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過程神學是當代美國頗具影響力的神學流派，它試圖以過程思想恢復上帝在宇宙論中的本體地位。近年來，假過程哲學之名，過程思想進入了中國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隨后又華麗轉身為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意識形態化為有機馬克思主義。經過幾番話語轉換，過程哲學、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被看作一種新型倫理觀，有機馬克思主義更是被視為應對生態危機的“新馬克思主義”，其目的是要進入中國教育系統，影響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乃至整個現代化建設的方向。
有機馬克思主義是近年來我國學術界興起的一個研究熱點。有人說它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為走出‘現代性’的弊端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實踐設想，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①，也有人說它是“將經典馬克思主義混淆于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心主義和新的烏托邦”②，還有人要“拆穿‘有機馬克思主義’的畫皮”，認為它“用所謂的現代性否定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借馬克思的影響力兜售基督教哲學”③。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層層剝離可以發現，有機馬克思主義緣于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基于過程哲學，過程哲學又和過程神學密切相關。從過程神學到有機馬克思主義，經歷了幾番話語轉換。
小約翰•柯布(John B. Cobb)
一、過程神學：試圖恢復上帝在宇宙論中的本體地位
對于作為一種實有或存在的上帝的信仰，是基督教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作為造物主的上帝不斷失去其存身的領地。正如小約翰•柯布(John B. Cobb)所述：“在中世紀，甚至晚到18世紀，一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對上帝實在的信仰就越確定。在這個時期的后來階段，教育很可能使學生在思想上變得更像自然神論者，……許多人不愿認為上帝干涉事件的進程。”“今天，信仰上帝的危機更加深化了。一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太可能相信上帝的存在。……在所有學科中，提出上帝影響了自然或歷史中的任何事件都是不可思議的。大學中唯一可以正當地討論這樣一個話題的是宗教哲學中的一些課程。上帝在神學中被討論，但神學被大多數的大學排除在外。……學習進入越高級的階段，對上帝的排除就越明顯。這甚至出現在關于《圣經》和教會史方面的研究生課程中。”④
鑒于這種情況，為了拯救“信仰上帝的危機”，號稱“20世紀最龐大的形而上學體系”——懷特海(Alfred N. Whitehead)的過程思想被引入到對于宇宙的解釋中。作為“一流的數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懷特海在進化論、量子論和相對論的基礎之上，以現代科學的幾個核心概念為主干，提出了整體宇宙觀，構筑了獨特的形而上學體系”，“他致力于闡發科學的更廣泛的涵義，使科學與宗教相互融合、相互補充，修正宗教以適應科學的新世界”。⑤所以，懷特海談論的自然與上帝的關系，與傳統基督教完全不同。在本體論上，他不承認物質實體的存在，只承認一系列相互聯系的事件即過程的存在。他認為，宇宙即為過程的集合，過程由上帝和世界共同決定。上帝永遠不能單獨創造，而是與被創造物共同創造;宇宙中的各個實體不全是被決定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決性。正如大衛•格里芬(David Griffin)所概括：“世界的狀況既不是來自于神的單方面的行為，也不是來自于被創造之物，而是來自于神與被創造之物的共同的創造性。”⑥如此這般解釋，巧妙地解決了現代主義所帶來的基督教信仰危機，既肯定和保留了現代社會各個實體的自決性，又恢復和發展了上帝在宇宙論中的本體地位，并且使它以“更具回應的、被動的、可變的、相對的、忍耐的、熱情的色彩”，“和傳統上帝觀的那個非回應的、主動的、不變的、絕對的、急躁的、冷漠的上帝區分開來了”。所以，“過程神學對上帝教義的主要貢獻并不在于它對上帝存在提出了新的論證，而在于它對傳統上帝觀的拒斥和對神的本質的豐富與澄明”⑦。
二、過程哲學：過程思想進入中國的名分和依托
從20世紀20年代懷特海在哈佛大學講授哲學開始，經過30-50年代哈茨霍恩和芝加哥學派的發展，特別是70年代以后小約翰•柯布和大衛•格里芬的發展，過程神學在美國迄今已成為一個頗具影響力的神學流派，其學術重鎮當屬位于克萊蒙大學城的“美國過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of America)。該中心既屬于克萊蒙神學院，也屬于克萊蒙研究生大學，成立于1973年，“以推進過程思想為己任”，“目前在全球有2000多名成員，下設‘懷特海研究部’‘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過程哲學研究會’‘過程教育哲學協會’等30余個學術機構和組織”。其中，“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旨在推動中國的過程思想研究，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與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合作翻譯、出版過程哲學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負責組織高級訪問學者項目、博士后研究項目;組織召開國際會議;舉辦中美過程暑期班;建立、建設中國過程研究中心;出版《中國過程研究》和《世界文化論壇》等”⑧。
2005年，由“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創建者、克萊蒙神學院教授小約翰•柯布和大衛•格里芬分別擔任院長和副院長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后現代發展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在克萊蒙大學城成立。“研究院的創立者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國”，“研究院旨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誠邀華夏英才、打通中西文化、集納科學人文、薈萃古今精華，以新的學術姿態拓展中國的建設性后現代研究，過程思想研究和可持續發展研究，以推動人類文明的后現代轉型”。在學術活動方面，“研究院近年來已組織了30余個有廣泛影響的大型國際會議，并組織翻譯出版了西方建設性后現代和過程思想的主要著作，同時主編有《世界文化論壇》《中國過程研究》和《后現代研究》等報刊”;在組織建設方面，研究院下設多個分支機構，并“在中國大陸設立了18個分中心，在過程哲學、過程教育、后現代文化、可持續發展、后現代農業等方面開展了專項研究”;在學術研究方面，“研究院設立了過程研究基金項目用以支持中國大陸的過程研究和建設性后現代研究，并為以過程和建設性后現代研究為主題申請學位論文的學生提供專項獎勵”;在人才培養方面，“研究院專為中國學者設立了高級訪問項目，聯合培養博士項目以及博士后流動站。此外，還于每年夏季在中國大陸舉辦中美暑期高級研討班”;在社會服務方面，“研究院已與中美多家研究單位和高級咨詢機構及企事業單位合作，舉辦了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并正在推進中西企業精神與企業文化方面的調查研究和咨詢服務”。⑨
從上述工作內容和人員構成可以看出，“中國后現代發展研究院”與“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其實就是一個機構，亦即所謂的“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只不過后者更貼近于現實，更專注于中國。該機構進入中國后，其克萊蒙神學院的背景很少被提及。比如，過程研究中心在其網站介紹道：“過程研究中心(CPS)是克萊蒙神學院的一個研究中心，隸屬于克萊蒙研究生大學。”⑩但它在中國的活動，均以“美國過程研究中心”或“克萊蒙過程研究中心”的名義進行，唯獨不見其與克萊蒙神學院的關系。至于“中國后現代發展研究院”，更是變成了“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其常來中國活動的主要人物，盡管不少都有克萊蒙神學院的教職，但通常都署名“美國過程研究中心”或“美國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的學術或行政職務，有時還會出現其他學術或行政職務。
正是有了“過程研究”“后現代研究”的名義，克萊蒙神學院過程研究中心及其主要人物才得以進入中國，與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廣泛合作，頻頻舉行各種學術活動。據不完全統計，2002年至今，他們累計與中國的35所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舉辦了30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涉及過程哲學、過程思想、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及其與管理、教育、生態、農業、牧業、美學、馬克思主義、宗教等的關系。此外，他們還與中國的32所大學或研究機構共建了形形色色的過程哲學、過程教育、建設性后現代等的研究中心。利用這些平臺，2006年至今他們已在中國舉辦11期“中美過程(后現代)哲學暑期高級研討班”，主要招收中國青年學者，“通過聘請美國過程哲學家和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來華進行教學交流和學術研討，在美國專家指導下閱讀英文原著，面對面地進行學術交流和探討，并在專家指導下進行英文論文的寫作”，“學員完成學業、結業考試及格，發給結業證書。優秀論文將分別推薦給英文版的《過程研究》《過程視角》和中文版的《中國過程研究》雜志發表;第一名可獲得赴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研究訪問三個月的獎學金”。?
在大規模“走進來”的同時，他們也積極創造條件，吸引中國學者“走出去”。2006年12月，中央某研究機構部門負責人“出席由美國克萊蒙研究生大學舉辦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成功訪問克萊蒙大學，并與該校后現代研究院院長小約翰•柯布簽署了2007年10月在克萊蒙研究生大學共同舉辦‘馬克思主義與生態文明’學術研討會。會議如期舉行并取得了成功”?。至今，該研討會已舉辦多屆，均由中方單位和“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等美方單位共同舉辦，每屆與會的中方學者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
此外，“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還面向中國推出一系列交流和獎勵項目。比如，訪問學者項目“邀請中國學者來研究院進行研究、訪問、講學，安排國外學者到中國演講。……迄今為止，已接待了53位國內訪問學者，安排了400余場中外學者的演講”;“柯布年輕學者獎”用于資助“有志于過程思想/建設性后現代/生態文明研究的中國青年學者”赴美參加會議的食宿和注冊費用，選拔條件是“必須來自中國過程研究中心所在單位或參加過任一屆中美過程暑期班”;“暑期班優秀論文獎”的獎品是“資助赴美訪學三個月”;“柯布共同福祉獎”旨在“獎勵在世界范圍內為推動人類和自然共同福祉作出杰出貢獻的各國人士”，2007年至今已頒發六次，其中三次都給了中國人。?
通過這樣的內引外聯，過程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懷特海的《過程與實在》《思維方式》、小約翰•柯布的《過程哲學》《過程神學》、大衛•格里芬的《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后現代文化：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后果》《后現代精神》《后現代宗教》《復魅何須超自然主義：過程宗教哲學》《超越解構：建設性后現代哲學的奠基者》等著作相繼被翻譯出版。與此同時，中國的一些重要學術期刊也經常有組織地發表小約翰•柯布、大衛•格里芬等人的文章或訪談，2002年至今累積已達100多篇，其中僅某核心作者的文章就有50多篇。
三、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過程哲學的華麗轉身
作為一種與基督教神學有著密切聯系的宗教哲學，過程哲學之所以能在中國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快速成長起來，而不像“在美國，只有在被邊緣化的圈子里甚至在相對獨立的圈子里才談論和欣賞”?，除卻有外部力量在推銷其思想和價值觀念、有內部力量要提升其“國際化程度”外，還與過程哲學被進一步轉化為“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密切相關。
懷特海
本來，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就是一種“關系哲學”，認定“正是事物之間的內在關系，才使得我們的世界不是機械的、死寂的孤立‘實體’，而是一個‘有機體’”?，它不贊成把人視為一切的中心，而堅持把環境、資源和人視為在自然中緊密相聯的“生命共同體”。正是基于這種新型生態倫理觀，小約翰•柯布等人提出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他說：“‘我們的后現代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這個時代將保留現代性中某些積極的東西，但超越其二元論、人類中心主義、男權主義，以建構一個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視和關心的后現代世界。”?在這些“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看來，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和解構性后現代主義都對現代性持批評態度，但后者在本質上是一種消極哲學，并未給人們提供多少有關超越現代性的有價值的建議;前者則積極地對待現代性問題，試圖為人們在現代性與解構性后現代主義之間尋找一種建設性的途徑，強調人與自然共生共長的伙伴關系，主張對理性的適度運用，要求從各種思想資源中尋找重構人類文明的新途徑。?
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對現代西式發展觀所主導的現代發展模式持尖銳批判的態度，認為它在根蒂上是一種榨取型的發展、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按照小約翰•柯布的說法，正是這種現代發展模式使得“地球表面的生命系統有史以來第一次受到人類行動的嚴重威脅”?。進而，他們把批判的鋒芒對準了靠著現代發展模式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正如王治河等人所言：“在《馬克思與懷特海》一書的作者看來，‘資本主義是一場災難’。它是積極性的破壞，是一種‘毀滅性的’制度。”“在格里芬看來，……世界上第一個沒有邊界的帝國——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是對人類生存的根本威脅。在格里芬看來，這個帝國不僅對于全世界而且對于美國和美國人民都是有害的。”?更進一步，他們集中批判支撐著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小約翰•柯布認為，“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將造成很多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種潮流建立在一種不可靠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假設的基礎之上，這些假設直接由現代性中引申出來，沒有經受片斷思想的嚴格的批判性檢驗”?，“這場金融危機不僅標志著全球金融體系的破產，而且標志著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破產，其根源在于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可以說，這場危機打破了‘自由經濟’的神話，宣告了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風靡一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破產，宣告了現代性的破產”?。如此猛烈抨擊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批判新自由主義，很容易讓中國主流學界產生“同道者”的感覺，這實際上為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及其思想基礎——過程哲學在中國升堂入室、開花結果，平添了一份特別的通行證和投名狀。
與此同時，“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尤其是中國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高度贊賞、寄予厚望。他們抨擊“世界的政治與經濟領導人，特別是美國領導人”，“面對科學共同體幾乎是一致的看法時，……仍然我行我素，只是考慮短期利益”?，相反，“中國是我們這個星球的希望所在。在著名建設性后現代哲學家格里芬看來，在抵抗美帝國主義，實現后現代轉向進程中，中國扮演著一種獨一無二的領導性的角色”?。特別是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中國的戰略任務，小約翰•柯布稱之為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的“歷史性的一步”?。菲利普•克萊頓也指出：“中國領導人致力于推進中國成為后現代或是‘生態’文明國家。中國有可能跳過西方過去200年間在發展進程中所犯的錯誤，采用后現代組織發展的原則進行國家建設。目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直接從現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現代化時代。如果有這種可能，那只有中國。……在接下來的20年中，中國將是一盞明燈，照亮世界，給所有國家展示什么是后現代主義和生態文明。”?
這種近似吹捧的言論，很容易被當作“外國人講好中國故事”的范例，成為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在中國大肆傳播的脫敏膏和護身符。
猛烈抨擊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也好，極力吹捧中國發展前景也好，給人感覺，“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都是堅定的世俗人文主義者，很難讓人想到他們大多所具有的宗教背景，可他們自己對此并不諱言。小約翰•柯布就說：“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的許多進步是由一些具有宗教背景的人士推動的，他們多屬基督教。”究其原因，一是“現代主義已經使基督教變得相當貧乏和扭曲，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動搖了對于基督教的信仰”，而“新自然主義的奠基者(指懷特海——引者注)提出了一種對于神的特別的解釋方式，并使得有神論更加可信賴，因此它也產生出了某些特別的吸引力。有些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者體驗了這種信仰，把它看作一種解放和授權”;二是“要突破現代思維的廣泛統治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人們必須有很強的信念和責任感。他必須深愛真理，而且特別關注在地球上對于人類所發生的一切。……對于我們中的一些人來說，這種深度的關心來自我們的基督教信仰”?。他還說：“對上帝的忠誠召喚我們要愛上帝所有的創造物。”“如果沒有上帝，誰呼吁正義并關注窮人和被壓迫者?”?可見，正是這種“宗教般的責任感”，推動著“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運用懷特海的有機整體主義思想，超越傳統基督教強調的“人類中心主義”，以生態文明建設來規避西式現代化的陷阱，達到“挽救自然界，挽救人類文明”之目的。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新的委身和忠誠”，“不是出于人類利己主義或單純的社會正義，而是出于上帝泛愛一切造物的神圣號召”?。
當然，來自上帝的“號召”遠不止于此，小約翰•柯布就曾明確表述：“我的希望在于，在我們的教育機構中，號召人們圍繞著由服務造物而服務上帝來把生活組織起來再次成為可能。如果那種希望實現了，我們就可能克服人們陷于民族優越感、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經濟主義的控制狀態，這些東西現在正威脅著地球的生存。”?也就是說，要克服那些“正威脅著地球的生存”的東西，就應該“圍繞著由服務造物而服務上帝”來重新組織生活，亦即恢復普遍的基督教信仰。這也驗證了比利時科學家戴斯米特(Ronny Desmet)的判斷：“懷特海的上帝概念不是他形而上學體系的章尾修飾，而是我們人類歷險過程中信仰的基礎，它既是文化進化的動力，又是文化進化的最終歸宿。”?
四、有機馬克思主義：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化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提出和發展植根于中國、寄厚望于中國，但它在中國的理論和實踐活動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與“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借鑒、融合，最終孕育出了一種與生態文明時代要求相符的新馬克思主義：有機馬克思主義”?。按照王治河等人的說法，“‘有機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當代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集體創造的產物，特別是與中國學者互動的結晶。在多年的互動中，特別是在與中央編譯局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舉辦的前后8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上，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特別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發現，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和過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深度契合，有學者甚至直接將當代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如柯布和格里芬等人歸入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中。這些都直接激發和促成了‘有機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由此看來，有機馬克思主義(Organic Marxism)就是“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把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又稱“有機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形成的一種思想理論學說。二者之所以能夠結合起來，在“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看來，“是源自二者之間有足夠的共通之處，特別是相對不變的、共同的方法論原則和理論旨趣：第一，在方法論上，它們都堅持批判思維，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而不是堅持某種形而上學的教條;第二，在理論旨趣上，二者都挑戰個人主義并鼓勵社會化思維，重視共同福祉，強調公平，關懷弱者”?。但“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也承認，“過程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有兩個根本的區別：一個就是過程哲學的泛靈論的意識前提;另一個就是過程哲學的反人類中心主義”?。于是，他們“從有機整體概念出發依據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新闡釋”“新發展”。結果，過程哲學的基本思想都進入了有機馬克思主義，比如“事件中的行為決定規律，而不是規律決定事件及行為”，“沒有什么絕對的主體和絕對的客體，主客體都是相互的”，而馬克思主義的徹底的唯物論、辯證的決定論、人的一元主體論，卻因“已經不能符合后現代的科學和后現代的生活情境”而被排除在有機馬克思主義之外。如此形成的有機馬克思主義，到底是過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還是過程哲學給自己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這就值得認真研究了。
有機馬克思主義提出以后，“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賦予它極高的學術地位。一方面稱它是“目前為止唯一具有鮮明中國元素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正如楊志華所說：“與以往中國學界對西方思想的追風不同，在有機馬克思主義的生成過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思想文化已經起到了獨特作用。……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有機馬克思主義不只是西方的，也不只是中國的，而是具有‘國際風格’的新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稱它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正如《有機馬克思主義》?一書副標題所指稱“生態災難與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將它視為應對現代性危機特別是生態危機的“新馬克思主義”，認為它可以指引人類走出一條既不同于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傳統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最后落到實踐中，它主要被用來盛贊“中國式的強調社會和諧與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道路”，并試圖進一步影響其發展。正如王治河等人所說：“有機馬克思主義最大的理論意義在于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能否走一條跨越式發展之路，能否規避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弊端，利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中國文化的優質資源，直接建設生態文明?”?小約翰•柯布也說：“我非常支持有機馬克思主義，并盼望它在中國取得成功。……我希望中國的過程研究中心將大力支持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有機馬克思主義’。對我來說，這有著歷史上重要的可能性，它可以明確地致力于實現生態文明的奮斗。中國要在這個方向上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也是如此。”?
那么，這到底是一個什么方向?王治河等人給出了明確答案：“有機馬克思主義在根底上是徹底生態的，……這要求人類在制定各種經濟體制和政策時，應該將其目的確定為在生態的意義上促進人的福祉，而不是為了其自身的原因促進經濟增長。”?“現在的問題是，時間不多了，全球變暖在加劇，海平面在上升，生態危機在日益逼近，……‘中國如果繼續走西方工業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條’。在這個意義上，‘環保才是最大的政治，建設生態文明才是最緊迫的任務’。”?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富有感染力的判斷，但把生態文明建設置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之上，使其占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制高點，又確實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建議。
為什么說它糟糕?看看“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所推崇的生態文明建設吧。其觀點和主張歸結起來主要有兩點。其一，如大衛•格里芬所說：“希望中國將采取一些十分重大的公共措施來證明，不管其他國家怎樣做，中國已經準備好挽救文明了。這將向美國、歐洲、印度的人們表明，中國確實在認真對待減少碳排放的問題。”他又說，“希望美國變得理性的可能性很小。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領袖們如此醉心于增長，醉心于成為‘地球上最偉大的民族’——指最富裕——他們將不會引領削減碳排放的道路”?，“而中國這個受到馬克思主義和懷特海的智慧啟發的國家，有責任也有希望幫助世界拯救文明”?。他還希望，中國的“這一行動將喚醒美國人——或至少使我們感到窘迫而采取行動”?。他的意思再也明白不過了，中國不要管美國是否減少了碳排放，不要和美國爭奪經濟優勢，而是要站在挽救人類文明的高度，率先減排，以此來感召美國人。
其二，如小約翰•柯布所說，“中國的生態文明必須建立在農業村莊的基礎之上”，這是他“對于中國生態文明的第一個主要觀點”。?而所謂“農業村莊”，就是“一些在經濟社會文化上相對完備的本地化綜合性社區，人們的生活生計都在社區里面，……大部分日常消費可以基本上得以滿足而無須過度依賴于外界。若可能，村民們可以步行或者騎單車即可到集貿市場上去，而不用消耗過多能源”?。實際上，這就是一幅田園牧歌式的小農經濟的縮影，但在有機馬克思主義那里，卻成了倍受推崇的“惜物主義”“溫和的苦行主義”“杰斐遜式的社會主義”。為了把這樣的“主義”推介給中國，小約翰•柯布一方面“更明確地講希望中國避免走向消除農民的道路”，“告訴中國不要向他們(指美國——引者注)學習，美國是有一個有代價的，有毛病的現代化”，?“中國運用有機馬克思主義，……首先，它將意味著徹底和堅決地反對從有機農業到機械化農業的轉型”?;另一方面“希望中國已經認識到，……要達到生態文明，需要更徹底的變化”，“肉類將成為日常飲食中相比西方而言不太重要的物品”，“交通不能夠依靠石油，……社區應該準備好用動物交通來運輸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富人將少吃肉，少選擇工業用品，少旅游”?，等等。
這些觀點和主張到底是要中國“領導世界走向生態文明”，還是把中國拒斥在現代文明之外?到底是“為全體中國人民的長遠福祉著想”，還是為美國人繼續獨享超越其他民族的特殊利益而張目?這不禁讓人想起了2010年4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訪問澳大利亞前的一番談話：“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并不想限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這似乎讓人感受到了有機馬克思主義的弦外之音。
為了使這樣的觀點和主張在中國變為現實，“建設性后現代思想家”有著自己的謀略和規劃。正如小約翰•柯布的兒子、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社會公共政策專家、中國問題專家克里福德•柯布所說：“改變政策的最大障礙不在政府內部，而在大學。大學是那些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和建議的知識分子的家園。……直到大量有影響的知識分子認可后現代觀點為止。”?事實也正是這樣，從“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到“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同過程神學緊密相關的過程哲學進入中國后被打造成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有機馬克思主義，利用中國政府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國大學加快實施國際化戰略的契機，猛烈抨擊西方，極力吹捧中國，由此贏得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認可，進而受聘教職、邀請訪學、舉辦培訓班和國際會議、發表文章和出版專著，大肆傳播其思想觀點、價值理念。整個過程可謂內外聯手、上下得勢，最終就是要使中國“從教育開始，逐漸邁入建設性后現代的和諧社會”。他們講得非常明白：“與其不斷地花巨大成本為并不存在機會的工作準備后備軍，還不如我們或許擁有另類點的一些制度或者研究，以另外一套不同標準選拔，尋找那些具有原創力的有勇氣的年輕人，那將會為我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培養出真正有用的人才。”51
注釋：
①王亞茹：《“有機馬克思主義”的來龍去脈》，《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②黃學勝：《“修正”抑或“回歸”?——論有機馬克思主義及其理論問題》，《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4期。
③尹海潔：《拆穿“有機馬克思主義”的畫皮》，思想火炬微信公眾號，2016年12月15日。
④[美]小約翰•科布：《為什么信仰需要過程哲學》，黃銘譯，《求是學刊》2008年第5期。
⑤王立志：《方興未艾的過程哲學研究——第六屆國際懷特海大會綜述》，《世界哲學》2007年第1期。
⑥[美]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精神》，王成兵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9頁。
⑦曲躍厚、宇杰：《20世紀過程神學發展概觀》，《國外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⑧《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簡介》，《求是學刊》2007年第4期。
⑨《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簡介》，http://www.docin.com/p-706930152.html。
⑩The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Who are we?”，http://www.ctr4process.org/about/who-are-we。
?《第八屆中美過程(后現代)哲學暑期高級研討班開班通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8525275/。
?《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簡介》，http://www.cctb.net/zzjg/yjzx/xsyjzx/。
?參見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官網：http://postmodernchina.org/ch/。
?[美]B.柯布：《論有機馬克思主義》，陳偉功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1期。
?賀來：《辯證法與過程哲學的對話——科布教授訪談錄》，《哲學動態》2005年第9期。
?樂黛云：《生態文明與后現代主義》，《中國比較文學》2010年第4期。
?寇東亮、鄭偉：《“價值哲學與過程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2002年第8期。
?王治河：《走向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厚道發展觀》，《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王治河、楊韜：《有機馬克思主義及其當代意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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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鵬，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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