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中的“1883年起點說”之辨

　　摘要

　　國內外不少學者傾向于將1883年視作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起點，這一界定雖然有助于凸現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但存在著單向度縮短恩格斯晚年歲月及片面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學術命運共同體關系的不足，以致于消解了恩格斯晚年理論構建和實踐活動的完整性。對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無需拘泥于鎖定一個準確的歷史起點，而應該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視閾中選取一個符合其思想邏輯進程的彈性時間段，從而相對完整地呈現恩格斯晚年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

　　馬克思的逝世使得1883年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節點，“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自此獨立承擔起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領導國際工人運動的重任，并逐步成長為“整個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學者和現代無產階級的導師”，1(P88)國內外不少學者據此將1883年視作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起點(以下統稱為“1883年起點說”)。這一界定雖然有助于凸現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憑借一己之力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但存在著單向度縮短恩格斯晚年歲月及片面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學術命運共同體關系的不足，以致不能完整展現恩格斯晚年在理論構建和實踐活動中所取得的成就。從恩格斯晚年思想發展的邏輯進路來看，1883年只是其中一個具有界標意義的節點，而非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新起點，我們可以將研究視野適當前溯至19世紀70年代中后期，從而相對完整地展現恩格斯晚年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

　　一、“1883年起點說”消解了恩格斯晚年理論成果的完整性

　　1883年何以成為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起點?對于這個問題，學者們大都以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獨自承擔重任這樣的回答一帶而過，似乎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而無須展開邏輯論證。但只要稍加反思，我們就會發現“1883年起點說”只注重歷史層面的偶然性敘事，卻忽略了邏輯層面的必然性考量。馬克思逝世于1883年在本質上屬于歷史中的偶然性事件，而恩格斯隨后在1895年逝世則屬于另外一個偶然性事件，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才使得“1883年起點說”在時間上沒有違背常情。但試想一下，如果恩格斯去世于1883年之前，那么恩格斯晚年的起點該如何劃定?豈不是失去界定坐標?再者，如果馬克思去世于1883年之后，莫非恩格斯的晚年也要隨之變短?這些問題都是“1883年起點說”在邏輯上難以回應的。顯然，盡管馬克思的逝世對恩格斯晚年的思想發展產生了不可忽略的重大影響，但1883年在本質上是一個有著極大歷史偶然性的時間節點，如果以此作為恩格斯晚年思想開啟的必然性起點，就會給人造成這樣的錯覺，似乎晚年恩格斯在1883年之后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相較之前產生了重大突變或轉折。如果研究者機械地以1883年作為精準切割點，為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擇取相對應的文本，就必然會切斷恩格斯晚年思想發展的邏輯脈絡。

　　“1883年起點說”不可避免地縮小了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所對應的文本圈，它將恩格斯創作于19世紀70年代中后期的《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這兩部重要著作排除在外，人為地在恩格斯思想發展史上切割出一塊貌似獨立實質上卻有重大缺失的研究階段，這不僅消解了恩格斯晚年理論成果的完整性，而且還給人造成一種恩格斯晚年的學術研究是從1883年之后才開啟的錯覺。針對這一缺憾，有學者提出：“馬克思以后恩格斯的許多思想觀點實際上在70年代后期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中就已經提出，因而對這些思想觀點的研究也必須前溯到70年代后期的著作。”2(P24)這一建議非常中肯，我們對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可以選取一個既能體現他生理年齡特征，又符合其思想邏輯進程的彈性時間段，從而將《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這兩部重要著作涵蓋在內，這樣才能完整地呈現恩格斯晚年所取得的學術成就。

　　恩格斯從19世紀50年代起就在研究如何將自然科學界的最新發現融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中，他曾和馬克思在信中交流道：“目前我正在研究一點生理學，并且想與此結合起來研究一下比較解剖學。在這兩門科學中包含著許多極富思辨成分的東西，但這全是新近才發現的。”3(P163)當然，恩格斯的目標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是要運用唯物辯證法總結自然科學的新成果，系統地確立和闡述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科學觀，為無產階級理解自然科學提供銳利的思想武器。但可惜的是，恩格斯此時沒有足夠時間展開相關研究，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他才得以全身心投入到自然科學的研究中。沒過多久，恩格斯就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腦子里出現了下面這些關于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3(P385)他接下來還詳述了撰寫《自然辯證法》的宏大計劃。經過多年的思考和醞釀，恩格斯已經完全具備了進行創作的理論基礎。

　　隨后，恩格斯分兩個時期完成了《自然辯證法》的主體創作：第一個時期是從1873年初到1878年中，恩格斯寫下了《導言》《論辯證法》《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三篇論文以及絕大部分的札記，形成了《自然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輪廓;第二個時期是從1878年夏到1882年夏，恩格斯擬定了寫作計劃并完成了絕大部分論文。恩格斯后來總結過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活動：“當我退出商界并移居倫敦，從而有時間進行研究的時候，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個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4(P9)在付出了艱辛的腦力勞動后，恩格斯最終在1882年完成了《自然辯證法》的主體創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恩格斯在1883年之后因馬克思的逝世停止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但他還是抽出一定時間來關注自然科學界的最新動態，適時對自己的理論做出修訂。恩格斯在1885年前后為《自然辯證法》增補了《關于現實世界中數學上的無限之原型》《關于“機械的”自然觀》《〈費爾巴哈〉的刪略部分》等內容，在1886年前后對《自然辯證法》的所有手稿進行了分類整理，將之分為四束手稿，給每一束手稿加上了標題，并給第二束和第三束材料寫作了目錄。

　　如上所述，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幾乎貫穿了恩格斯的整個晚年。《自然辯證法》一經問世就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其在恩格斯晚年的創作生涯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而“1883年起點說”把《自然辯證法》排除在外，在客觀上造成了切斷恩格斯晚年思想發展脈絡、消解其晚年學術成果完整性的后果。

　　與此同時，恩格斯在寫作《自然辯證法》的過程中，還因批判“杜林熱”的需要轉而撰寫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這就是他從1876年5月至1878年6月完成的《反杜林論》。這本書的第一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哲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第二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經濟學中實行的變革》為題，第三編以《歐根·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中實行的變革》為題陸續發表于《前進報》及其附刊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分析了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最重大的問題”，1(P94)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作了系統而全面的闡釋，并揭示了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而有力地批判了杜林所宣揚的錯誤觀點。《反杜林論》給杜林主義及其信徒造成毀滅性打擊，徹底結束了其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理論影響，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教育了絕大多數黨員，進而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產生了巨大反響，被譽為“每個覺悟工人必讀的書籍”，5(P310)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顯而易見，《反杜林論》也是恩格斯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研究恩格斯晚年思想不能繞過這本書。而且，恩格斯在1883年之后還對《反杜林論》的相關內容作出了適當修訂和反思，他于1885年出版了《反杜林論》德文版第二版，對第一版中第三編第二章《理論》作了解釋性的增補，并反思了原版中的有關人類原始史和理論自然科學的內容。這些后續工作都證明了恩格斯在1883年前后都在為反對杜林主義而進行持續性研究，如果以1883年作為切割點，就會將《反杜林論》這部重要著作也排除在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圈之外。

　　當然，除了理論成果外，研究恩格斯晚年領導國際工人運動的實踐活動也需要將視野前溯至19世紀70年代，否則還會犯同樣的錯誤。

　　二、“1883年起點說”弱化了恩格斯晚年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持續性貢獻

　　“1883年起點說”雖然在主觀上力求突顯恩格斯晚年在馬克思逝世后獨自領導國際工人運動的重大意義，但在客觀上弱化了恩格斯自1870年至1882年間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期貢獻。

　　眾所周知，基于革命任務的不同分工，馬克思自19世紀50年代起就集中主要精力在書齋中埋頭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相較而言，恩格斯明確提到自己的任務就是“要在定期報刊上，特別在同敵對見解的斗爭中，發表我們的見解，以便讓馬克思有時間去寫作他那部偉大的基本著作”。6(P182)恩格斯深信只要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一問世，就會從理論上對國際工人運動產生深遠影響，從而在歐美各國建立起多支信仰馬克思主義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這樣的目標定位下，恩格斯自然而然地承擔起領導國際工人運動的絕大部分重任，有學者這樣評價：“由于與馬克思的分工，他處在理論/實踐的直接交匯點上，不僅要正面闡釋新歷史觀的科學內容和性質，而且始終回應工人運動中其他錯誤思潮以及更大范圍挑戰的任務。”7(P14)恩格斯在1883年之前就已經肩負起領導國際工人運動的主要職責，一方面在理論上闡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另一方面在實踐中積極參與歐洲各國工人運動，并同在工人中流行的各種錯誤思潮展開論戰。

　　具體來看，恩格斯自1870年9月20日遷居倫敦后，兩周后就被選入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此后還擔任了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麥等國的通訊書記。前東德學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這樣描述：“他那豐富的理論知識，多年的從事工人運動的經驗，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他的卓越的語言才能，使他成了總委員會里除馬克思以外唯一的能夠擔當最重要任務的人。”8(P314)恩格斯作為總委員會委員，在馬克思致力于理論創作而分身乏術的前提下，在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進程中充分展現了自己卓越的領導能力以及反對錯誤思潮的理論敏銳性。

　　恩格斯就任后處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提供物質支援和理論反思。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在革命爆發后成為支持巴黎公社的戰斗司令部，并在革命失敗后成立了救援委員會。恩格斯則是各種救援措施的倡議者和組織者，他竭盡全力為戰士們提供各種庇護，成功地為歐洲各國工人運動保有繼續革命的火種。隨后，恩格斯還和馬克思及時反思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失敗教訓，他們認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國尚未建立起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唯一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從革命的發展進程來看，巴黎公社中堅信科學共產主義的國際成員是少數派，而大多數社員屬于持有空想共產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觀點的布朗基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還有少數新雅各賓派，這使得巴黎公社缺乏強大的凝聚力以及科學世界觀的指導，失敗自然是在所難免。顯而易見，國際工人運動迫切需要在各國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具有堅定革命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理論上以及工人運動實踐中，和各種流行的錯誤思潮作斗爭變得刻不容緩，恩格斯因而投入巨大精力和黨內外各種宗派主義以及錯誤思潮展開斗爭。

　　一方面，恩格斯同以巴枯寧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展開政治斗爭。在恩格斯看來，巴枯寧及其追隨者們信奉無政府主義，從唯心主義的立場出發，無視階級斗爭中無產者的發展過程與革命過程的辯證統一，導致革命運動受到嚴重威脅，進而引發第一國際分裂的危險。恩格斯為此決定在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中揭露無政府主義者的危害性政策以及他們小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思想基礎，以挽救第一國際。恩格斯經過細致的調查研究，在1872年9月召開的第一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提交了一份《代表總委員會向海牙代表大會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報告》，報告指出：“在工人階級斗爭的歷史中，我們第一次在工人階級內部遇到了一個秘密陰謀，其目的不是要摧毀現存的剝削制度，而是要摧毀為反對這種制度而進行最堅毅斗爭的協會本身。”9(P158)這份報告最終獲得與會絕大多數代表的支持，促使大會將巴枯寧開除出國際工人協會。這標志著反巴枯寧分裂主義斗爭的勝利，從而統一了工人運動的活動原則，奠定了在歐美各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前提。與此同時，在和巴枯寧主義作斗爭的過程中，恩格斯還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等國培養了大批后備干部，為今后在歐洲大陸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發展工人運動做好了人才儲備工作。

　　另一方面，恩格斯試圖避免以奧·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西為核心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受到拉薩爾主義錯誤思潮的影響，極力用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去武裝他們。德國學者古斯達夫·梅爾這樣描述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傳播過程中所面臨的實際困難：“實在說，德國方面的領袖們雖然常常提到馬克思主義，但都還沒有仔細研究過《資本論》……唯物史觀學說，幾乎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他們都只知道馬克思學說的片段，不能了解這個學說的聯系的整體。”10(P177-178)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拉薩爾主義在德國工人運動中大行其道，該主義鼓吹工人運動在執行自己任務的過程中可以從資產階級政府中獲得支持，這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1875年，恩格斯寫信給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倍倍爾，以他和馬克思的個人名義，批判代表愛森納赫派的社會民主工黨同代表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為準備合并而起草的綱領草案，他指出：“一般說來，一個政黨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實際行動那樣重要。但是，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6(P350)恩格斯堅決批判德國無產階級向拉薩爾主義投降的錯誤傾向，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后來合并而成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本質上依然屬于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

　　此外，恩格斯為了幫助法國社會主義者同空想社會主義作斗爭，樹立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應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中《引論》的第一章、第二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編為一篇獨立的通俗著作，以《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為題發表在法文雜志《社會主義評論》上，后續又出版了波蘭文和德文的版本。這本小冊子因為語言的流暢性和內容的通俗易懂性，在法國工人運動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隨便在何處，它都做了必要的準備，使人們準備去接受他們的辯證法、唯物歷史觀以及他們由此引申出的革命政策”。10(P181)這對于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導工人運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恩格斯自己也滿意地評價道：“這本書在許多優秀的法國人的頭腦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11(P343)

　　如上所述，恩格斯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通過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來領導歐美各國工人運動，不僅為馬克思從事理論創作爭取到足夠多的時間，而且還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廣泛傳播。顯然，以1883年作為恩格斯晚年的起點一方面會弱化恩格斯晚年階段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所發揮的持續性貢獻，另一方面也忽略了這一事實，即，恩格斯在1883年后所獲得的國際聲望與其說是其獨自領導國際工人運動所致，倒不如說是他長期以來卓越的活動能力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而“1883年起點說”之所以在客觀上造成弱化恩格斯晚年理論成果和實踐活動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未能認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學術關系。

　　三、“1883起點說”遮蔽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術命運共同體關系

　　“1883年起點說”依據馬克思的逝世而非恩格斯自身思想發展的邏輯進程來界定恩格斯晚年的起點，既忽略了恩格斯晚年理論創作和實踐活動的整體性和持續性，又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學術命運共同體關系。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邏輯進程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創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術命運共同體，他們之間存在著既密切合作又清晰分工的學術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自1844年第二次會面之后，雖然他們所有的學術成果不管是獨著還是合著，從構思、撰寫到最終出版，無一不經過雙方的反復討論而融為一體，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的學術研究不存在任何個性化的差異，正如梅林所說：“他們的思想和創作越是交織在一起，他們各自的個性就越是完整。”12(P300)以馬克思的生平大事年表為標準來切分恩格斯的思想發展階段是不合理的：盡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建過程中，馬克思毫無爭議地在理論貢獻上占據主導地位，但這并不意味著恩格斯的理論成果就完全處于附屬地位而毫無個性化的研究價值，可以說，恩格斯的獨特貢獻使得他和馬克思之間形成了較為復雜的學術命運共同體關系。這在以下三個方面展現得尤為明顯。

　　第一，恩格斯早期在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獨立研究對馬克思產生過重大影響，梅林曾這樣評價過：“他絕不僅僅是馬克思的解釋者和助手，他是馬克思的一個才能不同然而旗鼓相當的獨立的合作者。在他們建立友誼的最初時期，在一個重要的知識領域內恩格斯是所予多于所取的。”12(P295)這一評價是完全符合史實的：一方面，恩格斯1844年2月在《德法年鑒》上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對馬克思青年時期的學術轉向產生過重大影響，正是“同恩格斯的交往顯然使得馬克思下決心研究政治經濟學”。1(P93)馬克思自己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序言中談道：“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訊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13(P411)在馬克思看來，正是恩格斯對于國民經濟學嚴肅而系統的批判引發他從黑格爾法哲學研究中抽身出來，轉而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并以此作為終身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上，恩格斯也對馬克思產生過不少影響：馬克思對于恩格斯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一直頗感興趣，并在恩格斯的帶動下著手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他為此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你知道，首先，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其次，我總是踏著你的腳印走。”14(P410)這封信能夠清晰地展示恩格斯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獨立研究對于馬克思所起到的引導作用，就如戴維·麥克萊倫所說：“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僅體現在經濟上和情感上，而且也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成因。”15(P93)也就是說，恩格斯早期的獨立研究對于馬克思起到了重大影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誕生離不開馬克思和恩格斯彼此之間的靈感啟發和理論互助。

　　第二，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構建過程中付出過重大犧牲。馬克思主義理論自1848年誕生之后，在歐洲工人運動中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正如列寧所說：“在第一個時期的開頭，馬克思學說絕不是占統治地位的。它不過是無數社會主義派別或思潮中的一個而已。”5(P305)空想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博愛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和各種自由主義思想對工人們依然存在著不少負面影響，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迫切需要在完善和發展自身理論的基礎上同這些錯誤思潮展開論戰，讓工人階級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才是真正科學、能夠起到領導作用的思想武器。但實現上述目標并非易事，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正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經濟狀況也非常糟糕。在這種困難的局面下，為了保障馬克思全身心投入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恩格斯決定暫時放棄理論研究，自1850年起在曼徹斯特度過了長達二十年、被馬克思形容為“埃及幽囚”的經商生涯。恩格斯曾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道：“我最渴望不過的事情，就是擺脫這個鬼商業，它耗費時間，使我的精神完全沮喪了。只要我還在經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3(p250)顯而易見，恩格斯在這一時期受困于繁瑣的商業活動而無法從事學術研究，但他甘愿為了保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構建，擱置“小我”的學術才能。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學術合作還存在著榮辱與共的命運關聯，包含著偉大的“犧牲自我、解放人類”的革命情懷。

　　第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術命運共同體并沒有因1883年馬克思的逝世而解體，相反依然保持著延續性。一方面，恩格斯在1883年后毅然決定終止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轉而集中精力完成《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這些遺稿的過程中遭遇到字跡難以辨認、手稿殘缺不全等諸多困難，他在寫信給拉甫羅夫時說：“這使我特別擔心，因為現在活著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認這種筆跡以及個別字和整個句子的縮寫。”16(P102)但為了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恩格斯傾注了幾乎所有的心血和時間，最終在1894年12月完成了《資本論》三卷本的出版工作，使得馬克思恩格斯構建的學術命運共同體的創造值達到頂峰。另一方面，恩格斯在1883年后出版的、僅有的兩本著作實質上還是在延續和發揚馬克思的思想，而非自身理論的新闡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指出：“以下各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實現遺愿。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我這本書只能稍稍補償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17(P3)而在另一部著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主要是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深刻剖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同德國古典哲學之間的關系，系統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等內容。

　　可以說，恩格斯自始至終都在為他和馬克思之間的學術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延續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他既是“劇中人”，又是“劇作者”，而不是馬克思身邊可有可無的“配角”，“1883年起點說”以馬克思逝世這一事件來界定恩格斯晚年思想發展階段的做法只會遮蔽這層關系。

　　四、結語

　　恩格斯曾一再謙虛地表示：“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還不錯。我很高興我有像馬克思這樣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3(P525)恩格斯在眾多場合下再三強調馬克思的才能遠遠高過自己，創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事業沒有他是可行的，但沒有馬克思卻萬萬不能。但作為當代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還是要在潛意識中避免把恩格斯的自謙之詞當成是其默認自身“技不如人”的客觀論據，更不要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某些矮化恩格斯思想歷史地位做法的影響。英國學者特雷爾·卡弗對此有過一段經典評價：“對恩格斯著作的研究經常僅僅被視作是次要的，從屬于或者包含在對馬克思龐大體量的獨著的研究中。這一傾向傳遞出一種相當膚淺的、有時是十分歪曲的恩格斯形象，往往會給讀者造成這樣一種印象，恩格斯的思想本身可能就不具有研究價值。”18(P3)在這種傾向的影響下，國內外學界對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是不夠充分的，大部分學者似乎已經習慣于以馬克思為坐標來衡量和評判恩格斯，卻忽略了恩格斯晚年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以致于弱化了恩格斯晚年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的重大貢獻。這些不足還有待于在未來研究中加以改善。

　　注釋

　　[1]中央編譯局.列寧選集(第3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吳家華.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歷史觀研究[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3]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央編譯局譯.反杜林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中央編譯局.列寧選集(第3版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胡大平.回到恩格斯[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8][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Heinrich Gemkow)著，易廷良譯.恩格斯傳[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5.

　　[9]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德]古斯達夫·梅爾(Gustav Mayer)著，郭大力譯.恩格斯傳[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11]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2][德]弗·梅林(Franz Mehring)著，樊集譯.馬克思傳(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英]戴維·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著，藏峰宇譯.恩格斯傳[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16]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7][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央編譯局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Steger Manfred and Carver Terrell，Engles after Marx[M].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