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當代西方帝國主義背后深刻的政治經濟學嬗變是我們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西方左翼學者圍繞新帝國主義的概念、運行特征和反抗邏輯，對新帝國主義的復雜圖景進行了多方位的剖析。以哈維、伍德、哈特和奈格里為代表的理論家在部分延續經典帝國主義理論的同時，分別闡述了權力的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經濟力量與超經濟力量以及國家主權之間的互動，指認了時空修復與剝奪性積累、市場法則與民族國家以及非物質勞動和生命政治在新帝國主義中的作用，并提出了諸如“新政”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以諸眾為革命主體的“共產主義新方案”。西方左翼學者對帝國主義新變化的分析和思考為我們進一步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重要的參考。但遺憾的是，當代西方左翼群體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研究的基本原則，沒有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貫徹到底，從而造成了他們的政治規劃有名無實、缺乏對社會主義實踐可操作性的現實指導。
關鍵詞
新帝國主義；當代西方左翼；歷史唯物主義；當代資本主義；列寧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對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以及發展趨向作了科學論述。但隨著世界格局的不斷演化和資本主義內部有意識的調控，帝國主義的發展與延續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預測形成了一定的“反差”。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西方左翼學者論域中，帝國主義表現出不同的面向，我們沒有一個單一的帝國主義理論用于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帝國主義的所有表現形式，也沒有完全充分的論據來支持某一種新帝國主義理論。帝國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論題中的一個主要范疇，被理論化為資本主義后競爭階段特有的趨勢。已經被確證和正在發生的事實是，資本主義的不平衡性創造了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內驅動資本—權力積累的借口。因此，我們看到了關于帝國主義的多種歷史表征，西方學者對此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和辯論。在后殖民世界背景下，西方左翼無論在方法、目標、對象等方面產生了多少差異，但在具體論證過程中的核心區域是有所重疊的，即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關于帝國主義的辯論主要集中在國家—資本—帝國的三元關系上。
當代西方左翼思想在這個關節點的挑戰在于理解這種關系的具體內容，以及在當前資本重組、勞資關系調整和積累模式躍遷的情境下，辨識資本主義制度如何改變自己的角色或演變成作為全球霸權的新形式，進一步說，認識霸權如何以帝國的形式出現，全球霸權如何通過民族國家內部化導致不同的權力結構。我們看到，以大衛·哈維等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為新帝國主義范式分析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他們抓住了新帝國生成、形式、趨向的不同側面。不過，他們的左派政治規劃都無法真正完成馬克思主義意義上對資本主義的全面瓦解。而列寧主義對現代帝國主義的分析既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也是對資本主義發展特定階段的科學闡述。因此，要理解當代世界的帝國主義及其對社會生活所有部門的影響，就必須回溯到列寧科學的帝國主義理論中，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現代帝國主義的歷史運動和特殊性。
一、當代西方左翼關于新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主權的辯論
新帝國主義理論家糾偏了長期以來對于帝國主義政治后果的側重，轉而認為經濟力量在其中的作用被大大低估。此外，世界不僅僅是通過貿易和市場聯系在一起的民族國家的集合體，而且它的相互滲透程度要高得多：公司間的貿易遠遠超過國家間的貿易，資本主義的擴張主要依賴于基于國家領土的現有政治制度的分裂。當然，資本—帝國主義不能消滅現有的民族國家，但國家作為制度化的階級關系并不完全與領土相匹配。相反，資本主義關系的擴散是由作為全球資本循環的新監管者出現的超國家機構闡述的。因此，當代西方左翼學者在對當下帝國主義概念的分析中，對于政治、經濟、主權三個領域進行了權衡和比較，試圖更加接近當代帝國主義的內涵。
（一）權力的資本邏輯和領土邏輯的矛盾統一體
帝國主義的意涵在大衛·哈維那里相當寬泛，可以指涉某個國家向其他國家或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社群在政治、權力或影響力等方面的強制擴張行為。他認為在以往的關于帝國主義的文獻中，學者們太容易囿于政治或經濟兩者之一占據主導地位的思維定式。比如艾森施塔特聲稱帝國是一種政治體系，坦布林克也認為傳統帝國主義理論忽視了政治方面。而沃勒斯坦則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經濟和政治之間存在分歧，“經濟決策主要面向世界經濟領域，而政治決策主要面向擁有法律控制權的較小機構”。
哈維對以上看法持保留意見，“在實踐中，兩者（政治和經濟）經常分庭抗禮，有時甚至到了完全對峙的局面”。在《新帝國主義》中，哈維指出，要解開實際情況中的復雜性，需要“保持這種辯證關系的兩個方面，并且不陷入單純的政治或主要的經濟論證模式”，并以不同以往的“內在辯證法”獨特視角把“新帝國主義”視為一國政治和經濟關系對立統一的矛盾體。矛盾雙方分別是：其一，帝國主義的執行者以領土為載體培植權力，并能夠利用該領土上的一切資源來達成其戰略目標；其二，帝國主義通過操縱資本來掌控彌散于時空中的政治經濟歷程。針對這一矛盾，哈維借鑒了喬萬尼·阿瑞吉的理論，并提出：我們不應局限于這兩種邏輯關系中的任何一方，恰恰相反，正是二者之間涇渭分明但又相互交融的辯證關系，提供了資本—帝國主義的研究范式。具體而言，一方面，領土擴張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資本積累必須借助于權力的持續增長，而新帝國主義的政治策略正是為資本積累鋪路搭橋和掃除障礙。另一方面，如果權力的積累必然與資本的積累為伴，那么資產階級的歷史必然寫滿了霸權無休止的擴大和空間無限度的擴張。這意味著，自帝國主義崛起之日起，資本主義就要求建立像控制資本一樣控制全球的政治結構的霸權。
（二）經濟力量與超經濟力量的分離
安東尼·布魯厄指出：“帝國主義必須置于整個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這個觀點切中了要害，在《資本的帝國》中，埃倫·M.伍德以超過全書二分之一的篇幅全面而嚴密地闡述了財產帝國—商業帝國—新型帝國的發展歷程。莫里·努南對此評論道：“伍德幫助清理了帝國和帝國主義研究的道路。她對三種帝國形式的分析使她對它們和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之間的異同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伍德對帝國主義歷史的詳盡考察是為了通過資本—帝國主義與過往形式的比較研究，揭示其特殊性。在她看來，財產帝國到商業帝國再到資本帝國這一發展進程，實質上是由起初“帝國總是受限于超經濟的力量”轉向經濟力量與超經濟力量的分離并最終凌駕于超經濟力量（政治、軍事力量及特權等）之上。具體而言，帝國在“超經濟力量發揮根本作用”的基礎上，以經濟壓迫為主要手段使其熱衷于對領土的控制被貿易的狂熱所代替。與前資本主義社會不同，資本主義是一種將剝削權力與國家強制權力分開的制度。事實情況也證明了這種推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并不絕對要求壟斷政治權利，而資本主義規則的國際化使得從屬國家在沒有任何明確政治控制的情況下屈從于全球資本。伍德對不同形態的帝國的分析表明，經濟權力與超經濟權力的分化是資本帝國的標志，這亦是新型帝國與傳統帝國兩者之間的界限。
（三）民族國家主權的淡化和“帝國”主權的誕生
帝國主義理論中最有爭議的話題無疑是民族國家的角色。歷史經驗說明了20世紀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基礎上。如今，民族國家的角色確實注入了新的時代特征，它不再是保護國內資本利益免受外國入侵者侵害的輔助手段，而是將全球資本利益內部化的工具。西方一些左翼學者針對當前主權國家的新面貌，提出了帝國概念更迭的觀點，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哈特和奈格里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化過程中伴生了全球權力關系的變化，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被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他們所說的“適當的資本主義秩序”。兩位學者以美國憲法為想象空間，認為美國沒有歐洲民族國家主權原則的危機，也就沒有因此而衍生的帝國主義。簡單來說，帝國的形成源于美國的權力擴張，其中憲法的全球擴張發揮了重大作用。關于“帝國”，他們的結論是，相較于帝國主義，帝國不執拗于中心權力，超脫出領土的界限。它是一個分散的去領土化的統治機器。在其無限拓展的范圍之中，這一統治機器接連強化對全球各個領域的整合。人員、信息和財富的流動創造了一種無所不包的力量，幾乎無法從一個中心進行監控。因此，核心和邊緣或統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傳統二分法正日益被更加復雜的不平等模式所取代。哈特和奈格里聲稱，隨著世界市場的進一步實現，民族國家的邊界被解構了。
二、當代西方左翼對新帝國主義運行特征的解讀
隨著越南戰爭的結束，以及來自第三世界對重建世界經濟秩序的呼吁，“東西方之間的軍事沖突轉變為南北經濟對抗”。美國越來越依賴于間接形式的剝削，而不是像歐洲殖民者那樣直接的政治和經濟控制。事實上，不僅僅是美國，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面對資本主義內部的過度積累危機以及外部政治強制阻力不斷增大的雙重掣肘，都必須轉變其運行方式。
（一）時間—空間修復
基于已有的經驗與理論，資本—帝國主義的邏輯圍繞領土和資本擴展，其表現為有時領土邏輯變得更為重要，而有時資本主義邏輯占據主導作用。哈維指出，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導致政治權力無限積累過程的坎坷甚至中斷，那么資本的無限積累也會因此謝幕。基于此，哈維對于權力的雙重邏輯如何并行產生質疑：在新帝國主義的霸權邏輯下，權力的領土邏輯的空間穩定性如何權衡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的對外擴張性？對此，哈維聚焦于資本主義內部持續存在的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趨勢，資本過剩和勞動力過剩往往在過度積累危機中并存。問題過去是、現在也是：如何將這兩種盈余結合起來，重新開始有利可圖的任務？既然資本過度積累危機始終是致命軟肋，資本主義為何屹立不倒？列斐伏爾認為癥結在于其對空間的克服和重組，哈維合理采納其觀點，正是資本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循環方式創造了自己的歷史地理，過度積累危機才得以暫時克服。
哈維的貢獻是，他著重闡述了為何空間生產對于資本主義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運行以保持資本主義的活力。他認為，當資本主義面臨危機時，會通過三種途徑來吸收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一是時間整合；二是空間轉移；三是將兩者結合起來，即資本主義的“空間—時間修復”。就剩余價值的生產、占有和分配而言，這意味著一場巨變。原因在于時空修復在使過剩資本順利實現空間流動，保持資本主義體系相對穩定的同時，“這種為了減少資本周轉時間而壓縮時間和空間的內在需要，導致了資本的擴張主義傾向”，也造成了資本過度積累愈發猛烈的態勢下發展為資本積累中心和淪為“剝奪性積累”的弱勢區域的二元分化。同時，各個資本積累中心之間的惡性競爭通常會上升為國家之間的對抗，在處理嚴重危機的過程中甚至會由貿易戰演變為軍事對抗，這就使時空修復成為以戰爭來重新定位全球空間體系的幫兇。
（二）市場法則和民族國家
從《資本的帝國》對政治和經濟兩條線索的深耕來看，在對馬克思的資本批判進行重新演繹的過程中，伍德關于資本邏輯與國家權力關系的討論與哈維產生了分歧。伍德認為，資本—帝國主義階段，“國家從資本積累的進程中剝離”。回溯傳統的殖民宗主國和其附屬國之間的關系可以清晰看出，超經濟力量能夠迅速聚斂大量財富和權力，但同樣存在著許多不穩定因素，若想使帝國趨于穩固與持久，就不得不寄希望于經濟力量。經濟力量主要表現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所有與經濟相關的行為主體都被資本積累所綁架，資本積累依托于以競爭性生產為手段，以一味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市場法則，通過對商業貿易規則、金融體系以及債務的控制來實現帝國主義的目標。這也意味著為給資本保駕護航，私有財產體系似乎正在獨立于政治權力，與之相關的國家職能也由公共領域附屬于私有經濟領域。正如伍德所言，經濟力量與超經濟力量的分離在某種意義上恰恰證明了經濟力量具有獨一無二的優越性。
不可忽視的是，經濟力量對于超經濟力量的超越并不意味著超經濟力量就此從歷史舞臺落幕，相反，伍德宣稱，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巔峰上站著主權民族國家。事實上，在她看來，全球化并沒有讓國家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資本的經濟力量必須置于超經濟力量的屏障之下。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轉離不開超經濟力量的維持；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運行和擴張更需要超經濟力量這一強力推手。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或許可以擴展到超經濟力量的控制范圍與影響力之外，但是只有當資本的經濟法則本身向外擴展時方可如此。“資本決不是比從前更少地依賴地理上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講，它的依賴性更強了，世界比從前更是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尤為重要的是，這一點也必須憑借超經濟力量才能達成。佩爾·奧爾森也指出，資本主義依然無法脫離提供了語言、文化、領土等歷史因素的民族國家。每個民族的統治階級同樣無法脫離給予其庇護的國家機器。對此，潘尼奇和金丁認為國家對于研究帝國主義的產生和維持是很有必要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需要通過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的延伸來理解，而不是直接從經濟危機理論中推導出來”。卡利尼克斯和羅森博格也提出，需要避免把帝國主義作為一種理論資源，馬克思主義者有必要對國際國家體系進行更復雜的研究。
（三）非物質勞動的生產形式與具有生命政治本質的權力范式
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生產一直處于向“信息經濟”的過渡中。這種過渡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到泰勒制—福特制—凱恩斯主義新形態”以及“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的過程，致使世界市場和勞動力的分工在帝國根莖式的生產結構中得以形成。哈特和奈格里試圖從勞動的生產形式的變更來剖析后福特制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其中，非物質勞動概念居于核心位置。非物質勞動源自意大利自治主義的理論傳統，毛里齊奧·拉扎拉托將其界定為：“商品的信息和文化的范疇”，“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這種勞動的最終產品不是物質產品。相反，最終產品是一種服務，一種文化產品，交流或知識”。從《帝國》到《諸眾》，哈特和奈格里不斷深化他們的認識，當非物質勞動成為非物質產品的時候，勞動的形式就跳脫出空間的束縛，滲透進人民的生活，具備了情感勞動的形式，并進一步塑造了生命和生活的形式從而完成了對生命的操縱，產生了資本支配生命的權力。
哈特和奈格里指認，“信息經濟的主要服務部門已經非屬地化。這種去屬地化是由于高效的通信網絡帶來的距離的不斷縮短和時間的壓縮。地理位置因此變得無關緊要”。在后福特制社會，國家權力的表現形式由統治轉向治理，從而，生命政治的本質融入了帝國的權力范式：在生態權力所指向的生存狀態中，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已淪為權力的獵物。于是，帝國以嶄新面貌示人，帝國常規性的源泉是一種新的機器，一言以蔽之，就是全球化的生命政治機器。哈特和奈格里利用這種理論上的混合將全球化與一種新型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區分了過去的帝國主義（領土主權通過殖民地延伸）和他們所謂的新“帝國”（超國家的“邊界滲透”）。
三、當代西方左翼帝國主義理論的反抗邏輯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裹挾之下，當代帝國主義不斷調整其運行方式。因此，哈維提出了“新政”帝國主義以重組國家權力，抑制新自由主義對資本邏輯的束縛；伍德則堅定社會主義信念，認為只有通過全球社會主義革命才能適應歷史發展趨勢；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需要付諸通過以諸眾為革命主體的共產主義運動。
（一）“新政”帝國主義
哈維認為，推行“新政”是應對帝國主義危機的可行選項。“新政”即“打破新自由主義的牢籠，解放資本邏輯，加強干涉主義，重組國家權力，限制金融寡頭，實行去中心化或民主控制”。“新政”帝國主義強調進一步認識擴大再生產與剝奪性積累的內在聯系，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二者所在領域的斗爭與反抗的辯證運動進程。這就要求在關注生產領域斗爭，提高工人工資和生活水平的同時，必須意識到反抗剝奪性積累的斗爭其實更為復雜。哈維建議，美國應嚴格管控金融資本的投機行為，限制金融寡頭的肆意擴張，打破新自由主義的藩籬，從而將無處不在的資本力量牢牢握在手中。“新政”必須協同民主力量，以國家和國際為抓手，通過內外兩個層面的社會運動獲得成效。
（二）全球范圍的社會主義革命
伍德對于“新政”帝國主義思想持明確的反對態度，認為哈維仍寄希望于美國的自我調整，實質上是對帝國主義的妥協，不具備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甚至滑向了機會主義。伍德認為，一個沒有國家承諾的跨國資產階級的出現，正日益加重民族國家的負擔，這在階級斗爭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全球金融化的受益者變得更加關注全球金融的利益，使得各個層面的壓迫者彼此更加接近，同時，各個民族國家的被壓迫階級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似。在這種情形下，矛盾之處恰恰在于，民族國家的合法性要求對特定國家的人民作出承諾，同時，國家必須在保護全球資本的利益方面發揮作用。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似乎同反對國內統治階級的斗爭有更大的關聯。伍德在這里表達了鮮明的社會主義立場——反對資本帝國主義根本在于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伍德指出，反對資本帝國主義不能走改良的道路，必須從其自身革新。正如斯威齊所言：“帝國主義內部競爭導致戰爭的可能性增加，反過來又導致革命熱情高漲和社會動蕩。”此外，資本的全球化發展已然成形，因此反抗運動必須置于世界范圍內，這就必須借助各個民族國家的力量，國家間的區域性反抗運動、反抗新帝國主義和反抗階級統治的斗爭一直以來都是重要支撐。
（三）以諸眾為革命主體的“共產主義的新方案”
哈特和奈格里認為，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與反抗是超越國界的，其并非建立在對民族的認同基礎上，而是基于無國界的共同革命意愿。如前所述，當前的全球資本奴役方式更加紛繁復雜，帝國已化身為全球化的生命政治機器，同時創造出一種與其相適應的新的政治主體，人們甚至可以說，喚出帝國的正是諸眾。“諸眾，既是過去無產階級的替代者，也是帝國時代新的革命主體。”奈格里將其界定為：“諸眾由具有生產力的個體組成，是一種擁有著創造性和斗爭性的政治主體。”以此為基礎，哈特和奈格里試圖建構一個替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方案。他們認為應以建立世界民主的新政治秩序為目標，在全球范圍內培育民主的新觀念和新機制，“而且，它將能夠爭取斗爭統一和合作的平等”。近年來，他們進一步把這種方案稱為“共產主義的新方案”，并指出，“共產主義意味著建立一個消除資本剝削與屈從于國家的新世界”，共產主義并不是公有，而是共有，是諸眾對公共產品的公共管理，本質特征是諸眾的解放和民主的真正實現。圍繞這個方案，哈特和奈格里給出了三個具體的政治任務：爭取全球公民權、要求社會報酬的權利和再占有的權利，當然不排除在此過程中必要的各種自發運動和有組織的革命等方式。
四、當代西方左翼帝國主義理論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偏離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延續了《資本論》的基本觀點與方法，列寧明確指出：“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列寧正是在對馬克思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原則和方法的堅守中，實現了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超越。21世紀以來的世界發展進程明顯快于20世紀，因此，帝國主義的發展形態與未來趨勢更加難以把握。當代西方左翼學者嘗試從不同的視角對新帝國主義進行闡釋，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帝國主義理論。但包括哈維、伍德、奈格里在內的著名左翼思想家們都囿于某個方面的錯誤判斷，造成了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偏離。
（一）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和唯物辯證法的背離
第一，哈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歪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繼承了《資本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方法，有學者認為，“真正決定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性質和特征的則是歷史辯證法”。列寧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在對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矛盾、必然趨勢等進行分析后，揭示了其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哈維認為，在各項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地理學背景下，歷史唯物主義不應再局限于時間維度，而應將資本主義當作運動開放的結構，因此需要“構建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地理的理論化框架”。然而，哈維過分強調空間地理的作用，對時間歷史的作用估計不足，這是對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新帝國主義的基本方法的修正。如此一來，不僅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基本矛盾，而且限制了從更長遠的視角去探討新帝國主義歷史結局的反思深度，對新帝國主義發展趨勢作出了不恰當的判斷，值得注意的是，哈維所指的“空間”并不是普遍意義上的時空均衡，而是更多地展現在領土邏輯與空間修補的領域。另外，哈維脫離了整體的視角，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給予了過多的關注，事實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第三世界正在飛速崛起，而哈維卻忽視了這一重要的變量，因此其理論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第二，伍德對辯證法的割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剖析社會政治經濟歷史和現實的典范之作。列寧將唯物辯證的方法貫徹其中，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和規律，揭示了帝國主義的未來發展趨向。用全面的發展的觀點來研究新情況，是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成功嘗試。《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以經濟為基礎，但不僅僅限于經濟。列寧一方面以生產力發展狀況來分析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關系的變化，強調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將政治生活同經濟相聯系，闡述了經濟的發展如何引起政治和社會的改變。由此，列寧從探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入手，又將其提至生產力的高度，使得社會政治經濟得以被全方位地探究。
在分析新帝國主義的動態發展中，伍德割裂了經濟力量與超經濟力量的統一體，本末倒置地認為兩者的分離催生了新帝國主義。顯然，脫離了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必然導致其自身理論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伍德著重凸顯了經濟力量的作用，新帝國主義將經濟霸權作為最終目標，并通過經濟（市場法則）來向全球推行自己的統治。另一方面，伍德以大量的筆墨來論述超經濟力量諸如軍事、政治法則等在新帝國主義的擴張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此看來，新帝國主義的最大依仗——經濟力量反而需要尋求超經濟力量的庇護，產生了理論內部的自相矛盾。
第三，哈特和奈格里對無產階級革命主體概念的偷換。馬克思主義堅持無產階級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唯一主體，力求以變革階級關系與國家權力體系，來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就帝國主義對工人的腐蝕表現出高度重視和擔憂：“食利國是寄生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這不能不影響到這種國家的一切社會政治條件，尤其是影響到工人運動的兩個主要派別。”“談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時候，不得不經常把工人‘上層’和‘真正的無產階級下層’加以區別。”“帝國主義有一種趨勢，就是在工人中間也分化出一些特權階層，并且使他們脫離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即是說，一定要時刻警惕帝國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分化，保持工人階級革命主體的純粹性。列寧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惡劣的生存條件同時孕育了他們有可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力量。無產階級作為社會大生產中的齒輪，是一個非常重要且特殊的群體，因而只有他們才能成為一切被壓迫群體的領導者。“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即是說，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主體。
哈特和奈格里在革命主體上寄希望于諸眾，即不僅包括工人階級，還包括以任何方式屈從于帝國的生產方式之下的個體。這就忽視了劃定無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范疇，而將其退化為抽象的個人，從而淡化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革命主體論。首先，諸眾凸顯異質性，這就消解了作為政治概念的人民所具有的單一性；其次，諸眾脫離了階級的范疇，諸眾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的哲學基礎來源于斯賓諾莎而不是馬克思，這同樣是對階級的一種消解。我們認為，如今資本主義正遍及全球，如果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正確的階級分析理論，必然會滑向革命運動的主觀臆想之中。可以說，哈特和奈格里的后馬克思主義分析實際上矛盾地回到了甚至是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二）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揭露的帝國主義本質和未來走向的背離
第一，哈維的“新政”對資本主義的妥協。進入資本主義壟斷階段，各種矛盾的激化昭示著社會主義革命的無法避免。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深刻指出，“帝國主義是衰朽的但還沒有完全衰朽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但還沒有死亡的資本主義”。“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在機會主義的膿瘡遲遲不能治好的最壞情況下），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社會生產力在競爭規律和自身規律的作用下得到了更為迅猛的發展，但是也激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資料私有制已經不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求。因此，列寧確定了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前夜。而在哈維看來，“新政”將“緩和過度積累問題的可能性寄希望于長期的時空積累，以期獲得來自民主、進步和人道的力量與之結合”。實際上，哈維雖在多種場合談及底層民眾反抗掠奪和國家鎮壓的運動，卻未對其表示支持或倡導，反而表現出一種“中派”的態度。有學者認為：“有一大批資產階級的社會理論家試圖‘巧妙’地利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框架和分析方法去解決資本主義社會自己的地理問題。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所謂資產階級社會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關注，不過是在西方知識界出現的挽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諸多努力之一。”似乎哈維在批判新自由主義、資本邏輯后，依然陷入了調和資本主義的泥沼。這是因為他忽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陷入考茨基的“超級帝國主義”的藩籬，看不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和迫切性。
第二，伍德對帝國主義的模糊界定。列寧沒有局限于某一時間節點、某一單個特征來對帝國主義進行考察，而是用動態的眼光來把握帝國主義的本質和各個特征之間的相互關系。例如在描述壟斷組織的歷史和帝國主義的形成時，他認為過于具體地規定帝國主義在哪一年確立是十分荒唐的。在列寧看來，壟斷是持續變化的動態過程，從而將帝國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的特定發展階段來進行總體性的研究，闡述了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的邏輯理路，并在揭示帝國主義歷史地位和未來趨向的基礎上，描繪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明藍圖。而在對新帝國主義的界定上，伍德將資本—帝國主義與新帝國主義畫上等號。進一步說，一方面，在時間維度，伍德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等經濟手段達成控制世界秩序的目的作為新帝國主義誕生的標志，這樣一來就把先前的帝國主義（英國）劃分為非新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在實踐維度，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以經濟力量為主要手段來操控世界規則作為新帝國主義產生的標志，這與西方國家所指認的新帝國主義在“9·11”事件后作為戰略全面實施相比忽略了超經濟力量的作用，有礙于精準把握新帝國主義。
第三，哈特和奈格里對帝國主權的辯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寫道：“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列寧對此解釋道：“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列寧遵循了馬克思、恩格斯對于階級革命的基本原則，結合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際政治經濟發展極度失衡的狀況，認為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必然因不滿現有的世界格局而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浪潮，不可避免的戰爭在導致帝國主義勢力內損的同時為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帝國主義鏈條中的薄弱環節可能成為某個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突破口。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總結道：“根據以上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的全部論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應當說帝國主義是過渡的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垂死的資本主義。”
哈特和奈格里認為帝國意味著民族國家主權的消失，然而現實情況是，國家與主權是同時存在的，經濟全球化不僅無法消解主權國家，反而恰恰離不開它的助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帝國主權理論反而成為美國建立世界霸權的辯護，奈格里和哈特所構想的帝國政治經濟規則只不過是在美國主導之下才得以存在的理想狀態，但憑此就將美國作為超越國家權益的世界政治實體，反而掩蓋甚至粉飾了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
五、回響與展望
列寧指出：“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當代西方左翼的新帝國主義理論是資本—帝國主義當代現實在理論上的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經典帝國主義理論進行了反思和革新。從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維度看，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作為經典帝國主義理論中用來分析帝國主義形成、發展和本質的重要方法工具，在當代西方帝國主義理論中，同樣被有限地保留下來。哈維、伍德、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在基礎理論方面都做了有價值的工作。他們幫助梳理了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的標準，不僅回顧了舊的帝國形式，也解釋了新帝國的現實存在，還強調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
從前文的分析中可見，新帝國主義理論的探索和塑形中存在著不同的缺陷。不過這些缺憾恰恰能幫助我們確認帝國主義的持續性存在，并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提供絕妙的切入點。哈維和伍德關于權力的資本邏輯（經濟）和權力的領土邏輯（政治）矛盾關系的爭論，使得其辯證關系更加明朗，因而可以從中明確資本積累在帝國主義對外擴張中的重要性以及新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方式上對經濟手段的依賴性。哈特和奈格里關于“帝國”的論述引起極大反響，但“帝國”和“諸眾”這兩個范疇都是模糊的，不過確實牽扯出許多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此外，更多的左翼學者對懸而未決的問題提出了看法。約翰·福斯特等人從資本主義為緩解經濟停滯而形成壟斷金融資本這一邏輯出發，把壟斷金融資本視為新帝國主義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坦布林克致力于在過去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一個“地緣政治研究的分析框架”。根據約翰·史密斯的觀點，當代帝國主義是基于“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和富國對窮國的剝削”。希金波托姆則指認，超剝削應該納入帝國主義理論：超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一個特定條件，它定義了帝國主義的隱藏的共同本質。這些觀點證實了新帝國主義并沒有脫離傳統帝國主義的本質，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將進一步加強等。
綜上觀之，西方左翼學者對于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一些關鍵點給予了持續關注。但遺憾的是，與列寧建立于帝國主義內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不同，當代西方左翼學者更多地從表象出發，試圖構建一種以觀照發展中國家為進路的新思路，但未能擺脫以美國現代化經驗為樣板的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桎梏，從而導致不論在對現實的反思、對未來的展望，還是對方法和價值層面的指導上，僅僅是蜻蜓點水、隔靴搔癢般的無力控訴。更值得注意的是，與列寧所處時代相比，新帝國主義在發展樣態上表現出多維度的特征，當代西方左翼學者尤為熱衷于對其運行方式與霸權模式展開研究。如前文所述，他們圍繞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研究，這無疑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辯證研究方法進行了延伸，但由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原則的缺失，他們沉迷于靜態的經濟分析而造成動態尋求發展缺失的失衡；過于重視歷史數據的搜集而忽視了數據的抽象分析；個別理論不自覺地陷入了具體的經驗主義的窠臼。
可以肯定的是，對于當代帝國主義的研究正在繼續推進，左翼思想家們的回答還遠遠不夠。總的來說，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進一步分析和評判：第一，“金融化”資本主義的影響力持續增強給新帝國主義帶來的變化；第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運動沒有得到應有的實證研究，現有的質性研究沒有真正嚴肅地對待資本主義具體問題；第三，當代左翼關注帝國主義問題的理論化時，可否增加對政治策略影響的考慮，以把社會主義運動的實際需要與批判的框架有機勾連。至少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理論工作不僅僅為了理解、解釋世界，重點更應是為改變世界的實踐提供支撐。
參考文獻略
本文刊登于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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