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鋼｜顛倒的“主奴辯證法”

　　保馬編者按：

　　今年是革命導師列寧同志誕辰150周年，保馬推送白鋼老師《顛倒的“主奴辯證法”：俄蘇列寧主義式政黨與國家體制的成就與困境》一文，以示紀念。文中，作者對20世紀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列寧主義式政黨做出了自己的反思。在作者看來，列寧主義式政黨與它所植根的希臘-基督教傳統，特別是東正教傳統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當它試圖挑戰，以至于“顛倒”源自這一傳統的“主奴辯證法”時，它繼承了蘊含在后者中的不平等關系。當這一政黨形式保持其革命理想時，它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地區成功地動員、組織起了廣大分散的群眾，使社會主義實踐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現實性;而當理想褪色，黨的機體逐漸與國家機器融為一體時，這一政黨形式則演變成了缺乏人民主體參與的高度僵化的官僚統治模式。今天，當我們重新思考列寧主義的遺產時，應該注意到“顛倒的主奴辯證法”所內含的局限，特別是單向度的黨群關系以及人民救世主心態。革命者對于自身要時刻保持謙虛謹慎、不自欺欺人的態度，須知“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毛澤東)。

　　顛倒的“主奴辯證法”

　　——俄蘇列寧主義式政黨與國家體制的成就與困境

　　文/白鋼

　　導言

　　本文的前半部分為舊作，出自《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一書的第一章對社會主義道體的論述。從整體結構而言，在列寧主義式“顛倒的主奴辯證法”之后，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師生辯證法”為繼承與超越。

　　對于已經熟悉這部分討論的讀者，可以著重看本文最后幾段，即“這種列寧主義式政黨與國家體制的最重大問題在于：一旦失去了激情(而這幾乎在后革命時代不可避免)，就會呈現出高度的非人格化特征”之后的內容，是近來有感而發所新寫的。

　　東正教傳統與列寧式政黨的建立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與早期基督教的教義中，都有著在理想狀態的共同體取消財產的私人占有、乃至取消體現這種私人占有關系的婚姻-家庭的主張，在此意義上常被視作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的先聲前驅。

　　但二者的理想社會依然包含著尊卑等差與支配關系，在《理想國》中居于最高地位進行統治的是哲人王，而在基督教中則是上帝。

　　無論是空想社會主義傳統，還是蘇俄的社會主義實踐，均深受這兩支傳統的影響。

　　正是在東正教這一最強烈地保留著信眾對于宗教領袖之虔信遵從的宗教組織形態啟發下，列寧主義式政黨被創建起來：

　　它具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鋼鐵一樣的紀律始終是列寧主義政黨最重要的形式特征)和高度的組織動員效能，它將東正教基于傳教原則的基層教眾-基層教會(以主教為核心)-各級高層教會(以高級主教、都主教、大主教為核心)-最高教會(以牧首為核心)的教會組織架構創造性地轉化為基于黨建原則的基層群眾-基層黨組織-各級黨組織-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政黨組織架構，進而形成了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治原則。

　　從這一傳統出發，還隱含著黨的中央委員會服從黨的最高領袖的意味。

　　當這種列寧主義式政黨保持革命理想的時候，它可以非常迅速地發展壯大：

　　黨的任何一個基層組織，以類似于基層教會通過傳教發展信眾的方式爭取群眾，黨員“既以理論家的身份，又以宣傳員的身份，又以鼓動員的身份，又以組織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1];

　　黨員類似宗教圣徒般的深謀遠慮、堅定信仰、高尚品質、為理想拋頭顱撒熱血的獻身精神、不惜犧牲自己拯救人民的熱誠意志，能夠幫助黨在群眾中很快獲得廣泛的認同、信任與追隨。

　　俄國共產黨(及其前身社會民主黨)曾與民粹主義有過持久的斗爭，列寧著作中有大量的與民粹派進行論辯的內容。

　　相對于民粹派秉持的對于人民無條件服從、以人民為師的自然主義立場，列寧極深刻地指出，人民自身無法作為一個有力量的整體對抗腐朽的制度，它需要由一個更強大的、更有組織的政黨來加以領導。

　　列寧時刻

　　針對當時盛行的將經濟斗爭作為工人運動核心工作的“經濟主義”傾向，列寧做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論斷：

　　“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2]，而從外部來灌輸這種階級意識的只能是作為先鋒隊組織的列寧主義式政黨，通過這樣的階級意識灌輸過程，黨“把工人提高為革命家，而決不是……把自己降低為‘工人群眾’”[3]。

　　借助于黨從外部將階級意識賦予群眾，無產階級革命得以可能。

　　這一理論最核心的要義在于：

　　無產階級革命所依靠的根本不是尚處于“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而在于由“自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政黨階級從外部灌輸-賦予其階級意識，領導其進行革命。

　　這一理論極高明地捕捉住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存在與階級意識的可分離性，從而根本上回應-解決了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與地區是否可以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和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

　　正是伴隨著列寧這一偉大的理論發現與相應的建黨實踐，俄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迎來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國的新紀元，它的源頭可以被命名為“列寧時刻”。

　　“列寧時刻”包含著最富天才的對于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把握，對無產階級政黨所孕育的主體性的洞察與弘揚。

　　它使得社會主義實踐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席卷全世界的現實性。

　　它極大地改造和超越了其所植根的希臘-基督教傳統，開啟了屬于自己的世界歷史-世界文明史的時代。

　　與此同時，在它的核心處也保留著希臘-基督教傳統的深刻印跡，這種文明道體內在的印跡也深刻地影響了它后來的命運。

　　單向度的黨群關系

　　即便在列寧主義式黨與人民的關系最為緊密融洽的階段，一種源自東正教、進而源自古希臘傳統與基督教傳統的根底處的不平等，一直頑固地橫亙在二者之間。

　　黨和人民的關系始終是單向度的：黨是人民的領導者、監督者、教育者，類似東正教會之于民眾、牧首之于教徒。

　　對黨而言，只有到群眾中去使之“提升”，沒有“降低”為普通群眾的從群眾中來的環節;只有黨領導人民、監督人民、教育人民，沒有黨接受人民領導、監督、教育的環節。

　　它對人民的感情，在最高尚無私的意義上，類似于神對凡人的圣愛(agapē)，這同樣是單向度的。

　　這種單向度的黨群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顛倒了的“主奴辯證法”：

　　黨作為覺悟了的主人，主動放棄了對于奴隸即群眾的統治地位，它拯救了人民，因而成為了人民的依靠和救世主;

　　它從外部灌輸-賦予人民做主人的意識，因而比人民更高明更偉大。

　　建立在這種本質上即不平等的黨群關系基礎上的制度，特需依靠革命理想維系上下的共識。

　　當蘇共長期執政地位的形成固化，對外又擺脫了特別嚴酷的斗爭環境，黨的革命熱忱和革命理想逐漸退卻。

　　這種強調單方面的領導、支配、教育關系的制度，演變為缺乏人民主體參與的高度僵化的官僚統治模式。

　　這種列寧主義式政黨與國家體制的最重大的問題在于：

　　一旦失去了激情(而這幾乎在后革命時代不可避免)，就會呈現出高度的非人格化特征。

　　顛倒的“主奴辯證法”

　　顛倒的“主奴辯證法”，使其習慣性地以一種高高在上的、類似神靈注視人間的心態去看待人民。

　　它的人民救世主的身份定位，決定了它必須回應幾乎一切民眾的訴求，其中既包含著大量合理的需求(needs)，也有極為眾多無法滿足的要求(wants)。

　　它所構造的政黨-國家體制，擁有超常的組織能力與資源整合能力，能夠實現許多在競爭性選舉制度下的政黨-國家所不可能完成乃至不可想象的任務，這使它自己和長期以來習慣于依賴它的民眾都認為，它是無所不能的：

　　于是一切無法被滿足的訴求，都會被歸結于體制對民眾意愿的漠視，“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它的威能類似霍布斯意義上的利維坦，卻無法如利維坦般隨心所欲。

　　它做了大量的事以滿足民眾的訴求，卻因為神像般的漠然面目無法讓民眾感到親近。

　　它不斷地付出努力，也在同時不斷地消耗自己的信用與合理性。

　　它與民眾的單向度關系，使它對于民眾訴求的判斷，很容易陷入脫離實際的境地，又因缺乏足夠的互動機制與溝通習慣，而經常性地引發民眾的誤解。

　　于是，一種治理的困境出現了：它越是努力地滿足各種它所認定的民眾核心訴求，越是付出努力取得成功，就越是容易引發民眾的不滿。

　　它取得的所有成功，都被視作是理所應當的，從而激發更多的訴求，令它力所不逮之處更密集地暴露出來。

　　它所長期依賴的垂直的高度科層化官僚體制，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去引導紓解民眾的訴求與因訴求無法滿足而產生的巨大不滿。

　　處于這種機制中的官僚集團，在缺乏足夠激勵的情態下，習慣性地認為，現實會且應當配合體系運作的邏輯(而不是體系邏輯去匹配現實)，習慣性地抵抗任何對于常態化體系運作模式的偏離，以程序、規則的正當性推卸需要發揮能動性去承擔的真實責任，直到這種常態模式被某次突發的重大例外所打破。

　　帶有非人格化的漠然面目的體制，面對突發性重大例外時的遲滯失措，又會進一步加深民眾對其不滿與質疑。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件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顛倒的“主奴辯證法”意味著，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論的知識精英主動放棄主人身份，領導原先作為奴隸的勞動人民進行革命、構造新型社會的新道路。

　　但是，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導-依附這些主奴辯證法中衍生的范疇依然頑強而深刻地影響新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

　　因而，當國家主義者不斷稱頌這一體制的巨大力量與成就、凸顯其作為民眾保護者意義的同時，自由主義者會不斷攻擊其對于民眾權利的漠視與壓抑。

　　它們均看到了這一體制的非人格化面目，并以幾乎截然相反的方式做出反應。

　　真正的問題在于：

　　這一體制是否真的需要這種非人格化面目？

　　顛倒的“主奴辯證法”中作為解放者的主人，是否能將自己從救世主的自我認識中解放？

　　注釋：

　　[1] 列寧《怎么辦?》，《列寧選集》第一卷，296頁，人民出版社1960。

　　[2] 同上，293頁，類似的論述還出現在同文的247頁：“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

　　[3] 同上，340-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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