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老田《關于人們是否可以創造政治體系的問題：與迎春老師一起回顧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下簡稱《經驗》）的文章，我仍然堅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點。我寫《和老田商榷兩個理論問題》一文，是希望人們更多地學習、宣傳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宣傳商品貨幣關系是過渡時期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經濟根源，是共產黨內出現走資派的經濟根源，說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論證人們不可能脫離經濟基礎創造政治體系。
一， 唯生產力論，與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有本質區別。共產黨的能動作用就是給群眾“灌輸”決定論
《經驗》說：“應該說，在唯生產力論和經濟決定論大行其道的今天，要重新理解和想象列寧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以及毛教員革命時代發現的‘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老田把這個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入門級實踐形態）思想，是更加困難了，出現了這樣的分歧不算奇怪。”
唯生產力論是錯誤的理論，而生產力、經濟決定論則是辯證唯物論在社會學的運用，是科學的理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決定了必然出現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與之相適應；要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然后高速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經濟制度。這里肯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不否定上層建筑的能動作用，相反，這種理論為人們的能動作用指明了方向——消滅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經濟制度，最終使共產黨和國家政權自行消亡。實行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必然周期性爆發經濟危機，靠長官意志不可能防范、化解，也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種理論不是唯生產力論，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是唯一的社會科學。
列寧指出：“唯物主義歷史始終是社會科學的別名。”“是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馬克思究竟怎樣得出這個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來，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來，并把它當做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列寧選集》第一卷 第10、6頁）可見，列寧贊同經濟決定論。
《經驗》說：“大體而言，列寧和毛教員，更強調勞動群眾的政治主體性建設方面，視之為真共的主營業務范圍和唯一的服務面向。”“列寧提出在革命前的群眾動員階段，就需要以‘輸灌論’和‘先鋒隊’去經營和提升內在于群眾覺悟過程與組織能力的經營方法，這個應該同樣視為無專起作用的方式?；蛘甙凑彰虇T在革命年代的經驗發現，命名為‘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這是如何化消極被動的群眾為有覺悟的積極行動主體的不二路徑，當然，這也需要經過革命政黨的切實‘經營’過程，才能夠化勢能為動能。”
共產黨先鋒隊給群眾“灌輸”什么？“灌輸”歷史唯物主義，“灌輸”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經濟外殼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必須炸毀雇傭勞動經濟制度， “灌輸”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限制商品貨幣關系，生產力的大發展，決定最終必然實現共產主義，“灌輸”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必將自行消亡等等?？傊?，是“灌輸”“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使廣大群眾自覺地為消滅資本主義而斗爭。但就是不能灌輸“創造”政治體系的理論。
二， 過渡時期為什么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
毛澤東總結了國際國內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后，得出過渡時期始終存在著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個理論已經被蘇聯、東歐復辟資本主義的事實證明是科學的理論，符合實際。
過渡時期為什么存在的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毛澤東揭示了經濟基礎。毛澤東在《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中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都知道。”他還指出，一些人反對繼續革命的經濟根源是：“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13、487頁）毛澤東在這里論述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講過渡時期存在著商品貨幣關系，必然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出現走資派。他指出只要存在著商品貨幣關系，共產黨內就必然出現兩條路線的斗爭，必然出現走資派，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有生產力高度發展，才可能最終消滅商品貨幣關系，這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毛澤東教導我們要限制商品貨幣關系，而不是立即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就是根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毛澤東提出要開展兩條路線的斗爭，而不是“創造”政治體系，就是堅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毛澤東有關過渡時期公有制的理論，有關商品貨幣關系是復辟資本主義經濟根源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有關過渡時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需要我們認真學習、宣傳，和廣大群眾一起群眾付諸實踐。
老田對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和實踐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但是卻較少提及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尤其是有關經濟關系的理論。希望老田和我們一起認真學習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宣傳歷史唯物主義，批判長官意志決定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唯心主義。
附錄：
關于人們是否可以創造政治體系的問題：與迎春老師一起回顧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2022-11-30 14:02:02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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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人們是否可以創造政治體系的問題：與迎春老師一起回顧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文/老田
迎春老師對《私有制與公有制的界限到底在哪》一文，提出商榷，有個別是出于閱讀方面的誤解——原文“照說也算”是在反駁流行說法不靠譜，所以，這個方面雙方觀點完全一致，沒有分歧。主要的觀點分歧，集中于公有制社會的政治層面，迎春老師提出的不同看法，可以粗略概括為一個理論問題和一個實踐問題，理論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體系是由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決定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以，人們不可能‘創造’政治體系。歷史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符合實際。”而與實踐相關的問題則是，“新中國的公有制是帶有私有制殘余的公有制，與高級形態的公有制不同，因此，不能一般地探討‘公有制的界限’”。（迎春《和老田商榷兩個理論問題》）
應該說，在唯生產力論和經濟決定論大行其道的今天，要重新理解和想象列寧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以及毛教員革命時代發現的“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老田把這個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入門級實踐形態）思想，是更加困難了，出現了這樣的分歧不算奇怪。
應該說，對于勞動階級的解放政治如何實現，除了實踐深度不夠和理論化程度較低的原因之外，就學術論文寫作的標準而言，人們都偏愛確鑿無疑的證據與可見性較高的材料，這樣一來，毛教員曾經列舉過的“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就不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可見度高，后者實際上是行政權起作用的載體。所以，討論政治的困難很多，在一些人自以為討論政治的時候，實際上也不過是在說行政權如何如何。
在二十世紀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中間，與無產階級專政相關的歷史經驗與演化過程，還缺乏相應的理論觀察和總結。大體而言，列寧和毛教員，更強調勞動群眾的政治主體性建設方面，視之為真共的主營業務范圍和唯一的服務面向。
有一種膠柱鼓瑟的理解方式，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革命勝利之后由新的國家機器承擔的一種功能（原樣引用《哥達綱領批判》），但是，事情的存在比這一具體理解要更為普遍，列寧提出在革命前的群眾動員階段，就需要以“輸灌論”和“先鋒隊”去經營和提升內在于群眾覺悟過程與組織能力的經營方法，這個應該同樣視為無專起作用的方式?；蛘甙凑彰虇T在革命年代的經驗發現，命名為“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這是如何化消極被動的群眾為有覺悟的積極行動主體的不二路徑，當然，這也需要經過革命政黨的切實“經營”過程，才能夠化勢能為動能。
無產階級專政肯定屬于階級的政治，而非行政，這個與勞動階級政黨的政治服務方向緊密相關，往往還會受到內在否定性與各種變修趨勢的干擾與扭曲，第一個狠批無專的是德國社民黨黨魁考茨基，這并非偶然。因此，從經驗觀測這個業務經營效果，難度還在于不容易從事實中間提取原汁原味的現象級材料，需要各種分析與提煉。
大體而言，考茨基等人喜歡從唯生產力論或者經濟決定論角度，去談論革命與制度轉型問題，絕對強調與制度轉型相關的客觀條件和必要條件；不愿意考慮和討論如何從充分條件方面，去推進革命的主觀條件和主觀力量積累，這部分實際上就是對立于資產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營業務區，也往往是統治階級緊盯且隨時預備啟動鎮壓機器的“危險區”，但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的經營與成長，恰好只能夠發生在充分條件的“危險區”經營領域。
應該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真正的勞動階級的政治學教材，相關認識還往往處在與主流意識形態經營者長期拉鋸的循環往復中間，所以，清晰地呈現和討論相關分析，還是困難的。不過，基于已經成為歷史的革命經驗，以及毛時代經驗及其與蘇東國家的對照，還是可以來呈現一下彼此的分歧與問題意識差別，即便很難達成共識，清晰地看到彼此的分歧在哪兒，也會是交流上的巨大進步。另外，本文部分內容是與人在微群討論變修時所寫，不完全與商榷內容相關，先行致歉，但這不妨礙彼此共同回顧來時路，搭建一個交流的經驗系列。
一、粗略回顧中國革命及其后的制度變革經驗
很顯然，在革命年代，舊有的經濟基礎有其配套的上層建筑，革命透過動員和組織群眾，自下而上地顛覆舊有的領導權作用，根本上造就了一個不適應私有制經濟基礎的特殊上層建筑狀況——新的上層建筑還是反對舊的經濟基礎的；而且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后，還大范圍完成過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這一份歷史經驗，到底只是一個臨時性的例外，并無理論價值，還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新的認識起點——雖然理論化的程度還不高。
雖然歷史過程與經驗大家都知道，應該說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并沒有解決，毛教員自己的看法是：“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在這里，毛教員做了一點限定，對于革命性的社會變革而言，政治在先而經濟基礎變革在后。當然，也不能說革命者的政治建設與舊有的經濟基礎完全無關，不過，相互關系肯定不是那種相互適應的關系，也不是簡單的反作用就是了。這個方面如何展開分析，需要新的想象力和概念框架。
同時，革命年代映照出一個關鍵的事實，革命所造成新的政治狀態，恰好是破壞了與舊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運作的，然后，在革命勝利之后繼續深入地改造舊經濟基礎，最后，革命顛覆了舊社會。在反對革命的陣營看來，革命與舊社會無關，純屬外來，是人為造成的，就跟說階級斗爭是捏造的一樣。
在這里，馬克思期待無產階級作為舊制度的掘墓人，作為人類解放事業的歷史主體，到底是外在于經濟基礎還是相反，共產主義到底空想還是歷史必然，至少，這個問題在理論上還沒有很好解決。理論沒有完成，但歷史經驗已經發生過，無產階級到底是依據想當然還是依據現實去展望未來的，以及，透過何種方式來實現覺悟和有組織斗爭能力提升據以改造舊世界，還有待于新的理論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舊制度的分析中間，私有制社會里，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或者說彼此存在著互適應性和反作用，這應該是馬克思原初分析的語境，但是，革命和新社會的內在政治邏輯為何，這個應該承認，馬克思沒有說太多，引用那個公式進行越界說明，疑問不小。
恰好也是在這里，即便是經濟基礎改造的完成，也并沒有出現“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這個部分的革命任務依然存在，毛教員1957年提出的新的歷史與政治任務：“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在民主黨派、知識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當然不可能有領導權，因為他們是敵人；在多數人（中間派）中的領導權不鞏固；有些文教單位還根本沒有建立黨的領導。必須建立對中間派的鞏固的領導權，并且盡可能早日鞏固起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九五七年七月）到了1960年代后期更提出，要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問題。這個方面的歷史任務到底是不是存在，這到底是階級斗爭擴大化，還是相反，應該說也還有繼續探究的必要。
1962年毛教員提出黨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有一點很肯定，毛教員曾經的變修走資預言——并不是基于經濟基礎的診斷而做出的預言，已經被后續的歷史演化所證實。反過來，實現向“公有制高級形態”過渡的路徑，到底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這個恐怕也還需要基于歷史經驗進行深入思考。
二、中國革命時代的領導權建設與三個階段性經驗
列寧是在流亡革命家生涯中間，與同路人辯論和展開思考的。毛教員的巨大不同，是一開始就進入革命的群眾斗爭內部，進行觀察和思考。與無產階級專政相關的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建設問題，最初階段是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中間發現和提煉的，關鍵點有二：一是組織起來實現“一切權力歸農會”的組織優勢，二是顛覆舊有的觀念權力（意識形態起作用的現象層面）——神權、族權、神權和夫權等等，從而為群眾的普遍覺悟預備好條件。
后續在井岡山和江西根據地建設中間，領導權實現了對外的擴大，一是提出要團結好中間階級避免貧下中農成為孤軍，二是提出對地主富農分一份土地給生活出路，這樣，領導權對外擴展就以統一戰線的方式，來涵蓋全部人口。
對內的領導權建設實踐，體現為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的系列努力——在紅軍連隊里建設官兵平等和管理公共領域，要求紅軍實現政治化轉型，然后承擔起打仗消滅敵人與分兵發動群眾進行根據地建設的“雙重任務”。
有人統計過，孫中山至少六次提到，中國農民是“一盤散沙”，梁漱溟也痛感于農民不動，但毛教員在看到農民有無窮的偉力，具有上帝那樣的無邊法力，真能夠創造歷史。其間的差距，就在于以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建設為中介，把消極被動的群眾，轉化為有覺悟有組織能力的積極行動者，這樣，勢能就轉化為動能了，舊世界就被主力軍葬入墳墓了。
此后，在華北根據地建設中間，除了組織農民抗日救國會之外，一樣要顛覆各種從屬于舊秩序的觀念諸如“天命”“八字”等迷信，領導權建設的內涵一樣涉及到組織優勢與觀念權力顛覆兩個方面。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特點是團結地主階級抗日，因此，就停止了分田分地政策，改而實現減租減息，在這里，出現了“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的兩面政策，對舊領導權破壞不徹底，同時新領導權的建設處于與舊領導權互為消長的狀態，這樣，就要求更高的斗爭水平。
建國后，農村的土地改革，以及城市的民主改革系列運動，都一樣包括領導權建設的兩個方面：組織勞動者的斗爭，以及顛覆肯定舊體制秩序的觀念權力。恰好，這樣的根本性改造以及新的領導權建設，在蘇東國家未曾著手。這個區別，形成了路徑依賴，決定中共與蘇共等在政治實踐方面的不同和思想分歧。
很顯然，新領導權的出現，及其對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肯定，同時實現對舊統治者利益的否定和批判，都是以政治建設成績去反對和抵消舊統治者的經濟優勢。不管是大革命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還是根據地建設時期的組織農民，還是新中國進行遍布城鄉的民主改革，都屬于創造不適應私有制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其路徑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動員與組織過程。
在這里，一個易于造成混淆的問題，是毛教員對斯大林以肯定為主的評價，就實際而言，斯大林也對領導權建設無感，但毛教員傾向于肯定他。這可能與“歷史性地肯定犯錯誤的先驅者”那種歷史態度有關，毛教員肯定孫中山同時徹底否定蔣介石，因為后者是反動派，孫雖然也認識不足，但依然處于認識進步程序的“必要曲折”階段，這也可以解釋毛教員為何徹底否定性看待赫魯曉夫——他也同樣處于“必要曲折”之后的認識反動期。
三、毛時代的中國政治建設成績與相關的問題意識
在上世紀的社會主義陣營中間，只有新中國經過較為徹底的新民主主義政治領導權建設過程，體現為農村土改的群眾性斗爭，以及城市從“反封建把頭”“民主改革”到“五反”的斗爭，在這樣的思想動員和組織斗爭過程中間，或多或少地建設過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相當一部分群眾由此獲得了政治覺悟和有組織斗爭能力，此后，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鞏固和執行力，都得益于這個自下而上的領導權支持。
毛教員評論過蘇東國家，雖熱也分過田，但只是政府沒收與和平分田，沒有進行組織和動員群眾的斗爭，毛教員認為這是一種“右傾觀點”；而沒有這個自下而上的領導權建設過程，也就不存在這樣一份勞動者的覺醒啟發與再組織力量，群眾的狀況就接近于原封不動狀況。結果，很短時間內，國內矛盾一爆發，群眾就跟著右派走，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間，特別是匈牙利事件接近于叛亂水平，群眾對于反共勢力沒有識別能力，也沒有進行過自主表達。這個時候，就只能夠支持平叛，后續東歐政權的政治墮落——從脫離群眾走向對立于群眾，那是另外一回事，這在中蘇論戰期間給予過批評。
蘇東國家沒有經歷過新民主主義改造，群眾領導權建設從沒有做過，所以，群眾的覺悟與有組織行動能力處于“原封未動”狀況，一有風吹草動，群眾跟隨右派走，或者自主表達長期陷入經濟主義；然后，其執政黨往往沒有一點點建設群眾領導權的觀念，斯大林公開主張過黨團工會組織成為“傳送帶”——都成為行政的純粹尾巴，這就造成各種黨團組織脫離群眾甚至長期對立于群眾的意愿，唯上不唯實，所以，雙方都成為各玩各狀態。
這個屬于第一階段的差別，蘇東國家的勞動群眾，近乎是原封不動地在思想與組織上維持著舊日景觀，而中國的基層經歷過較為徹底的革命化改造。不管是反右，還是文革，黨團基層組織至少都能夠密切聯系一部分群眾，在中國這個基礎始終存在。這與波蘭那種工人只要有了自組織，基層組織就喪失了與其對話的可能性，然后，自組織就與基層組織徹底對立，最后甚至對立于政權的狀況有別。
四、對于執政黨內在否定性的初步診斷與第一期的治療方法
到了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出臺，波匈事件結束之后，毛教員看到社會主義國家中間，執政黨甚至喪失了從思想上和政治上引導勞動人民的能力，官僚體系喪失與群眾對話的意愿，進行過深刻反省，領導政治局討論并集體寫作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政論文，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下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人民的覺悟和組織過程，沒有新的領導權建設，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層次，以及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的機制，這勢必導致脫離人民，然后不理解甚至對立于人民的蛻化變質問題。
1957年毛教員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做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但這個講話在黨外受到歡迎，在黨內則遭到冷遇——毛教員自稱“在黨內毫無物質基礎”。后續的開門整風，在官場過濾機制作用下，演化為“反右擴大化”，而被擴大化的右派，實際上就是共產黨需要的左派，但是，官場多數選擇與他們對立，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阻斷言路和對立于群眾的問題，在中國黨內也大范圍存在著。
在1957年《正處》講話受到黨內冷遇，疊加反右擴大化的事實，再一次說明黨內存在著“行政反對政治”的想象力，曼海姆指出：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傾向是把一切政治問題看成是行政問題；從而排斥領導權建設的政治視野，這個世界觀的扭曲，在共產黨內部特別是高層大量存在。這樣，就在1958年從反面提出“反對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還援引革命年代的官兵一致經驗，試圖對此種向后看的想象力進行糾偏和引導。但是，沒有獲得很大的效果。1959年在赫魯曉夫訪美之時，毛教員寫了三首讀報詩，依據陳晉的看法，毛教員此后的詩作陷入“突圍心路”——認為社會主義事業陷入帝修反的重重包圍之中了。
在共運史中間，對于列寧的扭曲、遮蔽與遺忘，體現了對于無?；蛘哳I導權建設的嫌棄。1960年寫作了三篇政論文，不指名反駁赫魯曉夫的觀點，其中《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尤其受到赫魯曉夫的反感，并在羅共代表大會上跳起來公開指責，隨后，撤回專家并撕毀了合同。
很顯然，中共在毛教員的引導之下，能夠分析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與教訓問題，從正反兩面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還能夠識別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危害，肇因于中共經歷過革命時代的群眾領導權建設實踐，建國后進行過徹底的基層社會關系改造，從而獲得了這一部分把無產階級專政“實踐化”的經驗視野和分析能力，還能夠看到黨內向后看的種種想象力的危害，所以，能夠有預見性地做出有關執政黨的病因病理診斷。這是第二個階段的差別。
五、以革命經驗修復領導權建設缺陷的系列努力及其失敗
然后，經歷過62年重提階級斗爭，63-64年的中蘇論戰，以及63-65年的四清運動，以及在四清期間試圖學習解放軍重建專職的政治工作部門，以及四清期間重建貧下中農協會。這所有的努力，都未能挽回頹勢，之后，毛教員才開始考慮發動文革，并支持群眾組織起來，從體制外批判官場的政治機會主義。也是在文革中間，檢驗出黨政軍官場多數，尖銳對立于群眾的有組織批判。
所以，根本的一條，還是群眾要有覺悟與有組織斗爭的能力，這二者是領導權的基礎。核心是需要進行覺悟啟發與組織動員工作，把消極被動的群眾，轉化為有方向感和積極主動的群眾，這個過程需要黨的政治領導起作用。
西方國家的形式民主，表面上看起來有政治競賽或者選票競爭，似乎那個部分地對接民意表達，但是，各方都更愿意去迎合原封不動的群眾，甚至去迎合群眾的落后方面，目的是廉價地撈取選票，同時避免冒犯或得罪群眾，也避免做轉化群眾工作所需要的高投入，這樣，就形成了政治投機。
毛教員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要團結全黨、全民，這并不是說我們沒有傾向性。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斗部隊。我們是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一邊，絕不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那一邊。在國際范圍也是這樣，我們是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切革命人民、全體人民講團結的，絕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講什么團結。只要有可能，我們也要同這些人建立外交關系，爭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和平共處。但是這些事，跟我們和各國人民的團結是不同范疇的兩同事。”所以，領導權建設業務，第一條就是有階級偏向和選擇性。
同時，共產黨的本職工作，就只有一條——經營并運作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無產階級專政的入門級實踐），促成群眾的覺悟（批判性）以及有組織的政治行動能力；如果真的成為全民黨，喪失其階級政治經營方向與內涵，黨就沒有了存在必要。
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間，毛教員提出工農商學兵都“要批判資產階級”，其依據就是官場和上層，依據出現了明顯的向后看的潮流，但是，作為新社會支持力量的群眾，還處于“政治無意識”之中，缺乏必要的批判性與覺悟，他發出指示和呼吁，就是針對了國內上下層之間的“不對稱覺悟”——上層的向后看的覺悟很高，而且時刻處于付諸行動的邊緣，而下層則沉浸在毫無批判意識與覺悟的懵懂狀態。這是第三個階段的差別。
群眾的不覺悟，與上層的高度反向覺悟，呈現出巨大對照以及不好的預后，那么，群眾的批判性提升與覺悟過程，需要在哪里得到培訓和教育提高呢？毛教員1967年10月提出過，“五十字建黨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文革期間出現了造反派，具有初步的樸素批判性，接近于毛教員所期待的批判性指望，但是，造反派大多數是青年學生和工人，缺乏政治領導權建設觀念，無從團結干部和群眾的大多數，去轉化對立面，甚至還因為批判性的直觀表達，妨礙了團結大多數的目標，所以，文革后來陷入僵局難于自拔。這是第四個階段的差別。
六、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問題——“黨的本職工作”與變修難題
資本主義就只承認基于行政與技術的統治，不承認在勞動者工具效率之外還有政治主體性的維度，所以，也就不承認共產黨領導的地位與必要。
與群眾的覺悟提升與有組織行動能力，緊密相關的事務，需要一個真正服務于群眾領導權建設的黨組織，以密切聯系群眾，但是，這個黨組織在蘇東異化為行政權的純粹尾巴，對上不對下，通常還對立于群眾的意愿，缺乏與群眾進行交流的能力，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層次，核心問題就是“黨變修”和“國變質”問題。文革試圖開啟一個體制外的黨組織重建渠道，但是，沒有取得大的成功。
考茨基等人反對社民黨服務于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建設業務，被列寧稱之為叛徒。各種唯生產力論，或者經濟決定論思維，都是把歷史與制度演化的必要條件突出出來，似乎等到生產力發展或者經濟走到某個時刻，革命會自動發生（通常以“總危機”的表述來承載），制度轉型會自動完成似的；此種論調，是反對和遮蔽共產黨人應該工作在革命的主觀力量積累與充分條件準備工作方面，只講必要條件同時完全不提充分條件，如果不是反革命，至少也是不革命的。
就制度轉型而言，生產力發展只是一個必要條件，馬克思曾經展望過在不到一百年時間內剝奪者就要被剝奪，這如果作為必要條件來理解，依然可能是成立的；但是，革命的客觀形勢與條件足夠，轉型并不會自動發生，還需要發展革命的主觀條件和主觀力量，這個就是革命的充分條件方面，需要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完成組織與動員群眾的工作。所以，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不僅僅體現為必要條件方面的狀況，還體現為充分條件方面的努力，這個恰好是可以也需要加以創造的政治條件。（參與老田舊文《為何物質刺激是理解資產階級法權的關鍵點》，尤其是文章的第五部分）
在剝削制度下，蘊含在群眾中間的“政治不認同”，以及民憤民怨，都是客觀存在的勢能；而想要把這部分勢能轉化為動能，則存在著各路經營者；在這兒，境外勢力是存在的，但經營成果多少，則有繼續觀察的必要；境內的主要經營者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這個是桎梏大多數人想象力的關鍵，如果群眾變成了經濟主義的樸素批判者，或者成為執政地位批判者的尾巴，那都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服務于新的西化意識形態主流經營成果所在。
對于真共或者左翼來說，也需要針對這樣的勢能，提出自己的轉化路徑與方案，與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競爭群眾，而現在的左翼認識水準，遠低于領導權建設所需要的高度，也沒有那樣的問題意識。
七、社會科學的學術訓練及其與領導權建設的隔閡
社會科學的研究和論文寫作，都是各種“無主體敘事”——把群眾簡化為對特殊激勵信號有反應的消極工具，一種經濟學中間的生產要素，一種會受到政經文干預手段經營的客體。
把群眾變成積極的主體，要求實現覺悟和有組織行動能力方面的提升，那個專業只能夠是“無產階級專政”——其入門級實踐是毛教員看到的“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經營，這個狀況的形成，需要一個集體經營的主體出場去經營——真共的本職工作只有這個。真共不出場，群眾就又倒退著或者被改造為消極被動的客體了。
所以，毛教員的革命家視野，對下兼容資產者的集體理性程序（關于信息與學習成本分攤去部分超越個體的有限理性局限），但是，資產者以及目前的西方傳來的社科，還不能夠面對把消極的客體化群眾改造為積極的政治主體，后者是革命者對于舊有的集體理性程序的超越，也確實還不夠成熟。其實，很多左翼也不對群眾的主體化路徑感冒——不思考如何變消極被動的客體化群眾為積極有覺悟的群眾主體性出場。
1956年年底，毛教員主持討論寫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很鮮明地提出真共的主營業務范圍，只能夠依照十月革命所揭示的道路，去經營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從蘇聯歷史的發展的分析，歸納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有六條：（一）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的政黨。這個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密切地聯系群眾，力求成為勞動群眾的核心，并且用馬列主義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取得政權。”（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后面幾條經驗，都是奪取政權之后的新業務，生產關系改造、發展經濟以及反侵略等等，這些與行政權的經營范圍更密切一些，但是，主營業務兩條，則是在奪取政權前后都需要作為工作重心的。其中生產關系改造過程，中共的經驗是引導群眾進行覺悟和有組織斗爭，內化了革命時代的領導權建設經驗，而蘇東則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與法律的作用，沒有展開群眾性斗爭。
在被網絡上的純左派多年教育之后，發現左翼認識進步，往往被堵在幾個障礙點前方：一是堵在上海的亭子間（跟1930年代早期的上海中央類似，找不到對接群眾的通道）；二是堵在“排滿革命”高墻前方（絕對否定對立面，然后找不到肯定性的政治現實主義通道）；三是因為沒有集體學習網絡和成本分攤機制，就走不出人家搞的社科范式革命的藩籬，無法進入意識形態主戰場作戰。
毛教員革命時代的優點，是有農村根據地，可以組建行政網絡，在其中實踐和落實領導權建設的政治方向，也在其中試錯和搞路線斗爭進行調整?，F在只剩下思想領域的虛擬根據地建設路徑了，在這條路徑上，如果走不出“知識的小生產本能”，就會在無意識之間成為官方和主流的尾巴——最低限度也是沒有與其對抗的戰斗意志。
本文也沒有能力全面概括毛教員“政治掛帥”相關思考，但是，消極被動的群眾是可以在領導權建設的轉化作用中間，變成有覺悟的積極行動主體，這一點確鑿無疑。同時，要在理論上基于革命和毛時代建設經驗，重建勞動階級的政治學，老田也沒有這個能力，只能夠作為學習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給出一個粗略的輪廓梳理，幫助呈現彼此在認識上的分歧，以及共同“看見”歷史經驗的豐富性，實現一點相互啟發。如果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就已經非常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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