交換價值，恰恰是由于它太容易獲得，而考慮到鉆石帶給人巨大的愉悅和享受，其價值的翻倍就是可理解的了。沿著邊沁的思路，薩伊說明生產就是創造物品的“效用”，或是把“效用”授予本來不具有有用性的物質，或是擴大物質已經具有的“效用”，“雖然價格是測量物品的價值的尺度，而物品的價值又是測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6](60-63)。
效用價值論削弱了勞動的主體性，放大了自然的地位。從表面上看，它似乎解釋了鉆石等稀缺物品的價值問題，但實際上卻忽視了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資本再生產活動，結果把資本主義經濟視為一切時代的普遍規律。就生產“效用”而言，勞動絕不是唯一要素，它來源于幾個不同的生產性服務相互協作的結果：“事實已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于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作用和協力……除這些之外，沒有其他因素能生產價值或能擴大人類的財富。”[6]78薩伊以此回應勞動價值論的主體觀念，并就相應的三種收益形式的合法性提供說明。他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各自的地位并無根本不同。生產的過程也是犧牲，不僅工人為生產新價值而犧牲了勞動力，資本家同樣為生產犧牲了享受。同樣，土地作為自然要素在生產中的地位不言自明，地主階級的所有權以及在土地改良上的付出都是獲取地租的理由。總之，對于薩伊而言，由于勞動、資本、土地在創造價值上的協同作用，所以資本主義的三種收益形式在道德上是公平的，資本主義的分配形式也就具有合理性。
薩伊代表了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新方向。在古典經濟學的分化和裂變中，李嘉圖社會主義者賦予了政治經濟學以更多的人道主義關懷，為社會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薩伊引領的效用學派則體現了資產階級面對政治激進主義所進行的自我辯護。例如，另一位“和諧論”經濟學家納索·西尼爾認為，社會主義代表的是“窮人經濟學”觀點，那些窮人缺少教養、不懂節制、傲慢狂熱，以窮人利益為訴求的社會主義運動不僅不能帶來美好的效果，它無疑是一場噩夢。所以，“窮人經濟學”是頭腦缺少科學訓練并且感情泛濫的人接受的觀點，正確的觀點應該是證明社會各階級之間利益和諧的“富人經濟學”。
三、對生產概念的歷史唯物主義奠基
在清理出古典經濟學的兩條道路之后，接下來應該討論：馬克思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遺產，又在何種意義上超越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分析”[7]，只有以政治經濟學為中介才能夠“把現代社會關系的全部領域看得明白而清楚”[8]。但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古典經濟學完全基于不同的方法論基礎，歷史唯物主義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前提視域。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政治經濟學既不是一門思辨科學，也不是一門純粹實證科學，而是一門歷史科學。政治經濟學作為歷史科學，研究“人們借以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發現其背后的規律。社會在一定的生產力狀況下產生一定的交往形式，而在一定的生產、交換和消費的發展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制度形式、家庭和階級，即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與其相應的政治國家[9]。馬克思對經濟規律的描述涉及對歷史與社會結構的揭示，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總體批判。“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10](602)。在經濟范疇和社會關系之間，社會關系是首位的，經濟范疇是次生的。以往經濟學家只知道人們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進行生產的，至多只達到對經濟范疇的唯物主義理解，但卻沒有歷史思維。“它們認為這首先意味著經濟學應該離開歷史的特殊性去探尋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和范疇。它們試圖找到一種系統的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可用于所有的經濟制度，所有形式的人類社會，所有的歷史進程。因此，它們從歷史本身抽象出來，切斷了與政治和對特定社會制度的研究之間的聯系。”[11](41)相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對象不是“社會一般”和“生產一般”，而是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規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試圖對應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實際來建立理論范疇，而不是進行沒有社會現實基礎的唯心的抽象。”[11](26)
馬克思指出，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研究生產是怎樣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進行的，而且也要研究這些(生產)關系本身是怎樣產生、并伴隨著生產力向更高階段發展而可能被另一種新型關系所取代。“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地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10](602)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之間的聯系被以一個辯證的總體說明揭示出來。古典經濟學把有機聯系的各個環節強行分開，當他們把生產和分配割裂開并視為與歷史無關的永恒規律，也就把資本主義經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事實上，這些要素相互作用、構成了一個社會總體的各個環節。因此，薩伊等效用價值論者把政治經濟學簡化為交換原理，所遵循的是一種個人的視角，它只能看到在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換的個人，卻無視了社會關系整體。事實上，單獨的個人并不是真正的社會事實，它不過是自由主義政治學與經濟學的抽象建構，通過抽象出一種形式的平等用以抹平所有人之間的階級區分、掩蓋具體的身份差異。“實際上，只要把商品或勞動還只是看作交換價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互相之間發生的關系看作這些交換價值彼此之間的交換，看作它們之間的等同，那就是把進行這一過程的個人即主體只是單純地看作交換者。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規定……那么，在這些個人之間就絕對沒有任何差別。每一個主體都是交換者，也就是說，每一個主體和另一個主體發生的社會關系就是后者和前者發生的社會關系。因此，作為交換的主體，它們的關系是平等的關系。在他們之間看不出任何差別，更看不出對立，甚至連絲毫的差異也沒有。”[12](195)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所宣稱的一切平等和自由都是形式化的，其背后的社會基礎是商品價值的交換，平等和自由只是交換價值在法律、政治以及社會關系上的反映。在資本主義社會，個人并不能真正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人們忘記了，交換價值作為整個生產制度的客觀基礎這一前提，從一開始就已經包含著對個人的強制……個人只有作為交換價值的生產者才能存在，而這種情況就已經包含著對個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個人完全是由社會決定的”[12](203)。
超越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必須回到古典經濟學所開創的生產視角分析。雖然李嘉圖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是分配問題，但他意識到分配形式只是生產形式的結果，所以必須認真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具體形式。馬克思指出，同其他幾個環節相比，“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13](18)。從個人主義和交換視角出發，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它決定個人在生產中的地位，個人一出生就由社會分配從事雇傭勞動。從生產視角看，資本主義分配關系并不是永恒的，而是特定生產關系的產物。政治經濟學把分配規定為產品的分配，似乎是獨立于生產的只存在于市場上的環節。但馬克思深刻地洞見了，在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之前，首先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即個人在生產關系中的位置。這兩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決定生產結構，產品的分配只是這兩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撇開了對生產資料、生產工具與社會關系的分配，那么，生產就成為一個空洞的抽象；反之，有了對這種構成生產的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才能確定[13](20)。
進一步，生產本身的規定性依據于一定的歷史境域、有其特定的條件和前提，它們構成了生產要素。這些生產要素既是前一時期的結果，也是當前這一時期的自然前提，在生產過程中被不斷地改變。問題歸根到底，是“一般歷史條件在生產上是怎樣起作用的，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系又是怎樣的”[13](21)。從這種歷史視野出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的考察徹底超越了古典經濟學的生產概念，把經濟規律與社會運動的整體聯系揭示出來，希冀發展出揚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更美好的社會方案。這一點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所特有的政治意識。
四、生產的政治性及其剩余
馬克思合理地繼承了古典的勞動價值論。斯密與李嘉圖都回答不了這一問題：為什么勞動必然表現為價值、以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古典經濟學并沒有區分勞動的二重性，他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價值量分析、只知道價值量的生產，卻不理解在價值量生產中隱藏著社會關系的本質。所以，商品的價值形式分析對于揭示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具有重要意義：“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4](99)
由于缺少唯物史觀的方法，古典經濟學并不能從暫時性上理解商品的價值形態，以及價值形式表現為貨幣形式的意義。價值形式分析認為，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來源于使用價值，而是來源于交換價值，只有當商品生產只是為了在市場上換取貨幣，而不是滿足生產者的直接使用時，勞動產品才真正獲得了商品形式。資本主義是一個在廣度和深度上都為交換價值所控制的商品社會，它奠基于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分離，當商品作為中介去完成價值增殖的時候，它達到了最神秘、最抽象的形態。這時商品在人面前就取得了獨立性，它把人們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為勞動產品本身的物性質，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被反映為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者與他人的社會聯系是直接而明顯的，每個人都直接依賴他人，所以生產直接具有社會性；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勞動作為社會勞動，不再表現直接的社會關系，而必須以物的關系為中介。勞動除了作為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必須同時作為抽象勞動為社會生產交換價值。“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14](92)這種物的運動形式就是資本積累的運動，即資本在市場上通過交換不斷地擴大、發展自身。
古典經濟學中“看不見的手”就是在流通中尋找利潤的來源，把市場看作一種互惠的、和諧的制度。與其說市場是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機制，不如說它是推動剩余價值生產與積累資本的手段。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交換是簡單的商品流通，生產的目的在于購買其他可用的商品，其一般公式是“商品-貨幣-商品(C-M-C)”；在資本主義社會，簡單商品流通被取代，體現為“貨幣-商品-貨幣(M-C-M’)”公式(為賣而買)，它在流通過程結束時產生了更多價值M’。由于局限在流通過程的表象，古典經濟學只能狹隘地把剩余價值的來源歸結為交換。直到馬克思揭示出，從M到M’所得的剩余價值并不在流通中產生，它只是在流通過中實現。其產生來源于更加隱蔽的場所，即生產領域。“因此，讓我們同貨幣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里，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而且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后一定會暴露出來。”[14](204)
從生產的視角看，剩余價值只能產生于第一個階段M-C中。這個階段所購買的特殊商品——勞動，其使用價值本身就是剩余價值的源泉，“它的實際消費本身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14](195)。資本主義生產要求這樣的前提：具有人身自由的勞動者出現在市場上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并且，他們除了作為自己人身的所有者之外就自由得一無所有。這使資本主義與簡單商品生產社會相區別，當少數人壟斷了生產資料、大多數人沒有生產資料而不能獨立生產時，勞動者就只能“自由地”做出選擇：要么餓死，要么把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既不自然也不永恒，它是歷史地形成的生產方式，是占有資本的階級對勞動階級的統治。當斯密把資本和勞動的分離當成政治經濟學的未經反思的前提來論述利潤來源時，馬克思詰問道：“第一、我們要問，這種沒有生活資料也沒有勞動材料，總之，毫無所有的‘勤勞的人民’，是從哪里來的呢？假設我們在斯密的文句里，把他的素樸的見解剝出來，他就不外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在勞動條件屬于一個階級，勞動的支配權屬于別一個階級那時候開始的。勞動和勞動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3](112)
在這個意義上，價值與資本都是一種社會關系。作為社會關系，“資本越來越表現為社會權力，這種權力的執行者是資本家，它和單個人的勞動所能創造的東西不再發生任何可能的關系；但是資本表現為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權力，這種權力作為物，作為資本家通過這種物取得的權力，與社會相對立。”[15]而資本作為隱秘的社會權力，通過私有財產權被合法化，從而與現實的資本主義政治形式形成了深層的共謀關系：“現在，所有權對于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他人無酬勞動或它的產品的權利，而對于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14](673-674)。
私有財產權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政治價值的起點。在十六七世紀，“勞動創造財富并確立所有權”觀點具有積極的意義，它體現了新興資產階級對封建地主階級的存在條件的批判。在《國富論》中，斯密把地主階級和封建官僚都劃入了“非生產勞動”階層。重農主義者認為，只有土地和農業勞動才是“生產的”，斯密則進一步把創造價值的勞動擴大為一般勞動。馬克思認為，斯密的最大功績之一就是把“生產勞動”定義為直接與資本交換的勞動，即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3](202)。斯密的本意是指證地主階級和封建官僚的寄生本質，借以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然而，由于資產階級依據資本所有權能夠“合法地”剝奪工人的剩余勞動，歷史的辯證法現在開始轉變為對資產階級“非生產勞動”的批判。當資產階級以普遍性的面具占據歷史舞臺的中央，就逐漸失去自我批判的動力，私有財產及其國家機器也被神化為普遍性的政治價值。無疑，資本主義絕不是和諧的，而是由于其內在結構決定了它的沖突性和對抗性。自由市場原則根本無法掩飾這一事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在一個階級向另一個階級出賣勞動力的基礎上，另一個階級依據所有權獲得不勞而獲的收入。
如果簡單地以利益分配的眼光來看，馬克思似乎隸屬于“窮人經濟學”的譜系。但綜合其理論的總體，這一歸納其實遠遠不夠。究其根本，古典經濟學始終是在資本主義的非反思的框架內描述經濟的運動規律，它并不是無產階級的理論，更不具有任何一種超越性的政治與社會構想。相反，馬克思對剩余價值學說的建構，意義遠非經濟學話語所能內涵蓋，而是指向了生產剩余價值的主體——無產階級。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完全顛倒了政治經濟學關于勞動者作為物的客體性本質——實際上是通過商品拜物教批判來揭示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把這一生產要素、這一純粹的物性要素從一個潛在的力量塑造為一個主體、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不論作為生產過程中的物性要素、抑或作為市場上的產業后備軍、群氓無產者，都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資本積累所擬定的“剩余”。因此，不僅由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經濟危機決定它最終不可避免地“內爆”“癱瘓”，并且作為資本主義“剩余”的無產階級將挺立為一個革命的歷史主體來最終聯合占有生產力和社會財富，為人的本質的自我實現準備物質與社會條件。
總之，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經濟批判與革命政治的總體互釋，馬克思為無產階級主體性的建構和革命政治學提供了科學根據，從而以一種最具有爆炸性的方式在古典經濟學內部擊毀了這個資產主義的理論實體。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無產階級的人類解放的革命理論，構成了馬克思政治哲學總規劃的基底。
參考文獻：
[1][英]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14．
[2][英]亞當·斯密．國富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3]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1卷[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1．
[4]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斯拉法．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5][英]R﹒N﹒伯爾基．馬克思主義的起源[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23．
[6][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5．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9．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44．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英]杰弗·霍奇森．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5．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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