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主體革命論

　　——黨的二十大報告意義解讀

　　【作者按語】主體論首要是革命主體學的工作范疇，是唯物辯證法的居于中心位置的規定。次之，主體論以主體邏輯為邏輯武器，這是革命的邏輯學批判武器。對人類發展研究而言，只有主體邏輯才根本體現矛盾的原則——實踐論和認識論的高度統一。提倡推介主體邏輯無疑是正確的。如果人民果真能夠理解并接受主體邏輯，中國以后就一定會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性質的經濟，并依照這個路徑重建個人所有制，在這當中無論要不要把資本作為發展自己經濟的拐棍。然則沿著黨的二十大報告工作主旨，重新整理《資本論》主體論述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線索，闡明它的邏輯與方法論價值，顯得極富理論意義和時代實踐價值。

（一）

　　習近平具有深刻的主體思想——人民總體性的唯物史觀思想。其運用在社會主義工作線索上，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以“主體”觀照生產，二是以“人民主體”燭照生產方式，三是以“人民主體觀”落實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建構。主體線索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合流，即在于堅守人民立場，堅持人民至上；這是黨作為主體性規定的新時代工作語境。“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指引著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動。”“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始終站在時代前沿。”[1]【注：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 198-199.】黨的二十大報告突出主體路徑的辯證法思想，從而，這也就是“主體革命”的含義。報告通過強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以人民至上的主體理念謀篇布局、擘畫發展藍圖，突顯了唯物史觀主體革命論。

（二）

　　馬克思主義說到底是主體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依據盧卡奇的指認：“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這個定義是如此重要，對于理解它的本質如此帶有決定意義，以致為了對這個問題有個正確概念，就必須在討論辯證方法本身之前，先掌握這個定義。”“更重要的是需要發現理論和掌握群眾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論、把辯證方法變為革命工具的環節和規定性。還必須從方法以及方法與它的對象的關系中抽出理論的實際本質。否則‘掌握群眾’只能成為一句空話。”[2]49【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在盧卡奇那里，無論辯證法經過怎樣的發展，指向怎樣的問題，其核心都在于社會歷史實踐中的主客體相互作用，即作為歷史主體的人與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主客體相互作用所引發的社會歷史過程。”據此，“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對現實世界進行改造的辯證法，一旦失去對辯證法革命性的把握，辯證法就成為修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社會學的工具。”[3]【注：鞏向偉.論盧卡奇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J].山西青年，2020（6）: 99-100.】

　　一般認為，盧卡奇的早期研究突出了主體辯證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歷史辯證法作為“主體—客體辯證法”的規定性。正是由于充分意識到本身以客體為中介的自然主體和社會主體的關系同一性，他強調：“這里把這種方法限制在歷史和社會領域，極為重要。恩格斯對辯證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誤解，主要是因為他錯誤地跟著黑格爾把這種方法也擴大到對自然界的認識上。然而辯證法的決定性因素，即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在作為范疇基礎的現實中的歷史變化是思想中的變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中。”[2]52【注：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三）

　　可見，盧卡奇真正的用意旨在強調規律和范疇的工作燭照性。辯證法的源頭在歷史，由歷史科學規定主體的人，拒絕抽象概念的、非實證的、非批判的理論主體；它揭示出勞動是最根本的主體線索，其他社會主體都由勞動所啟動。從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范疇）不能和“絕對精神”相類比，不是黑格爾式“邏輯運動圓圈”；有機構成下的人的發展，這就是主體論，這一規定乃是有效改造現實的唯一方法、途徑。主體是在這一義項下實現和自己的客體對象的能動結合的①。

　　【注：黨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成為主體性？首先在于黨成為人民主體性的集中化表述，其次，是在于建立無產階級的真正統一。一句話，黨=有意識，黨的領導消除主體“無意識”狀態，使之自覺組織起來；它超越經濟意識、個體意識，將主體意識從理論上和實踐中提升為階級意識。黨的主體辯證法是確證人民性和斗爭性，蓋因“如果要建立一種徹底的機會主義理論，一種沒有革命的‘進化’理論，沒有斗爭的‘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正是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中去掉辯證法。”（參見《歷史與階級意識》第53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出版）黨以組織行動保持革命主體的辯證法性質，作為群眾的工作方法，于是有這種工作鏈條：主體革命——主體思維——主體邏輯——主體路線。資本主義的生產計劃、組織管理、主體激勵與經濟控制，只不過是生產方式的表象，通過自然科學方法抽象出的人與物的數量關系，則在于充當對剝削質的關系執行認識掩蓋的意識形態功能。“相反，辯證法不顧所有這些孤立的和導致孤立的事實以及局部的體系，堅持整體的具體統一性。它揭露這些現象不過是假象，雖然是由資本主義必然產生出的假象。”（同上，第55頁）所以，“人應當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存在物，同時是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和客體。”（同上，第71-72頁）盧卡奇據此形成結論，“只是隨著無產階級的出現才完成了對社會現實的認識。這是由于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為看到社會的整體提供了有用的出發點。只是因為對無產階級說來徹底認識它的階級地位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為只有認識整個社會，才能認識它的階級地位；因為這種認識是它的行動的必要前提……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只不過是無產階級的社會歷史地位的另一面。在它看來，自我認識和對總體的認識是一致的，因此無產階級同時既是自己認識的主體，也是自己認識的客體。”（同上，第72頁）“如果它不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滅集中表現在它本身處境中的現代社會的一切違反人性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同上，第73頁）歸根結底，“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同上，第77-78頁）】

　　根據這一方法論原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只能解作人民總體性的主體范疇（或曰“人民范疇”）——無論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人才支撐、全過程民主還是以文化自信為內容的人的現代化以及旨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都是人民至上的意義指向，它引領黨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

　　②【注：人民至上是在所有制語境中和階級至上相對而言的工作用語。在勞動二重性下，無論“封建下的買賣”（如士農工商）抑或“買賣下的封建”（如資本雇傭勞動）的社會結構，都是階級至上的統治形式。人民至上是主體自覺、組織行動起來意義的工作走出，是對階級至上的統治結構和統治關系進行社會解構的過程。】

　　在這一路徑下，由歷史科學再分的自然辯證法（自然科學和邏輯）與歷史辯證法（主體和社會科學）是彼此相融、互看的，互為規定、相互支撐。這也表明人民經濟——而非知識經濟，是高度主體化的經濟！中心線索是主體發展，政治內容是人民當家作主，經濟內容是人民至上的主體論，理念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觀。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莊嚴宣告：新時代、新征程，在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與社會發展成就基礎上，“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4] 【注：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7.】

（四）

　　主體范疇，并且只能是生產關系的主體范疇（反映人與人的關系的共同體、商品或勞動力商品、資本、雇傭勞動、人民主體、社會主義國家等），才能執行無產階級的認識論功能。一旦缺失主體范疇這一“理論探照燈”，不僅經濟概念庸俗化、著眼表面聯系，以自然規律名義發布的知識也必將膚淺化、陷入畫地為牢。其制造的純科學路線的理論概念，不過是一個個進行意識形態統治的主觀觀念；所謂實證主義理性，則是普世價值觀的工作謊言。封之（絕對剩余價值）而建之（相對剩余價值），商品—貨幣—資本的分析鏈條決定買、賣運動與封、建結構的重新融合，生成生產剝削新規定：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以買賣為統治形式導致價值范疇的歷史內涵（被統治階級“賣”、統治階級“買”的絕對性規定）必須優先得到把握，同時，它被置于歷史生產的不同發展時期的變動的語境中。從整體看，這是在起點規定上，商品對象和物質生產歷史統一起來的理由。即為了避免主體范疇的被忽略以及正確處理革命性與科學性的工作緊張關系，“馬克思從生產方式入手研究社會發展，用‘生產’代替了‘超自然的創造力’。生產既是一種勞動過程，又體現了某種社會生產關系。”更進一步，“馬克思將生產視為一種意義結構，將生產放在產品的分配和交換、商品流通等社會生產關系中……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換過程，是要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揭露資本主義對工人勞動的剝削。應該說，馬克思絕不是要靜態地研究勞動自身的內部構成……當馬克思在談論使用價值的時候，認為使用價值是物質和勞動的結合，價值既包括物質性的生產資料，還包括一種人力的消耗。這樣，‘馬克思勾勒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勞動不通過價值進行理解的另一場景，那就是說，不去探詢商品流通的問題。在那一場景中，勞動還沒有體現任何價值，沒有意味任何東西，我們關注的是身體和消耗的關系’。”[5] 【注：崔柯.文本與主體革命——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論[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1）: 37-45.】

（五）

　　既是商品生產對象、也是商品對象，這就統一了商品的單純生產過程的兩因素（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與商品的兩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商品的兩因素——商品的單純生產過程的兩因素——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兩因素：循著價值形式之行，以流通觀察生產，形成生產和再生產辯證的連續結合的運動，——這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寫實；由是價值形式之知行合一構成生產的資本辯證法（或由簡單商品生產方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定格唯物史觀的理論范疇——生產方式。由主體燭照生產，由生產關系燭照生產方式，商品兩因素各自代表的范疇的特質性被彰顯：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規定性，是物質運動載體和關系的生長始基；價值作為社會范疇，是有別于使用價值的特殊生產關系。真正的起點規定必然是“有機構成－范疇”。而一旦有機構成鎖定為提取范疇的工作裝置，即意味著經濟范疇的內在結構是：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形式。換言之，《資本論》的每一范疇既是價值，也是價值形式：當價值指示“階級關系”時，則價值形式的意義是“統治”；當價值指示“剝削關系”時，則價值形式的意義是“拜物教”。總體而言，這是由歷史主體論落實批判的知識論的工作路徑。由有機構成而范疇，由價值而價值形式，由行動而知識，然則，商品的知識意義置身生產方式的歷史語境得到解析。知難復行難、行難復知難的歷史主體論的書寫結果是“商品－貨幣、勞動力商品－可變資本（貨幣轉化為資本）、工資－資本有機構成、歷史資本－資本積累過程”，這樣得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行動結構：階級－統治，以及它的知識結構：剝削－拜物教形式。

　　據此，《資本論》中唯物史觀規定沿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方式“發生－呈現”工作路線進階：曰“道”（對象／二重性）——所謂對象學，曰“道和德”（道路－系統）——所謂本質學，曰“無、有、玄”（道路－系統＝范疇）——所謂范疇學，曰“元、亨、利、貞”（生產史觀－階級史觀－經濟史觀－思想史觀）——所謂統治學，曰“道、大、逝、遠、反”（歷史與邏輯一致意義的發生－呈現）——所謂發生學。對象生二重性，勞動二重性由生產方式的科學解析式所工作錨定；它繞過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的歷史研究，為商品對象直接開出邏輯的藥方。不過這一階級斗爭藥方在提出時，乃是初步的、形式化的，有待賦予工作內容，需要由馬克思主義邏輯學及對其相關問題的科學說明予以補充與接續：如價值形式和資本積累過程的發展，等等。具體性和抽象性此消彼長，結成觀察勞動成長的特殊歷史時空，鎖定商品社會的“研究對象的行動規定”，“從而在商品生產勞動的二重性質基礎上，在商品生產關系通向交換關系的意義域中必然進一步析出‘價值形式’。”這導致，“通過說明價值形式分別附著在階級實踐規定上的行動（曰‘總公式’）和階級理論規定上的知識（曰‘生產一般’），耙梳‘知’‘行’合一規定的生成和‘知’‘行’不二認識路線的形成，繼而以‘真假同體’的階級對象知識屬性為依托展開唯物史觀與‘經濟知識’的對話，終能達成對《資本論》特有敘事體裁的澄明化理解。”[6] 【注：許光偉.知行合一與《資本論》原理——階級社會及其經濟形態知識狀況考察[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2（1）: 5-27.】

（六）

　　范疇說到底是主體范疇，而主體范疇正是主體革命所依托的對象。“如此一來，一旦將研究視角從有形的‘產品’轉向似乎無跡可尋的‘生產’，研究的落腳點就不再是作品的語言層面，而是轉向語言活動的承擔主體。”[5] 【注：崔柯.文本與主體革命——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論[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1）: 37-45.】

　　黨的二十大報告是一篇光輝的理論文獻，作為蘊涵唯物史觀思想的實踐邏輯的文本，在實質上是一種主體的互文性的理論——新時代主體實踐的理論化。

　　③【注：社會主義、共同體、發展、人民、高質量、人類、人民群眾、共同富裕、黨、國家、中國式現代化……這些報告中所使用的高頻詞，都是主體性的互文。】

　　報告和人民對話之處在于建立以主體人為中心線索的“唯物史觀知識命題”：曰主體實踐（偉大物質變革、偉大社會變革），曰主體理論（新時代、新境界、新征程），曰主體發展（以人民為中心、高質量），曰主體戰略（自強、自信、自立），曰主體民主（主體政治、主體法治、主體文化、主體生活），曰主體中國（人民主體、主體國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主體論的對象是勞動過程文明規劃，新時代人民主體觀推進人民之治的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人民主體論→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的主體論→新時代人民主體觀的工作系統的落成：中國共產黨的這一軌跡以實踐姿態昭告“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時刻以主體行動實現自身解放，從而越出了勞動力商品的資本化的市場經濟邏輯；社會主義主體論謀求生產方式的高質量發展，與之相適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以公有制為核心內容的人民主體關系，追求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礎上的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各項事業的均衡、協調發展。以此觀之，社會主義語義上的“高質量”從來指的是社會生產的歷史進階水平，是審美意義的主體生產、生活，即社會勞動發展之主體高質量——勞動力的高質量使用、勞動者的高質量生活。一言以蔽之，既是唯物辯證法的主體展開，也是對主體化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深刻解讀與時代建構。④

　　【注：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學科用語——針對歷史科學而論，為方便起見，本文采用“自然辯證法+歷史辯證法”統稱的意義。所謂主體化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的工作靈魂和展開路徑，是把“革命”主體化、行動化，經由主體的自我改造活動，變成實實在在的主體改造社會的行動（時空一體的經濟行動、政治行動、文化行動）。如上指出，其精神指向是革命辯證法，核心規定是主體革命。】

　　這種辯證法的實質即在于塑造“行動的主體”。其甩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為了以人民主體觀為展開，扎根行動，進行現代化道路文明形態的科學而偉大的創造，從中尋求解放，從而將歷史自信直接附著在歷史自覺與歷史主動的行動綱領上了。以人民為中心，貴在堅持人民至上的主體范疇；這種理論也即旨在表明“主體的高度自覺”：主體發生在行動之內，革命發生在社會之中。

　　【注】本文刊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文章的第一部分，文章全名“《資本論》與主體革命論——從黨的二十大報告看唯物辯證法的工作譜系”。

　　【文章摘要】歷史科學是統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一門總體科學，其發動了主體對知識的工作批判關系，使唯物辯證法成為統一的邏輯；這一方法和邏輯可用“A-B”（唯物辯證法的譜系）指認：杜絕單純的知識演繹，執行知、行互看。這表明不同于知識概念，范疇說到底是主體范疇，主體范疇——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形式——正是主體革命依托的對象。在社會歷史領域內，知識生產的謎說到底是階級的謎，需要經由“燭照”解決。生產關系的中心功能是執行生產燭照、階級燭照、經濟燭照、思想燭照，其解決商品起點之謎（知識的謎）、決定論之謎（邏輯的謎）以及研究對象之謎（結構的謎）。總之，《資本論》體系化的方法和邏輯以“活化的唯物史觀”為旨要，它的核心點是走出黑格爾邏輯學，使商品、貨幣、資本的分析路徑服從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從中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模型。這啟發對黨的報告性質的理解，從歷史成長角度按照馬克思主義模型的科學講述要求，以歷史的主體論啟動批判的知識論。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邏輯方面，新時代需要切實加強與重視《資本論》路徑的唯物史觀原理與生產方式的唯物辯證法研究，予以譜系化，定格“主體革命論”，基于這一歷史定位實現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體線索內在價值的工作錨定。黨的二十大報告立足新時代際遇創造性表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偉大認識論，張揚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主體理論，時代烘托并工作聚焦于社會主義主體批判，這說明馬克思主義說到底是主體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應走出現象學和解釋學，在人民至上的主體范疇中展現其道路理性和理論品格。

　　關鍵詞：黨的二十大報告；《資本論》；唯物辯證法；勞動二重性；生產方式；主體論；知識論；馬克思主義模型；主體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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