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地時間7月6日，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聲稱，美國不支持“臺獨”，但美方在對臺事務上必須保持所謂“平衡”。突如其來的表態，有何意指？而7月7日，白宮宣布延長所謂“針對香港局勢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延續有關涉港制裁措施。中國合法治理香港，美國宣布緊急事態，什么操作？ 拜登上臺后，誓言要挽回特朗普時期被破壞的同盟關系。同時，頻頻操作對華議題，高舉所謂“價值觀外交”，希望構建起對華陣營。 那么，我們平時所見的西方“價值同盟”本質是什么？歷史上西方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拜登如今接手的這個美國與曾經相比，又有了怎樣的變化？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特別采訪了對美歐都有過深入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黃平。
觀察者網：拜登上臺后致力于修復被特朗普破壞的盟友關系，不斷重申“美國價值”的回歸。歷史上美歐之間的價值觀連結是怎樣構建起來的？這種“價值觀聯盟”歷經特朗普到達拜登手里，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黃平：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在美國歷史上也是個“特例”，在美國傳統政治建制中他真像一只“闖進瓷器店的大象”，一上來就什么都不按規矩出牌，還不斷朝令夕改、出爾反爾，內政、外交都是如此。外交方面特朗普也不僅只是針對中國，例如貿易問題，也針對墨西哥加拿大這兩個周邊國家，還對歐盟、日本、韓國增加關稅，其他如“退群”、毀約，退出各種國際條約、國際組織、巴黎氣候協議等，幾乎是將美國重新退回到孤立主義時代。雖然美國歷史不算長，但像他這樣的總統也可謂前所未有，說是“特沒譜”也不為過。
現在上臺的拜登則是老美國政客了，在美國的國會、政府出入已經好幾十年，甚至是時間最長的，他不僅是民主黨推出的代表人物，也代表了傳統建制派。從這個意義上說，拜登口中的“回歸”應該不僅僅是價值觀的回歸，也代表美國傳統政治至少在“玩法”上的回歸，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重回他所謂的“多邊主義”、重新與傳統盟友“言歸于好”，還試圖不斷尋找新的伙伴，目的就是要將整個美國從特朗普式的孤立主義和“美國優先”拉回到美國仍要做“西方世界的領袖”的位置上來，即他所謂的“美國回來了”?！ ?/p>
傳統的美國對外玩法是什么？說得好聽一點就是：能外交就先別軍事，能多邊就先別單邊。
拜登上臺之后外交方面是不是在這意義上“回歸”？拜登剛剛完成“執政百日”，6月的歐洲之行是他第一次出訪。特朗普在位僅4年，把店里瓷器很多都砸碎了。拜登要回歸、回來，其與盟國和盟友重修舊好絕不只是出于價值觀認同，美歐結盟最早是軍事、政治和經濟的聯盟。在七國集團之前，美歐為反蘇聯而抱團，這樣才有北約，而且，美國與歐洲也并不是鐵板一塊，不是由于價值同源就天然同盟，否則也無法解釋歷史上美國的獨立戰爭，美英法等與德意日的戰爭，還有歐洲國家之間過去幾個世紀的戰爭。
國際關系中的聯盟，首先都是因為有最基本的利益一致性或共同性，經濟、金融、貿易、能源、資源、地緣，等等。為了利益，或者結盟或者為敵，甚至大打出手，包括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聯盟或戰爭也有族群、宗教、價值的因素，歷史上的宗教戰爭就不少，也很血腥。
現在的西方世界里，“七國集團”也只接納了日本這一個非西方國家，且日本戰敗后是被美軍接管、美國審判、甚至由美國制定憲法的前提下被改造成為“西方（式）國家”的，它在國力最強的時候依舊被其他西方大國看作是“經濟巨人、政治矮子”，且當它的經濟上來了的時候，也發生了“廣場協議”這樣的打壓日本經濟的事。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既不實行西方那套體制，也不信奉西方價值，而且人口、國土、經濟體量都巨大，美國就更不能容。說得再透一點，即使中國經濟完全按照西方那一套去搞，依舊不會被西方世界所接納?！ ?/p>
日本首相菅義偉3月16日在東京會晤美國務卿和防長時，鞠躬行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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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也不是僅僅是特朗普特別要與中國過不去。前總統奧巴馬在第二次競選連任的演講中就曾公開說過：我們不能讓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巨大的）國家也過上美國那樣的生活。印度既不是共產黨領導、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甚至被西方說成是“最大的民主國家”，為什么也不行？起碼是因為人口體量巨大。如果奧巴馬是從地球資源的角度，認為如果中國印度都過上美式生活，地球承載不起，甚至如果他是真正要反省美式生活方式的揮霍浪費和對環境的破壞，那是一回事，但是奧巴馬當時并沒有說全世界包括美國自己都應該拒絕美式消費主義的生活，而只是說中國印度不能過上美國式的生活，他甚至還說世界只能由美國繼續定規矩，而絕不能由中國來定規矩。
所以，也不僅是特朗普有譜沒譜的問題。奧巴馬這些話的背后，依舊是美國高高在上，“美國例外”，別國不能取代美國，甚至也連美國的生活也不能過上，不論是中國、印度這些全世界最大的人口體，還是非洲、亞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既不能經濟等方面超過美國，也輪不上過“美式生活”（其實，它好不好得另說），更何況，在道路、制度和價值層面，我們與美國更為不同。美國霸權的邏輯是，誰都不能超過我、挑戰我，甚至接近我，戰后的蘇聯不能，1970-1980年代的日本不能，今天和今后的中國也不能。霸權，核心就是支配和主導地位，說得好聽是“領導地位”，不論怎么說，地位不容挑戰是不變的。
中國現在呢，不僅經濟速度快、體量大、勢頭好，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二，而且已逐漸在一些科技的尖端領域展露頭角，這不可能不招來美國的戰略憂慮和敵視，不論我們怎么強調并堅持不稱霸、不當頭。如果我們只是虛胖意義上的“大”，大而不強，比如一直仍停留在制造廉價的襯衣、襪子、玩具的層面，即使貿易再不平衡，也不會被美國如今這樣視為頭號挑戰和首要的戰略威脅。
至于國家發展道路的討論，關鍵還不在于是否有中國道路、是否也可以叫做“中國模式”、輿論上是否仍被污名化，核心的問題是議題設置權和規則制定權。在西方排他性的小俱樂部、小圈子眼里，議題只能由他們設置、規則只能由他們制定，其他國家和地區只能遵從，否則就是破壞了“基于規則的秩序”。
但真正國際公認的，只有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基本規則，中國和其他廣大非西方國家不會簡單遵從僅僅由幾個西方國家根據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所謂“規則”，事實上由七個或幾個西方國家來為全世界制定規則，既不合理也不可能了，現有的國際關系也的確需要改進、變革，說到底是要從叢林法則、贏者通吃、零和游戲改變為平等、共處、互利、合作，并通過“共商、共建、共享”走向共贏，最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p>
G7峰會上，拜登與馬克龍走在一起。圖自歐新社
觀察者網：拜登政府近期的行動讓我們看到了特朗普上臺前那個熟悉的美國，也有很多聲音認為“冷戰”味道濃重。今年是蘇聯解體30周年，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的冷戰對抗思維似乎在美歐國家的政治氛圍中揮之不去，英國衛報甚至以“尋求新冷戰盟友”來形容拜登的歐洲之行。在您看來，冷戰思維為何在西方根深蒂固？拜登上臺后重提多邊主義，但他所說的多邊主義更多還是一種小圈子外交，王毅國務委員稱之為“偽多邊主義”。您認為，西方的“多邊主義”正在走向何方？
黃平：盡管都是用“多邊主義”這一個詞，但關鍵是要看是以美國為中心、其盟國為主要的“邊”，還是真正的開放、包容、平等的多邊主義？當初冷戰結束，嚴格地說，并不是蘇聯被西方打敗了，而是蘇聯自己選擇了放棄和解體，但這個突如其來的結局給美國和西方造成了一種幻象，令其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認為“歷史終結”了，而其奉行的制度已是不證自明的唯一制度，其宣揚的價值體系自然也是“普世價值”，撒切爾當時的名言就是世界已“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姑且不說西方制度本身一直包含有很嚴重的矛盾和深刻的危機，更不說其是否能夠適用于廣大的非西方世界，即使西方國家的制度及價值本身，也在不斷變化、西方各國從制度上看也包含很大差異，其價值至少在輕重緩急排序上也各不相同，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也有所不同。
例如“民主”這面旗，只是冷戰結束以后才被西方豎起來的。在冷戰開始開始后很長一段時期，恰恰是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一方叫做民主國家陣營，西方當時叫做自由世界，所以東德那時被稱為“民主德國”，西德被稱為“自由德國”，我們建立的是實行人民民主的人民共和國，而蔣介石集團跑到臺灣之后，也宣稱他們是“自由中國”，并且在很長時期內根本沒有民主可言（香港也一樣）。
其實，美國為了冷戰，那時一直在支持各類軍人、獨裁和法西斯政權，甚至不惜用軍事政變等方式扶持這類政權上臺。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自己進行了再包裝，除了“自由”旗以外又舉起了“民主”和“人權”的旗。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口號本來是“自由、平等、博愛”，現在“平等”基本上不講了，因為西方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平等，美國的嚴重族群撕裂和社會分裂等也使其再談博愛已經越來越沒有資格，或者越來越虛偽。其實不僅法國大革命的旗幟上高揚平等的大旗，美國憲法的第一句也是“人人生而平等”?，F在不講“平等”卻大講“民主”，使民主成了無源之水。即使“自由”，美國自身的歷史充分表明，自由并非沒有代價（freedom is not free），包括黑人、婦女的選舉權等各種公民權都是一點點斗爭爭來的，直到現在美國的族群矛盾、性別不平等、貧富矛盾仍舊很突出、很尖銳，有些方面還在惡化。否則冷戰結束后也不會有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最近的“黑命貴”了?！ ?/p>
美國弗洛伊德案主犯德里克·肖萬以及案發時場景。美媒資料圖
所以，馬克思當年分析資本的規律和秘密時，分析過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由”“平等”的虛偽性，因為這些只是（或本質上是）針對有財產的少數人、上層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有了財產權才會有（也才需要）政治權利，有了政治權利才有在議會、黨團和媒體上“發聲”和設置議題和訂立規則的權利，正所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社會結構下的“法律”是對現存社會經濟關系的認可，本質上是對經濟基礎的反映、描述以及其正當性、合理性的法律論證。當然，在這個辯證的過程中，也必定要使用一些美麗的辭藻，如當今被西方政客掛在嘴上的自由、人權、民主，也包括用“平等”來掩蓋實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平等。
從歷史上來看，西方所構建的價值體系，包括其所謂的“價值同盟”，所遵循路數是“同，而后和”，即你必須先與我一樣，然后才有和平合作，他們似乎從未嘗試、也從未想過中國“和而不同”的相處之道和真正的多元一體。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利益和價值沖擊，試圖繼續維護冷戰的“勝利果實”、鞏固既成的利益結構、價值體系和話語優勢，也是西方集團的必然的選擇。
但是，即使美國在拜登時期完全回歸到了傳統政治套路，前一陣丹麥爆出的竊聽丑聞也表明，西方俱樂部內也不是真是一家人，或者說，即使“西方一家”也不是彼此平等的。這次拜登雖高喊多邊主義和“美國回來了”，但從訪歐實際結果來看，歐洲各國也沒有完全按照美國所希望的那樣與美國對表，沒有都把中國視為頭號對手或敵手，同時，歐洲內部也不是只有一種聲音，即使歐盟或歐洲的主要國家也想統一“口徑”，一致對華，但也做不到。
如果再考慮到美國現在本身越來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越來越嚴重的族群撕裂、政治上越來越嚴重的兩黨極化，使得美國在除了“中國是主要對手”這一議題上似乎能達成共識外，其他任何議題、包括具體怎么對付中國都難以達成共識。
因此，雖然拜登時期即使他真的想讓“美國回來”并再度“一統江湖”充當西方世界的霸主，也不可能如二戰結束、冷戰結束時那樣一呼百應甚至“一超獨霸”了。
剛與拜登簽署《新大西洋憲章》的英國首相約翰遜，隨后于北約峰會上表示“不想與中國進行新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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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研究美國多年，依您看我們應該如何客觀看待如今的美國？
黃平：我們當然絕不應低估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在整個西方世界里美國依舊還是最強的，盡管特朗普4年砸碎了很多瓶瓶罐罐，但是第一，美國的存量還在、還很強，第二呢，美國的盟國、盟友還不少，第三就是“民主”“人權”這套說辭，虛偽也罷、雙標也罷，但在西方依舊是具有很大正當性或迷惑性的敘述，甚至也迷惑了很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受眾，從而構成了一種很強話語權力，因此，美國也仍然具有（不僅是在西方集團中）很強的議題設置權和規則制定權。
話語權力（discursive power）也被一些人看做是經濟權力、政治權力、軍事權力以外的“第四權力”，其不僅相對獨立，同時也在不斷論證前面三種權力的正當性，從而占據道義制高點。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西方世界（不僅是其媒體）能開口閉口就任意指責中國和俄國，或其他他們看不順眼也沒有聽從他們的國家，說這些國家違背了所謂“基于規則的秩序”。
掌握了這樣的話語權力（不僅是體現在媒體上），美國和西方不但可以論證其經濟-政治-軍事霸權的正當性，同樣可以為其外交和軍事行動辯護，即使這些行動是去一些國家去進行顏色革命、政權顛覆，其作用甚至遠超過了數量意義上西方擁有多少報紙、媒體、廣播、電視、出版和新媒體。
但另一方面，今天的美國已再不像二戰結束或冷戰結束時那么如日中天。1945年美國作為第二次世界戰爭的戰勝國，其國家實力舉世公認，英國、法國這些國家雖然也是戰勝國，但是他們在戰爭中也損失巨大，且戰后的歐洲大陸千瘡百孔，滿目瘡痍。而美國通過戰爭不僅大發橫財，還順勢推出馬歇爾計劃幫助“復興歐洲”，復興對象也包括德國、日本這些戰敗國。
那時的美國在西方世界完全占據了政治和道德制高點，既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而且經濟與軍等事實力最為雄厚。美國還接連構建了布雷斯頓森林體系，通過世界銀行、IMF等整整一套制度和機構，確保美國對新世界秩序的支配，并通過冷戰，美國又把蘇聯和社會主義集團塑造成“專制”的國家或國家集團，他們自己則被打造成了“自由世界的燈塔”。蘇聯解體之后，有那么曇花一現的一段時間，美國也確實顯得是一超獨霸。
然而很快，伊拉克阿富汗兩場反恐戰爭、一場華爾街金融風暴讓美國的財政預算雙赤字處于更加嚴重的窘況，而且經濟與社會政治問題也都愈演愈烈。不僅美國經濟走緩、資本外流、基礎設施嚴重老化退化，而且實體經濟空心化和虛擬經濟泡沫化都無法根本改變，特朗普幾年下來，貿易還更加不平衡了，今天的美國依舊處在虛擬擺不掉、實體回不去的困境。
其實早在奧巴馬一上來時，他也希望制造業能重回美國，但結構性問題絕非一兩個法案、個別政策或政黨輪替所能根本改變的。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僅憑虛擬經濟或靠金融與金融衍生品，綜合國力是難以恢復的。
現在美國靠戰爭發財的傳統老路也不再行得通了，自二戰以后可以說美國打的所有仗都是“賠錢買賣”。何況現在還有如此嚴重的族群撕裂和政治極化，幾乎在所有話題上都矛盾重重，難以達成共識。
所以，我們一方面不能低估美國現有的存量和實力，另一方面對美國的一些動作也不必太過緊張。老話講戰略藐視加戰術重視，仍是應對“美國回來了”的良方。
比如，美國提出了巨額的基礎設施計劃，但是錢從哪來？誰來出？出了怎么用？建設隊伍在哪兒？要建什么？這些現在都不清楚。而美國和西方口中一直念叨“民主+市場”才是“最理性、最公平，因而最有效”的選擇， 既然西方這方面“最強”，既然中國沒有按照這一套來做，那還有什么必要擔心中國威脅？中國沒走西方的路，西方不是應該很得意嗎？怎么中國又成了“最大威脅”或頭號對手？邏輯上都是自相矛盾。
固然拜登是老政客了，從政經驗很豐富，他也不會像特朗普那樣咄咄逼人，在盟友盟國面前更不會直接擺出一幅高人一等的姿態。但如果美國本身的大國之氣已經沒有了或正逐漸喪失，就不會因為拜登說了什么而根本改變。美國在民主黨治下應該確實是想“回歸常態”，包括利益上也拉攏盟國，而不僅是“價值回歸”，但是也必須得能拿出實實在在的東西來，才能讓別人聽你的、跟你走，國際上大家都很務實，不是僅有所謂“共同價值”就能結成牢固同盟的，我們別忘了歐洲歷史上可是自己跟自己打得血肉橫飛、你死我活，何況國際關系上還一直有所謂“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之說。
看清這些之后，我們就會更加明白，只要我們“不忘初心，砥礪前行”，腳踏實地繼續堅持不斷發展不斷完善自己，就會不斷增強綜合國力，也就會越走越穩、越走越好，在世界上影響力也會逐步增大。這樣，其實也就無所謂美國怎么去拉盟結幫，無所謂“美國回來了”與否，更無所謂七國峰會或北約峰會、美歐峰會是否發了什么新的聯合公報，其中有沒有什么新的“提法”，更不在乎是否又建起立了所謂的“價值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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