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民騏：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六)
【老田按：在美國發起經濟超限戰的當口，認真閱讀李民騏教授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文，能夠較好地理解19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狀況。在美國里根上臺之后，在國內加強對工會的打壓，各大跨國資本的“外包業務”迅速開展起來了。同時，中國開展了對外開放，由于政權力量強大且幫助資本削減積累成本，使得中國成為全球資本洼地和最為重要的資本流入地。發達國家的外包業務，與中國本土低價值加工業的繁榮，共同構成了全球化新時代的“空間修復”狀況。這一輪的“空間修復”之所以選定中國，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實現的大幅度降低資本積累成本的制度化努力。中央政府政策對于外包業務的吸引力在于其“合法的低成本積累”空間，這主要包括較低的土地價格和稅負(對外資的低稅負是以對內資的高稅負為條件的，2008年才并稅)，勞動力低成本等。還由于國內政治場域的惡性競爭，一方放出勝負手——從1979年開始全面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資饑渴癥，結果最后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狀況，與此緊密相關的招商引資事業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權力緊密地服務于資本積累需要——積極地幫助實現壓低環保成本和勞工成本，地方政府公司化導致“枉法積累空間”的形成和固化——地方政府作為政策和法律的執行者在各地相互競爭的招商引資的情況下，傾向于成為各種違法降低積累成本行為的保護傘，從而開辟出違反政策和法律的成本下降空間來。對于資本積累成本的下降，除了聯系著中央政府的外資優惠政策這一“合法空間”之外，還有著地方政府的“枉法空間”加成。由于中國的低積累成本狀況，各跨國公司之間的成本競爭，也導致爭相把加工環節轉移到中國的競爭態勢，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的降成本沖動，是這個相互競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進程的一部分，今日中美貿易逆差中間，包含大量日韓臺通過中國加工廠實現的對美順差——這也同時體現為大陸對日韓臺的逆差。也就是說，中國加工能力的膨脹過程，并非中國公司的自主生產和競爭策略有效，最后擠垮了美國的公司，而是反過來，是跨國公司之間的高端競爭，導致產能迅速轉移至中國所致，不是中國的低端生產的自主膨脹擠垮了高端公司。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跨國貿易均屬于跨國公司主導權之下的產業鏈前后連鎖的貿易，這個過程的主導權是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上的，中國是“被順差”的。主導權在美國為代表的的跨國公司手里，而不在中國手里，這一點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的，他女兒伊萬卡就專門干這個活兒掙這份錢的。為了較為清楚地把握中美貿易的實質，推薦閱讀李民騏教授的文章《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約翰·史密斯的《二十一世紀帝國主義》兩篇文章。】
2017-8-16 07:03| 發布者: 遠航一號 原作者: 世界經濟參考資料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3048
目錄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核心國家、外圍國家與半外圍國家
附件A：“核心國家”、“半外圍國家”和“外圍國家”的定義
空間修復：十九世紀
空間修復：二十世紀
半外圍地區的危機
不平等交換：中美之間
附錄B：測量勞動貿易條件（the labor terms of trade）和不平等交換
中國和空間修復的極限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摘要: 十六世紀的地理擴張為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打下了基礎。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已經將全球都納入其中。在十六世紀誕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三個結構位置(核心、外圍與半外圍)，在十九世紀被鞏固，并且在整個二十世紀都維持相對的穩定。
十四世紀，歐洲封建主義陷入了深刻的系統性危機。地力疲乏、森林耗盡以及邊界的資源枯竭使中世紀經濟增長達到頂點，封建體制達到了社會與生態的極限。饑荒、流行病、戰爭以及農民起義造成歐洲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土地投入的降低使得直接生產者在力量對比中占了上風，統治階級的收益也因此減少。這場危機無法再在封建的歷史框架中獲得解決(沃勒斯坦，1974;摩爾，2002)。
西歐的統治階級以地理擴張來應對這場危機。美洲的征服極大地提高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土地/人口比，從十六世紀初到十七世紀末，地理規模約增長了兩倍(沃勒斯坦，1974: 68)。來自美洲的新谷物大幅地緩解了歐洲長期的糧食短缺，并且導致了之后幾個世紀的人口增長。美洲的金礦和銀礦為歐洲人提供了大量的貴重金屬供給，導致長達一個世紀的“價格革命”——將財富從工人移往資本家的重分配。(阿爾瓦與威爾西，1993)。
十六世紀的地理擴張(大衛哈維稱之為“空間修補”)為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打下了基礎。在十七世紀，早期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已經出現了三個結構位置。西北歐成為核心地區，專精于大規模量生產制造業。核心地區的特色是強大的本土資產階級控制本地以及國際的商業，相對進步與復雜的農業形式，以及強有力的國家(政府)。外圍地區則專精于由強制奴役勞工所生產的單一化現金作物。外圍地區(東歐與拉丁美洲)的特色則是虛弱的國家(政府)或是缺乏本地原生的國家(政府)。曾經的核心地區，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經歷去工業化過程之后，則跌入了半外圍地區。
下圖表4.1和表4.2顯示從1600年到1700年間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不同地區以及世界其他部份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和人均GDP。歷史的經濟統計來自“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麥迪遜，2010)。
核心國家、外圍國家與半外圍國家
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已經將全球都納入其中。在十六世紀誕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三個結構位置(核心、外圍與半外圍)，在十九世紀被鞏固，并且在整個二十世紀都維持相對的穩定。
直到二十世紀末，核心國家都是全球資本主義積累的中心。要進行資本積累，尤其是進行長期與高風險投資，必須有高利潤率來吸引資本家。而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核心國家壟斷了世界商品鏈中獲利最豐的環節，以確保核心國資本家的利潤率。
核心地區是世界體系中熟練勞動力(包括技術工人與專業人員)、管理人員、以及軍事力量集中的所在區域。核心國家的政治穩定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為了確保技術工人、專業者、管理人員和軍事人員的政治忠誠，核心國家讓自己的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享受比世界其他地區更高的薪資水平。結果是，核心地區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從全世界的剩余價值中分了一杯羹，并且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成為列寧所說的“工人貴族”。
為了使核心地區成為全球資本積累的中心，并且收買國內的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世界剩余價值必須集中在核心地區。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核心地區(約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控制了50%到60%的的全球經濟。
在十六和十七世紀，外圍地區主要是低人口密度和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自然資源(貴金屬與原物料)從外圍被運往核心。自十九世紀開始，外圍地區包含了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外圍地區則專業化于高競爭與低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經濟剩余通過“不平等交換”(外圍出口的商品含有大量的勞動，用以交換自核心國家進口的含有較少勞動的商品)從外圍被轉移到核心(沃勒斯坦，1979: 71)。
外圍地區的作用是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戰略儲備。外圍地區絕大部分的人口居住于農村地區，在必要時能夠成為全球資本積累的勞動力來源。歷史上，成功的資本積累(經濟的指數迅速增長)大部分受限于核心與半外圍地區，外圍地區缺乏成功的資本積累，也代表著外圍地區(約占三分至二到四分之三的世界人口)有相對低的資源消耗與環境沖擊。因此，直到二十世紀中，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基本能夠不受環境與資源的限制。
半外圍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行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政治上，半外圍扮演著“中間階層”，以預防被壓迫的大多數聯合起來反抗這個體系中得利的少數(沃勒斯坦，1979: 21-23)。經濟上，半外圍對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穩定也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
一直以來，核心地區的資本主義積累傾向于拉高資本和資源的成本并且壓低利潤率。要恢復利潤率，核心區域必須把舊產業的資本(利潤率低并且下降中)，轉移到新的“領先”產業中(有較高且不斷升高的利潤率)。為了讓資本轉移，舊產業必須遷移到勞動和資源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從歷史看來，從核心移出的舊產業主要移動到半外圍地區。(沃勒斯坦，1979: 70-71)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資本位移和“空間修復”曾多次幫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重新恢復利潤率并且克服系統性危機。
附錄A對于1600-2013年間，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三個結構位置以及“外部區域”的地理分布做了詳細的描述。
附件A：“核心國家”、“半外圍國家”和“外圍國家”的定義
在世界體系理論中，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結構位置由生產和榨取經濟剩余的相對位置所決定。經濟剩余是指總經濟產品中，超過用于彌補投入生產之物質部份以及人口族群基本生存所需的部份。由于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及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領導產業的壟斷地位，核心國家得以經由不平等交換從外圍和半外圍國家榨取經濟剩余。外圍國家生產的經濟剩余大部分被核心和半外圍國所榨取。半外圍國雖從外圍國榨取經濟剩余，但仍被核心所剝削。
通過不平等交換所產生的經濟剩余榨取無法簡單衡量，但一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相對位置(在不平等交換中得益或受害，以及其程度)通常和該國人均GDP在世界中的排名相關。在這一章，我使用人均GDP的排名來概估1600到2013年間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三個結構位置的地理分布。以此近似指標為基礎，考量到某些特殊的歷史條件，我對個別國家進行了調整。
在最近的歷史時期(1990年至今)，經濟數據讓我們能直接衡量各國間透過不平等交換轉移的經濟剩余。本章附件B解釋了如何進行直接計算。
沃勒斯坦(1979: 26)指出，到了十六世紀，西北歐進入核心，而之前的核心地區(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則落入半外圍，東歐、拉丁美洲則成為外圍地區。
根據Angus Maddison的麥迪遜2010報告(Maddison 2010)的“公元1年-公元2008年世界范圍人口、國內生產總值與人均生產總值的統計”(Statistics of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1600年荷蘭是世界唯一人均GDP超過世界平均兩倍的國家(根據1990年恒定的國際美元恒定購買力)。在表4.1中，荷蘭是1600年時世界上唯一的核心國家。
在表4.1，半外圍地區幾乎包括所有西歐大國。他們在1600年的人均GDP約在世界平均的120%到180%之間。英國和法國都屬于半外圍國家。在1600年，這兩個國家(以現代疆界劃分)都包含核心和外圍地區，而他們的人均GDP都屬于半外圍國家的區間。
1600年的外圍地區包括愛爾蘭、挪威、東歐和拉丁美洲。當時這些地區的人均GDP約為世界平均的70%-100%之間。
1600年，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口都居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外。“外部地區”指的是在歐洲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以外擁有不同勞動分工系統的地區。
17世紀印尼群島和錫蘭(斯里蘭卡)成為荷蘭殖民地。英國、法國和荷蘭在北美建立殖民地。
到1700年，荷蘭人均GDP已超過世界平均三倍，而英國也已達到世界平均的兩倍。在表4.2中，荷蘭和英國都被列為1700年的核心資本主義國家。
其他西歐大國在1700年則是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半外圍地區。其人均GDP約為世界平均的120%到190%。
其后外圍地區擴張到包括愛爾蘭、挪威、東歐、印尼、拉丁美洲和北美。1700年代外圍地區的人均GDP約為世界平均的80%到120%。
到19世紀前期，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南非、馬來亞、菲律賓和澳大利亞都被整合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820年資本主義的兩個核心國家，荷蘭和英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世界平均的兩倍半(見表4.3)。
1820年，美國成為了半外圍國家。俄羅斯以半外圍國家的姿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反映其早期工業化的水平與國家機器的力量。新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在其與世界體系中其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關系上仍屬外圍(沃勒斯坦 1979: 27)。1820年，半外圍地區的人均GDP約為世界平均的100%到190%之間。
隨著印度成為英國殖民地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外圍地區大大地擴張了。1820年大部分外圍地區的人均GDP約為世界平均的70到100%。
1870年，幾乎全球都已被整合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資本主義成為人類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體系。在1820年只有兩個國家(英國和荷蘭)的人均GDP達到世界平均的兩倍，在1870年已經擴張到十一個。 澳大利亞、美國、法國、奧地利和德國踏入了核心。核心地區的人均GDP達到世界平均的210%到380%(見表4.4)
半外圍國家包括加拿大、意大利、挪威、瑞典、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葡萄牙和俄羅斯。他們的人均GDP在1870年達到世界平均的100%到190%。
外圍則包含了其余的地區(亞非拉和大部分東歐國家)。除了幾個較富裕的拉美國家(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大部分外圍地區的人均GDP都處于世界平均的60%到110%
在表4.5中，核心地區包含了每一個在1913年中人均GDP達到世界平均值220%到350%的國家(除了阿根廷被列為半外圍國家)。
1913年，大部分半外圍地區的人均GDP都落在世界平均的130%到220%間。雖然俄羅斯和日本當時的人均GDP較低，但考量到其相對較強的軍事力量，本表仍然將其列為半外圍國家。1913年，大部分外圍國家的人均GDP都處于世界平均的40%到110%之間。
1950年核心地區的人均GDP達到世界平均的180%到450%之間。(見表4.6)
大部分半外圍地區國家1950年的人均GDP位于世界平均的100%到170%間。幾個高收入的拉美國家(委內瑞拉、阿根廷和烏拉圭)，極高收入的西亞國家(卡塔爾、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以及14個西歐國家在1950年都被列為半外圍國家。雖然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值，但葡萄牙和日本都被列為半外圍國家，因為前者仍然是一個殖民帝國，而后者的工業基礎只是暫時被摧毀。
1950年大部分外圍地區的人均GDP都在世界平均的20%到100%之間。少數幾個國家人均GDP超過世界平均值，但因人口少于一百萬而被歸于外圍。
1975年，核心區域的人均GDP處于世界平均值得260%到420%之間(見表4.7)。
1975年，大部分半外圍國家的人均GDP約為世界平均的100%到200%間。三個極高收入的西亞國家(卡塔爾、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特阿拉伯、委內瑞拉和以色列在1975年屬于半外圍國家。土耳其的人均GDP為世界平均值的95%，但其為重要的地區強權，故仍被列為半外圍國家。
1975年大部分外圍地區的人均GDP位于世界平均的20%到100%之間。少數幾個國家擁有高于平均的人均GDP，但因人口少于兩百萬故被列為外圍國家。
在表4.8中，核心地區包括所有人均GDP在2000年達到世界平均220%到480%的國家，除了十四個西歐小國和波多黎各被分類為伴外圍國家。
2000年大部分半外圍國家的人均GDP都達到世界平均的100%到210%間。但特立尼達與多巴哥、馬里求斯、赤道幾內亞、塞舌爾、立陶宛和哥斯達黎加被列為外圍國家，因為他們規模較小以及經濟上的依附性。另一方面，巴西和俄羅斯聯邦被列為半外圍則是考量到他們的地理規模、經濟潛力、政府能力以及他們的人均GDP在2000年被新自由主義重整暫時降低了。大多數半外圍地區的人均GDP在2000年間位于世界平均的20%到100%之間。
2013年大部分核心國家的人均GDP達到世界平均的220%到380%之間(見表4.9)。新加坡和挪威屬于核心國家，因為兩者都有非常高的人均GDP。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幾個有極高人均GDP的極小經濟體被列于半外圍。
大部分半外圍地區的人均GDP在2013年處于世界平均的100%到190%之間。幾個人均GDP超過世界平均值的小規模經濟體被列為外圍。
大部分外圍地區在2013年的人均GDP位于世界平均的20%到100%之間。
空間修復：十九世紀
自羅馬時代以來，亞洲一直是歐洲精英獲取異國奢侈品的主要來源。結構性的不平衡貿易造成歐洲長期向亞洲輸出貴金屬。直到十八世紀，誰掌握了亞洲貿易，誰就控制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中利潤率最高的環節。(阿瑞吉、艾哈邁德、施1999年：221頁)
在十七世紀，對印尼群島的殖民以及亞洲香料貿易的壟斷為荷蘭的商業統治地位建立立了地理基礎(阿瑞吉、巴爾、久枝秀次 1999: 99頁-109頁)。十八世紀，英國征服印度則在英法霸權之爭中有重要地位。在1770-1820年間，從印度流往英國的資金額度估計在一兆英鎊到十兆英鎊之間。印度的財富使英國能夠從荷蘭手中贖回幾乎全部的國債，并且支付了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大幅增長的英國軍費(阿瑞吉、輝、雷、雷佛爾1999年: 55頁)。
到1820年，英國的霸權地位已然鞏固。但世界人口仍有半數左右處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外。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約占世界經濟三分之一。表4.3顯示1820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各地區與外部區域的人口、GDP與人均GDP。
在十八世紀，英國進口中國茶葉導致長期的貿易赤字。更有甚者，不經過一番嚴重的兌換損失，英國無法把印度的收入帶回本土(英國東印度公司必須以貶值的價格用黃金交換白銀以支付對中國的貿易赤字)。自十八世紀末起，英國東印度公司日漸依賴鴉片出口以彌補貿易逆差，并且增強所謂的“增收行動”(將印度的貢賦帶回英國)(阿瑞吉、艾哈邁德、施 1999年: 227-233頁)。
為了阻止鴉片進口所造成的白銀外流，中國皇帝禁止了鴉片貿易。作為回應，英國政府派出軍隊，為了維持“上帝和人類的法律”，并且懲罰中國人“嚴重的罪行”和“邪惡的進犯”( 阿瑞吉、艾哈邁德、施 1999年: 232頁)。中國在鴉片戰爭(1839-1842年)中被擊敗，簽下了《南京條約》，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整合中國成為其外圍的開端。
1848年工人階級起義(歐洲革命)失敗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享受了二十五年的和平擴張期。到1870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包含了整個地球。表4.4顯示了1870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同地區的人口、GDP與人均GDP。
十九世紀后半的經濟擴張創造了新的社會力量。工業無產階級迅速成長，并且集中在戰略要地(工業資本主義的關鍵部門，例如煤礦、鐵路及海港)。從1873年到1896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受到長期蕭條的打擊。資本家對勞動過程和商業組織做了各種改動，以將衰退的負擔轉嫁到工人肩上。
工人的回應則是，進行政治和經濟上的組織來保衛自己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二十世紀初，英國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加入了工會。在歐陸，工人階級則被組織進大型的政黨。勇敢的工人階級斗爭在西歐和北美層出不窮。
隨著英國資本主義失去對世界工業的壟斷地位，英國資本積累的焦點也從物質生產轉移到金融擴張。金融化幫助資本主義恢復了利潤率，卻造成更進一步的社會極化和沖突。領先的資本主義國家將海外擴張看成能夠消弭社會不滿和經濟不況的戰略良方。而社會沖突與國際沖突卻交織成了恐怖的循環，激起了1914-1945年間全球資本主義的大危機。(塞爾維與斯萊特 1999年：181-202頁)
空間修復：二十世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全球財富高度集中于幾個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占全球人口16%的核心國家擁有全球48%的總經濟產出。廣義的西方國家(包含核心國家與半外圍國家，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擁有將近全世界70%的總經濟產出(見表4.5)。
另一方面，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被排除在有效的資本積累之外。外圍地區絕大部分的人口居住于農村地區，而農業被前現代生產關系所控制(高度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權和佃農制)。外圍地區大量的經濟剩余都被轉移到核心。留在當地的經濟剩余中的絕大部分又集中在前資本主義的地主手中，而這些人對資本積累的興趣并不高。
十九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這讓二十世紀早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都無法承擔。無論是西方的工人階級還是非西方的民族解放運動都要求分享世界剩余價值。而為了回應這個要求，全球資本積累的范圍必須擴張，讓西方和非西方世界都能進行有效的資本積累。
在俄羅斯，統治階級無法動用資源來進行快速工業化與軍隊現代化。在一戰前夕，俄羅斯帝國在正常國家和外圍國家的邊緣之間掙扎。布爾什維克革命動員了農民和工人對國家結構進行了根本的轉型。新的蘇維埃國家通過消滅整個舊的統治階級從而能夠集中可取得經濟資源實現資本積累與工業化。
俄羅斯革命也導致了非西方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激進化。民族解放運動不再是非西方精英或“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計劃，而轉型為以群眾為基礎、具有廣大農工動員能力的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演化為共產黨領導的一場全面社會革命(塞爾維與斯萊特 1999年：181-202頁)。
從1914年到1945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撐過了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在二戰結束后，美國成為無可置疑的世界霸權。表4.6顯示了1950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各地區的人口、GDP和人均GDP。
新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必須滿足西方工人階級和非西方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通過雅爾塔協議，美國承認東歐和部份東亞地區是蘇聯的勢力范圍，這為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供了地理空間。美國再對英法施壓使他們放棄殖民地。新獨立的亞洲和非洲國家正式被承認為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中的成員。通過西方核心國家的協助，他們被承諾將實現“經濟發展”。 (塞爾維與斯萊特 1999年：208-210頁)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全球經濟擴張強化了核心和半外圍地區工人階級的議價能力。美國跨國企業和大量生產科技的傳播導致西歐、東歐和拉丁美洲形成了大的工業工人階級(塞爾維與斯萊特 1999年：215頁)。而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也加速了資源的枯竭并且減少全球的環境空間。
1970年代，美國的石油生產達到了第一次高峰。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而自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霸權國家與核心地區首次失去了能源自主的能力。
由于勞動成本、資源耗竭和核心國家內部競爭導致的擠壓，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了。全球資本主義在1960年代末進入另一個危機。
半外圍地區的危機
蘇聯和拉丁美洲國家是二十世界前半葉全球資本主義再結構化的主要受益者。因為核心國家大規模的過度生產，蘇聯和拉丁美洲國家得以廉價進口大宗產品。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代表國家壟斷國內市場。在拉丁美洲，西方資本在大蕭條和二戰后將國內市場讓給了本地工業資本家。
1905年，俄羅斯帝國屈辱地敗給日本。他的人均GDP相對于世界平均從1870年的108%掉到1913年的98%。1945年，蘇聯以軍事強權的角色從二戰中雄起。1950年，蘇聯人均GDP相對世界平均來到135%，鞏固了其作為一個強大半外圍國家的位置(見表4.5與4.6)。
從1913年到1950年，拉美八大國(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秘魯、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的人均GDP相對世界平均從106%提升到128%(資料來自麥迪遜報告(Maddison Report) 2010年)。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球經濟擴張之間，東歐和拉丁美洲經濟迅速成長。到了1975年，半外圍國家包含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大部分西亞國家和南非(見表4.7)。
戰后經濟擴張也改變了半外圍國家的社會結構。無產階級化的勞動者和城市化的人口不只要求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也要求更多的政治和社會權利。圖4.1顯示一些半外圍國家1960到2013年的城市人口比例。到1975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61%，波蘭55%、俄羅斯66%。葡萄牙城市化的人口比例相對較低，但穩定成長。
圖4.1半外圍國家的城市化進程
來源：世界銀行2014年報告
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半外圍國家是全球政治動蕩的中心。拉丁美洲數個民主選舉產生的進步政權遭到推翻。1970年代和1980年代軍事威權政權統治了大半個拉丁美洲。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短暫的民主實驗(被稱為“布拉格之春”)被入侵的蘇聯給踩碎。1970年，波蘭出現大規模工人運動抗議食物漲價。1974年，葡萄牙爆發革命。到1975年，歐洲最后三個法西斯政權(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被推翻。在1979，伊朗的巴列維王朝被伊斯蘭革命推翻。1980年，波蘭團結工聯成為有力的工人階級運動。
1970年代核心和外圍國家都受到勞動和能源成本上升的壓力。核心國家能將資本轉移到新的領導產業并重新建立壟斷利潤，半外圍國家只能繼續從事過時的產業。
當時全球金融資本以“石油美元”(中東產油國的大量盈余)的形式涌入西方國家的銀行。而由于臨時性的利率較低，半外圍和外圍國家借了大量外債來維持經濟增長。
但由于美聯儲在1979年升息(實際上，美國將剩余資本從世界其他地區抽回，以推動美國的霸權復蘇和國內的階級斗爭，見塞爾維與斯萊特 1999年：214-215頁)，債務危機爆發導致南方和東方國家進入經濟與社會危機。
在拉美和東歐地區，部分是由于美國和國際金融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壓力，部分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統治精英進行了“結構調整”，瓦解了社會主義和進口替代的產業結構。去工業化造成了生活水平的大幅降低，并且至少短期地重挫了半外圍國家工人階級的社會及經濟權利。
表4.8顯示2000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各個地區的人口、GDP和人均GDP。從1975到2000，前蘇聯的人均GDP從世界平均的150%下降到74%，東歐從世界平均的132%下降到99%，而拉美八大國從124%下降到106%(數據來自麥迪遜報告Maddison 2010)。
到21世紀頭十年早期，東歐國家成為西歐的廉價勞動力供給者，俄羅斯和拉美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能源和原物料出口者。
不平等交換：中美之間
為了克服1970年代的重大危機，全球資產階級精英采取了幾個策略。在核心國家，資本從大規模制造業轉向信息科技和金融資本。半外圍國家被重新塑造成為能源、原物料和廉價勞動力的供給者。最重要的是核心和半外圍國家的工業資本必須被轉移到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地區。而中國成為了二十世紀后半葉全球資本移轉的主要受益者。
外圍地區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基本功能就是產生經濟剩余以讓核心地區榨取。經濟剩余的榨取來自于不平等交換;外圍國家出口內含相對較多勞動的商品，交換核心國家內含相對較少勞動的商品(沃勒斯坦 1979年: 71頁)。
“勞動貿易條件”指出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平等交換中的得失。其定義為該國出口與進口的商品內含的勞動時間(貨幣價值)的比值。舉例來說，2012年中國出口一百萬美金的商品中內含60.7個“工人年”(60.7個普通工人一年份的勞動)。同一年，中國進口一百萬美金的商品中內含32.8個“工人年”的直接或間接勞動投入。而當年中國的勞動貿易指數則是32.8/60.7=0.54，換句話說，中國每出口一單位的勞動可以在世界市場上換到0.54單位的勞動。附件B解釋了勞動貿易條件的計算。
圖4.2比較1990年到2012年間美國和中國的平均勞動貿易條件。如果某國的勞動貿易條件大于1，代表該國自不平等交換中受惠，從世界其他國家榨取剩余。如果某國的勞動貿易條件小于1，則代表該國在不平等交換中受害，為其他國家生產經濟剩余。
4.2 平均勞動貿易條件
來源：世界銀行2014報告。關于勞動交換的計算方法參見隨附附錄B
作為世界的霸權，美國擁有各大國中最高的勞動貿易條件。1990年代美國經歷了霸權的復蘇。2003年美國開始入侵伊拉克之時，許多討論指出美國正在成為新的“帝國”，當時美國的平均勞動貿易條件爬上了6.4。自那時開始，美國霸權即開始衰退。2012年，美國平均勞動貿易條件跌到4.7。
1990年代起，中國的平均勞動貿易條件開始大規模攀升。1990年，中國的平均勞動貿易條件只有0.07。到了2000年，已經成長到0.20，在2012年成長到0.54。
表4.3顯示中國對各地區的勞動貿易條件。在1990年代初，中國對世界各地區的勞動貿易條件都是低于1。中國在1990年代顯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一個外圍的經濟體。2012年，中國對東亞、南亞以及非洲外圍經濟體來說已經成為一個凈“剝削者”。然而，中國對美國和其他高收入經濟體(包括所有核心國家，中東高收入產油國家和幾個拉美、東歐的半外圍國家)的勞動貿易條件只不過是0.14和0.20。中國對中東、東歐和拉丁美洲的貿易依然是不利的。整體來說，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依然是個外圍經濟體。
來源：世界銀行(2014)關于勞動交換的計算方法參見隨附附錄B。美國以外的本地區國家與“其他高收入”國家僅針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
然而，在十年之內，中國的勞動貿易條件極有可能接近或超過1。中國的勞動貿易條件極有可能對大多數半外圍國家都超過1。到時候，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半外圍國家。由于中國巨大的經濟和人口規模，中國成為半外圍國家將會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運作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同時宣告過去的“空間修復”策略已經到達了極限。
附錄B：測量勞動貿易條件（the labor terms of trade）和不平等交換
此處所用資料皆來自世界銀行所出版之《世界發展指數》(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 2014)。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貿易條件可以如下定義：
勞動貿易條件 = 每100萬美元進口貨物所包含的勞動/每100萬美元出口貨物的勞動量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出口貨物包含的勞動計算方法如下：
每100萬美元出口貨物包含的勞動=出口貨物總包含的勞動/出口貨物總值(以百萬美元為計算單位)
世界銀行2014報告提供了各國與各地區商品出口額，其被用于作為出口貨物的總值。出口商品包括農業出口品與工業出口品。
總的出口商品包含的勞動= 農業出口商品包含的勞動+工業出口商品包含的勞動
農業出口商品包含的勞動 = 農業出口商品的總值/農業勞動生產率
工業出口商品包含的勞動=工業出口產品的總值/工業勞動生產率
世界銀行2014年報告提供了總出口商品中農業出口的百分比。非農出口商品額被視同為工業出口品。
農業與工業勞動生產率的計算是根據該產業總附加值與該產業的總雇傭人數比率得出的。
世界銀行2014年報告提供了農業附加值、工業附加值、總的勞動力、失業率、和總就業人口中各產業雇傭就業人口的百分比。總就業人口可以通過總勞動力與失業率推算得出。每個產業的就業人口可通過總就業人口與每個產業的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推算得出。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進口產品包含的勞動可如下計算：
每100萬美元進口商品包含的勞動 = 進口商品包含的總勞動/進口商品的總值(以百萬美元為計算單位)
世界銀行2014報告提供各國與各地區進口商品數據被視為進口商品總值。世界銀行2014報告提供了一個國家進口的商品來自不同地區的百分比。這些地區包括高收入經濟體、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歐洲和中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中東和北非地區、南亞以及非洲撒哈拉地區。除了“高收入經濟體”以外其他地區都歸為“發展中經濟體”。
根據上述清單所列的地區，這些地區每100萬美元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平均勞動可以通過計算得出。每一地區進口商品包含的總勞動可以看作是這些地區每一個國家進口商品所包含的勞動總和。對每一地區的進口商品而言，包含的總勞動簡單而言等于從這一地區進口商品貨值(以百萬美元計算)除以該地區每100萬美元出口貨物包含的勞動。
一旦計算得出一個國家的勞動貿易條件后，可根據以下公示得出一國在不平等交換中的凈收益與凈損失：
來自不平等交換的凈收益(凈損失)= 出口貨物包含的總勞動X(勞動貿易條件-1)
以上公式說明，如果一國的勞動貿易條件大于1，則該國從不平等交換中獲益;如果一國的勞動貿易條件小于1，則該國在不平等交換中受損。一國的收益與受損是與該國出口商品包含的總勞動成比例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關于不平等交換的公式沒有考慮由于貿易順差或逆差導致的可能的經濟附加值的轉移，也沒有考慮資本或者資本收入的國際流動。
中國和空間修復的極限
表4.9顯示2013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各地區的人口、GDP和人均GDP。表內資料來自世界銀行指數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2014)。
歷史上來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剩余價值都集中在核心國家，而核心地區也是全球資本積累的中心。核心國家占全球經濟產出之份與核心國人均GDP相對全球平均之比都在2000年達到高峰(見表4.8)。但是，就長期歷史趨勢而言，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間的差距得到來逆轉。 在2000年與2013 年之間，核心國家的人均GDP占世界人均的比率從367%下降到了303%。在1975年到2013年之間，外圍地區人均GDP與世界平均之比從28%上升到54%。不過世界剩余價值在各地區之間的更平均分配將會破壞(而不是強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穩定。
圖4.4比較了1990年到2012年間美國和中國在不平等交換中的凈損益，以貿易中包含的勞動時間百萬“工人年”為單位。不平等交換的凈收益代表該國從不平等交換中榨取經濟剩余。而凈損失則代表該國在不平等交換中損失的經濟剩余。不平等交換的計算見本章附件B。
美國在不平等交換中的凈收入在2006年以5600萬工人年達到高峰。當年美國在不平等交換中的凈收入相當于美國受雇勞動力的38%。如果美國沒有透過不平等交換從外圍國榨取經濟剩余，五分之二的美國勞動力將從現在的工作崗位轉移到必要消費品以及原物料的生產以填補美國從外圍國家進口的空缺，這將減低美國約五分之二的經濟產出。
圖4.4顯示中國在不平等交換中的凈損失曾相當于美國凈收入的1.5倍。考量到美國占了核心國家經濟產出的40%(見表4.9)，從中國榨取出的經濟剩余可能占了核心國家在不平等交換中凈收入中的一半。然而，隨著中國的勞動貿易條件趨近1，中國目前向核心提供的巨大經濟剩余可能在十年內完全消失。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沒有另一個地區能夠代替中國產出如此規模的經濟剩余。其余的大型外圍地區，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再過去兩個世紀中都遭到嚴重剝削。這兩個地區的政治都相當不穩定。從生態和社會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地區都已經到達了支撐資本主義剝削的極限。
沒有外圍地區產出的巨大經濟剩余，核心地區就將失去他們賴以“補貼”核心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相對高生活水平的經濟資源。核心地區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將會被破壞。
長期而言，資本主義積累會提升勞動成本和資源成本，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失靈。歷史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依靠地理擴張或“空間修補”作為對應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的主要策略。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全球資本主義的重構導致動員東歐、拉美等半外圍國家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并且在戰后所謂的“黃金時期”中與核心國家競逐資本積累。
到了1970年代，核心和半外圍國家都受到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的壓力。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第一次需要動員一個大的外圍地區(主要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大量煤礦儲備)以重新加速全球資本積累。
短期來看，對中國的動員(中國的資本主義轉型和經濟成長)降低了全球勞動成本并對全球利潤率做出了重要貢獻。長期來說，中國加入全球資本積累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隨著中國工人階級和城市中產開始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政治、社會權利，中國很可能將遭遇東歐和拉丁美洲等半外圍國家在1970和1980年代所面對的危機。但與二十世紀末不同，現在沒有另一個大的外圍地區能夠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和政治穩定的環境來實現新一輪的全球資本主義重構。
隨著中國進入半外圍國家，參與大規模消耗能源和資源的人口和地理范圍將大大擴展。這不僅會提高全球資源成本，并且會耗盡僅存的環境空間。除非有根本性的社會改革，否則在不遠的將來全球性的生態崩潰將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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