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不僅對創立馬克思主義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在捍衛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的《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就在破立交替的理論論爭中，捍衛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19世紀70年代，以“社會主義改革家”自居的杜林先后出版了《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兼論財政政策的基本問題》和《哲學教程——嚴格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等主要著作，以其“創造”的理論體系向馬克思主義發起全面挑戰。隨著杜林的觀點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廣泛傳播，為避免黨內出現思想派別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在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毅然中斷《自然辯證法》的寫作，對杜林的謬誤發起反擊，強有力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不僅批判了杜林的觀點，而且第一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及彼此聯系，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唯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從自然界發掘辯證法及其規律，夯實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根基。在總結19世紀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識到，自然界也包含著普遍聯系、運動等辯證法思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自然界里，同樣的辯證法的運動規律在無數錯綜復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正像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似乎是偶然的事變一樣：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于人類思維的發展史中，它們逐漸被思維著的人所意識到;這些規律最初是由黑格爾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闡發的，而剝去它們的神秘形式，并從它們的全部的單純性和普遍性上把它們清楚地表達出來，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對于恩格斯來說，著手做的事情不在于把辯證法的規律從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從自然界中找出這些規律并從自然界里加以闡發。恩格斯從批判杜林以“先驗主義”構造哲學體系的唯心主義路線入手，科學地回答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論述了世界的真正的統一性在于它的物質性，確定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出發點。恩格斯對杜林關于時間、空間的形而上學觀點進行了批判，科學闡述了時間、空間與物質運動的關系，第一次對時空觀作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概括和表述;對杜林思維至上性、真理的終極性以及認識的絕對可靠性等錯誤言論進行了批判，科學闡述了人類思維的辯證運動及其規律;對杜林混淆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所造成的錯誤混亂的觀念進行了批判，科學闡明了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為辯證唯物主義夯實了理論根基。

　　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視角詳盡闡述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視角，對杜林關于政治暴力決定經濟關系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科學地揭示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等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為唯物史觀的創立提供了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范式。針對杜林從唯心主義出發，將暴力視為“歷史上基礎性的東西”，進而“基于暴力所有制”歪曲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錯誤論斷，恩格斯予以了層層剝離。恩格斯認為，“暴力不是單純的意志行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為實現的非常現實的前提，特別是工具”，“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的條件和資源幫助‘暴力’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成其為暴力”。恩格斯徹底駁倒了杜林聲稱的“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而不應先從間接的經濟力量中去尋找”這一論斷。此外，與杜林將暴力視為“絕對的壞事”不同，恩格斯還肯定了暴力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評價其“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揭示了各種歷史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極大地豐富了唯物史觀的內容。在肯定“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前提下，恩格斯對政治的反作用予以具體分析。“在政治權力對社會獨立起來并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就加速了。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于崩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在此得以科學闡述。

　　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基本原理加以明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恩格斯駁斥了杜林基于庸俗經濟學觀點對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剩余價值學說的攻擊。杜林從唯心史觀和形而上學的哲學立場出發，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自然現象”和“永恒真理”。恩格斯借助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提出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對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研究對象和方法作出了科學闡述。針對杜林的“分配決定論”，恩格斯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其錯誤根源在于“把生產和流通這兩個雖然互相制約但是本質上不同的過程混為一談”。但事實恰恰相反，“分配就其決定性的特點而言，總是某一個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以及這個社會的歷史前提的必然結果”。隨后，恩格斯揭示了生產、交換和分配之間的辯證關系，即生產和交換決定分配，分配方式也會對生產和交換起到能動的反作用。杜林還將“價值和價格混為一談”，混淆了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將一個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力量的多少，視為價值和價值量的直接決定性原因。對此，恩格斯予以反駁，“馬克思從李嘉圖的研究出發，說道：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的、一般人的勞動決定的，而勞動又由勞動時間的長短來計量。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沒有價值的”，“資本的利潤像占有他人的無償勞動產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樣，只不過是馬克思所發現的剩余價值的組成部分”。恩格斯科學闡釋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并將其視為“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予以肯定和宣揚，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

　　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了補充和深入闡發。恩格斯在對杜林進行批判的同時，回顧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歷程，并對社會主義作了進一步探討與闡述。首先，恩格斯詳細梳理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來源。與杜林“從自己的至高無上的腦袋中制造出一種新的空想的社會制度”不同，恩格斯主張“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引論中對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學說作了詳細梳理和辯證分析，并且歸納出他們的共同點“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其次，明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一些概念。例如，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對國家消亡的過程進行了具體描述，提出了經典的論斷：“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最后，從不同視角詳細論證了經典論斷。例如，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兩個必然”的著名論斷。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從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借助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分析，對“兩個必然”的論斷作了補充闡釋。

　　在《反杜林論》中，作為“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以批判的方式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對《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的社會主義文獻作了補充與解釋，不僅促進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上的成熟，而且為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思想武裝，大大地推進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

　　作者：潘西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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