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幾天，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和隱私保護為名，強行推動微軟收購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旗下的產品TikTok，可以說是繼中興、華為后美國對中國企業的又一次無理打壓。即使美國拿不出任何TikTok威脅國家安全或侵犯隱私的證據，僅僅是“中國開發和運營”就足以使這款軟件在美國遭受質疑和打壓的“特殊待遇”。該事件后，中國民眾最大的反應是，曾經高唱自由競爭精神、拼命將市場制度輸出到第三世界國家的美國，怎么在今天“活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樣子”?

　　我們之所以驚訝于美國變臉之快，是因為長期生活在西方建構的關于“自由市場”的神話中，沒有看到在“自由市場”話語的幌子之下，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在實踐中遵循的另一套隱秘線索——“國家理由”。國家理由學說認為，國家為了謀取公共福祉和權勢，在必需時可以運用不合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本文通過對西方近代史的分析，分析了西方國家政治領域“國家理由”學說的形成，以及國家權力基于國家理由對經濟領域的操縱。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現代化與工業化并非是在自由市場環境下發生的，而是在國家之間不擇手段的瘋狂貿易戰中逐漸發展的。一旦經濟領域被國家視為競爭工具，國家就會毫不猶豫地奉行“為贏得競爭而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因此，我們大可不必驚詫于當前中美乃至世界其他經濟體之間有違市場理性和商業道德的爭端，反而應該認識到，正是由于西方政治傳統的這一底色，我們不應輕信一套“自由競爭市場”的神話，就經濟談經濟，而應該認識到一旦國家間競爭的強度高到震裂了這一神話的外殼，國家理由這一隱秘的內核就會顯露出來。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8月刊，原標題為“西方工業文化中的“國家理由”。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西方工業文化中的“國家理由”

　　工業文化是一個含義復雜的概念。作為中國工業主管部門推行的一種政策，“工業文化”一詞指向了一種與工業化進程相伴生又推動了工業發展的價值觀體系。自亞當·斯密后，西方工業文化被主流經濟學賦予了自由競爭及與之相關聯的企業家精神等一般性意象，以成本、收益為考量的市場理性成為西方工業文化的顯性標識。然而，考諸歷史，哺育了工業革命的西方工業文化其實早于工業革命出現，而“國家理由”在工業文化的形成中長期起著支配與支撐作用。進入20世紀后，西方工業文化中的國家理由逐漸被市場理性所遮蔽，在某種程度上被逐出了相關話語場域，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理由從西方工業文化中消失。相反，國家理由一直是西方工業文化的隱秘內核，并不時通過貿易戰等極端形式重返視線。

　　▍國家理由的誕生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西方工業國家的基本制度，與之相聯系的私有產權、自由競爭、企業家精神、市場理性等要素往往被認為是促使西方成功踏上工業化道路的原因，還被寫入了開給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現代化藥方中。然而，工業革命并非在歷史的真空中橫空出世。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工業革命經歷了漫長的經濟積累，而這一積累過程與西方國家政治上的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進程是同時發生、相互交織的。雖然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國富論》，正好與英國工業革命開啟的時代一致，但是《國富論》所抨擊的各種國家干預政策直到19世紀40年代后才真正取消。換言之，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在一個廣泛干預了市場的重商主義政權下發生的。這是探討工業革命起因時無法回避的一個歷史次序。

　　作為一種經濟現象，工業革命與工業發展的確依賴于競爭機制，競爭及其觀念也的確是西方工業文化最重要的內核之一。不過，對西方世界的工業革命而言，競爭具有層次性。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只是西方工業革命的一個層次，而在市場之上，國家之間的政治與軍事競爭則構成了更高層級的競爭，它既激勵了工業革命，又宰治著工業革命。如果說市場經濟是企業間的競爭在西方工業文化中的投射，那么國家間的競爭在工業文化中則反映為“國家理由”。

　　“國家理由”(英reason of state，法raison d'État，或被譯為“國家理性”)指的是一種為實現國家利益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價值體系。它是西方政治學自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形成的重要觀念，是西方世界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特殊政治形勢的產物。在歐亞大陸的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自古羅馬帝國崩潰后長期分裂的狀態是比較特殊的。15世紀以降，歐亞大陸出現了一系列廣土眾民的大帝國，如東亞的明、清帝國，南亞的莫臥兒帝國，以及西亞的奧斯曼帝國等。這些大一統帝國的實際政治統合程度存在差異，對廣袤疆域的控制力亦時強時弱，但在形式上能夠將多種民族與多元文化置于一個統一政權的管理下。而歐亞大陸西側的歐洲不僅在政治上缺乏大一統帝國，在思想文化上也因為基督教的宗教改革運動陷于分裂和對立。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以及后來拿破侖帝國恢復大型帝國的野心，都因無法突破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限度而無一例外地破滅了。在漫長的中世紀歷史中，由于不存在一個強大的國家勢力，天主教道德對國家行為起著規范、約束的作用。統治者要發起戰爭，需要首先證明自己在宗教或道德上的合法性。然而，隨著近代國家的興起，歐洲各國陷入紛亂的戰爭中，而羅馬天主教會的偽大一統無法為歐洲各政權提供事實上的安全保障。為了不亡國，以生存為首位的政治體需要以非道德化的手段追求非道德化的目標。當中世紀道德已不能滿足近代國家的需求，就必須出現新的價值觀為國家在現實政治中采取的有違舊道德的行為做出辯解。此時，國家理由學說為新興的主權國家掙脫中世紀大一統的文化與制度束縛提供了武器。

　　國家理由學說認為，國家為了謀取公共福祉和權勢，在必需時可以運用不合法律和道德的手段。第一個宣揚這種冷峻的現實主義新價值觀的人是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在以城市國家為單位展開列國競爭的意大利，不僅在文藝上啟蒙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也因為長期持續的紛爭狀態而率先進行了關于政治體制與政治學說的各種試驗。國家理由的觀念就是這一政治試驗的成果之一。馬基雅維利教導君主“要保留那些不會使自己亡國的惡行”，稱“如果沒有那些惡行，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的話，那么他也不必要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備而感到不安”。他大膽地宣告：“一位君主……不能夠實踐那些被認為是好人應做的所有事情，因為他要保持國家，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后來的德國史家梅尼克(Fridrich Meinecke)將歐洲思想史中的國家理由系譜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梅尼克如此界定國家理由：“‘國家理由’是民族行為的基本原理，國家的首要運動法則。它告訴政治家必須做什么來維持國家的健康和力量。國家是一種有機結構，其充分的權勢只有依靠允許它以某種方式繼續成長才能夠維持，而‘國家理由’為此類成長指明途徑和目的。”梅尼克指出“權勢屬于國家的本質”，因為“沒有權勢，國家就無法貫徹自己維護正義和保護社會的任務”。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謀求更大權勢，是國家理由的出發點與落腳點。

　　從本質上說，國家理由是對列國并立格局在思想上的承認，也為列國競爭格局下各國追求國家利益的行為提供了辯護。直到20世紀前，這種國家層面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都是西方列強奉為行動準則的指導思想。譬如，為了維護法國的國家利益，身為天主教紅衣主教的法國首相黎塞留不憚與新教國家結盟，對抗與法國同屬于天主教陣營的哈布斯堡帝國。這是最標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也是國家理由的范本。不過，正如行動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腓特烈大帝在宣傳上對馬基雅維利口誅筆伐，國家理由并未能在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領域確立絕對霸權。相反，梅尼克敏銳地意識到了現代西方世界的某種精神分裂，即國家理由與繼承自中世紀天主教的倫理與法律之間強烈而痛苦的沖突。他將這種思想上的緊張狀態描述為“一種不斷被喚起的感覺”，那就是“冷酷無情的‘國家理由’確實有罪——忤逆上帝、違背神規之罪，破壞往昔美好時代法律的神圣和不可褻瀆之罪”。這種精神分裂使國家理由成為一種具有原罪的思想觀念，對于現代西方的政治文化有著深遠影響。

　　如果說國家理由為國家間競爭提供了合法性辯護，那么制造業就是這種競爭的具體手段。制造業對于國家間競爭的作用體現在：國家間軍事斗爭的武器是由一部分制造業直接提供的，而另一部分制造業則通過創造財富，為國家供養純消耗性的軍事組織提供了財政收入。因此，雖然民間的制造業經營者是以市場競爭、成本與收益為核心關切的理性人，但對國家而言，制造業是權力斗爭中的重要手段。相對于制造業經營者之間的競爭，國家間競爭的層次更高，這是因為任何制造業經營者都必須接受特定國家的統治。所以，在現實世界中，一旦制造業被國家視為競爭工具，則國家理由將從政治領域延伸至經濟領域，對市場理性起著決定作用。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理由會時時干預市場理性，也不表示國家理由與市場理性是對立的，相反，國家理由很可能會放任或利用市場理性來為自己服務。但國家理由的決定性給了國家理由在其自認為的關鍵時刻或適宜時機凌駕乃至壓制市場理性的權力。換言之，從理論上說，國家理由在經濟領域里同樣會奉行為贏得競爭而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國家理由在西方國家經濟領域的滲透是在思想觀念的漫長交鋒中逐漸發生的。這一過程中有大量問題必須從思想和理論上予以回應，比如：在一個農業社會里，如果農業經濟足以自我循環，為什么必須將資源導向制造業?發展制造業要采取何種手段，是指望市場自發誘導還是依靠政府投資培育?當政治上的國家理由明顯與經濟上的市場理性相違背時，要如何取舍選擇?……在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與辯護過程中，一個新的觀念體系形成了，這便是西方工業文化的母體——一種關于制造業的文化。而馬基雅維利主義則是這一文化的內核之一。

　　▍知識與權力：一種關于制造業的文化

　　制造業是工業的主要組成部分，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制造業的現代化。雖然制造業遠自人類文明鴻蒙初辟就已誕生，但是在古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農業都是古代各大文明經濟體系的基礎，并被賦予了文化上的重要性。比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武器的制造對于各諸侯國兼并戰爭的成敗有著重要影響，“耕戰”思想被最終取得勝利的秦國付諸實踐。在“耕戰”思想中，農業具有基礎性的戰略意義，工商業受到限制，以免與農業爭奪勞動力等資源。古羅馬帝國的工程技術和武器制造技術也是帝國擴張的利器，但工匠在羅馬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被社會報以敵視態度。這種輕視、鄙夷制造業從業者的心態，在諸多文明中持續了很長時間，形成了結構性的文化。因此，文藝復興之后西方世界逐漸形成的新的關于制造業的文化，就和日后的工業革命一樣，既是西方世界率先邁出的歷史腳步，也為西方世界一度領先其余各文明奠定了觀念基礎。

　　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產生了關于制造業的新觀念，將制造業視為知識與權力相結合的一個載體，以及國家贏得國際競爭的重要手段。14世紀末，一位希臘出身的紅衣主教在意大利寫信給拜占庭帝國統治者，稱：“制鐵技藝，如此之有用，對人類如此必要，缺了它將無法順利地從事戰爭或政治。”并建議派遣年輕人到意大利學習機械、冶鐵、軍火制造和造船技藝，將其引進希臘。這種對制造業的推崇就是文藝復興時代新知識的物化顯現，而這位主教主張學習這些知識的目的之一，正是為了增強國家的權勢。這種國家理由驅使下對制造業的重視，逐漸在西方世界內部造成與崇尚農業的古典思想之間的文化斷裂。

　　英國文藝復興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對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做出了理論表述，其“知識就是權力/力量”的思想廣為流傳。培根大力推廣的新文化禮贊知識，宣揚由知識探索帶來的進步。在培根眼里，知識的重要性只在于知識揭示了權力賴以運行的規律：“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于一;因為凡不知原因時即不能產生結果。要支配自然就必須服從自然;而凡在思辨中為原因者在動作中則為法則。”這種通過知識探索得到規律、并將其轉化為人類支配自然的力量的邏輯，正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思想條件。因此，培根雖然沒有對西方科學做出研究層面的實質性貢獻，但他推動了一種有益于科學發展的文化的形成。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認為，培根可以被視為一名“文化企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其最大的遺產，“就是在文化上接受將有用知識的拓展視為經濟增長之關鍵因素的觀念”。

　　培根對科學知識轉化為實踐力量的提倡,使得他高度肯定制造業的價值。在《新工具》中，培根認為科學“真正的、合法的目標”是“把新的發現和新的力量惠贈給人類生活”，但他同時指出，絕大多數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只偶然有“智慧較敏，又貪圖榮譽的工匠”投身于新發明。這一判斷將制造業的從業者工匠抬高為將知識與實踐結合起來的先驅。培根在其極具影響力的著作中為有用的知識與工匠式的實踐提供了辯護，賦予了制造業更高的社會地位，營造了有利于制造業產生革命的社會心態。這為后來英國工業革命提供了理念和文化層面的準備。工業革命中大量的技術發明正是來自工匠在生產實踐中的經驗積累。值得指出的是，對于作為國務活動家的培根來說，有用的知識首先是一種國家權力的工具，而非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因此，培根對制造業的重視從根本上是基于鞏固國家權力的動機。　　

　　培根高度重視制造業中的勞動。他寫道：“往往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勞動比產品更寶貴’，即工作和運輸比原材料更寶貴，更能使一個國家致富。”他看到了制造業創造財富的本質是勞動，并認識到施加于原材料之上的勞動能夠提升商品的附加值，使國家獲得更多財富。與培根相仿，一些同時代的英國作者也強調制造業的本質是勞動。他們肯定勞動中的實踐性知識與技藝，并賦予了制造業以勤奮、自立等美德。這種觀點在16、17世紀的英國商業界和思想界很有市場。托馬斯·孟(Thomas Mun)在1621年出版的著作中將財富分為兩種：“一種是天然的，國土本身的產物;另一種是人造的，靠人們的辛勤勞動創造。”進而指出：“如果要生活得好，要繁榮和富裕起來，我們必須想方設法地通過貿易來出售我們的多余產品，換回外國貨幣和我們需要的物品。這里，辛勤的勞動開始起作用，它不僅增加了海外貿易并支配其方向，而且還保持并提高了國內技藝。”孟的論述在國家富強、勞動、勤奮、技藝和制造業之間建立起了邏輯關聯，構建了一種將制造業賦予崇高道德意義的新文化。在18世紀工業革命爆發前，英國的許多關于制造業的論說都采用了上述培根和孟的基本的邏輯。

　　▍扶持制造業：經濟領域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在上述制造業文化中，不僅制造業服務于國家，國家也開始扶持制造業。而近代早期西方國家扶持制造業的具體方式，可謂極盡馬基雅維利主義之能事。例如，直到1570年，英國海外貿易的結構主要還是出口原材料、進口制成品和奢侈品。這種處于劣勢的貿易結構引發了許多商人、政客和知識分子的不滿。對他們來說，制造業的發展被視為國家間競爭的一部分。例如，16世紀前期的一位作者寫道：“這個王國有三種物產：羊毛，錫和鉛;只要它們能在王國里被加工，所有人都將有口飯吃。”

　　正如政治領域的國家理由觀念從意大利向整個歐洲擴散，經濟領域內重視制造業的文化同樣起源于意大利，并逐漸傳播至歐洲其他國家。今天英語中表示制造業的詞語“manufacture” 源于意大利語“manifattura”，它正是在16世紀英國對意大利制造業文化的學習中,逐漸取代英語中原來用于指稱制造業的詞語“artificialtes”和“artificial wares”的。為了扶持本國的制造業，歐洲各國的統治者先后采取了被亞當·斯密稱為重商主義的政策。這類政策通過扭曲市場，將資源要素導向國家所看重的產業部門。15世紀后期，英國都鐸王朝的亨利七世已經開始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培根的《英王亨利七世本紀》記錄了當時重商主義政策的內容及動機：“國王希望他想支配和維護的和平……帶來財富和繁榮……我們的民眾要從事技術和手工藝工作，國人要更加自立，避免閑散，不再花自己的錢買外國人制造的物品。但僅有這些還不夠，還要規定凡從海外帶回來的商品，都可用來生產國內的商品，這樣國內儲備的財富就不會因貿易逆差而減少。”在介紹亨利七世的另一項政策時，培根指出了扶持本國造船業和航運業與增強國家軍事力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為了使海軍更強大，國王還規定……來自加斯科涅和朗格多克的葡萄酒和靛藍只能由英國船只運回國，將英國古老的關注富裕的政策調整為關注強大。”可見，重商主義政策是十足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它將經濟視為發展軍事力量的手段，并且以壓制別國經濟勢力的方式扶持本國產業，即使有違市場理性和國際性的商業倫理也在所不惜。

　　為了扶持本國的制造業及其配套產業，西方各國的政府和學者想到的手段主要是關稅。從15世紀后期到17世紀后期，英國存在著持續不斷的鼓吹國家以關稅等手段扶持制造業的思想潮流，也產生了包括《航海法令》在內的相關政策。17世紀后期的經濟學家威廉·配第稱：“對于已經加工完成馬上可以消費的一切商品課稅時，稅率不妨高到使其售價稍稍高于國內生產或制造的同類商品——假如其他條件相同而能夠自行供應的話。”這是明確主張用提高進口關稅的手段來扶持本國制造業。在這種馬基雅維利式扭曲市場交易的政策背后，是英國對意大利與荷蘭這些先行于英國的西方制造業強國或地區的羨妒與敵意。1672年爆發的第三次英荷戰爭，便起因于英國對荷蘭“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指控。然而，率先采取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其實是英國人：早在1660年及1662年，英國就為了打擊荷蘭毛織業兩次通過了禁止羊毛出口的法案。此外，英國人也警惕地關注著同樣采取重商主義政策的法國制造業的興起。1697年，英國國務活動家約翰·波列芬(John Pollexfen)寫道：“我們從前只盯著荷蘭，將其視為唯一的競爭者;現在，法國人靠不屈不撓地發展工業來推動貿易，這附帶增強了他們的海上力量，明顯要比荷蘭人危險。”同樣的威脅論論調也用來指責從中國進口的瓷器和從印度進口的棉紡織品。可見，由國家理由支配的英國制造業文化，為萌芽中的西方工業文化的內核注入了一種強烈到近乎狹隘的競爭心態，用包括戰爭在內的一系列重商主義政策打擊其他國家。這種政策有違市場理性和公平貿易，但促進了英國制造業的發展。英國正是憑借長期的馬基雅維利式政策，從西方世界制造業的追趕者變為領先者。

　　▍以國家之名：西方工業文化未中斷的傳統

　　隨著時間的推移，馬基雅維利式的經濟政策遇到了基于市場理性的經濟思想的反對。英國國內對自由貿易的呼聲日益高漲，主張廢除用于扶持本國制造業的保護性關稅。在李嘉圖之前，作為自由貿易理論根基的比較優勢學說已經以較為粗陋的面貌問世。活躍于18世紀初的英國人達維南特(Charles D’avenant)指出：“不同土地和國家出產不同的產品是一種跡象，表明天意要它們相互幫助，相互供應必需品。”達維南特并不排斥制造業或國家競爭，他排斥的是在制造業的國際競爭中使用扭曲市場的馬基雅維利式政策。用他的話說，貿易“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它自行尋找航道”，而政府對待貿易“應當在總體上像上帝那樣加以仁慈的照管……其他一切則應聽其自然”。達維南特對于成本控制有著執著的追求。他認為，如果英國毛織品生產能做到“低價向所有國家出售”，自然可以“打消一切人建立毛織品制造業的念頭”。而在達維南特眼里，產品的低價取決于勞動力與原材料成本的低廉。所以，他一方面積極鼓吹英國廢除《濟貧法》、設立“貧民習藝所”以便“強迫貧民從事勞動”，另一方面又反對發展原材料不產自英國的制造業如絲織業，因為這種產業無法在英國生產出廉價商品。他舉出的例子是：“荷蘭人最近將法國光亮綢蓋上他們的印記運到我國，盡管交付了運費和關稅，仍能廉價出售，擊敗了我國的光亮綢制造商。”這個例子批駁了重商主義者們馬基雅維利式政策的有效性。

　　達維南特實際上建構了一個與培根和孟等人不同的增長模型。在培根等人的增長模型中，制造業依靠知識驅動，國家權力為制造業降低外來競爭的沖擊，制造業以其出口鞏固國家權力。在這一模型中，知識是競爭的關鍵。而在達維南特的增長模型中，成本是競爭的關鍵，國家權力對制造業采取放任態度，而制造業依靠本國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降低成本。最終，制造業的出口是為了財富的增長而非國家權勢的擴張。兩種增長模型的本質區別在于對增長動力的判斷不同。盡管達維南特舉出了保護政策失敗的例子，但正如孟等人指出的那樣，一些資源貧乏的國家如荷蘭也發展出了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制造業，這與達維南特模型的預期并不相符。究其原因，制造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的成本是動態的，而知識是一種可以改變資源成本的變量。從機制上說，權力所起的作用與知識相同，盡管權力更多的只是為知識改變資源成本的過程創造便利條件。然而，知識的生產與應用具有不確定性，不像天然的資源稟賦具有更高的可預判性，這就使得培根式增長模型較之達維南特式增長模型具有更高的實施成本。由于種種原因，18世紀的英國在工業革命的展開過程中，自由貿易思想慢慢取代了保護主義思想，其最終形成的工業文化更偏向達維南特式增長模型而非培根式。19世紀的亞當·斯密在強調市場理性支配下的自由貿易這一點上，就完全承襲了達維南特等早期的自由貿易論者。

　　但是，自由貿易論者達維南特卻是支持英國建立海上霸權的，這一點也被斯密繼承了。正是在這一點上，斯密露出了其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馬腳。斯密雖然主張市場理性、反對國家扶持制造業發展，卻在《國富論》中對英國用于排擠荷蘭的《航海法令》贊不絕口，稱這個法令的有些條目雖然是基于“民族仇恨”制定的，但“卻是像深思熟慮的結果同樣明智”。斯密支持《航海法令》是因為它“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蘭安全的荷蘭海軍力量為其目的”，進一步說，“由于國防比國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國各種通商條例中，航海法也許是最明智的一種”。一個鼓吹道德情操的自由主義者對“民族仇恨”如此公開地褒揚，即使是最大膽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聞之亦會瞠目結舌。被斯密稱贊的法令條目包括禁止使用荷蘭的船舶與英國貿易，以及對非英國的捕魚業課以重稅。此外，斯密對于重商主義者慣用的補貼政策，也基于國家理由而給予肯定：“如果某一種制造業確是國防所必需，那么靠鄰國供給這種制造品，未必就是聰明的辦法。如果這一種制造業非獎勵即不能在國內維持，那么對其他一切產業部門課稅，來維持這一種制造業，亦未必就不是合理的。對于英國制造的帆布及火藥的輸出獎勵金，也許都可以根據這個原理來加以辯護。”在《國富論》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表述：“在戰爭或政治上，鄰國的財富，雖對我國有危險，但在貿易上，則確對我國有利益。”不經意間，斯密暗示了《國富論》的核心主張是不考慮“戰爭或政治”條件下的貿易問題。事實上，整本《國富論》都散發出一股不易察覺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氣息。斯密不僅不否定國家理由，還將國家理由置于市場理性之上。

　　從近代早期的制造業文化向19世紀古典工業文化的過渡，就是這樣一個“去馬基雅維利化”的過程。培根宣揚的知識與權力的結合依然是其核心，然而在“知識”被闡發為以創新為特征的企業家精神的同時，“權力”則被有意識地淡化了。國家理由隱而不彰，工業競爭在觀念上被局限于市場層次，馬基雅維利主義被更為道德化的自由貿易說辭取代。然而，這種轉向只是一種偽善的伎倆，其本質是英國通過馬基雅維利式政策取得工業化優勢后尋求道義上的制高點來壓制其他國家的工業化。且看英國人李嘉圖暢想自由貿易如何“把文明世界的各民族結合成一個大同社會”：“葡萄酒得以在法國和葡萄牙釀制，谷物得以在美國和波蘭種植，而金屬制品和其他商品得以在英國生產。”問題在于，金屬制品是武器裝備的基礎，當金屬制品只在英國生產時，對其他國家意味著什么?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促使其他國家的部分精英不得不以競爭心態推測英國的實際意圖。于是，美國的漢密爾頓提交了《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呼吁新生的合眾國以培根和孟鼓吹過的方式扶持制造業;德國的李斯特則直接控訴英國人說一套做一套，一如當年英國人對荷蘭人的指責。這種后來者指責先行者言行不一的戲碼在后來的歷史中一再上演，而關稅、補貼等實踐中的馬基雅維利式政策卻從未停止過，只不過新的西方工業文化代言人已經少有如斯密謳歌《航海法令》那般率直了。

　　▍小結

　　當市場理性的話語支配太久后，隱藏于行動中的國家理由偶一登上觀念的前臺，還是不免令人驚駭與不適。在學界，主流經濟學將達維南特式增長模型和斯密傳統發揚光大，視“貿易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都變得更好”這一信條為經濟學的“十誡”之一，避而不談國家理性支配下的馬基雅維利式殘酷競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意識到這個世界仍然是利維坦們爭斗的舞臺。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今天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渲染，正如波列芬當年拿法國制造業的威脅來恐嚇英國人;今天美國在高科技產業上的對華封鎖，與17世紀英國禁止羊毛出口荷蘭如出一轍;而今天美國企圖通過關稅戰來轉移產業鏈，不正是英國《航海法令》曾經干過的事情?

　　作為西方工業文化的內核，“國家理由”的觀念誕生于西方近代國家長期紛爭、始終無法實現大一統的狀態中。它深植于西方文化的觀念體系中，對國家行為有著長期、深刻的影響。因此，我們大可不必驚詫于當前中美乃至世界其他經濟體之間有違市場理性和商業道德的貿易爭端。反過來說，正是由于西方工業文化的這種本質性特征，我們也不應就工業論工業、就經濟談經濟，而應該認識到在西方工業文化所塑造的全球工業競爭格局下，國家之間馬基雅維利式不擇手段的競爭隨時可以凌駕于遵循市場理性的公平競爭之上。自由競爭、市場理性、企業家精神、勤奮倫理……不管西方工業文化呈現出何種樣貌，一旦國家間競爭的強度高到震裂了這一文化的外殼，國家理由這一隱秘的內核就會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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