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不僅是馬克思畢生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心血和結晶，也是其哲學思想和政治旨趣的集中體現。因此，如何結合馬克思的思想發展過程，準確理解和定位《資本論》的創作過程、歷史地位及其理論意義，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在這方面，羅斯多爾斯基的《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一書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這一著作系統梳理了《資本論》的創作和結構調整過程，全面闡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與《資本論》之間的內在聯系，是西方學界研究《大綱》和《資本論》的權威性著作，對后來的學者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因此，如何基于當代視野，客觀評價這一著作的理論貢獻和不足之處，就具有至關重要的理論意義。
1 《資本論》寫作計劃的調整過程與理論反思
從《大綱》到《資本論》第1卷第1版的出版，先后經歷了10年時間，期間，馬克思反復調整了《資本論》的寫作計劃。羅斯多爾斯基在《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中解答了具體的調整內容以及為何如此調整。他指出，在《大綱》中，馬克思首先提出了“六冊結構”計劃：第1分冊《資本》，第2分冊《土地所有制》，第3分冊《雇傭勞動》，第4分冊《國家》，第5分冊《對外貿易》，第6分冊《世界市場和危機》。[1]這一結構計劃在1858年2月22日致拉薩爾的通信中進一步明確化了——這些內容還出現在他于同年4月2日致恩格斯、次年2月1日致魏德邁的通信中，即1.資本，2.土地所有制，3.雇傭勞動，4.國家，5.對外貿易，6.世界市場和危機。其中第1冊《資本》又分為：(1)資本一般，(2)競爭，(3)信用制度，(4)股份資本。[2]但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馬克思又改變了這一分篇計劃。在1866年10月13日給庫格曼的信中，馬克思提到《資本論》的最后成熟的結構形式，即“三卷四冊結構”：“我的情況……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1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設想的那樣兩卷一起出版。而且現在看來總共可能有3卷。全部著作分為以下幾部分：第1冊：資本的生產過程。第2冊：資本的流通過程。第3冊：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4冊：理論史。第1卷包括頭兩冊。我想把第3冊編作第2卷，第4冊編作第3卷。”[3]至此，《資本論》的結構計劃已經完全成熟，并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確地表達了出來。[4]羅斯多爾斯基認為，從“六冊結構”到“三卷四冊結構”的演變，是馬克思從初步探討到最后成熟的過程，這種轉變發生于1864—1865年間，而轉變的方法論依據則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
針對這一解釋，我以為，羅斯多爾斯基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確切而言，《大綱》提出來的并不是羅斯多爾斯基所說的“六冊結構”計劃，而是“五篇結構”：(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 (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并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范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 (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 (4)生產的國際關系;(5)世界市場和危機。[5]這與后面的“六冊結構”計劃還存在一些差異。可以說，“五篇結構”更加接近于馬克思自己的最初研究思路，也就是說：首先從生產方式的一般抽象規定性出發，在生產過程的分析中說明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結構”。資本、雇傭勞動和土地所有權，這是資產階級社會三大階級的基礎，也是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收入的三種源泉(分別對應利潤、工資和地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國家、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與危機。因此，如果要分冊的話，應當是“五篇七冊”，而非“六冊”。這種“五篇結構”計劃在本手稿的《貨幣章》中又被重新提了出來。[6]
但在完成《貨幣章》，進入《資本章》的寫作時，馬克思有意識地改變了“五篇結構”計劃，提出了模糊版的“六冊結構”計劃：首先是資本一般，“在資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制。然后考察雇傭勞動……然后是國家……國家對外：殖民地。對外貿易。匯率。貨幣作為國際鑄幣。——最后，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越出國家的界限。危機。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的解體。”[7]然后，這一計劃在1858年2月22日馬克思致拉薩爾的信、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和1859年2月1日致魏德邁的信中明確地表達了出來。這也是1859年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時所依據的結構計劃。[8]對照“五篇結構”計劃，可以發現，開頭的抽象理論部分，已轉化為《資本》分冊中對“資本一般”的考察; 接下來的土地所有權和雇傭勞動則是“生產內部結構”的其他兩部分; “國家”、“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和危機”3冊則基本同于后三篇。這個計劃最重要的改變在于抽象理論部分的消失和“資本一般”的出現。可以說，這是馬克思理論研究取得重大進步的結果。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馬克思發現，單獨把一般的抽象規定剝離出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基就是資本本身，這恰恰是與“資本一般”融合在一起的。這正是馬克思將“五篇結構”調整為“六冊結構”的重要原因。顯然，羅斯多爾斯基沒有看到這一點。后面，隨著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馬克思漸漸意識到，資本一般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需要在具體的語境中專門討論，比如生產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它們所對應的范圍是不一樣的。生產資本屬于生產過程，商業資本屬于流通過程，而銀行資本則屬于利息的范疇，因此，必須要結合具體形態逐一論述。這正是馬克思后來放棄“資本一般”，采用生產、流通、總過程寫作計劃的原因。從這一角度而言，《資本論》“三卷四冊結構”的形成，意味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深化和發展。
2 《資本論》與《大綱》的文本關系解讀
從《大綱》到《資本論》，馬克思不僅在寫作計劃上做出了重大調整，而且在思想上也出現了諸多變化。因此，如何清晰剝離這種思想上的變化，準確把握《資本論》與前期手稿之間的文本關系，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中，羅斯多爾斯基以《資本論》為參照，系統闡發了《大綱》中的“新發現”。這種做法固然強化了《大綱》和《資本論》之間的連續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它們之間的思想差異，存在過度詮釋之嫌。也是在批判羅斯多爾斯基的基礎上，內格里提出了一種相反的解讀思路，徹底否定《大綱》與《資本論》之間的連續性，將后者視為前者的一種歷史倒退，進而將二者完全對立起來。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都存在重要缺陷。我認為，真正的態度，應當是秉持思想史的發展脈絡，真實再現從《大綱》到《資本論》的思想發展過程。既不能以同質性為主導，否認二者之間的思想差異，也不能以異質性為軸心，過分抬高《大綱》，貶低《資本論》。在這里，為了便于讀者把握這種差異，筆者從整體上簡要概括如下。
(1)羅斯多爾斯基認為，在《大綱》中，馬克思已經建立了成熟的相對剩余價值理論，并將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詮釋為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三種方式。[9]實際上，這一判斷是有問題的。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的確提出了剩余價值生產的兩種形式：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但在區分標準上，并不是后來《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而是固定資本和勞動機械化的發展程度。因此，在此時馬克思看來，真正與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相適應的，只有機器大工業模式，而協作和工場手工業則是與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適應的形式。[10]而羅斯多爾斯基顯然把后面的思想強加給《大綱》了。
(2)根據羅斯多爾斯基的詮釋，馬克思在《大綱》中就已經建立了科學的形式從屬和實際從屬理論了，這一判斷也是值得商榷的。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和實際從屬分別對應于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由于此時馬克思在后一問題上還存在重要缺陷，這決定了他在前一問題上，必然無法達到科學的層次。這一點實際上是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解決的。
(3)羅斯多爾斯基認為，在《大綱》中，馬克思已經提出了相對成熟的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11]實際上，這也是不準確的。據實而言，此時馬克思僅僅解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個難題，即資本和勞動交換與價值規律的矛盾問題，還沒有解決第二個困難，即平均利潤與價值規律的悖論問題。換言之，此時他并沒有科學揭示一般利潤率的形成機制，解決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形問題。最為明顯的例證就是，此時他完全混淆了價值和生產價格，直接將二者等同了起來。[12]因此，在《大綱》中，馬克思的確提出了“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但不得不承認，這里的“利潤率”與后來《資本論》第3卷中所論述的“一般利潤率”還存在重要差異，因此，決不能將這里的“利潤率下降規律”直接等同于后來的“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
(4)在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上，也是如此。在《大綱》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直接生產過程再生產的理解已經達到了科學層次，但在廣義再生產即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上，馬克思還存在明顯不足。一方面，此時他沒有擺脫“斯密教條”的影響，而是像后者一樣把不變資本還原為工資和利潤，這樣就把不變資本部分偷偷抹掉了。[13]另一方面，此時他還停留在斯密的“實業家—實業家”和“實業家—消費者”的區分框架之中[14]，沒有認識到這一框架的內在缺陷。馬克思后來指出：“‘實業家’和‘消費者’的說法也是不對的，因為實業家——生產資本家——在上述交換中同時表現為最終‘消費者’。” [15]這種理論上缺陷，決定了馬克思在《大綱》中根本無法建立科學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而羅斯多爾斯基認為，《大綱》已經完成了對廣義再生產理論的建構，顯然沒有看到這些缺陷。
(5)在資本主義崩潰理論上，羅斯多爾斯基認為，與《資本論》相比，《大綱》提供了一個更為詳盡、更為豐富的論證。[16]這一判斷固然正確，但問題在于，他并沒有認識到《大綱》在論證邏輯上還存在不足。在這一手稿中，馬克思斷言，隨著機器大生產和一般智力的普遍發展，直接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將逐漸下降，一旦達到一定點后，資本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將會趨于崩潰，屆時，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制度將會趨于解體。實際上，此時馬克思的這一判斷還存在重大缺陷：他完全是基于直接勞動而不是后來的勞動二重性理論來論證機器大生產所引發的內在矛盾的，進而將由一般智力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導致的直接勞動作用的下降，視為對勞動價值論和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威脅，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已清楚地認識到，一般智力和直接勞動的分離，不僅不會導致交換價值生產制度的崩潰，而且還會進一步強化這種生產機制; 同樣，機器大工業也決不是資本主義崩潰的臨界點，而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進一步完善。就此而言，與《資本論》相比，《大綱》中的資本主義崩潰理論，顯然還存在明顯的理論缺陷，而羅斯多爾斯基恰恰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6)在危機理論上，羅斯多爾斯基同樣忽視了二者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從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到《大綱》，馬克思始終把經濟危機當作資本主義滅亡的病理性標志，并在危機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建立了直接的依賴關系。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再把經濟危機當成資本主義滅亡的征兆，而是將其詮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周期，并力圖立足于生產危機來詮釋資本主義的內在界限，從而實現了對《大綱》的進一步發展。清晰厘定這些差異，不僅有利于我們準確把握《大綱》和《資本論》的理論思想，而且也有助于我們準確定位它們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
3 《資本論》第1卷第1版與第2版的修訂問題
在德文第2版中，馬克思對《資本論》第1卷做了大量修訂。[17]那么，如何理解這些修訂的意義呢? 由于羅斯多爾斯基主要研究《大綱》，因此，這一問題并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但這并不是說，這一問題不重要。
針對這一問題，馬克思在第2版中做了如下說明：“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而且明確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敘述就要求這樣做……第一章最后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18]結合馬克思的說明，再比較一下兩個版本，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1)關于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分。在第1版中，馬克思雖然意識到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差別，但他并沒有認真剝離這種區別。在大部分的段落中，他都是將價值等同于交換價值，并且特意加了一個注釋來說明這一點：“如果我們以后對‘價值’這個詞不作進一步的規定，那就總是指交換價值。”[19]因此，馬克思并沒有嚴格地從交換價值的等式中引出價值，而是相反，力圖從價值概念中引出價值形式，“證明價值形式產生于價值概念” [20]。而在第2版中，這種闡述邏輯發生了重要變化，“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21]在這里，他明確區分了交換價值和價值，并對二者的關系作了科學說明：價值是內在屬性，而交換價值只不過是它的外在表現形式，因此，嚴格說來，商品并不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統一，而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統一。于是，在第2版中，馬克思加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話：“在本章的開頭，我們曾經依照通常的說法，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嚴格說來，這是不對的。商品是使用價值或使用物品和‘價值’。”[22]以此來看，這一修改為我們準確理解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科學內涵，提供了重要支撐。
(2)關于勞動二重性的理解。在第1版中，馬克思確實只是略微提到了價值實體和價值量之間的聯系。在第2版中，結合他對價值與交換價值的新理解，他對這部分內容做了進一步的修訂，同時也完善了他關于勞動二重性的理解。后一理論初步形成于《大綱》，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得到公開闡述，經過《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最終在《資本論》第1卷第1版中再次得到公開表述。在這一著作中，馬克思指出：“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在商品中不是包含著兩種不同的勞動，而是同一勞動看它是同作為它的產品的商品使用價值相聯系，還是同作為它的單純物化表現的商品價值相聯系，而得到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規定。正如商品首先必須是使用物品才能成為價值一樣，勞動首先必須是有用勞動，是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才能算作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從而算作一般人類勞動。”[23]以此來看，此時馬克思是從單個勞動視角來理解勞動二重性的：從使用價值的角度看，每種勞動都是具體勞動，從價值的角度看，這個勞動則是一般人類勞動。因此，具體勞動和一般人類勞動決不是兩種不同的勞動，而是同一個勞動的兩種不同規定。但問題在于，如果說有用勞動本身就是一種具體勞動，它直接表現為單個的簡單或復雜勞動，那么，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能夠依據單個勞動界定嗎? 顯然還不能這么說! 即使單個勞動轉化為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也不會直接形成這個商品的價值，更不會直接決定這個商品的價值量。因為單個商品的價值完全取決于整個社會生產商品的總體勞動，而它的價值量則取決于整個社會生產同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這個角度而言，抽象勞動決不是基于單個勞動界定的，也不是每個具體勞動的直接轉化，而是整個人類勞動在社會生產中所呈現出來的一種無差別的客觀總體。就此而言，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決不是單個勞動的兩個方面，而是人類總體勞動的兩種不同規定。這也就解釋了馬克思為什么在第1版中沒有細致探討“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因為從單個勞動入手，馬克思還無法澄清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若要更加準確地界定抽象勞動的科學內涵，全面揭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的辯證關系，就必須突破“單個勞動”的視角，以“人類總體勞動”為基礎。這一點在第2版的修改中得到了明確體現：“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 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 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24]這種表述上的修訂，反映了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3)關于“價值形式”的結構變化。比較兩個版本，可以發現，第1章中變化最大的就是“價值形式”部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在這兩個版本中，總共存在三種“價值形式論”。一是第1版正文中的“價值形式論”，馬克思列出了四種形式，原文如下。
(a)第一種或簡單的相對價值形式：20碼麻布=1件上衣(X 量商品A = Y 量商品B)。
(b)第二種或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20碼麻布= 1件上衣，或= U 量咖啡，或= V 量茶葉，或= X 量鐵，或= Y 量小麥，或= 其他等等; Z 量商品A = U 量商品B，或= V 量商品C，或=W 量商品D，或= X 量商品E，或=Y 量商品F，或= 其他等等。
(c)第三種，即相反的或倒轉過來的第二種相對價值形式：1件上衣= 20碼麻布; U 量咖啡= 20碼麻布; V 量茶葉= 20碼麻布; X量鐵= 20碼麻布; Y 量小麥= 20碼麻布; 其他等等= 20碼麻布。
(d)第四種形式：20碼麻布= 1件上衣，或= U 量咖啡，或= V 量茶葉，或= X 量鐵，或= Y 量小麥，或= 其他等等; 1件上衣= 20碼麻布，或= U 量咖啡，或= V 量茶葉，或= X量鐵，或= Y 量小麥，或= 其他等等; U 量咖啡= 20碼麻布，或= 1件上衣，或= V 量茶葉，或= X 量鐵，或= Y 量小麥，或= 其他等等。
二是第1版《附錄》中的“價值形式論”，結構如下。
(a)簡單的價值形式
(b)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
(c)一般價值形式
(d)貨幣形式
三是第2版正文中的“價值形式論”，結構如下。
(a)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
(b)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
(c)一般價值形式
(d)貨幣形式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第1版附錄和第2版正文中的“價值形式論”是內在一致的，這也表明，馬克思在修改第2版時，是按照附錄的思路進行的。那么，重點在于，如何理解第1版正文和第2版正文中的“價值形式論”之間的差異? 在這一問題上，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廣松涉認為，雖然二者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在總體上，“含有附錄的初版，從基本結構來看，可以認為與再版的理論機制是一致的”[25]。與此相對，田中史郎則認為，這種修改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思路：第1版正文中的“價值形式論”根本引不出貨幣形式，后者的出場是在“交換過程論”中完成的; 而第2版的修改則表明，馬克思放棄了原來的思路，實現了貨幣引出邏輯的“方向性的變化，即從‘交換過程論’轉向了‘價值形式論’。這樣一來，‘交換過程論’就變成了人體中的‘盲腸’之類的東西”。[26]基于此，田中史郎批判了廣松涉，認為這種修改決不是內在一致的，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異質邏輯，由此引出了“兩個馬克思，即舊版馬克思和新版馬克思”[27]的對立。
這兩種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在第1版正文中，“價值形式論”的主要功能是證明價值形式產生于價值概念。從馬克思列出的四種形式來看，他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而到了第2版中，馬克思的理論目標發生了重要變化，此時他不再滿足于價值與價值形式的關系問題，而是要從邏輯上說明貨幣形式的起源。“在這里，我們要做資產階級經濟學從來沒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這種貨幣形式的起源，就是說，探討商品價值關系中包含的價值表現，怎樣從最簡單的最不顯眼的樣子一直發展到炫目的貨幣形式。這樣，貨幣的謎就會隨著消失。”[28]從這一目標來看，第1版正文中的“價值形式論”顯然是無法完成這一任務的：第四種形式只不過是擴大化了的第二種形式，它根本引不出貨幣形態。從這個角度而言，廣松涉將兩版邏輯理解為內在一致的，確實存在不妥之處，必須看到它們在貨幣引出邏輯上的差異; 但這決不意味著二者是根本對立的，更不能由此引出“兩個馬克思”的對立。田中史郎的問題在于，他曲解了第2版正文中的“價值形式論”與“交換過程論”的內在關系。實際上，前者是要從邏輯上說明貨幣形式的起源，而后者則是從歷史的角度闡述貨幣的發生史，二者在本質上是內在一致的，即邏輯與歷史的辯證統一，而不是田中史郎所說的相互對立、此消彼長的過程。
(4)關于拜物教的理解。馬克思說這部分做了大量修改，那么，這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更加明確地揭示了拜物教范疇的比喻性質，從根本上闡述了它的雙重內涵：不僅是觀念拜物教，更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客觀機制。在第2版中，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并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作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29]這種準確的定性分析在第1版正文中是不存在的，它再次表明：拜物教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密不可分割的，只要后者存在，拜物教就必然存在。第二，明確提出了“后思索法”，力圖基于貨幣形式重新審視商品拜物教。在第1版正文中，馬克思主要是從價值形式入手來詮釋商品拜物教的秘密的。他指出：“最后，至于價值形式，那么這種形式恰恰是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及私人勞動的社會規定，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30]由于第1版正文中的“價值形式論”缺少貨幣形式，因此，當他從前者來分析商品拜物教時，顯然是不包含貨幣形式在內的，雖然“這絲毫不改變問題的性質”[31]，但在論證的力度上還是存在差別的。在第2版中，隨著“價值形式論”的完善，馬克思重新闡述了這一問題。他補充道：“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給勞動產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們試圖了解它們的內容而不是了解它們的歷史性質(這些形式在人們看來已經是不變的了)以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32]換言之，作為一種客觀的歷史現象，商品拜物教早就出現了，但人們對它的思考和反思，恰恰是在事后進行的，“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而作為價值形式的最后產物，貨幣形式恰恰就是這種事后反思的基礎。因此，在修改第2版的過程中，馬克思意識到，不能只停留在價值形式上，還必須從貨幣形式入手來審視商品拜物教，于是，上述段落被修改為：“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33]這種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他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第三，為貨幣拜物教的出場提供了邏輯論證。在第1版正文中，由于“價值形式論”的缺陷，馬克思沒有說明貨幣形式的出場邏輯，因而也沒有揭示貨幣形式的秘密，這些內容都是在“交換過程論”中完成的。因此，當他在《商品》一節中，談到比較具體的拜物教形式時，并沒有想到貨幣，而是直接轉向了“資本”：“商品形式作為資產階級生產的最一般的和最不發達的形式……還比較容易看穿。但是比較具體的形式，例如資本怎樣呢?古典經濟學家的拜物教在這里是最明顯的。”[34]而貨幣形式的出場，恰恰為貨幣拜物教的出現提供了邏輯論證：“因為商品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的最一般的和最不發達的形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質顯得還比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較具體的形式中，連這種簡單性的外觀也消失了。貨幣主義的幻覺是從哪里來的呢? 是由于貨幣主義沒有看出：金銀作為貨幣代表一種社會生產關系，不過這種關系采取了一種具有奇特的社會屬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視貨幣主義的現代經濟學，當它考察資本時，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顯嗎?”[35]就此而言，第2版不論在邏輯上還是結構上，都進一步完善了第1版正文的論述。
注釋
[1][聯邦德國]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魏塤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3頁。
[2][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4、131頁。
[3]同上書，第204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3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0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80—181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0—221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1頁。
[9][聯邦德國]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第259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91頁。
[11][聯邦德國]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第259頁。
[1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630頁注19。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34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8、70、130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226頁。
[16][聯邦德國]羅斯多爾斯基：《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第253頁。
[17]除了篇章結構的調整之外，馬克思在文字表述、段落安排和思想方面都做了較多修改和完善，《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的中譯本，都一一作了說明(參見[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在此，筆者不再面面俱到，而是重點分析這種修改的理論意義。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4頁。
[19][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注釋(9)。
[20][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第42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61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76頁。
[23][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第21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60頁。
[25][日]廣松涉：《資本論的哲學》，鄧習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頁。
[26][日]田中史郎：《讀廣松涉〈資本論的哲學〉——以價值形態論為中心》，載《社會批判理論紀事》第1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頁。
[27]同上書，第92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62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9—90頁。
[30][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第47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3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3頁。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3頁。
[34][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第50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00—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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