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種現代社會的普世價值。民主有很多模式，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很多國家采納的是自由民主模式。自由民主是一種被自由主義規范的民主觀，這種觀點認為自由是民主的目的，也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就是一種靠自由競爭選擇統治者的方法，這種方法賦予人民在不同政黨之間選擇統治者的權利。

　　蘇聯解體之后，自由民主被推廣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但是與人們預期的相反，自由民主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發展機遇，反而帶來了治理混亂。由于自由民主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土壤，因而制造了大量托馬斯·卡羅瑟斯(Thomas Carothers)教授在《轉型范式的終結》中提出的停留在灰色地帶的“無效多元主義”危機，很多國家甚至秩序崩潰、四分五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自由民主的無效危機蔓延到發達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共識瓦解、社會斷裂、民粹興起，黑天鵝事件頻發。

　　自由民主的無效危機源于它無法解決現實問題。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面臨最嚴重的兩個問題是貧富分化和政治極化，自由民主由于自身理論盲點，恰恰對這兩個問題回應乏力。自由民主是一種依托于自由主義的民主觀。自由主義是伴隨資產階級革命興起的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貴族制和君主專制，所以自由民主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政治平等和限制國家權力，這導致它忽視經濟平等和國家能力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

盲點一：忽視經濟平等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

　　自由民主是一種認為統治和壓迫只存在于政治領域的民主觀，這使它忽視了民主與經濟不平等之間存在的內在張力。馬克思曾經深刻地指出，在消滅了封建專制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統治的核心領域在經濟領域。自由民主不僅沒有將資本權力的壟斷地位看作對民主的威脅，反而認為資本自由放任是民主的前提。冷戰之后，隨著自由民主觀在世界各地泛濫，各個民主國家都不再重視資本監管和財富再分配，將民主僅僅等同于一系列政治自由指標。資本在全球流動一方面推動了經濟發展，一方面又造成經濟發展成果沒有全民共享。財富在各個國家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惡化了自由民主運行的政治環境，代表資本利益的壓力集團在國家政策制定中具有超乎尋常的影響力，這使國家政策無法平等回應各個階層的利益訴求。2008年之后發達國家頻繁爆發的民粹主義運動，就是全球化利益受損方對民選政府回應性缺失的反抗。發達國家的左翼政黨在無力抗衡資本的情況下，在戰略上選擇了從經濟左翼向文化左翼的轉型，他們不再聚焦于傳統左翼政黨關注的經濟不平等議題，轉向關注性別、種族、性取向等身份不平等，這種戰略轉型無意中配合了資本統治精英的階級瓦解政策，把馬克思眼中具有統一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分化成一個個無法聯合的身份共同體，這為經濟危機中極右翼政黨上臺創造了條件。歷史告訴我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右翼政黨上臺總是對外戰爭和對內種族主義的前兆。右翼政黨本質上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它應對危機的方針不是在民族國家內部進行財富再分配，而是通過向國外轉嫁危機去滿足國內人民的訴求，此外，為了保證本國資產階級不受到大眾政治的沖擊，右翼極端領袖還會在民族國家內部尋找替罪羊，以此平息主體民族的憤怒。無論是對外轉嫁危機，還是對內轉化矛盾，右翼政府都沒有真正解決造成危機的根源，即由資本積累邏輯導致的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應對貧富分化問題，需要走出自由民主的理論盲點，實行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的統一，努力使民主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盲點二：忽視國家能力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

　　由于自由民主無視資本霸權對平等的威脅，它只能將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的貧富分化問題轉化為中下層不同身份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身份政治與黨爭政治疊加，自由民主在世界各國普遍制造了政治極化危機。克服極化政治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消滅利益紛爭的根源，另一種是依靠強大的國家能力去整合利益沖突。第一種方法不具有現實可能性，第二種方法需要國家具有超越黨派利益的自主性。自由民主將民主等同于競爭和分權，它很難正視黨爭政治在危機時刻的缺陷。自由民主的理論盲點和制度設計決定了越是在政治極化時期，它越傾向于放大而不是彌合黨派私利，因此不僅無力解決政治極化問題，反而會將極化政治發展為否決性政治，在內斗中引發越來越嚴重的社會撕裂，嚴重的，還會造成秩序崩潰和國家分裂。

　　要解決政治極化問題，需要克服自由民主的理論盲點，意識到國家自主性和建立在國家自主性基礎上的國家能力是民主政府有效運行的關鍵。民主不是限制國家權力，而是在國家權力中嵌入人民的權力。因此，民主的有效，以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為前提，強調國家在整合利益沖突、維持社會秩序、保證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發揮基礎性、主導性作用。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像自由民主那樣從國家和社會對立的角度進行制度設計，將國家看作民主的反面，刻意分散和制衡國家權力。在現代社會，民族國家是民主政治運行的載體。首先，沒有一個能夠提供基本秩序、安全、規則和服務的有效政府，任何形式的民主都不可能將一個國家引向善治。這意味著在一個缺乏價值、宗教、族群認同的國家，競爭性選舉模式的民主不是最佳選項，它會把一個國家引向分裂，我國辛亥革命之后陷入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的局面，很大程度就是自由民主的分化性所致;其次，現代民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只有通過政策輸出才能變為制度績效，這意味著應該把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和結果看作比制度模式更為重要的檢驗民主的指標;最后，自由民主強調國家的本源是個人，但在實際生活中，任何個人都是軟弱無力的，并且在客觀上都分屬于不同的階級或利益集團。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真正在全國范圍內代表公共利益的只有國家，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因為黨派紛爭和政治極化不能表現出獨立性和自主性，喪失利益整合能力，無法維護公共利益，那這個國家就不是一個有效民主國家，自然會陷入政治極化的困境無法自拔。新冠肺炎爆發之后，我們能夠更深刻地體會到自由民主對社會危機的應對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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