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 100872)。
20世紀中后期以來，以后現代主義的興起為標志，當代一些社會與人文理論，出現了否定人類理性和認識的真理性追求的趨勢。它們否定對歷史、文學、社會等各類現實與非現實文本的確定性闡釋，以去中心、去本質、去客觀化、片面推崇理解和闡釋的無限開放與任意結果為主潮，呈現了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的歷史傾向。從理論上看，這種虛無主義思潮，除了繼承由柏拉圖美諾悖論提起，到休謨、貝克萊懷疑論傳統，由叔本華、尼采再次擴張，再到海德格爾、德里達最后實現的解構主義高潮牽動以外;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當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主要是上世紀量子力學的生成與深化，特別是海森堡的舊不確定性原理的確證，它們為當代虛無主義理論生長與傳播開鑿新的路徑，推動虛無主義思潮不斷擴大，幾近成為當代西方思想與理論發展中一種基本思維方式和方法論立場。本文擬從對不確定性原理的確定性闡釋開始，對人類認識的基本目標、理解和闡釋是否具有確定性追索等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
一、不確定原理的本質意義
認為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一種非確定性認識，并以此否定人類理性的確定性目標，一個主要根據或借口，是量子力學的測不準關系，以及由此上升概括的認識上的不確定原理。毫無疑問，量子力學的發展，特別是其中不確定原理的發現與確證，在物理學意義上說，是對傳統牛頓力學思維方式及認識方法的深刻革命。在微觀領域下，不確定關系徹底改變了宏觀物理學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構建和展開了量子力學的全部理論與實踐。通俗地概括，在經典力學概念中，宏觀粒子(質點)沿一定軌道運動，如果質量為m的粒子所受力及初始條件(t=0時的位置和速度)已知，則它在以后各個時刻的位置和動量原則上都可以得到求證，并可以此預言未來的無限過程，精準確證宏觀尺度下的因果關系。但是，在微觀尺度下，情況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們面對的事實是，對一確定粒子，由于其粒子性與波動性的雙重性質，觀測者對其進行精確度量時，不能同時得到確定的相關結果。對此現象，上世紀20年代，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從對單狹縫電子衍射試驗的分析出發，推導測不準關系的數學形式：△x·△p≥ h/2。量子力學發展的歷史證明，這是量子力學的基本形式，是微觀世界的一條重要物理規律。此形式精準表達：“微觀粒子不能同時具有確定的位置和動量。如果粒子的位置精確地確定了，即△x→0，則△Px→∞，即粒子的動量完全不能確定。反之亦然，如果精確地知道了動量Px，則我們對位置x就一無所知，粒子在x方向上的位置完全不能確定。如果同時確定動量和位置，它們的確定精度由不確定關系給出限制”;“量子力學還可以嚴格證明，在能量和時間之間也存在類似的不確定關系：△E·△t≥h/2”。雖然這個定理可以通過大量同類粒子的單縫實驗，從系綜統計上予以確立，但是，這種不確定關系并不必須與測量相聯系，也就是說，這種測不準現象并非由于儀器的不精確或測量技術的不完善所造成，也不存在所謂隱變量的作用，而是微觀粒子的本性所致。正是基于這一點，物理學家們把測不準關系上升為不確定原理。這個原理經過實驗和實踐的檢驗，證明是量子力學的一個確定性原理，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眾所周知，對于不確定性原理，從它被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引起各方面的激烈爭論。最典型、最有影響的是，以愛因斯坦和薛定諤等為代表以決定論為信念的科學家，與玻爾和玻恩等為代表以非決定論為信念的科學家之間，進行了長達三十多年、至今也沒有最后結論的激辯。愛因斯坦以“上帝不擲骰子”的著名口號為武器，對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提出強烈質疑;玻爾以“我們不能命令上帝去作什么”為答，堅定地予以反對。愛因斯坦設計了多種思想實驗與玻爾展開激烈交鋒，一問一答，成為量子力學史上的精彩篇章，但終究沒有形成共識。一直到上世紀50年代愛因斯坦去世，雙方依然堅持各自的觀點。從總的線索看，這場歷史性的論辯，支持了哥本哈根學派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否定了愛因斯坦的定域實在論，測不準關系及其理論闡釋為各種實驗所反復確證，并在工程技術上得到廣泛應用。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測不準關系的確定，是不是就意味著如許多人——特別是物理學領域以外的有些人——所理解和認定的那樣，它本身是一個認識上的不確定原理，它的表達與推廣，最終判決了人類理性與認識上的確定性追求是非法的、不可能的?對這一點我們還是回到量子力學不確定關系的本來意義上進行討論：
第一，從海森堡的數學定義看，所謂不確定關系，是指對同一單個粒子，對其具有共軛關系的物理變量不能“同時”測準：測準了位置，就無法測準動量;測準了動量，就無法測準位置。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講，這本身就是一種確定性結論。經典力學的傳統方法，可以同時測準一對共軛變量，而在微觀粒子的尺度上，則只能精準測定其中一個變量，不可能同時測準兩個。這是確切無歧義的，沒有絲毫的模糊。正是這個結論使得上世紀量子力學的構建與展開成為可能，并為本世紀新的理論發展奠定了基礎。下面要談到的所謂新的不確定原理就是證明。從邏輯學的意義上講，肯定性判斷是確定性判斷，否定性判斷同樣也是確定性判斷。不確定關系描述了“不可能情況”，其判斷是否定的，但這種否定判斷具有完備的肯定意義，即在微觀條件下，同時測準某一粒子所具有的共軛變量是不可能的。很明顯，此判斷的意義是確定的。
第二，從量上定義，我們必須注意，測不準關系由一個不等式表達。這個不等式規定了它的有效范圍。它有兩重含義。其一，同時測定微觀粒子的共軛變量不是完全不可能，而是有精確度限制的。“我們如果試圖把量子力學的對象q和p解釋為‘位置’和‘動量’，從而用經典術語來解釋運動，則在指導‘位置’和‘動量’所能達到的精確度方面會有一個基本的極限。”毫無疑問，這依然是一個確定性判斷。其二，從應用范圍上說，就位置和動量的關系分析，公式(△x·△p≥h/2“給出的極限來源為h不為零這樣一個事實，但從宏觀尺度來看h非常之小，正因為如此，在經典力學中這個極限就完全可以略去”。也就是說，測不準原理在普朗克常數以上的宏觀尺度中無效。這也是確定的。因此，把測不準原理推廣于宏觀領域，甚至在人類理性價值與意義上推廣應用，不具合法性。
第三，測不準關系的數學表達的本質含義有，在任一指定時刻，要以任意高的精確度同時測定共軛變量是不可能的。這里的核心是“同時”。其要害是，在一個確定時刻，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變量的精確描述，而不能“同時”得到另一個變量的精準表達。僅此而已。但這并不意味著另一個變量不可以和不可能在另外的時間框架下被測準。同時，這種測定一個變量，且有此變量的精準結果，就為準確測定或理論假定另一個變量提供了可能。本世紀初，有人指出，“事實上，我們可以在以任意精度測量粒子位置之前以任意精度測量其動量，然后我們可以在(光子對粒子的)動量產生影響之前以任意精度(雖然我們仍然不確定它在測量后的動量)確定其位置和動量”。最近二十年來量子力學的發展，特別是量子糾纏的理論結果與應用，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不確定關系只在不能同時的意義上是有效的，離開這個限定無限推廣是無效的。
第四，根本的一點是，海森堡的不確定原理本身，可以給出諸多重要的確定性結果，以實踐證明自身的確定性意義。譬如，從電子的波動性出發考慮，我們可以運用不確定關系式解釋“原子為什么穩定而不離解或電子不進入原子核內”，并由此確定“在微觀世界中，粒子的靜止概念和軌道概念不存在，它們與波動圖像根本不相容，因此，談論半徑為a的圓周軌道運動是毫無意義的”。這是一個重要的結論。因為它糾正了過去人們對原子內部結構的錯誤認識，深刻揭示原子內部的運動規律，是人類對微觀世界認識的重大進步。不確定關系和原子的定量研究也是一個很重要證明。不確定關系破除了玻爾軌道概念全部物理上的真實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通過不確定關系確定原子的穩定性，估算氫原子大小的數量級和它的基態能量。可以說，“正是依靠不確定度關系，人們才理解了原子的穩定存在”。這似乎有些反諷的味道：不確定原理，確定了原子的穩定性。因此，以不確定原理證明科學及人類認識是不確定的謬論不攻自破。另外一個有趣的實例，是不確定關系在超導現象中的應用。眾所周知，最早的超導現象是由荷蘭物理學家昂納斯在1911年發現的，但經過幾十年的探索，經典電子理論只能解釋絕對零度狀態下金屬超導現象的原因，但卻無法解釋在絕對零度以上某個溫度時，金屬的電阻為什么會突然消失。直到1956年，美國科學家庫珀運用不確定關系，創立了所謂“庫珀對”概念，提出了關于金屬超導性的量子理論，即BCS理論，完全解釋和描述了所有金屬超導的實驗結果，并因此而獲得197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充分證明不確定性原理以其實踐的力量，表明它自身的確定性意義。
我們回到愛因斯坦與哥本哈根學派的論辯。在量子力學發展的歷史上，愛因斯坦的地位和作用極為特殊。一方面，他對量子力學的創立和發展做出極偉大的貢獻。可以說，沒有愛因斯坦，就沒有量子力學。另一方面，他對量子力學許多新的進展和成果表示了堅決的反對。這集中在他對包括海森伯在內的哥本哈根學派理論的批評。特別是在著名的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的三人論文中，對量子力學理論的完備性提出深刻質疑。當時的愛因斯坦是少數派，他的所謂“量子佯謬”，被駁斥得體無完膚，而他又拿不出更新更有說服力的實際成果戰勝對手。直至進入新世紀，2003年有人提出第二次量子革命，量子信息研究和應用的最新成果，把愛因斯坦的佯謬變成一個量子力學的事實。對此，現代科學史有過如下評論：“從20年代開始，愛因斯坦拒絕接受量子力學，認為它不過是對自然界的‘權宜’性說明，從而使得愛因斯坦與整個物理學界產生了分歧。愛因斯坦反對的主要觀點是，新物理學引進幾率思想作為它的基礎缺乏經典的因果性和確定性，以及由此導致的描述自然界的不完備性。”
時至今日，面對這段歷史，我們對舊的測不準原理，對愛因斯坦的猜想和判斷，有了具備事實根據的新認識。根據吳國林的介紹，美國M.Berta等學者，根據量子信息理論和技術研究及應用實踐，對不確定原理做出開拓性研究，并給出了定量描述。這個結果表明：
在觀測者擁有被測粒子“量子信息”的情況下，被測粒子測量結果的不確定度，依賴于被測粒子與觀測者所擁有的另一個粒子(存儲有量子信息)的糾纏度的大小。原來的經典的海森堡不確定原理將不再成立，當兩個粒子處于最大糾纏態時，兩個不對易的力學量可以同時被準確確定，由此得到基于熵的不確定原理，此理論被稱為新的海森堡不確定原理。
吳國林進一步指出：
熵的不確定原理最近首次在光學系統中被驗證?？梢姡械牟淮_定原理與量子信息沒有聯系，而量子信息的引入，特別是量子糾纏的引入，就可以同時確定一個粒子的位置和動量。當兩個粒子處于最大糾纏態時，被測粒子的兩個力學量可以同時被準確確定。
我們無力預測這個結果的最新動態，也不能斷言新不確定原理還需要多少更新的證據可以被最終確證。但有一點可以確證的是，到目前為止，量子力學所揭示的微觀世界的基本規律，被實踐反復證明是正確的。在這些實踐面前，對量子力學的確定性所抱有的任何懷疑都是沒有根據的。科學的因果論和統計決定論，被量子力學包括新不確定原理所證明。要特別指出的是，愛因斯坦與哥本哈根學派長期論爭的要害，不僅在量子力學本身，而且是在對人類理性認識目標和結果的最終判斷，即理性認識的追索與目標是確定的還是非確定的。從哲學和認識論的視角看，作為量子力學理論根基的不確定關系，是否意味著量子力學本身是以所謂測不準和不確定為最終目標和結果，進而認定科學認識和人類認識的目標，無論是對自然現象還是精神現象，都要以不確定性為宗旨和歸宿，進而把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作為人類理性和認識的基本原則，人類理性認識將永遠滿足和停滯于模糊和非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對不確定原理的如此闡釋與發揮，以及它對量子力學的歪曲，是哲學史上一直存在但從未占據主導地位的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對不確定原理和量子力學以及人類理性追索的誤解和歪曲。正如約翰·厄爾曼所指出的：“量子物理學的情況是最奇怪并且是最困難的。普通量子力學在某些觀點上比牛頓力學更確定，比如量子力學可以解決一些由解的非唯一性或解的崩潰導致的牛頓決定論的失效。但是量子力學中決定論的命運最終依賴尚未解決的解釋問題。這些問題背后的驅動力是解釋量子力學如何能說明準確的實驗結果或者更一般地，經典世界表面上的確定性——這很諷刺，因為量子力學是最精確的物理理論。一些對這種解釋的挑戰性的現有回應可能會埋葬決定論，而其它回應則給了它新生。”
二、主客體的糾纏與界線
海森堡的不確定原理，不僅對物理學，更重要的是對哲學，尤其是對主客關系的認識影響極為深刻。由于量子物理學深入到感覺不能觸及的微觀世界，對量子現象的探知和認識，必須依靠測量儀器對量子的觀察和記錄來實現，因此，“在量子現象的分析中，本質上新的特色卻在于引入了測量儀器和被研究實體之間的根本差別”。同時，因為測量本身是由觀測者的主觀需要而進行的，測量儀器也由主體觀測的需要所決定，主體通過觀測和試驗儀器與量子對象本身緊密纏繞在一起。更進一步，量子對象本身因為觀測的人為擾動所產生的新的行為，其最后動因是主觀授意還是客觀結果?在這個論域下，主觀和客觀，主體和客體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它們之間還有沒有界線?客體的實際狀態是不是可以為主體的知覺活動所創造?“有些哲學家，還有些物理學家，認為海森堡的陳述乃是知覺主體影響其知覺對象等傳統哲學觀念的物理證實。他們反復地提到這個觀念，以為在海森堡原理中可以看出這樣的陳述：主體不能同外界嚴格分離開來，主客體之間的界線只能隨意劃定;或者說，主體在知覺活動中創造出客體”。為說明和分析這個現象，我們從主客體之間相互緊密纏繞，在觀測、處理以至闡釋上難分你我的角度，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即“主客體的糾纏態”，來表達兩者之間的關系，并厘清它們之間的界線。如此命題，有兩個方向的表述。一是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系;二是主體知覺活動對客體的主觀創造。
第一個問題，即在量子觀測過程中，所謂觀測主體與作為觀測客體的量子對象，它們的相互糾纏之間有沒有明確的、相互區分的界線，主體與客體對立的消解是否可能。在宏觀物理學的框架內，觀測者與觀測對象之間的界限是清晰的。我們所指認的所謂科學理論所描述的對象，是獨立于人的思想和認識而客觀存在的。但是，在量子物理的微觀狀態下，由于其觀測行為本身對觀測對象的刺激和擾動，觀測主體與對象客體的關系發生了一些異動。玻爾的看法是：“在經典物理學的范圍內，客體和儀器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略去不計，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可以設法將它補償掉，但是，在量子物理學中，這種相互作用卻形成現象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在原理上，真正量子現象的無歧義的說明，必須包括對于實驗裝置之一切有關特色的描述。”惠勒則明確認為，在經典世界中，觀察者與觀察對象之間隔著厚厚的玻璃，原則上，觀察者可以獲得對象的全部信息。而在量子世界中，兩者之間的玻璃被徹底打碎，觀察者成為實際參與者，與觀察對象構成一體，不存在一個獨立于觀察者之外的純粹客體，也不存在一個獨立于觀察對象之外的純粹的主體。正是因為如此，有人判斷：“主體不能同外界嚴格分離開來，主客體之間的界線只能隨意劃定。”從一定意義上說，在對確定量子對象的具體觀測中，觀測者主體必須運用各種手段和工具，去觀測量子對象的存在和運動。因為量子對象小到普朗克常數以下，其獨立存在狀態以外的任何觀測都將對它產生不同程度的擾動。主客體之間以設計制備和觀測工具為媒介而產生的相互糾纏，直觀地表現為觀測主體與被觀測客體狀態的共生共存，難以切割。這種現象讓人們產生誤解，以為主體與客體融為一體，它們之間的界線因此而消蝕，主體與客體共同失去自身的獨立存在。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如此。從客體的角度看，微觀的量子世界是物質世界。無論單個量子對象自身多么微小，總是以其確定狀態客觀地存在著，并由此發生無限的組合變化，構成宏觀的物質世界。從主體的角度看，人作為理性的物質體而存在，其意識是客觀世界的能動反映，人的認識通過實踐而發生，并通過實踐改造客觀世界。相對于主觀以外的世界，理性的人類也是獨立存在的。在量子物理學的觀測體系中，主體與客體通過手段和工具構成一個統一體，但這并不意味著兩者彼此就沒有區分，其間隔性、獨立性就此消失。觀測者有意識地觀測量子，量子對象無意識地被觀測者所觀測，這本身就確定了一種毫無歧義的主客體關系。正如賴欣巴哈所斷言：“量子力學的全部陳述無需引入觀測者便能作出。觀測工具的干擾——這肯定是量子力學所斷言的基本事實之一——完全是一個物理事件，在任何方面都不涉及作為觀測者的人所發生的影響。”不確定關系的出現，是由于量子世界本身的性質決定的，與觀測者及觀測本身沒有關系。無論觀測者怎樣干擾了被觀測對象，后者的獨立存在都是客觀的。既然如此，為什么會有人要這樣討論問題，并作出荒誕的結論?除了對量子力學的誤解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借量子力學，主要是不確定原理，來表達一種后現代的也是形而上的觀念，即所謂主客體之間二元對立的消解。可惜，無論怎樣強烈的主觀愿望，主客體之間各自獨立的存在，以及兩者之間的形態與存在方式的差別，是無法消解的。
關于第二個問題，一個深度糾纏的問題，即所謂“知覺主體影響其知覺對象”，“或者說，主體在知覺活動中創造出客體”。在舊不確定原理發現者海森堡那里，這個問題就已經尖銳地提了出來。他認為，量子觀測“就像我們已把一個主觀論因素引入了這個理論，就像我們想說：所發生的事情依賴于我們觀測它的方法，或者依賴于我們觀測它這個事實”。賴欣巴哈表述更加直接：“假定我們看到一棵樹，然后我們把頭轉開去。我們怎樣知道這棵樹在我們不去看它時仍舊在它的位置上呢?”也就是說，一個客觀事物，它的存在與非存在，不是由事物本身的存在而決定的，相反，是由人的主觀意志，或者說由人的知覺活動所決定的。你看它，它則在;你不看它，它則不在。很顯然，這是極端的唯我論的觀點。從對微觀量子的客觀性看，量子客觀不是人的直觀體察能夠認識的。它之所以能被人所認知，是量子理論推理的結果，是所謂“佯謬”被否定或肯定的結果。量子客觀存不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再具體一點，它到底是粒子還是波，或者是波粒二象性，從牛頓到惠更斯，從普朗克、愛因斯坦到玻爾、費曼，一直爭論不休且無定論。有的論者認為，你看它是什么，你用什么手段觀察它，它就是什么。主體消滅客體的自在性，主體的意志安排，決定客體的狀態和性質;客體與主體一樣，有意志、有選擇，預先了解主體的愿望，按照主體愿望呈現自己。主體與客體的相互糾纏極致于此，在宏觀世界幾乎為瘋癲的描述，在量子世界似乎確實為真。眾所周知，楊氏雙縫試驗證明了光的實在性。光子雙縫實驗與分光實驗，證明了我們的測量方式對被測量的事物產生了實質性影響。更要害的是，上個世紀70年代，在普林斯頓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的專題研討會上，著名物理學家J·惠勒提出著名的“延遲選擇試驗”，這個思想實驗可以驗證：1.光表現為粒子還是波，取決于在什么時間、觀測工具放置在哪里;2.這種選擇同時可以改變光子到達以前，包括幾億光年前它存在的狀態。對于前一點，惠勒說：“延遲選擇，即我們在實驗的最后一分鐘才決定我們用左下的探測器，抑或用右下的探測器”，“這樣我們就有可能作到在光子已經完成它的旅程之后，才決定它到底是經過一條路徑還是兩條路徑而來的”，也就是說，實驗的參與，人的參與，決定了光子的未來到底是粒子還是波。對于后一點，惠勒說：“在延遲選擇實驗中，根據我們采取的實驗方式，光子的過去的行為將會受到不可挽回的影響，盡管光子的這個過去是在宇宙中還沒有任何生命的時期!”也就是說，人后來的參與決定了光子以前的狀態，決定了宇宙的狀態。更進一步的解釋是：“被我們稱之為過去的那個時空，過去的那種事件，實際上是由前不久的過去以及現在所實現的選擇測量來決定的，由這些決定所實現的現象，可影響到過去，直到宇宙之始。”這的確是一個實在而又玄妙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對惠勒的延遲選擇的理論及其實驗結果，我們沒有能力評論。我們只是提出如下疑問：
第一，光子的性質是由實驗發現的還是由實驗決定的。光的波粒二象性早有定論。關于這個發現的歷史無須贅言?；堇盏难舆t選擇實驗不過重新證實了量子的粒子性與波動性不能同時存在而已。迄今為止，無論什么樣的試驗，無論怎樣延遲和選擇，關于量子的基本性質只有這兩種結果，而無其他?；堇照f：“測量行為還對電子的未來產生不可避免的影響。不管愿意不愿意，觀察者都會發現，自己是一個參與者。在某種奇特的意義上，這是一個參與的宇宙。”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參與是可能的。但參與只能通過對客觀世界的精確認識和把握，通過實踐，改變物質存在狀態，為人類進步服務。單純的人類意識，僅僅依靠意識，無法改變物質世界，哪怕一絲一毫。那種認為試驗可以塑造量子的性質，人的意志可以改變量子的原始存在，是認知謬誤。確切的表述應該是，試驗決定了量子以有限方式呈現自身，不論它是粒子還是波，都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自在性的顯現，而非人類干預的結果。我們可以試問，人類有什么手段可以塑造量子以粒子和波這兩種方式以外的第三種方式存在?在惠勒的思想實驗中，觀測者選擇在什么位置放置半反鏡，決定了光子呈現的狀態，這本身已經證明，是實驗的干擾使它呈現了它應該呈現的狀態，沒有更深的出人意料的認識論上的意義。
第二，延遲選擇是否能夠決定或改變被測光子以前的自在狀態和性質。試驗表明，在時間選擇上，放置半反鏡是光子到達指定位置以前。在此之前，光子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并運動著。從光子發出到其被觀察之間，在此過程中，如果沒有其他意外因素干擾，光子將固守自己的量子性質，并且可以用幾率幅或波函數進行描述。但是，這種無法確定的狀態，是光子本身所固有的，而非人的意志所賦予?；堇盏牟聹y，認為光子從初始狀態出發，一直到被觀測時是一種狀態，一旦觀測實現，則是另外一種狀態;更重要的是，觀察它現時的狀態，將決定它被觀察以前的存在狀態和運動形式，甚至于宇宙誕生之際光子初始存在的狀態，都由當下的試驗所決定并改變。也就是說，人的主觀意志，人的觀測選擇，不僅決定量子當下的狀態，而且決定它以前的狀態，無論它來自哪里，曾經以什么狀態存在和運動。比如，一光子以粒子方式從某天體發出，運行長達5萬光年，到達地球后進入人類觀察系統，并碰撞到一個人工放置的波動性裝置時，不僅它立刻呈現波動狀態，而且把過去5萬年一直呈現的粒子狀態，瞬間改變為與當下一致的波狀態。事實是不是如此，宇宙是因為我們的參與而創立，在人類生成以前，宇宙在還是不在，所有這些問題我們須與惠勒言說。但是，關于量子現象，惠勒自己有個一般說法：“基本的量子現象只有當它被觀察到時才是一個現象”;“在量子物理的現實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基本現象是一個現象，直到它是一個被記錄的現象”。按照這個觀點，延遲試驗沒有、也不可能觀察，更沒有記錄被觀測量子運行5萬光年期間的全部過程，惠勒又如何確定它曾經的存在狀態和運動方式的呢?就延遲選擇試驗本身看，當光與一個粒子性裝置相碰撞時，它顯示其粒子性;當光與一個波動性裝置相碰撞時，它顯示其波動性。也就是說，光子當下的行為，是人工干預以后的行為，人工干預只能決定光子未來的行為，且只是光子固有本性中兩種狀態中的一種，而不能改變它過去的、曾經的狀態，也不能創生它本身沒有的狀態。用測量后的光子行為去推測光子過去的行為，在惠勒那里就是自相矛盾的，沒有任何邏輯根據。
現在回到主客體的糾纏問題上。上述兩個現象以及對它們的闡釋，特別是在人類理解和闡釋的原始意義上，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到底應該如何認識和處理?在主客體關系的分割上，我們堅持，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線是分明的。主體作為理性認知的基本存在，相對于客體位居認識與闡釋的主導位置?；臼聦嵤牵腕w作為人類理性的對立面，是理性認知和把握的對象，它的存在和運行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環境。面對未知的客體，主體認識和闡釋的理性追求及其實踐，是主體存在并生長的基本理由和基礎條件。否認了這一點，人類精神與理性將不復存在。包括否認主體和理性意義的人，都是站在主體的立場，以理性的名義而有所作為。我們贊成，把量子測量系統理解成一個包括觀察者在內的整體，但是在這個整體內，在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也就是主體與客體之間，兩者的界線是清晰的。所依據的一個事實是，被觀察的量子客體經過主體的觀察以后揚長而去，留下的無言軌跡和印痕，由主體以各種立場作出理性的分析與闡釋。其中正確的為實踐提供指導，改變和順從其特性與規律為人類服務;錯誤的為實踐提供教訓，開始新的認知的探索，直至得出最后正確的結論。兩者之間的基本區別，主體的能動與客體的被動，無論主客體之間怎樣糾纏，此界線永遠不會消失，在這個意義上的主客體之間的對立，永遠不會消蝕。關于主體知覺對客體的創造問題，我們堅持，人類只能以自己物質性的實踐，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那種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我主觀意念的產物，世界的一切事物及他人均為“我”的表象或“我”的創造物的觀點，那種以為僅憑知覺就可以改變客觀事物本質和狀態，把世界視作為個人感知的結果或者個人精神創造，那種以為只有自我及其意識才是唯一真實的、本原存在的觀點，都是極端的主觀主義和荒謬的唯我論。對量子世界的認識，盡管有無窮盡的未知等待我們探索和認識，但是，量子世界作為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會改變。海森堡說：“量子論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觀特征，它并不引進物理學家的精神作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惠勒自己也說：“在談論這些問題時(宇宙是觀測者能與的宇宙)，我們必須謹慎。首先要注意，意識和量子過程并不是一回事。我們在這里所處理的是一些具有明確涵義的事件，即用不可逆的作用和不可改變的觀察所記錄到的事件”，意識及其作用“不能與量子現象相混淆”。賴欣巴哈指出：“我們不要錯用了量子力學，企圖興起一場哲學空談，那是不符合物理語言的明晰性和精確性的。量子力學的哲學問題只能根據科學的哲學得到解答。”這是一個絕好的批評。
三、闡釋的神秘主義
在對量子現象，特別是對觀測現象的理解和闡釋上，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廣泛的論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看到科學智慧的涌現和重要思想的提升，也看到許多非科學、非理性的臆想和詭辯，給量子力學的研究乃至人類理性及認識的進步帶來的惡性沖擊。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應該是在思想領域屢遭駁斥卻又不斷彌漫和擴張的神秘主義闡釋。諸如前面討論過的，“主體不能同外界嚴格分離開來，主客體之間的界線只能隨意劃定;或者說，主體在知覺活動中創造出客體;或者說，我們看到的客體只是表觀的事物，而事物本身則是人類知識永遠把握不住的;或者說，自然界中的種種事物在它們能夠進入人的意識之前一定隨某些情況而變化了，等等”，賴欣巴哈統統稱之為“哲學神秘主義的說法”，且“其中任何一種說法在量子力學中都是沒有根據的”。應該指出，所謂神秘主義的認知傾向，從古希臘開始就已盛行。從根本上講，這是因為人類對未知現象的恐懼和好奇而產生的非理性認知行為，其產生和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隨著人類認識的不斷進步，舊的未知被認識，新的未知又更大范圍地出現，對更加復雜多變的客觀現象的理解和闡釋，更進一步，對人類科學認識結果的理解與闡釋，也成為一種未知，被人們以神秘主義的立場與姿態加以理解和闡釋。而且，隨著科學的進步和人類辨識能力的普遍提升，神秘主義會以更精致、更“理論”的方式孽生蔓延，從而具有更大的迷惑力和煽動力，持續擾動科學的理解和闡釋，以及科學的認識和理性的目標。這方面的例子很多。譬如，上個世紀中后期，有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闡釋牛頓經典力學產生的心理動因，就很能說明問題。美國歷史學家曼紐爾評論，“萬有引力是對牛頓潛意識結構的有意識的復雜表達”。他認為，牛頓能夠發現萬有引力，有兩件事情發揮了作用。一是牛頓從沒有見過他的父親，也沒有在自己的母親身邊長大，萬有引力“是牛頓與母親之間的奇特關系——她(幾乎)總在那里，但牛頓卻無從‘觸及’——所造成的精神產物”。二是牛頓出生于圣誕節，所以在他的潛意識里，認為自己是隱喻上的上帝之子，“一名由上帝特別賦予才能的英才并且注定要提示上帝的秘密。牛頓得到了某些神啟，他認為這些神啟就是理解實在的關鍵所在”。類似這樣的闡釋，我們認為就是一種神秘主義的闡釋。牛頓發現萬有引力，他的生平、學歷，以及家庭傳統可能會產生某些影響，但總的來說，這一重大發現是科學知識的積累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共同推動的結果。從認識論的意義看，“牛頓是一位有助于完善科學方法的偉大人物，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從事實概括中發現萬有引力”，而“不大可能僅僅是以一種弗洛伊德的方式詮釋的牛頓幼年或童年的經歷”，更不可能是神秘主義的闡釋者所暗示的那樣，萬有引力的發現是戀母情結的結果。
神秘主義的闡釋不僅游蕩于自然科學領域，在人文科學方面，以吸收量子力學研究成果為借口，更被該領域各方面的學者廣泛推廣和應用。特別是伴隨20世紀中期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神秘主義成為諸多學科攻擊以至放棄理解與闡釋的確定性的根據。意大利著名文藝理論家、符號學創始人之一安貝托·艾柯就提出：“作品的開放性和能動性要求確立不確定性和非連續性這樣的概念，這也正是量子物理學的一些概念，與此同時，這些現象又顯出愛因斯坦物理學的某些情況所具有的啟示性形象。”美國著名后現代詩人奧爾森提出：“作家或詩人需要采取一種創造性的立場，這就是物理學的立場，他們必須要對事物做出測量，然而他們只能獲得近似值，或者測知事物的速度，或者測知事物的位置，二者不可同時兼得，這也正是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所闡明了的’。”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這些理解和認識是對不確定原理的誤讀和曲解。當然，這里也有難以識別的一面。從不確定性原理的發現及數學表達看，量子的觀測及其理論闡釋，在諸多方面與讀者對文學文本的理解和闡釋過程極為相似。這表現在：
其一，在主客體的關系上，闡釋主體與文本對象之間的界線似乎可以被簡單消抹。從文學閱讀的一般意義上說，讀者是要在文本中找到自己，以閱讀個體的情感和體驗為“前見”，下意識地把文本中的故事和人物，緊密地貼附于自己，正如普魯斯特所言：“事實上，讀書時每個讀者都在讀自己。作品不過是作家提供給讀者的一個類似于光學儀器的工具，它能讓讀者見到自己心中那些無此書他便很難見到的東西”;“對于伊賽爾這樣的批評家來說，閱讀的全部意義就在于，它使我們產生更深刻的自我意識，促使我們更加批判地觀察自己的種種認同。這就好像是，當我們努力閱讀一本書時，我們所‘閱讀’的其實一直就是我們自己”。毫無疑問，如此閱讀方式和過程，很容易被常人特別是被理論家們，譬如英伽登，發揮為“文本與讀者融為一體，主客之分失去作用，于是意義不再是一個需要定義的對象，而是需要體驗的效應”。就如同神秘主義對量子力學的測量方式和結果的歪曲一樣，在一個觀測系統中，觀測主體與客體無法區別，兩者之間的界線完全消失和融解。類似的意思，在伽達默爾那里表達為，這種消解首先起步于主體融于客體之中，也就是闡釋者進入文本，在文本中消滅自己。其標準語言為“置入”：“歷史理解的任務也包括要獲得歷史視域的要求，以便我們試圖理解的東西以其真正的質性呈現出來。誰不能以這種方式把自身置入這種使傳承物得以講述的歷史視域中，那么他就將誤解傳承物內容的意義。就此而言，我們為了理解某個他物而必須把自身置入于這個他物中，似乎成了一個合理的詮釋學要求。”我們認為，對伽氏的置入理論要作兩個方向的評論。一方面，從積極的意義上看，理解和闡釋的基點在文本，在闡釋的客觀對象上，闡釋主體必須立足于對象，也就是“回到事物本身”(胡塞爾語)，我們才可能得到可靠、確當的闡釋。另一方面，從批評的意義上看，主體無論如何置入文本，主體的獨立意義不能被否定和消解。主體對闡釋對象的依賴，只能以文本為出發點、立足點，這是全部闡釋的最基本、最可靠的根據。以為了理解文本，就要消解主體本身，把主體與客體混為一體的說法是錯誤的。我們贊成“為了理解某個他物而必須把自身置入于這個他物中”，不贊成因為理解和闡釋而消解主客體之間的客觀區別。
其二，在闡釋主體對文本的闡釋上，是否有闡釋再造的意義。在這一點上，讀者理論走得更遠。伊瑟爾的空白理論是一個重要的起點。對此觀點有人概括：“文學對象既不是客觀文本也不是主觀體驗，而是一個潛在圖式，一個由空白、漏洞和不確定因素構成的潛在圖示(類似于某種程序或樂譜)”;“一切文本都含有大量不確定之點，比如說斷層、空缺，需要我們通過閱讀來修復和消解”。也就是說，現代的文學文本，從根本上說是不確定的，作者有意制造和留下諸多空白和空隙，留給讀者去想象、擴張、填補。譬如，女主人公的形神，只有令人贊嘆的美及飄逸，卻不著一字，任由讀者去描畫，年輕的戀者們可以按照自己戀人的形象去填補，并告知對方你就是她，或者她就是你，從而落下文本最后一個標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文本是由讀者創造的，讀者操控了文本，文本的意義由讀者而非作者決定。也就像有人對光子行為的解釋一樣，光子的行為不是光子所固有的表現，而是人的理解所決定的。從語言論的意義上看，任何一個詞語的能指可能都是多項的。不同的時代，同一詞語的能指將發生很大變化，讀者是不是可以任意地指令詞語的意義，甚至生造出新的能指和所指?更深入一些的還有意象、反諷一類文學形式與技巧，它們的能指和所指是否也由讀者無限給定?譬如，我們是否可以根據陶淵明的一句詩，認定陶老先生有生理殘疾：“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可以證明詩人是“斜眼”，為什么面對東籬，而雙眸卻定睛或游移于南山，這是不是有道理?接受美學還有其他一些論點構造和支持對文本的強制闡釋，構造和支持主體對客體的無限霸權。但是，有人提出疑問，“伊賽爾許給讀者相當程度的自由，但是我們還沒有自由到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解釋。因為一個解釋要想成為這一文本而非其他文本的解釋，它在某種意義上就必須受到文本自身合乎邏輯的制約。換言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讀者對它的反應，不然批評就會陷入全面的無主狀態”。伊格爾頓同時質問：“如果文學作品不是一個包含某些不定因素的確定結構，如果文學作品中的每種東西都不確定，都有賴于讀者所選擇的建構作品的方法，那又會發生什么呢?在什么意義上我們才能說我們是在解釋‘同一部’作品呢?”所謂“一千個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這一千個哈姆雷特哪一個或哪幾個是莎士比亞的，如果都是，還需要哈姆雷特，還需要莎士比亞嗎?一千個物理學家，一千個量子行為的闡釋，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神秘主義的個人主觀闡釋，實踐早已證明這些解釋是錯誤和荒謬的。
其三，文本自身的意義是不確定的，且以不確定的闡釋為闡釋目的。在這個問題上，解構主義的文本觀似乎走得更遠。德·曼提出：“如果我們不再認為一篇文學文本可以理所當然地被認為具有一個明確的意義或一整套含義，而是將閱讀行為看作是一個真理與謬誤無法擺脫地糾纏在一起的無止境過程，那么，在文學史中經常運用的一些流行的方法就不再適合了。”這段話的含義非常清楚，它表達了如下一些文本觀念：首先，文學文本，不是具有確定意義的獨立客體，不會也不應該有確定不變的意義，更不要說完整意義。文本的意義完全經由閱讀者根據自己意愿隨意指定。它沒有理所當然的意義，但讀者的任意指定卻是理所當然的。其次，文本的理解永遠沒有正確與錯誤之分。正確與錯誤本身的對立，也是一種不合理的二元對立，必須予以破除和消解。所謂“真理和謬誤無法擺脫地糾纏在一起”，就是在謀求證明真理和謬誤沒有區別，不要企圖以確定的標準察明誰是誰非，沒有所謂正確的理解與闡釋，當然也沒有錯誤的理解與闡釋可言，任何不同的理解和闡釋都是平等的，同價的。再次，闡釋無止境。同一個歷史文本，不同的時代和人群，完全可以根據當下的主觀需要，作出完全不同以至截然相反的判斷和結論。更確切地講，永遠沒有判斷和結論，只有各不相同的感受和理解，這些感受和理解可以立刻被新的東西瞬間代替，不能把文學理論和歷史的研究立足于確定意義的探索和聚形上。傳統的或者說過去所有被視為行之有效的方法都要拋棄，唯有這種思無定所、自我肢解、自我顛覆的解構性闡釋才是正確的。
由此，我們再次回到神秘主義的話題。伽達默爾論及象征，認為現代的象征概念如果沒有它的“靈知性的功能”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他說：“‘象征’這一詞之所以能夠由它原來的作為文獻資料、認識符號、證書的用途而被提升為某種神秘符號的哲學概念，并因此而能進入只有行家才能識其謎的象形文字之列，就是因為象征決不是一種任意地選取或構造的符號，而是以可見事物和不可見事物之間的某種形而上學關系為前提。”德·曼在批駁“我們堅信有可能達成可信的闡釋”這樣一種傾向時說：“一方面，文學不可能僅僅作為一個其指稱意義可以被完全破譯出來的明確的單位被人們接受”，“另一方面，——這是真正神秘的——不管文學形式主義的分析能力如何精確和豐富，如果沒有表面上的分解，文學形式主義永遠不會被允許產生。”斯圖亞特·西姆在論述混沌理論及批評時說：混沌理論認為“自然系統(例如天氣)受著被稱為‘奇異吸引子’的神秘力量的控制，因此，這樣的系統同時既是隨意的又是先定的。這一結論威脅了我們的話語所一向賴以依靠的邏輯法則。”所謂幽靈批評就更加直接，龐特指出：“人們不斷認識到，閱讀行為具有神秘特性，我們在此行為中所實踐的‘交談’類型必然也是‘反常的’，當閱讀以為自己在支持著任何‘交談’的‘常規’慣例時，它其實是起了阻礙作用。”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對于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彌漫的神秘主義，安貝托·艾柯有過極為清醒和深刻的批評。在1990年的丹納講座上，艾柯對源于古希臘諾斯替主義的神秘論依然影響甚至左右當代理論，包括文藝理論的弊端，作出深刻批評。他總結了當代文論中神秘主義的七種表現，認為各種主義的闡釋者，之所以熱衷于神秘，在其意識深處就是以為“秘密的知識就是深刻的知識(因為只有藏在表面之下的東西才能永遠保持其神秘性)。于是真理就被等同于未曾言說的東西或隱約其詞的東西，它必須超越于文本的表面之外或深入到其表面之下才能得到理解。神以一種隱秘難解的方式‘言說’(現在，我們不說神言說，而說存在言說)”。神秘主義擴張和蔓延的結果是什么?那只能是“詮釋成了無限的東西。那種試圖去尋找一種終極意義的努力最終也不得不向這樣一種觀點屈服：意義沒有確定性，它只是在無休無止地漂浮”。我們冷靜地回頭檢視，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中諸多學派、理論、方法，譬如上面舉證的那些理論和觀點，是不是神秘主義的光榮遺產，或者說是諾斯替主義的當代形態?
我們從似乎遠離當代文論的量子力學說起，經過有些漫長的敘述，落腳于對神秘主義闡釋的評論，其主旨是說，對未知事物的確定性認識，是人類理性和科學的根本性目標。世界在變化，視域在擴大，未知事物無限膨脹，人類理性的真理性追求也將越來越艱難。我們深刻了解和認識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別，也深刻了解和認識人文科學的特殊存在狀態及其發展的復雜性。但是，從人類理性的本質說，真理性、確定性的追求是永遠不可能放棄的?？茖W終將為自己開辟通向真理的道路，以科學的形態和結果呈現人類理性的力量。一切反理性、反邏輯的偏向，一切對理性的力量表示輕蔑，一切自稱具有某種超理性的經驗，并以為這種經驗能使他人們經由一種幻覺過程得到無誤真理一類的神秘主義，終究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闡釋本身是人類理性行為，超越于表層的感性、印象，以及各種各樣的非理性范疇，它必須以確定性、真理性追求為己任，為對自然、社會、人類精神現象的確當理解和認識開辟廣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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