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專制與資本主義革命——從文藝復興說起

加爾文專制與資本主義革命

——從文藝復興說起

　　加爾文，這個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家，勤奮工作，拒絕享樂，每天只吃一頓飯、只睡三四個小時，忘我地探索著民主共和國的初期模式：全體國民認真改造思想，禁止私欲，禁唱靡靡之音，禁止賭博，禁止放高利貸;提倡美德、勤勞節儉和克己奉公。

　　文藝復興是偉大的時代。

　　何以偉大?

　　它以對私有制的重釋彰顯偉大：私有制否定特權，是對所有個體私利的認同。

　　它以對公有制的正名論證偉大：公有制拒絕特權，是對每一個人權益的尊重。

　　人性的覺醒首先表現為個性的解放，人道主義首先表現為個人主義。因為，被羅馬教權淫威所異化的整體抽象，形成對個體的全面壓制，實際上淪為少數統治者的私欲以“上帝”和“公利”名義對大多數人私利的剝奪。

　　個性解放!個人主義!文藝復興以變通方式張揚多數人的公利，強烈地彰顯著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本質訴求。

　　但丁紹承奧古斯丁、托馬斯，伸張蘊含于私有制的公有制內核：“國王或執政官雖然統治著公民，然而按政府的目的來說，他們都是公民的奴仆，尤其是君主，無疑地必須把他們視為一切人的奴仆。”(轉引自黃偉合：《歐洲傳統倫理思想史》)

　　如果說，托馬斯是文藝復興的理論奠基;那么，文藝復興便是托馬斯的形象張揚。而但丁，則是引領文藝復興全部旋律的前曲。

　　在中世紀便被視為“文學界托馬斯”的但丁，以其《神曲》完成了托馬斯正統神學體系的形象寫照。

　　托馬斯以人類精神弘揚宗教的本質，將基督教思想體系發展到最高階段;同時宣告了這個體系的終結，也宣告了私有制的終結。

　　但丁將這一使命訴諸文學，他抨擊羅馬教廷“跌入泥塘里去了，她自己和她所抱著的都弄污穢了。”他指斥教皇與王權狼狽為奸，“使世界變得悲慘，把善良的踏在腳下，把兇惡的捧到頭上。”(《神曲》)  他創作的3重世界9級天使，雖然是對羅馬3等9級貴族世俗權力的摹寫，卻以對“善的等級制”的熱情歌頌，表達對羅馬教廷特權剝削的酷烈顛覆。他以崇高的人類精神，歌頌天國的純正，鞭撻教會的丑惡，宣告了“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神曲》以浪漫之筆，完成了資本主義精神的抽象。

　　資本主義的第一聲嬰啼，響亮地吟唱出人類解放的希望：無限放大的私有制，就是對私有制本身的否定;徹底的私有制是所有個體私利的徹底實現，于是，公有制也便“不期而至”。

　　但丁之后的著名思想家托·莫爾昭彰文藝復興的終極指向：“除了徹底廢除私有財產的制度之外，不可能有正義和利益的平均分配以及道德事務中的任何幸福。”(《烏托邦》)

　　廢除私有制!

　　托·莫爾寫道：“所有的烏托邦人都為大家工作，誰也沒有屬于自己的東西。社會使人人得到富足和閑暇，人們可以利用閑暇來‘自由培育自己的精神’。” (《烏托邦》)

　　只有在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基礎上，才有真的“自由精神”。

　　精神的抽象矗立起人類進步的燈塔;然而，思想先驅的激情呼喚卻終究受困于社會發展程度的局限。任何指引歷史進程的偉大“宣言”，都不能不歷經煉獄之旅那漫長而苦痛的磨難，在掙脫一個又一個傳統的和現實的羈絆中彰顯。

　　事實上，托馬斯—但丁只能在基督教思想體系內呼喚自由。其沖擊私有制與束縛于私有制的矛盾，給予文藝復興以深刻的兩極對立，并貫穿其后資本主義運動的全過程。

　　否定私有制，否定基督教思想體系，是文藝復興的主導精神;正視私有制，正視基督教思想體系，是文藝復興的現實呼求。文藝復興自身的矛盾，推動著資本主義精神在對立統一中運動。

　　對立統一：兩個代表人物——但丁與馬基雅維利。

　　如果說，但丁以對“人類精神”的激情，為資產階級的旭日吹奏了一支清新的晨曲;那么，馬基雅維利則以對私有制現實的把握，引領資本主義的世界進軍步入凱旋之旅。

　　馬基雅維利無情地托出了文藝復興的腐水濁流，以及淪陷于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人間的陰霾與卑劣。

　　被后世“知識精英”們捧成一朵花兒的“人文主義”，在馬基雅維利的瞳仁里竟如此丑陋：人文主義流弊助長著人與人之間為私欲的冷酷爭奪。“誰要是能夠放棄自己的便利來為別人的便利服務，只會自蒙損失而且從別人那里又得不到任何感激。”(《致弗朗西斯克·韋托里》)

　　如此文藝復興!

　　人類精神的本質要求被私有觀念的現實肆意玷污，個人主義的泛濫使人們從統一的專制下解放出來，也從統一的道德中解放出來。既然教皇、主教、君主放縱私欲，那么，為什么藝術家、詩人、平民百姓不可以放縱私欲呢?于是，保障每一個人私利的公義要求，迅速演化成每一個人私欲的恣意妄為。以至于羅素尖刻地批評道：“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不經常犯的罪過我想不出一件。” 因為，“舊的道德規律不再受人尊重，……在這時期難得有一個意大利人為公眾的利益作任何犧牲。”(《西方哲學史》)

　　資本主義輝耀著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燦爛，也強烈地散發出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腐臭。

　　馬基雅維利寫了《君主論》，以實用政治學開啟了資本主義幾百年實用主義的先河。他充分正視在私有制條件下人的自私性，以及人們為追逐私利對社會的無情撕裂;他以直面教會鐵幕的冷靜甚至冷酷，強調君主專制;他主張君主不為道德束縛，要“兵不厭詐”，詭譎、殘忍、奸詐、仁慈并用，駕馭私欲，以實現集權的目的。

　　在馬基雅維利的筆下，集權并非與人民為敵，而是集中人民的力量，沖擊教會神權統治，削弱特權，保護人民。他要求君主尊重私有財產，落實私有制，表達了尚屬脆弱的新興資產階級寄望世俗君主掙脫基督教會一統天下的愿望，同時以變通方式曲折地反映了對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追求。

　　從但丁到馬基雅維利，基督教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宗教改革應運而生。

　　如果說，文藝復興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在上層建筑的反映;那么，宗教改革則是資產階級試圖用改良手段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正名的激烈行動。

　　宗教改革深入挖掘宗教領域的精神自由，迫使教會權威讓位于理性。海涅寫道：“自從路德說出了人們必須用圣經本身或用理性的論據來反駁他的教義這句話以后，人類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釋圣經的權利。”(《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

　　理性剝離《圣經》，說穿了，無非新興資產階級奪取羅馬教廷對于《圣經》及其統治觀念的獨占話語權，同時以對《圣經》的內在核心——人類精神的重光，占據歷史進步的制高點。

　　基于這個意義，路德在宗教角度上張揚但丁;加爾文在宗教角度上深化馬基雅維利。

　　馬克斯·韋伯寫道：“對于路德來說，《新約》中的上帝占主導地位，……對加爾文來說，超驗的上帝占優勢。在加爾文教的通俗發展中，取代這一上帝的是《舊約》中的耶和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四章注釋)

　　路德回歸《新約》，讓耶穌抽象的“愛”君臨天下，加爾文回歸《舊約》，給上帝重新披上了懲惡揚善的黑色法官袍。

　　路德在思想的層面提出了人類精神的原則，加爾文在實踐的層面投身于人類精神的變通——為善的等級制的奮斗。這已經不是對封建社會的補救，而是以“天職”的嚴肅和“勤儉”的作為，來創建新時代——資本主義社會。

　　在路德那里，人是中心點，上帝愛人，為了人的獲救;在加爾文那里，千千萬萬人的升華凝聚成一個指向：為了真、善、美的原則——上帝。他說：“我們是上帝的仆人，因此，讓我們為他生存，為他犧牲。人為自己而活，追求私欲，是最可怕的事情，必將毀滅自己。唯有把自己忘記，把自己舍棄，完全聽命于上帝的向導，人才能得救，進天堂。”(轉引自趙林：《西方宗教文化》)

　　可見，加爾文教表現出革命資產階級的犧牲精神，與后來共產主義革命的犧牲精神，本質上是一回事——千百萬人民的利益，從舊的原則、從統治者的“上帝”中掙脫出來，贏得解放;然后，解放了的千百萬人民，將每一個人的利益集中在新的原則、新的上帝，乃至新的領袖人物身上。于是，這個原則或者上帝或者領袖人物就成為千百萬人民的化身。

　　為了這個原則或者上帝或者領袖人物，于是人們應當“克己復禮”，勤儉，節欲。這時，“一切奉獻于上帝”與“一切奉獻于共產主義”便成為不同時代的同義語。而當這種同義語成為千百萬人民的自覺時，就會爆發出改天換地的巨大力量。

　　——資本主義革命的成功，所依賴的正是加爾文教的這種自覺。

　　中世紀封建勢力對新教徒的血腥屠戮，將耶穌的“上帝之愛”化成泡影;而《舊約》中的上帝耶和華顯示出父愛的專制與對敵人的殘暴，自然成了新興勢力的反抗旗幟。于是，加爾文教從路德的抽象落到階級斗爭的現實地面上。“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并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以階級斗爭為綱!(毛澤東)  封建勢力強大而殘忍，新興資產階級過于弱小。加爾文以《舊約》上帝的宗教形態，義無反顧地舉起了階級斗爭的反抗之旗。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

　　作為人民之子，加爾文與毛澤東是相通的。他以上帝的名義鮮明地劃分敵我：“上帝的恩典并不是毫無分別地把得救的希望賜給所有的人，卻是將救恩賜與某些人，而對另一些人則加拒絕。”(加爾文：《基督教原理》)

　　加爾文的“預定論”不僅為新興資產階級擴張財富與權力制造輿論，更是為著早期資產階級英雄們舍生忘死投身人類解放事業創立理論根據和精神支柱：“所謂預定，乃是上帝的永恒旨意，就是神自己決定，他對世界的每一個人所要成就的。因為人類被創造的命不都是一樣的;永恒的生命是為某些人前定了的，對于另一些人卻是永遠的罪行。”(加爾文：《基督教原理》)

　　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被上帝泰山壓頂般的威嚴所判定。對剝削者和特權者的永罪審判是不能變更的;永生者屬于勤勞節儉、為粉碎舊制度而奮斗的勞動人民。

　　加爾文的專制實在是為革命的迫不得已，加爾文的殘暴也實在出于對敵人殘暴的反抗。在西班牙，連續五次慘無人寰的大屠殺，將新教徒幾乎殺盡，其中被活活燒死的就超過萬人。整個歐洲，持續數十年的血腥鎮壓，使成千上萬的加爾文教徒慘遭屠戮，“斷頭臺，火刑柱，以致大路兩旁的樹上，風車輪上，都掛滿被絞死、燒死或砍頭的尸體。周圍的空氣象墓地那樣腐臭。每天都有處決的人。”(勃蘭特：《低地國家宗教改革史》，轉引自楊真：《基督教史綱》)

　　如此暴行，焉得不“以暴抗暴”!

　　路德最終掉入利益集團，為世俗君主效勞而喪失了革命精神;加爾文處于被壓迫被驅殺的危境，卻沒有路德的軟弱，因為他融進人民大眾中，人民的生命力賦予他堅強的力量，堅定著他拼死一搏的革命精神。

　　加爾文的專制是嚴酷的。

　　既然整體利益的指向是人類的進步與幸福，那么個體利益就要服從整體利益。資產階級的政治理想以宗教形式表現出來：人，成了理想的棋子;人的抽象排斥人本身。為理想的專制不免帶上幾分冷酷，對塞爾維特這個“持不同政見者”的火刑，便是這冷酷的極端。

　　這個“極端”，也便成了后世“知識精英”們詛咒與撻伐加爾文專制的著名案例。

　　然而，加爾文的專制是人民的需要，是歷史進步的選擇。

　　資產階級政治家禮贊加爾文專制。馬克斯·韋伯如此抒懷：“加爾文教的教規，正如它在16世紀的日內瓦和蘇格蘭，16和17世紀之交的荷蘭大部地區，17世紀的新英格蘭，以及一段時間內在英格蘭本土所實施的那樣，在我們看來是一種絕對無法忍受的對于個人的宗教控制形式。”  然而，“那些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那些國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資產者中產階級，不僅沒有阻擋這種史無前例的清教專制，反而為保衛這種專制發展出了一種英雄主義精神。  ……資產階級本身在此之前極少——在此之后從未——有過英雄主義的表現。正如卡萊爾不無道理地說過的，這是‘我們唯一的英雄主義行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幾百年來，資產階級“唯一的英雄主義行為”!

　　于是，資本主義因此有了輝耀自身的永恒光榮。但是，別忘了，刻在這枚光榮勛章上的遒勁字——加爾文專制!

　　只有那時的資產階級，才是人類精神的優秀代表，才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表率，才是歷史進步的先鋒，才沒有西服領帶包裹的滿身銅臭氣。

　　“保衛專制!”

　　加爾文的“預定論”為新興資產階級正名;準確地說，為革命正名，為人民正名。資產階級 = 人民;不僅如此，資產階級甚至就是人民偉大精神與意志的抽象!正是資產階級具有了最充分最集中的人民性，才支撐起專制的殘酷，表現出寧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義。

　　加爾文專制是偉大的專制。因為它是為民主的專制。

　　加爾文否定教會與貴族的特權，采取民主共和制，牧師由信徒推選，最高機構議會由市民選舉產生;政權由集體領導，廢除等級制。“加爾文的教會組織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間的王國還能夠仍然從屬于君王、主教和領主嗎?”(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的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

　　加爾文以神權共和國創世之舉，為英國、法國和整個歐洲以及美國開辟出人權共和國的光輝路。

　　人民主權!

　　人民以對自身革命專制的捍衛，反抗并沖擊著腐朽的封建專制。

　　加爾文，這個以宗教領袖形象出現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家，勤奮工作，拒絕享樂，每天只吃一頓飯、只睡三四個小時，忘我地探索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初期模式，他把日內瓦神權政體改造成宗教團體的典型：全體國民認真學習新教，改造思想，禁止私欲，禁唱靡靡之音，禁止酗酒、賭博、吵架，禁止放高利貸，提倡美德、勤勞節儉和克己奉公。

　　新天新地新風氣。加爾文以公有觀念的宗教形態，規定著資本主義的人類精神內涵;同時，把人的社會實踐提到與信仰相同的高度。加爾文“把確立的信仰和圣潔的事功都歸于上帝的恩賜，被拯救者應該在精神生活和現實生活兩方面顯示上帝的榮譽。”(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

　　對于私有制的現實，馬基雅維利正視，加爾文也正視。但馬基雅維利指引資本主義一條實用之路，加爾文則給予資本主義精神指引下的“善的等級制”。

　　加爾文斷言：一個被上帝揀選的人，必定信仰上帝。因而必然在社會生活中勤儉、樸實、善良，并增進道德與財富來榮耀上帝。人在現世的成功或失敗，是“選民”和“棄民”的標志。誰成功誰光榮，誰就是上帝的恩寵之人;誰失敗誰狗熊，誰就是上帝遺棄之人。

　　加爾文看到了資本主義不可遏止的進軍和封建特權無法逃脫的覆亡，增強著戰勝一切的自信。他鼓勵勞動創造，謳歌資產階級的光榮，為廣大勞動者勤儉奮斗指明方向，從而調動人民的積極性，推動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進步。

　　在加爾文那里，“善的等級制”被崇高的精神嚴格制約：上帝揀選之人，“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只為上帝增添榮耀，決不索取報酬。但同時，上帝則公正地獎勵善行，按勞分配。財富與成就便是得到上帝呼召而蒙恩的證明。

　　加爾文教的“善的等級制”，規定了美國精神。資本世界的勝利，正因為立足于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現實，而以“善的等級制”的名義向世界擴張，才使社會主義不得不為自身理想的空幻和對現實的超前付出代價。

　　然而，在資本世界的運行里，加爾文教被異化。

　　既然上帝是財富的象征，那么在資本主義進程中大肆聚斂財富的“社會精英”，一定源于上帝撿選;那些不能通過自己的行為來增加上帝榮耀的人，一定因為上帝遺棄。——加爾文教走上不歸路：精神被閹割，成為資產階級為特權腐朽的實用。

　　資本的唯一特性是金錢，用錢生錢，即資本增值。因此，最優秀的資產者便是最符合資本特性即最勤于賺錢的資產者，于是榮膺了“社會精英”之偽譽 。

　　資產階級的精英如何同上帝發生關系呢?

　　那就是淋漓盡致地發揮資本的特性，讓源源不斷的金錢“為上帝增加榮耀”。

　　怎樣增加榮耀呢?

　　那就是讓大量金錢用于上帝的事業。

　　上帝什么事業?

　　人類的福利事業：教育、醫療、科學、藝術……， 上帝揀選的社會精英，絕不同于上帝棄民。“精英”精于發財是上帝的特許，而精英的巨額捐贈，不但是精英的光榮，而且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光榮。于是，一捆捆以美元、英鎊、馬克、歐元，還有人民幣等等形態表征的“贖罪券”，以現代化的手段和速度鋪筑著一條通向上帝后花園的金燦燦的捷徑。

　　于是，上帝一屁股跌坐在花花綠綠的鈔票堆里，與“精英”們把盞碰杯，開懷暢飲。

　　新教倫理的庸俗化，重蹈了“舊教”的覆轍：上帝被金錢異化，屈辱地淪為資本的奴仆。這是加爾文未曾預料的悲哀，卻也是加爾文教無法回避的宿命。這一宿命自白于社會的，是加爾文教的終結。

　　資產階級和它的“精英”們將“榮耀上帝”的使命置諸腦后，而加爾文教對世俗活動的道德辯護，使資產階級將血腥的剝削和無恥的投機披上了正當職業的外衣，“剝削合理”、“投機光榮”成了天經地義。

　　于是，“善的等級制”畸變為“惡的等級制”。

　　衛斯理從宗教家的角度說：“那些偉大的宗教運動對于經濟發展的意義首先在于其禁欲主義的教育影響，而它的充分的經濟效果，一般地講，只有當純粹的宗教熱情過去之后，才會顯現出來。這時，尋求上帝的天國的狂熱開始逐漸轉變為冷靜的經濟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讓位于世俗的功利主義。”(轉引自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其實，所謂宗教熱情，不過是人民大眾對平等的強烈愿望在宗教形態上的表現。正是這種深入到每一個人，尤其是每一個下層窮苦人內心深處的利益訴求，以及這一個個單個利益訴求匯聚成驚濤駭浪的總體利益大潮，才成為無堅不摧的革命力量。

　　個體利益被總體利益升華，成為每一個個體利益的象征。這個象征，便是公有制和公有觀念。

　　(本文節選自《中國：21世紀宣言(世界篇)》，美國學術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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