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說十月革命是“庶民的勝利”，因此，今天中國由上等人把持的機構諸如央視/人民日報/新華社，都秉持“勿議”態度去選擇遺忘，借此與庶民的勝利劃清了界限。為此，我等草民就需要來認真地回顧一下了，在新華社的上等人認為李鴻章很重要的今天，我們也應該來說說十月革命的重要性。
遺忘十月革命的各項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列寧，這不是一個新形象，而是歷史久遠的特殊狀況。1959年毛澤東鑒于赫魯曉夫的表現，就作詩說過“舉世勞民統主子，萬年宇宙絕紛爭。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今入大同。”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我們來回顧一下此種特殊狀況的傳遞鏈條。
一、赫魯曉夫現象的代表性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間強調主要矛盾對事物性質的規定性，還強調矛盾著的連個方面中間主要方面的作用，如果用師生關系來轉喻人們的思想發生過程的話，老師提出重大問題讓學生不斷地訪問這個問題并不間斷地尋求答案，則可以看作是思想史進程中間的主要方面的作用體現。
在毛澤東思考革命終究會被背叛這一重大問題并不懈怠地求索答案過程中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思路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作為提出思考題的權威老師，而毛澤東則是那個孜孜不懈地尋求答案的認真學生。杜勒斯期待社會主義世界內部的變化，而赫魯曉夫則是那個杜勒斯所期待的變化趨勢的最權威代表人，這兩個人促使毛澤東不得不起而思考：如何避免中國革命被背叛?
1959年“毛主席寫了一首打油詩，諷刺赫魯曉夫訪美。這首打油詩是這樣的：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
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
舉世勞民同主子，萬年宇宙絕紛爭。
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
這首打油詩是主席的警衛員1959年12月杭州會議時給田家英看，田家英轉告我的，沒有廣為流傳，當然也沒有公開發表，寫作的時間大概是在毛主席同赫魯曉夫會談后不久。”【吳冷西《十年論戰》第四章第五節】
毛澤東并不把赫魯曉夫看作是一個孤立的個人，而是視為一種有代表性的現象，反應的是蘇聯社會變革到了一定程度和階段上肯定會出現的那個代表人物。由此，就聯想到中國黨是否存在著同樣的演化趨勢，是否會在社會狀況演化的相通階段上出現同樣的代表性人物。
陳晉在毛澤東詩詞里有一個發現，自從1959年10月《讀報詩》寫作之后：“毛澤東覺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掉進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之中，由此產生一種急迫的‘突圍’心態。其晚年之作的四類作品，擁有一條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澤東以深沉的命運感和強烈的斗爭意志，播撒在‘突圍’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緒和情感。”【陳晉：“‘突圍’心路——毛澤東晚年詩詞辨析”，《黨的文獻》2003年第3期。】
蘇聯和中國的革命都非常強大，戰勝了一切外部顛覆勢力，挫敗了一切敵對階級的反對，但是，革命的內部將會如何演化，就成為革命的精神遺產是否能夠代代相傳的關鍵。如同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間所言：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來起作用。要守護革命的精神遺產，內在的結構變化才是最值得關注的方向。
毛澤東這樣一種突圍心態，體現為對內因變化趨勢的不樂觀判斷，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表述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段話1969年被寫入九大政治報告，冠名為“黨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這個路線的基點，含有極端的制度不自信和道路不自信，擔憂社會中間負能量大于正能量，基本制度受到顛覆性的威脅。而赫魯曉夫則是社會主義制度中間，最先成長起來的負能量代表性人物，成為制度無法自信的典型代表，為此，毛澤東才從他身上看到了革命后社會的根本性問題所在。
二、革命第二天的內在問題
革命的精神遺產終究會被背叛，人民經由革命流血而獲得的政治經濟收益，終究會喪失在統治階級再形成過程之后，這已經為蘇聯東歐的歷史演化所證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赫魯曉夫有著無可替代的認識論價值，所以，回顧十月革命及其帶來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不應該遺忘赫魯曉夫，他本人與革命家一樣是內在于革命陣營本身的，如果說列寧和蘇聯人民的努力是革命的正能量的話，顯然，赫魯曉夫及其同道也一樣是革命本身的內在機構成分，不過這一部分是革命的負能量。
中國革命的深度，遠超十月革命，這體現在中國的革命者不得不面對著強大的敵人，去完成民眾動員和革命力量的集結過程，為此，中國的革命者——主要是毛澤東——不得不帶著高度的自覺去尋求各種缺乏暴力優勢條件下的群眾力量動員路徑，并更加謹慎地使用得之不易的弱勢力量。在這個過程中間，毛澤東在階級斗爭之外，發現了革命隊伍內部的路線斗爭問題——如何勉強革命的組織者放棄常規的權力和利益訴求，去最大化地實現與民眾的緊密結合。
中國革命內部的負能量，與蘇聯一樣存在，但是，由于革命的深度直接觸及到常規的權力和利益份額問題，就更早出現了，共產黨內部1929年就出現了第一次非毛化運動，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上落選前委書記，就是這一非毛化的成果。在常規管理中間，官員們的權力和利益大于毛澤東所堅持的扁平化管理模式，這之間的差額，可以根據后來的歷史演變命名為“鄧記權益增量”——只要是恢復了常規管理的各項規則，官員們手上的權力和利益有一個可觀的增幅。中國革命內部的負能量，在一開始就出現了圍繞著是否對官員授予鄧記權益增量的不同政見，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長期站在官場多數的對立面上。
在蘇聯革命者內部，也一樣存在著相關問題，列寧對于蘇維埃的欣賞以及對于官僚制的憎惡，是同一個問題的呈現，但是，由于蘇聯革命快速勝利，革命動員過程未曾在強敵壓迫下深入展開，這一問題呈現并不充分，按照毛澤東的看法，蘇聯革命未曾進行過普遍的組織和動員民眾的工作，而是較多地依賴政府政策與法令的作用，土改就是沒有組織群眾的斗爭而是直接由政府沒收土地進行分配的，毛澤東把這個稱之為恩賜方法和右傾觀點。在蘇聯革命過程中間，沒有進行過組織和動員群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這是革命的路徑不一樣導致革命深度的差別。
在革命后社會中間，與中國相比，蘇聯“缺政治”是一個顯著的特點，斯大林在企業和社會管理中間說過“干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這樣的話，原因在于未能在革命過程中間，就利用外敵的壓迫態勢，逼迫干部舍棄對于“鄧記權益增量”的執著去學會深入群眾，完成真正的群眾路線的建設過程。第一個選擇的不同，導致后續選擇的先決條件就會不一樣，這是典型的“路徑依賴”，在毛澤東看來斯大林還是革命者，他的缺點是未加反思地忽視了群眾和政治。
而赫魯曉夫則相反，他是革命隊伍內部的精明商人，時刻注意挖掘各種機會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為此目標，一切原則都是可以犧牲的。這也算是一個路徑依賴，赫魯曉夫通過茍且方式邊緣化了馬林科夫，在這個過程中間的精明就是：通過更多地滿足官場對于權益增量的渴求去建立自身的代表性，這也是路徑依賴：茍且獲得最高權的結果，是需要以更多的茍且手段去維護。
三、赫魯曉夫現象的社會學基礎
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現象的出現，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例，而是一種有著社會學淵源的現象，如果不是赫魯曉夫肯定還會有別人，體現出他身上代表的修正主義。赫魯曉夫的出現，是革命內部的政治蛀蟲的行動，他們一切從特權階層的需要出發，去更加穩固特權擴張的需要。為此目標，分析問題的方法或者看世界的圖式，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馬克思主義會被歪曲用于粉飾特權存在和擴張的一切，而不是用于分析勞動大眾的生產和生存條件，據以揭示社會矛盾和人民解放的潛能所在：
“赫魯曉夫完全沒有辯證法，只有形而上學。社會原因，是他們那里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停頓的時間太長，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高薪階層，農村中出現了富裕農民。因此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形而上學，就是這些人的意識形態。”“蘇聯的社會科學不大講辯證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沒有多大發展。赫魯曉夫上臺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義那邊去了。”(《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修正主義的第一個顯著特點，首先是意識形態的，把馬克思主義對于經濟剝削和階級壓迫的揭示，對勞動者解放條件的剖析，轉化為一種粉飾之術，用于遮蔽特權階層的種種發展。
特權階層的存在方式，對于勞動者是一個顯著的損害。而且，公有制社會的一個特點，極大地減少了市場社會的匿名性，損害大眾的往往是具體個人的權力或者權威，同時也是具體的官員或者制度，相比較市場社會而言，公有制社會的特點是矛盾和沖突更為具體和明晰，因此，可批判性也就相應地增強了。在公有制社會中間，損害多數人政治和經濟體驗的權力，更少匿名性的保護，這就使得公有制社會中間特權擴張，永遠有一個如何進行有效遮蔽與粉飾的重任。為此一目標，馬克思和列寧這些光輝閃閃的名字，要重新服務于這樣的迫切需要。就這樣，特權階層在公有制社會內部的擴張及其遭遇的各種難題，將會最大化損害特權階層對于勞動者的管理權威，不僅以其異化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體驗損害民眾的感受，還將要以瞎說去降低意識形態的統合能力或者說服力。
為了掩護特權階層及其作為矛盾焦點的地位，在對于制度和政策的解釋方面，往往需要極大地推廣各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用孤立/靜止和片面的圖式(形而上學)去理解和解說制度，就成為修正主義的最愛;反過來，用發展/聯系和批判的觀點(辯證法)去界定制度和政策，就往往會成為“反革命”或者“人民公敵”——因為這往往會直接地質疑到特權階層據以維護自己的意識形態掩體。
依據特權階層的形而上學掩體，社會主義最后會成為這樣一組孤零零的符號意象：公有制企業/某個具體的當權派團體/任意解說的一套意識形態說辭，對普通人許諾未來而不是現在的好日子，現在勞動者卻需要為著未來的好日子接受高度異化且日益發展的特權階層的管制甚或欺凌，這樣的社會主義實在，對于勞動大眾的吸引力不可能不逐日降低。
特權階層與民眾的矛盾始終是存在的，遮蔽矛盾或者粉飾特權，就迫切需要一種策略：把民眾的壞體驗說成是某個特定的官員的個人責任，以此去欺瞞民眾并茍且獲取暫時的撫慰。有了赫魯曉夫，特權階層的擴張就有了較好的憑借，一切社會矛盾都不再成為需要直接面對的難題，而被解說為某個具體個人的破壞——例如赫魯曉夫最著名的偉大創造就是在秘密報告中間把蘇聯政治異化的一切表現都蓋在斯大林頭上，就這樣蘇聯官場與社會的矛盾和沖突關系——各種壓迫性的政治和經濟關系也就取消進行變革的必要，特權階層現在無非是尋找一種新的特權擴張路徑就可以了。形而上學就這樣，可以長期地服務于官場特權擴張的需要，只是周期性地尋找一個具體的頂缸人，就一切OK了。
在赫魯曉夫之后的蘇聯，無論官場改革家，還是民眾自己，都無需去認識公有制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關系異化的起源和結構，也不需要去思考如何革新壓迫性的政治經濟關系及其可行的路徑，政治的演化或者異化都遮蔽在視野之外。就這樣，我們看到幾十年來，蘇聯的改革不斷，但始終著眼于特權階層的需要——如何擴大管理權的壟斷性及其對勞動者的強迫性，試圖以此逼迫勞動者多干活以提高效率，這樣的改革措施和觀察問題的方法，始終不針對特權階層本身的異化趨勢，老是想要在勞動者日益憎惡的特權階層手里增加其強迫能力，把特權階層的強迫能力視為增進效率的唯一法寶，這不可能不逐步喪失動力和前進的空間。
四、公有制社會的封建化命題
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蘇聯相比，有著兩個方面的巨大落差，第一落差是革命道路的不同所帶來的，蘇聯沒有經歷過較為徹底的普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洗滌，新國家的經濟基礎內部就缺乏這一部分精神和制度遺產，也就缺乏對于鄧記權益增量的批判或者肯定方面的政策論爭，這是第一落差，體現為毛澤東評論斯大林思想中間的“缺政治”——沒有通過積極的干部和群眾互動所形成的毛式公共領域。
與第一落差緊密相關，蘇聯較為強調干部的權力和技術對于生產過程的作用，赫魯曉夫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推行各種向官員群體放權讓利的政策，更大限度地實現壟斷管理權并強化分配手段的激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把權力對于勞動者的強制作為視為效率的第一源泉。對照中國的歷史經驗，這個努力方向一經確立，就自動地開啟了“封建化擴張”趨勢。在中國的歷史經驗中間，獲得自主擴張空間的中間層最后一定會走到對上架空皇權并損害最低水平公共性要求，對下敲剝民眾使其難于維持簡單再生產條件，結果使得每一個王朝都陷入最后的崩潰。而茍且獲得最高權的赫魯曉夫，在確立和支持封建化擴張方面，有著極大的自覺和需要，這助長了中間層對上損害政權公共性，對下損害勞動者的政治體驗，使得蘇聯的經濟運行過程處在一個勞動者主動性日益下滑的趨勢之上。
中國古代的皇權政治中間，每一個茍且獲取最高權的選手，總是會找到放縱中間層擴張的聰明策略，結果在短期內就能夠組建強大的篡權同盟，實現奪取最高權的目標，而付出的代價則是在長期內坐視中間層的野蠻擴張，以此加速王朝的潰滅。赫魯曉夫邊緣化馬林科夫后，妖魔化了斯大林，目標和手法都是一樣的。熟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在內部多次講話中間反復提到蘇聯的馬林科夫沒有站住的教訓，并試圖在黨內進行不同的安排，目的就在于避免“篡權同盟”的機會主義策略及其嚴重后果，馬林科夫本身不存在重要性，但是篡權同盟的機會主義策略選擇是切實需要避免的惡果。
赫魯曉夫的“解凍”或者改革，首選策略或者改革出口一樣是對中間層——當權派——放權讓利，同時還搭配了意識形態宣傳的整體跟進——為當權派的權力壟斷進行辯護。在蘇聯最終形成這樣一種惡性循環：因為強化管理權的壟斷性和強制性，導致勞動者的主動性下降，針對勞動者日益下降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又需要更多的管理強制性和壟斷性，結果又給勞動者帶來更多的異化體驗和主動性下滑，就這樣，蘇聯的基礎性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于意識形態診斷，都出現了向下的聯動趨勢——權力越來越被看作是效率的唯一源泉和進步動力，勞動者反而成了各種官方媒體宣傳的負面障礙物的淵藪。
最后，馬克思主義作為明示的意識形態合法化資源，在蘇聯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用于粉飾權力和當權派的正面作用，從不用于解剖和分析壓迫性的政治經濟關系的再造過程，徹底喪失了作為勞動者解放理論的應有地位。在經濟敘述中間，馬克思曾經表達過對于生產力的重視，被徹底歪曲，由此，對于效率/投資/技術裝備的重視就被格外突出出來，勞動者逐步地下降為勞動工具地位并總是需要各種強制性的管理手段去作用于其身，這樣，馬克思的經濟學內容就收斂于唯生產力論和勞動工具論的某種結合。蘇聯社會性質的演化，首先體現為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再現方式，這其實就是修正主義的命名起源。
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在社會主義陣營諸國中間，為什么是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以及群眾性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浪潮?這遠非偶然。
在革命年代的共產黨高層內部，就以及發生了關于群眾路線的政策辯論，更是由于中國革命的敵人力量的強大，幫助共產黨內部的革命家施加壓力，迫使大多數中共官員不得不接受深入群眾/發動群眾/帶領群眾的群眾路線，這是一場以常規化管理想象力為對象的革命，革命的后果是最小化了官員們的權力和利益。這部分基于管理想象力的革命，造成了官員們權力和利益份額的凈損失(也即前文所說的“鄧記權益增量”)，對此一損失的不忿，成為共產黨內部持久的非毛化動力，由此，在共產黨內部形成了兩派：堅持群眾路線的毛澤東及初期站在其對立面大多數高官。路線斗爭的對壘雙方，在革命年代就已經出場了，毛澤東不斷地在革命隊伍內部展開整風(給下級強行賦予批評權)，就成為開展路線斗爭的一個憑借;同時最主要的壓力是由強大的外敵從外部施加的，每一次共產黨內部高官們進行的“非毛化”往往都被外敵所破壞，導致非毛化事業不發進行到底，而且，毛澤東還往往利用外敵施加的壓力在內部推進革命性的管理想象力。
路線斗爭的實際存在，激活了共產黨內部的自我批判意識和政策辯論，這帶來了對官員隊伍的最初警醒和惕戒。建國之后，官場對于蘇聯的學習熱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內在地包含了恢復常規管理并給官員們追加“鄧記權益增量”的隱含目標。為此，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特意提出鞍鋼憲法去對照蘇聯企業管理中間的馬鋼憲法;因為官場中間DXP的反對，直到1968年人民日報才發表第一篇標題包含鞍鋼憲法的文章。
建國之后，共產黨高官們沒有了外部強敵的壓力，就更加不愿意放棄對“鄧記權益增量”的執著追求，而革命時代確立的好傳統慢慢就難于守護了。而且，解放前群眾對于干部的批評權，也往往能夠在疊加外部壓力之后起到一點作用，建國后這一部分自下而上的壓力也難于奏效了，其中最典型的體現是反右擴大化的內在邏輯：官員們有能力結合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把各種批評意見作為右派或者反革命鎮壓下去，從而在管理權起作用的范圍內部創造出自己掌控的私權力空間。在后續的系列群眾運動中間，官員們往往結合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把一切政策許可的群眾運動，都改造為打擊異己以拓展私權力空間的努力，直到文革初期的“五十天白色恐怖”時期，依然如此。
因此，有且只有在中國，革命后年代中間，對于當權派的警醒有著足夠的認識上的積累，同時，各種對于當權派的糾偏機制無不失效，這就逼迫毛澤東把群眾運動升級為不受當權派掌控的自主批判活動，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場自下而上地系統揭露官場陰暗面的群眾性批判運動。
文革后續演化和失敗，有其內在必然性，群眾性的批判運動僅僅在當權派群體尚未喪盡人心的早期，才具備展開條件;而在這個時候，相當一大批群眾的不覺悟，肯定是一個現實，這個現實本身就會被當權派用于組建各種反文革同盟，這就決定了力量對比方面的潛在不利條件。真正到了大多數群眾都覺悟的階段上，文革那樣的方式反而不成立了，在這樣的階段上發發動群眾就等同于提前搞垮政權了。所以，文革那個特定的后果，是與發動群眾的條件有關的——有且只有當權派尚未喪盡人心的那個階段上，才具備條件去發動群眾性的批判活動。
今天回顧，文革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因為其失敗，才具有更高的認識論價值。有關這一點，將用另外一篇長文——《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來進行梳理。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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