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應當重視《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應用

應當重視《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應用*

何干強

　　【提要】 在用唯物史觀賦予宏觀經濟概念科學內含的意義上，應當說馬克思在人類經濟思想史上，開創了科學的宏觀經濟學。《資本論》全卷都包含對宏觀經濟的論述;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缺乏適用于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學，沒有根據。《資本論》批判了資產階級宏觀經濟思想的五大教條，現代資產階級宏觀經濟經濟學依然沿襲這些教條，搬用它們對中國調結構必定無效。要高度重視應用《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統一。

　　【關鍵詞】宏觀經濟  《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  資產階級宏觀經濟思想  宏觀經濟調控

　　（*本文發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4期,上網前做了適當補充）

　　2016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①]，這是一個需要人們高度關注的問題。中央領導同志在1999年就提出，“目前經濟生活中的問題，根本的是結構不合理，結構調整緩慢”;[②] 2005年又指出，“盲目投資導致產能過剩的不良后果正在顯現”，“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相當艱巨”;[③]此后，又反復要求調整好宏觀經濟結構，足見問題由來已久。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18屆3中全會上，要求全黨，“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④] 如何消解當下經濟運行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就是必須確立的“問題意識”，而要解決好這個重大問題，最緊要的就是在實際經濟工作中，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指導地位。

　　一段時間以來，有人認為，現在發展市場經濟，需要有“現代經濟學”來指導;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主張計劃經濟的，已經過時了。于是他們照搬西方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有的用凱恩斯主義關于投資、消費、外貿“三駕馬車”原理，從市場需求方面提出調結構主張;有的則用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理論，從市場供給方面提出調結構主張。而堅持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者則認為，真正能夠指導中國解決“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的，只能是《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本文擬對此進行論證，向經濟學界拋磚引玉。

　　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宏觀經濟概念

　　（一）應當賦予宏觀經濟概念唯物史觀的科學含義

　　1.宏觀經濟這個概念來自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⑤]。西方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⑥] 我國有的老一輩經濟學家曾不太主張使用“宏觀經濟”概念;認為西方宏觀經濟學并不是科學的理論，馬克思的代表作《資本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⑦]，其中研究了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總體運動，在研究方法、范疇原理和理論邏輯上，與西方宏觀經濟學有原則區別，沒有使用過宏觀經濟概念，如果我們使用它，就可能與西方宏觀經濟學劃不清界限。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不過，現在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都使用宏觀經濟這個概念了。這是因為，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使用的描述經濟現象的經濟范疇，經過改造是可以借用的。實際上，《資本論》中的許多描述經濟現象的范疇，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都出現過，但是馬克思用唯物史觀對它們進行了“術語的革命”[⑧]，賦予了新的內容，就把它們納入到工人階級的科學經濟理論體系來了。

　　2.宏觀經濟概念經過內含的改造是可以使用的。現在宏觀經濟這個概念得到廣泛使用，有兩個原因：一是在漢語中，“宏觀經濟”概念與《資本論》所說的“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過程”、“全年社會總產品的流通”、“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復雜具體的形式”[⑨]等科學表述，在所描述的現象形態上，都是指一個社會的國民經濟總體運動，而使用“宏觀經濟”概念對表述這種現象有簡略的好處。二是隨著我國經濟學對外學術交流的擴展，使用在概念形式上有共性的詞匯，有助于相互對話。至于概念形式相同而內含有本質區別，這可以通過“術語的革命”闡釋清楚。因此，雖然西方宏觀經濟學是不科學的理論，但是這不等于“宏觀經濟”這個概念就不可使用;雖然《資本論》沒有使用過“宏觀經濟”這個概念，也不等于宏觀經濟學就專屬西方經濟學。

　　3.我們使用西方經濟學提出的“宏觀經濟”概念只是借鑒這個概念的外延形式。必須強調，借鑒“宏觀經濟”這個概念，絕不是要照搬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思想方法和理論內容;更不是要按西方宏觀經濟學概念來審視“資本論”關于“宏觀經濟”論述;也絕不意味著要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像西方經濟學那樣，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兩大板塊，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辯證地反映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具有整體性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理論體系，所有理論部分都具有的內在聯系，是不應分成相互割裂的板塊的。現在使用“宏觀經濟”這個概念，這是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對話上的需要。如果有人說，只有西方經濟學才研究宏觀經濟，才有宏觀經濟學，那么我們可以回答他，就研究對象的“宏觀”范圍來說，只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才真正從整體上科學地揭示了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內在聯系和客觀發展規律;面對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結構出現的嚴重失衡問題，照搬西方宏觀經濟學只會飲鴆止渴。我們只有聯系實際，深入研究和應用《資本論》，揚棄資產階級的宏觀經濟學，創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學，用以指導實踐，才能解決問題。

　　（二）宏觀經濟概念的科學內含

　　1.應規定宏觀經濟為歷史的范疇。宏觀經濟這個概念是不適用于描述人類社會的自然經濟形態的。原始社會以氏族、部落為單位，經濟規模很小，稱不上“宏觀”。奴隸制、封建制社會，雖然已有較為廣闊的國家地域范圍，但是，那時的社會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各經濟單位之間并未結成社會性分工的依賴關系，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乃是這種經濟形態的生動寫照。那時雖有商品交換和市場，但是市場的商品、貨幣交換，主要起調劑生產和生活余缺的作用，并未成為連接各行各業的中介，更未成為生產的前提條件;城邦之間的經濟活動也未構成相互依賴的社會經濟整體，因此，還不存在社會生產的總體聯系，也就不宜使用宏觀經濟范疇來概括。只有到商品生產普遍化的社會，各行各業的社會分工以市場為中介，形成彼此依賴的經濟整體，這時，宏觀經濟概念才有了反映社會經濟總體形態的實際含義。

　　2.應規定宏觀經濟有一定空間范圍。宏觀經濟是有邊界的。就社會的總體經濟形態而言，可以指一國范圍;也可指多國構成的大區域范圍，如亞洲社會;甚至指全世界的范圍。但是，由于當今人類社會仍是由一個個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國家構成的，研究多國構成的區域經濟或所有國家構成世界經濟，都需要在分析單個國家的經濟為基礎。所以，從形式邏輯關于概念要遵守同一律的規定來看，把宏觀經濟規定為表述一國總體經濟為宜。超出一國范圍的區域經濟，可以直接說某區域經濟，如東北亞區域經濟、歐盟經濟體經濟、亞太區域經濟等;分析全球范圍的經濟，可以直接說世界經濟。至于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包含著若干省、若干市的區域經濟，即使有的地域面積超過一些小國家，也不宜稱之為宏觀經濟;而稱之為中觀經濟，這未嘗不可。

　　可見，納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宏觀經濟概念，它是一個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獨立國家才有實際意義的經濟范疇，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是反映一國經濟總體形態的范疇。

　　二、《資本論》包含豐富的宏觀經濟理論

　　（一）《資本論》全卷都包含宏觀經濟的科學論述

　　1.馬克思是科學宏觀經濟學的開創者。在用唯物史觀賦予宏觀經濟概念科學內含的意義上，應當說，馬克思是人類思想史上科學宏觀經濟學的開創者。僅從《資本論》第1卷到第3卷，有關篇的標題，如第1卷的“商品流通”、“貨幣流通”、“資本的積累過程”，第2卷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第3卷的“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率”、“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商人資本)”、“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生息資本”、“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各種收入及其源泉”等，就已經顯示出大量的宏觀經濟議題。其實，《資本論》篇篇都有對宏觀經濟運動的分析。

　　可見，早在凱恩斯之前，馬克思就系統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運動規律，其中包括商品生產普遍化社會的宏觀經濟一般的運動規律。可以認定，宏觀經濟理論是馬克思科學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2.《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可以把《資本論》豐富的宏觀經濟理論，簡要梳理成以下方面：

　　（1）揭示資本主義宏觀經濟的運動規律和各經濟層面的內在聯系。馬克思在《資本論》1至3卷中，運用唯物史觀的辯證法，先揭示商品、貨幣流通這些國民經濟表層領域的運動規律;再深入揭示以這些表層運動為前提的國民經濟深層領域的資本或剩余價值生產和流通過程;然后在揭示這些本質層面的客觀規律基礎上，再上升到國民經濟的現象層面，揭示涉及分配領域的工商業利潤、銀行業利息和土地領域的地租的運動規律，在此過程中，揭示出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宏觀經濟運動必定要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論》這種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又由里及表、由本質回到現象的理論邏輯;在論述中從一般到特殊，從個別到整體、從分析到綜合的方法，真實地反映出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的客觀辯證法，揭示出宏觀經濟運動的規律體系。《資本論》還深刻揭示出對立與統一、量變與質變、否定之否定這些辯證法的一般規律在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中的表現;并運用現象與本質、特殊與一般、原因與結果、形式與內容、可能性與現實性、偶然性與必然性等辯證法的一般范疇或要素，揭示出宏觀經濟內部多層關系的來龍去脈和辯證關系。其中包含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體系中的商品流通、貨幣流通和資本流通的相互關系，社會再生產各部類之間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相互關系，社會再生產與貨幣流通的相互關系，對外貿易與社會再生產的相互關系、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的相互關系，虛擬經濟與現實經濟的相互關系，地租與宏觀經濟運動的相互關系，社會生產力與社會消費力之間的相互關系，人與自然之間對立統一的物質循環關系，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在生產力的物質技術基礎、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收入分配、階級關系與市場供求這些方面的相互關系等。而這一系列經濟關系，都蘊含商品生產普遍化社會的某種程度的一般性，都值得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實踐，深入領會。

　　（2）科學闡釋一國宏觀經濟與別國經濟、世界市場的關系。《資本論》論述了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經濟范疇和原理。在一般商品流通關系方面，有世界市場、國際分工、世界勞動平均單位、國際價值、世界貨幣、貨幣的相對價值、國際信用制度等范疇或原理；在一國內部社會總資本流通關系方面，有固定資本補償與對外貿易、國際資本流動與國內貨幣流通等關系的原理;在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方面，提出了“國家實力和國國家優勢”[⑩]的概念，闡釋了國民工資差異的比較方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殖民制度的關系、生產力先進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關系等原理，揭示了在資本主義占主導的國際經濟關系中，一般流通關系背后的不合理國際分工和不平等國際經濟利益關系等。這些重要思想和方法，乃是指導我們分析當代國際經濟關系，科學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對外開放，維護本國國民經濟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的理論基礎。

　　（3）從宏觀上揭示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破壞“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把這種循環稱之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11] ，即宏觀經濟運動應遵循的客觀規律。遵循這個規律，才能維護作為人類生存和生產基本條件的生態環境(清潔的空氣、飲用水等)，才能實現今天人們所說的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唯物史觀看來，土地是“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也是勞動者“原始的食物倉”和“原始的勞動資料庫”，[12] 而只有遵循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才能使土地始終能為人類提供基本生產要素，因此，這個規律是比生產力發展規律更基本的規律。要全面地認識宏觀經濟運動，必須把它納入重要的研究視野。

　　（4）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宏觀經濟進行數理分析。《資本論》的宏觀經濟數理分析是貫徹全卷的。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始終把宏觀經濟的性質分析和經濟數量分析結合在一起。在數理分析上，對有的經濟聯系直接提出了數學公式，有的則用語言做出了闡釋。不難發現，在相同宏觀經濟現象的分析上，《資本論》的數理分析比西方經濟學的數理分析更為科學、準確。例如，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分析公式是恒等式，看不出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的因果關系;而馬克思闡述的商品流通中的貨幣量規律，則明確商品流通是因，貨幣流通是果;[13]并區分了金屬貨幣流通量和紙幣流通量，揭示了通貨膨脹的發生機理。特別要重視的是，馬克思的經濟數理分析具有全面和深刻性。他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深入分析了關于商品相對價值形式的數量變動規律，由此全面揭示出引起商品價格水平變動的各種經濟因素的作用;在剩余價值規律基礎上，從社會總產品出發，區分了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資本流通和一般流通，并根據勞動二重性的原理，從數量上揭示了社會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和實現條件，揭示出社會再生產的固定資本補償機制，社會擴大再生產的貨幣積累和實際積累的平衡機制;還深刻地揭示了資本有機構成對勞動力變動及其工資變動的影響、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等等。這些反映宏觀經濟深層經濟本質聯系的數理分析，在西方宏觀經濟學中見不到的。

　　以上方面足以說明，《資本論》確實包含豐富的宏觀經濟理論。那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缺乏適用于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學的說法，是膚淺的、沒有根據的。

　　（二）糾正對《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片面理解

　　新中國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14] 經濟學界曾受傳統經濟管理體制觀的束縛，往往撇開商品、貨幣和資本一般流通關系來研究宏觀經濟。當時盡管注重研究和應用《資本論》第2卷第3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但主要研究“再生產”，注重的是各產業部門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關系，卻幾乎不研究“流通”，也就很少關注在這一篇中，馬克思揭示的貨幣流回規律和社會再生產實現之間的內在關系。[15] 當然，關于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的研究本身，十分必要和重要，但是，撇開貨幣流回規律來研究，就顯著地降低了《資本論》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實踐的指導價值;并導致了一種錯覺，認為《資本論》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只適用于計劃經濟，而不適用于市場經濟。更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局限在《資本論》第2卷第3篇研究《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這就忽視了《資本論》全卷豐富的宏觀經濟論述，忽視了《資本論》揭示宏觀經濟運動規律的全面性和系統性。這乃是把《資本論》科學的豐富的宏觀經濟理論束之高閣，轉而關注不科學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認識誤區顯然需要糾正。

　　三、重視《資本論》對資產階級宏觀經濟思想的批判

　　（一）《資本論》批判了資產階級宏觀經濟思想的五大教條

　　《資本論》原著的標題，“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平行的，這充分體現出《資本論》貫穿辯證法的科學特征。馬克思指出，“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6] 為此，《資本論》在創立科學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同時，深刻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觀性、表面性、片面性(庸俗性)、虛偽性(欺騙性)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其中批判了資產階級宏觀經濟思想的五大教條：

　　1.認為“商品流通必然創造買和賣的平衡”的“薩伊教條”。[17]薩伊(1767～1832)認為，每一次的賣，同時就是買，反過來也是一樣;因此，賣著會把買者帶到市場上來。按照這種說法，商品流通或市場本身就沒有矛盾、充滿和諧。《資本論》則科學地揭示出，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流通，買和賣這兩個行為并不同時發生，是會分離的，這與產品的直接交換有本質區別。薩伊不明白這個道理。實際上，即使是與小生產相聯系的簡單的商品流通，由于商品流通包含的多種內在矛盾，也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18] 馬克思詳細論證了，在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流通這種危機的可能性必然成為現實性，形成周期性危機。

　　2.把土地、資本和勞動這三種要素說成是和諧并存的收入分配源泉的“另一個薩伊教條”。它又稱之為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19]或者“按要素分配論”。馬克思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為基礎，深刻揭示出，土地是自然物質;資本作為價值體是死勞動，其生產資料形式是物資形態，它們都不可能創造價值，更不會自動創造出地租和利潤(或利息);而工人的活勞動本身并沒有價值，只有勞動的凝結才形成價值。因此，“三位一體”教條或“按要素分配論”，在理論上把根本沒有因果關系的東西硬聯系起來了;抽掉了資本、雇傭勞動和土地所有權的社會形式，在政治上則充滿剝削階級的辯護性;“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20] 如果相信“按要素分配論”，就永遠也不可能消除私有制造成的社會收入的兩極分化現象。

　　3.認為“商品價格按貨幣增減的比例而漲跌”的“李嘉圖教條”。[21]本來，如果金屬貨幣的價值已定，那么按照勞動價值論，一定時期的商品的總價格就決定按照一定流通速度流通的金屬貨幣量;超過商品流通需要的金屬貨幣量，就會退出流通，成為儲藏貨幣;反過來，如果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屬貨幣量不足，儲藏貨幣就會轉為流通手段進入商品流通，或者用生產的金來補充流通需要增加的貨幣量。可是，李嘉圖(1772～1823)卻倒因為果，認為，如果流通中金屬貨幣量增加，一定量商品的總價格就相應地上漲;反過來，流通中的金屬貨幣量減少，商品的總價格就相應地下降。馬克思深刻地指出，李嘉圖抹煞了“貨幣除了流通手段的職能以外的一切其他職能”[22]，不懂貨幣還有儲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職能，并混淆了金屬貨幣流通和紙幣流通，混淆了金屬貨幣流通和信用貨幣(銀行券)的流通。當時英國的中央銀行用李嘉圖教條制定貨幣發行政策，用金屬貨幣規律來調節銀行券的發行，以為這樣做可以消除商業危機，結果反而加劇了危機。[23]李嘉圖乃是西方經濟學貨幣數量論的鼻祖。

　　4.把所謂勞動基金看作固定不變量的“邊沁教條”。[24]邊沁(1748～1832)把社會總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資料的總量，稱之為勞動基金，把它虛構為社會財富中的一個由自然界限決定的固定量，認為全社會被雇傭的工人多了，工人的工資就必然會下降。按此教條，工人的貧困是由絕對人口過剩產生的，減少人口才能夠恢復平衡。按此教條，要提高工人階級的收入，從這方面擴大有購買力的需求，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家階級的剩余價值在滿足它們個人消費之后，必然要資本化，即轉化為追加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全社會可變資本量的變化，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的，而絕不是由自然規律決定的;邊沁教條完全掩蓋了資本剝削關系是工人階級的貧困化的原因。

　　5.認為工資、利潤、地租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斯密教條”。[25]斯密(1723～1790)認為，在全社會的再生產中，每種商品的價值即產品價值(c+v+m)通過交換最終會分解為利潤、工資和地租，即(v+m)，這就把產品價值中的不變資本價值c丟掉了。這就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影響面很廣很深的斯密教條。盡管說，斯密在研究社會再生產涉及社會總產品的價值構成時，又不得不把c偷偷地引了進來;在闡述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時，表露出一些關于社會再生產的科學思想，但是，斯密教條卻使他陷于理論上的矛盾，終究不能弄清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產實現問題。馬克思吸收了斯密經濟思想的科學成分，批判了斯密教條。指出研究社會再生產，要從社會總產品∑(c+v+m)出發，必須解決好社會再生產中生產資料即不變資本(包括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補償問題，并結合貨幣流回規律，科學揭示出社會簡單再生產和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并深刻指出，斯密犯錯誤的主要原因，一是他不懂得勞動二重性的科學原理，不懂生產消費與個人消費的區別，因而把年產品價值∑(c+v+m)和年價值產品∑(v+m)混為一談;二是他不懂得資本流通與簡單流通(包括勞動力商品的流通)的區別;三是把商品生產一般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混為一談。

　　上述五大教條都屬錯誤的宏觀經濟思想。馬克思把它們稱之為教條，是因為它們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影響十分深廣。現在看來，這些教條一直沿襲到了當代。這些教條體現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通病，《資本論》對此做了深刻地揭示：它們在基本指導思想上都貫徹唯心史觀，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最合理的、永恒的;都不懂具有一定歷史特征的生產方式是與之相適應的交易方式的基礎，都以“滿腦袋都是生意經”的資產階級眼界，把信用經濟和貨幣經濟當成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都不明白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這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特征;[26]都不懂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抽象人類勞動和具體有用勞動的二重性，因而都不能從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兩方面來進行宏觀經濟分析;都不懂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共性、聯系和區別，只用簡單商品流通的眼光來分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都離開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個經濟基礎，也就是離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分配關系，并掩蓋或回避剩余價值體現的剝削關系;都以單個資本家獲得利潤最大化為分析前提，都站在維護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利益的立場上。馬克思的這些深刻、科學的批判，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深入理解。只有這樣，在實際經濟工作中才能確立《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指導地位。

　　（二）深刻認識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弊病

　　現代資產階級宏觀經濟經濟學依然沿襲《資本論》批判過的上述教條。這里著重評析凱恩斯主義和供給學派的嚴重弊病及其危害，因為它們近年來對我國經濟學界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覷。

　　1.必須破除對凱恩斯主義的迷信。有西方學者指出，凱恩斯之后的西方宏觀經濟學有不少改進和發展，先后產生“新古典綜合”、貨幣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新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等多個流派;但是，這些理論并沒有超越凱恩斯的基本理論，這些流派的學者都承認自己的理論與凱恩斯理論存在著聯系。[27] 這就告訴我們，認清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弊病，關鍵是要認清凱恩斯理論的弊病。

　　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凱恩斯理論歷來持辯證分析的態度，還出版了有關專著，既肯定凱恩斯理論具有某些合理成分，如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否定“市場機制萬能”，“把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總量分析等;又明確指出，凱恩斯站在唯心主義和資產階級立場上，“實際是從簡單流通出發來研究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行”;所謂的“凱恩斯革命”實質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28] 然而，近些年來，有些人卻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不能不借助于凱恩斯理論。于是凱恩斯主義“三駕馬車”的宏觀經濟政策話語，頻頻見諸報刊。其實，只要深入研究《資本論》，就可以認定，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宏觀經濟思想的批判同樣適用于凱恩斯。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不科學的，存在嚴重錯誤的。主要是：

　　（1）沿襲了“斯密教條”。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從工資、利潤和利息構成的國民收入出發，這就體現出，他只是分析社會總價值產品∑(v+m)，而不是從社會總產品∑(c+v+m)出發，也就丟掉了生產資料(不變資本∑c)如何補償這個在社會再生產中的最重要的問題。凱恩斯分析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排斥了社會再生產中生產資料生產部類體現不變資本的企業之間的Ⅰc=Ⅰc的交換關系。[29]因此，凱恩斯理論不可能解決社會總產品價值的各組成部分，如何從價值和使用價值兩方面實現再生產補償的問題。

　　（2）“三駕馬車”的宏觀經濟調節政策思路是片面的。它是斯密教條的具體體現。所謂追加“投資”增加有效需求，由于丟掉了不變資本∑c，并且不從生產領域調節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的平衡，這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所謂“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只能在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上有某種合理性，其實決定市場需求即有購買力的“消費力”的，是生產關系決定的分配關系;離開生產關系談消費拉動經濟，顛倒生產與分配、分配與消費的因果辯證關系，因而不能真正“拉動”消費。所謂“外貿”拉動，把外貿這種外因的作用，當成國民經濟內因的直接作用，這種混淆容易導致國內產業結構的失衡。

　　（3）指導數理分析的“總儲蓄=總投資”恒等式是錯誤的。凱恩斯把這個公式明確解釋為，“社會上所有的人的總儲蓄必然要等于社會上現行的新投資。”[30] 新投資即追加投資，可見，這個恒等式實際含義是“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公式中的“追加總投資”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擴大再生產中的“實際積累”;社會總儲蓄，卻除了用于追加投資的儲蓄，即馬克思所說的“貨幣積累”，還必然包含企業固定資本折舊基金積累、居民消費儲蓄等在內的實際上并不用于追加投資的儲蓄，顯而易見，這兩者是不可能恒等的。《資本論》揭示出，只有在屬于剩余價值組成部分的、用于追加投資的“貨幣積累”，與用于購買追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實際積累”平衡或相等時，才能滿足社會擴大再生產的要求。[31]因此，即使“社會總儲蓄等于追加總投資”，宏觀經濟也是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的。

　　（4）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前提的宏觀經濟理論必然對宏觀經濟調節無效。凱恩斯認為，通過“充分就業”就能達到提高市場有效需求，解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但是，他指出這種充分就業的“就業量決定于總需求與總供給函數的交點”，這個交點以資本家的“預期利潤會達到最大化”為前提。[32] 可見，凱恩斯理論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的，是以維護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程度最大化為前提的。這就注定他的理論根本不能消除社會收入的兩極分化，也就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從而不可能消除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上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爆發“滯脹”(經濟停滯和通脹同時)大危機，證明凱恩斯主義治標不治本，它只能起掩蓋并加深生產社會化和私人所有制這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因而必然會使這種對抗性矛盾產生的危機，以更嚴重的形式爆發出來。在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為發端，至今仍未出現轉機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采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貨幣政策“救市”，并未見效，又再次證實凱恩斯主義不是科學理論，而且對于宏觀經濟調控實踐有害無利。因此，決不應當搬用到中國來。

　　2.必須認識供給學派的弊病。西方供給學派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是在凱恩斯宏觀調控政策失效時產生的。供給學派沿襲薩伊教條，認為“從整體上看，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會創造出對它們的產品的需求。”[33]主張從供給方面提高人們的儲蓄、投資的能力和積極性，以推動經濟增長，走出宏觀經濟的“滯脹”困境。為此，提出了對企業減稅、控制貨幣信貸、刺激私人投資等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里根政府曾采納這些建議，但是，雖然一時緩和了通貨膨脹，但是政府的稅收卻并沒有增加，財政赤字反而加大了。于是供給學派被美國政府疏遠，風光不再。[34]

　　供給學派宏觀調節的主要政策是減稅。但是，用《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分析，這種政策對于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必然是無效的。政府對企業降稅，固然能減輕企業成本，有利于增加私人企業主利潤，但是這也同時助長企業之間“大魚吃小魚”的自發性無序競爭。而全社會的各種產業，都是由一定企業構成的，在產業結構(各產業生產要素的比例關系)已經失衡的情況下，公平地降低所有企業稅率，絕不可能改變失衡的產業結構。而降低企業稅收，卻勢必降低國家的財政收入。須知，國家為了調節失衡的宏觀經濟，這時卻正需要增加財政支出，然而普遍地降稅，卻降低了國家實施財政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等于雪上加霜。這就是西方供給學派用減稅調節宏觀經濟無法解決的矛盾，也是供給學派對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無效的原因。

　　面對我國宏觀經濟出現的“重大結構性失衡”，一些學者眼見搬用凱恩斯主義失效，于是轉而搬用供給學派的理論。它們要求減少政府行政干預、完善市場機制體制，通過減稅增加生產要素供給數量和質量、增強企業的效率與活力，減少市場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等政策主張，乍一看來，不無道理。但是，用《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來分析，它們所談的“結構調整”主張，主要集中在流通領域的交易方式上，幾乎沒有涉及調結構的主要內容，即如何促進生產領域社會各產業生產要素之間比例關系的平衡。完善市場機制體制和增強企業活力固然重要，但是《資本論》已經充分論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也證實，市場機制本身只能通過周期性的危機，即社會生產力的周期性損失，來迫使產業結構適應價值規律。夸大市場機制作用，鼓吹市場機制萬能，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顯著特征之一。這些主張對于解決結構失衡問題，可以說文不對題。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批評了一些人把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于西方供給學派的錯誤觀點，它強調，“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35] 這是很有針對性、很及時的。

　　總之，只要認真領會《資本論》對資產階級宏觀經濟思想的批判，就可以得出，搬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對中國調結構必定無效。要從根本上解決當下宏觀經濟“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促進國民經濟走上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之路，惟有認真理解并應用《資本論》的科學宏觀經濟理論，。

　　四、應用《資本論》指導宏觀經濟調控

　　（一）堅決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1.深刻認識所有制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基礎地位。應用《資本論》指導宏觀經濟調控，涉及諸多領域。本文擬從所有制、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和國際經濟關系這三個主要方面談些認識。首先要強調，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是調整好宏觀經濟結構的基礎。

　　《資本論》貫徹唯物史觀，全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其中包含著商品生產普遍化社會的宏觀經濟一般結構。主要包括：(a)商品流通(又可進一步分為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b)生產資料所有制、(c)生產的社會分工(產業結構)、(d)人與自然的關系和(e)社會總資本三種形態(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結構關系這五個基本層面。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整個經濟結構的基礎。馬克思指出，“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乃是“整個社會結構”的“隱藏著的基礎。” [36] 引文中的“直接關系”，就是指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或生產關系。

　　馬克思精辟揭示了市場供求關系(商品流通)、生產的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幾個層面之間的內在聯系。他不是停留在市場流通層面分析供求關系，而是注重揭示流通與生產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市場供求關系取決于生產供給和人們收入決定的購買力；決定生產供給和購買需求的，實際上都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這是因為，生產的支配權和收入的分配權都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掌握的。所以，在宏觀經濟中，生產領域的社會分工狀況或產業結構的狀況，取決于資本家階級或生產資料所有者階級的生產支配權和控制權;而市場需求者的收入或購買力狀況取決于分配關系，“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地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37]，因而也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可見，對于市場供求結構狀況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流通領域和分配領域本身的因素，而是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占有關系乃是所有制的核心。明白了所有制在經濟結構中的基礎地位，也就找到了解決宏觀經濟“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的科學路徑，弄清調整所有制關系對于調整總體經濟結構的關鍵地位。

　　2.振興公有制經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遵循《資本論》關于所有制是宏觀經濟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這個重要原理，我國經濟結構的重大失衡，無疑應當從所有制層面尋找原因。事實上，上世紀末以來我國經濟結構失衡逐步加重的過程，正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被削弱的過程，兩者成正相關。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顯示，到2013年末，公有制經濟在第二、三產業的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已明顯小于私有制經濟。[38] 這說明在這些產業中，公有制主體地位已經不再。而私有制經濟比重超過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力就必然加大，這就必然導致市場無序競爭加劇、收入兩極分化和經濟結構失衡。這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危害。近些年來，有些經濟學者和經濟管理干部卻認為，公有制經濟比重下降，民營經濟(私營經濟)比重上升，這是經濟體制改革本該達到的目的，因為只有私營經濟才適應市場經濟，才有效率;至于出現居民收入兩極分化，可以通過政府財政的“再分配”來縮小。這種觀點其實使用民主社會主義的“私有制加公共財政二次分配”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作辯護，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是由初次分配決定的，而后者則是由所有制或生產關系決定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堅持私有制的經濟基礎，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就必然起決定作用，宏觀調控就必然無效。

　　因此，只有遵循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莊嚴規定，堅決貫徹習總書記關于“壯大國有經濟”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重要指示，盡快振興包括國有經濟和城鄉集體經濟的整個公有制經濟，使之真正成為所有制結構中的主體，我們的國家才能真正掌控國民經濟這個主導力量，有效地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才能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服從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利益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大目標，使國民經濟運行形成全國一盤棋，從而及時解決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各種不良問題，不斷促進國民經濟穩定運行和可持續發展。

　　（二）努力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

　　1. 堅持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是對《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具體應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在1956年，曾提出 “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的重要范疇;此后，從實踐角度闡釋了國民經濟應當堅持“綜合平衡”的重要理念，[39]并取得實踐成效。這是對《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創造性的應用，必須繼承和發展。

　　認真研讀《資本論》原著，可以知道，馬克思揭示了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產業結構與商品流通之間的因果聯系，指出貨幣流通“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變換引起的”[40]，“貨幣運動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現”或“結果”;[41] 以后又進一步把商品流通層面的這種因果聯系，擴大到以貨幣流通為中介的社會再生產領域，揭示了宏觀經濟運動中的貨幣流回規律，即“當再生產(無論是簡單的、還是規模擴大的)正常進行時，由資本主義生產者預付到流通中去的貨幣，必須流回到它的起點(無論這些貨幣是他們自己的，還是借來的)。這是一個規律” [42] 。這個客觀規律揭示出，在宏觀經濟運動中，必然存在“產業結構—→商品流通—→貨幣流通”的因果鏈條。這樣，在產生了中央銀行的歷史條件下，只要社會再生產各部門比例關系平衡，那末中央銀行的貨幣信貸就必定平衡，即貸放投入的貨幣必然通過還款流回到銀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理念，正是對這種內在聯系，結合國民經濟管理的具體闡釋。陳云指出，在國民經濟管理中，應當努力在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社會購買力和物資供應(包括財力和基本建設規模)這幾個重要方面，實現綜合平衡，“只要財政收支和信貸是平衡的，社會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之間，就全部來說也會是平衡的。”[43] 這就是說，財政收支平衡、銀行信貸(包括貨幣和貨幣資本的借貸關系、外匯收支關系)平衡，乃是市場購買力和物資供應(包括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供應)之間實現平衡的表現或標志。這意味著，如果能夠遵循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促進市場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之間的平衡，就能促進財政收支關系和信貸關系實現平衡。

　　由此可見，促進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乃是在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條件下，遵循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實踐形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歷史條件下，是絕不應當淡化或拋棄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為此，不但要糾正那種搬用西方宏觀經濟學制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調控宏觀經濟的傾向，而且要更加自覺地應用和發展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這種實踐形式;按照這種指導思想來制定宏觀經濟調控具體政策，才能真正實現科學地調結構、促發展。

　　2.遵循貨幣流回規律維護金融穩定和金融秩序。近年來，金融領域出現某種不穩定現象，應用《資本論》論述的貨幣流回規律原理來分析，原因是很清晰的，這正是宏觀經濟出現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在金融領域的表現。因此，要促進金融穩定，就必須著眼于調整生產領域的產業結構，抓好國民經濟綜合平衡，而不宜孤立地談金融體制改革。從維護國家金融秩序的要求看，也需要重視理解貨幣流回規律。因為在社會總資本的運動(∑W—∑G—∑W…∑P…∑W)的過程中，要保持流通環節(∑W—∑G—∑W)暢通，除了產業結構比例關系平衡之外，貨幣越統一(國內法定使用同種貨幣)，銀行管理越集中，就越有利于遵循貨幣流回規律，越有利于通過中央銀行的貨幣流回狀況，觀察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態。這就意味著，只有堅持金融機構國有化，并由中央銀行代表人民利益，自上而下，集中統一管理各類、各級銀行，統一管理貨幣流通，才能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因此，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的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集中統一管理的國有金融管理體制，這無疑是宏觀經濟調控的有利條件，只能改善和鞏固，絕不應當被削弱。但是，近些年有人卻一再鼓吹發展私人銀行，乃至鼓吹引進外國戰略性金融資本來促進所謂“金融深化”改革，美其名為 “提高金融效率”，還有人放言“影子銀行”[44]有存在的合理性。這些主張其實都是阻礙貨幣流回規律實現的，對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有害無益。雖然生產領域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可以支持和引導發展私營經濟，但是，這不應當推廣到金融領域，也就是不應當發展私人銀行，尤其不應當允許“影子銀行”的存在，更不應當引入外國金融資本入股中國銀行系統。原因就在于，一是這違背馬克思揭示的貨幣流回規律的客觀要求，對宏觀經濟調控不利;二是這會擾亂國家對金融秩序的絕對維護。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國家的銀行，應當完全集中于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國家手中。

　　（三）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統一

　　1.用《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指導擴大對外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外開放的經濟。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擴大經濟對外開放，這是通過“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45] ，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正確戰略。而這離不開科學的宏觀經濟理論指導。《資本論》對一國宏觀經濟與世界市場的關系有豐富的論述。提出了反映國際經濟關系的世界貨幣、國際價值、世界勞動平均單位、貨幣的相對價值、國際分工、世界市場、匯兌率、國際信用制度、國家實力、國家優勢等一系列范疇和原理；其中一些范疇如信用制度、匯兌率(匯率)雖然與西方經濟學概念相同，但是都進行了建立在勞動價值論上的“術語革命”，在含義上有原則區別。《資本論》還揭示了一國宏觀經濟運動與世界市場的辯證關系：一方面，一國資本運動具有聯系世界市場、擴大世界市場的必然要求;勞動生產率高的國家可以從世界市場獲取更多的優惠，“投在對外貿易上的資本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46];如果一國的社會再生產發生產業部門之間或固定資本補償上的比例關系失衡，對外貿易“能起補救作用”[47]等。另一方面，又論證了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和無序性，會對一國宏觀經濟形成負作用;一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旦發生，外貿就會把社會再生產比例失衡的禍害“推入更廣的范圍” [48]，由一國經濟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等。這些重要原理，對于我們辯證地處理國際經濟關系，趨利避害，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歷史造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科技人才、先進技術、制造能力、人均資源占有等許多方面，仍然據國際競爭優勢地位;而帝國主義發展到與國家政權融合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基礎的新階段，它們對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我國，更是虎視眈眈，包藏禍心。這樣，我國在對外經濟開放中，就不能不增強維護國民經濟獨立自主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自覺性，這涉及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和國際經濟合作諸多方面，都需要我們重視應用《資本論》的有關原理。以下就目前的兩個熱點問題，簡要地談些認識。

　　2.堅持國家對匯率的科學控制。一個問題是，國家是否應當放棄控制匯率?搬用西方金融理論的學者認為，匯率應當市場化，即由國際市場關系來決定，國家不應當干預匯率。這種觀點與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反對中國成為所謂“匯率操縱國”的聲音，是一致的。但是，應用《資本論》的匯率理論分析，在當代匯率已是國別紙幣比價關系的歷史條件下，國家則必須干預或控制匯率。

　　匯率是不同國家的貨幣在一定時點相互兌換的比例關系。《資本論》揭示出，匯率的本質關系是兩國貨幣所含國際價值的比例關系，而貨幣的國際價值是用世界貨幣的黃金來表現的。在宏觀經濟運動中，一國對別國的匯率的形成，是由(a)國別貨幣的國際價值含量的變動、(b)商品進出口價值額的變動、(c)國際相互投資額的變動、(d)其他場合需要支付世界貨幣這些因素，綜合起作用的結果，這也就是一國匯率形成機制的科學含義。可見，認為匯率由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決定，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沒有真正弄清外匯市場背后起作用深層因素和形成機制。在當代，雖然“世界貨幣”職能，已經由國別紙幣來充當，但是《資本論》揭示的匯率的本質關系和形成機制的原理絕沒有過時，只不過在當代匯率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的中介因素增多了，增加了可能引發國別紙幣發生通貨膨脹的因素。

　　根據《資本論》關于只有貴金屬金(或銀)才能承擔世界貨幣職能、國別紙幣的國際價值只能由黃金這種世界貨幣來表現的原理，世界貨幣由國別紙幣來充當，即所謂“黃金非貨幣化”(實際是世界貨幣非黃金化)，這并不是一種歷史的進步，而是一種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經濟現象。正因為這種違背，才導致了不同國別的紙幣究竟含多少國際價值量的難以確定,造成了當今國際匯率關系出現不統一、不公平的混亂狀態。這種對客觀規律的違背，禍首是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嚴重經濟危機，只好在國內被迫放棄美元的金本位;但是為了維持自己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美國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國際貿易也完全停止金本位制;同時，用“石油美元”的方式，強制推行紙幣美元替代黃金作為世界貨幣。[49] 可見，以國別紙幣的關系來表現匯率，這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強加于世界各國的經濟形式。正因為這違反客觀經濟規律，所以美國只有通過超經濟的霸權手段才能推行。

　　必須充分認識，在使用紙幣“世界貨幣”的條件下，國別紙幣的國際價值是不可能得到客觀表現的，因而國家之間也就難以產生客觀的、公平的匯率。而美國則可以通過大量發行充當世界貨幣的紙幣美元，來彌補自身的財政赤字，同時通過紙幣美元的貶值，來冠冕堂皇地無償占有那些使用和儲藏紙幣美元的國家物質財富，并促成對美國自身有利的匯率。由此，維護紙幣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反對別的國家控制相關匯率，這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美國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處于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惟有發揮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職能，自覺捍衛民族經濟主權和利益，抵御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匯率關系，才有可能控制好本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匯率關系。[50]而這離不開《資本論》關于匯率形成機制因果關系的原理的科學指導，即：促進國內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促進主要由國際貿易(進出口)、國際資本流動(外資引進和對外投資)綜合形成的國際收支平衡—→基本穩定的匯率。其中，促進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的平衡，或者說著眼于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社會分工比例關系的平衡，這是實現匯率基本穩定的宏觀經濟基礎。[51]

　　由此可見，反對國家控制匯率的主張，初看似乎很尊重市場的客觀作用，其實，這否定了紙幣條件下匯率關系必然存在的主觀性和有利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公平性，是完全錯誤的主張。我們的國家政府絕不能聽從這些主張，而應當從維護國民經濟獨立自主和國家安全出發，理直氣壯地控制好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匯率。

　　2.用《資本論》原理認識人民幣資本賬戶的管理。另一個問題是，涉及外國資本進出的人民幣資本賬戶的匯兌是否應當放開?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鼓吹完全放開，如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宣揚，“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通常是經濟市場化最優秩序的最后階段。”[52] 我國一些經濟學者照搬這種理論，主張人民幣資本賬戶要盡快徹底放開。然而，應用《資本論》來分析，把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資本賬戶的開放或自由兌換，說成是完成市場化改革的最后階段或標志，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具危害性的判斷標準。

　　《資本論》揭示了商品流通(包含貨幣流通)與資本流通的共性、聯系與區別。[53] 本質區別是，商品、貨幣流通體現等價值平等交換;而資本流通體現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以追求剩余價值或利潤為目的。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國際商品、貨幣流通和國際資本流通同樣具有這種本質區別，前者被記錄在國際收支表的經常項目中，涉及的主要是用于國際貿易等價交換關系中的外匯兌換;而后者被記錄在國際收支表的資本項目中，在外匯與本國貨幣兌換的形式下，實質內容是外國資本進出本國，這就是人民幣經常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同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的本質區別。因此，主張放開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實質是主張放任外國資本自由進出本國。

　　然而，根據馬克思揭示的國際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規律，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國家如果放任勞動生產率高的外國投資自由進出，這必然給本國造成兩大不利后果，一是讓外國資本的高端商品占領本國市場，并讓外資掌控本國的民族制造業，控制本國經濟;二是本國的產業結構勢必由于外國資本的自由出入，而處于無規律的變動中，發生失衡。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必須有基本經濟前提，一是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已經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準，可以真正與之實現平等競爭;二是必須建立起有效宏觀調控機制，能夠維護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國家經濟安全。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中沒有受到致命傷害，不能不說，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過早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的外匯自由兌換。顯然，在中國尚不具備上述基本經濟前提的情況下，硬要人民幣資本賬戶徹底開放，這對國家經濟安全具有極大的危害性。而科學地深化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就應當把生產領域和貨幣流通領域的改革結合起來，努力創造資本賬戶開放的基本經濟前提，一方面，應當在促進金融管理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同時，在人民群眾中大力提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努力發展高新科學技術，創造越來越多的民族品牌，促進勞動生產率水平盡快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面，必須創造出一套宏觀經濟監管方法，實現外國資本進出本國與本國宏觀經濟產業結構平衡相統一。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過一個簡要而深刻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原理:“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54]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唯有建立在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運動矛盾關系的基礎上。而這需要科學的理論指導。只要我們在科學理論指導下，弄清了當前宏觀經濟發生“重大結構性失衡”的真實問題所在，就一定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讓我們沿著馬克思的理論道路繼續前進，努力在實際經濟工作中，促進現階段的市場經濟社會分工制度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有效結合，推動國民經濟運行走上協調運行和科學發展的軌道，為開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學貢獻力量!

　　[①] 新華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②] 江澤民：《大力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優化升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0頁。

　　[③] 胡錦濤：《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頁。

　　[④]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01 版。

　　[⑤] 我國有學者指出，“宏觀經濟學這個術語是挪威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弗里希(R.Frisch)于1933)年提出的”(參見張培剛、厲以寧著：《微觀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頁)。另有美國學者奧利弗·布蘭查德認為，“宏觀經濟”一詞直到1941年才在經濟學文獻中出現;而“宏觀經濟學”一詞出現在1946年(參見[英]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 著，佘江濤、魏威、張風雷譯：《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頁)。

　　[⑥] 按照西方學者的說法，宏觀經濟研究的“所有學派在界定自己時”，都承認自己的理論與凱恩斯宏觀經濟思想的聯系，要么是某種發展，要么是復活。見[英]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著，佘江濤、魏威、張風雷譯：《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⑦]《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

　　[⑧]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頁。

　　[⑨]《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455、512頁。

　　[⑩]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885頁。查德文原版，此處為“der nationalen  Macht und des nationalen  Uebergewichts”，“Nationalen”這個詞首要意思是指“民族的、國家的”。《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7～888頁，譯為“國民實力和國民優勢”。筆者認為，國際之間的“國民實力”比較，含有平均的單個人實力比較的意思;而“國家實力”比較，則是指國家整體實力的比較。因此本書采用1975年版的譯文。

　　[11] 《資本論》(中共中央編譯局根據馬克思修訂的法文版第1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頁。

　　[12]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頁。

　　[13] 參見陳其人著：《貨幣理論與物價理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7頁。

　　[14] 應當把“計劃經濟”與“計劃產品經濟”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前者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規律，要求國民經濟管理遵循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要求;而后者指用自然經濟的產品經濟觀來認識國民經濟運行，由此形成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計劃為特征的經濟管理體制。我們要揚棄的是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而不應否定計劃經濟。

　　[15]關于貨幣流回規律，本文下面再具體論述。

　　[16]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頁。

　　[17]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頁。

　　[18]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頁。

　　[19]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1頁。

　　[20]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頁。

　　[21]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629頁;《馬克思恩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164頁。

　　[22] 《馬克思恩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4頁。李嘉圖認為金屬貨幣無論多少都會停留在商品流通中，完全沒有看到貨幣還具有儲藏手段的職能。

　　[23]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629頁

　　[24]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3～705頁、第809頁。這種觀點認為，工人平均工資是這種國定的勞動基金除以工人人口的結果。

　　[25]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2頁，注(32);《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427頁。

　　[26] 參見《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頁、第132～133頁。

　　[27] [英]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 著，佘江濤、魏威、張風雷譯：《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3頁。

　　[28] 參見丁冰著：《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2～95、292～298頁。

　　[29] 這從凱恩斯關于國民收入的收支流程圖可以明顯看出，這張圖上只有企業和居民的收支關系。這類似于馬克思的Ⅰ(v+m)+Ⅱ(v+m)=Ⅱ(c+v+m)交換關系，卻沒有Ⅰc=Ⅰc。參見高鴻業：《譯者導讀》，[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9頁。

　　[30] [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89頁。

　　[31] 參見《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頁。

　　[32] 參見凱恩斯著、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正文第30頁。

　　[33] 轉引自高鴻業、劉鳳良主編：《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36頁。

　　[34] 參見高鴻業、劉鳳良主編：《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37～138頁。

　　[35]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16年5月10日第1～2版。

　　[36]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4～895頁。引文中的黑體為引者所加。

　　[37] 參見《資本論》第3卷第10章“一般利潤率通過競爭而平均化”、第51章“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17、998～1000頁。

　　[38]據2014年12月16日發布的全國第三次經濟普查數據，2013年末，我國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在公布數據的第二、第三次產業九個行業(從業人員占所有行業的91.5%)中，按加權平均計算的占比計算，只占7.5%;如果把“股份制和其他企業”中的一半算成公有資本控股(實際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也只占25.5%。參見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刻不容緩》，《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5年第5期;公開發表于《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39] 參見《陳云文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1、244～245頁。

　　[40]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38頁。

　　[41]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頁。

　　[42]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11頁;關于貨幣流回規律，馬克思在該卷第3篇多處提到，另見第446、459、507、533頁。

　　[43] 《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頁。

　　[44] 影子銀行是不透明的金融投資業務和投資工具，包括非法銀行及其合法銀行中的理財產品、不披露信息的互聯網借貸平臺等，這些業務在合法的資產負債表上得不到反映，因此是對法制監管的逃避。影子銀行通常承諾對投資的較高利率，它助長投機，擾亂金融秩序。

　　[4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769頁。

　　[46]《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頁。

　　[47] 參見《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25頁。

　　[48] 參見《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25頁。

　　[49]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控制最大的產油國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歐佩克)的國家，規定石油市場必須以紙幣美元計價和結算。這樣一來，凡是要購買石油的國家，就不能不用有真實價值的商品換回紙幣美元，并把紙幣美元作為儲備貨幣(世界貨幣的儲藏貨幣形式)。可見，是美國強迫別國承認美元紙幣充當世界貨幣的。

　　[50] 目前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51] 參見何干強：《用〈資本論〉原理指導認識和控制匯率》，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52] 周庭煜等譯，[美]羅納德·I·麥金農著：《經濟自由化的秩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頁。

　　[53] 參見何干強;《唯物史觀的經濟范式及其應用》，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5頁。

　　[54]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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