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辯證法研究
本文作者：吳曉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本文出處：《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2期
吳曉明教授
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是一部發表于1923年的論文集，以《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為副標題。這部著作針對第二國際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理解，突出地將辯證法把握為馬克思全部學說的本質根據。立足于這樣的本質根據，盧卡奇不僅使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方案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依這種地位而被課題化，而且試圖由之開展出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后的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性分析。毫無疑問，這部著作產生了重要的理論影響并開啟了積極的思想成果。而我們今天之所以要重提這部著作并闡論其辯證法研究，是因為對當今世界和中國的真正把握與分析根本不可能匆匆越過馬克思的學說——尤其是它的辯證法，但在馬克思哲學的整體立場上全面地闡述辯證法這個任務卻并沒有完成。如果說在辯證法的主題上不同的本體論立腳點還仍然處于外部對立中，那么，與此相關的通常情形是：辯證法僅僅是作為一種形式方法而被外在地加諸特定的內容之上。這樣的方法至多在表面上是“辯證的”，其實質是全然撇開事物的實體性內容本身——它的自身運動及其具體化;由之而來的只能是外部反思，亦即將抽象原則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內容之上。為了重新敞開馬克思哲學的辯證法主題，回顧并討論《歷史與階級意識》這部著作將是重要的和有益的，因為無論是它的優點還是缺點，它的成功還是失敗，都將給我們以積極的推動和啟示，從而在思想已成為當務之急的時代條件下，再度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地開展出來。
盧卡奇
一、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全部學說的本質根據
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明確指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特征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這種特征根源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性質：它是一種方法，即辯證法，是一種以“實踐批判”為主導定向的辯證法，并因而成為引導和敦促革命階級行動起來的思想武器。這樣一種鮮明的觀點首先指向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即“什么是正統馬克思主義?”
當時掌握著對馬克思主義“正統”闡釋的是第二國際理論家，尤其是所謂“梅林—普列漢諾夫正統”。按照他們的理解方案，馬克思主義哲學包含著許多論點，這些論點構成一系列基本原則，而由這些原則集合組成的體系便現成地制訂出馬克思主義“正統”的標準。與此不同，在盧卡奇看來，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作為體系的核心乃是革命的辯證法，那么，第二國際理論家的那種理解方案本身就是背離辯證法的;因為上述所謂“正統”的標準清單就意味著脫離社會歷史內容的抽象原則，意味著對于這種原則的外部反思的運用，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形式主義化和教條主義化。正是針對這種“庸俗馬克思主義”，盧卡奇指出：“我們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駁倒了馬克思的每一個個別的論點。即使這點得到證明，每個嚴肅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所有這種新結論，放棄馬克思的所有全部論點，而無須片刻放棄他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所以，正統馬克思主義并不意味著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論點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圣’書的注解。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①
很顯然，這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說法，但同時也是一種及于根本的說法，它強調了方法對于個別論點的優先地位，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真正靈魂乃在于辯證的方法。在盧卡奇看來，當馬克思的種種論點被凝固為抽象的原則，并僅僅被當作“正統”的標準來把握時，在這里喪失的正是作為這一學說之靈魂的辯證法。而這就意味著：那不斷生成變化著的社會—歷史進程及其內容變得完全無關緊要，唯一重要的東西只是抽象的原則本身。當這樣的原則不再辯證地進入到現實之中并成為把握現實的方法時，它們便馬上轉變為惡劣的教條或公式。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早在草創唯物史觀時就明確指出，他們的原理只是一些科學的抽象，“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②。換言之，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提供的只是研究人類歷史發展的“指南”。這里立即顯示出方法問題的絕對重要性，因為所謂“指南”和“公式”的根本差別恰恰在于：那些作為科學抽象的一般原理究竟是被持續不斷地加以辯證運用，還是始終滯留于無內容的和自我封閉的抽象性之中。
第二國際理論家的真正要害在于對辯證法的嚴重忽視和誤解。這是一種哲學基礎理論上的根本薄弱，它不僅表現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而且表現在本體論上。例如，梅林(他被稱作黨內“唯一的哲學通”)聲稱：“我們對于辯證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們覺得，沒有辯證法的實際認識，還是比沒有實際認識的辯證法更可貴。”③至于普列漢諾夫，他可以算是第二國際理論家中關于辯證法最為擅長且談論最多的人，然而在盧卡奇看來，他的努力“也未見成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普列漢諾夫把辯證法僅僅當作形式的方法來加以理解，就像知性科學以及科學方法論主義所理解的那種方法一樣。一個明顯的例證是，普列漢諾夫認為馬克思哲學的本體論基礎也就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而辯證法卻可以作為形式的方法而外在地附加到這樣的本體論基礎之上。正是由于對辯證法的嚴重誤解，“梅林—普列漢諾夫正統”不僅在哲學上完全喪失了原則立場，而且在科學上不得不屈從于實證主義以及以主觀主義為本質特征的知性科學。這樣的混淆嚴重到什么程度，可以從梅林的下述說法中看出來。他寫道，馬克思和馬赫(E.March)一樣專注于科學而拒斥哲學。“在這方面，馬赫完全與馬克思相一致，完全撇開哲學，而只在歷史和自然科學方面的實踐工作中考察人類的精神進步。”④
正是針對這種理論上的混亂與妥協，盧卡奇把問題的焦點集中到哲學方面，尤其是集中到辯證法這個主題上，因而《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基本內容就是“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因為盧卡奇清楚地意識到：辯證法乃是馬克思全部學說的生命線，而他與第二國際“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對立就在于：是捍衛還是割斷這一生命線。當第二國際的理論家試圖在實質上避開哲學尤其是避開辯證法時，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是否立足于辯證法，在“實際認識”方面將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一種迄今為止被稱為科學的東西，都有其“哲學上的”前提或預設。因此，自以為穩固地立足于自身之上而拒斥任何哲學的“實際認識”，只不過意味著它對于自身的前提或預設完全無知，意味著它無反思地進入到時下通行的知識樣式中去罷了。盧卡奇由此指出：正因為完全忽略了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在哲學和科學上所采取的立場實際上是機械唯物主義、經濟宿命論和實證主義，并因此而完全無批判地順從于以現代形而上學為基本前提的知性科學了。盧卡奇不無理由地把這種現今占據主導地位的科學樣式——即知性科學——稱之為“資產階級科學”，因為這種科學樣式正是伴隨著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成長起來并在其本質的范圍內展開活動的。很顯然，這種科學的成果、意義以及歷史限度正應當根據這一社會基礎本身的歷史進程來獲得規定;只是由于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強勢掩蓋，它才獲得了所謂“一般科學”的外觀。
當“庸俗馬克思主義”由于放棄辯證法而完全無力抵御這種“資產階級科學”時，盧卡奇試圖依據辯證法——首先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來批判地揭示這種知性科學本身的限度。限度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知性科學在本質上乃是主觀主義的科學，因為其基本方法乃是黑格爾所謂的“外部反思”。外部反思作為一種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從不深入事物的實體性內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則，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則抽象地運用到任何內容之上。以外部反思為本質特征的知性科學，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的理想根據乃是康德式的哲學;而這種哲學的性質，就自我意識不可能把捉事物自身，就人類知識不可能通達事物的實體性內容而言，不能不是主觀主義的。第二，這種知性科學乃是非歷史的，并且只有在完全排除事物的歷史性時才能使自身成立。它似乎立足于最為可靠的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之上，但它卻完全沒有意識到，無論對“事實”進行多么簡單的列舉且絲毫不加說明，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解釋了;也就是說，“事實”已從其原來所處的生活聯系和歷史聯系中抽取出來，被置放到某種理論或方法中去了。“所以，這種看來非常科學的方法的不科學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為其依據的事實的歷史性質。”因此，“為了能夠從這些‘事實’前進到真正意義上的事實，必須了解它們本來的歷史制約性，并且拋棄那種認為它們是直接產生出來的觀點：它們本身要受歷史的和辯證的考察”。⑤在這里，盧卡奇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同時成為對知性科學之形而上學前提的批判，而這種批判又是以闡述辯證法的科學意義為基本立足點的。
二、總體的觀點或總體范疇
在正面闡述黑格爾和馬克思辯證法的科學意義時，《歷史與階級意識》首先突出地強調了“總體的觀點”。這一觀點在形式上的表述是：總體大于部分之和，或總體對于各個部分無所不在的優越性。而這一觀點在實質上的意義是：真正的科學必須深入到作為總體的現實之中，并將觸動和把握現實的總體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作為“資產階級科學”的知性科學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而滯留于孤立化的抽象概念和局部領域中，與之相類似，“馬克思模仿者的教條唯物主義”則重蹈使總體瓦解的覆轍，從而使自己的方法僵化為一種“機械的—專門學科的庸俗經濟學”。正是針對著第二國際理論家的經濟決定論，盧卡奇把總體的觀點闡述為辯證方法的基石：“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總體范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Herrschaft)，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并獨創性地改造成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總體范疇的統治地位，是科學中的革命原則的支柱(Trger)。”⑥
就現代哲學的本體論而言，所謂總體范疇，只有在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的統一被把握住的地方，才是可能的(如斯賓諾莎的“實體”);所謂辯證的總體范疇，只有在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的能動關系和中介過程被把握住的地方，才是可能的(如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因為這個緣故，盧卡奇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設定在辯證方法論的中心地位。⑦知性科學在哲學方面是以主體和客體的分離隔絕為前提的，因而它在放棄主體通達事物自身的可能性時便拒斥總體的觀點；而庸俗馬克思主義在無條件地屈從于這種資產階級科學時，同樣不能不遺忘或背離辯證的總體觀——經濟決定論正是其突出的表現之一。那么，究竟應當怎樣來理解“總體”呢?更加確切些說，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中，“總體”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歷史與階級意識》很明確地把辯證方法中的總體性理解為“現實”(Wirklichkeit)，或“社會現實”。在盧卡奇看來，辯證的總體觀“是能夠在思維中再現和把握現實的唯一方法。因此，具體的總體是真正的現實范疇”⑧。但“現實”并不像通常的理解那樣，僅僅是通過知覺能夠直接給予我們的東西(即“事實”或經驗的“實存”)。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整體同部分的關系問題構成由“存在”到“現實”的辯證過渡。因此，“現實”一方面被表述為“本質與實存的統一”;另一方面被表述為“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⑨在這樣的意義上，作為總體的現實既不可能經由一般的直觀來達到，也不可能通過以外部反思為特征的知性科學去獲得;而只有辯證的總體觀，才可能真正把握住現實，亦即把握住實存中的本質性和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
因此，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所謂總體，也就是社會歷史之現實。它一方面表現為社會的總體，另一方面表現為歷史的總體。關于前者，按盧卡奇的說法，當知性科學確信自己找到了萬物中最具體的東西時，它恰恰最偏離了作為一個具體總體的社會;而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和全部學說的宗旨，正在于把社會作為總體來把握，因此馬克思的科學乃是一門“唯一的、統一的——歷史的和辯證的——關于社會(作為總體)發展的科學”⑩。至于黑格爾在社會總體觀點上的開展，只要舉出一例就夠了：他的法哲學把抽象法和道德(主觀法)的本質性統統引導到倫理的領域，亦即引導到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領域中去了。關于后者，也就是關于歷史的總體，盧卡奇給予了更加充分的強調，因為它尤其關乎辯證法之批判的和革命的性質——恩格斯曾經用“凡是存在的，都是注定要滅亡的”一語來提示這種批判性。在盧卡奇看來，正是黑格爾把偉大的歷史原則賦予了哲學，從而使現實的問題以一種全新的面目展現出來：生成乃是存在的真理，過程乃是事物的真理，而歷史發展的傾向構成比經驗事實“更高的現實”(11)。唯物史觀同樣繼承了這一歷史批判的原則，因而“它首先摒棄社會結構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會結構是歷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從歷史的變化的，因而也必定是要歷史地走向滅亡的”(12)。與此相反，在“資產階級科學”中，歷史的事物被固定為不變的、“永恒的自然規律”的對象，因而這種科學的全部智慧就在于論證并祝福當下社會的永垂不朽。
辯證總體的觀點意味著把握普遍者所具有的決定意義，意味著把這一普遍者理解為社會歷史的總體，亦即理解為社會歷史的現實。然而盧卡奇也意識到，馬克思和黑格爾正是在“現實本身”這一問題上分道揚鑣的。當黑格爾把現實的本質性置放在客觀精神中，而客觀精神又在為絕對精神的超越中找到其真正的哲學證明時，他是把現實本身神秘化了。而在馬克思看來，現實的總體固然意味著某種普遍者的決定意義，但其本質性卻在“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因此，社會歷史的現實便被把握為具體化了的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被把握為在人們的歷史性實踐中不斷生成的社會變動結構。盧卡奇指出，無論是資產階級科學還是庸俗馬克思主義，它們之所以拒絕辯證的總體觀，都是由特定的社會現實決定的。因為按照“永恒的自然規律”和永遠有效的“形式范疇”來理解現存的社會制度，恰恰屬于這一社會制度的自我辯護;而這種自我辯護從根本上來說屬于現實本身的本質，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13)甚至晚期海德格爾也指證了現代性意識形態對社會現實的強勢掩蓋，從而提示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主題上的優越性。他說：現今的“哲學”只知道跟在知性科學后面亦步亦趨，這種哲學完全誤解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兩重獨特的現實，即經濟發展以及這種發展所需要的架構;而馬克思主義懂得這雙重的現實。(14)
三、辯證法視域中的異化問題
為了明確地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本質，特別是為了充分揭示這一現實本身充滿對立、沖突和矛盾的本質，《歷史與階級意識》突出地指證了所謂“物化現象”，并對之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性分析——這一指證和分析后來以“異化問題”的提出而聞名于世，其影響所布，遍及西方整個思想界和知識界。從理論方面來說，盧卡奇在讀到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前(該手稿發表于1932年)，便嘗試對這一主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和發揮，可以說是卓有見地的。然而更為根本的是，無論是這一理論上的闡釋和發揮，還是它所具有的意義和影響，都是由特定的時代狀況來定向的。只要我們還記得，那是一個處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并且為十月革命所刺激的時代，就不難理解異化問題在多大程度上會成為哲學爭論的中心了。“重要的是，人的異化是我們時代的關鍵問題，并且無論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的思想家，無論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右派還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認這一點。”(15)正如盧卡奇后來回顧時所說的那樣，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異化問題是自馬克思以來第一次被當作了對資本主義進行革命批判的中心問題，而對問題的闡說又從方法論的根基處被追溯到黑格爾的辯證法;由于異化問題受到如此大的關注，以至于該書所犯的一個嚴重錯誤——將異化混同于任何一種對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也極大地助長了它的成功與影響。(16)
從理論史的方面來說，在黑格爾去世以后，他試圖通過其概念立場來調和理性與現實的哲學方案已經開始動搖了。黑格爾辯證法中依然具有生命力的東西不再是一切對立物的調和、和解，而是異化本身——即客觀事物同主觀精神相遇時的對立性和他在性。“歷史和社會現實的整體不再表現為精神，而是處在它頑固的現實中，或者用一個日常的詞說，是處在它的不可理解性之中。可以想一下以下這些不可理解的現象，如貨幣、資本以及由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我異化概念等。”(17)如果說異化問題在理論史中可以較為早出，那么，這一問題的廣泛醞釀恰恰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進行的。在《歷史與階級意識》重新提出異化問題之后，隨著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的問世(1927年)，它幾乎成為各種思想和爭論圍繞著旋轉的樞軸了。
由于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尚未發表，盧卡奇主要是根據《資本論》的提示來對異化問題作出闡述的。他指出，商品形式對整個社會的全面統治只有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才真正出現，才使商品成為整個社會存在的普遍范疇;馬克思通過商品拜物教而對“物化的基本現象”所作描述的要點是：(1)商品形式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2)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因此，(3)商品形式的奧秘在于：就其本身來說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卻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在這里得到表現的是一個“結構性的事實”，它意味著：“由于這一事實，人自己的活動，人自己的勞動，作為某種客觀的東西，某種不依賴于人的東西，某種通過異于人的自律性來控制人的東西，同人相對立。”(18)正是從這一異化勞動的觀點出發，盧卡奇不僅批判地分析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勞動分工、合理的機械化、勞動過程的可計算性、工人活動的直觀態度以及時間的空間化等等，而且批判地考察了“物的個性”的異化(毀滅一切物的真正的物性)、貨幣和資本的拜物教形態，以及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之上并具有同構性質的法律和國家(現代官僚制)，等等。
然而，物化(異化)不僅表現在客觀方面，而且表現在主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實現整個社會的統一的經濟結構，它也產生出一個包括整個社會的統一的意識結構。“近代批判哲學是從意識的物化結構中產生出來的。”(19)與生產過程的合理化相適應，近代思想的基本特點乃是理性主義，而且是這樣一種形式體系的理性主義，它要求將一種形式塑造為普遍適用的范疇，從而成為認識整個存在的普遍方法。“在這種情況下，非理性原則的必然相對性問題就取得了一種決定性的、溶化、瓦解整個體系的意義。”(20)這種情形在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奇特而矛盾的意義中最為明顯地表現出來。因此，從一個方面來說，由意識的物化結構所規定的知性科學之所以是形式主義的，不是因為這個時代的知識界樂于接受敵視生活的“存在機械論”和“科學形式主義”，而是因為這種科學有其社會的根源、起因和必然性。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現代哲學同樣作為意識之物化結構的思想理論表現，不能不從根本上陷入一種二律背反之中。這種二律背反較為切近地起因于該思想類型之純粹形式規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必然相對性，并表現為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現象和本質等一系列的二律背反，尤其突出地表現為自由和必然、唯意志論和宿命論的二律背反。(21)
因此，資產階級科學之所以從根本上歸屬于“純規律的宿命論”和“純意向的倫理學”，庸俗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最終成為“經濟宿命論”和“對社會主義的倫理改造”，是因為這樣的立場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切近地起源于意識的物化結構。這樣的物化結構一方面要求世界在理論上采取“永恒自然規律”的形式，另一方面要求一種完全內向的行動，即在人本身的內部改變世界(倫理學)。意識的物化結構表明：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實踐理性批判》在方法上具有“一種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聯系”，而康德式哲學只要在意識的物化結構起作用的地方總會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例如，雖然在理論上可以主張經濟宿命論，但“任何一個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提出行動問題，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學派抽象的要求倫理學上去”(22)。這是因為庸俗馬克思主義同樣從屬于意識的物化結構，而意識的物化結構本身包含著如此這般的二律背反。
位于匈牙利的盧卡奇銅像
四、階級意識與歷史運動的辯證法
為了從資產階級社會這個徹底異化的世界中解放出來，一方面必須在思想上擺脫意識的物化結構，另一方面又必須在行動上訴諸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這兩個方面是內在統一的——思想和行動的統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盧卡奇指出，在哲學上能夠真正引導并把握這種統一的，正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方法。黑格爾通過“實體即主體”的原理揭示了先前德國古典哲學的嚴重錯誤和最終局限，但他只是通過概念立場和神秘的“主體—客體”瓦解了自由和必然、純意向的倫理學和純規律的宿命論之間的二律背反;而在馬克思那里，作為總體的主體乃是在歷史過程的現實中生成的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把現實作為總體來把握和“沖破”，才能借此確立理論和實踐、思想和行動的真正統一。《歷史與階級意識》試圖表明：正是無產階級作為社會思想的主體，才從歷史的現實性方面打破了自由和必然、倫理學和宿命論之間的二律背反困境。
然而，無產階級并不是現成不變的東西，也不是按機械“規律”向前進展的;毋寧說，無產階級同樣經歷一個從“自在的”階級上升為“自為的”階級的辯證過程。在盧卡奇看來，無產階級作為自為階級的確切標志在于獲得它的自我意識，亦即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種階級意識不是“純粹意識”，它的現實形態就是“黨”。一方面，只有在現實的階級斗爭中無產階級才能形成自己真正的階級意識;另一方面，只有獲得了自己的階級意識，無產階級才能成為真正的即自為的階級。而這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具有至關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只有這一階級意識才標志著自為的無產階級，才顯示這一階級的真正本質和真實形態;并且只有在這一階級意識中才達成無產階級的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才是其“解放斗爭的經濟必然性辯證地變為自由的地方”(23)。
《歷史與階級意識》頗為詳盡地探討了階級意識的本質與特征，其要點包括：(1)階級意識并不是組成階級的單個人所思想、所感覺的總和，也不是它們的平均值；(2)階級意識是與社會整體本質相關聯的，它是取決于生產過程中典型地位的理性反應，或“變成為意識的對階級歷史地位的感覺”；(3)作為總體的階級在歷史上的重要行動“歸根結底”是由階級意識所決定，這意味著階級意識對于推動并造成歷史的行動具有關鍵意義。“最終決定每一場階級斗爭的問題，是什么階級在既定的時刻擁有這種能力，擁有這種階級意識。”(24)在盧卡奇看來，階級意識的形成對于無產階級來說尤為重要但也尤為艱巨。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可能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自發地形成，大體說來，工人群眾的自發意識倒是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仍然內部完全穩定的時期，工人群眾在意識形態上會完全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另一方面，正如盧森堡所指出的，奪取政權必然是“早熟的”，亦即是在無產階級仍然承認資本主義制度之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下被迫奪取政權的。(25)然而，尤為嚴重的是：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薄弱甚至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和社會前提已經充分具備的情況下，仍然使得革命的趨向沒有能夠變為現實。盧卡奇把這種狀況稱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危機”。它一方面表現為資產階級社會在客觀上的瀕危處境仍然可以在無產者的頭腦中保持其一如既往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則是資產階級化的工人黨和組織總是力圖使運動非政治化和原子化，從而使無產階級的意識停留在“相對資產階級化”的一定階段上。(26)
正是這種狀況(盧卡奇在他所處的時代中特別意識到的狀況)使得《歷史與階級意識》突出地強調階級意識的決定性作用和意義，強調意識形態在社會—歷史之總體中的重要地位。這種強調很明顯地訴諸辯證法及其批判的和革命的方面，訴諸無產階級及其階級意識的能動性和主體性。在盧卡奇看來，歷史并不是自行造成的，而是通過有意識的人的行動、通過階級斗爭的革命運動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社會主義尤其不會“自動地”、由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性產生出來，就像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可能在“直接既定的歷史現實”中得到發展一樣。在這樣的意義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必然是超越的——它超越既定事實的直接性，超越眼前利益的局限性，并且超越自身意識的自發性。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激進闡釋立即與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形成尖銳對立：“庸俗馬克思主義者脫離了這一主要觀點，脫離了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方法論的——起點，因此他們就使自己處在資產階級的意識水平。”(27)由于第二國際理論家在哲學上的宿命論、機械論以及由之而來的無為主義，他們就必然無視意識(包括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在階級斗爭中所具有的重大的和獨一無二的功能，就必然割斷把無產階級理論和無產階級行動聯系起來的紐帶。在這一點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早期領袖步調一致地抨擊第二國際的庸俗馬克思主義：正像柯爾施駁斥其“對意識形態的先驗蔑視”一樣，葛蘭西頗為深入地探討了所謂意識形態“權力”或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世界局勢，又由于十月革命的空前成功，盧卡奇似乎感覺到一個真正的歷史性轉折正在快速地醞釀和形成中;這一轉折所需的經濟和社會條件業已具備，全部問題取決于革命階級的決定性行動，而這種行動的主腦則在于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然規律”只是導致一次次的危機，只是以盲目的力量沖向死亡;只有無產階級的意識才能使人類免遭災禍，才能指出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出路。“換言之，當最后的經濟危機擊中資本主義時，革命的命運(以及與此相關的人類的命運)要取決于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成熟程度，即取決于它的階級意識。”(28)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的首要功能不是純粹的科學認識，而是行動，是使無產階級獲得其階級意識并行動起來的武器;對于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來說，理論和實踐是一致的，認識不必過渡就將導致行動。
五、《歷史與階級意識》對辯證法研究的理論得失
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觀點進行了必要的梳理和探討，對其要義進行了提煉和闡述。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哲學)的發展史上，毫無疑問，這是一部重要的劃時代著作。它標志著由第二國際理論家所代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闡釋遭遇到嚴峻的挑戰，并且標志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思想史意義上的真正開端。而所有這一切，又是和20世紀初葉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處的時代狀況密切相關的。
這部著作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它試圖從根本上和實質上恢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決定性地位。為此，盧卡奇不僅一力指陳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唯在于方法，以及方法對于一切觀點和原理來說的優先地位;而且堅決地以辯證法為基地同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機械論和宿命論、直觀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展開全面論戰，并且把這一論戰擴大和加深為對知性科學——“資產階級科學”——的形而上學本質的批判。就此而言，盧卡奇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深刻的。當“梅林—普列漢諾夫正統”或者遺忘辯證法，或者把辯證法僅僅理解為形式方法時，馬克思學說之深入現實并把捉其實體性內容的能力便喪失殆盡，并從而使這一學說本身跌落到抽象原則之外部反思的運用中。這意味著庸俗馬克思主義全面地屈從于知性科學的形而上學本質，亦即屈從于以資本主義世界為根基的現代性意識形態。
在盧卡奇看來，馬克思主義學說經歷這樣的命運并不是偶然的，它植根于現代世界本身之內在矛盾的現實中。“資產階級思想的二律背反”不過是這種內在矛盾的理論表現，因而維護這種二律背反(自由和必然、宿命論和純意向倫理學、抽象的經驗主義和同樣抽象的空想主義，等等)便成為現代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堅強本能。正是由于這種本能，康德學派的哲學由于其基本性質而始終被奉為楷式并受到推崇，以至于伯恩施坦甚至要用它來“補充”馬克思的學說;同樣是由于這種本能，黑格爾(其辯證法只不過是從概念立場上超越上述二律背反)就會一次次地被“當作死狗來打”，正像馬克思在1873年便已經提到過的那樣。
必須從這樣的原則高度上來理解和評價盧卡奇試圖恢復辯證法之批判性的努力，來把握他不遺余力地追溯馬克思學說之黑格爾淵源的工作。因為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無頭腦者熱衷于使馬克思的學說直接銜接康德并得到康德式的解釋。這種解釋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它無非意味著在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中徹底排除黑格爾，而這一排除又意味著排除辯證法，排除社會—歷史的本質性及其全部實體性內容。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學說當然就在一個方面成為局限于外部反思的知性科學，而在另一個方面成為“倫理社會主義”了。正像前者從不真正涉及特定現實的具體內容一樣，后者同樣是擺脫了一切社會—歷史內容的單純“應當”，即純粹主觀的“道德命令”。這種理論狀況完全從屬于“資產階級思想的二律背反”，從屬于意識的物化結構，從屬于現代性意識形態立足其上的物化(異化)的現實本身。盧卡奇堅決而明確地揭示了這一點，這是他的重要功績。我們因此不再會把例如馬克思學說的淵源問題，僅僅看做是學術史內部的、純屬個人意見分歧的問題;此間所包含的思想斗爭牽涉到馬克思學說的實質，并且是有其社會—歷史根源的。
但是，在理解和闡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時，《歷史與階級意識》是存在偏差的——而且是很嚴重的偏差。這種偏差概括地說來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是“戴著黑格爾眼鏡”的；第二，是傾向于黑格爾哲學的主體方面即“自我意識”方面的；第三，整個偏差根源于本體論(ontology)基礎上的薄弱。例如，“總體的觀點”確實可以是黑格爾和馬克思共同的辯證觀點，但這個本應叫做“實體的觀點”——社會—歷史之現實及其實體性內容的具體化——卻只是作為“總體的觀點”在形式上得到強調(即總體對于各個部分無所不在的優越性)。這樣一種形式上的強調使得關乎社會—歷史之實體性內容的具體化顯得不再重要，而且也使得黑格爾和馬克思關于“實體”本身的根本分歧變得不再重要。這樣一來，馬克思辯證方法的本體論基礎的闡明就被疏忽和延宕了。因此，當盧卡奇將“總體”在方法論上的核心地位與經濟的優先性對立起來時，“它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最重要的現實支柱不見了，從而，這種以最激進的方式推斷馬克思主義根本革命內涵的嘗試失去了真正的經濟基礎”(29)。
更加重要的是，當“總體”本身的本體論性質被模糊和空疏化時，“自我意識”的無限制擴張就成為不可避免的。如果說這種情形曾經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在費希特哲學以及黑格爾以后的鮑威爾哲學中，那么，盧卡奇對無產階級之自我意識的突出強調同樣表現出這種主觀主義的趨向。就此而言，盧卡奇后來的自我批評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誠實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核心概念——“實踐”——被主觀化了，它是一種“抽象的、唯心主義的實踐概念”;它表現為一種“夸張的高調”，毋寧說更接近于一種當時流行于共產主義左派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接近于一種費希特主義的行動主義。(30)這樣一種主觀主義的實踐概念固然可以是非常激進的和批判的，并且表現為對異化現實的堅決拒斥和不妥協(就此而言，盧卡奇從來沒有像當時以及今天的許多知識分子那樣，總是戰戰兢兢地懷有“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敬畏”)，但這種批判和不妥協由于其單純的主觀性，由于缺乏真正的現實基礎而終將歸于浪漫主義之空疏和虛弱的本質，就像我們在鮑威爾等“自由人”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末流中所能看到的那樣。
這樣一種被主觀化的實踐概念不僅影響到對階級意識的闡述，而且同對無產階級本身的哲學理解密切相關。《歷史與階級意識》試圖把《精神現象學》的邏輯—形而上學結構顛倒過來，從而聲言無產階級在其階級意識中成為歷史上真正同一的“主體—客體”。但是，正如盧卡奇后來意識到的那樣，這種同一的“主體—客體”決不比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構造(即絕對者)更真實，因為黑格爾“健全的現實感”只是使“同一”作為一種哲學要求出現，而從未以具體的方式表明它已被達成。“因此，將無產階級看作真正人類歷史的同一的主體—客體并不是一種克服唯心主義體系的唯物主義實現，而是一種想比黑格爾更加黑格爾的嘗試，是大膽地凌駕于一切現實之上，在客觀上試圖超越大師本身。”(31)這樣一來，盧卡奇過度夸張的實踐概念便開始走向其反面，即“重新陷入唯心主義的直觀之中”。這種直觀與費爾巴哈兩重性的直觀具有類似的構造：一方面是高級的哲學直觀，它把無產階級設定為同一的主體—客體，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設定為無需中介的直接的革命行動;另一方面則是普通的直觀，在這種直觀中，正像工人群眾常常把革命行動不是看作一種解放而是看成一種負擔一樣，他們在思想上實際地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歷史與階級意識》未能真正克服這種矛盾，而只是在這兩重性的直觀中緊張地來回奔波。
問題的根本方面在于本體論的基礎，在于如何真正闡明馬克思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就突出地強調馬克思學說的辯證法及其批判的和革命的方面而言，就立足于辯證法的能動本質而開展出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多重批判而言，《歷史與階級意識》不僅是功勛卓著的，而且其影響所被也是成果豐碩的;但是這部著作卻仍然使馬克思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滯留于晦暗之中，確切些說，使之局限于主觀性的偏至之中。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是：如果說馬克思的“實踐”綱領對于其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具有首要的和決定性的意義，那么，無論是第二國際的理論家還是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都在這一根本之點上陷于混亂。當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的“實踐”綱領和費爾巴哈的“實踐”說辭完全混為一談時，盧卡奇卻構建了一種抽象的、唯心主義的實踐概念。這一事實不僅表明，《歷史與階級意識》在本體論上只是與第二國際的理論家處于外部對立之中;而且表明，馬克思學說的本體論基礎在上述兩種對立的闡釋方案中從中間“爆裂”了——它的一端立足于費爾巴哈式的唯物主義，而另一端則趨向于黑格爾哲學中的“費希特因素”，就像黑格爾去世以后“實體”和“自我意識”的再度分裂一樣。
在其后來的思想發展歷程中，盧卡奇很明確地意識到《歷史與階級意識》在理論上的某些弱點，而且也很明確地把這些弱點歸咎于本體論基礎上的缺陷。在該書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盧卡奇明確表示：由于對“經濟”做了過于狹隘的理解，由于偏仄地主張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致使作為社會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勞動”被遺忘了，致使“自然的本體論客觀性”被祛除了。因此，《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突出特點就在于：“與作者的主觀意圖相反，它在客觀上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史內部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的所有各種表現形式，不論它們的哲學根源和政治影響是如何極不相同，也不論它們是愿意還是不愿意，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的根基的。”(32)我們知道，盧卡奇后來在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方面做了很多進一步的研究，并就此撰寫了篇幅很大的《社會存在本體論》。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領域，其間所包含的問題并未最終解決。因此，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研究在今天的時代條件下已變得極為必要——已成為開啟思想的當務之急，那么，對這一辯證法之本體論基礎的闡明將是一個決定性的關鍵，并理當成為我們重啟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歷史與階級意識》距離我們已將近一個世紀了，但它的思想影響至今不僅依然存在，而且照樣發人深省。無論是這部書對辯證法研究的創見和優點，還是其偏頗與不足，都構成一份彌足珍貴的理論遺產。它把對現代世界的批判性意識有力地傳承給我們，把深入闡說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敏銳觀點和理論勇氣積極地啟示給我們，并且還把切中社會現實和把握當今時代的思想任務莊嚴地托付給我們。
注釋：
①[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48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74頁。
③[德]梅林：《保衛馬克思主義》，吉洪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頁。
④[德]梅林：《保衛馬克思主義》，第160-161頁。
⑤[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54、55頁。
⑥[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76頁。
⑦參看同上書，第50頁。
⑧同上書，第58頁。
⑨參看[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95、300頁。
⑩[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77頁。
(11)參看同上書，第268頁。
(12)同上書，第100頁。
(13)參看[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58-59頁。
(14)參看[法]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載《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
(15)[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7頁。
(16)參看同上書，第16-17、19頁。
(17)[德]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頁。
(18)[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47頁。
(19)同上書，第177頁。
(20)同上書，第181-182頁。
(21)參看同上書，第180-197頁。
(22)同上書，第90頁。
(23)[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95頁。
(24)同上書，第107頁。
(25)參看同上書，第349、354頁。
(26)參看同上書，第401-402頁。
(27)同上書，第127頁。
(28)[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29頁。
(29)[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1頁。
(30)參看同上書，第12-13頁。
(31)同上書，第18頁。
(32)[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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