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的內涵與外延并非一成不變。近些年來，軍事、政治以外的國家安全因素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研究方興未艾，但是在全球化的喧囂中，由于受控于壟斷資本的國際主流媒體的引導，技術能力非對稱狀態給后發展國家所帶來的新型安全威脅常常被人們無視和忘卻，生物技術領域的現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生物技術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發展最為迅猛的研發領域之一，由于它與生命現象有關，與人自身的安全直接相關，因此具有格外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本文提出了生物欠防備的概念，初步討論了生物技術研發活動及其應用對國家安全尤其是人口安全和生態安全帶來的沖擊，分析了生物技術研發與應用過程中特有的安全威脅以及生物技術被有意識用于安全威脅的現實可能性和嚴重危害性。
一、生物技術已經成為威脅國家安全的前沿因素
國家安全的內涵是在不斷演化的，需要我們不斷更新認識。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往往首先服務于軍事和國家安全戰略，生物技術也不例外。生物技術在保障國家安全的諸多努力中都發揮著關鍵作用，而其特點又決定了它所造成的威脅在效果上能夠達到戰略級別，因此生物防御已經被推到了國家安全防線的前沿。
（一）國家安全的內涵在發展演化
科學技術與國家安全的關系一直受到重視。20 世紀 80 年代，西方學者已注意到戰略技術與國家安全的密切關系。90 年代初，聯合國在日本仙臺市召開裁軍會議，主題就是“科技的發展趨勢及對國際和平、安全保障的影響”，會議明確提出， 科技是未來安全保障的關鍵。
生態環境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受到關注，國際上一些政治家認為威脅國家安全的不只是外敵入侵和犯罪活動，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生物多樣性銳減、外來物種入侵、因資源危機所引起的爭奪資源糾紛，同樣危及國家的未來和發展，直接影響國家的安全。
生物技術在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發展迅猛，其影響面極廣，涉及微生物、動植物、生態環境、醫學、農業、糧食、生化戰爭、生物恐怖主義、人的健康、人口安全等方面，其覆蓋領域是其他任何技術都無法比擬的。又由于它與生命現象有關，與人本身的健康和安全有關，因此具有格外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新興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往往發端于軍事領域，生物技術也不例外。2003 年，美國學者提出了生物戰爭的一種新的形式和發展趨勢——基因組戰爭。即使在商業領域，生物技術也具有相當的敏感性和危險性，其研發、應用、擴散、商業化過程均可能對人類社會帶來安全威脅。在現實中，這種威脅更多的是技術優勢一方施加于技術劣勢一方。生物技術的發展，也催生了新的戰略安全威脅模式。美國學者在 2003 年提出，可以發展一種新型生物戰劑作為戰略武器，對特定平民人口隱蔽施用，達到使目標人口“絕育、致癌或者體質衰退”的長期效果。—旦這種武器投入使用，受害國將承受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其危害可以和艾滋病給亞非拉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相比擬，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總之，科學技術的發展一直在對國家安全的內涵產生影響，技術能力的發展會增加威脅國家安全的模式和手段，科學技術的濫用也會危及社會安全，對此應當予以足夠的重視。還需要指出，隨著現代科技的日益復雜化和專業的日益細化，其監管難度也在加大，在保障國家安全方面，既要防范蓄意的威脅因素，也要防范意外的威脅因素(比如事故)，因為其危害后果可能同樣嚴重。
（二）生物技術研發的特點與風險
一般而言，科學研究以及技術的開發應用，可能對人類社會帶來三類風險 ：
第一類風險是認識上的風險。比如藥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夠大的試驗樣本才能充分暴露 ：在早期脊髓灰質炎疫苗中存在的有致癌風險的 SV40 病毒，是在疫苗已經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發現的。這類風險可能給人們帶來傷害。這樣的風險和傷害無法絕對避免，也是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代價。但是這樣的風險應該設法控制，比如對新興技術，先小范圍試點，確認安全或掌握了風險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廣，就是一種相對穩妥的做法。但是，這種謹慎所需要的時間和成本往往是急于獲取利潤的資本利益所不愿和不能忍受的。
第二類風險是偶然的事故性的風險。比如，醫學研究機構儲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水災、地震、車禍等)的破壞而釋放，造成人員感染。這種風險，同樣不能絕對避免，所以需要采取格外的安全措施。1984 年 12 月 3 日凌晨，印度中央邦博帕爾市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下屬的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設于博帕爾貧民區附近的一所農藥廠發生氰化物泄漏事件，2 000 多名博帕爾貧民區居民當場喪命，后來更有2萬人直接死于這次災難，20萬以上博帕爾居民永久殘廢，當地居民的患癌率及兒童夭折率大幅上升，生態災難的影響至今無法消除。
第三類風險是技術成果被用作武器，比如用于生化戰爭和生化恐怖主義。若干國家在這方面投入巨大資源進行研究。1991 年沙漠風暴戰爭時人們最擔心的危險是生物武器炭疽菌。而引起流感的 H1N1 病毒，有學者認為其來源是從實驗室泄露出來的，即人造病毒。
上述三個層面的風險與危險，貫穿于生物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全過程。由于現實人類社會的復雜性，上述風險往往難以區分。國家敵對條件下，技術先進一方對技術落后一方，可以把第三類風險進行偽裝并宣稱為第二類或者第一類風險。例如，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臭名昭著的日軍細菌戰部隊對中國城鎮進行鼠疫傳播，731 部隊石井四郎等罪犯很清楚，他們在占領區和戰時中國所進行的細菌攻擊有可能被認為是自然爆發， 這也是他們使用感染鼠疫的跳蚤的原因之一。
現代生物技術是指在體外將核酸分子插入載體分子，構成遺傳物質的新組合并將之摻入到原來沒有這類分子的寄主細胞內，而能(使之)持續穩定繁殖的技術 ;也有學者認為，生物技術是指以現有生命科學和其他基礎科學為基礎，利用先進的工程技術手段，按照預先的設計改造生物體或加工生物原料，生產出所特定的產品或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主要包括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發酵工程和蛋白質工程以及克隆技術、納米技術、基因芯片技術等新技術。
生物技術的發展賦予科學家和工程師前所未有的技術能力。2001 年，澳大利亞科學家發現，老鼠感染了一種類似天花而被認為是溫和的病毒，出人意料地致使大批老鼠的免疫力下降而死亡 2002 年美國科學家利用化學方法合成了天花病毒。2010 年美國人在實驗室中通過化學合成方法創造出世界上首個人造細胞。——這種能力如果應用于軍事武器研制或者其他邪惡目的，其后果不堪設想。
迅猛發展的生物技術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安全的問題，諸如轉基因動植物的潛在危險性、克隆技術所帶來的倫理學問題和法律問題、基因歧視和基因鴻溝問題、基因武器災難、生物資源保護等問題，尤為令人矚目的是生物恐怖問題。“生物恐怖”已經成為一種新戰爭樣式， 具有易行性、散發性、隱蔽性、突發性、多樣性和欺騙性等特點。這些特點使得發動生物恐怖襲擊的門檻遠低于常規戰爭。比生物恐怖更具一般性的是生物威脅的概念。生物威脅，一般是指由能夠產生強烈傳染性致命疾病的病毒、細菌以及基因片段(本文特別強調基因片段作為生物威脅載體的重要性)對人類社會正常發展造成威脅，甚至危及國家安全的一種態勢(生物威脅既可以源于惡意，也可能源于事故)。生物威脅具有隱蔽性和擴散性等特點，極易在社會中造成恐慌心理，改變人流、物流、財流的具體流向，使大量生產和生活活動中止，從而使國家社會經濟的運行鏈條出現重大偏移，嚴重時可能誘發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生物技術具有一些極為獨特的特點。俄羅斯專家沙瓦耶夫將全球性危險根源分為三類 ：大自然、人類社會以及人類創造的技術和工藝世界。而生物技術威脅則能夠橫通于三者之間。生物科技不同于信息技術，生物科技本身就具備對人的破壞能力，有很大的威懾潛力 ;在安全層面，具有極強的不確定性、不可知性和無規則、無秩序性。生物科技又不同于核技術，生物科技與人類生活發展密切相關，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驅使其必然向更普遍、更復雜發展。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與生物技術相關的某些產品，比如疫苗和轉基因主糧，具有史無前例的人口覆蓋性，一旦這些產品出現污染等事故，或者被用作潛在的戰略工具，將產生無法估量的后果。例如，通過強制的計劃免疫渠道，疫苗可以覆蓋 100% 的目標人口，轉基因主糧則可以送達目標人口的全體，含有轉基因成分以及草甘膦成分的轉基因食用油，通過食堂、餐廳等渠道，可以覆蓋幾乎全部在校學生以及現役兵員。作為生物技術應用的例子，轉基因食品和疫苗的最大的、突出的、區別于傳統產品的特點是，收益方與風險承擔方相分離。這一點具有格外的意義，也涉及中國政策設計和司法管轄的諸多方面，而中國轉基因技術的關鍵從業人員，具有復雜的國際背景，更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這類風險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我們認真分析并嚴肅對待，任何一點疏忽和僥幸心理都將可能造成國家安全方面的無可挽回的損失。
（三）生物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已經成為國家安全防線的前沿
由于生物技術所特有的敏感性、危險性和戰略性，各大國對生物技術與國家戰略和國家安全的關系均高度重視。
2003 年，首都醫科大學秦篤烈教授對美國生物國防戰略進行了分析，并提出 21 世紀生物醫學將成為國家安全的前沿 。早在 1999 年，俄羅斯生物武器專家肯 •阿列別克(Ken Alibek, Канатжан Алибеков)教授即已提出“生物國防”的概念。2003 年，美國科學家聯盟主席亨利 • 凱利(Henry C. Kelly)指出，生物學在抗擊疾病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這些進展很容易被恐怖分子濫用。他認為，美國在處理生物學對國家安全威脅方面準備不足 2002 年，美國布什總統簽署《公共衛生安全以及生物恐怖主義的警戒和應對法》和《反生物恐怖主義法》。2003年，布什總統提出生物屏障(亦稱生物盾牌 Bio-Shield)10 年計劃，投資 60 億美元。 2004 年，美國政府發布的《 21 世紀生物防御》確定了美國生物防御威脅評估、預防保護、監測檢測、應對恢復等方面的主要目標和措施。2004 年 8 月起，美國食品反恐對策正式開始實施，向美國出口的食品須進行義務注冊登記。2005 年，美國政府制訂了美國農業反恐合作戰略計劃。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美國環境保護署這五大部門聯合起來參加食品反恐行動，共同保障美國食品的安全供應。2005 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七國集團成員國同意建立一個國際細菌戰危機處理中心和疫苗庫，其所要應對的傳染病可能是自然發生或者是被恐怖分子故意傳播的。 2009 年 11 月，美國政府出臺《應對生物威脅國家戰略》，顯示美國政府把對生物防御的關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0 年 5 月，奧巴馬政府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重申了應對生物武器威脅是國家安全的頂級優先方向。該戰略將生物襲擊與疾病大流行等列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2010 年 7 月 2 日，奧巴馬頒布《提高管制生物劑與毒素安全行政命令》。根據 2010 年的報道，美國 2001-2011 財年軍隊以外生物防御經費資助已達到 618.6 億美元。其中，2011 財年生物防御經費預算為 64.8 億美元。“生物盾牌計劃”單獨預算、單獨撥款，截至 2010 年該計劃的撥款額已達到了 55.67億美元，主要撥給了國土安全部。2011 年 3 月，美國生物安全領域的重要專家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就“生命科學發展對國家安全的影響”議題召開研討會。會議披露，在美國有 130 萬人在從事生命科學相關領域的活動，且數量在不斷增加。會議認為，對潛在的合成生物威脅很難監管，存在嚴重的生物安全隱患。生命科學技術的擴散給美國帶來了監管挑戰和安全關切。 已公開的信息表明，美國至少有六個與反生物恐怖準備及反應活動相關的聯邦機構，已建立和研發的應對生物恐怖的信息系統共 72 個。
上述事實充分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不僅在認識上高度重視，而且已經在政策層面把生物威脅上升為對國家安全的戰略威脅，并采取了切實的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并格外強調跨國和跨部門協作——生物技術是國家安全的前沿，絕非虛言，也不是未來展望，而是嚴峻的現實。
二、中國處于生物欠防備狀態
生物防衛或生物防御(Bio-defense)，最早是指軍隊應對生物武器威脅所采取的應對措施。隨著生物威脅范疇的擴大，生物防御所包含的領域也在不斷擴大，包括應對生物戰、生物恐怖、生物事故、新發突發傳染病等。生物防御能力關系國家安全，許多國家都在加強生物防御能力建設。本文對生物防衛、生物國防、生物防御這三個詞語未作區分。生物防備(Bio-preparedness)則是指生物威脅或者自然災害發生時的良好的應對準備情況。生物防備的內涵和外延要大于生物防御。生物安全(Bio-security 或者 Bio-safety)，是指生物正常的生存和發展不受轉基因活生物體(Genetically Modi?ed Organisms，GMOs)的商品化及人類現代生物技術活動侵害和損害的狀態。現實條件下，生物安全必須通過國家的生物防衛和生物防備才有可能獲得。
“生物欠防備”(Bio-unpreparedness)是本文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在現實生物安全威脅面前準備不充分和應對不夠有效的狀況。具體而言，是指與國家所面臨的生物威脅(含惡意進攻、意外事故以及自然災害)相比，在認識方面、政策法規方面、技術能力方面存在比較嚴重的不適應，現有的認識和實踐不足以保護國家免受生物威脅的損害，致使國家安全受到比較嚴重的威脅。本文認為，中國處于生物欠防備狀態。如果特別考慮源自潛在敵人或者恐怖分子的生物威脅，則可以認為中國亦處于一定程度的生物欠防衛(Bio-defenselessness)狀態。
（一）中國對生物威脅的防范現狀
由于對現代生物技術應用的風險認識不足，中國初期的立法更多著眼于促進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和產業化的發展，而未重視對生物技術風險的辨識與防范。中國早期的轉基因生物安全的主管部門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1997 年生物安全的國家行政主管部門轉由農業部承擔——而農業部是轉基因技術產業化的主要推動方，由其負責轉基因產品的安全評價顯然難以擺脫利益關聯的嫌疑。事實上，中國轉基因產品(例如轉基因水稻)非法擴散的問題十分嚴重，愈演愈烈，已經損害了中國的法制尊嚴，也已引起歐盟相關進口國的不滿。
中國關于維護國家環境安全、生態安全的法規還不夠健全，在實施環境資源法律法規方而，有些人還沒有把依法保護環境提高到維護國家安全的高度，因此對轉基因物種的非法擴散問題采取了默許和縱容的態度。中國動植物衛生檢疫法律法規體系不完善，標準體系不健全， 檢驗檢疫法律體制從立法到執法存在內外不統一的問題，由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林業局、農業部、國家質檢總局等多個不同部門實行分頭管理，難以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中國立法環節對某些重大變化反應滯后，比如對大量用于食用油原料的轉基因大豆，國內外研究均證明其中所殘留的農達除草劑(以草甘膦為主要原料)對人和動物健康存在危害，但中國國家標準對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含量未做限制， 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國成為全世界草甘膦殘余含量最高的轉基因大豆的進口國。
對于外國勢力采集中國人血液基因樣本，包括在境外采集華人基因樣本，中國法律處于監管不力甚至無法監管的狀態。從 20 世紀 90 年代至今，美國等國家的有關機構從來沒有停止過采集中國人種基因樣本。直到 2010 年，仍有美國機構在全美大范圍采集華人的基因樣本，其采集對象為到達美國不滿 5 年的華人。——而研制新型生物武器的途徑之一就是“對戰劑進行修飾，使之可以針對特定人群的遺傳或養育特征”。簡言之，美國等西方國家采集中國人基因樣本的時間跨度和地域范圍以及人口數量，均十分宏大，不用國家戰略無以做出合理解釋，必須警惕這些活動背后的軍事和戰略動機。
雖然中國在生物安全方面也開展了許多工作，但對生物反恐的理解表現膚淺，不具備條件的實驗室違規從事有關高致病性動物病原微生物的實驗活動屢禁不止，轉基因技術研發活動中的不規范行為司空見慣?？傮w來說，中國對生物威脅的認識不到位，既沒有充分意識到生物威脅的廣度，也沒有充分意識到生物威脅的深度，更沒有明確認識到生物威脅是對國家安全的戰略性威脅。由于認識不到位，造成政策、法規的滯后，中國生物安全立法的法規級別較低，立法體系不夠健全，遠不能適應中國面臨的相當嚴峻的生物安全問題。從而，中國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在生物威脅面前采取了不設防開放的態度，使國家安全面臨極大的危險和被動。
（二）中國面臨的生物威脅
按照前面對技術活動風險的分類，中國面臨的生物威脅可以分為三類，即， 認識風險、事故風險和惡意風險。其中事故責任方和惡意威脅的發動方，又可以分為個人、商業組織、慈善機構、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國家政權、國際軍事組織和恐怖主義組織等。
認識方面的威脅，指的是由于沒有認識到或沒有充分認識到風險的危害后果，疏于防備而帶來的危險。而認識過程本身，則經常受到技術以外因素的干擾， 甚至嚴重干擾。比如，由于對轉基因物種配套使用的以草甘膦為主要成分的農達除草劑的病理毒理缺乏認識，中國含有草甘膦殘留的轉基因大豆制成的食用油處于無監管的任意流通狀態，其對民眾的健康造成損害的程度處于無人問津、無人調查、無人掌握的狀態。而某些有話語權的學者則反過來以無研究為理由，強調未見危害證據——這種邏輯是十分荒謬的，完全無視和違背科學研究的一般認識規律，武斷地排斥新發現的科學證據。事實上，國內外學者關于草甘膦對人類健康負面影響的研究相當豐富，2013 年 4 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史蒂芬妮 • 瑟內夫 •(Stephanie Seneff)、安東尼 • 薩姆塞爾(Anthony Samsel)等發表的研究結果，系統收集整理了全世界 286 份科技文獻，從統計學和生物學機理的角度， 詳細闡述了草甘膦污染與糖尿病、不孕不育、肥胖病、癌癥(乳腺癌、肝癌、多發性髓質瘤)、胚胎發育異常、腎上腺功能異常、自閉癥、多動癥、炎性腸道疾病、克羅恩氏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抑郁癥、惡病體質、老年癡呆癥、帕金森病、腦血栓、腦出血、神經性厭食癥、維生素 D3 缺乏癥、鋅缺乏癥等數十種疾病存在因果關系。轉基因物種的擴散和草甘膦的大量施用，還直接影響到生態環境， 而中國鮮有這方面的研究報道。
認識方面尤為需要關注的是轉基因技術研發與商業應用的相關風險，主要涉及轉基因作物的雜草化，對本地生物多樣性、非靶標生物與有益生物的威脅，靶標生物的抗性、轉基因食品可能對人體的毒性和致敏反應等。具體包括 ：(1)轉基因逃逸(即基因污染)，已經發生了抗除草劑基因“污染”雜草的 DNA 的案例， 這會使雜草獲得抗性，成為“超級雜草”。“基因污染”的危險在于，它是一種可以自己增加擴散的污染，且過程不可逆。(2)轉基因技術及產品對生態平衡的影響。相對于傳統農藥來講，轉基因作物可能會帶來更嚴重的生態問題。事實上農達(Round-up，美國孟山都公司開發的專利廣譜除草劑，其主要成分是草甘膦) 的使用量連年攀升，已經說明轉基因技術并不能減少農藥使用量。(3)轉基因作物作為食物進入人體會出現某些毒理作用和過敏反應。國外已有兒童飲用轉基因大豆豆漿產生過敏反應的報道，美國曾發生轉基因西紅柿導致過敏的事件。目前對轉基因工程食品安全性評價一般采用“全食物飼喂嚙齒類動物實驗”的方法，但是，1983 年，西班牙有幾百人死于摻了次品的菜籽油，而老鼠吃了這些菜籽油卻安然無恙，這說明用嚙齒類動物來做實驗的測試手段從原理上無法保障人類的安全。
關于事故和惡意帶來的威脅，主要與覆蓋超大規模人口的生物技術研發活動中人的活動有關，尤其是與能夠逃脫中國主權管轄和司法管轄的外國人的活動有關。比如外國人插手中國疫苗制備過程所帶來的巨大風險——無論對疫苗的污染出自事故還是故意，所造成的后果都是我們無法承受的。需要特別指出，疫苗事關中國人口安全，對兒童具有 100% 的強制覆蓋性，而疫苗作為新型戰略性生物武器載體，國外一直在研究，比如隱蔽的絕育疫苗。令人費解的是，中國竟然在完全具備技術能力的情況下，允許外國公司控股中國疫苗生產企業，其中的風險令人不寒而栗。2009 年世界衛生組織向第三世界推薦和捐助的甲流疫苗，2011 年已經暴露出具有導致兒童患嗜睡癥的嚴重后果。
又如物種資源流失問題。由于遺傳資源已逐步成為稀缺物品，發達國家的一些跨國公司和研究機構在世界上搜尋被稱為“綠色黃金”的遺傳資源，搜尋者一 旦發現所期望的遺傳特征，就加以修飾、制作，并申請專利保護。這種行為在國際上被稱為“生物剽竊”，中國是“生物剽竊”的嚴重受害國。
（三）中國處于生物欠防備狀態
中國面對生物威脅，處于雙重不設防的較為嚴重的生物欠防備或者生物欠防衛狀態 ：一方面，是從認識上缺乏必要的警惕與防范，很多時候對西方進來的制品未進行檢測 ;另一方面，在實施檢測的時候，又經常不具備檢測能力。說中國處于生物欠防備狀態，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嚴峻和冷酷的現實。
認識方面，與俄羅斯、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等國家相比，中國對生物威脅的嚴重性和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均認識不足，國家意志缺位，缺乏明確的生物國防戰略。世界上除美國(美國是轉基因技術產品的主要輸出國)之外的各發達國家均對轉基因物種擴散持謹慎態度，非洲大多數國家也對轉基因物種持謹慎態度， 唯有中國轉基因物種擴散近乎失控，中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對主糧進行轉基因商業化探索的國家。在全社會幾乎不知情的條件下，轉基因相關產品已經覆蓋了中國人口的大部，已經獲得批準的轉基因作物竟然高達上千種之多，對其中的風險卻沒有進行認真的分析和研究，公眾對此處于茫然無知的狀態。2012 年曝光的美國學者勾結中國學者，非法用中國湖南農村兒童進行所謂轉基因黃金大米人體試驗的事件，是中國生物安全不設防的一個證據。
從技術能力上，與保障生物安全的要求相比，中國還存在較大的欠缺和漏洞，比如對國外轉基因產品和疫苗產品的檢測能力。轉基因檢測類似于計算機病毒檢測，檢測能力的形成總是晚于病毒出現。對物種進行轉基因檢測，檢測主體首先必須知道外源基因(或載體)的基本特征(部分或全部基因序列)，才可能對轉基因成分進行準確檢測。而轉基因成分的特征必須從育種者那里才能得到。檢測有效的前提條件是育種者向檢測主體提供充分完整的信息，排除各種蓄意、疏忽、惡意、事故性質的信息缺失。如果育種者和檢測者分別屬于不同的國家，尤其是當育種者的技術能力領先于檢測者的時候，檢測者如何要求育種者提供該種子的充分完整的信息，在實踐中不具備操作性。
作為說明中國轉基因檢測技術水平落后于歐美的旁證，可以注意到中國出口至歐洲國家的食品屢屢被查出轉基因成分而遭到銷毀或退貨的案例。這提示，中國相關企業和政府管理部門在產品出口前所進行的檢測，不能檢出轉基因成分， 而歐盟卻能夠檢測出。在這種情況下，難以排除外國公司把轉基因產品謊稱為非轉基因產品輸入中國的可能性。
在致病病毒的基礎研究方面，中國信息數據庫落后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美國有關機構在 20 世紀 70 年代，曾通過所謂特殊病毒癌癥計劃，搜集了世界各地巨大數量的致病病毒，進行了隱蔽的、長期的、大范圍的病毒雜交、變異、基因修飾等研究工作。在病毒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對致病病毒的掌握方面，美國所開展的工作并不對中國公開。從而，某些致病病毒美國已經掌握而中國尚不知情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
2015年01月31日，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武漢P4實驗室)在武漢建成，這也是中國大陸地區首個運行的P4實驗室(本文發表于2014年，當時還沒有BSL4級實驗室)。
在研究的基礎設施方面，中國目前尚不具備 BSL4 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制約了對病毒研究和檢測的技術能力。在這種情況下，經外國處理的疫苗在出現污染(無論是出于蓄意還是事故)的情況下，有可能順利通過中國的檢測而注射進入中國人口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對這些人口的健康帶來損害。這種情況一旦出現，后果不堪設想，其責任是任何人都無法承擔的。
（四）生物欠防備帶來的國家戰略風險
相對于生物威脅，主權國家的應對和防備可能是過度的、適當的或者欠缺的。本文之所以提出中國處于生物防備欠缺狀態，原因在于中國的生物防護現狀，在源頭上沒有辨識生物威脅的現實性和嚴重性，在戰略意志和政策設計上缺位，在課題設置、資料情報搜集、專業隊伍建設以及基礎設施和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均存在漏洞，既沒有跨部門的國家戰略，也沒有相應的硬件能力。進一步，在應對生物安全事件的過程中，缺乏敵情意識和保密意識，從非典到禽流感到 H7N9， 整個應對處置過程全程向世界衛生組織和西方國家透明開放，從而使潛在敵國全面掌握中國生物危機應對的政策、組織機構、渠道、特點，有利于潛在敵人量身設計定做針對中國的生物打擊方案。
生物技術的危險不僅存在于其最終成果和產品，也存在于其研發過程。例如，眾所周知，H5N1 流感病毒對人類是致命的，值得慶幸的是自然界現存的 H5N1 病毒未發現具備人際傳染的能力。但是，荷蘭、美國和日本科學家通過實驗室的基因操作，向 H5N1 病毒轉入某些外來基因，使 H5N1 毒株獲得了人際傳染能力。該研究成果一時引起高度關注——這標志著一種現實的危險已然出現 ：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具備人際傳染能力的致命 H5N1 毒株現在已經存在于某些實驗室(如果這些實驗室選擇不公開信息，則危險源更為復雜)，一旦這些實驗室出現意外事故或偽裝成意外事故的蓄意施放，導致 H5N1 病毒外泄，其后果無異于一場生物戰爭。
中國的生物防備現狀是，對于類似轉基因 H5N1 病毒研究的國際生物研發活動缺乏監視，缺乏掌控，亦沒有考慮中國受到這類活動危害時的處置和追究機制， 無論對事故性污染的責任追究、損失賠償，還是對惡意行為(又分為非國家主體的惡意行為和國家主體的生物打擊行為)的責任認定、反擊措施以及損害賠償等， 均缺乏全面深入考慮。因此，生物欠防備給國家帶來的風險，不是一般的、局部的戰術風險，而是嚴重的、全局的戰略風險。
（五）造成中國生物欠防備的原因分析
中國處于生物欠防備狀態，表現為中國的藥物(含疫苗)、水、糧食、種子均處于對外國不設防開放的狀態。這一狀態的成因十分復雜，下面略作分析。
1.認識問題。不能認識到危險，乃是最大的危險。中國缺乏整體生物安全國防戰略，尤其是對農業安全、環境安全、食品藥品安全認識不到位，對事故造成的或者敵國可能發動的生物威脅缺乏警惕。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十分復雜，既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
主觀方面，由于受跨國壟斷資本主導的所謂國際主流輿論誤導，中國在相當程度上放松了警惕，解除了思想武裝，過度迷信所謂現代高科技帶來的好處而沒有相應認識到其風險，沒有從認識上、組織上、制度設計上構建生物安全防線。而主流學界長期得到外國資金的支持，把持了話語權，壓制對異?，F象的討論，延誤了及時發現和報警的時機。客觀方面，生物技術本身具有前沿性、復雜性， 其管理具有跨軍民界限、跨學科界限、跨政府部門界限、跨政府任期界限、跨國界的特點，中國現有管理模式不適應這些特點。而潛在敵國開展生物戰研究又必然采取保密隱蔽措施，一些具有軍事戰略意義的舉動，并非由軍方出面主導。通過精心策劃，可以巧妙地把戰略圖謀偽裝成對商業利益的追逐等，使我方不易察覺。美國農業安全和農業生物反恐(或農業恐怖主義技術研究)采取不培養外國科學家、不吸納外國科學家參與、不公開發表論文等保密措施 ，就連這些相關研究的設施場所也置于軍方的嚴格警衛之下對外高度保密。這從反面提醒我們，中國在國家安全、農業安全領域的不設防開放歧路上，已經走得太遠了。
2.利益干擾問題?？茖W技術的研究開發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作，但對科學技術的應用，則更多地取決于政府和企業以及資本的意志。
當科學的謹慎和對安全的審慎考慮遭遇龐大的資本力量時，矛盾十分復雜。對于存在風險的新技術的推廣，合理的做法是，先小范圍試點，確認安全或掌握了風險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廣——但是這樣的程序，顯然不利于商業公司迅速牟取巨大利益的目標。商業資本會操縱輿論，否認和忽視風險，對強調風險的人士進行打壓， 游說和賄賂政府監管部門對“新技術”開綠燈。例如，英國科學家阿帕德• 普茲泰(ArpadPusztai)由于揭露轉基因作物的健康危害而被解除了職務。
從概念上，有必要把“轉基因技術研究”和“轉基因技術商業化推廣”區分開來，它們有兩點基本不同 ：一是在相對可控的實驗室內環境中與放到自然界外環境下自由生長的不同 ;二是產品的目的不同 ：前者的產品不是供人食用的， 而后者是要取代人們賴以生存的日常食物。即便以醫用為目的的轉基因產品，它的副作用和風險也是被認可的，作為科研的“轉基因”，成敗都是正常的 ;而轉基因作物作為糧食，將大規模普通人卷入試驗，是不容失敗的。現實中，諸多機構和個人為獲取短期利益，急于大規模擴散轉基因技術和產品，而拒絕考慮和討論這種做法的風險。例如，中國法律明確禁止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但是多年來產自中國的轉基因水稻制品屢屢出口到歐盟，引發歐盟不滿并采取針對性措施。再比如，中國法律明確禁止轉基因玉米的商業化種植，但是 2010 年 12月農業部發布的 1504 號《公告》披露，“登海 3686”、“中農大 4 號”、“中農大236”、“鐵研 124”等多個品種都屬于違規商業化的轉基因玉米品種，但在被查處后，生產商仍然繼續傾銷這些產品。這說明，生物技術的安全問題，不僅僅 是技術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國家安全問題。
3.非法手段操縱問題。在轉基因商業化推廣過程中，商業賄賂、輿論操縱的現象比比皆是，從反面揭示了轉基因產品安全問題的復雜性。2003 年前后，美國孟山都公司亞太地區首席政府關系總裁馬誠禮(CharlieMartin)，為使該公司轉基因種子產品獲準在印尼銷售，6 年內花費 75 萬美元收買了 140 名印度尼西亞政府官員。因此必須警惕某些跨國公司用對商業利益的追逐為大國的國家戰略提供偽裝和掩護。
4.戰略欺騙問題。生物技術具有戰略意義，因此必須考慮國家戰略在生物技術方面的影響。仍以轉基因技術為例，對美國而言，它是美國國家戰略層面的工具。
1992 年布什總統在一項行政命令中裁定，所有的轉基因植物和食品與同品種的傳統植物“實質性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這是典型的以政治權力干涉學術研究的案例，但是從那時起“，轉基因食品無害”就成了一個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的命題，隨之誕生了若干個歷經多年屢遭揭露而挺立不破的謊言。
rBGH 牛奶的健康危害已經得到公認，更多的研究表明，大型蚤對遠低于美國允許濃度下限的微量草甘膦，表現出毒性反應。法國科學家的全周期動物喂養試驗，更證明轉基因玉米和草甘膦對 SD 鼠具有嚴重的健康損害作用。草甘膦對人類健康危害的研究論文數量龐大，但所謂轉基因研究的主流科學界對此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繼續重復轉基因產品無害的言論。這種輿論一律的背后，除了資本的魔力，更有美國等國家和組織力量的背書。
關于轉基因技術減少農藥用量、增加產量、對人體和環境無害等等一系列說辭，全是謊言。其中最大的謊言就是轉基因“增產”，事實真相是 ：1998年美國大學進行的 8 200 項試驗發現，抗農達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比最好的常規品種產量低 6%-10%。⑤ 另一項更為精細的研究證明轉基因大豆比非轉基因大豆減產 5%。2013 年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生物學教授杰克 • 海尼曼(Jack Hainemann)團隊的研究證明，北美采用轉基因技術的大豆、玉米、油菜等作物產量均低于西歐的非轉基因作物。但是，“轉基因增產”的謊言卻在如此長的時間里，有如此大范圍的傳播，近乎完全遮蔽了真相——用謊言傳播者的個人品質以及商業機構的利益驅動，均不足以解釋其原因。能夠做出合理解釋的， 唯有國家戰略。當國家戰略需要的時候，科學話語權、權威科學家的證詞，都可能成為政治斗爭的武器。
總之，中國既處于生物欠防備狀態，也處于一定程度的生物欠防衛狀態，造成這種狀態的根本原因是認識問題，生物技術本身具有前沿性、復雜性，其管理具有跨軍民界限、跨學科界限、跨政府部門界限、跨政府任期界限、跨國界的特點， 中國現有管理模式不適應這些特點。
三、生物欠防備狀態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危害
中國對生物威脅的重視程度不夠，所造成的生物欠防備狀態對國家安全的諸多方面構成現實的和潛在的威脅，下面列舉其主要表現方面。
（一）轉基因食品對中國人健康安全的威脅
轉基因食品作為全球范圍近 30 年來新出現的事物，前述三類風險均現實而嚴重地存在著。對認識風險，世界范圍的激烈爭論已經證明了問題的復雜性 ;對事故風險，現實存在，轉基因育種過程中所使用的負壓艙一旦出現故障，基因污染將必然發生。至于惡意使用的風險，歐美科學界的常識是，轉基因物種既可以作為生產生物武器的生物反應器，更可以直接作為生物戰劑， 但相關的熱衷于轉基因商業化的學者和官員對此都諱莫如深。
轉基因食品具有空前的人口覆蓋性。一旦轉基因主糧發生問題，無人能夠幸免。而這種問題的發現、分析、定位、追蹤都存在很大的技術難度。轉基因農業 技術商業化以來，種子市場的壟斷態勢急劇發展，1979 年之前，全球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夠控制世界種子市場的 1%，而 1996 年全球最大 10 家種子公司控制了世界商業種子市場 40% 的份額， 2009 年這一比例達到了 73%，其中前三家公司即控制了 53%。轉基因食品空前的人口覆蓋性和制種公司空前的市場壟斷性，能夠使某種風險(既可能是事故，也可能是蓄意，也可能是國家戰爭行為)最大范圍地傳播，這是任何傳統食品都不具備的特點。
（二）中國大量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帶來的戰略風險
2010 年以來，中國進口大豆即超過每年 5 000 萬噸，2012 年已接近 6 000 萬噸，其中絕大多數是轉基因品種。轉基因大豆的 95% 是抗農達品種，這意味著其種植過程中配套施用農達除草劑。種植抗農達轉基因大豆的阿根廷等國科學家已經發現并報道了草甘膦對人體健康存在巨大危害。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國家標準GB2763-2005《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對大豆的草甘膦允許殘留量未作限制(2012 年修訂版依然如此)，其直接后果是，全世界草甘膦殘留量最高的轉基因大豆均流向中國。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既不知道這些大豆的草甘膦含量，更不知道其對人體健康造成惡劣的影響。
2012 年 8 月，法國科學家公布的研究結果表明，水中僅含有 50μg/kg(即50ppm)微量草甘膦，即對受試老鼠的健康構成明顯損害。而抗農達大豆中的草甘膦含量接近 20mg/kg，高出 400 倍。
嚴峻的事實是，中國人正在用自己的健康，為進口抗農達轉基因大豆中所含有的草甘膦進行大規模人體毒理、病理試驗。更為令人不安的是，在國際學術界已經詳盡討論了草甘膦能夠誘發糖尿病、不孕不育癥、癌癥、胚胎發育異常、抑郁癥、自閉癥等多種疾病的情況下，仍然看不到停止這種試驗的跡象。
（三）轉基因種子對農業生產帶來的風險
聽任轉基因物種泛濫將賦予控制轉基因技術的外國政府和公司剝奪中國糧食主權的機會。2008 年南非種植的三種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玉米發生過一次“絕收” 之災，三個省共 8.2 萬公頃長勢很好的玉米從外表看不出任何病害跡象，里面卻連一個籽粒也不結，出問題的面積比例達到 28%。孟山都公司賠償了損失，承認是發生了一個技術錯誤。 問題的要害是，孟山都公司的育種過程是脫離中國政府監管的。當發生類似南非玉米絕收的情況時，如何區分對方是蓄意還是事故，將演變為國際政治焦點和難點問題。在司法管轄鞭長莫及的情況下，如何杜絕外國育種公司由于蓄意或事故而導致中國蒙受重大損失，如何排除外國公司把蓄意的生物戰爭行為謊稱為技術失誤的可能性，都是嚴肅的重大戰略問題，而目前尚未看到有深度的研究和討論。
（四）警惕“基因利用限制”技術
轉基因巨頭孟山都公司開發和掌握了“基因利用限制”技術，能夠用技術手 段人為地控制農民的收獲，甚至能夠讓種子絕收。他們從未告訴農民，轉基因種子將剝奪數千年來農民天然擁有的留種權，而必須每一季都花錢重新購買轉基因種子公司的產品，否則將顆粒無收。這些技術的可怕之處在于，轉基因生物技術公司通過糧食絕收來懲罰“侵犯”種子公司知識產權的農戶?？梢栽O想，如果中 國糧食種子的相當比例被轉基因化，基因利用限制技術以及所謂知識產權，將給中國戴上沉重的經濟枷鎖。而上述基因利用限制技術，亦可用于二元生物武器。
（五）警惕轉基因物種成為新的入侵物種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每年僅因煙粉虱、紫莖澤蘭、松材線蟲等 11 種外來危險性主要農林病蟲草害就造成 574 億元人民幣的直接經濟損失。 美國等國已經發現轉基因作物基因漂移導致了“超級雜草”的出現，如果轉基因雜草等也加入到外 來入侵物種的清單，中國將蒙受更加巨大的經濟損失。
（六）警惕作為藥品的轉基因物種用中國人口進行藥物試驗
轉基因食品具有明確的藥物屬性和不明確的長期效應。2001 年美國 Epicyte 公司宣布創造了能夠通過阻滯人類精子達到避孕效果的轉基因玉米 ; 2002 年，美國 ProdiGene 公司通過改變玉米基因的方式，使其含有了 HIV 病毒的基因片段。這兩個案例已經無可置疑地證明，轉基因物種在性質上是藥物，而不是一般食品。 正因為如此，美國曾發生過轉基因玉米混入食用大豆而導致大豆被隔離的案例，也發生過轉基因玉米混入食品市場而導致 300 多種食品被收回的案例。至于轉基因植物疫苗，更是早已公開的事實。
中國的轉基因推廣者們并不討論轉基因作物的藥物屬性，導致全社會對此并不知情。既然轉基因物種具有藥物屬性，那么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就不能僅僅由農業部門來管理，而必須至少由衛生部門參與監管。轉基因物種應該按照藥物審批程序進行管理，否則無法保證種植者和食用者的健康安全。這種監管，是推廣轉基因作物的必要的社會成本，如果不愿意承受這種監管成本而貿然推廣具有藥物屬性的轉基因物種，實質上是拿人民群眾的健康安全去賭博。
（七）警惕轉基因植物中發現疑似未明新型病原體
2011 年 1 月，美國科學家胡伯博士(Dr. Don Huber)寫信給美國農業部長， 提出在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與轉基因玉米中發現一種普遍大量聚集的不知名的病原體生物具有造成農業動物不育與自然流產的潛在可能，為此對人類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如果這一點被證實，則很可能是以轉基因物種為載體的一種新的未知的病原體。
檢測病原體，需要嚴格的實驗室條件，而迄今為止，中國尚未建立 BSL-4 生物安全實驗室(對艾滋病毒的研究只需要 BSL-3 級實驗室)。從而，中國不完全具備檢測轉基因物種可能攜帶的新型病原體的技術條件，因此無法排除新型病原體隨轉基因產品入侵的風險。
（八）警惕轉基因種子推廣造成傳統農業物種滅絕
轉基因種子推廣的后果，將使傳統的天然農業種子趨于滅絕。這一方面是因為與抗農達轉基因作物配套使用的農達除草劑將殺死除了轉基因品種以外的傳統作物，另一方面是由于轉基因作物的基因污染。轉基因種子將使得傳統種子滅絕絕非危言聳聽，轉基因巨頭們已經在挪威建造了一所世界末日種子庫，即斯瓦爾巴德種子庫(投資方就包括孟山都公司等)，其目的之一就是在傳統種子滅絕后由轉基因公司壟斷全球種子資源。
（九）聽任外國勢力插手中國疫苗制備的戰略危險
中國本已建立有效的計劃免疫體系，疫苗完全做到了技術自主。但在 2009 年， 中國引進美國 NYMCX-179A 甲流毒株 ，用不可思議的 87 天匆忙推出“盼爾來福”甲流疫苗， 注射了 8 961 萬人。在 2010 年，中國又用經過外國處理的毒株生產麻疹疫苗，不合常理、違背醫學常識地突擊給超過 1 億人注射，僅僅這兩次疫苗注射即覆蓋了中國超過 1.9 億人口。這兩次大規模注射，其必要性廣受爭議。如果這些疫苗在境外環節被污染(事故或惡意)，后果不堪設想。迄今，有關部門從未說明他們是如何確保由外國輸入或者經過外國處理的毒株及其培養基不含有中國尚未認識的致病病毒或其他有害生化物質或基因片段的。
（十）轉基因物種對中國動物養殖業和人體健康的危害
2010 年 9 月，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刊登新聞《老鼠不見了——山西、吉林動物異常現象調查》。該報道披露，山西晉中和吉林榆樹等地，種植了疑似轉基因的先玉 335 玉米的地方，大老鼠基本絕跡，用先玉 335 喂養的豬也出現異常。在世界多個國家的轉基因動物實驗中，都發現了與晉中和榆樹地區類似的動物異常現象。其中，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衛生部等部門發表的文獻說明了世界各地由于使用轉基因飼料出現異常的案例，包括內臟發生異常的老鼠，假孕或不育的豬和非正常死亡的母牛。如果轉基因作物能夠破壞哺乳動物的生殖能力，那么需要一代、兩代乃至多代樣本才能顯現，豬和老鼠的繁殖周期很短，后果很快能夠觀察到，而人類繁衍一代需要 20 年到 30 年，轉基因食品對人的影響后果在短期內是無法觀察到的。因此，在不經過小范圍、長時間、多代志愿者人體試驗的情況下，大面積種植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帶來的長期風險是不可知、不可控的。
（十一）第三世界國家可能會被利用成為西方生物技術研究風險的試驗場
生物技術的某些研究具有嚴重危險，為規避監管和降低成本，發達國家的大型公司利用信息不對稱和發展中國家的監管漏洞，將危險研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自 2005 年印度放寬藥物試驗限制后，印度成為多家歐美藥廠的“人體小白鼠”基地，累計 57 萬的印度人參與臨床藥物試驗，7 年來已造成 2 644 人死亡。2007 年8 月，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披露，中國臨床藥品試驗超過印度，已悄然成為全球制藥行業的頭號“實驗室”。中國患者參加外國公司新藥試驗造成死亡、殘疾而難以得到賠償的案例時有發生， 2011 年曝光的美國機構非法利用我國湖南農村兒童進行轉基因大米人體試驗事件， 美方責任人至今未受到任何追究。外國機構插手中國疫苗研制流程以及外國轉基因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客觀上讓外國機構獲得了免費用中國人口開展大樣本藥物人體試驗的途徑。而這種研究的成果，轉化為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最終仍轉化為中國的經濟負擔。
四、結論
生物技術涉及中國糧食安全、農業安全、人口安全、生物安全、生態安全、環境安全、軍事安全以及政治安全，事關國家戰略利益，理當予以足夠重視。但由于種種復雜原因，中國對此有所疏失，因此處于生物欠防備狀態，并對國家安全帶來了危害。
建議國家高度重視，從戰略高度關注并研究生物技術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部署專業力量對中國面臨生物威脅的現狀進行調查，摸清家底，客觀評價威脅的廣度和深度。在這一工作中，應注意避免利益集團尤其是外國利益代理人的干擾。建議以軍事戰略部門和軍事醫學部門牽頭，組成跨軍民、跨部門、跨學科的調研隊伍，獨立地、系統地、歷史地開展調查研究，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角度，得出真實可信的結論，作為決策的參考依據。在全面掌握情況的基礎上，制定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組建跨軍民、跨部門的專門機構予以落實，該機構應獨立于各利益相關方，客觀地綜合考慮國家生物安全的戰略層面的問題，直接對最高政治權威和最高權力機關負責。
柴衛東，工學博士，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航天推進技術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原載《國際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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