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資本之于民主的關系是比較民主研究的傳統議題，近年來學術界關于當前資本主義民主危機的討論使得這一議題重新興起。綜觀既有文獻，可以把資本之于民主的關系概括為三種競爭性觀點：一是和諧論，主張現代民主的形成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結果，“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二是條件論，強調資本促進還是反對民主取決于資本與民主相互適應已達成妥協的能力，并受到多重政治經濟條件和歷史情境的影響，是政治主體行為博弈的結果;三是沖突論，認為資本與民主雖然存在“偶然和諧”，但實質上存在本質矛盾，資本邏輯的擴展與侵蝕是導致民主衰落的根本原因。系統梳理和分析資本對民主的復雜影響，是破除西方民主話語模式的需要，也可以為我們發展適合本國國情和歷史傳統的民主提供理論支持。
長期以來，自由主義的民主觀念主宰了西方世界關于資本與民主關系的理解。一段時期內，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雙重擴展，人們由此認為資本與民主是一對孿生物，民主的轉型與鞏固依賴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其提供基礎條件。但是，諸多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曲折經歷卻表明，資本與民主的關系是不穩定的，資本既可以選擇與民主政體結盟又可能擁護威權體制以壓制民主力量的發展，這取決于社會階級力量博弈的諸種條件。近年來，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從經濟領域擴展至政治領域，在逐漸興起的“民主衰退”研究熱潮中，一些西方學者重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深刻解剖了資本與民主的深層次矛盾關系，將“民主衰退”歸因于資本邏輯之于政治的支配關系。顯然，關于資本如何影響民主的認識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它與民主政治的現實境遇密切相關，也為民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經驗依據。
一、資本與民主的“和諧論”敘事
在現代化理論的敘事模式中，作為經濟因素的資本和作為政治制度的民主一直被視為兩種互補的體系。在資本主義到來以前，民主的名聲并不好，它被看做是一種不良的、需要提防的政治統治。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對民主重新進行了理論改造，使它既能夠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成長邏輯相適應，又能夠保證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民主從而擺脫了長達千年的惡名，成為現代政治體制合法性的基本價值來源。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從近代民主的發生學出發，論證了民主的發展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性。更為重要的是，受到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傳統的長期浸透，這種認識逐漸內化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印象。正如迪特里希·瑞徹邁耶等人所言：“資本主義與民主攜手并進是一個獲得廣泛認可的看法。的確，在西方政治話語中，這可謂老生常談。報章評論和政治公告經常強調資本主義發展，即相互競爭中由資本利益所驅動的經濟發展，也會帶來政治自由和對政府事務的民主參與。事實上，民主和資本主義經常被視為幾近一回事。”針對這種社會印象，我們需要結合歷史和民主理論的演進來理解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
1942年，二戰中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在遭受生死考驗，民主的未來也晦暗不明。在這種情況下，熊彼特在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提出了對人類社會未來走向的看法。他認為，“社會主義形式的社會將不可避免地從同樣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瓦解中出現。”而在談到資本主義與民主的關系時，熊彼特明確指出：“歷史清楚地證實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在歷史上，現代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同時興起，并和資本主義有因果關系。而從民主實踐上看，這樣說也是正確的：在我們競爭領導權理論意義上的民主政治，主持了政治和制度的改革過程，資產階級利用這個過程重新塑造它占優勢前原有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并依照自己的觀點加以合理地改造。民主方法是這場重建工作的政治工具。我們知道，民主方法也在某些非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社會中運用，而且運用得特別好。但現代的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過程的產物。”在熊彼特看來，資產階級成功地運用民主的方法縮減了公民政治決定的范圍，限制了國家權力，結果就是確保了資產階級的合法性，把民主改造為與資產階級精神相契合的政治工具。
與熊彼特歷史地考察民主觀念不同，同時期的哈耶克等人則從自發秩序理念出發論證了民主的自由主義價值。哈耶克認為，社會民主只能產生于一個高度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面對各種針對資本壟斷的指責，哈耶克堅持認為，資本壟斷只是一個“小問題”，對公民自由和民主只造成輕微阻礙。與此相比，國家干預會對民主形成更為嚴重的威脅，因為干預破壞了社會民主的前提——經濟自由。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是一致的，而且政治民主的程度取決于經濟自由。在這一方面，米爾頓·弗里德曼強調：“經濟安排在促進自由社會方面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經濟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廣泛的意義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經濟自由本身是一個目的。其次，經濟自由也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手段……我找不到任何例證來表明：人類社會中曾經存在著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沒有使用類似自由市場的東西來組織它的大部分的經濟活動。”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明確指出：“多元民主制毫無例外都是存在于市場體制之中，并且以企業制度為基礎。……兩者有共同的根源，即立憲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表現。”拉多斯拉夫·塞盧奇接受了“哈耶克-弗里德曼假說”，指出：“除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外，我們還不知道普遍的政治自由在何時何地曾存在過。”約翰·齊澤克也強調了這一點，“在歷史上，資本主義是民主的朋友，自由憲政體制只能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背景下才能得以興起。”顯然，自由主義試圖闡釋并傳遞一種觀念，即自由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自由民主制，這就意味著資本與民主在本性上具有難以割舍的親緣關系。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影響下，政治學研究方法逐漸走向經驗化和實證化。受此影響，那種基于價值判斷而展開的關于資本與民主關系的總體性研究已經無法與政治學科學化的趨勢相適應。在這種情況下，資本與民主關系的研究議題不斷分化、細化，諸多研究從探討民主制度得以產生和維系的經濟條件入手，運用比較歷史分析、社會結構分析等多種研究范式，進一步論證了資本之于民主的促進關系。與熊彼特、哈耶克等人明確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不同，這一時期的理論研究為了避免價值偏向的嫌疑，進行了敘事模式上的升級，借用“市場”、“發展”、“現代化”(與“資本”相比，這些概念的意識形態色彩更淡)與民主關系的研究，強化了背后隱藏的、實質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民主“神話”。
關于現代化與民主的關系，現代化理論的奠基者瓦爾特·羅斯托在其1958年的作品中指出：“如果整個社會向現代化推進，最開始的弱勢集團很可能隨著識字率、高等教育、政治上的成熟、媒體的使用以及組織恐怖主義和游擊戰活動的能力而上升。弱勢集團的上升很可能要快于統治集團，因為前者可以吸收利用較先進集團已經掌握的技術儲備。”根據羅斯托的理解，現代化導致邁克爾·曼意義上的社會權力的不平等增長，即弱勢集團獲得更多的有效制約強勢集團的資源和手段，并由此促進了社會結構的平等化，這就為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準備條件。羅伯特·達爾也認為，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水平與一般的競爭政治尤其是多頭政體中的競爭政治的出現率有著密切關系。簡單來說，人均國民總值和其他與人均國民總值有關的“現代化”越高，多頭政體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其隨后的著作中，達爾進一步指出：“事實上，民主現在而且一直都是與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即使今天，每一個由多頭政體治理的國家里，生產資料的絕大部分都是‘私有的’。相反，在生產資料主要國有或者(如南斯拉夫憲法一樣)‘社會’所有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是由多頭政體治理的。”
無獨有偶，幾乎與羅斯托同時，政治學家西摩·李普塞特在1959年提出了著名的“樂觀方程式”，認為“一個國家越富裕，它準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李普塞特假說”甫一問世，就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隨后，一大批定量研究論文以檢驗李普塞特的民主的“經濟門檻論”為問題意識展開研究。在這些作品中，雖然李普塞特的觀點遭到部分學者的質疑，但是大多數學者根據經驗研究的結果支持了李普塞特的結論。羅伯特·杰克曼、肯尼斯·波倫、羅伯特·巴羅、達龍·阿塞莫格魯等人進一步修正和發展了李普塞特的觀點，使得強調現代化與民主正向關聯的現代化理論更加深入人心。這些理論主張的核心在于論證民主制度離不開資本主義，或曰經濟的發展。因為，一方面，現代化理論指出，民主化的基礎動力在于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因素的形成;另一方面，這一理論又將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抽象意義上的現代化概念相聯系，內在地認為“經濟現代化的一般趨勢就是以企業家階級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商業以及后來的個人發展。……這種取向不限于經濟領域，而且還逐步擴展為對廣泛的政治參與以及建立新的、廣闊的政治框架和標準的要求”。為此，體現自由主義價值內核的資本與民主和諧論通過現代化理論的敘事模式呈現出來，試圖強化這一話語體系的理論邏輯性和說服力。
除此之外，現代化理論還從比較歷史研究的維度論證了資本發展對于民主化的積極作用。歷史社會學家巴林頓·摩爾是這一研究路徑的鼻祖，他在1966年的一項關于政治道路形成的跨國比較研究中得出結論：19 世界第一波民主化國家的形成得益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成功地支配農村農業部門，使之產生資本主義化的演變，并以此實現了社會階級結構變遷的民主化。簡言之，即“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作為摩爾傳統的現代版本，瑞徹邁耶等人運用三組廣泛的歷史比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拉丁美洲國家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島國家——檢驗了摩爾的結論，他們指出，雖然工人階級也經常扮演著親民主的角色，但是民主制度的形成主要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功勞。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兩種結構性效應：一是它加強了工人階級和其他從屬階級的力量，削弱了大地主的力量;二是它導致資產階級權力的提高，資產階級的首要經濟利益，就在于建立和確保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基礎。
綜上所述，現代化理論從研究民主制度形成的經濟條件出發，將民主制度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需求和必然產物，構建了自由主義本質的民主理論大廈。這種“民主資本主義”理念論證了資本主義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并逐步上升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國家哲學，通過各種政治社會化機制演化為政治學“常識”。但是，這一理論所立基的歷史經驗是狹隘的，具有濃厚的西方中心論色彩。正如亨廷頓所言：“他們主要關注于民主的先決條件和民主制的發展，這里的民主幾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義的。”正因為如此，資本與民主的“和諧論”既難以解釋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曲折經歷，也無法為我們理解近年來愈演愈烈的西方民主危機提供答案。
二、資本與民主關系的“條件論”：民主轉型的復雜過程
資本一定會支持民主嗎?澳大利亞政治學者約翰·基恩對此表示懷疑，他認為西方民主理論存在一個嚴重的認識論偏見(這種偏見甚至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即試圖尋找走向民主以及使民主鞏固的某種內在規律，似乎這些統計性和比較性的知識可以嚴格地應用到其他任何地方建造和改善民主制度。但他們忽略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即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永遠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出生、發育和毀滅的。“不論民主以何種形式生存或發展，都取決于各種具體的不確定性：特定環境下不可預見的作用力、謹慎的計算、靈機一動的決定，還有就是永遠也不要低估的、結果不可預料本身所產生的變幻無常的影響力。”基恩的這種認識事實上正好應和了現代化理論所遭受的范式詰問，即現代化理論在本質上是一種結構——功能主義分析范式的產物，是“關于特定選擇得以發生的限制條件的研究”，忽視了歷史情境、政治主體的選擇以及國家與社會的深切互動對于政治轉型的影響。在民主化研究領域，“這些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很容易在事后解釋為什么某個政權‘不得不’垮臺，卻沒有在事先這樣預測——各種關于東歐的著作也說明了這一點。社會科學并不長于整理出深藏著的結構原因與促發條件。根據結構條件作出的解釋在事后看是很讓人滿意的，在事前卻是無用的”。
伴隨著對于結構主義的民主轉型范式的反思，現代化理論所隱含的基本結論——民主轉型得益于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其所產生的社會結構性變遷——也遭受質疑。吉列爾莫·奧唐奈和菲利普·施密特將行動者的策略選擇引入到民主轉型研究中，強調不同階級精英基于多種情境所產生的行為互動過程對于轉型結果的影響。他們借用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認為民主的實現實際上是不同階級在利益博弈基礎上的妥協過程。“重要的是，在轉型期間，不同階級之間必須達成某種妥協，一方面向資產階級保證他們的財產權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被威脅，另一方面向工人與其他受薪階級保證他們對薪資與社會正義的要求終究會滿足。”胡安·林茨和阿圖羅·巴倫蘇埃拉同樣認為，經濟結構的變遷并不構成民主制度形成的充分條件，決定民主是否穩定的關鍵在于政治精英能否在相互沖突中學會如何進行廣泛的磋商以達成協定，以及構建憲政框架。也就是說，民主制度的生成并不取決于資本所有者的階級結構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一種階級博弈達到均衡的狀態。
從行為者中心范式出發，民主理論家提出了與現代化理論不一樣的相關解釋和基本結論。根據普熱沃爾斯基的研究，二戰之后資本主義民主得以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在階級妥協過程中形成了比較堅固的經濟基礎。一方面，資產階級面對工人集體行動的壓力，感覺到必須要讓渡足夠多的經濟利益，這就為政府干預的福利國家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追求分配公平的社會民主黨也意識到保留生產工具的私有權，與資本家合作而不是完全抵制它，也有利于雇傭勞動者經濟基礎的擴大，因為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條件下，資本家的利潤被預期為被保存、投資和轉化為生產能力，并且有一部分是作為收益分配給其他群體。另外，資本主義危機對雇傭勞動也是一種威脅，因為經濟危機的負擔必然會落到勞動者身上。所以，普熱沃爾斯基指出，社會民主黨人與私人資本的基本妥協，是促進資本主義民主發展的前提條件。
不難發現，行動者中心范式的優勢在于動態地展示了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相互調適的基本過程，從而打破了結構主義預設結論的范式局限性。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歷史情境下，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達成妥協的能力和意愿存在明顯差異，這就使得資本與民主之間呈現出復雜的、不確定性的關系模式。對于二戰之后的歐美國家而言，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面臨的不可避免的情況是，資本主義在經歷了經濟危機和世界戰爭的重大挫敗之后，為著資本主義的復蘇必須要借助社會民主的力量化解緊張的階級關系。而社會民主也認識到，通過選舉實現生產資料的國有化這一傳統的階級斗爭策略已經在政治上行不通，而且還要承受嚴重經濟后果，因此一種可選擇的策略就是放棄全面抵制資本主義，通過支持資本主義民主來改善利益福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的妥協并不是穩定的，達成這種妥協的條件是多種因素相互支持的結果。詹姆斯·奧康奈就指出，資本主義通過福利國家來化解工人階級的不滿，長期來看只是資本主義的一種過渡狀態，因為這種福利國家的資本主義民主難以克服國家財政危機的困擾，從而也無法消解階級對抗的經濟根源。
在后發展的轉型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達成和解的條件被經驗證明是奢侈的。阿塞莫格魯等人運用“奧卡姆剃刀”原則將民主政治的參與者簡約地劃分為兩大階級：一是資本權力的擁有者，即權貴階層;二是與此相反的民眾階層，并以此建立了民主制度得以轉型和維持的數理模型。在這些模型中，權貴與民眾圍繞民主制度下潛在的利益偏好展開政治博弈，民主則直接取決于政治博弈的結果。這些模型清楚地描繪了資本與民主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根據阿塞莫格魯等人的一般假設，民眾對民主的偏好要比權貴對民主的偏好更加強烈，因為民主的多數決策規則賦予了民眾通過平民主義策略改善福利的機會，而資本權貴則擔心利益受到民主的再分配政治的剝奪。所以，在典型狀態下，民眾要求民主而資本權貴抵制民主。但是，這并不代表資本與民主的關系是確定的，因為資本選擇還是反對民主還取決于影響階級政治博弈的多重因素的變化。
首先是經濟不平等的程度。一般認為，在經濟不平等程度非常嚴重的國家很難出現民主的轉機，這主要是因為任何力求緩解經濟不平等程度的公共政策都會損害權貴資本者的利益，這會導致權貴資本者尋求專制權力的庇護來阻止民主。因此，只有在經濟不平等并不太嚴重的社會，底層群眾要求民主的意愿能夠確保權貴資本者接受時，權貴資本者才會選擇與民主結盟，因為后者判斷專制權力對其財產的威脅已經超過了民眾的再分配壓力，而且民主制度作出了對于權貴資本者財產權保護的承諾。彼得·羅森道夫就發現，1994年后南非的民主化之所以成為現實，主要是由于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得到緩解之后使得民主對于權貴的威脅下降，權貴才接受了民主制度。但這并不意味著比較平等的社會更容易出現民主。在這種社會中，由于民眾可以從生產性經濟資源以及經濟增長中獲益，這就彌補了民眾的再分配需求，使得權貴面臨的民主政治的再分配壓力降低，這時候非民主的政治能夠在權貴和民眾所共同承受的范圍內維系下去。新加坡的政治發展經驗就說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經濟不平等與民主之間呈現出的是一種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在經濟不平等非常嚴重和不嚴重的國家，權貴資本向社會民主的妥協可能性都很小，而在經濟不平等比較嚴重的國家，權貴資本不得不對民眾的再分配需求作出正式回應，而且在民主許諾了財產保護的預期下，權貴資本意識到與民主政治相適應才是最優選擇。
另一類觀點認為，資本是否支持民主取決于資本的特定類型。卡萊斯·鮑什認為要素的流動性與國家行為之間存在關聯，資本應對再分配壓力的能力受到資本類型的限制。具體來說，當一個社會的資本類型以流動性差的資本(如土地、礦產、種植園等)為主時，資本將面臨被課以重稅的情況，這時資本將強烈反對民主而傾向于直接掌控國家。如果一個社會的主導資本類型流動性強，那么資本可以通過資本的外逃來抵制重稅，并且迫使選民接受更低的稅率，這時對于資本所有者而言，掌控國家的成本要高于自己繳納的稅負，資本家對民主制的反抗繼而消失。也就是說，資本流動性的增強有助于民主制的實現。在這里，鮑什為“第一波”民主化國家的政治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即這些國家民主制得以鞏固的經濟動因主要是源于工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對于土地資本的替代。而在那些依賴流動性差的資本類型的國家(如海灣國家)，資本就會表現出與民主的對抗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使得資本自由選擇市場的能力空前提高，貿易與資本的自由流動促進了一國范圍內(最終是世界范圍內)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經濟外向性程度的提高有益于經濟增長。但是，有的學者認為，資本的全球流動并不一定有益于民主的發展。已經有充分的經驗表明，資本的全球流動改變了某些國家資本所有者和普通民眾之間的經濟地位，“在富國，那些受到良好教育、擁有金融和物質財產的人更有能力進入資本市場，所以他們有更強的動機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體系中獲取利益;而在拉美國家，低工資、無技術的勞工聚集在城市地帶，至少從短期來看，他們從開放經濟中獲益很少”。這種資本賦權的偏向性使得勞工群體在與資方談判時的地位相對下降，而且政府對于資本流動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的依賴迫使它因恐懼資本外流而偏袒資方，這就導致了資本權力的上升及其對于民主的壓制。也就是說，雖然在民主政治的決策結構中，民眾依靠多數獲得了設置公共議程的權利，但是由于各種資本所施加于國家的強制性因素的存在，導致國家無法迎合民眾的民主意愿，從而帶來了國家再分配能力的下降。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行動者中心主義范式將階級分析和政治博弈論納入政治過程中，消解了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關于資本與民主關系的和諧論敘事。它詳細描述了資本與民主之間相互適應、彼此調試的條件性機制，動態地展示了資本民主制的政治經濟關系。此范式雖然為我們理解資本與民主的復雜關系提供了一種過程論視角，但是卻將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化約為達成制度均衡之前的一種過渡狀態，實際上低估或忽視了現實資本主義民主困境的嚴重性。
三、危機中的民主：資本與民主的沖突關系
近年來，伴隨著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政治邏輯的反思，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觀點在西方學界得以復興。美國學者理查德·波斯納認為，單純的經濟學理論已經無法解釋經濟危機的產生與后果，這場危機實際上是一場資本主義民主危機，不僅顯現了政府放松管制背景下金融自由化的危險性，而且演化為一種政治衰敗——政府的無能以及政治結構內在的低效、分裂與沖突。資本主義民主非但無法抵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反而還是這場危機的一部分，這內在地體現了資本主義與民主制的深層次矛盾。
塞繆爾·鮑爾斯和赫伯特·金蒂斯系統性地批駁了所謂資本與民主關系的“和諧論”觀點。他們認為，“民主的資本主義”貌似是一套和諧的和彼此支持的制度，但是資本與民主在本性上遵循相互沖突的規則，這就決定了兩者之間在本質上是無法兼容的。具體來說，資本主義強調以財產權為基礎的經濟特權的優先性，而民主則強調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自由權和民主責任兩者的優先性。資本的邏輯決定謀利成為經濟活動的自覺追求，繼而主張政治領域的最小干預或者運用政治機制為謀利行為服務;公民權的發展取決于民主制的進展，時刻面臨著來自資本的強制性威脅，并希望通過民主制度建構起防范資本強權的保護機制。因此，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共存共生只是形式上的表現，這種“偶然的和諧”之所以能夠出現有賴于一系列歷史性的特定制度的調整：洛克調整在政治上排斥無財產的生產者，杰佛遜調整向生產者許以財產，麥迪遜調整分裂生產者，而凱恩斯調整消化無權力的工資和工薪工人階級。英國學者約翰·格雷認為，“民主和自由市場是競爭對手，而不是伙伴。‘民主資本主義’是新保守主義的到處呼喊的戰斗口號，它指明(或掩蓋)一種有深刻疑難問題的關系。與自由市場共存的通常不是穩定的民主政府，而是經濟無保障的多變的政策。”在格雷看來，資本主義的價值理念要求建立自由市場機制，而社會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則是短暫的。在此，格雷還論證了資本主義的“格雷欣法則”，即社會民主對資本主義秩序的矯正試圖構建一種優等資本主義，但這種努力是徒勞的，它最終會被自由化的資本主義體系這種劣等資本主義所驅逐。
早在1982年新自由主義強風正勁之時，林德布羅姆就指出了自由市場與民主機制的內在沖突。他強調，自由市場和民主制是社會的兩大系統，兩者之間存在的不和諧將導致嚴重的后果。但是，對于如何解決這種沖突，人類還沒有足夠的方案。一方面，民主國家幾乎都實行和依賴市場制;另一方面，市場制卻在損害民主，因為市場禁錮著公共機構與決策，沒有一個市場社會實現完全的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吊詭之處。沃爾夫岡·施特雷克在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長期考察中指出，戰后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政治經濟中同時存在著兩種相互競爭的機制化了的分配機制：市場公正和社會公正，前者由市場來決定，并且通過價格表達出來;后者則是在政治過程中由權力和動員相權衡，并且在形式化的或非正式的機構中得以表達。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公正一直試圖修正社會公正，它一方面向國家設置了可征稅收的界限，另一方面不斷向國家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最終導致國家這只“野獸”因嚴重負債而被餓死。在施特雷克看來，危機就是資本主義報復國家的民主化傾向的方式，并通過這種方式使得國家被馴化為受資本支配的政治機器。所以，施特雷克指責那些樂觀主義觀點“忽視了資本主義非常局限的、幾乎只在嚴格和有效管制下才有的民主兼容性。因此結構性的、意識形態上的民主失敗以這樣的方式集中體現出來。其結果在2008年以來尤為明顯”。在另一篇文章中，施特雷克指出，資本主義的一系列經濟政策隱含了遏制民主的基因：從20 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率，到80年代公共財政赤字的增長，再到90年代及至21 世紀的金融去管制化政策。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和金融去管制化并不僅僅是經濟運行的內容，而且是一種暫時滿足社會公正的民主需求和資本利潤的經濟需求的權宜之計。與此同時，民主國家的再分配沖突也從勞動市場、勞資關系領域，發展到家庭信貸領域，最后演化為國際金融領域的斗爭。在此過程中，資本越來越遠離民眾意愿的制約，成為不可控的東西。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政治經濟風險空前提高，這將對構成民主政治之條件的社會融合和發達市場經濟所依賴的體制融洽產生威脅。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不斷通過變幻經濟策略來維護社會民主的幻象，但每次升級變幻都加重了維持民主幻象的成本，都使得下一步的維持更為自由主義化。
近30年來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表現，揭露了資本與民主是如何試圖按照相反的方向發展而展開競爭的。根據新自由主義復興經濟的方案，民主的現代化理論強調經濟的增長將為民主的鞏固提供穩定的物質基礎。但是，正如斯迪芬·海哥德和羅伯特·考夫曼所言，“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民主體制公然倒退的可能性。”“人們對民主政府處理經濟問題效能的信心普遍下降，對危機的權威解決方案的訴求增加，不僅在精英間是如此，在一般公民間也是如此。”除此之外，新自由主義試圖說服民眾，經濟糟糕的原因在于各種歪曲市場機制的機構與政策遏制了資本活力，而民眾的生活水準會隨著資本利益的增長而“涓滴”式改善。現在來看，這種論調遭受普遍質疑。新自由主義拆散了福利國家，民主的再分配能力受到限制，民眾的福祉大幅下降。離開了公民權利的改善，民主的實質內容也被掏空。關于這一點，魯伊斯·佩雷拉等人早就言明：“只要民主政府遵從新自由主義的理念，結果必定是經濟上的滯脹、貧困人口的增加、政治上的不滿以及衰弱的民主體制。”
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資本主義的前兩次危機都為迫使資本接受民主提供了契機，2008年以來的此次危機是否同樣如此?諾爾曼·伯恩鮑姆認為，至少從歐洲當前的形勢來看，民主應對危機的表現并不令人滿意。伯恩鮑姆指責那種主張與資本主義妥協的社會民主主義策略，將民眾廣泛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簡化為要求再分配的權利，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力量喪失了戰后以來形成的對資方的抵制能力。在現在的歐洲，即便是危機引起了民眾的不滿，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力量也難以組織起有效的抗議活動，社會民主在與資本主義的妥協中被瓦解了，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理論武裝。與中右翼政黨成功吸引了選民的注意力并賺取了選民的選票相比，左翼政黨只是在有限的領域和程度上獲得了支持，他們內部已經分化，未能提出替代性倡議，最后導致左翼政黨的集體失語。保守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壓制了社會民主，歐洲人民對民主的失望成為資本主義危機所引致的民主危機的最嚴重后果。當然，杰瑞·哈里斯認為，民主的未來并非如此糟糕。他指出，民主的衰退是跨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副產品，跨國資產階級主導的全球化時期表明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到新階段，它的雄心壯志試圖將經濟關系上升為組織人類社會的核心理念。但是，作為資本主義的繼承者，社會主義民主能夠克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矛盾性，出路在于構建一套能夠有效調節國家、市場與市民社會沖突的民主制度，這首先要求實現社會所有的企業制度和經濟民主，再者要促進經濟和公共支出的持續增長。
四、余論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現代社會，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構成一種深刻互動的政治經濟關系。根據以上的文獻梳理，關于資本與民主關系的三種認識維度刻畫了兩者關系的復雜性。民主的現代化理論依據西方經驗，描繪了民主制度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成發展的宏觀歷史過程，將資產階級的成長視為推動民主進步的社會結構動力。這種“和諧論”敘事隨著學術界對于現代化理論的整體性反思而受到質疑。促進這種轉變的力量部分地來自于民主化研究范式的調整，即行動者中心主義的博弈論范式超越了現代化理論的結構主義思維，細致分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相互適應以尋求基本妥協的過程以及在具體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歷史情境下資本應對民主壓力的策略性問題，從而突破了民主的現代化理論的單向線性思維禁錮。即便如此，行動者中心主義的博弈論范式仍然將民主視為一種達成制度均衡的狀態，低估了資本對民主的侵蝕能力。在系統反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政治因素的基礎上，資本與民主的敵對關系近年來不斷被揭示出來，并在資本主義新的發展時期表現出新的特點，是導致民主在資本主義世界陷入衰落的重要原因。系統梳理與分析資本與民主在現實政治中表現出來的復雜關系，有助于加強我們對于民主機制的政治經濟關系的理解，有助于實現對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民主知識體系的“祛魅”，也有助于從本國經驗和現實政治經濟條件出發構建合適的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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