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某街道辦事處樹立了一個標語牌，要群眾搞“相互舉報”以實現“自我保護”，這個事件引發了熱議，基于1980年代的不靠譜宣傳材料，還催生了一些有關“群眾專政”和“告密”的不靠譜感想與評論。
這個實例的背后，倒是提出了一個真問題：在治安環境建惡化的現實以及所需的秩序生產過程中間，群眾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除了以“告密”“舉報”方式提供執法信息之外，還有沒有新的參與空間？結合中國革命與毛時代秩序生產的經驗，可以看到國家機器最小化的替代是如何發生的，及其職能被基層接管的部分路徑。
一、群眾專政與人權保護問題
在一些憲法文本中間，往往在公民權利部分，規定除非檢察院或者法院決定并由警察機關執行，公民人格自由不受侵犯。而這個條款也往往被解讀為保護公民人格權的規定，而不是被理解為鎮壓權力的壟斷化，并把民眾驅離秩序生產領域，成為消極無為的吃瓜群眾，或者積極一點的朝陽群眾——僅僅給專政機構提供執法對象的相關信息。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間，描述了農村中國的秩序生產過程，往往是基于禮俗社會傳統的長老權力，人們主要是以自律為主，還往往以“無訟”為美德（拒絕鎮壓機器入場），法理社會的作用是最小化的——這些往往出現在沿海大城市那兒“還只有薄薄的一層”。
1963年四清運動期間，發掘和提煉了“楓橋經驗”，以群眾性的監督和改造，接管和替代公檢法的部分鎮壓職能，這個被稱為“矛盾就地消化、不上交”。這個相當于是以費孝通所說的“禮俗社會傳統”，去接管一部分的“法理社會”鎮壓職能，應該算是國家機器逐步消亡的路徑之一。
應該說，用怎么樣的方式，生產人們生產生活所需要的秩序，雖然憲法有著明確的規定，但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例如“鐵鏈女”案件，就揭示出農村基層社會的普遍失序，對于弱勢成員的保護體系和力量，早已經蕩然無存，而且，在可以預料的短期之內，這個部分的缺失還是難于彌補的。正如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德文所言，秩序生產的嚴重不足，在農村基層早已經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
那么，有沒有可能打開我們自己的思維桎梏，走出鎮壓權力壟斷化與秩序生產外部化的唯一路徑，思考秩序生產的群眾化路線呢？這部分實踐，在革命時代和新中國早期，是有著非常豐富與厚重經驗的。
早在江西蘇區時，毛教員就提出要給流氓分田并強迫其勞動；在華北根據地時期以及土改之后，共產黨的基層政權組織，在不同條件下，都搞過“改造二流子”運動，效果都還不錯。甚至早在華北抗日根據地時期，八路軍所到之處，幾年之內就實現了土匪絕跡的秩序高度。此種匪夷所思的治安效果，主要不是依靠鎮壓機器的強大和高效來支撐的，這方面的努力相當于是一種革命時代的群眾政治傳統——把鎮壓和監管脫軌者的職能下放給熟人社會去接管，這很接近于儒家德治秩序的社會再生產模式——但此時不再基于個人德性起作用而是基于群眾參與而形成的公共權威。
在群眾性的監督與改造模式中間，信息的提取和使用，都是處在熟人社會的信息透明環境中間，并不依據一時一地的偶然證據下決斷（這個方面可以有假證），而是依據某人在熟人社會內部的長期表現和群眾的共同觀察與記憶存儲——這個才算是信息透明，然后群眾性和公開地選擇改造和監督對象，基于這種信息做出的各種選擇，原本就屬于自產自用。
在熟人社會中間進行群眾監督和群眾管制，信息的存儲、分類與提取運用，都是處于信息透明條件下的同一個群體，談不上告密；所謂的告密，一定是基于信息提取者與運營者之間的相互分離為條件，存在著“民告”“官究”的角色分立，此種條件下，是民眾只供給信息而官府負責運用信息和執行懲處。
群眾專政不僅可以應用于處置社區內部的小微脫軌事務，對于高大上的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一樣有條件介入并取得更好的改造效果。1969年九大期間毛教員講話說：公檢法抓了關了多少人，但是，沒有改造好幾個壞人，反而在監獄內促成犯人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學習，往往促成犯罪升級成為團伙犯罪什么的，所以，監獄關押的犯人，應該放回去就地改造。毛教員這個講話過于驚世駭俗，官場反應冷淡，但造反派有很多人參加過九大，親耳聽到過講話之后，下來就堅持要求照樣執行。河南黃河水利委員會的造反派郜國榮，就參加過九大，回鄭州之后，還受邀參與過郭唐口監獄釋放犯人的試點行動，很多強奸殺人等重刑犯都視不同情況，釋放了不少。據造反派老袁查閱多省檔案館，不只是河南一個省，至少有十幾個省區都試點過把監獄中間的重犯放回原單位改造，以響應毛教員在九大期間的號召，一些青少年犯罪則是移交給其父母所在單位監督勞動和改造。有后續跟蹤調查顯示，確實改造成果更好，重復犯罪率極低。
此種改造的效果較好，是因為一開始就把犯人回歸正常生活的路徑，給充分打開了；一方面利用群眾性的改造和監管壓力給以推動作用，一方面是原社區重新接納他們回歸的巨大拉動作用，兩者共同起作用之下，只要是本人還有一點意愿，想要返回正常生活，都有機會借驢下坡。
彼時，禮俗社會傳統，不再是自發地運作于傳統的個體權力——長老權力——去單獨支撐，而是在黨組織建設和行政權威群眾化的軌道上，得到過雙重強化，所以，基層社會顯得特別有力量；群眾中間，也有大批的積極行動者，有著很高的主動意愿，積極地批評壞人壞事，扶正怯邪，以此參與監督和改造脫軌人士的日常努力過程。
所以，說公檢法壟斷執法權是保護公民權利，群眾專政是破壞人權，對照中國革命與毛時代的現實之后，就不無疑問。在秩序生產群眾化的歷史經驗中間，實現公檢法壟斷執法權，是在把群眾完成消極化改造，并且強硬驅逐出秩序生產過程之后，才得以實現的，這是一個明確無誤的權利剝奪過程。此后，特別是農村地區，也包括城市治安狀況的惡化，實際上都表現出大范圍的秩序生產不足，然后才有黑惡勢力趁機擴張和各種脫軌者活動空間放大——這些都是在群眾生產與生活的第一現場喪失了強有力的規管力量之后出現的，例如拐賣婦女兒童這樣的惡性案件大量產生，就是寄生在此種秩序生產缺陷中間的。
雖然在理論上，公檢法壟斷司法權力，有可能促進專業化與高水平服務，但是，考慮到公檢法此類機構的單位救濟成本不低，對于社會上不同階層的服務水平，就不會有標榜上的一致或者人人平等，服務有了成本之后，就會有潛在的服務價格和市場行情，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出現短缺，就肯定還會出現誰有資格優先得到服務的選擇順序問題。
二、文革期間的告密與鎮壓機制背后
新時代的精英們，經常宣傳，文革時期誰誰被人告密，而受到迫害或者鎮壓。這個編故事宣傳的模式，抽離了文革政治博弈的基本歷史背景，然后，也當然地扭曲了鎮壓機器選擇性出場的真實政治背景。之所以有長期熱情宣傳這樣的故事，當然也會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經營效果與合法性生產目標在內。
在文革的兩派政治斗爭中間，主要是保守派經常構陷對手，還優先得到鎮壓機器的及時響應，目的當然是爭取和利用專政機器親自下場，然后如愿去打擊對立面。而專政機器站在哪一邊起作用，當然是一個決定性的砝碼，這個砝碼的利用，當然不會由偶然的告密機制所驅使，本身就是有選擇性的參加一邊去打擊另外一邊的。準確地說，這個也不算是告密，而是在告密外觀之下的傾向性專政，目的當然是支持一方去瓦解和鎮壓另一方。這個應該說是政治性的博弈策略互動，告密僅僅只是羅織罪名的一個方法——是民間的保守派組織聯手官府起作用的共同政治機制。
一些政治墮落集團，后來活成了他們曾經最討厭和痛恨的樣子，與此緊密相關，服務于他們的幫閑文人，理性選擇的意識形態主打策略，就總是出場來說：群眾性政治就是如此墮落的，向來就這樣，為了說明這個，肯定要參雜各種扭曲解釋和移花接木的栽贓手法。聽到了幫閑文人長期這么說，很多未曾親歷過那時代的人，在未加深思的情況下也感到無法否定這些說法，覺得看起來就是他們說的那個樣子?？雌饋?，這一宣傳策略的效果還不錯，很多人就此相信——群眾對于專政事務的參與，不可能有任何的主體性，只可能有客體性和道德上的投機性。
今天精英們的想象力，完全局限于依靠少數人，去實現對多數人的管治（支配），其思考的前提和起點，都在于“積極和正面的精英少數”凌駕于“消極負面的群氓多數”之上，一切想象力都在于發揮少數人的能動性，去干預和改造多數人的被動性。這個想象力的起點，是以“大鍋飯養懶漢”開局的，然后，就說如果沒有積極的權力普遍起作用，去強制消極被動的勞動者賣力多干活，那就生產力無法發展、綜合國力無法提高，最后揮舞一下以“人民利益”包裝的乞食袋——說人民生活水平也無從提高。這個極端化的想象力，最后是在“三個有利于”那里徹底固化成型的。
就這樣，在新時代的宣傳中間，不管是生產過程，還是秩序形成過程，就只有權力精英是唯一具有主體性地位的力量，群眾肯定只有工具人地位和客體作用，如果群眾參與那也肯定是一種道德墮落的客體化表現。這樣的意識形態生產過程，就實現了“從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一方面扭曲歷史生產新的基于權力壟斷的制度合法性，一方面潛在地推銷只能信托精英的政治立場。
2005年重提楓橋經驗，是為了單方面遏制上訪，但同時卻放任利益沖突繼續存在和利益侵害的無節制擴張——甚或助長和扶持以強凌弱和少數掠奪多數，典型表現國企改制中間的瓜分與掠奪過程，還公然出臺司法解釋法院不受理國企改制訴訟，結果一些資本能夠放肆地掠奪勞動者的應得補償。很顯然，遭遇到異地不同時和條件不同，群眾也根本不會積極參進去的，群眾化的公共權威形成和起作用，本身是需要前提條件的，在把那些前提統統消滅完了之后，還想廉價地撈取群眾的幫助，群眾有那么傻嗎？
關鍵是，群眾路線之所以成為一個標志性的群眾路線概念，本身足以自成檢驗標準，因為就根本而言，群眾作為大多數是不可能被收買的——如果真的收買到了群眾多數那就會完全轉入另外一條道路上去了。而積極的群眾行動者的大量產生和起到秩序生產作用，條件就是真正的革命性政治條件的真實存在，所以，以群眾之名投機，是不可能成功的。
資本和技術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強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支配力量，成為階級社會的憑借，但這個不是決定性的；少數人的依仗越強，對于多數人越是不讓步，多數人越是沒有出路，就不得不走向放棄個體奮斗的努力方向，轉向集體努力求出路了，此時，領導者和領導權都會有一個良好的成長基礎；然后，就會出現小米加步槍勝過飛機加坦克那個“無形實力起決定作用”的前提條件了——此時有形實力退后，轉而由無形實力決勝了。
三、領導權建設與群眾積極化的潛能所在
群眾是可以政治化的，有覺悟和有組織的群眾，才會成為創造歷史的人民，有了覺悟和組織之后，就有了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此時，緊密聯系和結合群眾的黨組織，本身也只能是為群眾的覺悟和組織斗爭能力而存在的，日常努力方向是服務于經營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業務，這就是路線黨；如果不再經營群眾的政治化和領導權，那就是黨員黨了。那個時候群眾跟黨，就會互為油水關系，不可能指望群眾幫助什么的，反過來也是，群眾也不再指望黨干點什么，那就一切回到了歷史從前——梁漱溟稱此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呈現一種“消極相安之局”是一種互不交涉的狀態。
而毛教員所說的“相信群眾相信黨”，則是黨與群眾積極互動，黨組織成為群眾覺悟和組織過程的積極載體和主導力量，群眾就成為人民，就能夠改天換地。
其實，領導權沒有多么復雜，也不會難于復制。今天的市場社會中間，很多騙子對此都能夠無師自通，以某種形式和程度的領導權建設，去裹挾一大批人，以此確立信任和為人民利益服務的虛擬價值生產之后，就開始高價兜售虛假保健品，多數被騙對象都是離退休的老人。
所以，領導權建設的路徑到處都存在，可以“正用”真正服務于大多數人利益，還可以“反用”為個人牟取私利，核心是獲得群眾信任并獲得一種有利于群眾的虛擬價值生產，然后，就會獲得自下而上的支持和擁戴，高價兜售假貨的機會是這么制造出來的。
前些時在公交車上，聽到一位女士埋怨其年邁母親，被無牌產品推銷員成功裹挾，強烈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退休金，去響應騙子的推銷術。這位女士的思考，有很大的盲點，她完全無視領導權的確立，是基于真實可感的價值生產過程，例如騙子推銷員會組建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讓老人們進行綿密的交流和互動，彼此在心理價值生產層面產生真實可感的獲得感與滿足感，還往往以各種小恩小惠去塑造老人們的被關注被照顧的體驗（通常是組織廉價旅游或者派發小禮品），其中最重要的生產機制，應該說是基于經濟因素激勵之下的綿密交流所獲得的真實滿足感，這樣，騙子的種種蠱惑，才能夠與老人自己的巨大潛在利益之間，建立起可信的關聯，騙術是在這里找到寄托的。
這位女士假定這些都不存在，僅僅埋怨其母親的“無知”，這跟1980年代之后的宣傳策略一致：說領導權和政治掛帥什么的都是空頭政治，然后就虛構一個真假對照關系出來，去解釋一切。
四、群眾政治智慧與領導權建設的收斂方向——從“眾意”到“公意”的靠近過程
借用盧梭的說法，群眾在自發條件下的意見表達，肯定是分散而非系統的“眾意”，而領導權建設的覺悟提升過程，意味著“眾意”逐步收斂于“公意”周圍，此時群眾的意見多數，會逐步走向系統化并收斂于共識與共同利益附近，這樣，就實現了從自在到自為的轉化。
只要是公意一經形成，就足以抵御一切外在的操縱與裹挾，而群眾的意見也會逐步穩定地接近自己的真實處境和利益表達的中線。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威及其有效性，會與領導權的狀況形成對照，老共產黨人建設領導權，同時以領導權支持行政權威的實現，這就能夠實現行政的低成本和高執行力，走出國民黨的內卷化困境——得到群眾主動支持的政策目標及其執行成本會大幅度下降。
同時，根據地領導權建設成績，及其支持下的行政效率，遠超一般性的征糧征兵需要，會出現大量的“執行力剩余”——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改造二流子”的秩序生產目標和能力。所以，只要是領導權建設有效，其執行成本極低不說，還會出現總的執行力很高——會出現“執行力剩余”來接管秩序生產功能，從而在問題發生的第一現場，就有能力介入和干預脫軌者的行為，跟專業化的鎮壓機器相比，這種專政模式，在第一現場就獲得介入機會和起作用，能夠節約大量的信息搜集與處理成本。
如果在一個單位內部，領導能夠以自己的主導講話，去裹挾群眾的意見表達過程，這描述的還是一種無領導權的狀況，此時，行政權威能夠方便地裹挾“眾意”。
眾意接近和收斂于公意附近，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需要付出成本和風險方面的高投入，在突破了敵對的力量和利益封鎖之后，領導權的形成過程，總是要透過否定既得利益和權力壟斷為自己開辟道路，這就會損害現存的既得利益結構，肯定會遭遇到積極的反對，以及收攏各種消極的順從力量（這是別種領導權外推的結果），才會形成。
目前，國內的合作社大潮中間，多為假合作社，基于群眾領導權建設的真合作社，不是沒有，極少極少，當然，這樣的合作社會很強大和有能力。山西永濟蒲韓合作社，已經接近于新的領導權建設階段，結果，領頭人Z被政府列入“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名單，2018年就被勒令終止一切活動。因為其政治建設，已經進入領導權領域，執行力就很強，不僅組織了28個行政村的垃圾清理，還有能力組建“不倒翁學堂”——實現低成本的集體養老和照顧（一位老人只需月繳費200元），還廣泛涉足小額貸款經營，推廣耕地有機化改造以及農資和消費品集中采購和供應，甚至還能夠歸一家庭裝修市場進行集體談判，他們發展下去，就有能力接管農村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領域的各個方面。
如果只有少數領導，那就無所謂領導權建設，領導權需要普通的勞動者走出消極被動狀態，成為有方向感和覺悟的積極行動者，這個轉化過程，需要很高的前期投入和信任關系建設，然后，群眾才會自己就成為新事業的支撐和推動力量。
蒲韓的領導權建設案例，都是積極分子各種深入群眾的長期工作與思想建設的結果，領導權建設永遠不會是出于高明的方案設計。山西某地的真合作案例中間，新的發現是覺悟不僅僅只有階級覺悟與集體解放道路這一種——只有階級利益之大公層次，還可以是對某個具體事務的具體覺悟與積極行動意愿的出現，當地的積極分子每月去農民家庭收2元垃圾費——還拒絕一次收一年，堅持每月上門一次然后安排清運垃圾，時間長了之后，農民自己也覺得不太好意思，本來是自己的事情還由別人拖著拉著做，由此產生問題自覺和主動的積極行動意愿，開始進行各自垃圾分類——把廚余垃圾集中起來做堆肥等等，然后日常也非常注意村里整潔不隨手亂扔，這樣，就從湊錢清運垃圾堆開始，走向自覺關注環境衛生和垃圾分類了。后來，政府出錢雇人接管了垃圾清運，農民又部分地回到了從前，很少再做垃圾分類處理和刻意地保持環境整潔了。
在這個意義上，領導權建設的成果，會體現為領導者與群眾之間基于密切互動而積累的“社會資本”存量，而社會資本的存量很難從外部輸入，也不可能在方案設計中間產生，只會體現為長期的雙方向的積極互動成果。所以，領導權建設的成績，需要群眾化的領導者群體起作用，還會由此鎖定干群密切互動而形成的信任關系與社會資本存量變化。
在一定程度上，群眾的積極化改造努力，以及反向恢復群眾的消極化改造——為此進行的各種“反宣傳”，是一種基于領導權建設和拆解的意識形態斗爭過程。反宣傳的目的，當然是一種讓群眾重新回到消極被動狀態的努力，這是另一個方向的領導權建設的抓手，是走資派的策略核心。
五、鄉賢是個什么鬼
在資本社會中間，流行自上而下的單向度技術與行政統治，而領導權建設則徹底相反，是基于群眾主動支持的自下而上的支撐力量起作用，以及由此產生的“執行力剩余”接管各種秩序生產與鎮壓機器的職能。
領導權建設，與鄉賢起作用的方式，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鄉賢和家風，本質上依然是一種由個體承載的私權力作用或者自我修養，還依然是一種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或支配）”——秩序生產的起點和歸屬都在于個體的德性；在一定程度上，鄉賢更接近費孝通所說的禮俗社會傳統中間的長老權力。而群眾專政，則是基于熟人社會的信息透明條件，是一種結合了群眾化的公共權威，是基于積極多數對消極或者脫軌少數人的“專政”。
鄉賢依然是依賴和依附于政府權威的，而真正的領導權建設，則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和真正的群眾化（由大批積極地群眾積極分子去發揮作用），而且其領導權建設和運作的邏輯，內在本質是反對資本邏輯和行政邏輯的“中心性”作用的，具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根本性威脅——領導權的邏輯及其運作效果很容易對照揭穿各種民治民有民享的粉飾話術，所以真龍對于葉公的真實威脅非小，也更具有政治威脅性和零和博弈性質。
鄉賢的權力，依然復制了少數人“專政（或支配）”多數人的內在邏輯結構，跟資本和行政統治的邏輯完美兼容。而山西蒲韓的真合作社，則完全基于群眾化的公共權威做事，根子上對立于行政與資本的邏輯，所以，一個人在自己拒絕為人民服務之后，就會本能地跟為人民服務者對立起來，在服務方向、思想與作風方面都產生尖銳對立，一個否定另一個。所以，今天的社會肯定足以兼容鄉賢，但會嚴厲禁絕領導權建設。
2019年澎湃也報道過蒲韓，并不意味著官媒會跟基層的真合作社，有多少一致性。這個狀況的出現，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有時候澎湃也要報道一些奇異新鮮事，借此賺些流量，這是一切媒體不變的編輯方針；然后，澎湃的采編團隊，有時候還難免把關不嚴，混進去個別異己分子，這是具體的生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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