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再強調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并且深刻分析指出產生“走資派”的社會經濟根源：“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繼續革命，……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陰謀演變國有企業聯想的共產黨員高級領導干部柳傳志不就是貨真價實的貪腐官僚“走資派”嗎？！
聯想是中國科學院創辦的三產企業，初期倪光南院士擔任總工程師，堅持實行以科技創新為本的“技工貿”發展路線，這無疑是符合中科院的性質、職能和宗旨的。倪光南院士利用自己國外辛苦積累的八萬多美元，從國外購買大量科研設備，回國創辦聯想企業，迅速發明漢卡等高科技新成果，取得越來越好的經濟效益。但是，隨著計算所所長（共產黨員、高級干部）柳傳志擔任董事長，見利竊喜，處心積慮，變換手法，演變聯想，堅持“貿工技”市場路線，使國家投資（土地、資金、資產等）演變為吸血的資本，并與美帝企業相勾聯，使國有企業演變為官僚買辦企業，關鍵高管崗位交給外國人掌控，被資本家們鼓吹為“創業教父”！這必然招來全社會人民輿論的一致揭露和批判，聯想成為一個典型的負面企業,甚至被一些民眾稱之為“漢奸賣國”、“美帝良心”企業，給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兩個月來，離退休老干部司馬南、張捷、王立華、李肅和陳先義等專家教授，連發視頻揭批聯想柳傳志的諸多買辦經營問題，如聯想集團存在大量國有資產流失、投票支持美帝企業坑害國內科技企業華為、多半高管是外國人、科技投入太少、債務太多、上億高管薪酬等問題，在網絡掀起軒然大波，引起了廣大網民的認同和共鳴，從而成為輿論強烈發酵的熱門話題。
聯想原來畢竟是中科院創辦的全民所有國營企業，被市場改開教父買辦貪腐官僚柳傳志一手操控演變，社會惡劣影響巨大，因此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著名主播楊瀾、白延松、財新傳媒社長胡舒立等不良領導骨干紛紛出來與司馬南等隔空論戰，為聯想和柳傳志站臺、辯護和洗白，猖狂維護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其錯誤觀點主要如：聯想和柳傳志、楊元慶曾經為中國企業改革和國際化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應受到尊敬，不宜否定；改制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是改革歷史的產物，從改革中獲得的紅利從而產生的原罪并非只有柳傳志、楊元慶；過去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很難說清，因為都是各地政府參與推動的；甚至發出“以穩政策來穩增長”財新社論，說什么“近期，個別人在輿論場上興風作浪，狂挖某些民營企業早有結論的所謂歷史舊賬，這與中央的政策導向是背道而馳的，需要各部門、各級政府圍繞‘兩個不動搖’發出更加明確強烈的政策信號”等等。
對于司馬南等對聯想和柳傳志的批評和批判，雖然言詞有些激烈，但實際上反應了從當前政治視角和階級立場對聯想及其以柳傳志為首的管理團隊所做的重新審視和評價，指出了聯想經營管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如今強調黨要自我革命，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奮斗目標的新形勢下，正確認識和解決好這些嚴重存在的問題，對整個社會和企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的改革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媒體上已經披露的事實來看聯想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把好端端的聯想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演變為逐利吸血的資本主義私營企業；二是擔任企業領導管理責任的共產黨員、高級領導干部和高管演變為資本家，犯有嚴重的貪污腐敗罪行；三是柳傳志堅持官僚買辦外交路線，陰謀勾聯境外帝國主義勢力，將聯想總部搬到美國，主動接受帝國主義掌控，賤賣公有國營資產，向敵對勢力輸送利益；四是打擊和排斥中科院創辦科技企業的科學家倪光南院士，堅持“貿工技”市場化路線，危害國產龍興芯片研發，致使科技含量低水平，沒有產出什么好的高科技產品的問題等。這都是為國內的愛國人民大眾最詬病的地方，認為聯想沒有走華為式獨立自主，艱苦創業，以科學技術為本的“技工貿”發展路線，至今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只是一個IT組裝銷售企業，對增強中國科學技術競爭力并無任何貢獻，尤其是把5G標準制定資格選票投給美國高盛，聯想集團總部設在美國，主動向美軍贈送大批聯想計算機，聯想27個高管中14個是外國人，聯想關鍵崗位被外國人控制等等，因此被批判罵為“漢奸”企業，“美帝良心”企業。總之，柳傳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名黨員、中國科學院的高級領導干部地地道道犯了顛覆性錯誤！
就聯想的發展路線來說，聯想是中科院創辦的全民所有制國營科技服務性企業，擔負著為國家科研創新發展的重任，是為我國高新科學技術創新研發服務的，應該像曾經的聯想總工程師倪光南院士所主張的那樣走以技術創新開發為核心的“技工貿”發展路線。柳傳志的“貿工技”市場發展路線，是順應逐利機制，一門心思去追求市場利潤，脫離了中科院的性質、職能和宗旨，證明了這條路是走歪了。聯想即使通過并購IBM的電腦業務、摩托羅拉的手機業務，成功地成為了一家中國人掌管的全球化公司，也是受市場逐利機制激勵，黨員高級干部為著貪腐目的追求利潤去了，完全脫離了人民和國家要求的科技創新發展路線，搞出了巨量的貪腐事實，只能說是完全錯誤的。
企業可以有不同的類型，成功的道路也各有不相同，但有人民和國家的政治經濟任務要求，不是得到了市場的認可就行。華為今天取得了成功，成為了中國科技型標桿企業，曾經也被帝國主義打壓，多次面臨活不下去的死亡邊緣，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很不容易，是堅定意志，艱苦創業，堅持了科技創新發展路線。聯想本應堅持 “技工貿”科技發展路線，但背離黨和國家以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IT技術上遠遠落后于國外，卻沒有追趕創新出先進的技術。何況聯想起家主要靠的就是賣電腦，聯想的領導人柳傳志、楊元慶等并不是以技術見長，而是以經營見長，聯想的這種基因就決定了其不可能走技術型發展道路，如果走這條路，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因為全民所制國營企業的運營機制決定了聯想不可能像華為那種純集體民營企業那樣能始終貫徹創治人的意志。聯想與華為都是市場上成功的企業，作為公有國營企業的聯想應該比華為在技術創新上作出更大的貢獻，但搞錯了經營目的和發展路線。
聯想CEO楊元慶說，聯想是全球公司，不是中國公司。聯想總部設在美國，外國高管占了多一半的位置，一些公知認為值得肯定為國際化成功企業。但是聯想實際成了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企業，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即是具有國際經營能力的全球化企業，500強上榜的企業，實質上是為帝國主義操控和掠奪服務的。而華為的成功之處，也在于始終以先進國家為師，其管理方式是學美國的，聘請的很多科學家都是外國人，但是為新中國富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的。
聯想存在一個為大家所詬病的最突出的問題，那就是缺乏技術實力，缺乏核心技術，沒有發揮出研發能力，只是靠商業營銷模式生成。聯想的研發投入很少，只有銷售額的3%左右。聯想集團的研發投入分別為102.03 億元、115.17 億元和 120.38 億元，其中費用化金額分別為84.95 億元、92.89 億元和 98.52 億元，資本化金額分別為 17.08 億元、22.28 億元和 21.85 億元。這種狀況顯然和聯想的科技企業的定位是嚴重不符的，從長遠來看僅僅靠商業模式和多元化經營，是難以持續發展的，更別說繼續做大做強了。
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General Electric Company）是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技術和服務業務的跨國公司之一，就是一個最經典的例子，曾經是多元化經營的全球標桿，上世紀80/90年代韋爾奇為迎合資本市場，不斷變革并購、發展金融業實現產融一體化，更是給戴上了“全球第一CEO”的光環。但后來公司的金融業出了問題、多元化出了問題，GE迅速衰落，被踢出了道指標的股。GE被迫賣掉金融業及其他許多業務，但它畢竟是百年老牌大企業，還是有真正的技術實力，在航空、醫療、發動機等領域還有全球領先的核心技術，否則就像其他公司一樣破產了。
而聯想并沒有什么核心技術，主要靠商業并購和營銷發展，近些年大力向金融投資領域拓展，金融業利潤已經占公司總利潤的50%。很有點步GE后塵的味道，確實不是健康持續長遠發展之道，明顯有哪兒賺錢往哪兒走的投機經營的資本家的發展路子，這確實有經營危險，更不是中科院旗下第一大企業應該走的路子。
就聯想改制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來說。這是司馬南等主要質疑的焦點，通過資本改制上市，中科院失去了對聯想的控股權，聯想被柳傳志、楊元慶等高管控股了，柳楊等高管家族由此成為億萬大富豪。這是所有改制企業都無法否認的事實，中國大多數所謂民營企業家，都是通過享受鄉鎮企業、集體企業、國有企業的改制紅利，依靠股票市場圈錢，而成為億萬富豪的。這是整個中國所謂民營企業和富豪們都沒法否認的原罪。這可以稱之為特色制度性國有資產流失。
我們再來看看聯想的改革歷史。聯想是1984年11月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在中國出資設立的，1991年改名為“北京聯想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1998年更名為“聯想集團控股公司”，2001年再次改名為“聯想控股有限公司”。2013年聯想控股開始進行股份制改革，2014年正式改制為 “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的股份從65%降低到36%。2015年聯想控股在香港上市，中科院（國科控股）持有的股份降到了29.1%。柳傳志個人直接間接持股20%，成為了聯想最大的自然人股東。基于聯想集團上市之際，楊元慶貸款30多億購買了8%的股份。根據聯想申請科創板上市的招股書披露，截至2021年3月底，聯想控股獲得楊元慶就其直接及/或間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權益的一致行動書面承諾，可行使聯想集團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的 43.48%。
有人將公有制國營企業民營化改革稱為中國改革的最后一次盛宴。這次改革一方面造成了3000萬國企職工下崗；另一方面則制造了一大批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司馬南等在節目中直指聯想集團國有資產流失，造就億萬富翁的柳傳志，應該就是最后盛宴的享用者之一。司馬南等所指聯想集團及其創辦者柳傳志，在聯想集團股權改革過程中，賤賣國有資產、柳傳志等人轉身成為聯想集團股東等問題，可以說是國企民營化改革中的共性問題，貪腐官僚管理層低價買進、國資流失是必然現象。
當然柳傳志、楊元慶等人并不是最先享受這場盛宴的人，也不是享受紅利最多的人，所以有人出來為他們鳴不平。并且從法律上看，并沒有人舉報聯想在改制中有因貪污腐敗行為而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但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
從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和法制角度來看，所謂國企改革，實乃改制，國營改私營，造成了一大批官僚億萬富豪，國有資產主要流到了貪腐官僚少數人手里，是不爭的事實，因改制致富的人都有原罪，這是無法否認的，所以引起社會人民大眾的共鳴和極大憤慨。民眾對此的質疑和不平情緒，確給柳楊等如此中國富人們提了一個醒，希望這些享受改革紅利而先富起來這批人，不要野蠻經營，為富不仁，或者認為自己享受紅利暴富了是應該的，而社會責任感哪里去了？！在推進全中國人民大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大局中難道不應該做出必要的貢獻嗎？！
針對目前人民大眾對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嚴重不滿的現狀，政府是否也應該創造一個讓富人們切實帶領大家共同富裕的有效機制？怎樣解決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問題？實現黨中央關于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是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否能解決好這個問題，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成敗。
再就聯想高管的億元高薪問題來說。與國內其他企業相比，聯想公司高管薪酬確實高的太離譜了，與聯想底層普通員工的收入相差1700倍。這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應有的不合理現狀！聯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元慶2012年以來的薪酬約為2000萬美元，10年間薪酬總額約為12.6億元。2021財年，楊元慶的薪酬高達2616.6萬美元（約1.68億元人民幣）。柳傳志退休多年，2020年還拿薪酬近一個億，另一名退休的高管拿到六千多萬元。聯想27名高管人員領取稅前薪酬9.33億元，人均3455萬元。
聯想高管的薪酬確實高得很離譜。蘋果CEO庫克2020 年的年薪才1400 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9500萬元，只有楊元慶的一半。蘋果2020凈利潤達574億美元，而聯想控股2020年收入為4175.67億元，凈利潤38.68億元，蘋果公司的凈利潤就接近聯想的總收入，兩相對比，差距太大，而楊元慶的薪酬居然比庫克高一倍。很顯然，聯想高管的高薪酬是極不合理的，就是在美國這種高管高薪酬國家里也過高，與國內高管薪酬相比更是如此。
楊元慶自己也感到不合理，所以在媒體采訪問到這一問題時，他以“聯想收購了IBM之后，很多美國員工的工資很高，我作為CEO工資不能比他們還低吧？而且聯想聘請的專業的薪酬顧問，自己也不管工資這一塊”的理由來解釋。
企業高管濫用自己的管理職權，自己給自己定高薪，這是一個在美國也備受批評的問題，何況聯想是一個中國國企參股的公司，楊元慶及聯想高管的高薪與美國著名公司相比，也明顯太高，其30名高管的工資接近公司利潤總額的30%，顯然高得太離譜了。這豈不是官僚貪污腐敗？而聯想控股作為大股東，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在道德和法律上顯然都是不負責任的。
過去在西方社會有一個觀念，就是私營企業的工資和決策由市場說了算，只要不違法，私營公司自己說了算。但私營公司一旦上市就成為社會化的公眾公司，就不能再由自己說了算，必須考慮社會公平問題以及高管的實際經營盈利狀況，而像聯想這種既沒有什么技術創新、盈利又不多的企業，給予遠遠超國國際著名大公司高管的高薪，顯然是極不合理的，是極不道德的，是很不符合法治精神。這也表明了聯想集團的管理者缺乏責任感、太貪婪、太無法律意識，公司的管理存在明顯的大問題。
而聯想這種技術組裝加工銷售企業，最近又試圖在國內科創板上市圈錢，也反應了聯想管理者只想千方百計到股票市場投機逐利的本色。與華為不愿上市圈錢，完全靠自己技術和經營實打實盈利的追求精神相比，確實相差了一大層次。
這就是唯利是圖的資本家與做實業改進社會生活的企業家的區別。作為中科院旗下的全民所有國營企業管理者，本來更應該有責任感、做實業報效社會，但現在卻成了唯利是圖吸血的官僚買辦資本家，而華為這家純粹的私營企業的老板任正非卻成了以技術和實業為本，不以逐利為首要目標的企業家，兩相對比，確實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從某種程度上說，聯想在市場化、全球化和改制上市之后，明顯在唯利是圖的資本市場環境里迷失了、墮落了，所以曾經作為一家成功的全球化標桿企業被稱贊，現在卻遭到了人民大眾輿論的普遍質疑和嚴厲譴責。
聯想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普遍問題的一個典型反映，怎樣讓國營企業、民營企業、上市公司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不要成為唯利是圖、拼命圈錢、騙錢吸血的資本家，而成為為社會服務的企業家？怎樣讓借改革和股市圈錢致富的億萬富豪群體回歸初心，回報社會，從而減少貧富兩極分化，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這是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發展所面臨和必須解決的最重大而最急迫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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