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張，一種亢奮的“超越西方文明”的“文明論”在中國學界浮現。對此現象，保馬今日推送——祝東力《中西文明比較與全球文明的前景》供讀者反思。文章從目前中國只是經濟總量快速增長、文化整合不足、社會科學方法欠缺等方面，對“超越論”進行反思和批評;進而對“啟蒙”和“現代性”的前提及內涵進行了剖析，指出應該理性規劃未來而非大講傳統;同時指出了西方現代文明遭遇挫折的癥結所在，即民族國家時代的社會構造不能適應資本全球流動所產生的矛盾;最后談到中國必須自己探索道路，以及未來因對抗全球民粹化問題而帶來的全球管理、全球文明的可能性。
文章原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中西文明比較與全球文明的前景
文|祝東力
20世紀以來，大規模的關于中西文明的討論發生過兩次，一次是“五四”時期，一次是80年代，兩次各有其契機。近年來，中西文明比較再次成為話題，其主要背景是中國經濟總量的持續擴張以及西方各國的發展模式遭遇困難和問題。因此，一種亢奮的情緒支撐著近年來的“文明論”。以下，將首先對這種“文明論”進行反思，然后討論“現代性”問題，以及全球化導致的全球民粹化的困境，最后設想一種全球文明的可能性。
文明比較為時尚早
首先應該辨析文化與文明在概念上的區別：文化與價值觀、 意識形態在很多語境中可以互換使用，它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這種分類中的一個領域或層面;而文明則是包括上述各領域各層面的整體，是一個綜合的范疇。
文化是由政治、經濟、社會的格局所塑造的觀念形態，文化和意識形態都以價值觀為內核，但這兩個概念的側重點不同。意識形態指對現實和歷史作出簡單明了的政治性的整體解釋，并通過國家機器進行灌輸，塑造整個社會，成為大多數人“習焉而不察”的思維前提，其核心是某種關于何為對錯、何所趨避的價值觀。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此做過系統的分析，例如在阿爾都塞看來，“Subject”一詞是雙關語，既指主體，又有屈從之義，意識形態一方面把人塑造成“主體”，另一方面又使人屈從于這種意識形態。至于文化，則與意識形態不同，它在含義上更側重具體豐富的外化的形態或形式，如文學、音樂、舞蹈、電影等，但其內核還是一種價值觀——什么是美與丑，什么是高雅與低俗，總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
文明是以文化觀念為核心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一個綜合體。20世紀以來發生過兩次關于中西文明的大討論，都有其特定的時代機緣。一次是“五四”時期。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系統地引進西洋知識，首先主要是翻譯科技方面的著作，因為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引進西方近代工業;到戊戌變法時期，集中譯介西洋社會政治領域的學說，同時西洋文藝也被引入，以林紓的翻譯為代表。到“五四”前夕，科技、制度、思想和文藝，也就是從外部的物質技術和社會政治到內部的情感世界，中國知識界對西方文明的認知已經歷了一個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過程，同時一批赴歐、美、日的留學生也陸續歸國。可以說，中國已初步具備了同西方文明進行比較研究的條件。正逢一戰結束，歐洲滿目瘡痍，一個先進文明突然因內部戰爭而遇到重大挫折。這成為一個契機，刺激了中國人對兩種文明的直觀對比，并引發了集中的討論和論戰。這是一次。另一次是80年代中后期。改革開放，重新打開國門，系統接觸并引進西方的資本、技術、知識，許多人的心態從“世界革命中心”的自我期許跌落到將要“被開除球籍”的自警。這再次成為契機，刺激了又一輪的中西比較。最有名的就是《河殤》，它是對當時某種主流觀點的影像化和政論化。
新世紀以來，少數學者重提中西文明問題。例如把中國界定為“文明國家”(civilization—nation)，以區別于西方式的民族國家。知識上的背景是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激發，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從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到70年中期已經成為工業國家。改革開放，市場化轉軌，經濟高速增長，新世紀以來總量連續超過意、法、英、德，2010年GDP超過日本，同時制造業產值超過美國。如果說GDP有統計口徑等問題，比較復雜的話，那么更可靠的數據是從發電量來看經濟規模。1949年美國發電量是中國的68.74倍，2010年中國在制造業產值高于美國的同時，發電量也反超美國。新世紀以來，一方面中國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西方整體上走下坡路，特別是2008年以后爆發了美國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這種對比使部分國人產生一種亢奮感，仿佛自己的整個文明都已經走到前列。但是坦率說，這種性質的中西文明比較，目前并不具備條件，為時過早，因此也不會成規模地展開。
第一，中國目前只是經濟總量快速增長。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在《東洋的近世》前言中曾經指出，中國的地理位置距離世界的中心過于遙遠，因此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鄉村文化”。而中國的另一個特點則是“量的威力”。這種說法在比較片面的同時也有一定道理。中國處于東亞這個世界的“角落”，北面是草原、大漠，西面是高原、戈壁;另一方面，中國漢代人口就達到五六千萬，幾乎占當時世界的1/3。第一個特點導致文化心理上的某種封閉排外的傳統，第二個特點導致以量取勝。這兩點其實也是新世紀以來“文明國家”論形成的緣由或基礎。今天的中國經濟總體上依然可以說是以量取勝，總量是大了，但一是缺少核心技術，二是增長的成本很高，有很多泡沫、陷阱和隱憂。國家、學界、民間都認識到以往發展模式的不足，希望進行調整。這還只是經濟方面，文明的其他領域和層面則更有待于成長和進步。
第二，還未形成穩定的主流價值觀和文化競爭力。中國文化首先自身要立得住，然后才能對周邊世界形成輻射影響。就像普通產品一樣，首先要有競爭力占領國內市場，然后才能走向國際市場，走向世界。毛澤東時代的核心價值觀是“為人民服務”，但是到了市場經濟環境下，并未能提煉出既與市場環境相匹配、又能對之有所提升的核心價值觀，真正落地的是金錢拜物教。但是，人與人之間如果是徹底的金錢關系，那么這個社會也就無法運行。市場經濟一方面像鯰魚一樣激活社會，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公民社會、宗教或倫理所共同構成的保護層，市場與社會性的保護層形成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20世紀90年代，金錢法則如癌細胞吞噬一切，在政府、社會、知識界所向披靡。這一現象近年已有所緩解，但核心價值觀與市場經濟不兼容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與此相關的是各種矛盾，例如經濟與政治的矛盾、政治與社會的矛盾，以及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也都反映到輿論層面。像“五毛”與“公知”的對峙就是一例，無法因勢利導，只能通過禁言來壓制，這實際是利益不能整合的表現。在這種局面下，健康的主流文化尚有待形成，文化的競爭力無從談起。
第三，文明論、文明比較目前仍缺乏社會科學的方法。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際，關于中國社會史和社會性質的討論引入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范疇、概念、命題、方法，經過各個派別的爭論，最后得出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流結論。關于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討論是一種整體觀，但它同時又包含了對生產方式、階級關系和社會構造的“庖丁解牛”式的剖析，這就是社會科學的理念和方法。在這一討論過程中，中國現代社會科學也得以奠定基礎。文明論也是一種整體觀，但它仍然是混沌的，缺乏一種對文明內部構造進行剖析的公認的成熟的方法和概念系統，所以它還沒達到社會科學的標準。也正因為如此，文明論和文明比較經常會淪為一種由種族優越感所推動的學術思考，夾雜著許多非理性的情緒。這是文明論的不足之處。
總之，經濟的片面成長，文化整合不足，社科方法的欠缺，使得超越論的中西文明比較尚不具備應有的條件。
“現代”是不可逆的
西方如果說有什么核心價值觀的話，主要就是“啟蒙”以來的最基本的普世性的價值，而這最終也是由經濟社會狀況決定的：地理大發現之后歐洲很多人都走出去探險、征服、殖民，建立了大西洋貿易和東西方貿易，幾大洲、幾大文明之間貿易溝通，主要是西歐，創造了古代世界無法想象的巨量財富;人均的物質空間驟然膨脹擴張，從量變到質變，必然推動社會價值的空間相應地擴張，提出個人權利、尊嚴、自由、選擇權等方面的要求，乃至出現“布爾喬亞”這個新階層，發生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政治革命、工業革命。商業革命聚集財富、開拓市場、形成產業升級的需求，18世紀后期英國率先完成這個產業升級，產業革命又持續推動整個社會生活不斷進步、升級。西方所謂普世價值之所以強勁，是因為有物質技術的發展和提升作為個人價值空間的最終支撐。只要人類不退回到鐵器時代，“啟蒙”就是不可逆的，因此，我們不要去設想可以在各種選項中選擇“啟蒙”或“前啟蒙”的價值觀。
這些年，人文學界喜歡用“現代性”這個概念。“現代性”是地理大發現之后，到19世紀所產生的一種對當時歐洲社會的理解。這是一個龐雜的概念，似乎能說明很多問題，但與工業化、階級或社會形態這樣含義清晰的概念不同，“現代性”的內涵是含混的。這個概念，大家都在用，但是對于其含義，卻往往不甚了然。
傳統社會長時期都是簡單再生產，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依然如此;面對現實的苦難，當下需忍耐，未來不可知，那么只有神化過去。基督教所謂“伊甸園”那種其樂融融的狀態，可能反映了人類無意識層面的原始沖動，即對胎兒在母腹中狀態的記憶，那是一個沒有任何分歧、矛盾、沖突的圓滿世界，人被完全包裹其中，自由翱翔，而一旦降臨到塵世，圓滿就突然打破了。時間的重心在“過去”。中國也有類似觀念，三代、古圣王是最好的，所以尚古，厚古薄今。又如老年人代表經驗和智慧，社會生活長期不變，這種經驗和智慧始終適用，所以老人受到尊重;年輕人往往被貶低，所謂“少不更事”，相反，“少年老成”則受到褒揚。傳統社會往往追求穩定不變、靜穆悠遠的境界：“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這種混沌的、沒有時間性的狀態是傳統社會的理想。
經過地理大發現以后兩三百年積累，形成擴大再生產，社會生活開始急遽變遷。到19世紀，形成了對新時代的判斷。波德萊爾說，“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它與“永恒和不變”相對立。如果說法國人靠主觀體驗的方式來把握“現代性”，那么德國人則以理性規劃的方式來理解“現代性”。哈貝馬斯借助黑格爾關于“新時代(neue Zeit)”即“現代(moderne Zeit)”的論斷指出：在這個“新時代”，人們擁有一種“未來將更美好”的時間觀，信奉諸如進步、發展、解放、革新等社會進化概念。在過去、現在、未來當中，“未來”具有絕對優先的價值和地位。哈貝馬斯說，所謂“現代性”，就是指“現代是依賴未來而存在的，并向未來的新的時代敞開”。正是因為社會生活瞬息萬變，所以需要理性地規劃未來，以把握這個令人困擾的“過渡、短暫、偶然”。
就當代中國而言，一方面，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物質生活大幅改善，另一方面，社會生活瞬息萬變，許多人缺少穩定的歸屬感。很多人眼光向后轉，大講國學和傳統文化。但由于經濟社會的硬約束，傳統是回不去的。其實，我們不宜夸大孔子對傳統社會的影響，而應該倒過來看：儒家學說是依托于農耕文明的大大小小的共同體而存在的。沒有國家、宗族、家庭這些大大小小的共同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這些過密的同時又是不平等的人際關系就無從維系。也就是說，是意識形態的“螺絲釘”恰好能夠安裝在社會構造這部機器上，它才得以續存。所以，不是孔子學說影響了整個社會構造，使之兩千年不變，而是它適應了這個社會構造。反之，一旦社會構造發生劇變，儒家就會失靈。例如漢帝國崩潰后，此岸秩序無法恢復，儒家就被邊緣化，士大夫轉而談“三玄”，世俗社會向往彼岸世界，佛教在南北朝所向披靡。又如從1840年到共產黨成立，歷史給予傳統八十年時間，但傳統無所作為，最后只好改弦更張，由馬列主義救中國。“五四”時期工商業發展，傳統共同體及其人際關系被打破，于是興起反傳統思潮。仔細分析朱自清的《背影》，他描述的“父親”簡直像一個肥胖、笨拙、嘮叨的老大媽，完全不是儒家式的“嚴父”，這實際是在“新青年”心目中已被“打垮”的傳統父親形象，是他漸行漸遠的“背影”。
今天，隨著糧食問題的解決，絕大多數人口脫離農業而進入第二、三產業，不再聚族而居，加上交通、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際關系的基本面已完全改變，傳統文化越來越失去物質的、經濟社會的依托。年輕人遠離父母，丁克家庭，單身社會，自由人的聯合體成為人際交往的大趨勢。很多傳統文化已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是被搶救和保護的對象，我們對之不應抱太多幻想。當然，某些傳統的要素和片段會融入現代生活，但是，作為能夠“界定一個文明”的那種“傳統”正在成為歷史。互聯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二次元”一代，在文化趣味、習性和思維方式上，是更接近日、韓的同齡人，還是更接近父母一代?還真不好判斷。
所以，“現代”是不可逆的。毛澤東時代，“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敢想敢干，敢于斗爭敢于勝利。那時候，兩千年的傳統簡直不值一提，因為人們有信心開創未來的兩千年。客觀地說，這種“向未來敞開”的時間取向，反倒是擁有更多“現代性”精神的。
西方的“現代性”問題
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現代性”是一個社會由擴大再生產所催生的一系列社會文化特征。“現代性”起源于西方，也首先在西方遭遇危機。這個危機，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經濟危機：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相對不足這對矛盾——資本家為獲取利潤，要擴大生產，銷售更多產品，還要節省開支，包括壓低勞動成本，這樣就造成社會購買力不足。結果就是產品積壓，資金鏈斷裂，繼而企業破產、銀行破產，于是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并由經濟危機升級為社會危機，乃至政治危機。
所謂資本主義，就是以“資本增殖”為中心而構成的社會體制。但是，一個社會總是由多種社會力量，例如政府、資本、宗教、倫理、公民社會等的相互作用而構成。不同的社會力量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則運行，例如政府追求秩序，資本追求利潤，宗教追求內心安寧，等等。假如一個社會完全由資本主導，而不存在其他社會力量(政府、宗教、倫理、公民社會等)的有效制衡，那么，為壓縮成本，資本追求利潤的趨勢將不斷降低勞動報酬，從而破壞社會生態(貧富分化和階級沖突);同時，也必將壓縮環保成本，而日益損害自然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二戰后，某些西方國家一定意義上把“資本”關進了社會的籠子：資本與政府、輿論、教會、公民社會等彼此制約、支撐和互動，這就是晚期資本主義或發達資本主義，實際已帶有某些初級社會主義的特點。
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由于人力成本過高，同時由于金融資本擴張，制造業受到雙重擠壓，開始向外轉移。在冷戰結束后，東西方屏障消除，產業轉移加速。到2008年，不足二十年，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相繼發生。迅疾的全球化進程，包括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沖擊，破壞了西方的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公民社會、民主政治這一套原本比較自洽的系統。全球化是資本、信息、技術和少數精英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在全球流動，只有少數精英有能力利用全球化的局面和機會，大多數人則越來越被甩出全球化進程，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指的就是均衡。均衡被打破，大多數人利益受損，于是全球化導致全球民粹化，并推出其超凡魅力型領袖(強人政治)，當前我們已經能夠看到這一趨勢。
△民粹主義一特點就是尋求跨越體制的魅力型領袖
因此，西方現代文明的確遇到了問題，根本原因在于：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這一整套制度架構，基本上屬于民族國家時代的社會構造，不能適應資本在全球流動所產生的矛盾和問題。
未來的中國與世界
這些矛盾和問題，中國也同樣面臨。有學者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模式概括為“威權政治+市場經濟”，但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又有所不同。菲律賓、韓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以及臺灣地區，都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產階級經過長時期成長壯大，最后在美國的干預下接管政權，這就是民主化轉型。美國出于其全球戰略的考量，會扶植一些獨裁政權，但美國畢竟是在18世紀啟蒙精神影響下建立的資產階級國家，有它自己的價值觀，在條件許可時就會更換不符合其價值觀的政權。上述那些國家或地區的轉型和發展，有的比較成功，有的比較失敗，提供了很多經驗教訓。中國與東亞模式有相似的一面，但中國體量、塊頭太大、太強，很難從外部干預。中國只能也必須依靠自己探索道路，解決問題。
全球化導致全球民粹化，其關鍵就在于資本掙脫了前述民族國家的藩籬，即由政府、社會、輿論和宗教組織等所形成的對資本和市場的限制和利用。因此，未來一定是某種世界政府進行管理，也就是說，在全球范圍重新構建對資本和市場的約束。而未來的全球管理，也一定帶有某種社會主義的性質。據中國人民大學高放教授介紹，“社會主義”一詞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為“同伴”“善于社交”等。18世紀中葉德國傳教士安•德辛把承認人具有社會性的人士稱為“社會主義者”。到1825年以后，歐文派和圣西門派的人進一步把“社會主義”作為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的社會形態來使用。前面講過，資本主義就是以“資本增殖”為中心而構成的社會體制，它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為利潤而生產;第二，各企業獨立生產，因而從整個社會看是無計劃的;第三，作為第一、二點的前提，生產資料由私人占有。與此相對照，社會主義也包含三個方面：第一，生產資料由全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第二，為使用而生產;第三，有計劃地生產。
這當然是一種理想形態，但是，全球性的社會主義，其物質條件實際已經具備。比如說，2017年，全球約74億人口，人均GDP約一萬美元，如果全球分配大體均衡，那么確保每個人豐衣足食則毫無問題。我們姑且使用“文明論”的概念，一旦某種世界政府形成全球性的治理，那么，一種全球性的文明也就會成為萬流歸海般的趨勢。也就是說，資本全球化，即資本沖破民族國家的規范和約束，導致全球范圍兩極分化，造成全球民粹化;為克服這一局面，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勢必促進各區域和各國家更頻密的交往與融合，這勢必造成一種統一的全球文明。
△全球治理
從這樣一種未來的視野回看中西文明討論，也許我們應該修正本文開篇的那個初步判斷——中西文明的比較為時尚早。也就是說，從未來全球文明的角度看，那種熱衷于強調自身的獨特性，那種中西文明孰優孰劣的討論方式，已經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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