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勞動、“普遍智能” 與 “知識無產階級”

　　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在兩個世紀之后的今天，為什么還要紀念，還要討論馬克思?在很多人的眼里，由于蘇聯東歐的失敗，馬克思及其主義不是已經被證明為過時了嗎?對于這一問題，美國理論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遜是這么回答的，他說，只要資本主義還存在，馬克思主義就永遠不會過時。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超越。1杰姆遜此論甚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永葆青春的活力，就是因為它根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時時保持著對資本主義的敏銳觀察和精準解剖;它不僅著眼于解釋世界，更有志于改造世界，有志于為人類通向其真正的歷史打開前行的航道。

　　在21世紀的今天，對馬克思的最好紀念，是保持對馬克思所闡述的歷史真理和政治真理的忠誠。消滅資本，顛覆資本對勞動的統治，這是馬克思的真理觀的核心。從話語上來重申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命題固然重要，但尤為重要的，是要在反抗資本統治的實際政治行動中辨識和形塑集體性的政治主體。在馬克思那里，這一集體性的政治主體的總名，就是無產階級，就是那些不擁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受資產階級剝削的被雇傭的勞動者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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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認為，在勞動者被資本支配之前，他的勞動是一種純粹的個人勞動。在其勞動過程中，這個勞動者是把后來彼此分離的職能，也就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的。但是，當勞動者成為資本統治下的被支配者之后，其勞動過程中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互相分離，“直到處于敵對的對立狀態”2。如果說在早期的生產活動中，“工人把工具當作器官，通過自己的技能和活動賦予它以靈魂”，那么在自動機器體系的大工業生產中，“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3這就是說，在馬克思那里，在固定資本的最適當形式——自動機器體系大規模采用之后，與以前相比，工廠中的勞動者越來越淪為簡單的體力勞動者，工廠勞動越來越少要求工人腦力勞動和靈魂的參與。大工業生產中的產業工人日復一日從事著極其簡單、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與此相對，統治階級不僅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4。這樣，不僅在工廠工人的勞動過程中出現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離，在整個社會人群中，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也形成了巨大鴻溝。

　　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于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于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5在這里，所謂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自然包括了某些知識階層，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腦力勞動者。

　　雖然資本主義解放了巨大的社會生產力，但是長久以來，由于社會總勞動可以提供給整個社會用以再分配的剩余有限，單純的腦力勞動者在數量上遠遠少于體力勞動者。由于資產階級對知識/精神生產資料的壟斷，其意識形態在整個社會占據了統治地位;再加上統治階級在剩余價值再分配上向數量有限的腦力勞動者傾斜，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培養出來的不少腦力勞動者，不僅在社會經濟地位上，也在階級意識上與大工業體系下的體力勞動者拉開了距離。當然，關于腦力勞動者，馬、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也有一個著名的表述——“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6但從21世紀以前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實踐來看，馬、恩當年對于腦力勞動者的這一論斷，更像是一種革命的號召，號召腦力勞動者認清其在資本統治結構中實質上的被雇傭地位，加入到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去。但從歷史效果而論，馬、恩的這種努力可謂成敗參半。在西方特別是俄蘇的革命運動中，固然有千千萬萬無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參與和領導革命，但毋庸置疑，運動所召喚的政治主體和革命主力軍主要還是大機器生產體系中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而在工業生產不甚發達的東方國家，例如20世紀的中國，至少從絕對數量上來說，革命的政治主體和主力軍可以說是無數無產階級化的農民。

　　但是今天的時代不完全等同于人民戰爭的年代，也不完全等同于十月革命的時代，更不完全等同于馬克思的時代。對今天的時代，不同的理論家有著不同的指稱，譬如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后工業社會時代、信息資本主義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后福特主義時代、后-后福特主義時代、數碼資本主義時代、后現代主義時代、人工智能資本主義時代、認知-文化資本主義時代、超級工業時代、生命政治時代等等。相對于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隨著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演進，當代資本主義有其變化的部分，但也有不變的部分;其不變的部分，就是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當代資本主義在造就前所未有的生產力，使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的同時，也使整個星球變成一個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急劇擴大的“貧民窟星球”(美國城市理論家邁克·戴維斯書名)。事實證明，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的下列斷言仍然有效：“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7

　　如果說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今天，新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主體仍然是無產階級的話，那么與以往相比，這一無產階級的政治主體還會是馬克思所指認的與機器大工業生產相聯系的產業工人嗎?要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就在于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不均衡發展。眾所周知，在老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來出現了去工業化的進程。在發達國家一些重要的傳統工業地區，比如北美的五大湖區工業帶，英國的格拉斯哥、曼徹斯特等重工業城市，去工業化的進程尤其明顯，產業工人由此急劇縮減。這些國家近些年大力發展的是信息產業和服務業，重視的是所謂知識/信息經濟和非物質勞動，其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完成了從福特主義到后福特主義，甚至后-后福特主義的轉變，知識工人也就是腦力勞動者在整個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但在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如東南亞的柬埔寨、老撾、越南，中美洲的海地、洪都拉斯、厄瓜多爾等國，傳統的工廠制造業如紡織、玩具、鞋襪、造紙等仍方興未艾。在這些國家更具福特主義色彩的忙碌工廠和車間里，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人在生產線上辛勤勞作。假如把視線轉向那些新興的經濟大國，情況又有所不同。在這些經濟強勁發展的新興經濟體中，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資產階級的剝削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一方面，傳統的工業制造依然強勁，另一方面，知識/信息經濟和非物質勞動后來居上。在這些新興大國中，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呈現為一種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的混合;體力勞動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結合者在數量上仍占壓倒性的優勢，但知識工人也即腦力勞動者越來越處于重要甚至霸權性的地位。所以說，在當代的全球資本主義中，因應不同的社會生產組織形式，作為雇傭勞動者的無產階級，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和不同生產領域，呈現出不盡相同的外在面貌。要申明的是，以上表述不是要否認在發達國家中體力勞動的大量存在，也不是說在柬埔寨、海地這樣的國家只有傳統的產業勞動，沒有知識勞動的發展，而是要強調知識勞動在前者，以及體力勞動在后者中的霸權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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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和亞當·斯密一樣，馬克思堅持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的區分。生產性勞動在馬克思那里至少有兩層主要意思——作為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和作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在俗稱的《資本論》第四卷也就是《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在評述俄國政治經濟學家昂利·施托爾希關于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相互關系問題時，涉及了對“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的認識。那么，在馬克思那里，非物質勞動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呢?馬克思認為，一般來說，像醫生、教授、作家、詩人、畫家、道德家、傳教士等屬于非生產勞動者，因為他們的活動或“服務”，不生產現實的或想象的使用價值，不生產物質勞動的產品，也不直接生產財富。他們從事的是一種非物質勞動，直接生產的是一種特殊種類的產品8。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也論述到，上述各色從事非物質勞動的非生產勞動者，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轉變為生產勞動者。馬克思說：“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末，一個教員只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資本投入香腸工廠，而投入教育工廠，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9這就是說，對馬克思而言，不光是從事物質勞動、體力勞動的人才是無產階級，從事非物質勞動的人像教師、醫生、簽約作家和藝人等，如果被放置到一定的雇傭勞動結構中，就會變成不占有生產資料，而依靠工資為生的生產工人，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可見，根據馬克思的論述，非物質勞動既可能是非生產性的，也可能是生產性的;從事非物質勞動的人既可能是統治階級的成員，也可能是被統治、被剝削的雇傭勞動者。對其中以精神生產、非物質勞動為主的雇傭勞動者，恩格斯稱之為“腦力勞動無產階級”10。

　　馬克思在1857-58年寫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手稿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論述，闡明了機器體系和“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中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譯成“一般智力”)的關系。馬克思說，機器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11在這里，“普遍智能”(“一般智力”)是物化于機器體系之中作為主要生產力的人類的一般社會知識;這種一般社會知識，對于馬克思來說，主要是科學。馬克思說，“科學通過機器，構造驅使那些沒有生命的機器肢體有目的地作為自動機來運轉。這種科學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識中，而是作為異己的力量，作為機器本身的力量，通過機器對工人發生作用。”12一方面，作為固定資本之最適當形式的自動機器體系像吸血鬼一樣，吸吮著工人的活勞動維持著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物化到自動機器體系中的“普遍智能”也使得它似乎具有了靈魂：機器“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13。

　　意大利自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莫里茲奧·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發展了馬克思對非物質勞動和“普遍智能”的論述。在1996年的論文《非物質勞動》中，拉扎拉托把非物質勞動重新定義為“生產商品信息和文化內容的勞動”。這就是說它有兩個不同的面向：“一方面是商品的‘信息內容’，它直接指向在工業和第三產業中大公司里工人勞動過程所發生的變化，在那里，直接勞動所需的技能逐漸變成控制論和計算機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與垂直的信息溝通技能)。另一方面，關于生產商品‘文化內容’的行為，非物質勞動包括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工作’，換句話說，這類活動包括界定和確定文化與藝術標準、時尚、品味、消費指針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眾輿論等不同信息項目的活動。”14受到馬克思的“普遍智能”理論的啟發，拉扎拉托認為，自1970年代以來，隨著整體人口文化和智力素質的提高，西方進入一種“大眾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社會。所謂“大眾智能”，在拉扎拉托及其他意大利自主論者那里，指的是“一種在社會里橫向地伸展開來的集體智能和被積累起來的智識力量……(它)已不再是局限于個人或某些訓練有素的知識分子封閉圈子中的現象，相反，智能已成了一種大眾現象，它更多地依賴于社會積累，并在集體和合作性的實踐中被推進。”15在馬克思那里主要賦予自動機器體系的“普遍智能”，在拉扎拉托這里，變成了后工業社會普羅大眾的一般特質。在他看來，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巨變，后工業社會中的體力勞動日益加入了被稱為“智力”的工作程序，而新的溝通技術越來越要求富于知識的主體。拉扎拉托由此認為，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之中，堅持“‘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物質勞動與非物質勞動’之間陳舊的二分法，將把握不到生產性活動的新特性”16。西方大都會的非物質勞動顯而易見的特點，就是其不穩定性、過度剝削(hyper exploitation)、機動性和層級結構17。拉扎拉托并且提出，在所謂獨立自主的自雇工人標簽后面，人們實際上可以發現一種智識型無產階級(intellectual proletarian)，但只有在剝削她或他的雇主那里，這種智識型無產階級才能被辨識出來18。這就是說，以往從事精神生產和非物質勞動的那些所謂“自由職業者”，在大眾智能社會里，實質上也被轉化為真正的雇傭勞動者。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作的關于資產階級將從事精神生產和非物質生產的腦力勞動者變成雇傭勞動者的斷言，似乎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西方，才真正落到了實處。

　　在后工業社會時代，非物質勞動是否只是對物質勞動的補充，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附屬性和點綴性的勞動形態呢?美國理論家邁克爾·哈特(及其合作者奈格里)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哈特認為在后工業社會中，出現了非物質勞動對物質勞動的霸權。哈特所論的非物質勞動，就是生產非物質性產品，比如觀念、形象、交流方式、情感或社會關系的勞動。但是哈特的批判者也提出了反論，反論的核心是：就全球勞動分工而言，非物質生產往往局限于世界上的強勢地區;而就數量而言，農業生產仍舊雇傭著大多數的勞動者，工業人口的人數也沒有減少。針對這種批評，哈特回應說，雖然這種非物質勞動就定量而言，并未在經濟上成為主導性的力量，在全球范圍內的分布也是不均勻的，但是就定性而言，非物質勞動已經成為霸權性的了19。換句話說，“正如一個多世紀以來工業勞動趨于改造所有其他生產形式，迫使它們接受工業性質和實現工業化，同樣，在今天，非物質勞動也正在改造其他的生產形式，迫使它們采用其性質，變得具有溝通性、信息化和圖像化等等。”20對于意大利自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其發現的新的生產力形式——“非物質勞動”、“大眾智能勞動”和“普遍智能”勞動的理解，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國》中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意大利自主主義者雖然發現了以上這些生產力的新形式，但在以此具體處理生命政治社會(biopolitical society)中的新生產實踐的時候，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對哈特和奈格里來說，這些作者最嚴重的一個缺陷，就是他們在處理這種新的生產實踐時，“趨向于僅僅觸及它在智力和非身體方面的表現。然而，身體的生產力和情感的價值在這個環境中無論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21基于其對非物質勞動和“普遍智能”的理解，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反抗資本主義的新的革命主體，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而是由非物質勞動所規定和形塑的生成性的諸眾(multitude)。

　　在對馬克思的非物質勞動和“普遍智能”思想的重思中，意大利另一位著名的自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弗朗哥·貝拉爾迪(Franco Berardi)提出了“認知無產階級”(cognitarian)的概念。“cognitarian”是一個新造術語，是“cognitive”(認知的、認識的)和“proletarian”(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兩詞拼合而成，這實際上是笛卡爾主義的“我思”(cogito)論和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綜合22。貝拉爾迪有時也把“信息工人”(info-workers)、“認知型工人”(cognitive workers)和“認知無產階級”交替使用。關于“認知無產階級”，巴拉爾迪有兩個簡潔的定義，其一是：“認知無產階級就是那些體現各種形式的普遍智能的人：他們為著生產各種產品、提供各種服務而處理信息。”23另一個定義是：“認知無產階級是認知勞動(cognitive labour)之社會性的肉體存在。”24從外在的身體表現看，不同的“認知勞動者”之間有很大的相似性。“認知無產階級”的身體特征，突出表現在因聚精會神而緊繃的神經，和因緊盯著屏幕而疲倦的眼睛。但是不同的“認知勞動者”之間，工作內容其實很不一樣。建筑設計師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IT工程師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偵探小說家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勞動工具固然相同，其工作內容卻很不相同。簡單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工作往往經過短期訓練之后可以互換，而“認知勞動者”的工作因其獨特性和創造性，是很難互換的。25

　　對于“認知勞動者”來說，時間與價值量之間的關系是很不穩定的。很難以通常的時間標準來度量“認知勞動者”的勞動價值，因為不是所有工作時段在生產性、創造性上都是相等的，“認知勞動者”有時很長時間都不能生產出任何精神/非物質產品，有時卻能在短期內生產出高質量的精神/非物質產品。所以貝拉爾迪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抽象勞動概念應該得到修正;因為抽象勞動在馬克思那里跟時間相關，卻不考慮到其質量26。

　　雖然“認知無產階級”具有無窮的創造力，是“新經濟”的主要創造者，但是總體來說，貝納爾迪對“認知無產階級”的精神畫像是相當負面的。“認知無產階級”往往超時工作。這是什么原因呢?貝納爾迪認為，這當然可以用1970年代以來工人階級的政治失敗來解釋，但是這種解釋還不夠。他認為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愈演愈烈的社會原子化所造成的社區與日常個人生活的無趣化，致使“認知無產階級”把生活的唯一重點放到了工作上去。對于“認知無產階級”來說，不超時工作，又能去干什么呢?還有，由于惡性競爭的發展和社會保障和福利的削減，“認知無產階級”生活在無盡的焦慮和恐慌之中。而“認知無產階級”把越多的時間用于獲取消費資料，他們就越少擁有享受現實世界的時間。27

　　除了拉扎拉托的“智識型無產階級”、貝拉爾迪的“認知無產階級”和“認知型工人”、“信息工人”外，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大眾智能社會下的新型勞動者還有許多具有家族類似性質的名字。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弗羅里達(Richard Florida)稱之為“創造性階級”(creative class)，英國勞工問題研究專家烏蘇拉·胡維斯(Ursula Huws)稱之為“賽博無產階級(Cybertariat)”，法國未來學家、分子生物學家若埃爾·德·羅斯奈( de Rosnay)和意大利理論物理學家、哲學家卡洛·羅威利(Carlo Revelli)稱之為“網絡無產階級”(“ProNetariat”，由“Proletariat”變化詞形而來，法國理論家莫里耶-布當〔YannMoulier-Boutang〕在他的《認知資本主義》一書中提到“netariat”一詞)，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和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則使用“知識工人”(knowledge worker)這一稱謂。無論如何，所有這些術語標示了信息社會新型工人的一個核心特點，這就是他們不再是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而是具有高認知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知識勞動者，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也是資產階級剝削和過度剝削的受害者，是恩格斯所說的“腦力勞動無產階級”。在漢語語境中，也許我們可以將所有這些稱呼統一在“知識無產階級”這一術語之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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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數碼技術和人工智能所開啟的信息社會的來臨，生產過程中的簡單勞動將會越來越為智能化的自動機器所擔負，簡單的體力勞動者也將越來越為機器人所替代。信息時代“知識無產階級”的工作更具有非物質勞動和精神生產的特點;在工作中，知識勞動者必須投注更多的信息、文化和情感內容。信息社會要求的標準工人是“有素質的勞動者”，是更多的“知識無產階級”和更少的簡單體力勞動者。如果說，在馬克思所處的大工業時代，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種嵌在自動機器體系中的機件，生產過程不需要工人的靈魂在場的話，信息時代的生產則“把工人的靈魂轉化為工廠的一部分”，要求工人“把靈魂帶進工作”，成為“溝通的主體”29。那些不能適應信息資本主義對知識勞動的要求、不能成為“溝通的主體”、不能“把靈魂帶進工作”的純體力勞動者，將被大批地殘酷淘汰，成為勞動后備大軍中的一員。而如果被淘汰出局的純體力勞動者，不能在失業期間迅速提升自己從事知識勞動的能力的話，那么可能就會長期甚至終生處于失業狀態。無情的信息社會逼迫著無產階級快速知識化。

　　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重組，信息社會的勞動組織呈去中心化的特點，傳統四面圍墻的工廠逐漸為沒有圍墻的“分散工廠”(diffusefactory，拉扎拉托用語)和奈格里意義上的“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30所代替。在新自由主義的壓迫下，中產階級隊伍逐漸萎縮，以往相對獨立地從事非生產勞動和非物質勞動的人們，即眾多知識分子，也被方興未艾的文化產業和信息產業納入無堅不摧的資本的直接統治之下，成為“社會工廠”中接受資產階級剝削和超剝削的雇傭勞動者，成為地地道道的“知識無產階級”。無情的信息社會同時也逼迫著知識分子的快速無產階級化。

　　這是噩耗，也是福音;這是危機，也是機遇;這是好壞參半的時代。其中的一個好消息是，人類漸次開始了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分，開始了體腦結合和以腦力勞動代替體力勞動的新時代。當然這還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人類真正的歷史時代。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人類從“史前史”進入真正的歷史，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就是三大差別的消失，即階級差別、地域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失。眾所周知，在“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人們為著消除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和對立，進行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而其效果不彰。在大眾智能型的信息資本主義社會演進過程中，由于越來越多的簡單體力勞動為人工智能化的自動機器所承擔，由于“知識無產階級”大量出現，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將不再像在傳統工業社會中那么尖銳。當然，正如傳統工業社會中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尖銳對立是資本強制的結果一樣，在信息資本主義時代這種對立的緩和，也是資本強制的結果。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化，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無產階級化。這一雙向的進程使得體力和腦力勞動兩者的差距迅速縮小。“知識無產階級”的大量涌現，即便是資本強制所致，其客觀效果恐怕也正是未來的自由人聯合體所樂見的。這印證了馬克思一向的堅定信念：在舊社會的土壤中，必然會孕育著新社會的萌芽。

　　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涌現出來的“知識無產階級”有文化，有能力，充滿創造力，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從目前看，這一“知識無產階級”似乎仍是一個“自在”的階級，不是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中很多人還誤以為自己只不過是時乖運蹇的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但是新自由主義在信息時代的肆虐，將逐漸打破其幻想，幫助他們去除頭腦中的意識形態迷霧。在這個新時代，“知識無產階級”首先要做的是以批判性思維認清自己的真實處境，也認清信息社會的階級性質;對此了然于心，才談得上以自覺的政治行動將自身鍛造成一個“自為”的階級。如果說奈格里和哈特對“諸眾”的論述充滿樂觀和希望，那么貝拉爾迪對“知識無產階級”的描述則令人心悸。孤獨、抑郁、無助、恐慌……處于此種“自在”狀態中的“知識無產階級”，實際上是一種信息資本主義時代的病人，還有什么東西不能割舍，還有什么東西可以失去呢?只有勉力別尋新路：砸碎這鎖鏈，打開這牢籠，將自己，也將別人解救出來。只有自覺踐行集體性的政治行動，“知識無產階級”才能從“自在”的階級，轉變成“自為”的階級。

　　在今天的解放之路上，作為腦力勞動者的“知識無產階級”并不孤單。由于全球資本主義地域發展的不平衡，也由于今天資產階級剝削形式的多樣，從事純粹體力勞動的無產階級仍大量存在。在論及非物質勞動和“認知無產階級”時，法國思想家雅克·朗西埃甚至認為，物質勞動和體力勞動永遠不會完全消失。他諄諄告誡說，“我們所要做的，首先是挑戰和打破全球的分工體系。資本所發展出的非物質工作的力量保有其獨特的力量，但是非物質工作本身永遠不能打碎這個體系。只有在反抗支配的斗爭中誕生的力量才能做到這一點。”31恩格斯1893年從倫敦寫給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的信中提到，“腦力勞動無產階級”負有這樣的使命，就是“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發揮巨大作用”。工人階級的解放，需要醫生、工程師、化學家、農藝師及其他專門人材，“因為問題在于不僅要掌管政治機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會生產，而在這里需要的絕不是響亮的詞句，而是豐富的知識。”32在今天，“知識無產階級”只有與體力勞動無產階級在反抗支配、解放全人類的政治斗爭中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才能消除其自身在晚期資本主義的“不幸工廠”(Factoryof Unhappiness)33中與生俱來的憂郁。而在可見的未來，“知識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不是把自己變成純粹的體力勞動者，而是力圖與現有的體力勞動無產階級融合一體，與體力勞動無產階級共同成長為更具組織力和創造力的更高層次的自為的“知識無產階級”。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試看將來的環球，必將是“知識無產階級”的赤色世界。

　　1   杰姆遜教授2012年底到北京大學講學，這是他在中文系一次座談會上的言論，當時筆者在場。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5-556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8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6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8-469頁。

　　7   同上，第466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8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556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7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頁。

　　12  同上，第208頁。

　　13  同上。

　　14  莫里茲奧·拉扎拉托：《非物質勞動》，霍炬譯，載羅崗主編：《帝國、都市與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頁。

　　15  張歷君：《普遍智能與生命政治——重讀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段〉》，同上，第175頁。

　　16  莫里茲奧·拉扎拉托：《非物質勞動》，同上，第140頁。

　　17  同上，第143頁。

　　18  同上。

　　19  [美]邁克爾·哈特：《非物質勞動與生產》，陳越譯，《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2期。

　　20  同上。

　　21  [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頁。此處引用譯文略有改動。

　　22  英文中另一個新造詞“cognitary”亦等同于“cognitarian”。“cognitary”源自法文新造詞“cognitaire”，是法文“cognitif”(認知的，認識的，即英文的cognitive)和“prolétaire”(無產階級、工人，即英文的proletarian)兩詞拼合而成。同“cognitarian”一樣，“cognitaire(cognitary)”亦可譯為“知識無產階級”、“知識勞動階級”、“知識工人”等。

　　23  SeeFranco Berardi,“Cognitarian Subjectivation”, E-flux Journal,Number 20, November 2010.http://www.e-flux.com/journal/20/67633/cognitarian-subjectivation/. 2018年4月21日訪問。

　　24  FrancoBerardi,“What does Cognitariat Mean?Work, Desire and Depression”, Cultural Studies Review,Volume 11, Number 2, September 2005, p. 57.

　　25  Ibid,pp. 57-59.

　　26  Ibid,p. 58.

　　27  Ibid,pp. 59-62.

　　28  以筆者目前的查檢，漢語語境中“知識無產階級”的提法，可見于1929年世界書局出版的《社會科學大詞典》，第337-338頁。該詞典對此術語界定說：“知識無產階級，即有知識、學問之無產者，又名有識無產階級。此語是指自由職業者——記者、教師、下級官吏、下級律師，及醫生、下級技師及事務員等——而用的。他們不是以工銀生活，而是以奉給報酬為生活，比較一般工銀勞動者，生活的樣式稍高。但是，他們的收入，不是和資本主義的榨取一樣地不勞而得，而是由自己的努力以獲得的。”該詞典的編者為高希圣、郭真、高喬平、龔斌(梅龔斌)四人。高希圣即高爾松，郭真即其弟高爾柏，均為共產黨人。1927年，高氏昆仲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被通緝，亡命日本，其后以化名秘密回國，從事編著、出版事業。

　　29  莫里茲奧·拉扎拉托:《非物質勞動》，《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第140-141頁。

　　30  見 Antonio Negri, SocialFactory, Autonomedia, 1983. 奈格里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不再僅限于帶圍墻的工廠車間之中，而是擴展到整個社會，整個社會變成了“社會工廠”。工人的內涵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簡單說，“就是從泰勒制-福特制時代被去技術化的大眾工人(mass worker)轉變成為了后福特制時代的再技術化的、社會關系豐富的社會工人(social worker)。”見王行坤:《運動和組織——哈特和奈格里論全球反抗運動》一文，360doc個人圖書館網站，2018年4月21日訪問。

　　31  《民主、無政府主義與今日激進政治：雅克·朗西埃訪談》，蔣洪生譯，載《生產》第八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4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頁。

　　33     弗朗哥·貝拉爾迪2001年著有《不幸工廠：新經濟與認知無產階級運動》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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