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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旗幟，才是勝利的旗幟——這是我們從百年歷史中得出的基本結論。

　　再覺醒，再選擇，再確認

　　昨晚，白玉蘭獲獎名單公布，本年度現象級神劇《覺醒年代》成“大贏家”：　　

　　該劇大火之后，引起的一些討論，非常有趣。比如：

　　《覺醒年代》到底有沒有續集？如果有，它在哪兒？又是怎樣的續集？

　　有人說，“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續集”。

　　這樣認為的人，恐怕，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是對百年前我們革命先輩們的鄭重抉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要說：“今天的‘再覺醒年代’，才是續集！”

　　1918年、1919年，毛澤東曾兩次到北京。后來，在陜北，他對斯諾回憶說：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20～2020，整整百年。

　　不錯：百年輪回，倏忽又是一個“覺醒年代”。

　　兜兜轉轉一百年，中國人民，尤其是其中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發現：還是“社會主義”靠譜！

　　在《你我之輩，切莫辜負了社會主義》一文中，我們說：“‘社會主義決不會辜負中國’，這句話的確適合在100年前講。因為，那個時候的背景是：我們還沒有正式選擇社會主義，大家對科學社會主義這門學問基本還不懂（除了極少數人）。自那以后，經過毛教員等真共產黨人的努力，中國人民已經正式選擇了社會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篇大道理也基本懂起來了，起碼比起100年前是懂得多了。

　　在經過‘選擇’以后，如果還有什么人要在實際上拋棄社會主義，以及歪曲科學社會主義以愚弄人民，誰就是制造倒退。100年前主要是‘選擇正確的道路’，100年后的今天主要是‘堅持正確的道路’。”　　

　　實際上，100年前可以說是“選擇”，100年后也可以說是“選擇”——只不過，是歷盡滄桑后的“再選擇”“再確認”。

　　“道路選擇”，這樣重大的問題，恐怕不是一次性就能解決的，真的需要多確認幾次……

　　“一個破產，兩個讓位”

　　關于100年前，我們的先進分子為什么選擇了社會主義、選擇了共產黨，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很精彩的說明。

　　重溫這些說明，對搞清楚百年前的“覺醒”和“選擇”，尤為必要。　　

　　毛主席以史家筆法寫道：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

　　“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

　　“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

　　“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毛主席接著說：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他以總結的語氣說道：

　　“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請大家充分注意：這段話里包含著的“一個破產、兩個讓位”觀點，非常、非常重要。

　　所謂“一個破產”，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

　　所謂“兩個讓位”，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我們看到：在毛教員逝世后，特別是八、九十年代以來，國內的某些人，實際上，正是撿起了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舊破爛，向中國人民兜售，制造倒退。

　　有一個人叫李陀，在回憶八十年代思潮時指出，“新啟蒙”憑借的還是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的舊理論資源；他問道，“就‘新啟蒙’的抱負和目標說，拿著這么老的地圖，它能走多遠？”他還說，“新啟蒙不那么新，在很多方面，它依賴的還是古典啟蒙主義的理念，是想在這個老樹上嫁接出一個新枝子來，再開一次花，再結一次果”，“一個思想大活躍的時代，不一定是思想大豐收的時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個思想豐收的年代”（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275～276頁）。

　　這，才是公知哀嘆的所謂“啟蒙失敗”的根本原因。那本來就不能叫“啟蒙”，而是對抗更先進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即馬列毛主義，是在制造愚昧！　　

　　按“80派”自由化信徒的邏輯：中國人民特別是其先進分子，在1920年前后的選擇——選擇社會主義、選擇共產黨，本來就是有問題的，所以要退回去“補課”，要吹民國。

　　是不是接受毛教員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的“一個破產、兩個讓位”——即，是不是承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早在“一戰”后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破了產，是不是承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以及后來更進一步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及其共和國），就實際成為了現當代中國人在涉及“走什么路”的基本政治觀點上矛盾斗爭的一個焦點所在。

　　“一個破產、兩個讓位”的當代版本

　　100年后，歷史仿佛重演了一遍：

　　新冠疫情，跟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擊破了不少人關于資本主義西方“文明”“高級”“人道”的迷夢，給“河殤派”以重重一擊；同時，宣示了馬列毛的科學社會主義代表著更文明、更高級、更人道的現代化方向，資本主義西方及其主導的世界在思想政治層面還停留在“前社會主義”的近代……　　

　　當然，更重要的，是毛教員逝世以來現實社會日益資本主導化、資本壓迫日益沉重這個基本事實。現實是最好的教科書。在目睹資本吃相難看，或干脆沒有吃相可言的表演以后，當代“打工人”的先進分子，正在又一次選擇社會主義。

　　對我們而言，“一個破產、兩個讓位”的當代版本是這樣的：

　　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案，在2020年前后，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再一次破了產。

　　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產階級專政讓位給無產階級專政。

　　這確實是歷史的某種重演，只不過是在新的現實基礎上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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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陳獨秀的歷史地位：蹩腳的中國普列漢諾夫

　　陳獨秀，也跟著火了起來。

　　不錯，我們應當承認并尊重陳獨秀與李大釗共享的“創黨首功”，但同時也必須警惕美化拔高陳的傾向。

　　毛主席對于陳獨秀，有兩方面評價。

　　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總司令”，以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這是正面，已屬很高評價。

　　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第一個我黨早期組織，并積極推動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全國各地，以及旅日、旅法華人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有了這樣的基礎，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才能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一大”，并于8月初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繼續進行直至閉幕。

　　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視。

　　1945年，在說陳獨秀“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的同時，毛主席還說：“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普列漢諾夫以后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

　　也就是說，陳獨秀相當于中國版的、稍次一點的普列漢諾夫。

　　對國際共運史有了解的，都應該明白“孟什維克”意味著什么。中國革命，如果只靠陳獨秀這樣水平的舵手，是決不能勝利的。

　　陳獨秀思想的局限性，還在他致“一大”代表的信中，就暴露出來了：“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主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發動群眾。政權問題，因本黨尚未成立，應俟諸將來，而先盡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后來，毛主席對陳獨秀及其錯誤有更深刻的揭示。

　　一位同志說：“《新民主主義論》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很有意義。我問過西班牙的同志，他們說，他們的問題就是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不搞新民主主義。他們那里就是不搞這三條：軍隊、農村、政權。完全服從蘇聯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毛主席接著說：“這是陳獨秀那一套！”他還舉古巴做正面例子，指出：“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權，又搞軍隊，又發動農民。所以就成功了。”

　　有一種論調，認為大革命后期的錯誤主要是共產國際指導上的，陳獨秀很“冤枉”。

　　是否如此呢？

　　我們不妨來看一段，官方學者最近的論述：

　　“在建黨及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大革命后期，由于共產國際不主張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新右派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必須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使得妥協退讓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他（注：指陳獨秀）在大革命危急關頭，缺乏對復雜多變形勢的正確判斷，不善于應變處理同國民黨的復雜關系，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誠如毛澤東指出的：這時的黨還是幼年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陳獨秀不是黨的成熟領袖，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大革命的失敗在那時難以避免。”（石仲泉《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國共產黨的100年》）

　　這段話，顯然已經吸收了多年來陳獨秀研究的某些“新成果”，如“由于共產國際不主張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新右派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必須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之類，但也仍指出：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以及陳獨秀本人“在大革命危急關頭，缺乏對復雜多變形勢的正確判斷，不善于應變處理同國民黨的復雜關系，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總之，我們不要忘記這樣一個起碼的原理：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內因才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依據。陳獨秀右傾錯誤，這個案翻不了。先鋒隊百年史，就是一部毛澤東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路線，同組織內或右或“左”的機會主義路線作斗爭的歷史。陳獨秀的錯誤，就是早期乃至整個歷史上，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右傾錯誤。

　　另外，我們的一些“朋友”，熱衷于炒作“陳獨秀晚年”，津津樂道于中共首任“舵手”的“晚年轉變”，即向他們所謂的“民主”觀念的轉變——這，也是我們要加以揭露和阻擊的。他們不過是借死人壓活人，在今天販賣自由主義的私貨罷了。

　　1945年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的活動，有如下描寫：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采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于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占優勢并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斗爭，并污蔑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著并墮落為反革命。”

　　說來說去，就是一條：在民主革命時期，只有毛澤東領導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井岡山的道路，才是通往新中國的唯一正確道路。　　

　　須知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史，本就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只有毛教員，在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這兩個革命時期，都最堅定地站在最前列，由此成為我國和世界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正所謂，“像毛主席這樣經歷過種種革命風暴，戰勝了種種艱難險阻，始終和工農勞動群眾心連心，站在革命運動的前列，指導革命運動前進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上，是罕見的。”

　　毛澤東的旗幟，才是勝利的旗幟——這是我們從百年歷史中得出的基本結論。

　　今天，要繼續前進，我們就只有沿著毛教員指引的“繼續革命”道路走，正如民主革命時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才是唯一正確的革命道路一樣。這，也正是當代“打工人”之“再覺醒”的真實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