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馬斯·克維多 魏文編譯
問：你如何接觸馬克思著作和后來你對馬克思主義現在的視角的發展如何？
阿坎達：我的經歷開始于時代的事件：古巴革命。1954年我出生在古巴。古巴革命勝利時我只有5歲，盡管年紀小，我記得古巴革命的勝利，1959年1月1日在我生活的家庭環境中是很重要的事情，古巴革命進程的發展在家庭內部引起進程采將取什么方向的討論，因為革命家庭的經濟狀況好轉了。
成年人關于古巴革命前途的爭論孩子們也聽到了，甚至發展到關系緊張，這發生在1961年4月卡斯特羅宣布古巴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很久以前。討論造成一種支持革命和批評革命的人們之間家庭辯論的氣氛，人們會問他們是不是共產主義者--在那個時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相等的。因此在家庭的環境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一般來說這是那個時代氣氛的一部分。在那里我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是那場革命的理論的環境中我接觸到了馬克思的著作。在中學和大學的教育中馬克思主義是古巴政府和國家的官方理論。
問：但是你對馬克思批判來源的著作的閱讀，如何發生與“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的破裂？
阿坎達：在古巴來自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與來自其他風格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非常激烈的爭論。上個世紀60年代在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內部存在著很激烈的爭論。我意識到這場爭論是在很多年以后，但是在那個時候進行辯論，出版了許多著作。
甚至菲德爾·卡斯特羅有一個關于兩種馬克思主義之間“對立”的講話。我意識到這一點，因為當我接受大學預科教育時，這種討論已經到了結尾。對于那場討論我略知一些， 1971年在古巴的知識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勝利了(更準確地說是從上層強加的)。
于是，另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詮釋的作者如馬庫塞、格拉姆西收集了將馬克思主義與佛羅伊德的心理分析的遺產、厄內思特·曼德爾、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相聯系的思想，但是這條路線被排除了。按照阿爾都塞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被從我們所說的“國家意識形態生產的結構中”排除了。它受到仇視和譴責。
我記得古巴共產黨的機關報《格拉瑪報》7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解釋說，馬庫塞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名特工，根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流亡美國的年代里曾為國務院工作過。那時在我的觀念中認為那不是馬克思主義，只有一種馬克思主義，那就是來自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
我認為促使我開始理解存在另外的馬克思主義是在我幾乎是偶然發現格拉姆西作品的時候。那是80年代初，我走在哈瓦那大學附近，有一位先生在街上出售一些舊書。在那里我發現了1965年在古巴出版的格拉姆西寫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貝內迪克托·克羅斯的哲學》。當時對格拉姆西我唯一知道的是他曾經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位領導人，有一種很不確切的視角。當我讀他的書時發現在古巴沒有再出版。我發現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初次閱讀時75%的事情我不理解，令我吃驚的是書的結構、語言和觀念與直到當時我讀到的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很不相同。多年以后我才能閱讀他的作品更豐富的內容。
問：你在大學當教授的時代閱讀格拉姆西的著作……
阿坎達：從1977年起我曾經是哈瓦那大學的哲學教授，閱讀了《資本論》、《德意志意識形態》和馬克思、列寧的一些著作。也讀了費奧多爾·康斯坦丁諾夫有代表性的馬克思主義的教科書。
在格拉姆西的著作里我看到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前景，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開始深入閱讀，實際上最觸動我的是兩件事情的一致性：首先是我到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萊比錫大學攻讀哲學博士。那是一次命運的打擊，因為萊比錫那時代表對馬克思主義教條更少詮釋的試驗，這比在柏林更少。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正好是蘇聯進行改革(新思維)的時期，它在社會主義陣營包括古巴搞“去掉鎖鏈”，對所有這些進程和事件沒有從蘇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適當的解釋。這些因素讓我在馬克思主義的內部尋找其他的來源，通過這些來源發現另外的馬克思主義。
正是那個時候我終于理解不是只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而是有一些表達匯合成兩條基本的和相互之間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以實踐和批判的觀念為基礎的路線，另一個是有實證色彩的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和社會進行經濟主義的詮釋，這就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權力機構合法性的一種意識形態。
問：是在這里你形成了自己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時將其與教育相聯系嗎？如何概述你馬克思主義教育的經歷？
阿坎達：實際上是不同的經歷。我從1977年開始在哈瓦那大學教課，后來到了厄瓜多爾，2015年到中央大學。也就是說，我在古巴當了37年的教師，在厄瓜多爾教書才三年。
這所以說是不同的經歷，因為在哈瓦那大學1977年一個大學生團體的性質與1997年哈瓦那大學一個大學生團體或2017年在基多(厄瓜多爾首都)一個大學生團體不是同樣的性質。
當我開始教書時，我們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古巴具有的視角認為蘇聯幾乎是完美的，由于那個制度沒有裂縫，甚至使用很多觀念來說明它是“不可逆轉的”。讓我們記住在那個時代，美國帝國主義已經在越南被打敗，同樣種族主義的力量在安哥拉也被打敗了;在尼加拉瓜桑地諾主義的革命也勝利了。那是一個革命的樂觀主義的時代，在古巴也是這樣。事實上那是一個社會易變和社會保險發展的時期，比如教育、處于全面高潮中的公共醫療等。因此，那種圖解式的馬克思主義作為合法的理論出現，根據蘇聯所謂“不可逆轉的”性質以及在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正在發生的革命運動取得勝利。
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幾乎是無可爭議的。不僅是在教學中不僅容易闡明，而且除了古巴共產黨意識形態機構努力將其介紹為不可爭議的以外，不存在現實的事件和目標推動人們這樣理解它。
當1989年柏林墻倒塌后發生危機的時候，事情發生了變化，1991年蘇聯消失了。那場危機表明那整座社會和意識形態大廈虛弱的內容。也就是表明蘇聯和整個社會組織的形式的虛弱性。
在那里開始我作為教授的第二個階段。那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但是必不可少，繼續向學生講述馬克思的思想，格拉姆西的思想，列寧的思想，這種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思想與康斯坦丁諾夫平庸的理論沒有任何關系，為了理解那些現象這是一種內容豐富的思想。
因為在世界范圍內最多的詮釋說，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消失表明馬克思主義是“完全行不通的”，稱它已經進入一場“終結的危機”，因而表明馬克思所說的一切已經證實是“不真實的”。當時的挑戰是拯救馬克思主義，向學生提出另外一種閱讀，有助于在最具批判性的方面評價馬克思的思想，以這種方式建立一種對共產主義想說的事情，對無產階級專政、革命、資本主義等不同的詮釋，一種不同的講解。
第三次經歷是在厄瓜多爾。我在這里的工作很有意思，首先是因為厄瓜多爾曾有一個受到新自由主義損害的歷史階段。關鍵在于向學生解釋新自由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多余的東西，而是資本主義必然的結果，使其活躍成為歷史記憶的方法。如果說有一種有興趣的東西，我們可能注意到那就是社會制度抹去人們歷史記憶的能力。
問：從你提到的這個經歷出發，關于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150周年，它有什么重要意義？
阿坎達：當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開始的時候，在世界范圍內對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的興趣重新活躍起來。在很多地方人們記得有一本書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因為面對一個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勝利”非常樂觀的觀念，依靠這種虛假的比喻認為被拋棄自己的邏輯的市場帶來了對所有的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是2008年的危機有力地打擊了資本主義的中心，這產生了一種類似于換醒夢想的效果。
在歐洲和美國很多人發現他們曾經生活在一種虛假的夢想之中，資本主義沒有能力解決它的問題，在成為解決一切的一種制度之前，那是一種無限的連續的危機，資本主義的自然狀態就是危機和展示出它的社會后果。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70年代中期之間的30年，那時工人有固定的工作，有體面的工資，有社會保險等，在資本主義的邏輯內部那曾是一種異常的歷史現象。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加強階級斗爭的產物。
從2008年起純粹的資本主義邏輯回來了。當時，許多人記起了馬克思，因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不僅是《資本論》對此做出了解釋，《資本論》是一個范例。在《資本論》中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是一種帶來必然的社會后果的制度，因為這是它固有的，即剝削、不平等、社會的分化和日益增加的貧困化，在資本主義內部這是必然的后果，這就是《資本論》解釋的內容。
問：為了理解目前的情況，你在文章中講到什么有用的因素？
阿坎達：有一些事情。第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理解資本主義真實的性質，危機的周期性，資本主義必然永遠意味著危機，社會的大多數部門將成為輸家。
存在另外一個不是所有的人都指出的重要因素，《資本論》不是一本經濟理論的書，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這是很重要的，因為2008年的危機所有類型的許多人有意的和無意的，或多或少傾向于左派的人，都理解到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有重要的內容，但并不是最后完全理解它的有效性。
當然也提出了對這種有效性的質疑。如果馬克思是有效的，如果他的思想覺察到歷史的發展，如果他的闡述是那么好，為什么作為他的思想基礎的社會模式完全徹底失敗了?
這個問題推動下述想法，認為由于蘇聯垮臺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失去意義“馬克思主義已經被永遠埋葬”。實際上，在學術界談到馬克思不可能不引起聽眾發笑。這種理論上的倒的思想實際上質疑我們對對現象的理解，質疑我們對現實的解讀和我們的焦點，對我們以另外的方式解讀馬克思主義的可行性提出問題，這種解讀不同于蘇聯國家的意識形態機構的解讀。之所以不同，這不是新的解讀。事實上，在十月革命的環境中已經存在一系列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爭論?？即幕f列寧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與此同時列寧指控他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完整的來源。那場爭論是在共產國際內部進行的。
有趣的是看到這場危機向我們挑戰如何重新看待馬克思主義;這種危機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導致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我們的先輩是否很好地理解了馬克思。甚至是他們從這種理解做出的解讀是十月革命應當根據對馬克思的著作更深入的研究重新進行檢查。這是推動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源做出深刻的解讀，也就是說在黑格爾的遺產中進行解讀。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說到此事：如果不事先理解黑格爾的邏輯科學，就不可能理解《資本論》。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因此說多數主義者似乎沒有全面地理解《資本論》。我覺得這里有兩個反常的因素。
這場爭論將會加強，因為現在很清楚不僅是回歸馬克思，而且必須讓這些思想和傾向重新活躍起來，它們提出需要重讀馬克思的作品作為一個批判的思想家的著作，其根源來自康德，來自一個由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以及年輕的黑格爾們繼續的傳統。馬克思深入這條路線，但這并不是想說復制這條路線，而是超越它，顯然有他保留的因素。
問：在這種對馬克思的解讀中，在21世紀革命的可能性在哪里？從這里出發，使一項解放的計劃成為可能的矛盾在哪里？
阿坎達：蘇聯的消失和柏林墻的倒塌導致提出一個沒有任何人爭論的思想，即“革命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對此廣為傳播和多次重復，很多人相信它。首先它導致忘記由于柏林墻倒塌加強的東西是新自由主義的“革命”，這是一種反革命，因為它意味著摧毀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已經取得的一切社會成果。同時，新自由主義是一種“革命”，因為它意味著改造整個社會的生活，制造一種很新奇的共同意義，在金融資本的階段這正好適應資本發展新的需要。
出現過一場新自由主義的“革命”。革命的時代沒有結束，新自由主義在國際關系和經濟關系的領域激劇地改變社會的面目，改變國家本身的意義，改變思想和價值的生產。在社會上正在發生一次非常有力的變革。這是一個重要的開始，我們沒有面對革命的結束。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不是革命的終結—為什么正在明顯地發展一場新自由主義的“革命”—那么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終結嗎?我們希望不是，因為如果我們不消滅資本主義，就將使人類消失。越來越清楚的是生態危機的深化，不可否認的是它與困難相聯系，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改造一種生產制度的本質，只能夠在破壞環境中向前。
除了談到一場革命的可能性，我們必須談到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需要。這不是一種我們是否可能做出的選擇。如果存在使這場革命遇到困難的條件，那么唯一可能做的事情是能夠進行反對這些條件的斗爭，因為使這場革命不可能就是人類的自殺，這一點是越來越清楚的，有人看不到這一點，那是因為他不想看到。
其次，除了關于條件是否存在的爭論，我們記得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已經獲得過勝利，如十月革命、古巴的革命和中國的革命的勝利，這是一些例子，它們不是發生物質條件自發積累的結果，而是客觀的積累和文化的積累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客觀條件是進程和力量的結果，很多時候人們對這些力量是完全有意識的?，F在在社會的內部和個人也存在歷史進程的積累，政治和文化進程的積累;因為在分析古巴革命或十月革命或中國革命的時候，你就會注意到存在文化的積累、歷史經驗的積累和物質進程的積累，它們被一個社會團體和一個政治組織以特別的方式詮釋。這就是使這些革命、進程和積累與一種堅定的立場和參與事件的社會團體、政治組織相一致的東西。這是兩種因素和兩件事情的交匯。
當這兩件事情之一缺乏時，我們在人類歷史上已經看到過，這是革命沒有發生。這兩件事情幸福地一致就引起革命。
積累還在那里，是因為資本主義繼續創造積累;繼續制造分化和對立，將進程引向負擔的碾磨機和引向資本。新自由主義“革命”的特點之一是發展大眾文化產業，這種文化生產的商品化日益發展，對于創造革命的條件這明顯是一個障礙。于是，為了根據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的積累，重要的因素在于可能性和能力。對這些團體我不想以焦點或政黨的詞去思考。
“我再次想到決定創造歷史的人們的團體，因為革命不是積累自身的結果”，在“到時候了，現在我們去做”的意義上去實現。革命也不是冒險主義和純意志的結果。我說的是這些團體，因為當你分析已經勝利的革命時，你會注意到有一項由甚至沒有注意到他們正在進行這項準備工作的人組成的團體所積累的工作。比如，如果不理解俄國當時整個文化狀況，就不可能理解十月革命，這種文化作為一種反應打破了那個帝國意味著的鏈條，那是拿破侖戰爭的后果。
存在著所有表達思想的方式，藝術的生產，音樂，戲劇，美術作品，這些在1917年以前就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想象他對十月革命的貢獻呢?在日常生活的方式中產生了思想和藝術。在談到建設團體時，我不是指布爾什維克黨，而是指整個社會的力量，在某個時候達到成熟的水平，幫助一個人們的團體做到適當地解釋時機，依靠它的政治行動幫助萌發革命。格拉姆西有一個重要的思想，那是在他談到“立場的戰爭”和“運動的戰爭”的時候。整個革命是兩種事情的匯合。思考哪里有“立場的戰爭”，就不會有“運動的戰爭”，或是相反，這是一個錯誤。格拉姆西理解資產階級自己就是這樣做的。如果不理解100年之前法國啟蒙運動的積累，就不可能理解法國革命。
格拉姆西理解如果資產階級進行一場“立場的戰爭”，有助于它后來發動“運動的戰爭”，同樣的進程適用于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革命必然是同樣的。我認為革命必將發生，以一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不會是以傳統的方式，但是革命必將到來。
問：為了保持傳統的統治方式和使其合法化，“共同的意義”起什么作用？
阿坎達：對格拉姆西來說，“共同的意義”是要打敗的大敵。“共同的意義”是什么東西?就是一整套的思想、觀念、在社會上擴散和學習—不是在學校，而是在他們的生活經歷中--的人們接受的價值。這就是“共同的意義”。格拉姆西說，“共同的意義”與其他任何社會現象一樣，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相互作用、力量的關系或權力關系的結果。
霸權主義的階級做到讓“共同的意義”、一個社會日常的意識表達它的需要。換句話說，“共同的意義”使這些權力的關系定性，將這些統治的關系定性，在被看作是自然的時候，建立在合法、有效的框架內，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不是荒謬的東西。在這里建立了資本主義的霸權制度。
正如反對任何其他霸權的斗爭一樣，反對“共同的意義”的斗爭是一項重要的任務。這種“共同的意義”為資本主義的價值做出貢獻，是一個為了霸權而斗爭的關鍵，要為反對這種“共同的意義”而斗爭，以便建設一個新的意義。
問：從你的展望來說，為什么新的幾代人應當閱讀馬克思的著作？
阿坎達：為了學習批判的思想，打破“共同的意義”，為了使這種社會關系改變性質。不僅是運用馬克思的思想，而且運用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思想，以便表明從這個認識論的平臺和使用這個工具，可以發現表面上是自然的東西，結果是生活中最不自然的東西。這是讓學生理解的一種方式，更好地解釋現實。
更好地理解現實意味著什么?在你學習非批判的社會學時，可以完全理解社會以這種方式活動的原因;關鍵正好是有一個工具幫助我們看到冰山一角下面的東西，存在的山脈使看不見的東西改變性質，這個工具使我們能看見它。(作者托馬斯·克維多是歷史學碩士，1978年曾在哈瓦那大學專修哲學，1998年成為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博士)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9月26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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