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黃佩蓁(南方國際小組成員)
【編按】近年來，全球環境議題日漸受到重視，在許多國家當中，個人的環境意識也逐漸提升。然而，隨之而起的是越來越多的個人環保行動指南，或是綠色消費指南。彷佛透過改變個人的生活習慣或消費產品，就是處理環境議題的最佳途徑。
凱特·阿羅諾夫(Kate Aronoff)在網路媒體《In These Times》中發表本文，一方面抨擊某些過度渲染恐懼的環境論述;另一方面指出我們習慣透過個人消費以回應這些環境議題的作法，是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她呼吁，應該要將焦點放回到集體的政治過程，改變制度與政策，而非鼓吹更多的個人消費。
位于倫敦近郊的電廠。照片經拍攝者后制處理。(攝影：Jan Smith / flickr)
《紐約雜志》(New York Magazine)最近發布一則關于氣候變遷的報導嚇到了許多人，這則長達七千字的封面故事就和氣候變遷的實際狀況一樣令人沮喪。作者大衛·華勒斯威爾斯(David Wallace-Wells)整理了多篇學術論文及氣候科學家的訪談，鉅細靡遺地揭示，冰帽融化導致疫情、空氣變得不適合呼吸，地緣政治陷入無止境的戰爭，以上這些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然而，有些氣候專家卻提出不同的看法。氣象學作者與專家艾瑞克·霍瑟斯(Eric Holthaus)于Twitter發表一篇短文，指出該篇報導提出多項不符事實的錯誤，《大西洋》(The Atlantic)的羅賓森·梅爾(Robinson Meyer)也詳述華勒斯威廉斯的說法與公認科學的相異之處。麥可·曼恩(Michael Mann)等科學家則于Facebook抨擊該報導過度描繪末日說，以一些甚至連華勒斯威廉斯自己都認為不太可能發生的景像轟炸讀者。“氣候變遷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嚴肅挑戰，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曼恩也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中的文章回應道，“但不必刻意夸大，尤其當你正用毀滅和絕望發展一套令人恐懼的論述時”。
該篇報導所引發的論戰，也因此圍繞這個問題打轉：無論如何看待這篇文章，某些改變應勢在必行;但以恐懼做為動機來促使人們改變，是否有效?環境科學家瓊·佛耶(Jon Foley)不這么認為，他稱華勒斯威廉斯的報導“極度不負責任”。但《Vox》的大衛·羅伯斯(David Roberts)則認為我們不該回避恐懼，反駁道“有可能確實需要集體的恐懼與震懾來激發某些社會動力，無論如何，以‘恐懼無用’作結似乎太超過了”。
在《紐約雜志》該報導所引發的后續討論中，卻鮮少提及。這份恐懼究竟激發了人們及他們的所屬機構何種回應。
不論在氣候或其他任何議題上，我們對恐懼的反應都受到了四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制約。2001年911事件過后，小布希(George W. Bush)鼓勵不安的美國民眾：“該去迪士尼樂園了”;當經濟持續萎靡不振時，他也建議我們繼續購物。因此針對氣候危機，要是有人提出類似論調的解決辦法，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多年來，主流氣候運動者不斷提倡更換燈泡、多騎腳踏車。換句話說，綠色購物就能拯救地球。
不過，在“占領華爾街”浪潮(Occupy Wall Street)和其他原住民運動者艱苦的奮斗下，情況已經有了轉變，環保運動圈開始有批年輕激進的新血加入。例如為了阻擋基石XL計劃(Keystone XL)與達科他輸油管工程(Dakota Access Pipeline)，而迫使施工的建設公司與銀行撤資，就明顯的以集體行動為環保主義注入了反企業精神。
然而，個人式的解決方案依然是社會主流。《紐約雜志》刊登該篇報導后，社群媒體出現一系列新舊文章，詳細列出人們能為氣候危機做的事。其中許多新文章提到《環境研究快報》(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最新發布的調查，該報告指出面對氣候變遷，每個人都可以實行“最有效的四件事”：不吃肉、不搭飛機、不要開車，以及少生、甚至不生小孩(這是最有用的一點)。
如果你是金字塔頂端1%，特別是0.01%的人，消費選擇的確能造成影響。“假設有個誠摯的X世代環保人士基于對碳排放量的罪惡感，取消了一趟探望祖父母的家族旅行，地球根本不會甩他”，羅伯斯寫道，“但如果是一位商業主管把每周兩次的紐約、倫敦來回航班改成每周一次，或把每周的航班改成每月一次，就會有影響。只有當所有的富裕乘客都開始并持續做出改變時，這樣的作法才會有效”。
“如果要從個人消費選擇來解決氣候變遷，最明顯直接的方法就是對富人的消費選擇課稅”，他補充“不論是現在或在可見的未來里，碳排放量皆與財富成正比。而根據收入階級重新分配財富，或許就能減少那些僅為塑造生活風格而產生的多余排放”。
羅伯斯以此作結：如果你不是有錢人，那么你能為地球所做最好的事，就是集結眾人改變政策、投票給與石油產業沒關系的人，除此之外仍有許多事可做。如果能將階級政治也納入考量，才能夠真正周全地思考消費選擇與生活的方式。
要徹底瞭解，就得說明氣候危機不成比例的責任歸屬(如同大部份社會危機)。《碳巨頭報告》(Carbon Majors Report)最近發現，全球自1988年起有71%的碳排放量由100間公司所制造。71%。
這與我們熟悉的氣候變遷，似乎有所出入。過去總說暖化是文明問題、是大眾執迷消費的后果，也是集體的疏忽。因此，我們總想從個人的行動來挽回，不論是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少開車，或降低生育率。這種說法的全球化版本則展望著生產消費的大規模縮減，并在這集體的“去成長”中，透過共同的犧牲來交換更為永續的生態系統。這種“為公益而節約”的說法也獲得許多綠色左派的信任。
如《碳巨頭報告》所強調，我們之所以能在這里，有賴于一小群極度富有的人們打下之基礎;而他們對經濟生產模式的控制，也定義了我們的工作、消費與生活。其實，世界上大多數人的消費量，都不足以對地球真正產生影響;但對那一小群真正該負起能源危機責任的人們來說，“我們都沒做到該做的”卻成為方便的推托之詞。例如氣候科學家凱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說，“當窮人的收入提升到足以使用大量能源時，低碳能源系統也早該完成轉型了”。氣候變遷已經沖擊到了許多最不需為它負責的人，而這些人們的生活標準與品質不但不該降低，反而更需要提升。
“綠色消費也許可以消除你的罪惡感，但只有大規模的運動才有力量改變氣候危機的未來”《衛報》(The Guardian)作者馬丁·盧卡斯(Martin Lukacs)本周表示，“首先，我們必須突破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禁錮：停止個人式的思考”。
如盧卡斯所指出，面對當權者與四十年來的意識形態，想造成改變并不容易，未來的集體行動勢必得更努力。集結人們共同對氣候變遷做出回應，并讓人民的數量大到聯邦政府無法回避，這顯然就是一項挑戰，若再考慮到領導黨派與之相悖的方針，又是一連串嚴苛考驗。畢竟縮減預算，使得政府的干預降到最低，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一致同意的政策方向。
另外，確保政府對這項危機的回應不會令弱勢者們陷入更糟的處境，更是關鍵。
從人權與普遍福祉的角度來看，全球北方陣營(Global North)政府面對危機時的作為并沒有非常良好的紀錄。不論是創造或利用危機，政府對恐懼的應對令人極不滿意。例如911過后，小布希要美國人們外出購物來消除痛苦，幕僚成員也忙著打造“反恐戰爭”，將之操作為公民自由在紅色恐慌(Red Scare)后所受的最大侵略。或者就在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和路易斯安那州長授權黑水傭兵(Blackwater)任意對紐奧良居民開槍與監禁后，卡崔納颶風也為城市中的學校系統，做好大型替換與私有化的準備。在颶風過后的免責權狀態下，重裝警力軍事與武裝自衛隊的配置，讓黑人城市的許多地區成為非裔美國人的死亡陷阱。一位名叫保羅·格林森(Paul Gleeson)的白人被發現于影片中向紐奧良警察炫耀道，他槍殺了38位搶劫嫌疑犯并已將尸體交給海岸防衛隊(Coast Guard)。
從911和卡崔納的案例可見，這些不成比例的偏頗力量影響了有色人種與勞工階級。他們是受自然災害沖擊最深的人，也是嘗盡失能政府之苦的人。我們該如何相信公開仇外的川普政府會有不同作為呢?以恐懼為基底的政治搭配上極右派的領導，聽來就是一場大災難的標準原料。
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社會學家丹尼爾·科漢(Daniel Aldana Cohen)針對華勒斯威爾斯的文章回應道，“幅度過小的減碳行動，結合了不斷強化的階級、種族及性別不平等，創造了真正實際的危險——也就是生態種族主義。血淋淋的不平等，與用來延續這些不平等的子彈(可不是甲烷分子)，才是會殺人的武器。”。
科漢指出，在逐漸嚴峻的社會氛圍下，只要再上升4度，看似可立即修復的技術性解決辦法(例如電影《末日列車》中噴向天空的化學藥劑)，就越有可能發生。
“大家真的都低估氣候變遷的危險了嗎?對。但我們面對的最大威脅，只有失控的氣候變遷嗎?不，相較于種族、階級斗爭以及對地球的實驗，氣候變遷的威脅太輕微了。”他繼續解釋，“基本上，真正危險的是一些帶有惡意的右派，他們使其他人們擔負了原來屬于少數富裕者的責任”。
簡而言之，為了確保下個世紀不會出現更多殘忍且軍事化的邊界及城市，除了制定排放上限以外，我們能做的還有更多。以人道方式處理氣候暖化并避免其變得更糟，勢必意味著政治經濟的大規模轉型，包括改變化石燃料的主宰及減少大量的碳排放等等。雖然社會運動可以在某些前線戰場上沖刺抵抗，但缺少國家的力量就難以真正推翻新自由主義的支配。
當然，并沒有能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但許多氣候危機的解法，都需要一個低碳排放、包含多元種族，并致力于提供所有美國人工作與基本經濟保障的民意平臺。英國工黨所提出的宣言意外地獲得許多討論，其中包含將能源事業公有化以及禁止壓裂采油(fracking)，但也是他們始終無法掌控國會的一大原因。這里所要提出的應對方式與共和黨及許多環保人士的節約策略相反，而是提供充分就業計劃、將污染者的資金重新分配給那些受污染的社群，甚至將電力設施國有化等。當我們壓低整體排放量，那些前1%人們的生活品質或許會隨之下降，但其余99%的人們卻能得到更好的生活。
透過恐懼來形塑氣候變遷(如華勒斯威爾斯的報導)意味著在右派陣營中作戰。然而，有鑒于所需的轉型規模之大，這條路線很可能將導致危險的挫敗。左派依然能夠靠著呈現一個公平正義世界的愿景來求勝。看起來，這可能是人類所剩下的最好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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