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及主要分支學科,自然辯證法已經得到了較為普遍的承認與接受,盡管圍繞著它的爭議始終沒有停止。少數持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思想對立觀點的人,一直以自然辯證法為“關鍵證據”,認為這是恩格斯對馬克思思想的“僭越”。但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創立“新唯物主義”之初,即已看到自然科學和現代工業給自然界帶來的巨大變革,主張必須研究自然科學的發展歷史與最新成果,從而“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運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這就是他們進行自然辯證法研究的共同初衷。爾后,恩格斯完成了對自然辯證法的系統建構。他在《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等一系列著作中,充分運用當時自然科學的重大發現和豐富資料,描繪了整個自然界發展的辯證圖景,闡明了辯證法的基本規律。鑒于當前學界關于《自然辯證法》這部著作的研究頗豐,系統闡釋《反杜林論》中自然辯證法思想的成果較少,本文專門以此為主題展開論述。
辯證法取代形而上學的必然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各種思維形式中,辯證法無疑是最高的一種,它是人們正確認識自然界、人類社會和精神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基礎。與辯證法相對立的則為近代以來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為了揭示這兩種思維方式的實質從而辨明它們之間的優劣,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作了簡要的思想史回溯。
當人們運用思維能力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精神活動進行考察時,首先呈現出來的是一切事物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交織場景,其中的任何東西都在運動和變化、產生和消失。恩格斯認為,這種原始的和樸素的但實質上正確的辯證法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但原始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固然揭示出萬事萬物所構成的整體聯系的現象及其一般性質,卻沒有對具體事物加以詳細說明。把具體事物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系中抽出來,分別研究它們的特性、原因和結果等,這首先是自然科學和歷史學的任務。
真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肇始于15世紀中葉,其巨大進步意義在于,將自然界的有機體分解為各個部分,對各種自然對象和自然過程作分門別類的研究。但與此同時,這種做法也帶來了過猶不及的后果:從孤立的、靜止的、不變的觀點,去考察各個自然物和自然過程。隨著這種考察方式被移植到哲學而轉變為經驗論方法,就形成了影響歐洲思想界數世紀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典型特征為非此即彼,換句話說,一個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更不能同時是自身又是別的東西。表面看來,這種思維方式非常符合常識因而極具可信性,并且可以適用于相當廣泛的、大小不同的領域。實際上,它一旦超過適用范圍就會變得片面、狹隘、抽象,乃至陷入不能解決的矛盾中。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只見到區別、存在、靜止、局部,而不見聯系、變化、運動、整體。
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所提供的豐富材料,充分佐證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結底是辯證地發生的。為了精確地描述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獲得相關的正確認識,辯證法取代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是必然的趨勢,其主要產物即為德國古典哲學。在恩格斯看來,康德所提出的星云假說中對斥力與引力之間相互作用的描述,實屬辯證法的典型表現;黑格爾哲學的最大遺產則在于辯證的思維方式,也就是將整個自然的、歷史的、精神的世界描述為一個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并試圖揭示這個過程的內在聯系。然而,黑格爾哲學卻由于顛倒了觀念與現實的關系而陷入自相矛盾,最終成為哲學體系建構的一次巨大的、最后的流產。
基于對德國古典哲學上述根本缺陷的深刻認識,產生了現代唯物主義即“新唯物主義”。恩格斯指出現代唯物主義在歷史觀上和自然觀上無不顯現出辯證的本質。一方面,它徹底批判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揚棄了用“天真的革命精神”否定全部人類歷史的做法,在把歷史歸結為人類發展過程的前提下,以探索歷史運動規律為任務。另一方面,與18世紀法國舊唯物主義和黑格爾哲學將自然界理解為永恒不變的循環運動的整體相反,現代唯物主義主張自然界也具有歷史性,其一切皆為有生有滅的過程。現代唯物主義的產生,意味著以往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那種哲學的終結,因為它要求每門科學都弄清楚自己在事物及其相關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這樣,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能夠獨存的,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的一切皆可納入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的范圍。
批判復蘇舊自然哲學的幻想
與辯證法取代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相伴隨的,是現代自然科學對傳統自然哲學的揚棄。這里的傳統自然哲學,是指用邏輯思維來解釋自然界諸象及其內在聯系的理論體系。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客觀條件和主觀認識的限制,以謝林和黑格爾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無法占有充足的科學材料,轉而通過抽象原則來推導出關于自然界的知識體系。在17世紀和18世紀,自然哲學因推測出一些自然規律而大為流行,但是也提出了許多荒謬的見解。隨著自然科學在19世紀的巨大進步,特別是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人類進化理論等重大發現,使得從整體上考察自然界各領域間的聯系成為可能。現代唯物主義的產生,進一步推動了運用辯證法即自然界自身的聯系,來考察自然研究的結果,從而宣告了以觀念來代替現實的自然哲學的終結。
在現代自然科學取代傳統自然哲學的必然趨勢下,杜林在《哲學教程》中所構建的自然哲學,看似強烈批判了以謝林為代表的傳統自然哲學,實則仍舊幻想著復蘇這樣的自然哲學:“用觀念的、幻想的聯系來代替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系,用想象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臆想來填補現實的空白。”這種自相矛盾的逆歷史潮流的幻想,勢必受到恩格斯的嚴厲有力反駁。
根據杜林本人的解釋,自然哲學應以把握研究現狀、厘清核心概念和重釋基本原則為起點,揭示宇宙的基本規律和有機物的發展規律。其主要觀點有:克服傳統自然哲學的無知與混亂的狀態,彌補純實證主義在哲學知識方面的缺陷,將自然界解釋為“整個現實的完整內容,即一切可能性的承擔者”;區分純數學(包括數量、時間、空間等)和機械(包括物質和機械力)這兩種認識自然的基本概念,明確定數律和它所產生的自然觀;世界在時間上有開端、在空間上有界限;純數學概念唯有在表達物質的機械關系時方具有真正意義,換言之,物質和機械力是時間和空間的實際承擔者;物質的量具有不變性,物質和機械力的統一是宇宙從不變到運動的中介;從無機界向有機界的發展,即簡單的機械運動和有生命的思維活動的聯系,是量的積累而非質的飛躍。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依據物質運動形式的發展順序,即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運動和生物運動,圍繞時間和空間的真正意義、物質和運動的關系、從無機界向有機界的轉化、生命的本質和起源等問題,展開了與杜林之間的思想論戰。他具體分析說,現實世界中的時間永恒性和空間無限性,與數學中為了便于計算而設定的有開端的無限數列,絕非同一回事。杜林所謂的定數律,不過是對康德的首個二律背反定律的照搬照抄。無限的內在矛盾即它是由許多有限組成的,使得無限性成為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無止境過程。時間和空間作為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同物質之間是不可分割的且并無先后之別的。解答物質世界產生之謎的關鍵,在于對物質與運動的關系的把握。杜林把不變和運動分別解釋為物質和機械力的統一、對立,究其實為黑格爾的“自在”“自為”概念的“變種”。唯有探究生命從最低級向最高級發展的全部形式,揭示在這個過程中所實現的質的飛躍,方可謂對自然界的真正理解。
自然辯證法的科學闡釋
單純反駁杜林的自然哲學并非恩格斯的理論訴求,正面闡釋自然辯證法的主要觀點與基本規律,使人們得以較為系統地把握它,更好地用于認識和改造現實世界,方為恩格斯撰寫《反杜林論》的最終目標之一。
就一般的意義而言,運動作為物質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屬性,涵蓋從簡單的機械運動到人腦的思維活動的全部變化過程。恩格斯指出,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運動和生物運動等各種形式之間,是相互區別的又相互轉化的。任何的靜止和平衡,只有相對于運動的各種具體形式才具有意義。當然,一切物質運動形式均可不同程度地轉化為簡單的機械運動,絕不意味著機械運動是物質運動的全部。抹殺運動形式的特殊性,等于否定不同物質形態即具體事物之間的質的差別,從而無法認識物質世界。時間和空間是物質運動的存在形式,物質運動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統一。所謂有限性,是指具體物質的運動,它們在時間上有生滅,在空間上有方位。具體物質的消亡并不代表著它們的憑空消失,而只是其運動形式的變化。正是各種相互聯系的具體物質的不斷產生和消亡,也就是運動形式的變化多樣,構成了整個物質世界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無限性。
既然連最簡單的機械位移中已存在矛盾,而全部的運動形式本身都包含著簡單機械位移,那么,矛盾客觀地存在于包括自然界在內的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恩格斯認為,矛盾規律作為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是探究一切事物運動變化的根本方法之一。矛盾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質量互變則為事物運動變化的基本形式或狀態。量變是質變的必要前提,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這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貫通。量變引起質變,事物在新質的基礎上又開始新的量變,如此循環往復,形成質量互變規律,反映著事物發展的漸進性和飛躍性的統一。從水的聚集狀態變化到碳化物的同系列,皆可證明質量互變規律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
在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雙方的轉化引起了否定之否定。在恩格斯看來,否定之否定規律包含著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其中,肯定是事物原初的存在狀態,否定則是對肯定的限制或規定而非消滅。否定之否定同時取決于過程的普遍性質和特殊性質,它不僅包括對事物原初存在狀態的否定,還有對這個否定的揚棄。否定之否定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還是自然界的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發展規律。它本身不是神秘的公式,而是通過考察整個自然界及其各種事物而得出的科學結論。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科研啟動項目“比較視野下的《反杜林論》思想研究”(2020YQNQD007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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