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澤東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并把它貫徹到黨的全部工作之中，深刻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本質上體現了無產階級運動的特點，并指明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勝利的源泉。它不僅正確反映了黨的歷史觀，而且在實踐中也體現了我們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過程，主要表現在黨所奉行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上。在新的歷史時期，必須堅信黨的根基在人民、黨的力量在人民，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戰勝一切困難，無往而不勝。人民主體地位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深刻揭示了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所起的決定作用，對我們黨正確解決“為什么人”的問題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一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都鮮明地體現了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這種徹底的唯物史觀和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培育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線和工作作風，成為保證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出發點和歸宿。這是我們黨最可寶貴的優良傳統，也是黨的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更應加以堅持和弘揚。
一
毛澤東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并把它貫徹到黨的全部工作之中，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本質上體現了無產階級運動的特點，并指明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源泉。
首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堅持以人民為主體的思想關系到歷史究竟是誰創造的，是人民群眾，還是個別英雄人物?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唯心主義英雄史觀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其代表人物片面夸大極少數杰出人物及其思想、意志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否認廣大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包括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都沒能擺脫這種歷史的局限性，他們認為個別天才人物所發現的“理性”和“正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而俄國民粹派理論家米海洛夫斯基等則認為，歷史是由少數“積極的英雄”創造的，人民群眾不過是消極的群氓，是愚昧無知、微不足道的，就像是一連串的“0”，只有在前頭出現偉大人物這個實數時，他們才有價值。這種唯心主義英雄史觀是一切剝削階級的歷史觀，是剝削階級奴役和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馬克思對人類的偉大貢獻之一，就是發現了唯物史觀。他從生產這一人類最基本的實踐出發，考察社會歷史的發展，從而確立了人民群眾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主體地位，也確立了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證明，人民群眾不但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而且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同時，還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這樣就把剝削階級顛倒了的歷史觀顛倒過來。這是人類認識史上一次壯麗的日出。毛澤東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之后，始終堅持唯物史觀，并把它高度而精辟地概括成一句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唯物史觀肯定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但并不否認杰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正如列寧在論述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關系時所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看來，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關系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而不是互相對立和相互割裂的。1960年6月，毛澤東在鄭州分別會見來自亞、非、拉地區的外國朋友。會見后，毛澤東在修改熊向暉起草的新聞稿時，先后把原稿中“中國人民偉大領袖”、外賓“稱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樣一些話刪去，熊向暉表示唯物史觀并不否定杰出領導人的作用。毛澤東說，這是半截子唯物史觀。領導人和人民不能分開，也不能等量齊觀。人民是決定的因素，領導人不應站在人民之上，不應站在人民之外，必須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們，也包括了我。如果脫離人民，做官當老爺，那就不能包括。總而言之，必須突出“決定的因素”，突出人民，決不要突出個人。這個深刻道理是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牢記的。只有正確處理個人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確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權力的主體，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才能真正做到一切為了人民。
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是和正確處理個人同人民的關系分不開的。在南昌起義主力部隊遭到失敗，失去同上級的聯系，所剩下的部隊思想十分混亂的情況下，朱德通過贛南三整，使部隊樹立起革命必勝的信心，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并加強了革命紀律，在萬分危急、無比艱難之中，為革命保存了寶貴的種子。新中國成立后，當有人向他提起當年的情景時，朱德回答說:“有這樣一回事。你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應該把它看作是集體的事業，看作是黨的領導。當時我所講的，也并不是我個人獨到的見解，而是革命的經驗。在當時的情況下，需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分析革命形勢，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這樣，才能堅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這是多么可貴的革命品格和精神風貌。
其次，生動地體現無產階級運動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把無產階級的運動同以往的任何運動進行了科學的區分和界定:“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之所以具有這樣的歷史特點，能夠擔負起推翻舊世界，建設為絕大多數人所有的新社會，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考察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認定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唯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正因為這樣的階級特點:一方面，無產階級失去了任何生產資料，是一個一無所有的階級，對他們來說，在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斗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因而有很強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無產階級是大工業的產物，有很強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能夠組織起本階級的力量并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為自身的利益而奮斗，因而只有無產階級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并為他們謀取解放。由此可見，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取向正是體現了無產階級運動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新的特點，也是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這個根本思想貫穿于黨的一切活動之中，體現在黨的全部歷史過程中，所以是黨的唯一宗旨。實踐證明，過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現在建設，靠的還是人民;一切成就都來自人民自己的努力。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
再次，指明真理與人民利益一致，自覺地為爭取人民利益而奮斗。中國共產黨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以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高綱領，并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之所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是因為:當人類社會出現私有制之后，在大地升起文明曙光的同時，私有制的殘酷性和不合理性也開始顯現出來。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先進人物苦苦追求和探索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會的理想，但限于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這個美好的愿望還只能寄托在諸如“桃花源”式的夢幻之中。以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發表《烏托邦》一書為標志，人類的先進分子開始了對高于資本主義的美好社會理想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思考和追求。這就是長達300多年，到18世紀達到比較完備狀態的空想社會主義。當時的進步思想家同情勞動群眾的貧窮和苦難，開始探究造成勞動者悲慘境況的社會原因，探索消除這種社會弊病的途徑。他們的歷史功績在于: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為啟發工人階級的覺悟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材料;對未來社會提出了許多積極的主張和天才的預測，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于他們還沒能夠從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來揭示未來社會問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追求也還停留在倫理道德的范圍內，沒有找到正確的實現途徑，因而還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到了19世紀，在繼承人類先進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又同當時的工人運動相結合，并以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創立。這一理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論證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并指明實現這一社會變革的途徑、手段和社會力量，從而把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科學社會主義得以創立、傳播，并成為歐美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次歷史性飛躍。這種歷史性飛躍深刻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要求、人民的根本愿望和利益。我們黨一開始就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之后在它經歷的每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如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都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都是同爭取人民的利益相協調的。正因為這樣，我們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首先是以人民群眾的直接參與、以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來檢驗我們的路線和政策，“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同時，把人民群眾的評判標準作為我們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由此可見，人民主體的價值取向基于真理與人民利益相一致，我們的事業是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只有相信和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才有可能取得勝利。這也確定了共產黨人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如同毛澤東所要求的魚與水、種子與土地、公仆與“上帝”的關系，這樣才能獲得保證革命勝利的最深厚的源泉。我們要牢牢記住毛澤東提出的“真理與人民利益一致”這個深刻的命題，以此來指導和檢驗我們的工作，像他所說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總之，確立人民主體地位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深刻揭示了人民群眾作為社會物質財富、社會精神財富創造者和社會變革推動者對歷史發展所起的決定作用。這對于我們黨正確解決“為什么人”的問題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二
毛澤東倡導的人民主體的價值取向，不僅正確反映了黨的歷史觀，而且在實踐中也體現了我們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過程，主要表現在黨所奉行的根本宗旨、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上。
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及其歷史使命決定它的根本宗旨。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有過“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為人類服務”“為群眾服務”等提法，但把“為人民服務”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宗旨，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陜北安塞山中燒炭時不幸犧牲。毛澤東為此在中直機關舉行的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號召全黨全軍學習和發揚張思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為人民服務這一高度的思想概括，體現了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正確而深刻地表明了黨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也是共產黨人價值觀的集中體現。毛澤東明確地向全黨、全體工作人員提出要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要求。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出發點。取得全國政權后，為人民服務也就成為人民政權及其工作人員的根本宗旨。1957年3月，毛澤東在濟南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最大利益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忠實代表，是為人民、為民族謀利益的政黨，因此，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就要牢固樹立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的觀念。毛澤東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他強調，樹立一切為了人民的觀點，首先是為了工人和農民，他們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是我們執政的基礎。他們的狀況如何，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關系極大。他認為，要依靠人民群眾，首先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切實為人民群眾謀福利。他提出，“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在他看來，人民群眾的要求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不是停留在空泛的許諾上的。他在民主革命時期就說過，“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擁護革命”。同時，要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標準，但它在任何時期都是十分廣泛的，一切贊成歷史發展正確方向的階級、階層和團體，我們都應該反映它們的要求，代表它們的正當利益，吸收它們的代表人物參加政權建設。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黨員在中國人口中當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當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并為他們的利益而工作時，黨和人民之間的關系才是健康的。”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就要尊重群眾，依靠群眾。在這里必須明確，是人民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就必須代表好。所以，毛澤東要求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要樹立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這不但要以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體現群眾的意愿，為群眾謀利益，而且要把這種群眾觀點內化為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每一個干部都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以保證黨的正確領導。毛澤東倡導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堅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強調“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他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就形成了以群眾實踐為中心的工作路線。毛澤東還說:“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的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后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這種深刻反映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都建立在相信群眾和依靠群眾這一堅實的基礎上，所以，毛澤東說:“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這不僅表現在路線實現的目的上，而且也表現在路線制定的過程中。
這種個別與一般、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工作路線，最重要的實現途徑就是調查研究。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的過程。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提出:“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當成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毛澤東深刻揭露了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本本主義”即教條主義態度的唯心論的實質，指出這種“本本主義”的根本錯誤是割裂了理論與實際的聯系，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遠離中國國情，不對中國社會和革命的實際開展周密的調查研究，“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機械地搬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不加分析地照搬共產國際的指示和俄國革命的經驗。他強調，要“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正因為這樣，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來加以提倡。他誠摯地說:“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他還說:“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事實上，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之所以能夠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制定正確的策略，是同他始終以一種“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恭敬勤奮地向群眾學習、對社會進行調查緊密相關的。應該說，緊密地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在調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大特色，我們應該很好地學習和繼承。
三
以人民為主體作為共產黨人價值觀的核心內容和行動指向，使他們能夠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前赴后繼，終于開辟出人民當家做主的新天地。但是，無產階級不但不同于農民階級，而且能夠避免農民階級的局限性，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并不是它的最終目的，而是實現最終目標的必要途徑。因而，它能夠而且必須始終保持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取向。對執政以后面臨的嚴峻考驗和可能出現的逆向發展，毛澤東給予了高度的注意和警惕。他從以民主新路來避免“其興也浡，其亡也忽”歷史周期律的戰略思考，到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從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第一次反腐敗斗爭，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其核心思想仍然是要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要依靠人民群眾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的純潔性。其中的歷史經驗教訓都是十分深刻的，值得我們研究。這里還要特別強調，在毛澤東看來，已經建立的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經受住外部反共勢力“和平演變”的考驗，而且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有可能發生變化。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后的談話中，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毛澤東之所以把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作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提了出來，是因為，在他看來，在所有制和人與人的關系之間存在著變與不變的問題。這就是說，所有制性質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一定時期內，還是不會有多大變化的;而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卻不能不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存在兩種可能:一是沿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要求，不斷完善和發展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同志式的合作關系;二是也存在著違背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的逆向發展的可能，即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還會出現新的壓迫和被壓迫的關系。而這兩者都會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產生影響。所以，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后，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就較為突出。毛澤東強調在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這就是說，要通過不斷完善平等的、同志式的人與人的關系，來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推進生產力的發展。
應當說，毛澤東的上述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所有制理論的重要發展。在作為科學社會主義奠基之作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精髓和歷史使命的精辟概括，同時，也隱含著對未來社會的科學設想。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未來社會的若干重要原則設想，是嚴格依據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提出的，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他們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社會化生產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發展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恩格斯還進一步指出，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進而使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這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毫無疑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的實踐，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確立后如何鞏固和發展，就需要未來社會主義者通過實踐加以回答。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實際上把管理問題作為所有制問題提了出來，表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還有可能發生變化，還有可能出現新的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逆向發展的可能，這是我們必須防范的，以保證人與人關系沿著健康的、同志式的方向發展。毛澤東的上述重要觀點，不但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保證人民主體地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在執政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也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改革開放近40年來，取得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這是不容否定的;但出現的問題也是觸目驚心的，這也是不能忽視的。對于我們這個經過千錘百煉、有豐富斗爭經驗的黨來說，能夠經受得起任何風浪，能夠應對任何挑戰，但要力爭避免顛覆性的錯誤。我們黨在歷史上也曾犯過多次錯誤，但主要是由于認識上的原因引起的，相對而言，這還比較容易糾正，犯錯誤的同志通過總結經驗也比較容易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但今天出現的種種問題，主要不是認識上的問題，而是同理想信念和利益問題相聯系的，這不但給黨帶來極大的危害性，而且使黨糾正錯誤的難度增大。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
這種情況是一種并不奇怪的歷史現象。第一，它深刻反映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的形勢下對我們黨的隊伍的影響。從20世紀初開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逐漸迎來十月革命引發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形成這樣高歌猛進的偉大勝利，先后建立的橫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占世界人口的1/3、領土的1/4，到80年代，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工業總產值已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2/5;到20世紀末，蘇東劇變導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潮。如果說在勝利的形勢下做一個革命者相對容易些，而在困難時期、歷史曲折發展時期做一個革命者則需要有正確的歷史眼光、堅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對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信心;而一些歷史的短視者則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暫時困難當成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因而背離自己曾經信誓旦旦的信仰，站到人民的對立面，也就成為低潮形勢下的一種歷史現象。第二，在新時期對我國經濟運行體制進行了帶有根本性的改革，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國市場經濟的最大優勢“在于四個堅持”，明確了它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個性以及對它的保證作用。但一些人熱衷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不但否定我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且極力鼓吹市場經濟萬能論，否定市場經濟客觀存在的負面作用。這導致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欺詐行為盛行，甚至把市場交換原則浸透到政治文化領域，造成政治文化領域潛規則滋生，從而嚴重腐蝕和消解我們的共同理想。第三，在上述兩方面原因的影響下，一些領導干部的權力觀被嚴重扭曲，在執政為民這一根本問題上，在黨風問題上，出現了令人擔憂的現象。一些黨員忘記了黨的宗旨和自己的歷史使命，關注于追求個人私利;有的領導干部在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方面也存在著較為突出的問題。比如，醉心做官、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現象屢禁不止，不求進取、平庸度日、漠視群眾、脫離實際、高高在上、形式主義、弄虛作假、講究排場、貪圖享受、生活糜爛，甚至驕奢淫逸、以權謀私、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結成以私利為中心的團團伙伙，不但失掉了黨的觀念，甚至置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顧。黨的作風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反映出黨的肌體受到了嚴重侵害。早在1980年，陳云就發出振聾發聵的警告:“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1982年，鄧小平針對當時剛剛露頭的嚴重的經濟犯罪活動，指出:“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在這期間，雖然進行了幾次整黨、教育活動，在當時雖然有收獲，但沒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情況，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一些地方出現了觸目驚心的坍塌式腐敗。一些領導干部把人民委托的權力當成個人謀取私利的特權，對人民群眾作威作福，欺壓百姓，并以末日心態不擇手段地掠奪國家財富，成為不折不扣的新的“吸血鬼”。
上述情況的出現和惡性發展，與人民主體的思想背道而馳，嚴重損害了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我們只有深刻認識這種現象的嚴重危害性，才能深入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及其顯著成效的深遠意義。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語重心長地發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號召。他特別強調:“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當家做主，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他說:“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黨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始終保持血肉聯系，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正所謂‘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我們一定要牢記和實踐這體現黨的優良傳統的至理名言，堅信黨的根基在人民、黨的力量在人民，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戰勝一切困難，無往而不勝。
(作者簡介：梁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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