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主義思潮在近代西方社會的興起是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政治現象。就其基本理論主張來看，個人主義的道德原則、私有財產的集體保護、政治版圖的無限擴張構成了西方自由主義思潮最為堅實的價值硬核。科學認知、準確把握這些價值硬核，既有助于從宏觀層面了解自由主義思潮在西方思想演進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有利于從微觀層面探尋自由主義思潮能夠主導資本主義世界已逾百年的內在根由。
[關鍵詞]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價值硬核;個人主義;私有財產;政治版圖
自資產階級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的政黨實踐和政治生活在本質上都帶有強烈的自由主義色彩。這種獨特現象表明，在資本主義演變歷程中，“自由主義發展從它最初出現時起，就沒有將自己的視角局限于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而是試圖發展出一套關于個人、國家、社會的基本理論。”[1]18基于資產階級的政黨實踐和政治生活，自由主義思想家把“關于個人、國家、社會的基本理論”(如自由與平等、權利與正義、法治與民主)傳播至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并以此影響普通民眾的經濟行為、政治態度、價值選擇和思維模式。囿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固有弊端，自由主義作為反映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和經濟利益的觀念上層建筑，其所謂的自由早已淪落為一種階級化的政治偏見，所謂的平等早已變異為一種階級化的剝削工具，所謂的正義也早已脫離了“共同的善”的本質……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確立、發展期間，自由主義雖屢受挑戰但從未消泯，其在西方近代思想演進史上和現代國家意識形態領域依然占據著主導地位。究其根源，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個人主義的道德原則、私有財產的集體保護、政治版圖的無限擴張等價值硬核，奠定了資產階級千年王國永續發展的基石。因而，科學認知、準確把握這些價值硬核，是理解西方自由主義思潮演變史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史的一把鎖鑰。
一、個人主義的道德原則
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基點和觀念基礎，它提供了自由主義衍生、發展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可以說，個人主義既為描繪自由主義世界圖景提供了方法論指導，也為促進西方近代文明漸次演進奠定了倫理觀基礎，但是，“個人主義在今天名聲不佳，這個詞和利己主義與自私自利聯系在一起”[2]41。即便如此，作為道德原則的個人主義也有著內在的本質特征。哈耶克認為，真正的個人主義的本質特征應該包含以下兩點：第一，它主要是一種旨在理解那些決定人類社會生活的力量的社會理論;第二，它是一套源于這種社會理論的政治行為規范。正是在此意義上，個人主義成為自由主義者評判一切哲學世界觀、政治行為、經濟生活和文化主張的根本依據。總體來說，“個人主義涉及一種價值體系，一種有關人性的理論，對某種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體制的一種態度或信念。”[3]19這就表明，在自由主義遵循個人主義道德原則的過程中，個人在所有價值觀或價值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個人具有最高的價值而成為目的本身;個人在道德上的平等適用于整個社會，任何人都不能被視為其他人獲取福利的手段。以上個人主義所信奉的道德信條，乃是自由主義原初思想內容的精華部分。不過應該注意到，準確把握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道德原則，不僅要理解個人主義道德原則的基本信條，而且還要關注個人主義所派生出的個人本位立場和個人權利訴求，正是后者構成了推動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發展的本源動力。
個人本位是個人主義道德原則的邏輯必然，它要求人們在權利、責任和利益等方面作出權衡，并根據自由選擇和趨利避害的標準作出價值選擇。在自由主義的理論框架里，“個人相對社會與國家而言具有邏輯上的在先性、地位上的優越性、價值上的優先性、政治上的自主性以及生活上的自立性”[4]216。不難看出，個人本位與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呈現出一種正相關聯系。早在古希臘雅典時期，雅典城邦政治“主權在民”、“輪番為治”的特征就蘊含了最初意義上的個人本位思想。到了古羅馬時期，隨著共和國晚期國內經濟的發展和對外軍事的擴張，羅馬法從氏族本位、家族本位逐漸演變為個人本位。古羅馬立法依據向個人本位的不自覺轉化，既在法律層面凸顯了個人的主體地位，也使得古羅馬在司法過程中規避了那種“遇到家族的門檻就要無條件地戛然而止，不得跨越雷池”的現象。再后來，經過中世紀黑暗時代漫長的上帝本位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不僅重新恢復了法律層面上的個人本位，還使個人本位在各個領域(如思想解放、文藝創作、商業活動)重放光彩。但直至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個人本位才真正確立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且這一時期個人本位的主要表現是保障人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家也正是從個人本位立場出發，推衍出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契約自由、私有財產不容侵犯等人權理論，要求通過法律或政策文件的形式將這些人權理論固定下來。時至今日，《權利法案》、《人權宣言》、《獨立宣言》等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律文獻，仍然閃耀著自由主義個人本位立場的理性光輝。
如果說對個人本位立場的堅持是個人主義道德原則的邏輯必然，那么對個人權利的訴求就是個人主義道德原則的歷史結果。在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范疇譜系里，權利是一種不帶有任何強制力而需要加以保護的社會存在，任何讓渡自身權利或非法剝奪他人權利的行為都是極為不妥的。按照自由主義的理論解釋，如果一個人的自由權、生命權、財產權被人強制或非法剝奪，那么他(她)將無法生存，更無法發展。所以，幾乎所有自由主義思想家都承認權利是對人主體意識覺醒和自由意志彰顯的確證。從洛克“自由的善”到邊沁“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從密爾擔憂“多數人的暴政”到羅爾斯倡導“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都暗含有個人權利自我保護性的價值意蘊。即是說，個人權利具有意志性、積極性和無支配性等特性，享有權利的人擁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be free to do……)，而非只是免于不做某事的自由(be from to do……)。然而，在早期自由主義者那里，他們對權利的轉讓抱有一種比較謹慎的態度。霍布斯倡導在人性惡的基礎上培育一種抵御侵犯個人權利的能力，要求“把大家的所有的權利和力量托付給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5]131。這就是霍布斯式契約理念，該契約理念主張在絕對君主專制制度下，通過借助契約關系的訂立來保障個人權利的訴求。與霍布斯式契約理念不同，盧梭認為在訂立契約關系時，不能全部而是可以部分地讓渡個人權利。盡管如此，盧梭本人在其內心深處并不認同權利的轉讓與分割。他指出，“主權既然不外是公意的運用，所以就永遠不能轉讓;并且主權者既然只不過是一個集體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來代表自己;權力可以轉移，但是意志卻不可以轉移。”[6]31誠然，個人權利的不可讓渡性只能是理論上的預設，一旦涉及到現實生活，人們為了個人權利的保護與落實，仍不得不將部分權利轉讓或分割給國家。所以說，個人主義道德原則使自由主義始終處在“權利不可讓渡的本質與權利不得不讓渡的現實”這樣一種“二律背反”的窘境。
二、私有財產的集體保護
私有財產是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得以確立和運行的根基所在。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那樣，“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7]43在資本主義生產生活實踐中，自由主義思想家也都將私有財產權視為基本人權的前提與保障，并通過闡述財產權理論證實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其中，洛克就是一位較早論證私有財產何以產生且為何不能被侵犯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他指出，“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享有一種所有權，除他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沒有這種權利。……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他就已經摻進他的勞動，在這上面摻進他自己所有的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產。”[8]19另外，洛克還認為國家產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個人財產。在他看來，“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8]77在此以后洛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那里，尋求私有財產的集體保護就成為了自由主義思想家普遍的價值共識。
私有財產的存在和發展催生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就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乃至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和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鞏固奠定了物質基礎。所以馬克思一再強調，“私有財產這一人權是任意地、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這種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這種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應用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9]41而為了維護所謂“市民社會的基礎”，私有財產就必須不斷地被積累、被擴大和被保護。由此在資本利潤的驅使下，獲取剩余價值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保護私有財產也成為資產階級統治的集體呼聲。如果說早先時期保護私有財產是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革命鳴鑼開道的話，那么到了資本主義制度普遍確立之時，保護私有財產就是為資產階級鞏固其專制統治保駕護航，且這種保駕護航作用主要表現在為新興資產階級政權提供資本積累。早在15、16世紀自由主義萌芽時期，英國就已經有新興貴族階級從事帶有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屬性的商業活動。為了配合資本原始積累的需要，當時英國出現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到了17、18世紀時期，特別是隨著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和工業革命的完成，資產階級通過立法形式公開支持“圈地運動”，并將在“圈地運動”中所獲取的資本積累即私有財產合法化，從而促進了國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19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的普遍確立，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更大程度上和更廣范圍內的發展。而私有財產這種制度化的保護形式和市場化的運作機制，也使其成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不二法門。緣于此，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一致認為沒有私有財產就不會有社會公正。然而，孰不知，私有財產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非但沒有給人類帶來公正，反而使整個社會遭受著非正義的痛苦。羅爾斯就曾對自由主義的私有產權理論提出過質疑，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一種理想的正義的財產所有制并不意味著其歷史形態也是正義的”[10]275。
為了尋求私有財產的集體保護之道，自由主義者普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建立有限政府。亞當·斯密最早從個人的利己本能出發論證了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他認為，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有利于整個社會總體利益的實現，在為他人利益服務的情況下實現個人私利能夠促進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和諧。斯密還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是實現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和諧的最佳方式。這是因為，“對于個人而言，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11]27基于這種理解，斯密認為市場是一種“最單純的自然的自由制度”。正是在這種制度下，“每個人，在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11]252以此為據，斯密竭力反對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主張對經濟活動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受斯密影響，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自由主義政治活動家潘恩就主張社會高于政府，要求限制政府權力。他認為，無論是對個人幸福的實現還是對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都只是個“必要的禍害”。在他看來，“社會在各種情況下都是受歡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12]1哈耶克繼承了斯密和潘恩的衣缽，成為自由放任主義和私有財產保護的最堅定倡導者與踐行者。他重申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和自發秩序原則，極力為私有財產辯護，并將自由主義從經濟領域擴展至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領域。哈耶克還將生產資料過分集中的情形視為是對私有財產的最大威脅。他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一樣。……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里，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2]123無獨有偶，20世紀美國杰出思想家諾齊克也強烈捍衛古典自由主義的私有財產原則。他曾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中用權利理論批駁了同時期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他認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帶有威脅自由的潛在危險性，主張用“持有的正義”來糾偏羅爾斯“分配的正義”，并用“最弱意義的國家”來反駁羅爾斯做大政府做強國家的觀點。綜上所述，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以來，自由主義思想家都試圖在市場自由與政府調控之間尋找一個平衡支點。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尋求平衡的努力最終都歸于失敗。即使對今天的自由主義者而言，他們在經過研討論證后都或多或少地傾向于采取自由放任主義和建立有限政府的經濟策略。
三、政治版圖的無限擴張
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資本邏輯表明，自由主義是在為西方國家擴張政治版圖的吶喊與辯護中成長起來的，一部自由主義演進史同時也是一部充滿血與淚的殖民史。自由主義所標榜的自由、民主始終與殖民主義并肩而行，而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平等、博愛也多以文化種族主義為條件。如果從思想根源尋找其中緣由，自由主義所造就的市場經濟情結與資本逐利心態使資產階級對政治版圖的無限擴張有著強烈欲求。不過，作為資本生存與發展的思想土壤，自由主義在為資產階級對外資本輸出和貿易掠奪提供輿論支撐的同時，其本身也在遭受著資本的奴役。反觀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歷程，斯多亞派“世界主義者”的自我標榜和英國自由大憲章“我們領土的重整”的目標定位，可謂是自由主義史前時期西方思想家對如何擴張政治版圖的最初理論構想。而這一最初理論構想與后來自由主義者所倡導的自由不單單是個人自由而且還是民族自由的理念相契合。霍布豪斯就曾指出，“民族自由和個人自由是從同一個根上生長出來的，它們的歷史聯系不是以意外事件而是以思想概念的最終一致為基礎的。”[13]69自由主義作為個人自由與民族自由歷史聯系的“最終一致的思想概念”，也內在地包含著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對外自由擴張、自由殖民的成分。尤其是隨著世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放，到處建立聯系”，力圖“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4]404。這就展示了資產階級走上殖民擴張道路既有理論上的必然性，也有實踐上的現實性。
其實早在15世紀時期，為了適應商品經濟發展和自由貿易的需要，新興資產階級急需對外開辟新的貿易路線并建立新的貿易聯系。這一時期，在葡萄牙、西班牙封建王室的支持下，以迪亞士、麥哲倫、哥倫布等為代表的航海家開啟了“大航海時代”。正如馬克思所評價的那樣，“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14]401不可否認，新航路的發現確實為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乃至世界市場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其催生出的奴隸貿易與殖民主義也給歐洲以外的其他民族和國家帶來了沉重災難。對此，意大利學者多米尼克·洛蘇爾多批評道，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時期，“正是這些開明的、寬容的和自由的資產階級開始從事殖民擴張”，“奴隸貿易是殖民擴張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古典自由主義者卻認為奴隸貿易的進行與黑人奴隸制的存在是實現資本主義社會自由政治秩序的一種文化傳統，他們在奴隸貿易問題上都保持了緘默，“對于奴隸制，他們喜歡扯起或多或少厚重的沉默面罩”[15]17-31。正如洛蘇爾多所揭示的那樣，無論殖民擴張多么慘絕人寰，也無論奴隸貿易多么滅絕人性，而在自由主義思想家和資產階級那里，他們非但不愿意承認奴隸制這一社會問題，而且還竭力掩蓋或者淡化其非人性的一面。但不管過程如何殘酷，正是在長達近4個世紀的奴隸貿易與殖民擴張中，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相繼贏得了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的人力、財力和物力。
當然，這種血腥野蠻的貿易形式和殖民方式也遭到了黑人奴隸和殖民地居民的強烈反抗，從而迫使著資產階級不斷更新變換對外殖民侵略的具體策略。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世界殖民體系的形成，資產階級以資本輸出為主要方式加緊了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奪。針對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對外侵略擴張步伐加快的現象，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16]102。而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面對世界殖民地被先發資本主義國家瓜分完畢的現實，后發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尋求本民族的發展空間，迫切需要打破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壟斷地位。這就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意日等國法西斯主義興起發展的主要背景和依據。面對當時法西斯主義的迅速崛起、民主政府和法治受到挑戰的事實，自由主義思想家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成了投機分子。就像洛蘇爾多指出的那樣，這一時期“自我表白為自由主義者，而且事實上主張要恢復真正的自由主義的許多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在很長時期內支持法西斯分子。”[15]356在這些“自我表白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士中，新自由主義旗手米塞斯就曾一度對法西斯分子的政變持有褒揚和贊美立場。在他看來，法西斯分子的集權行為是“一種處理緊急狀態的權宜之計”，并且這一“權宜之計”是為了能夠勝任挽救“歐洲文明”的任務;而法西斯主義由此贏得的輝煌功績，也將永久性地留存于歷史之中。可以說，米塞斯支持法西斯主義的行為也并非個案，在當時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普遍存在著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那個時期，自由主義者(如艾奧迪、帕累托、斯賓塞、梅因等)囿于不同因由而對法西斯主義秉持著一種“仁慈”和“寬厚”。他們或贊譽法西斯政權終結了被稱為“有組織的強盜利用國家從他人那里偷錢”的累進所得稅制，或批判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神話”對私有財產的威脅。也正是自由主義者對法西斯主義的這種曖昧態度，一再縱容了法西斯政權對外殖民擴張的罪惡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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