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論《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

——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許光偉

(江西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從用語特征看，研究和敘述是馬克思對“抽象力規定”的工作鎖定。由于馬克思力求以歷史行動統一“理性的抽象力”和“知性的抽象力”，于是產生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規定性分野。抽象力是把握總體學科的思維能力，它的基本研究維度是客觀性和總體性，它的邏輯是以“批判的知識理論”生產圖型執行辯證法意蘊的知識革命。這種新型的“知識的意義態”幫助馬克思尋求到了思維活動的“本體”(歷史——總體思維)，尋求到了思維形式的運動構造(總體思維——具體思維形式)，而這又是走出“思維派系主義”的總根據。據之可確認，馬克思方法論的特別涵義在于確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工作規范”，而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本真態”恰恰通過研究對于敘述的工作統帥性得以保證，因此，《資本論》的研究規范和敘述規范意在為“統一的歷史科學”宏基。

　　關鍵詞：《資本論》;歷史;抽象力;研究方法;敘述方法;思維派系主義;勞動二重性;辯證法

　　一、總論：什么是思維？什么是方法？

　　新時代需要新的研究方法論內涵，需要對“研究”和“敘述”的關系進行新表述，以期揚棄抽象態的“知識一般”，重建“行動一般”與“知識一般”的統一規定。這是“四個自信”統一方法論的內在工作要求。因為在馬克思主義語義下，方法論乃是作為實踐態的“思維規定”予以看待的。實踐邏輯的“歷史域”、“理論域”、“問題域”及其對所討論主題的立體鏈接，超越了主觀與客觀的彼此分立，達成“知行合一”工作效果。據此，馬克思的“思維方式革命”應置放于行動語境中考察，以求語言革命的工作體式轉而要求主客觀的歷史和實踐的統一?？傮w看，此乃求取方法論的“唯物論”與“歷史論”(規定)的系統性努力，它第一次使“整全意義態的科學”有了可能。

　　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根源于“抽象力”理論。這是互系的學科規定：從方法到邏輯，而不是資產階級學者信奉的倒過來的“從邏輯到方法”;前者是堅持將方法作為邏輯之根據，后者實質是孤立地討論邏輯方法!思維本體——思維實體——思維實體的構造，一言以蔽之，馬克思“辯證敘述”的方法論實質在于以總體對具體思維形式進行工作統攝，在這當中，總體思維從來是出發點和思想歸宿。具體而言，以總體思維統馭思維形式的成型、指導具體思維形式的運用，以研究-敘述體式作為批判科學之特別工作程式乃是意在建立學科方法和工作邏輯的強大的內在統一性。亦即，一是通過建立“方法論的唯物論”，最大程度地防止純邏輯主義;二是通過建立“方法論的歷史論”，確立思維之于歷史形式的能動關系。就后者而言，馬克思強調了研究方法的規定性在先，而敘述方法的規定性在后。歷史-思維-語言，簡言之，將“歷史”建立為“思維”，即是形成“方法”的過程，而與之相適合的將“思維”建立為“語言”的過程，則形成了通常所說的“邏輯”。因此，從研究在先的行動看，在根本上是強調了方法的在先性。如此看來，思維是從屬自然和社會的“歷史存在”，說準確些，思維是方法論的建設性元素，是統一方法和邏輯的有機“黏合劑”。

　　抽象力確實是一種境界，但只有把它提到學科建設高度予以掌握理解，方能知曉境界的能力性所在。然則，馬克思的思維“特質”集中體現于為歷史“代言”;方法——邏輯——思維工具，馬克思的思想實驗室乃是人類的“思維”和“語言”。于是排除了這種認識：“既然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進程并非實在自身的實際進程，而只是思維把握實在的邏輯結構或構造，那么，從抽象到具體或者說概念之間的排列關系，便擺脫感性之歷史出現順序或神秘的否定之否定之人本邏輯，而全然由概念間的關系所決定……因此，便不能將這種‘歷史發展’理解為一種實體性的變化，即一種實在的目的論，而只能理解為一種‘擬歷史目的’論，也就是一種近于康德式的歷史目的論。”[1]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抽象即在邏輯上形成概念的原理同康德主義解釋問題的先驗論，同把現實的一切現象視為沒有區別和同等意義的實證主義經驗論，都是毫無共同之處的。”[2]P36

　　在這種情勢下，研究方法即是說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遵循“歷史學規律的方法”，即全部的研究必須是歷史感和實踐態的;與之相適合的“敘述方法”則是指敘述形式遵循一般社會學規律的方法和程式，而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最大程度地凸顯主題上的大寫化的“歷史知識”。歸根結底，這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證法”，它要求從時間和空間的兩方面運動上把所要書寫的“對象”總合起來。

　　二、思維派系主義存在問題及其批判線索

　　《資本論》問世之后，一直遭到“冷遇”與“誤讀”。馬克思為此適時撰寫了第二版跋文，對一版序言中的方法論的“抽象力理論”進行了力所能及的詳解，將研究和敘述在規定上界定為“內容”和“形式”的關系，說明為“統一的行動”。盡管如此，它的地位和作用仍然為后世的《資本論》研究者所嚴重低估;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沒有將之作為方法論作品來看待以及作為《資本論》四卷結構的體例說明意義上的“方法導論”。“例如研究《資本論》方法的見田石介把它說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辯證法方法’……這是由于堅持把敘述的方法當成‘狹義的方法’，產生這樣的觀點：‘從唯物主義角度出發，可以看到，社會科學的方法同自然科學的方法一樣，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尊重已知對象的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并且要把它單純化，進行分析，去發現(找出)它內部的構成要素、本質、法則。通過這些特征來實現對已知對象的把握?？傊橄?、分析以及綜合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礎。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的根本觀點。’”[3]持有這種方法論立場，又或許是認識到，“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可以在以斯密、穆勒、李嘉圖、馬克思為代表的古典主義經濟學著作中得到鮮明體現，這是一大群古典經濟學家所使用的研究路徑中的共同特征，(并且)他們在實際的經濟分析中往往自發地采用這條路線。”于是，“有別于現代主流經濟學，以馬克思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遵循著一種從本質到現象的基本路線：一是透過現象去探究經濟現象的本質，二是分析事物的現狀表現，三是剖析現狀的成因及其與偏離本質之處，四是分析異化現狀下的種種行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尋找糾正事物異化的途徑。”[4]在這種情勢下，《資本論》邏輯主要地被歸結為“敘述的邏輯”，不僅從文本方面看是如此，甚至從工作實質上看也是如此，形成所謂的“敘述的思維科學”結論。

　　在我國大部分學者的眼中，“研究”和“敘述”又完全超出了內容和形式的辯證法，成為“形式運動”，乃至被完全“知識邏輯化”，如“具體——抽象——具體”的演繹形式。但這樣做的結果是，敘述方法就可能被孤立地從方法論工作體系中游離出來，獨立地成為支持各種“具體思維形式”的根據。這些當然是理論邏輯的“借口”。事實并不會是如此，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高度是以“批判”為學科方法的工作規定，它否決了思維上的單邊主義。

　　馬克思以批判的方式對待思維，所遭受的冷遇是“資產階級的沉默”，因為資產階級理論家的拿手好戲是解釋學。當資產階級學者武斷地將方法論認定為“為了更好地解釋世界”時，已然跌入工具主義之主張，陷入思維單邊主義;從這個單方要求出發，其必然滿足于具體思維形式的“片面真理性”，而尋求思維的非批判性和工作自足性。因此，如果要追究方法論與思維有怎樣的關系，就勢必要從方法規定的追溯說起，要從對資產階級思維形式的批判性反思說開來。這樣，我們亦可理解了：《資本論》出版之初遭受“冷遇”，乃是因為被認可為運用了“另類的思維”，又或者說，由于它根本沒有采用資產階級所習慣的邏輯方式去說話。

　　同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試圖表達一種“無意圖性”，即平實的語言講述風格。此工作方式亦是資產階級學者不能了解和無法接受的。于是，《資本論》首版時(第一卷)在受眾者當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困難。然而，這顯然是資產階級的有意誤解，迫使我們必須從正面回答什么是思維，以解決恩格斯提出的“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的問題。就是說，同客觀世界一樣，思維無疑是一種運動、是一種構造，是同樣符合辯證法規律的運動和構造。注①為此，盧卡奇提出“總體科學”建構設想，目的即是防止各種思維形式的畫地為牢，避免出現思維科學的片面真理性。例如，他這樣分析到，“馬克思的后繼者從人類存在的這種普遍基礎出發，創建了一門與經濟生活相脫離的‘具體科學’，因而他們只能在局部關系中揭示與純粹個別的人的活動的聯系，對這種聯系即使進行全面綜合也無法超出個別性。”[6]P275

　　思維派系主義的做法是局限于把握思維對象的知識態，“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7]P19跳過“體”和“學”，資產階級工作者試圖直接在“應用”的層面上下工夫，但這樣一來，就可能落入庸俗的解釋學陷阱，因為它抹殺了下列界限：“從可被規定、改變的基礎、下層、潛能出發，去說明事物的動變，這便是唯物主義地解釋世界;而從永恒的、不變的上層、目的、理念出發，去說明事物的動變，這便是唯心主義地解釋世界。前者是一種基礎條件論因果觀，因為它基于既有存在、基于事實性;而后者因基于未來存在、基于規范性和目的性，則是一種目的論因果觀。”[8]由于采用了帶有“意圖性”的解釋，人們對《資本論》運用的方法難以達成共識，這就是解釋學所暴露出來的最大問題。綜觀馬克思的《資本論》創作史，馬克思的思維活動來自《資本論》中蘊含的“活的辯證法”，它的認識維度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方法)——發生學(工作邏輯)——勞動二重性(總體思維)。[9]馬克思“思之維”(規定)集中體現于上述三者的工作統一之中，達成了“馬克思的思維發生學”(以對“對象史”的考察為思之維、以對“研究對象史”的考察為思之維、以對“資本史上的結構”考察為思之維)，達成這種工作效果：“全部落腳點就在于堅持把‘批判’建立為工作邏輯”，因為最徹底的實證不過就是“批判(規定)”，“說到底，批判是方法，批判是邏輯，批判是道路，批判是歷史真實。”[10]

　　以此觀之，馬克思以“抽象力”為思之維，乃是強調其作為歷史規定的“客觀思維形式”，而消除了思維的“派系主義”，并能動地運用各個方向的“思之維”，使之基于存在者的邏輯重新統合起來，進一步消除既成思維形式下“死文本”閱讀之不良工作傾向性。很顯然，以上論斷極大地否定了作為“作為科學哲學之應用”的西方經濟學方法論。注②其試圖以形形色色的“科學認識論”鞏固或干預經濟思維方式，——在這方面，波普爾可算是一個極為突出的例子。注③波普爾的理論企圖在于迫使我們面對此種尷尬局面：“把認識論看成是關于科學知識的理論。”[11]P116波普爾提到的“第二世界”(世界2)乃是指“精神世界或精神狀態的世界”。但《資本論》歸根結底提供的不是思維，不是思維驅使下的詮釋性文本，而是對于“客觀批判”行動的能動性描述。注④馬克思將方法論界定為研究和敘述之工作體式統一，乃是尋求“實踐態的”方法規定。從中可以顯見，馬克思的方法論在終極性上強調的是歷史的工作本位，又始終立足了對于方法論的唯物主義基礎的把握?？伞顿Y本論》出版之后旋即遭遇“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則表明：誤解者所依據和指向的，正是所謂的“詮釋性文本”。然則，本文需要暫時跳出文本，尋找支持資產階級學者做出論斷的背后根據：從《資本論》遭遇的“困難”中提取“實踐態的《資本論》辯證法”(規定)。

　　根據以上概括，由《資本論》所實踐的“方法”在具體含義上包括如下內容：(1)通過總體思維建立具體思維形式的有機聯系，超越資產階級思維的自足-非批判態;(2)從自然形式、社會形式、思維形式的統一方面把握“經濟形式的工作內涵”，確立“總體批判”綱領;(3)努力從思維“派系主義”中工作走出，建立歷史支架(總體歷史及思維的發展類型)與認識支架(抽象歷史類型及其知識狀態)的辯證聯系;(4)把握“實踐態的”辯證法工作概念，以期最終達成從主體與客體的實踐統一的規定上升華對于“方法論特性”的認知。這樣看來，《資本論》所呈現的工作內容——以研究為體、以敘述為用——使之有資格稱作“批判的知識理論”，從而確立了研究規范和敘述規范，使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雙重意義上的“科學”，即“研究上的科學”和“敘述上的科學”。這種工作體式和中華路徑內在契合。蓋因二者皆認同“思維的客觀性”，且都是從總體的層面上切入這個問題，總之是學科方法與工作邏輯(形式)之實踐態和內生的統一路徑。它有效促成了歷史-邏輯體式對“歷史-思維-語言”工作路徑的轉換，并為“歷史思維科學”的出籠奠立基礎。

　　三、總體思維作為中介規定的地位與作用——相關問題辨析

　　馬克思以總體思維之構造著手解決思維派系問題，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徹底統一工作路線。據此，必須強調研究的工作在先性，乃至強調方法規定相對于邏輯而言的發生學意義的“在先性”;歷史世界的統一性不由波普爾關于三個世界的劃分所構圖，而由客觀批判與主觀批判相統一的發展過程所決定和呈現。

　　首先，歷史形式和思維形式的“對接”使得思維本身必須同時作為“特殊的客觀存在”?？蛇@樣說時，無疑從語言層面觸及了馬克思“思維方式革命”的實質指向：在敘述環節面充分肯定各個具體思維形式的獨立存在性，而于研究工作中取消這種規定性，因為，單單邏輯化的思維形式不能實現“整史+全史”之學科路徑探索;反過來說，為了完成整全域內的學科規定的探索，必須使“研究形式”(即敘述)向唯物主義內容回歸。它的目標指向是這一點：歷史的辯證法知識。這么看，應存在有兩種意義的抽象規定：一種是學科方法規定的“抽象”，一種是具體思維規定的“抽象或概括”。前者匹配于“抽象歷史類型”，又或者針對于“總體的歷史”;后者匹配于“抽象知識狀態”，又或者說是針對了“知識的抽象態”。以此語義察之，前一種意義符合馬克思提出的“抽象力”說法，指示的是以歷史規定為基礎的“思維抽象力”。它涵括“實驗抽象”，但更為強調了思維的本體規定，乃是超出實驗抽象力的“歷史抽象”思維規定。實驗的抽象力乃是實證科學思維的本義，本質上仍然是知識態的思維活動，著眼于“思維的物質器件”。注⑤馬克思的抽象力規定毫無疑問地受啟發于自然科學的“實驗力”，然而，“歷史學家不僅不可能以實驗方式重復過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條件自始至終只能是一堆全然附帶的、沒有多大意義的、業已消逝的情況蒙住了被研究的現象的本質。”同時，“由于歷史編纂學的歷史方法不同于比方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方法，對歷史編纂學來說，歷史方法基本上是邏輯的方法，但同時又不擺脫歷史的形式，所以不難理解，歷史過程的形式最接近于‘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概念’的時刻具有不可估量的認識意義……由此可見，按典型‘樣品’來研究一定形態類型的社會中隱藏的本質和主流要比其他方法更為充分、更為純粹、更為突出，因為典型‘樣品’比較成熟完備，能以其具體歷史的、可以觀察到的職能發揮和運動表現出這種本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最重要的基本認識原理之一，它在邏輯上即是‘極限性原理’。”也因此，“‘歷史’這一概念的分析有兩個方面：客觀方面——現實中展開的歷史過程;認識方面——出現在認識中的歷史過程。”[2]P39-40據此看來，“歷史的抽象力”是有關于客觀批判與主觀批判統一之工作規定，它和知識態與客體維度的“實驗力”根本不同，但不排除后者作為基礎性工作備件的功能，在現代科學意義上，實證科學的“實驗”又或可視為一種“認識催化劑”。歸根結底，抽象力作為“歷史力”和“批判力”，是有關于自然、社會、思維統一之規定，即歷史過程形成的“總體思維”，是生產范疇的理論能力。注⑥

　　后一種意義屬于抽象思維形式和方法，是運用具體思維手段(分析、歸納、綜合、演繹等)形成概念及其關系的“范疇的方法”，或者說相比之下，乃是運用范疇的理論能力。總體思維對思維手段的具體展開目的是使認識主體形成對“實驗抽象”和“歷史抽象”統一的把握能力，但也引起種種誤解，如“科學抽象法”。例如，“依照陳教授的說明：抽象與具體統一的方法被等同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它不但是范疇規定的豐富化、轉化以及范疇自身的轉化，而且是對象范圍的逐步擴大和對象性質的轉換，也是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階段及條件的具體化過程。直接性與間接性統一的方法，即深化與外化的統一。這一方法之所以歸入‘全程性’方法，是因為它反映了黑格爾邏輯學中‘自在——自為——自在自為’的思維進程。”[15]其實，該方法專指一種特殊工作形態之抽象法——社會系統抽象。注⑦這種方法邏輯應用于資產階級認識批判，效果是很顯著的：因為，從抽象到具體正是黑格爾辯證法體系之構造方式。而當此時，理論家們的一個共識是，“僅僅解釋世界還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重要問題是就改變世界而言，(而)要使改變世界成為可能，不僅必須有一門模式化地描述世界的‘歷史科學’，而且還必須有一門描述人的選擇規范的科學。(于是)就人的行為規范都是建基于某種價值原則之上而言，這門關于人的行為規范的科學可稱之為‘價值科學’。”[8]因此，馬克思相應認為建立“理論思維的抽象度”很重要!它是建立批判的工作基石。注⑧然則，抽象規定，既是語言，也是思維，亦必然是歷史的思維形式;它在可能性上統一了抽象與具體的歷史和語言工作類型。以此觀之，“抽象力”很顯然乃是“抽象法”的工作原像，并且，這是政治經濟學領域運用辯證法規定的真義所在。注⑨

　　其次，猶如歷史是抽象與具體的類型統一，思維在規定性上亦必然是“抽象(邏輯)”與“具體(邏輯)”之統一?？傮w思維建立了具體思維形式的有機聯系。由于堅持從歷史出發，而非從思維本身出發，語言就不是純粹思維形式，同樣知識亦不是純粹語言形式，它們都是批判的范疇。在語言生產層級，抽象、具體分別和不同知識狀態對應。這表明，抽象和具體是從知識狀態上被提升為不同層級的思維形式，最后歸為特定歷史類型，從它的發展形式中得到確證的。這就使得歷史和邏輯的關系具體化了。雖則如此，可以說抽象和具體的關系在“思維”這里有一個工作轉換：從統合(歷史類型的“統合生長”)到分立(知識狀態的“相互分立”)，因此，總體思維結構必須辯證處理好自然形式、社會形式、思維形式乃至客觀和主觀的工作結合關系。馬克思在一版序言中，開篇就重點提到，“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7]P8這些“抽象力”如自然形式、社會形式和思維形式，又以結合態的形式出現，于是有二重規定的本體論批判，以此完成對“方法的實踐態”的把握。“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論》就是客觀史與主觀思維的統一。”[19]

　　以勞動二重性為例，馬克思以勞動為“本體批判”的基始，是將勞動既看成自然形式，又看成社會形式和思維形式，這樣才有發生的和批判的工作起點。可見，勞動二重性作為“總體思維”，既是學科方法與工作邏輯統一的直接結果，又同時作為二者的表現形式而成為“思維的特殊存在”。一言以蔽之，勞動二重性必須作為商品生產交換史上的“總體思維(結構)”看待，它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按工作性質看，且既是主觀批判路向的，也是客觀批判路向的。這樣也才有辯證的敘述形式產生。綜合態的《資本論》無疑是研究和敘述的高度統一，但馬克思特別強調了：“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7]P21對此可采用一個簡明的說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不過是建立對“勞動二重性+勞動價值論”工作路徑的搜尋，而與之配合的敘述方法則不過建立了對上述構造的辯證表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勞動價值論為同時性的研究-敘述手段，從而達到這種效果：“其帶來了邏輯和表達上的便利”，并且，“這一理論形式突顯了歷史、邏輯的工作一致性。”[13]P456也就像斯威齊盛贊的，“這種處理方式的美妙之處，在于它使我們對于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資本主義有一個清楚的、首尾一貫的認識。”注⑩如此，與研究方法內在契合的敘述方法同樣可視為思維方式的“內在邏輯”。可以說，敘述是“思維具體”的生產范疇，即思維科學形式的系統論。從而，這里有必要區分抽象的不同的研究形態：從事出發的抽象和從物出發的抽象，——它基本對應了前面所區分的形態不同的“抽象思維”規定。

　　勞動二重性所要求的是“事的科學”的抽象思維，——在這里，事的規定和物的規定是統一的。事物合一的抽象關切“時間流”和“空間流”全體，并以歷史的時間流(規定)規范空間流的范疇形式。如馬克思對剩余價值形式的分析(利潤等收入形式的獲取)，分成“作為消費者之商人獲取形態”、“作為商人之商人獲取形態”、“作為生產者(工業資本家)之商人獲取形態”以及“作為虛擬者(金融資本家)之商人獲取形態”?？傊臻g流程的事態并不是事的全部，歷史的時間流程說明事的歷史支架(總體歷史及思維的發展類型);空間既內置歷史支架規定，亦有認識掩蓋的作用。畢竟，單純的空間研究容易為物的規定所塞滿，例如，“在西方那些以‘研究’馬克思而著稱的學者中，出現了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就是像當年的杜林一樣，把《資本論》的辯證法和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混同起來，另一個極端就是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絕對割裂開來。例如，意大利的德拉-沃爾佩……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是具體——抽象——具體的科學辯證法，是一般的科學實驗方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毫無關系。法國的阿爾都塞也持這一觀點。”[21]P19

　　于是，系統論的想法占了上風。一般的科學實驗思維使抽象和具體的組裝完全基于平面機械的物質工程圖型了。例如認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是《資本論》的基本方法，是辯證法思維原理的具體化和科學實證化，體現了馬克思對辯證法的獨特的把握方式。它把成熟的典型的具體對象當作性質穩定的同一生長階段的有機體，依照實驗科學的方式設定科學認識活動的嚴密條件，通過剖析典型獲得一般規定，因而一般與特殊、個別是直接統一的。”[15]另外一方面，哲學的系統思維(其通常以“唯物辯證的系統論”為工作地基)由于倡導思維科學的系統論，就更為關注思維形式本身對范疇的工作關系，強調了分析與綜合的工作統一;但由于只關注于“物的抽象”(如認為實在具體到抽象乃是知識態的物的分析)，就不可能建立對歷史動態系統的批判性研究?？偲饋碚f，一般抽象思維(物的抽象思維)并不適用于理論社會科學。因為，“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而)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于這些有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卻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7]P21

　　這些說明乃是為了突出“思維的總體發生學”，并通過它論證辯證法的工作統一性。然則，所謂“辯證方法”即在于迫使方法和邏輯的統一。一言以蔽之，歷史和概念知識的組裝中介是“總體思維”，而非任何“片面性的科學思維形式”。這里的基本結論是：事的分析綜合構成“時間流”抽象，相反，物的分析綜合構成“空間流”抽象，而物的綜合僅僅是單純的知識圖像(所謂的“知性范疇”)。抽象到思維具體是批判工作過程，乃主觀因應客觀世界的反思規定，故不能說成是純空間的綜合，它同時也是時間流程的思維形式，是歷史的抽象規定。由此可以看到，《資本論》的“范疇的系統論”，本質上即方法論批判的理論形式。所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通過上升方法的敘述方式，從《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個范疇開始，經過第二卷一直到第三卷的最后一個經濟范疇即地租范疇，說明這些范疇的產生、發展，不只是馬克思的價值學說的發展，同時又是對這個學說所作的完全的、徹底的科學證明。”[22]P480但“敘述”(總體思維——具體思維形式)始終扣于“研究”(歷史——總體思維)的邏輯，這個工作程式可總結為：形式(內容的發展形式)→內容→形式(事物的表現形式)。歸根結底，敘述方法乃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辯證講述方式和工作形式。注⑾

　　四、《資本論》遭遇的困難和馬克思的解決

　　思維派系固執于單一的學科思維，唯具體思維形式是從，排斥總體思維，把思維看作真理本身，排斥敘述內在于方法的規定性，也就排斥了總體思維的中介性。這使《資本論》遭遇“思維上的非議”。蓋因其否認：《資本論》是作為“史書”來寫的科學著作，乃至是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學作品。由于“思維短視”和“階級偏見”，導致資產階級工作者將非議完全指向了馬克思的方法論。結果是，人們寧可相信馬克思有一種“獨特的思維”和“方法”，并且，它就集中在《資本論》中。以致現在，閱讀和研究《資本論》的人就要把它找出來，——嚴格地說，是替馬克思把它(們)找出來，無論馬克思本人是否樂意或認可。結果可想而知了，馬克思的無意圖陳述構成了資產階級“有意圖解釋”的靶的，馬克思圍繞“萬事開頭難”的陳述則可能被任意曲解和邏輯放大，并可能被更多地基于“科學實驗思維”進行隨意性引申。例如史傅德此類的先生(據稱是當今世界極少看過馬克思全部手稿，同時也是極少數能辨認馬克思筆跡的學者之一)放言：“確實，馬克思并不是從一而終的馬克思主義者。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是1850年以前馬克思的思想，后來馬克思本人成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24]再如這樣的判斷：“理解馬克思的著作，最為困難的地方，莫過于他的獨特的思維方法以及對多條邏輯思路同時展開的把握方式。1837年馬克思已經非常明確地認識到主流思維方法的根本缺陷……從那時開始，馬克思便自覺地推動一場思維方式的革命。但是，由于思維方式革命是一個極為艱苦復雜的過程，馬克思的這方面思想往往零散地表現在不同的著作中……人們要是不全面把握馬克思的思想發展過程和整體性閱讀他的著作，還原他的獨特思維方法，那么，他們從馬克思的文本中只能簡單地抓住某個方面、某個問題……這種研究注定要淪為某種先入為主的‘解釋學’。”[25]P85-86

　　這是典型的用馬克思的“科學邏輯”反對馬克思的“人文邏輯”(階級邏輯和人本邏輯)的做法。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是科學邏輯濫觴的時代，它突顯了“實驗思維力”的重要性。馬克思以自然科學作為例解和工作對照，要努力講明抽象在經濟思維中的不可或缺性，甚至可以說是基石的地位作用，就必須依托時代語境，展示其遠大的發展前景。因而，這是一個必要的工作聲明。但馬克思并沒有就這個論題大談什么“抽象法”，而就此打住，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抽象力”與“抽象法”的原則性區分問題。然則，上述人們在《資本論》中究竟試圖尋找些什么呢?其似乎從文本到文本，在這類研究者眼中，馬克思寫出《資本論》是借助了“獨特的思維方法”，從而，抓住馬克思的思維方式就抓住了《資本論》的特質，贊譽或攻訐也就可以通由這條路徑得以展開。然而文本詮釋并不是以歷史為依歸，相反以思維為優先;深一步而言，從思維出發，亦必定陷入“具體”和“抽象”之煩瑣辯證法邏輯。此外，所謂研究者個人思維特質(據之提升自身為“理論天才”)的說法，又不過是一種“邏輯美學”，“即堅持由思維形式本身而非歷史過程進行主體的‘思維’。”例如，“用黑格爾的例子說，就是滿足從‘勞動抽象化’出發探討‘抽象的人的本質’，從而，‘對于黑格爾來說，一般勞動和特殊勞動的劃分不過是他用一般、特殊、個別三個環節劃分一切范疇的其中一個應用而已。’”但是，馬克思工作超出黑格爾之處并不在于“思維”，而在于高度的歷史感和進入歷史研究領域的行動決心(所謂的“主義”)，“馬克思超出黑格爾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從任何絕對完美的理念、不是從純獨立化的抽象——概念——出發，從而完成了對于現實歷史和物質性存在的批判規定的全體把握。歷史，思維，語言，前者不斷貫串后者，后者則不斷形成了對于前者的認識上的具體化，——這就是馬克思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高度的工作邏輯。”[19]

　　作為取象比類，馬克思重點地把“抽象”作為政治經濟學科的特質性思維的規定明確了出來，但是，把“取象比類”看作實際相同的研究者，卻借機抓住不放，于這里尋求物理學或生物學路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大談特談“抽象法的思維”或其他什么思維方法。顯而易見，這是把“思維”作為了研究方法本體，而力圖從中管窺“馬克思的思維方法”。這種抓住馬克思思維來研究的方式，那是用“玫瑰色”來描繪《資本論》的面貌了，因而不僅僅是舍本逐末的問題，而根本是進行有意圖性的解釋工作。至于1850年代以來，馬克思革命在思想內涵上已經集中于“語言革命”(即徹底批判)，這是史傅德之流無論如何無法認識到的，——而如上所述，這些交代就完成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文中。

　　一版序言的工作內容在敘述層次上，可簡分成七點內容：(1)《資本論》(1867)是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續篇;(2)萬事開頭難!第一卷第一章最難;(3)交代《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什么;(4)告訴讀者：《資本論》直接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5)說明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6)交代《資本論》的體式結構;(7)馬克思的理論研究自白。

　　這些內容簡單明了，要點明確，絕無含糊之處，并沒有什么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東西，也并沒有對資產階級學者加以“有意誤導”的地方，然則，又似乎著實令人費解，是為什么呢?因為漠視者們高度“漠視”了馬克思的方法論實踐活動，并極力加以刻意地歪曲。作為方法論研究的制高點，《資本論》二版跋所排除者就是“邏輯優先”的工作規定，從而締造了批判的知識理論建構路徑。

　　詳盡起見，我們進一步說明二版跋敘述結構上的三層意思：第一層——《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修訂情況;第二層——政治經濟學以資本主義為取向的歷史發展及其階級性實質;第三層——《資本論》方法的相關問題(批判工作規定和唯物的歷史的辯證法)。落腳點是“第三層意思”：馬克思據此給出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工作分野的界說。

　　按馬克思的用語，研究方法就是“我的實際方法”，是辯證法的實際工作形態。按規定性，它不屬于任何的具體思維方式或形式;它統領總體思維和具體思維的統一。二版跋中，把“敘述方法”相對獨立出來，是對具體思維方式在《資本論》中得到充分應用的肯定。這是從表現態上看的。但兩者地位不等。敘述形式(或方法)或可稱為“有研究(方法)內置其中的敘述(方法)”。借助這種“實踐態”，馬克思由此說明了《資本論》絕不是任何的思維學或知識論意義的邏輯學，《資本論》文本結構的形成亦絕不是靠“思維的力量”或任何“理論的邏輯”，依靠的是思維本身和客觀世界、歷史世界的統一性。人文學科的歷史主義、行動主義立場，使得馬克思在工作范圍上遠超科學實驗思維。所謂：“馬克思的獨特思維方法盡管類似于實驗科學，但它與實驗科學也存在差異。首先，實驗科學設定的實驗條件更多依賴于顯微鏡、化學試劑等物質手段。而馬克思的方法則是運用‘抽象力’。其次，特定的實驗科學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某些環節，不同環節的研究是由不同科學家獨立進行的。因此，研究同一對象的不同環節、層面的科學家，還不能非常自覺地意識到他們的研究成果之間具有一種實證化了的黑格爾式的邏輯學關系。他們甚至更多地把這種研究歸結為經驗實證主義的要求。他們比社會科學更科學的地方，在于他們更為嚴格地把特定認識限于特定條件。馬克思則是對特定的客觀對象進行整體性研究。”[15]

　　據之可以認為，馬克思的研究規范和敘述規范意在為“統一的歷史科學”宏基?！顿Y本論》創作任務基本完成之后，馬克思分別于一版序言、第二版跋中設立了“抽象力”理論和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相區分的工作規定，目的是賦以“歷史行動內涵的方法規定”。馬克思在《資本論》二版跋中的闡述開顯了“真正意義的思維科學”，使思維活動成為批判工作意蘊的歷史實踐構造。這種具有特別工作關系的實踐向度性在本質上顯然只能總體歸結于“辯證方法”，并不能由任何單一思維形式所承擔。

　　五、實踐態《資本論》辯證法概念的深層涵義

　　該“頂層設計”是大象無形的，體現“行動的科學”和“歷史的科學”的合一性要求，促使“研究”和“敘述”必須作為“實踐態的思維”予以考察。馬克思一再承諾要寫出獨立形態的《辯證法》著作。這一著作根本目的——從方法論層面上看——乃是為了解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邏輯統一性問題。這樣，勢必對學科思維進行整合，必須把學科邏輯理解為“實踐態的工作構造”，即作為“學科方法(規定)”和“工作邏輯(規定)”的歷史、實踐狀態的統一?？傮w看，這就是方法論上的研究的工作本位性。它要求方法論規定的“實踐活動”的理解意義。從而，研究方法具有“主體行動”的方法論特征，執行主體是研究者和各門學科邏輯，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7]P21與之相對應的敘述方法具有“客體”(或者說客體“行動”)的方法論特征，它的“執行主體”則是知識態的客觀邏輯，即作為研究對象工作邏輯之反映形式。

　　抽象力——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相統一——它和“抽象”具有嚴格意義的不同，《資本論》將工作程式鎖定為：抽象力的思維本體(指向統一的歷史科學即邏輯與歷史相一致)——抽象力的思維實體(用作方法論的“勞動價值論”即勞動二重性)——思維實體的構造(抽象和具體)——對具體思維形式的工作統攝。這就是中華意蘊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事物合一的探索。據之，沿著學科——科學的“行-知”路線，中西方道路的歷史分野可從中得到極其透徹的詮釋。這樣對照下來，所謂方法論的實踐規定(方法的“實踐活動”)，蓋由方法的“主體規定”和“客體規定”組成。具體而言，前者乃為實踐邏輯尋求的規定，目的是尋找各門學科邏輯的總體形式，并以此為制訂批判工作方法的依據;這樣就把“批判”界定為一個不斷發生和成長的工作鏈條，即實踐批判→總體批判→內在批判(內在地理論批判)→認識批判(全面地認識批判)，而統領以“歷史地批判”和“辯證地批判”。歸根結底，它說明批判乃是學科方法的內置結構。這正是“唯物主義的工作本體”，“研究方法”可據此確定為學科基礎(“研究內容”)與客觀思維(“研究工具”)之工作路徑意義統一。在這種路徑中，抽象(規定)和具體(規定)始終處于工作統合狀態，它們“和而不同”。

　　與之相異，后者乃為工作邏輯形式的規定。以研究對象邏輯為依托，馬克思追求平實樸素的表達風格，“我所追求的不是優美的敘述，而只是寫出我平素的風格。”并且馬克思認為，“《資本一般》……正是敘述政治經濟學的最抽象的部分……必須同時出版。內在的聯系要求這樣做，整個的效果也取決于這樣做。”[26]P168馬克思以符合客觀標準的文本的呈現結構，作為“敘述規定”，所追求的正是“說明”，而非“解釋”。所以，研究-敘述體式體現的正是“唯物主義的工作形式”。這就把行動路線(內涵)鎖定了，“從歷史使命的工作方法出發，馬克思方法論的主旨在于打破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解釋學循環工作圖式，還原‘歷史’，解救‘科學’。”同時，也把方法論唯物主義規定域的“認識活動”鎖定了。從指向性看，其具有實踐的模態：即是說，“理論域中的方法論形態不過是對實踐域中的方法論活動的映照。從而，這里的出發點不是構造本身，而是歷史和存在合一的規定，不是認識本身，而是實踐，乃至不是認識的實踐活動，而是實踐活動本身。”[27]

　　與之不同，資產階級經濟學刻意掩蓋的就是方法論主體規定的方法實踐活動，制造一種缺少“歷史”和“行動”的純形式的解釋學的理解圖式(即通常所說的“模型”)。例如尋找“馬克思的思維”的做法，有一個預設前提，那就是認定擺在他們面前的僅僅是馬克思自己組織起來的文本，——不客氣地說，這是一堆已經死了的文本。以致現在，它們就構成評論者研究的“對象”，任由評論者以自己的思維和“馬克思的思維”對話。但失敗的例子亦會很多。注⑿“但如果是這樣，人們會很快地陷入彼此交纏著的語義的各種泥潭。”然則至為重要的是，這些邏輯操作主義“因而可能不同程度地——在工作內涵及其形式上——落入資產階級工作陷阱，使自身陷入險地。”[13]P566-567

　　實踐態的辯證法從批判工作出發，解決了起點規定之“形而上”問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發生學工作邏輯-勞動二重性，對馬克思而言，前兩個工作環節對應的是“研究”，而后兩個工作環節所對應者即“敘述”。雖則研究過程對應了歷史知識的生產態，與之契合的敘述過程對應知識運用態和實現態，但批判的知識理論生產所要求的“研究”是抽象型和具體型的結合，不在于把握抽象規律，相反在于把握各種具體規律，把握規律的總體性。所謂：“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對兩種事實進行盡量準確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對各種秩序的序列、對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順序和聯系進行同樣準確的研究。”[7]21很顯然，它不限于解剖學，目的是形成批判的辯證敘述，即以發生學邏輯為工作地基的“勞動二重性思維”表達體系(所謂的“似先驗的結構”)。于是，“‘批判起點(規定)’成就了真正意義的經濟學研究，這是一個不可逆過程上的研究……(同樣)完成了對生產本身的發展特征的歷史顯露。(一句話)敘述的含義歸根結底由歷史研究工作所涵容，以期完成對事實關系的全面揭露。”[13]P85-86這個主題用盧卡奇的話說，即是：“因此，各種得到不同發展的存在形式，決不是從一種一般的、抽象的范疇體系中推導出來的，也不是被理解為這種范疇體系在‘特殊領域’的應用，相反，它們是依照自身規律演變的存在過程。在特定的發展階段，這種存在過程能夠使更復雜的存在形式的產生成為可能。”[6]P361-362

　　批判的起點、發展的起點、歷史的起點——三者的統一性，意在消弭“純邏輯起點”之理論假說。以此規定敘述起點，則《資本論》體系展開于“商品——資本批判”的歷史開放路徑。亦即，從敘述上看，商品、資本勢必都是客觀范疇，而能尋求互系的內涵邏輯。這是學科方法既定下的策略。若從研究的整體路徑看，二者各自僅代表不同但內在聯系著的經濟形態，“‘生產關系客觀批判’就起到重要的中樞作用。”并且，“綜上所論，‘商品批判’是馬克思實際所采用的起點概念，它蘊含客觀發展和認識批判兩方面意蘊。”[29]在商品經濟形態內，由于歷史進程可以用總的發展支架“商品——資本——商品”概括(前一個環節代表“生產啟動社會再生產”、后一個環節代表“再生產啟動資本的流通”)，決定關于資本的本質的研究必須被規定為“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并由此安排“現象發生學”的研究以及與它們內在關聯著的諸多形態發生學的研究內容。“歷史發生學與系統發生學的規定性的合流使我們得以統一把握‘資本之道’、‘資本之德’。”在此并且需要尤其強調這一點：“《資本論》商品章不斷得到馬克思的增訂、修繕……深層次的理由恐怕還是為了直接突出‘商品批判’……(蓋因)以前的所有的方案或版本的不周到或不夠清晰的地方就在于沒有突出‘商品批判’的客觀發展過程的規定，而沒有了這樣的規定，‘市民社會批判’很可能重新回落為‘市民社會的解剖’，從而給了‘物的科學’有機可趁。”[19]

　　這個工作鏈條使“認識支架”(抽象歷史類型及其知識狀態)的生產集中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部分，即《資本論》第四卷。因此，“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對經濟學范疇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體系的批判。這同時也是對上述體系的敘述和在敘述過程中對它進行的批判。”[30]P123但實際表現出來的《資本論》結構是“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認識發生學”，從而，客觀批判與主觀批判從工作邏輯上看是同步的。內在的工作匹配消解了思維自足主義和純邏輯學的考察路徑，達成如下工作效果，所謂：“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31]P55

　　歷史-思維-語言，爾后有邏輯和歷史的相一致、相統一，如此等等，這正是歷史的“取象”與“比類”的過程。有人說，中國古人不擅長西人概念和推論的方式(所謂“定理-結論”之形式思維)，中國人更看重通過示例的啟發與自身的體悟，于是，古代中國并沒有西方式的成套經濟學理論。這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擁有極為豐富的中醫理論和實踐：例如說，望聞問切是一個判定病情性質的過程，辨證施治是根據確定的病情進行治療的過程;中醫的“辯證”在于判定寒暑燥濕風對人體臟腑危害的情況，特別注意的是“辯證”，而非“辯癥”!這個“辯證”過程就是定性的過程，同時是“辨證施治”的靈活性定量指標的確定過程。據此觀之，中國傳統的五行元素的說法其實是為了在人類“抽象力”不足的時代，便于人們掌握的“總體思維”的一種具象性的比喻。無獨有偶，這種特殊類型的理論-實踐工作模式又重現于今日中國改革時代：當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過是立足“新的實踐高度”把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在我們看來，又不過是行動境域的歷史邏輯(總攬“歷史域”、“理論域”和“問題域”)，例如說這一“中國道路”：社會主義可以相機利用“資本主義工廠”，但決不能對“金融工廠”生長現象無所節制，任其發展，必須以“勞動正義”社會對抗“資本正義”，變“金融的無限掠奪”為“金融的有效服務”，從思維和語言看，此為社會主義生產之“道”性和社會主義經濟之“德”性;所求者國學智慧和馬克思主義的“雙向感召”以及對“中國版”的經濟理論與方法的深度發掘。綜上討論，就是需要我們認識到，“中華固然具有豐富的生產力實踐科學，但意圖討論中國經濟學則繞不開實踐科學和理論科學工作關系的探討，而必欲使中華生產科學提升為‘生產關系科學’予以整體考察。”從而需要“從整全的批判規定出發”，并認識到：“最終的研究目的是從所有制規定上統一主客體的發展分析”，“換言之，在當下，以占有和分配‘產品’為目標的經濟體系和以占有和分配‘價值’為目標的經濟體系必須被賦予同等重要的研究權重，這樣，使‘生產-分配’運動中軸同樣從交換關系中展露出來。”更或許，“這總體就是《資本論》的‘在中國’。”[32]

　　在此種路向上，《資本論》于是必然被視作具有革命性方法論的內涵，乃至視為“經濟學的憲法”。這種科學研究意義的對象性存在，簡言之，即方法之“實踐活動”;主體和客體的統一同樣實現在思維領域中，由此產生大寫字母意義的方法論。換言之，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的客觀思維形式完全集中于“勞動二重性”。馬克思借評論者考夫曼之口說出的“研究方法”也正是指此二者：一者為開放的學科建設向度之指示，一者為統一歷史科學的“總體思維”(所謂自然形式、社會形式、思維形式統一的規定性)之指示。然則，有如下之結論誕生：“至于馬克思所說的，‘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應該視為‘客觀標準’與‘理論思維形式’之間客觀存有的工作關系。”[19]

　　在思維與語言發生學上，馬克思極力尋求思維(形式)的客觀性標準，從中發掘“客觀思維”的規定性。這樣說來，政治經濟學具有黨派性，然則，經濟思維卻并不具有派系性，——并且這一說法恰恰真正提升了思維方法的“工具性”規定。現在，我們回看史傅德先生的“放言”(所謂“馬克思并不是從一而終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聲稱：“后來馬克思本人成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但“可惜沒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沒人理會馬克思后來的思想，因為不想接受。”甚至炮制言論：“馬克思是真正的學者，他不斷在進行思想實驗，也不斷在試探恩格斯，看其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夠溝通到什么地步?？墒嵌鞲袼箾]有理解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兩人思想上已經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還是一樣，只是理論上求同存異。馬克思自己繼續思考探索。”[24]然則，當其這么說時，仿佛馬克思是背對著革命的，又或單單是把“暴力革命論”的首創權強加到恩格斯一人之頭上。

　　這樣的論斷所依據的不外乎是“馬克思是極端的天才”此類的說辭，是陳詞濫調的反復翻版。仿佛是，“這里，創造一個神話：唯一版本的‘獨特的馬克思的思維方法’，是科學思維方法，這是天才者獨有的稟賦。于是，恩格斯最能理解馬克思這個歷史事實被無情摧毀，乃至于要被認識顛覆”，但是，“對于這種刻意的言詞上的抬高，馬克思的態度向來是揶揄加諷刺的，一概加以原封不動地退回。”[13]P582由于史傅德不理解研究與敘述的同構性，導致他以極端的方式撇開了馬克思的研究，或者以語言攻訐的形式完成了他的“特殊研究”，即認為：“馬克思的思想研究沒有主線，經濟、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頭什么都有，包括電力、化學、文獻學、生物學、地理，甚至他對數學也有興趣。他有三大本歷史手稿：從古羅馬社會一直到英國革命，他要研究政權傳承的合法性和邏輯。”但這些都屬于研究工作的泛濫和不加節制，例如說：“馬克思是一個極端的天才，或者是一個天才式的‘瘋子’，畢生的精力都在尋找一種他不可能得到的結論。從天才性來說，他可以跟黑格爾相比，他在思考的層面已經觸及了可能的邊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這條線上思考的人，都沒有到達他的高度。”[24]

　　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規定)從而辯證統一了學科方法的先后、體用以及內容和形式的工作關系。簡括地說，“這種語言生產體現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要求。”[29]它們彼此接續、彼此加強和相互制約，由此可以把黑格爾辯證法“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所謂的“合理內核”，就是客觀批判與主觀批判，這既是自然形式、社會形式的自我揚棄的歷史發展過程，同時又是思維形式的自我揚棄過程，這樣看來，思維本身的發展即意味著辯證法的“實踐態”，“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事物的發展，從而按本性來說，“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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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俣鞲袼惯@樣論述：“關于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因此，至為重要的是認識到，“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這一點對于思維在經驗領域中的實際運用也是重要的。”并且，此處恩格斯還重點論述到，“思維規律的理論并不像庸人的頭腦在想到‘邏輯’一詞時所想象的那樣，是一種一勞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5]P 284

　　②在這里，需要稍加說明：科學哲學雖說是20世紀以后(特別二戰以后)的方法論研究的“新進展”，但在馬克思寫“二版跋”的時候，也已經有了端倪：法國實證論、英國演繹法、分析的方法學派以及研究方法的嚴格現實主義(唯物主義的實在論)和敘述方法的德國辯證法(唯心主義的敘述形式)，等等，馬克思列舉的這些“派系”分歧，差不多就是后來的科學哲學的總緣起。

　?、鄄ㄆ諣柼摂M了“獨立形態的世界3”，目的是試圖直接建立實在歷史和概念知識之間的工作關系。所謂領會存在于世界3(概念東西的世界)之中：“理解的每一個主觀行為大部分存在于第三世界之中”，“關于這種行為所能做出的幾乎所有重要評論都在于指出這種行為跟第三世界客體的關系”;“這種行為主要地在于運用第三世界客體;我們運用這些客體，似乎它們是一些物理客體。”[11]P173這種“幻相的邏輯”在于突出思維的自主性。波普爾的辦法則是一面使思維活動工作服從于知識文本，一面又同時迫使知識生產活動隸屬于人類的思維世界。所謂：“幾乎所有的主觀知識(世界2的知識)都依賴于世界3，就是說(至少實際上)依賴于用語言表述的理論。”[11]P79而實際發揮作用的工作鏈條亦只能如此描繪：“三個世界形成這樣的關系：前兩個世界能相互作用，后兩個世界能相互作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能相互作用。”換言之，“即：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以第二世界為中介。”[11]P165

　?、芘c之相反，波普爾是要從理論思維上說明：“理解活動本質上就等于解決問題的全部活動。”[11]P176并且，“波普爾最初是受到具體的社會科學的科學地位問題的觸動——尤其是受到下列愿望的驅使，即應用他的劃界標準將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從所謂合理的科學研究中驅逐出去。——這樣，結合波普爾自己在政治哲學中的偏好，使得他成為那些對經濟科學感興趣的人的當然選擇。”[12]P299

　　⑤即自然科學的以實驗室為手段和技術裝備力量的辯證研究。但后來的實證主義研究——無論經驗實證或邏輯實證——也都廣義化、泛化了，并逐漸脫離了這個工作基礎。“這是在直觀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支配下的‘科學主義’。”[13]P572例如憑借此種方法技術，“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任意制造‘資本是什么’的解釋游戲，玩弄起史無前例的實證主義工作命題。”[13]P352可見，“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規定性上予以混同了，在對象上把‘物理之物’混為‘事理之事’，又進一步在研究對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為‘物理之理’，主張物的科學意義的解釋學。”[13]寫在前面P9

　　⑥這種抽象力從中國來看，實際上就是特殊的“行動二重性觀”。如有學者論道：“商品二重性理論把握了商品的陰陽屬性，但遺漏了商品的‘道’性。”“這就是商品的‘社會價值’。商品的社會價值是商品的第三重屬性，即商品的‘道’性。”然而，所謂社會價值(道)“主和”，所謂商品使用價值(陰)“主生”，所謂商品價值(陽)“主長”，實際上即是指認“勞動二重性——商品二因素”之歷史結構;由此，其所論說的“萬物都包涵‘道、陰、陽’三大基因”、此所謂“相生相克的‘三元論’”、“如果丟失‘道、陰、陽’之中的任何一項，都會產生類似于基因缺失的病變”，用意在于闡明中華傳統之“道學”世界觀和方法論。[14]

　?、呶覈鴮W者由知識解釋路徑出發界定的所謂“兩步抽象法”：由現實具體到思維抽象和相應的由抽象規定到思維具體，本質上沒有超出“系統抽象法”的認識層次。

　?、嘤捎谌狈?ldquo;抽象力”的認知(一切的實證主義也都缺乏這種工作認知)，導致李嘉圖不加批判地相信了斯密的傳統，走上了歧途，“如果說人們責備李嘉圖過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責備倒是公正的，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價值時無法忘掉利潤這個從競爭領域來到他面前的事實。”馬克思舉例說，李嘉圖這樣做的原因是不懂利潤率平均化和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過程，由此促使：“他預先就把利潤率當作規律來假定。”[16]P210-211

　?、峥梢哉f，“馬克思主義并不一般地反對分析的方法”，“而是把它置于辯證法之下”?？墒欠治鲴R克思主義者顯然意在否決“抽象法”的工作原像，抑或不能夠認識到它的總體存在性，轉而普遍推崇“邏輯實證主義”。導致“與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方法論息息相關的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分解分析法”、“形式分析法”、“意義分析法”，其推崇分析哲學，貶低或反對辯證法，以致相信這種說法：“只有實證主義這副嚴厲的藥方才能拯救馬克思主義。”[17]就實質而言，“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因此信賴主流方法論和理性技術，一方面要求陳述的精確性，一方面促進論證的嚴格性……錯誤根源在于所使用的以個人主義、形而上學為哲學基礎的方法論。”[18]

　　⑩此處，斯威齊同樣寫道：“光是類比可能流于空泛。還是讓我講得更直接具體一些。粗略地說，《資本論》第一卷的前兩篇加上第三篇前三章的大部分內容(約占第一卷篇幅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定性的，也就是說集中在確定和闡明一般商品社會和特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本關系。在此之后，包括第二卷和第三卷，更偏重于將這些關系定量化，或者說偏重于闡述表現這些關系的經濟變量及其相互聯系。縱觀全書，整個論證都是依據價值論進行的，并且無意在價值的定性和定量兩方面劃上一條明顯的界限。對于馬克思，定性滲透于定量，而定量表現出定性。”所以能夠結論說，“即馬克思通過運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價值論，清晰地闡明了在他身后的理論家們都無法看清的資本主義發展史。”[20]P13-14

　　⑾敘述的非獨立性還由馬克思的下列話語中得到印證：“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23]P143

　?、腥缭谛聲r代，“當有學者把MEGA2和馬克思學分別作為文本和學術標準在學術界推廣時，這一點尤其清晰。”“是否存在足以在根本上影響馬克思解釋的新文獻?”“邏輯上，如果真的還存在著顛覆既有解釋的新文獻，那么《共產黨宣言》以來的歷史將是一個笑話。”所以，“它們在根本上都不是文本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當代公認的那些對理論和現實具有沖擊力的研究，到底有多少是基于MEGA2解讀做出的?不論其在實踐上的發展，僅就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西方知識中的表現來說，從開辟新道路的盧卡奇、葛蘭西，到法蘭克福學派，再到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有這些理論上的進展，哪一項是MEGA2的貢獻呢?；蛟S，有人仍然會指出這里的列舉忽視了西方馬克思學。對此……反問一句，事實又如何呢?對于今天的中國學術界來說，MEGA2可能是治療學術軟骨癥的最后補藥……這是一劑中國人體質消化不了的補藥。”[28]P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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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第33-44頁）

　　* 基金項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15YJA790073)。

　　作者簡介：許光偉(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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