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坐著很多老師，嚇得我有點不敢說話，特別是碰觸這么一個不討好的題目。大家都知道，文化是個筐，什么都能裝，所以很不好談。大至思潮和制度，小至吃喝拉撒睡，什么都是“文化”。那么，我們首先要約定一下，是在哪個層次意義上來談文化。
在我看來，最粗糙的分法，文化也可分成大、中、小三個概念：
大文化，指的是人類包括物質生產在內的一切的活動，比方說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的，因此種稻子、種麥子、打個洞、挖個坑，那都是文化。
龍山文化紅陶鬶；大文化涉及人類生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往下走，有一個中文化，大概是指人們常說的“意識形態”，或者常說的“軟實力”，體現于制度、政策、宗教、教育、新聞、文藝等。所謂“儒家文化”就是這樣的概念，其中“禮”為制度方面，“樂”大約是文藝方面。
再往下走，還有小文化，只涉及眼下我們文化部、文化局的工作范圍，是精神領域事務的一部分。比如宗教、教育、新聞出版等，文化部都是不管的。前幾年旅游與文化聯姻，合并出一個文旅部，有人戲稱為“詩和遠方”部。
如果對上述大、中、小不作區別，不加約定，我們的討論就肯定是一鍋粥，打亂仗，自己找死。所以，首先申明一下：我們今天談的是大文化，涉及人類的一切活動，涉及到所有人，不僅僅是文化部管的那攤子事。
迭代的尺度
有兩個關鍵詞，一個叫“迭代”，一個叫“地緣”。
先講講迭代。所謂迭代，是指文化沿著一個時間軸，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可被人們視為一種進步。從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從農牧時代到工業時代，就是這樣一種迭代的關系，常常形成代序差異。
以前很多人一談到文化就容易岔，容易爆，吵得一塌糊涂，我說你崇洋媚外，你說我頑固守舊，大帽子飛來飛去。其實這里隱藏著一種尺度的紊亂，表面上是談中西，實際上是談古今，是比較代序差異。因為很多人說的“洋”，并不是指中世紀的西方，不是指古羅馬的西方，而是指十八世紀以后工業化的西方，專掐西方最強盛的一個特定階段。說我們的油燈不好，歐洲的電燈好。說我們的牛車不行，歐洲的汽車很棒。那么，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這是拿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比，把不同的發展階段擰在一起，差不多就是關公戰秦瓊。當年錢穆建議，說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較，要等到雙方經濟發展水平接近了再說，就是這個意思。
日本一個學者叫作福澤諭吉，寫過一篇《脫亞論》。那時不僅很多日本人要脫亞入歐，俄國人、土耳其人也這樣說，形成整個亞洲一個廣泛的潮流。為什么要脫亞？他們都知道國土搬不走，但脫亞就是急吼吼地要脫農、脫貧、離窮鄰居們遠點，要成為歐洲式的工業國。福澤諭吉是著名的啟蒙派，相當于中國的梁啟超、陳獨秀這樣的領袖級人物，其頭像直到去年（2019年）還一直印在一萬日元的鈔票上。但他又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意見領袖，一直鼓吹侵華戰爭。他的《文明論概略》大量抄自美國中學生的教材，知識產權其實是有點問題的，但它在中國也有廣泛影響。他認為“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認為“支那人”就是徹頭徹尾的野蠻民族，那么最好的前途就是到處插滿大和民族的勝利旗幟。
19年之前印有福澤諭吉頭像的日元
由此可見，文化迭代沒毛病，但迭代的進程并非各國同步。若把一時的差異靜止化、絕對化、永恒化，就很可能產生民族歧視和對外戰爭。這種“進步主義”就危險了，就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提供了合法性。我上了車，你還沒上車，那么我打你就是活該。我是四年級，你還是一年級，那你一年級的給我交保護費就是天經地義，是吧？這種理解，多年來玷污了“進步”這個字眼。
我翻譯過一本書，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一本小說。我記得小說中間有一段描寫，印象特別深。他是寫廁所，說當時的捷克太落后了，當局的治理失敗，捷克的廁所就特別讓人難受，那個便池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廢水管道放大了的終端”——大概是這個意思吧。由此他對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馬桶，也用了比喻，說那種馬桶多好呵，“像一朵朵潔白的水百合”。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這樣寫，當然是要對比文明的先進和落后。這話沒說錯。誰不愿意坐在“水百合”一樣的抽水馬桶上呢？誰不喜歡有一個舒適干凈的環境呢？
問題是，西方的廁所一直是這樣嗎？或者說，西方的廁所什么時候才變成這樣？據史料記載，作為西方一個標志性的都市，巴黎很繁華，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臟亂差，還臭烘烘。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巴黎人口劇增，排污系統卻跟不上，居民們都習慣了隨處拉。因此當局頒布法律，說盧浮宮里畫了紅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這是一條。又說從臨街樓上窗口往下倒馬桶的，要大喊三聲在先，讓街頭行人避讓，否則就是違法。那么有了這三聲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來，這又是一條。以至有人說，巴黎的香水產業為什么那么發達？就是因為當時巴黎人要用香水來壓住身上的臭味。可見，那時連巴黎也沒有什么盛開的“水百合”。西方的廁所文化，只是到后來一定發展階段的產物。
近代早期歐洲人畫筆下的中世紀市鎮遠談不上衛生
有了工業化，有了上下水系統，有了供電能力和通風設備，有了承水彎管、自控水箱等工業小發明，還加上相應的財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謂廁所的文化。它最早出現在西方，但與西方并無一開始就綁定的關系，至少與工業化以前漫長的西方史沒有關系，與數千年的西方沒有關系。同樣道理，如果在什么時候，某些西方國家落后了，比如在高鐵、5G、移動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不必上綱上線，用來當作自我文化整體優越的依據。你不就是會個微信掃碼嗎，哪有那么牛？
地緣的尺度
當然，并不是所有文化現象都是迭代演進的。我們下面來談一談餐飲。餐飲文化與經濟和技術有一定的關系，但沒有太大關系。具體地說，能不能吃飽，大概是經濟和技術說了算；至于能不能吃好，如何才算吃好，經濟和技術卻做不了主。現在不少中國人有錢了，可以天天吃西餐，那不是什么難事，但有些人即便腰纏萬貫，還是不愛吃西餐，吃來吃去，偏偏要吃“老干媽”，你怎么辦？他們不愛吃奶酪，就要吃豆腐，不愛喝咖啡，就愛喝茶，你怎么辦？
這不是一個錢能解決的問題，與什么發展階段沒關系。餐飲文化，特別是口味習慣，更多體現出一種地緣性的文化特征，來自諸多地理的、氣候的、物產的、人種的隨機因素和條件制約。這種文化一旦形成，就各有領地和版圖，相對穩定和頑固，甚至能進入生理基因，形成一種遺傳復制——不管你有沒有工業化。很多人去了歐美，幾乎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輩子。他們思想上不一定愛國，但腸胃肯定愛國，哈喇子肯定愛國。一個個西裝革履飆英語，一不留神，還是會奔唐人街，奔中餐館。他們的廁所迭代了，但還是念念不忘“童年的口味”和“故鄉的口味”。
地中海及安納托利亞半島孕育出的土耳其菜
中餐；地理環境、物產差異對飲食文化影響巨大
相對而言，服飾文化沒那么頑固，是比較容易變的。不過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是農業國，靠的是雨熱同季等宜農條件，衣料都是農業國盛產的棉花和絲綢。因此傳統漢服非綢即棉，連官員的制服都像休閑裝，軟綿綿的一身。這不同于歐洲。作為以游牧為主業的地區，歐洲盛產羊毛和皮革，所做成的衣服不一定最軟和舒服，但特別御寒，也容易做得挺括有型，對吧？皮靴什么的，比中國的棉鞋和布鞋也更多幾分光鮮。這種服飾美學后面，其實都有地緣條件的源頭。
建筑呢，與地理和氣候的關聯度最大。我們今天身處海南，海南為什么有這么多騎樓？海南是熱帶地區，太陽很厲害，大家受不了。海南又多雨，大家出門不方便。那么蓋成騎樓這種樣式，街兩邊都有固定走廊，既可遮陽，又可避雨，就很有道理了。據說這種騎樓風格其實是外來的，最早源自南歐——那是地中海地區，也是一個多雨地帶，是歐洲少有的農業區。可見只要地緣條件相近，有些文化就不分東西，東方里可以有西方，西方里也可以有東方。倒是瓊海那邊，前些年有些開發商腦子進水，蓋了很多北歐式的尖頂屋，覺得好看是吧？覺得騎樓應該升級換代？但海南從無冰雪積壓，尖頂房用不上。倒是有臺風，三五個臺風下來，尖頂房就死得很難看。
丹麥哥本哈根的建筑
廣州的騎樓
還可以說說文學。因為中國有深厚的農耕史，前人很早就發明了草木造紙，比歐洲早了近一千年。有了這種低廉和方便的書寫工具，比羊皮紙方便得多，中國漢代就文運昌盛，有了發達的文學和教育。我在這里很慚愧，現在敲電腦，還敲不過司馬遷、班固、揚雄那一撥古人，動不動就數百萬字的著作量。有專家說，中國古代不是沒有史詩，是因為歷史都寫進了《史記》《漢書》那樣的作品，因此不需要口耳相傳，就不需要史詩了。其實，中國的西藏、內蒙古、新疆、苗族地區也是有史詩的，《格薩爾》《江格爾》等都是，其原因與歐洲一樣：如果農業不發達，如果紙張和文字運用得晚，運用得不夠，口耳相傳便成了文化傳承的主要手段。這再次證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養一方文化。一個族群有沒有史詩，主要取決于書寫工具怎么樣，取決于當地的物產等地緣條件。
兩種尺度的交互并用
當然，“地緣”與“迭代”并不能決然兩分，在實際生活中經常相為影響。在很多時候，在某些方面，地緣條件也會有變化，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而產生新舊之別。中國的食材和食譜就有古今差異，不會完全一成不變。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時候，在某些地方，迭代進程也會有不同面貌，受到各種地緣條件的制約。比方你這里有煤，他那里沒煤；你這里靠海，方便交通，他那里是山區，交通不便。那么同是工業化，起步就先后不一，成敗或強弱也有別。
在這些方面都有不難找到的例子。
但地緣與迭代各有側重點，可作為觀察文化的兩個重要角度。這么說吧，前者是空間性的，后者是時間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后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低，后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個平面直角坐標圖，那么前者是水平坐標，后者是垂直坐標，可確定文化的分布和定位。
你們在中學時都應該學過平面幾何，還記得一點點吧？在這里，設一個坐標圖，設定垂直的Y軸上，有迭代因素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個度，在地緣的X軸上也有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個度，那么在這個坐標圖里，某一種現象是（2，1），另一種現象是（1，4），還有一種現象是（3，3）……我們用兩個尺度，就不難測定它們各自的點位，便于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至于打亂仗。我們既照顧了地緣傳統，又照顧了迭代進程，就多一些識別文化的方便。
笛卡爾發明坐標系創立解析幾何改變了幾何學，考察文化對象可以借助其思路
拿前面的例子來說，餐飲文化更多體現了地緣性，不大依賴Y軸的值，因此無論經濟和技術發展到哪一步，各有所愛，各美其美，百花齊放，都是合理的常態。但廁所文化不一樣，更多體現了迭代性，與Y軸的值密切相關，那么只要有了工業化，只要有足夠的錢，無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廁所革命”都無可阻擋，清潔、舒適、隱私保護都勢所必然，以至全世界的衛生間都變得越來越一樣，沒什么“多元化”。
這樣是不是清楚一點了？你們再想想，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把包羅萬象的文化都攪在一起，都打包處理，都組團參賽，然后搞國家排名，只用一個尺度來判勝負，如何說得清楚？
幾天前，我看到一則新聞，說中國人的平均身高又提升了，在十九歲這個節點，男孩子平均175厘米，女孩子163厘米，已是亞洲第一。我當時還取笑老伴，說要是這個標準提早三十年，你我都不達標，豈不都是半殘廢，找不到對象？顯然，平均身高提升到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經濟和技術的因素，表現為Y軸的分值提升，表現為中國人吃好了，吃飽了，對吧？有了很多大水庫，有了雜交水稻，有了袁隆平，對吧？還有了幾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各種體育設施，提供了健身條件。當然，吃飽了，但什么才算吃得好？能鍛煉了，但愿不愿意鍛煉？……這里面又有地緣傳統的作用，有X軸上不同文化板塊的情況。光說其一，不說其二，是遠遠不夠的。想一想吧，印度人窮人多，因此拿體育金牌少；但非洲人窮人更多呵，可田徑那什么的可了不得，強手如林，其原因是不是非洲在X軸上的原始分高？歐美有錢，因此體育金牌拿得多，但諸多海灣石油國家也不差錢，但為什么至今算不上大贏家？大概是因為他們女的要蒙面，男的穿長袍，不方便運動，在X軸上的原始分偏低。
袁隆平
物質條件對生活習慣、文化實踐具有構成性影響
至于中國人，如果說平均身高還不夠，不是世界之一，那么可能還有人種基因、傳統習俗等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國人吃肉蛋奶不夠多，上海網紅醫生張文宏已經批評過了。中國人以前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優秀男人的形象大多不是五大三粗、身高力壯，而是舊戲臺上那些白面書生，過于文弱，甚至娘炮，是滿腹詩書進京趕考的那種，是花前月下談情說愛的那種。中國人的運動愛好，也不如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你到西方去看，每天下班以后到處都是跑步的或騎車的，但中國人一閑下來，就可能搓麻將、斗地主、擺象棋——雖然眼下年輕一代比前人已好了很多。
可見，就像很多文化現象一樣，身高這碼事，顯然也是多因一果的結合效應，得用兩個尺度交叉比量，話分兩頭說，才能說得大體到位。
“體用之辯”的百年混戰
歷史上，由于不善于區分上述兩個尺度，最大的麻煩是知識界百年來反復折騰的一場“體用之辯”。這才是我們今天需要討論的重點。
什么叫“體”？什么叫“用”？這兩個中文詞，給我們的聯想經常有主次之分、本末之分、內外之分、本質和功能之分。如果放在一個坐標圖里，橫坐標和縱坐標同等重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一旦換成“體”“用”這樣的描述，要爭一個誰是老大，誰坐頭把交椅，問題就嚴重了，就爭不清楚了，不打破頭大概不可能。語言限制思想，一旦用詞錯誤很可能為害深遠。一百多年來，知識界為此大打口水仗，至今也無共識，哪怕在公開媒體上打不成，私下里其實還在打。
早在1889年，以張之洞、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是提倡“中體西用”的。他們所謂“師夷技之長”，不過是學西方的一些技術，學數理化，學堅船利炮，但骨子里是堅守本土的思想道統、政治體制、倫理規范。這大概是最開始的階段。
梁啟超
后來有了新情況。另一個著名啟蒙家叫嚴復，對“中體西用”產生了懷疑，說“體”和“用”分得開嗎？馬能上戰場，就是因為有“馬體”；牛能耕田地，是因為有“牛體”，你怎么可能用“牛體”來產生“馬用”？或者怎么能用“馬體”來產生“牛用”呢？他的意思，是說體用一致，不可能分開，實際上是主張“西體西用”，翻譯成后來的話叫“全盤西化”，影響過新文化運動以后的很多中國人。海南有個前輩學者陳序經，據說是公開提倡“全盤西化”第一人。新時期有一位批評家說得更出格，說中國要搞成現代化，“起碼還要被西方再殖民三百年”。
嚴復和《天演論》
再到后來，情況更復雜了。一個重要學者叫李澤厚，他大概既不滿意“中體西用”，又覺得“西體西用”不妥，太簡單了，于是換上另一種說法，叫“現代化為體，中學為用”。他在上海解釋過這一點，說西方最早進入現代化，但現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因此他把“現代”這個時間概念，與“中”這個空間概念拼接，給中國特色留下一點保留余地。此外還有新儒家，一直是一個大拼盤。從熊十力、梁漱溟等一路下來，并不排斥西方思潮，但更看重中國傳統。他們大多是在哲學層面做“心性”的文章，差不多還是“以中學為內學”的路線。當然，這個拼盤里也有一些講究經世致用的，聚焦于國家發展道路的，如杜維明，從日、韓的經濟發展中看到亞洲文化的價值，又借鑒韋伯處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經驗，提出“儒家資本主義”。還有一個蔣慶，提出“政治儒學”，認為“王道”高于“民主”，主張精英主義的“虛君共和”。這些都可看作是“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的最新版本。
至于民間，大概看到西方后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民主也好，市場也好，都有失靈的時候，于是有些人就走得更極端。他們一頭撲向老祖宗，要恢復國學、恢復漢服、恢復作揖、恢復黃帝紀年、恢復繁體字、恢復皇權或類似皇權的體制——我在山東遇到一位著名學者，他就說過，一個大國最怕亂，最需要維穩，那么大國與小國不同，搞威權專制那就對了。據說，你們海南大學的學生前不久還去砸了一個場子，那個什么“女德講堂”，宣揚女子的“三從四德”，確實很奇葩，算是徹頭徹尾的“中體中用”。
我的疑惑是，如果照這樣“中體中用”，如果都一窩蜂“國學救國”“回歸傳統”，那晚清王朝當年不是更“國學”更“傳統”嗎？為什么混不下去了？
我們回過頭看，一百多年來，中國與西方既融合又沖突，形成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對話，“體”和“用”一直是中國人最大的心結。從當年的張之洞，到現在民間的“女德講堂”，盡管解決方案五花八門，但他們心目中的中西比較，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盲區。那就是看Y軸時，不看X軸；看橫坐標時，不看縱坐標，或者干脆把兩個尺度擰成了一個尺度。換句話說，他們心目中常常只有靜止的中西，沒有動態的中西，即便談論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客觀、公允、理性了許多，但還是在一個文化版圖的平面上糾纏，缺少時間的向度。
印在人民幣上的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
當代女德班；考察文化現象不能只注意地緣維度而忽視迭代的維度
這種一根筋、一刀切、一條道走到黑的爭論混戰，經常形成無謂的耗費。當事人對迭代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或者對地緣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經常把腦子搞亂，把路子走偏。
由此應該建議：“體”“用”這兩個詞最好列入禁用詞匯，列為高危概念，不再進入有關文化討論。有一位學者——我在《天涯》當編輯時，還編發過她的文章。她在后來的一篇文章中說，中國的文化傳統太糟糕，對婦女壓迫和殘害太深，居然讓花木蘭去打仗，豈不是殘忍？這當然有點扯，不像學者說的話。歐洲女人就不打仗嗎？那圣女貞德算怎么回事？女人婚后都隨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權？美國國會大廈以前連女廁所都沒有，女性的地位在哪里？……不難看出，婦女受壓迫，不是哪個民族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道德救星的問題，不過是文化迭代所決定的，是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事實證明，只要有了工業化，生產甚至戰爭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優勢就自然消失，男人就“霸”不起來。工業化蔓延到哪里，不論在亞洲還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里的婦女就會有就業權、投票權、財務權、離婚權、避孕權等等——雖然這一演變還在路上，還遠遠沒有完結。在我們周圍，不是有些人喜歡取笑上海“小男人”嗎？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臺上鞏漢林那種形象，說話聲音尖尖細細的，成天扎一個小圍裙，在廚房里轉來轉去。其實，即便說話者以偏概全，鞏漢林也是暖男吧，是模范丈夫吧，至少沒有男性霸權吧？其原因無它，不過是因為上海最早成為中國工業化的地方，男女平權的勢頭，你攔也攔不住。
電影《木蘭從軍》劇照
圣女貞德
文化在這里不必“背鍋”，但在另一方面，文化也不應缺席。幾個世紀以來，追求所謂現代化大概是人類共同的方向，但歐洲有歐洲的現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現代性，韓國有韓國的現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現代性……所謂“多重現代性”，這一大潮流還是有諸多內部差異的，有各自傳統的脈絡。就拿法治來說，中國媒體經常表彰一些父債子還、兄債弟還的事例。其實在西方個人本位的社會里，父債只能父還，兄債只能兄還，法律只認這個。但中國的法治之外還有德治，老百姓心里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債者就這樣做了，你還得表揚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在西方法官看來就是作偽證，要追究的。但有些法官告訴我，考慮到中國的親情傳統，法官們在實際辦案時，對親人之間的某些隱瞞行為，通常會有一些酌情從寬的處理。這就是拒絕西方式的“法條主義”，根據實際國情有所變通。
由此想到，中國眼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人們到異國他鄉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繃緊文化這根弦。科技專利固然重要，資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條文固然也重要……這都沒有錯。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傳統中的。因此，同老外們打交道，最忌的是想當然，需要注意各種細節，了解他們那里各種文化密碼，包括了解各種“潛臺詞”“潛規則”里的當地文化特性。
在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領域的，應該多一些知識準備，多一些專業敏感，給這個世界幫上一些忙。
好，今天就講到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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