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巨變時代的來臨
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整合的加速發展，并讓跨國資本的滲透力量首次覆蓋全球，導致經濟權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國內部貧富分配極度不均。
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反全球化運動風起云涌，西方國家的反主流政治風暴此起彼伏，戰后美國建構的國際秩序正面臨空前的裂解危機。危機來自于三方面：
首先，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權力基礎全面動搖，美國正在失去生產與貿易、科技創新和意識型態領域的支配地位，勉強維持安全與軍事，以及金融與貨幣領域霸權。
其次，現有美國主導國際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機，面臨內外夾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會涌現右翼排外民粹主義與左翼反全球化運動，肢解對經濟自由化的社會共識，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勢頭強勁，正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非西方國家會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與可持續的國際經濟秩序，帶動全球秩序重構的新期待。
最后，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美國加速轉向專斷的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拋棄維護國際秩序責任，拒絕履行國際條約義務，并逐步升級與中俄的戰略對抗，不惜讓現有多邊體制陷入癱瘓。
美國國際領導威信的殞落，以及西方社會政治體制普遍出現衰敗跡象，意味著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沒落。在此新舊秩序交替的歷史關鍵時刻，中國正被快速變化的形勢推近世界歷史舞臺的中心，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將以更積極進取的態度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當前，中國需要審慎應對美國冷戰思維重現與新一輪戰略圍堵。中美戰略對抗形勢可能日益險惡，中國應牢牢把握對歷史大趨勢以及中國戰略抉擇的基本判斷。
我們的基本判斷是：
一，全球政治經濟大格局變化正從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過渡到以非西方世界為主體的新秩序軌道上;
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需要新興市場國家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與活力。同時，西方全球治理機制明顯不足，需要新興市場國家參與改革，有效回應當前各類全球議題挑戰。中國推進全球化路徑與游戲規則的修正，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得到廣大非西方世界愈來愈積極的支持。歐亞大陸更緊密的經濟整合也可以給陷入停滯的歐洲帶來經濟生機。
三，在新舊秩序及模式并存磨合過渡期，局部震蕩與戰略摩擦難以避免。中國決策者要爭取營造最好的結果，但也要做最壞的打算。
美國對華戰略全面轉型
美國感到霸權地位遭遇空前挑戰，激發對華戰略調整
1.美國政府正式將中國視為國際體系中的頭號競爭對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繼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關系。此前的奧巴馬政府也把中國當作潛在的競爭對手，但執行的是長期以來美國兩黨都奉行的建設性交往政策，當時中美在許多全球和區域性議題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國定位為戰略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則明確把中國和俄羅斯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對美威脅程度僅次于伊朗和朝鮮;將中、俄稱作“改變現狀的國家”，在價值觀和利益上與美國對立。
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絲毫不讓人意外。美國習慣于一超獨霸的體系，但近年來中國的理論、道路、制度與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在G20架構下的積極作為，完全超出美國朝野的預想，他們第一次強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戰。而美國國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維護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并從中獲益，絕不允許任何可能凌駕自己之上的挑戰者出現。
當前，重新思考對中戰略已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民主黨過去一直主張與中國開展建設性交往，其假設是：中國會被吸納進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當中國融入后，美國就可以影響中國的發展道路，讓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上逐漸向西方發展模式靠攏。然而，這個發展趨勢并未如他們所愿。
2017年2月，美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夏偉(OrvilleSchell)與謝淑麗(Susan Shirk)召集跨黨派中國專家小組撰寫的《美國對華政策：給新政府的建議》明確指出，中美關系正處于“驚險的十字路口”，過去的很多假設已與客觀事實的發展脫節。報告建議下一任政府更果決而有力地回應中國對美國價值觀與經濟利益的負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戰美國主導的秩序、價值觀的行為都必須有所回應。
最近，美前資深外交官坎貝爾(Kurt M.Campbell)和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雜志發表的《評估中國: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中指出：過去美國主張交往政策的決策者一直都懷抱一種不切實際的假設，以為通過交往政策，美國可以影響中國的發展道路，可以將中國吸納進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個天真的假設已經破滅。
美國發起了新一輪的戰略對抗，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懲罰性貿易措施不斷加碼，試圖全力阻撓“中國制造2025”計劃，針對萌芽階段的中國高科技產業采取精準式打擊，并對潛在行業對手例如華為、中興通訊等進行封鎖。
盡管中美之間貿易大戰一觸即發，但中國仍可以沉著從容的應對。當前特朗普政府的戰略轉向未必能持久，因為美國此舉將嚴重破壞全球高科技行業的生態結構，最終會削弱全球產業鏈對美國高科技供應體的依賴，逼使對手強化自主研發能力與開發多方面供應來源，使美國長期壟斷的核心領域面臨更多的競爭者。
美國精英感受到中國對美國核心利益的“威脅”，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觀事實，而是心理不適應與意識型態框架塑造。就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而言，中國并沒有正面挑戰美國國際地位的戰略意圖，中國謀求的是與美國和平共處，全面經濟交往，以及協同其他國家共同應對當前人類社會面對的各項挑戰與難題，中國與美國之間不存在無法化解的地緣政治利益沖突，更沒有稱霸的野心。
當前國際體系的利益格局已經多元化、復雜化、網絡化，關鍵的行動主體既包括各國政府，也包括國際組織、跨國企業，以及不同層次的全球化參與者，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仍用傳統冷戰零和游戲思維來處理國際關系，早已與現實脫節。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間出現激烈戰略對抗，危害和平發展與國際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戰再現。因此，美國很難整合國內外全面圍堵中國，對中國發起一場新冷戰。
加之，在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過程中，美國與中國的經濟依存關系已經構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連體，美國如果真要動手拆解這個結構，將給自己以及世界經濟帶來災難性后果。
2.中國要有戰略定力，認清并把握好歷史大趨勢。
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樹大自然招風，在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的新形勢之下，中國要非常審慎、冷靜地應對美國的敵意和對抗性的態度。習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講話里引述古言“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中國要把握好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以及中國戰略抉擇的大判斷。
第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世界秩序正從西方中心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軌道上，這個進程始于上個世紀最后30年，2008-2009年又邁入一個關鍵歷史轉折點，成為帶動全球秩序轉變的最重要的推動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運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扮演了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的角色。以中國和印度為主的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第二、美國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已滯后于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無法有效應對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參與的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勢在必行。
第三、在新舊秩序及模式并存的過渡期里，局部震蕩與戰略摩擦在所難免。轉型或許會持續較長時間。
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骨干
中國很多重要經濟指標已趕上美國
根據許多國際組織與智庫的分析報告，近年來中國在很多重要經濟指標上與美國并駕齊驅。包括：對外貿易規模、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模、國際旅游支出、國內零售消費總量、新能源投資規模、跨國電子商務、科技研發成果與科研預算等。中國依靠自身的國內需求拉動了世界經濟的消費總量。這對中國的貿易伙伴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強化國家間經濟合作與交往的根本動力。
在科技研發成果與科研預算方面，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統計表明，隨著科研團隊的擴充以及預算的增加，在科學與工程論文發表數量上，中國已超過美國;雖然美國在論文被引用量上仍維持領先，但中國已呈追趕之勢。美國在專利、知識產權收入和創新技術的風險投資等方面依然領跑全球。
中國在綠色能源領域快速躍升為全球的領軍者。根據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院(Institute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報告，中國在風能、太陽能、水力發電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領域已經在全球居于首位，中國的投資規模已超過歐盟與美國的總和。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力推展綠色能源，已經投入的項目的規模超過320億美元。
在綠色金融領域，中國也走在世界前緣，2016年共新發行了362億美元的綠色債券，占當年全球發行量的39%。最近，中央結算公司發布2017年中國債券綠色市場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債券市場上發行貼標綠色債券2486億元，占全球份額22%。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綠色債券市場，在過去兩年，中國的發行債券規模占全球份額的30%。此外，中國也被認為是綠色經濟相關領域的全球創新引領者，包括發展綠色運輸工具、污染防治、節能建筑、智能型都市、資源回收與生態保護。
中國帶動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明顯超越美國
2015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92個國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場以及第一大進口來源國，而美國只有57個。近幾年，中國對欠發達國家的援助規模加大，把各種不同形式的援助加總，總量可能已經超過美國。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協助發展中國家克服基礎設施瓶頸的努力非常顯著。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論壇架構實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中國電信集團帶領中國設備廠商興建覆蓋非洲大陸“八橫八縱”寬帶骨干光線網絡，投入約150億美元，8年修建長度達15萬公里，穿越48個國家與82個城市,預計2023年完成。這對于非洲大陸具有跨時代的意義。西方國家從未設想能啟動這樣一種跨世紀的，而且是貫穿整個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
麥肯錫顧問公司最近發布了一份關于“中國在非洲企業的經濟帶動作用”的評估報告，它們在非洲8個大的經濟體里，針對抽樣的1000家中國企業做了深度調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國企業，其中90%是民營企業。抽樣調查的這1000家企業給當地創造了3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89%的員工都是當地人，超過三分之二企業都對當地員工進行培訓以提升其專業技能。報告估計，中國企業給非洲地區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200萬個。
制訂國際經濟合作游戲規則的主角將由G7轉到E7
根據普華永道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GDP(以市場匯率計算)將超過美國，未來(2050年)全世界經濟的主角將不再是傳統的七大大經濟體(G7)，而是七大新興市場國家(E7)，即中國、印度、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國主辦的金磚國家峰會是一個新起點——通過邀請墨西哥等國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參加，金磚國家峰會從一個封閉的五國協商機制，逐漸擴大成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層協商平臺。如果用購買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經濟規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經濟規模已經相當。據估算，到2040年，E7的經濟總量將是G7的兩倍，成為全球經濟的骨干與帶動增長的火車頭，而到2050年，現在的G7只剩下美國與日本。
世界經濟將要經歷一個巨大的變化，所有西方所主導的多邊體制都要進行調整，包括決策機制、責任分擔等等，將更大程度反應新興市場國家和更廣大國家的需求。
戰后美國建構的國際秩序面臨空前的裂解危機
西方主導的戰后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續性早已存在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權力基礎全面動搖，美國正快速失去在生產、貿易、科技創新、意識型態等領域里的支配地位，勉強維持軍事與安全、金融與貨幣等領域的霸權;(2)自由貿易的社會支持基礎崩解，近年來在西方內部涌現的右翼排外民粹主義和左翼反全球化運動，不斷肢解社會的共識;(3)面對非西方國家呼喚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呼聲，西方國家顯得十分無力，回應緩慢且不足。
西方國家內部出現了許多令外界和自己吃驚的政治風暴，有人稱之為“黑天鵝”現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紛紛被反主流、反自由經濟秩序、反區域整合的力量擊敗或削弱。英國的脫歐公投，意大利的五星級運動崛起，德國的“另類選擇黨”動搖默克爾總理的多數聯盟，都是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寫照。
特朗普變局帶來新的危機
特朗普的異軍突起更是讓原已動蕩的政治結構重組過程出現更大波折。他主張美國優先、美國利益最大，將所有國際領導責任、政治信用、價值理念原則等都視作美國的包袱，皆可拋棄;對于既定的國際承諾、多邊體制與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棄或修改;對推進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的長期目標，則毫不留戀;美國原有的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皆可重新設定，既有的經濟協議則可重啟談判。
特朗普政府的許多舉動與美國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領導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國宣布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全球移民協定》，并威脅隨時準備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減少對聯合國各個專業機構的預算承諾，將美國一手創建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稱作“災難”并威脅不受制于其裁決。特朗普政府準備無視任何它認為有意侵犯美國主權的WTO裁決。其惡劣影響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在對全球貿易沒有任何實質共識的情況下落幕，慘交白卷。WTO協商體制已經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癱瘓，完全無力紓解中美之間可能爆發的大規模貿易沖突。這些跡象都顯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搖搖欲墜。
面對自由國際秩序的裂解，美國主流外交精英擔憂“世界正邁向金德爾伯格陷阱”。哈佛大學著名政治經濟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當下炒得很熱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個偽命題，因為這種歷史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嚴肅面對的是“金德爾伯格陷阱”，即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國又沒有能力和意愿來填補這個真空時，世界經濟可能會出現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的危機。
依照已故美國經濟學會會長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論，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運行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或領導集團，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包括兩個范疇：一是經濟交換與合作的基礎條件，即和平的國際秩序、跨境產權保護、開放的貿易體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貨幣、穩定的匯率、交易規則標準化等，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跨國貿易和投資才能實現。否則，這一體系將極難保持穩定，貿易戰和貨幣戰也就難以避免，并進而走入一種惡性循環。二是世界經濟的危機管理機制，即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在出現危機時扮演兩個角色——當經濟出現巨大周期波動或金融危機，第一，經濟出現嚴重緊縮時，這個國家是最后的購買者，它不但不會閉關自守，還會進一步開放市場，并且用財政刺激等多種手段維持旺盛的需求和購買力;第二，在資本市場陷入恐慌時，這個國家是最后的信用擔保者，可以實時為世界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防止其陷入流動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級大國或緊密團結的少數核心大國才能扮演這樣的角色，其他經濟體都只能搭便車。
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續
“鑲嵌自由主義”有效維護了二戰后頭三十年的自由國際秩序。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論”邏輯，確實可以用于解釋二戰結束后的30年美國在國際秩序重建上發揮的關鍵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美國為主導，構建了戰后國際秩序以及相應的多邊體系。在美國的引導下，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共識：一方面建構以開放、合作、互惠為原則的國際經濟秩序，為貿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規范，提供以美元為定錨的穩定匯率，并設置IMF與世界銀行等機構，協助發展中國家因應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及滿足發展融資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國內普遍設置相應的機制來調和資本主義破壞力量和社會保障需求之間的矛盾。這些與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相配套的機制包括：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福利國家體制、累進課稅、財政移轉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別關鍵的是嚴格限制跨國資本流動和跨國勞動力流動，維持階級之間的權力平衡，資本家必須在國內尋求與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政治妥協。這種體系被稱為“鑲嵌自由主義”(embedded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場主導的自由主義。
美國主導建立的戰后秩序涉及很多領域，包括安全、維和、貿易、貨幣、金融、運輸、通訊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層空間等。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戰爭不再是通行的解決國家間爭端的工具，國際法不承認以武力奪取領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國際社會將集體予以抵制，聯合國安理會也會出面干預。這一新秩序開啟了人類近代史上最長的和平繁榮時期，盡管有美蘇冷戰與局部代理戰爭，但沒有爆發全面性戰爭，美國也趁機極力向外推廣其價值觀和發展模式。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時任美國總統里根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蝕了社會階級間的力量均衡，民粹主義和右翼極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時開始逐漸累積力量。首先，過去30多年里，許多西方國家(也包括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都變成面對經濟巨獸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經濟與社會職能被架空，放任跨國企業在全球市場里的壟斷行為，最終導致全球化利益與風險分配嚴重不均。幾乎在所有國家內部，跨國資本取得絕對支配地位——壓縮工會權力、放寬勞動條件，全面減稅、厲行財政平衡，長期執行緊縮政策、倒逼社會福利體制逐步減縮等等。其次，金融市場本身變成創造巨額短期暴利的來源，大量資本被吸納進虛擬經濟，金融凌駕于實體經濟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綁，拆除金融防火墻，全面開放衍生性金融產品，最終導致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跨國資本在全球化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過去30多年，美國根據新自由主義藍圖打造的國際經濟秩序，讓跨國資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與市場都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如果我們把國家也視為經濟體，將所有國家的財政收入與全球大型企業的營收作為比較基礎，全球前100大經濟體只有30個是主權國家，其余都是跨國企業。全球營收最高的是沃爾瑪，只有8個國家的財政收入超過它。作為一個經濟實體，沃爾瑪的規模遠超過西班牙、韓國、澳大利亞。而在這些企業巨獸面前，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沒有任何談判籌碼。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得極少數跨國企業與最富裕階層成為全球權力行使主體，他們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動自由與資本回報的全球治理或監管機制，他們有能力影響各國的法律、政策與國際規則。
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導致“尋租資本主義”(rentiercapitalism)愈演愈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2017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特別指出“尋租資本主義”對世界經濟結構的扭曲作用。現代經濟里典型的尋租就是企業藉助政治影響力來取得特殊競爭優勢或鞏固自己的獨占或寡占地位，然后藉此壓榨供貨商、消費者或政府以獲取超額利潤。
UNCTAD這份報告首先指出，過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稱之為“超級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經濟整合的深度與廣度，在以史無前例的超級速度前進。超級全球化導致了產業結構的高度集中，也讓極少數的享有壟斷地位的超大型跨國企業囊括了愈來愈高的超額利潤。根據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們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業上市公司的市值從最大到最小進行排列，前100大的總市值是最后段兩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這個倍數已經暴增到7100倍。在過去20年中，這100大企業的超額利潤比例也不斷攀升，跟它們同業平均獲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們的超額利潤占利潤的比例是16%，2015年則上升到40%。
這些超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能急速擴張，又能享有驚人的獲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們的創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們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來扭曲法律、政策與市場監管體制，讓自己透過收購專利與濫用專利訴訟來壓制對手與阻擋潛在競爭者，可以在全球范圍逃避課稅，以及設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縛，讓自己可以通過并購而快速鞏固市場壟斷地位，并讓自己暗中侵占消費者權益的商業模式規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還可要挾各國政府給予特殊優惠的財政補貼。在全球尋租資本主義盛行的時代，貧富兩極化是必然的結果。
(朱云漢，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海外顧問。本文是作者2018年4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構建后西方時代世界秩序與中國全球擔當》的演講改編。來源：《經濟導刊》6月刊)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