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宗智 | 著名歷史社會學家
【文化縱橫導讀】近期，原本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內卷化”，突然成了一個網絡熱詞，被頻繁地用于社會熱點事件的討論中。黃宗智先生是較早在中國問題研究中運用“內卷化”概念的學者。在本文中，他回顧了上世紀80年代借用“內卷化”概念分析中國小農經濟的過程，指出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勞動投入越來越高而勞動回報卻越來越低的情況，以至于形成了一個頑固難變的封閉體系。
黃宗智先生也討論了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其他領域出現的“內卷化”現象。例如，在競爭日益激烈、機會卻不斷遞減的教育領域中，應試教育“軍備競賽”愈演愈烈;在管轄范圍不斷擴大而治理資源有限的國家治理領域，出現了“官僚主義”現象。作者認為，上述現實困境可能是如今“內卷化”成為一個引起大眾共鳴的關鍵詞的原因。
另一方面，黃宗智先生也提醒，雖然存在著諸多“內卷化”現象，但一些“去內卷化”的動向也正在發生。例如，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向小農戶賦權賦能，以及“隱性農業革命”的發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小農經濟的去內卷化;而向社會和地方政府賦權的改革，則在不斷地推動官僚體系的去內卷化。作者最后倡議，在涉及民生的重大決策中，應當將“人民積極參與”作為必要的標準和條件，以此建設一種更為中允、更可持續的新型“人民主義”，從而克服長期以來的經濟和政治內卷化弊端。
本文轉自“雅理讀書”公眾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內卷化與去內卷化簡析
“內卷化”最近在學術界和公共網站上成為一個特別“熱門”的關鍵詞，跨越眾多不同的研究領域，包括鄉村、經濟、社會、治理、教育，乃至于心理、文化、人生觀等，觸發了筆者的一些進一步的思考。本文是一篇簡化的討論，既來自不少筆者已有的研究，也來自一些尚待深入探索的初步論析。
▍人多地少的農業內卷化
迄今關于內卷化的論述主要聚焦于兩大領域。首先是筆者論述的在人多地少的客觀情況下，很容易導致越來越高的單位土地勞動投入和越來越低的邊際回報，從而形成一個比較頑固難變的封閉體系。由于其“內卷”（或“過密”）狀態，甚至能夠抵御、排除質變。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高度依賴輔助性、副業性的高勞動投入的棉花—紗—布經濟便是最好的例子：棉農們以18倍的按畝勞動投入來獲取僅數倍于水稻的每畝收益的回報，形成一個農業與手工副業緊密結合的頑固生產體系，完全消滅了之前還可以看到的一些較大規模、依賴雇工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農場。其中的關鍵機制在，一個小農戶家庭相對一塊小耕地而言，憑借自身的僅具低機會成本的廉價輔助性家庭勞動力，能夠承擔比營利型經營式農場更高的地租，亦即地價，借此完全排除了后者。那樣的農業甚至能夠頑強抵制機械化的進入。
在一個仍然是相對可用資源而言極高人口密度的中國來說，在眾多領域中都會呈現類似的改而不變的現象。譬如，改革以來借助超過之前的勞動法律規定的工時來用工，最終形成通過用中介性的勞務派遣公司來聘請沒有或少有勞動法律保護和福利的“合同工”，借此來達到比使用正規職工的企業更高的利潤率，迫使它們要么使用同樣的“內卷”策略，要么無法與其競爭。如今那樣的“非正規”勞動力已經達到城鎮職工總數的75%。對處于那樣的用工狀態下的職工們來說，“內卷化”概括當然會引起其感同身受的共鳴。
同一機制也可見于以應試為主的教育界。面對快速遞增的競爭人數和伴之而來的遞減機會，學校大多逼迫學生投入越來越高的“勞動”來應試，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對其自身的質量評估，促使本來就缺乏創新性的應試教育體系更加高度內卷化，基本排除了更多關注創新而不是死記的教育改革。對來自那樣的高壓下的學生們來說，其對內卷化概括的感受無疑也會和上述的職工們同樣有如身受。
以上說明的機制也許是如今“內卷化”所以成為一個引起眾多人們共鳴的關鍵詞的原因。
▍官僚主義體系的內卷化
另一普遍呈現“內卷化”現象的是官僚體系領域。首先，中國長期以來的國家一直相對高度集權化，這不僅是源自傳統的皇帝治理體系，更是來自近現代以來面對西方的侵略而迫使中國革命采納高度集中的革命黨(和民眾動員)來應付遠比中國強大的敵人的軍力和財力。伴之而來的是一個不可避免地由上而下的集權化治理體系，包括慣常使用由上而下的“組織”和“動員”民眾，將其劃分為積極、中間、和落后的分子，來應對革命的需要。那樣的傳統乃是一種歷史必然。
在革命根據地時期，面對黨內官僚主義化傾向問題的處理方法主要是借助群眾運動的配合來整黨，試圖克服過度官僚化的傾向。在勝利和全國掌權后，官僚主義傾向當然難免更加嚴重。其后，伴隨計劃經濟的設定，官僚體系所管轄的范圍更大規模擴大，也更加精細化。那樣的龐然大物，不可避免地更附帶人們普遍認作“官僚主義”的常見弊端：如媚上欺下、脫離實際、蔑視民眾、重形式過于實質、僵硬化、一刀切等。最終，甚至成為激發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改革期間，國家已經轉向依賴規范化、法制化和科層制專業化來應對內卷化官僚主義的傾向。但即便如此，其由上而下的集權化治理態度根深蒂固，所管控的范圍雖然伴隨去計劃經濟改革而有一定的壓縮，但也加上了眾多伴隨現代化而來的新專業性管轄領域。長期以來的一些官僚主義弊端難免依然存續;“官僚主義”貶詞仍然是人們慣常使用的一個關鍵詞。
在現代化過程中，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無論舊式的官僚制度還是新式科層制化的體系都帶有官僚主義的傾向。即便是創建現代理性科層制理想類型理論的韋伯本人，在其晚期也特別突出了其科層制所附帶的“鐵籠”型官僚主義傾向弊端，因此而探索、創建了“領導型民主”(leadership democracy)的新設想來應對該問題，提倡借助明智的領導人來克服現代科層制所附帶的鐵籠問題。
現今中西之間的不同首先是，中國的治理財力和資源相對稀缺，但官僚體系需要應對的民眾更多，其所管轄的范圍也相對仍然要大得多。同時，對民眾來說，能夠借助來抵御官僚主義的個人權利又較薄弱、模糊。結果是，弊端也相對更加嚴峻。
以筆者比較熟悉的高校管理體系為例：中美的一個關鍵不同是，美國的高校管理重心主要在最基層的系一級，無論是教員的學術成績的審核評估，還是新教員的聘請，還是學生的分數和學位，主要權力都在本系的教授們，那是應對官僚主義的有效方法。其體系的一個關鍵信念是，那樣才會達到真正專業化的執行。中國則完全不同，主要權力不在教員們而在教育管理機關。正是在后者那里，由負擔沉重又多有不懂學術也不懂專業的官員們來制定越來越多的一刀切規定和要求。
譬如，采納自以為乃是“科學的”量化管理，設定研究生們的論文發表量化指標，包括對各種不同刊物的量化等級劃分，實質上是一種計劃經濟做法。結果是，研究生們被迫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滿足官僚們設定的要求，而且，有意無意中僅能遵照本領域的“主流”傾向來做研究，不然便更難在“核心”刊物發表。許多學生會采用某種時髦的引進的“理論”與/或技術來寫(不用花太多功夫的取巧性)論文。結果是，排除真正創新性的和需要大量時間的真正有分量的學術探索。學術研究也因此越來越內卷化，只見量的膨脹，罕見實質性的創新和提高。
更有進者，在國家有意識地借助個人利益激勵為潤滑劑來盡可能破除管理體系的僵硬化傾向下，還會冒出遠比西方科層制下要常見得多的地方官僚和與基層社會中的逐利勢力結合的現象。兩者一旦結合，會逐漸成為越來越多的政府政策和行政實施的常態，逐步排除其他的可能。這種現象在農村政策和治理中特別明顯：國家投入越來越多，但成效越來越低。它是農村調查人員常見、常討論的問題。那也是可以用“內卷化官僚主義”來概括的另一種癥狀。
▍去內卷化的小農農業
面對以上討論的巨大內卷化現實，人們較難看到、體會到“去內卷化”的正面現象。但對中國今天和未來的走向來說，對后者的認識也許比對內卷化的認識更為重要。我們需要認識去內卷化的機制才可能真正認識內卷化的含義。
在農業方面，以下因素的交匯已經促成一定程度的去內卷化。其中至為關鍵的是，國家使用聯產承包責任制來賦權（經營權）、賦能予小農戶。在城市快速發展所導致對高檔蔬果、肉禽魚的市場需求的大規模擴張下，越來越多的小農戶轉入了相應的經營，特別是一、三、五畝的小、中、大拱棚高附加值蔬菜(包括反季節蔬菜)種植，幾畝地的果園，和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的小農戶農產品生產。國家則在提供肥料、塑料、優質品種和技術等投入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結果是“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新農業”的大規模興起。如今，那樣的農業已經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總耕地面積的1/3，推進了新型的“隱性農業革命”——之所以說是“隱性”，是因為它來自農產品結構的轉型，而不是傳統的某幾種農產品的畝產量的提高，因此較難洞察。這種新農業大規模提高了小農戶的收入。雖然在該過程中，也顯示了一定程度的一窩蜂轉種某種新農產品，從而導致價格下跌和收益遞減的一種側面現象。但總體來說，無疑堪稱一個新型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新農業革命”。
但這樣的發展較少會被人們認識到。即便是國家政策（可見于歷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一直到最近的兩三年方才真正關注到小農戶的成績和貢獻，初步展示了從過去一貫優先關注規模化農業（大農場）的偏頗，轉向重視小農戶的創新和發展潛力。這是個與“內卷化”相反的動向，尚未被大多數的人所認識到。它是國家新采納的“振興中國鄉村”的戰略決策的部分內容——雖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中仍然有一定成分的依賴舊型“規模經濟效益”理念，將“小農經濟”視作落后的、沒有前途的實體的長期以來的錯誤認識。
▍新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
在小農業之外，治理體系方面的去官僚主義內卷化的動向也容易被人們忽視。人們大多將中國的“改革”簡單視作向西方的“市場經濟”的“轉型”，有的更簡單將其視作向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現代科層制化的轉向。殊不知，從中國自身的演變歷程來看，它實際上代表的是一個從高度內卷化的計劃經濟和官僚主義體系出發，有意識地讓權、賦權予社會的改革：先是將土地經營權賦權賦能予小農戶，而后是將市場創業權力和權利賦予不僅是小農戶，更是城鎮市民。同時，還由中央賦權賦能予地方政府，在行政體系中廣泛采用了(中央)發包予地方政府，也包括政府通過“項目制”發包予社會人員(包括學術界人員)，借此來激發由下而上的積極性。
這些做法與其說是來自西方，不如說是來自傳統的“集權的簡約治理”中的“簡約治理”。它是個有實效的去官僚主義內卷化的政策和機制。我們應該看到，以上轉述的改革期間的“轉型”釋放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能量，推動了相當規模和深層的農業和治理體系上的“去內卷化”。
國家如今已經基本拋棄了過去革命傳統中的、由上而下的群眾運動，不再借助可能趨向極端的高度感情化、甚或群眾暴力化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極端群眾運動。代之而來的是上述的有序賦權和賦能。
其背后的理論模式不是西方的、抗拒國家權力的“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更不是其所虛構的“無為”國家，而是一個政黨—國家體系。相對“社會”來說，它不是一個被認作與其對立的實體，而是一個將社會/人民視作與國家二元合一的治理進路和設想。如今，國家已經朝著放權賦能予社會的方向邁出巨大的步伐，成功地釋放了強大的能量。今后，應該會繼續邁出更多類似的步伐。我們可以預期，那樣的方向將包括賦權賦能予諸如農村社區(尤其可見于最近的“集體產權改革”和“振興中國鄉村”的戰略決策)、其他社會團體——包括媒體、專業團體、院校及其教員們、社區合作社，城鎮社區居民委員會、商會，以及各級的人民代表大會等。
筆者倡議，將人民積極參與設定為國家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標準和條件。這樣的方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同于西方的社會vs.國家二元對立建構，更符合中國式的簡約治理傳統，以及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傳統治理理念。也更符合今天憲法和黨章所申明的謀求“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方針和理念。它的走向既不是西式相對政府的“民主主義”，也不是革命時期的“群眾主義”，而是一種更為中允、更可持續的新型“人民主義”。政府積極納入民眾的參與和能量，借助人民的參與和主體性來克服長期以來的經濟和政治內卷化弊端，才是真正的現代中國治理模式的走向和愿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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