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經濟學總說

(寫在前面)

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

　　此文紀念《資本論》首版150周年

　　摘  要：《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是一部獻給中國經濟學建構行動及教科書體系建設的綜合類學術著作。研究要旨在于提出“歷史之經濟學”論說，蓋因該著的思想價值鎖定于“資本主義批判”與“社會主義批判”之工作統一，并致力于“全史+整史”貫通意義的理論發掘工作。毫無疑問，這需要以“當代批判”之方法論規定予以導引，換言之，為了開創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路徑，《資本論》必須基于創造性轉化語境予以考察。其鋪設的理論架構是“大象無形”的，方法論線索則至為明確：以特別之工作體例，以“保衛《資本論》”之切實行動，成其為具有特別意蘊之歷史形態經濟學“研究導論”。該著認為，凡此種種研究目的，皆為盡最大可能掃除觀念之塵霧和行動之障礙而設置。由此達成這樣的工作效果：作為以“中國人的資格”之經濟學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作為遵照中國人閱讀和用語習慣寫就的經濟理論巨制，以及照顧了國人書寫歷史的慣常做法且與中國人思維體式契合。總而言之，此“方法論長卷”極大地書寫了中華版本的“歷史”“思維”“語言”，從繼承發展和中西貫通的角度實現了理論原創與學術創新的原則性結合。

　　關鍵詞：《資本論》;保衛;經濟學;歷史;經濟形態;理論;方法;批判

　　【按語】《資本論》是我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塊基石。2017年適逢《資本論》首版150周年，在國內業已掀起一股“熱研《資本論》”的浪潮。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點恐怕就是，通過還原馬克思的學術精神，以達到“為我所用”之研究目的，又由于中國方法、中國智慧、中國學科，這些“中國元素”最大程度地集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原創性工作內涵，可以深切感受到此項工作所實現者“經濟學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也!研究時代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取向域內的“《資本論》新思想”，因而具有極其強烈的時代感召力。并且，惟其強有力，必能推動理論研究向深處進軍。為順應形勢發展需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是年5月份適時推出《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此作品提出的“學術保衛”工作理念對《資本論》而言具有的核心價值有三條：(1)以中國語境重新詮釋“繼承”與“發展”的新型工作關系;(2)以創造性轉化工作路徑演繹時代版的“中西貫通”;(3)再以此為地基，以高度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命感和責任感，深度把握學術原創性與研究工作創新的辯證關系。這些都是方法論研究意義的。為進一步推動日益潮起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夯實中國經濟學的文明基礎，尋求更多的智力源泉支持，以下對《保衛》的工作理念與研究主旨予以特別地推薦，以就教方家，并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學術態度認真做好“中國化的《資本論》”研究探索工作，整理蘊含其內的方法論規定，力求呈現“中國人資格”之經濟學的全部學術規范，全方位地呈現學科工作邏輯，以饗讀者。是為中國經濟學建構當前亟需之“行動主義邏輯”。

　　本書歷數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重要條目，全面檢閱這些條目的工作邏輯，以之為“史眼”，管窺諸種經濟形態之“得失成敗”。以馬克思主義工作精神之布道看，此乃《資本論》之重寫和續寫，理論意義不足道也。以中華歷史和世界史規定的貫通看，此則為中國工作用語之方法論著作。

　　——作者寄語

　　本書的工作口號是：以保衛《資本論》之行動，作為中國經濟學之切實的“研究導論”。但對于一般讀者而言，這似乎總是一本“看不懂”的書，忝為方法論著作。因為它確實沒有通常那些作品慣有的體式(“款式”“體例”“形式”“格式”)，不僅書名中明顯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內容也全不由有關于方法論的“知識”所組裝。于是乎，本書作者難免要作此“預前題錄”，權作“畫蛇”。

　　勒石之功：研究問題從歷史分析開始

　　歷史和關于真實生活的構境始終是研究的根據，授人無水之魚，不若授人有水之魚。凡一國之經濟落后必導致一國經濟思想之長久落后，亦非必然之事實，至少是缺乏歷史眼光的看法。馬克思以19世紀的德國作為比證，說明歷史學派不足以和當時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匹敵，是就資產階級內部工作體系而言的。德國社會特殊的發展排除了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進行任何獨創之可能。相反的情況則出現在東方世界。在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中，東方社會發掘出本民族歷史的特殊規定，遂在發展上反超資本主義社會。此為《資本論》思想在東方世界的橫空出世。例如，《國富論》遲至20世紀初始為國人注意，但當其被注意時，《資本論》旋即為國人所注意。①要之，說明當日中國并不欲照搬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相反，欲圖走俄國布爾什維克式的勞工發展道路。

　　推廣開來看，所謂勞工自主，也需要進行本土化的宗原論道。且不論孫中山《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實則是“中國式固有社會主義”(大同主義)思想范疇，今人復鼓吹勞動主義，自然是時代弘揚了勞動者身份和社會財產共占的理念;勞動主義者，或者就是勞動社會主義，它強調：“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主體。”(參閱劉永佶：《勞動主義》，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勞動哲學》序，第3頁)這些論說于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原是有充足根據的。從歷史發展實際看，勞工關系涵養于族民關系。中國漫長古代社會恰好是利用的此關系體式，以安排廣泛性的社會生產和對勞工進行剝削。此處的“族民”，究其實質，乃是對馬克思所說“人的依賴關系”(族民②的總身份關系)之主體人格范疇的限定。要之，中國族民關系不僅限制了市民社會意涵之勞工概念成長，更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關系主體的社會成長的獨立性，由此，可能根本取消了社會經濟主體的獨立規定。中國社會勞工成長路徑是：族民→市民暨資本關系下勞工漸進成長→現代勞工。內蘊的“市民·資本”是工作復合體規定，指認中華商品生產體系的特殊性(例如有限資本主義之發展規定);而族民→市民特別線索，則是對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特殊主體特征的一個極其生動的刻畫。③

　　作為預先的交代，本書第十九章討論的社會要素模型指示發生在“族民”“市民”“資本”“社會勞工”諸異質主體范疇間的歷史發展關系轉化(母體性質的工作關系當然是人的物質個性的發展對勞工自主的發展的指向性的規定)，而以“橫通方式”說明它們是一相生相克的歷史構成總體。如一種社會要素模型說的是生產要素“所有權條件”的單一類型，是“市民”與族民關系相伴生發展的階段。在此階段，復雜勞動所代表的其實是一種“身份”。它和價值規律的領導范疇以及與之對峙的古代產品社會的領導范疇皆是連通的，因此，此勞動實體關系同時是財產生產條件。即，它強化“基于所有的勞動”概念。再就兩種社會要素模型而言，其不過指示市民→資本的發展轉化關系。④此刻，“所有權條件”已經分化，并于生產領域內社會對立化。“資本”專指剩余價值規律之領導范疇。這是一特殊的社會經濟規定，可視為與獨立發展關系上的生產者(和小生產者對立的大生產者)有關的人格范疇鎖定。⑤三種社會要素模型乃是闡明資本→社會主義勞工(社會人力資本范疇)的發展轉化關系。從“所有權條件”重新趨向社會一統的角度看，“社會勞工”可視為現代產品社會之領導范疇。這是對聯合發展關系的一個社會確認，是生產勞動者重回社會人格范疇之工作過程。

　　吾道悠悠，憂心悄悄。上述過程是孫中山先生所言的對中國來講的“知難行易”的轉折時代。一方面是“舶來品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成長，要之，它兼顧了中國的歷史條件和國情背景。而中國之無純粹市民社會的發展特點，也寫就“中國政治經濟學”之獨有內涵，要求塑造并不斷更新理論與實踐工作環境。另一方面是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興起的“中國經濟學”新議題，是含意特定的;蓋言“新”，一是指實踐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鎖定了經濟學發展成熟時期的理論建構特點。從而，使我們有可能重新轉回“知易行難”高度(所謂行動高于理論)的再創業行程：以原創把脈創新，多學科并舉并用，開創廣義而總體、打通文史哲并溝通傳統與現代之意蘊的歷史知識研究的新路徑。⑥

　　居高而思，我們須得承認：迄今為止，人類對自身歷史結構的內在了解，全靠《資本論》給其打下基礎。⑦一次次的理論對接及其與實踐的結合使中國人逐漸認清一個道理：“主張把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當作理想移植過來的國家，當然沒有產生政治經濟學的可能。”(參閱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541頁)決定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認真“消化”《資本論》，如在王亞南的基礎上前進一步，徹底消除“四分主義法式”和“三位一體公式的模本”⑧積淀良久的病疴與沉重影響，創出完全新的理論生長道路來。

　　華夏一統，是歷史、思維、語言、文化養成了的大一統國度。

　　扼要而言：

　　l 這是以“中國人的資格”之經濟學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l 這是遵照中國人閱讀之習慣和用語之習慣寫就的經濟理論巨制;

　　l 這是照顧國人書寫歷史的習慣、與中國人思維體式契合的方法論長卷;

　　l 總括起來說，本書獻給中國經濟學建構!

　　讓我們回到上面的主題：中西方學術工作關系。諸如中西共通、中西分殊、差別高低之辯或古今之異，最難以一語統之，而唯有發微闡幽，一事一議乃至學術關系上的“一點一論”。不過，至為關鍵所在仍然是以歷史的貫通為要，促進中西方的學術對話和溝通的深化。《資本論》來到中國，委實與東方經濟學不斷深化之歷史步伐同步。這以后，國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華語境中讀懂和如何運用好這一偉大著作，尤其恰當領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語言。直截了當地說，這是伴隨了思想直接撞擊的一次歷史閱讀，是一次氣勢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維對接。以新中國建設實踐和改革開放經濟實踐為底蘊架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理論實踐的晚近的一個工作外顯。在這一歷史高地與思想制高點之下，問題不在于為什么要保衛《資本論》，問題在于保衛什么以及怎樣保衛。

　　中西方歷史發展關系在學術上的深入交流，已然開顯中國經濟學理論出場的必要性。乃是因為：中國經濟學不獨對中國歷史和經濟行程進行理論反映⑨，同時是對于世界歷史和經濟之過去、現在、未來(它們是通透的)從民族工作語言角度采取的一個深刻性書寫。例如，中國社會國家⑩的經濟細胞是“家”(狹義的家庭和廣義的家庭，后一種意義或可理解為“家庭式的單位”)，亦不獨是商品單元，乃是商品和產品的合成規定，從而具有產品社會和商品社會的兩重生長張力。據此，所謂中國經濟的內在特質(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說到底，還在于反映和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經濟體的“同”與“不同”，理論彰顯的是經濟形態社會的發展總體(規定)。⑾從這種意義上說，“走中國人的路，讓美國人去說”，決不是一句毫無內容的虛妄之語。

　　摩崖之恙：經濟學書架尚有幾本書刊可看

　　思維、語言者，邏輯工作體例也。“名者言語文字也。言語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窮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說之用，亦于是乎有分類之學。”(參閱《穆勒名學》，嚴復譯，商務印書館，1981，部首，第10頁)可如今，在計量和數學的大潮之下，歷史思想本位的位置逐漸被移除，歷史和數學難以貫通，經濟語言皆由數學邏輯生產。以至于經濟學書架之上所擺放的時新讀物之中，尚有幾本書刊可供青年學生讀看?里面的語言文字和數理邏輯，萎靡不振，又有幾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說《資本論》時下備受人們關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語。這里可以旋即舉出時下誤讀誤解《資本論》的三種態度或工作現象：一是不能準確理解其作為歷史之學，二是使批判之學=批評之學，三是將之庸俗化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之學。前者的問題在于沒有能力提升歷史之學為方法之學，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學的歷史經驗主義;中者的問題在于一味教條地對待批判，工作墮落為單一語義的思想批判;后者的問題則在于把研究話語當行動，以文本尺度歷史，結果，既脫離《資本論》文獻群⑿，亦塞入了空想者⒀的種種論調，試圖通過“死文本”藉以主觀地制造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理論對立。⒁中國邏輯所求者“方法”也，實質規定乃是語言生產。中國人當中，近代新學運動巨擘嚴復率先說明了語言生產的此種規定和性質：“邏輯此翻名學。其名義始于希臘，為邏各斯一根之轉。邏各斯一名兼二義，在心之意、出口之詞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則為論為學。故今日泰西諸學，其西名多以羅支結響，羅支即邏輯也。如斐洛邏支之為字學，唆休邏支之為群學，什可邏支之為心學，拜訶邏支之為生學是已……是學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姑以名學譯之。蓋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奧衍精博與邏各斯字差相若。”(參閱《嚴復集》第4冊，中華書局，1986，第1027-1028頁)西學先驅嚴復的話至今讀來震人耳目。名不正，則言不順。經濟學的語言如果皆由數學生產，經濟學隸屬于理科或自然學科意義的硬科學，那么其事將不成，其行將不正。

　　我們呼吁廢止這些“論文游戲行為”：理性主義廢話連篇，邏輯演繹離離草長，歧義猶如僧俗辯語，庸俗性綿綿不絕如縷，內中卻無半點“批判”韻味。但如果據此悲觀沉淪，對《資本論》的向前發展了無希望，那又是一葉蔽目，不見泰山。我們主張對“新八股文”予以工作走出，重建史學傳統，重振以“記述”為主的藝術能動說明和議論。⒂最終目的是使人們看清其“逃避《資本論》”的實質所在：因為一味地“解讀”和“捍衛”，已使《資本論》的精神失去顏色，空留下科學形式皮囊。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些闡說恐怕已無須一一挑明，讀者于字里行間已然可以盡情領略到道理的所在。試想，一個不懂《道德經》⒃、《史記》⒄以及《紅樓夢》⒅的中國人，稱其熟諳《資本論》，如果不是專指對16-19世紀歐洲史，特別是西歐發展及英國經濟史的了解這一點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對于歷史作品和科學作品的工作統一性及其結合方式的高度無知。對其而言，《資本論》從來就是死的文本，——當然，他們更不會想到上述被提到的這些著作本質上都是“史書”。

　　鑒于此種情形，我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把本書處理成純科學作品。因為，按照“文獻綜述+計量模型+政策建議”的新八股文實證演繹思想，編排的是“廢料進、廢料出”之學術投入和產出，此種機制固然無可厚非，但成為主流的學術熵的負能量示范性效應巨大。⒆本書遵循史書工作規范，以貫通之法應對循環解釋，從而賦予理解行動實效。⒇要之，本書是以“中高級政治經濟學”讀本身份介入《資本論》研究，以貫通中學和西學的姿態作為《資本論》之提高讀本以及作為中國經濟學之研究導航;寫作特點：反思辯駁式、回溯與前瞻結合、多學科進路的工作發掘，以回答“學術疑問”為謀篇布局，以解決“時代問題”為設計宗旨。從而，因應了國人的百年遺憾：盡管焚膏繼晷，前仆后繼，但在探索《資本論》邏輯方面其實并未獲得預想的真正中國化的結果。這或許并不能全部歸結于實踐的不成熟性，對“民族原創”之忽略，足以掩殺對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確認識，最終墮入科學盲目王國。

　　相反，在中國語境下重整馬克思主義的各個工作組成，則需要在歷史和實踐基礎上真正恢復它的大寫化的規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語言生產支撐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建設行動，審視之，使之重新達成工作統一性。于是：

　　l 本書選題基于此時代潮流，以探求中國經濟學工作邏輯為宗旨和目標，以切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為工作決心，通過賦以中國歷史蘊涵和方法論規定的工作內容，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終成為涵容“全史+整史”規定的一塊理論整鋼;

　　l 本書的思想價值鎖定于“資本主義批判”“社會主義批判”的工作統一，并以當代批判導引“全史+整史”貫通意義之中華社會主義理論史的發掘工作。

　　總之，奢望單純通過文本和馬克思交流，此路從來不通!回看和書寫歷史，乃是為了檢視理論盲點，通過逾越知識障礙與現實困境，更好地指示未來發展。因此，對于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中國人來說，《資本論》的批判的寶貴財富乃是對于歷史和現實的實踐化的圓融貫通性，乃是永不停息的前進性。

　　擊劍之勢：破除“現代唯識論”

　　我們摒除知識主義主張，因此，以歷史為工作本位。意義是：“吾人看歷史，須將自己放在歷史里面，把個人生命與歷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條流里面承續著;又須從實踐的觀點看歷史，把歷史看成是一個民族的實踐過程史。把自己放在歷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歷史推出去，作為與自己不相干的一個自然對象看;從實踐看歷史，是表示：歷史根本是人的實踐過程所形成的，不是擺在外面的一個既成物，而為我們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個外在體。歸于實踐，所以區別‘理解’;置身歷史，所以區別置身度外。”(參閱牟宗三：《歷史哲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第3頁)若認可經濟學是歷史之學科分支，是由始源意義史地學科中轉化和獨立出來，則上述話語需要遵守。蓋因事的科學源于物的科學，而高于物的科學。

　　自然科學的低的層級的研究是物的科學，旨在確認“物的客觀”。但社會科學對其應用的結果是突出了知識理論的“絕對的建構性”(所謂的成體系說——凡理論皆成體系)以及強調“知識邏輯優先”。在中國，此種不良的理論傾向性可稱之為“現代唯識論”。例如，“至于帝國主義問題，中國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萌芽’兩個模式當然都強調帝國主義的破壞性作用。”但是，“‘封建主義’學派強調帝國主義如何使封建剝削關系進一步惡化，而‘資本主義萌芽’學派突出了帝國主義如何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參閱黃宗智：《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62-63頁)同樣的事實，可以演繹出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對立的認識規范。要之，“事實是，西方現代文明在理論層面上具有強烈的二元對立傾向，一再把認識推向非此即彼的選擇……要么完全信賴‘理性’演繹邏輯，要么完全信賴經驗歸納，要么完全依賴形式主義理論，要么完全依賴實證主義經驗積累。而那樣的(同是科學主義的)傾向則引發了后現代主義懷疑一切的反應，走到相反的虛無主義極端。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對立同樣(如此)。要么是像實證主義那樣完全信賴客觀性，以為事實絕對客觀，要么是像后現代主義那樣完全信賴主觀性，懷疑所有經驗證據。”這些自然是與應用緊隨那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和資本輸入而當作“完成的舶來品體系”的經濟學的思維與話語的結果(或作為“正面”，或作為“反面”，總之是“食洋不化”)，但與之不同，“西方本身的實踐的歷史并不像其理論傾向那么偏激，所體現的是客觀與主觀的雙向互動。”(參閱黃宗智：《連接經驗與理論——建立中國的現代學術》，《開放時代》2007年第4期)

　　科學的內容是事實和歷史，而指向了批判。自然科學高級別的研究實際上是承認事的科學的，因為辯證唯物主義的“辯證性(規定)”在于確認物的客觀規定和事的客觀規定的統一。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規定性上予以混同了，在對象上把“物理之物”混為“事理之事”，又進一步在研究對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為“物理之理”，主張物的科學意義的解釋學。現在到了重提事的科學的時候了。這不過是強調，學術研究要擺脫“知識論意識形態”，以為：人文社會科學完全可擁有數學和物理學那樣的普適性知識和絕對性理論。這樣的話，如按照GDP增長的絕對性的理論知識觀察中國歷史，則中國古代時期在發展上是遲滯不前的。(21)可事實是，“中國以往由特殊自然條件與歷史條件所造成的專制主義、官僚主義與封建主義混合統治形態，根本就從本質上、從它內部的相互制約上永遠不許由它自身孕育出一個新的社會機能。這個結論是荒謬無稽的。‘遲滯發展’并不可理解為永不前進。中國由秦代到清代兩千余年中的社會經濟狀況，盡管還是停滯在同一社會史的階段上，然而，以秦漢的社會經濟生活與明清的社會經濟生活相比較，我們就容易發現后者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向著近代化大大跨進了一步。”(參閱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第130頁)

　　至此，如果有誰尚不能明白上述道理，這里很愿意用更加扼要簡明的語言，指出中國體式之概貌：(1)用老百姓能懂的話說——母子思維工作體例。“母子(規定)”亦歷史亦思維;所謂母子相扣，不唯時間，也涵括空間，從而在理解性上，可達及每一位中國人及思想單位。(22)(2)從辯證法成果角度看的“發生學邏輯”。發生學本身可以作為和歷史的思維、語言匹配的工作方法。這是弘揚“中華事的科學”需要，也是探索《資本論》結構奧秘之所在。為什么能如此?蓋因中華有“修史”偉大傳統。生生不息即自然，多重學科合社會，科學的探索活動即包容于和被歸結為“巨型史書”的記述、整理與創作過程。發生學邏輯深化母子思維，重視對相生相克的歷史生長系統的辯證性把握。又之，發生學和母子“推理”的結合，使得“中國辯證法”別有一番傳承方式并擁有特別的語言工作體例。(23)(3)從和馬克思成果的對接看，那就是“歷史行動理論”及與之契合的行知路徑中的實踐方法、工作與治學方法。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中國并非知識論建構意義的理論大國，卻是毋庸置疑的“行動大國”，無論歷史軍事行動、經濟行動抑或社會政治和文化行動;它們無不體現著矛盾系統的運行特殊性，體現多方因素的協同共進性。以“行動”為理論，正是毫無爭議的“中華行動規定”。所謂的行知，所謂的知行，按中華大人文學科口徑，均應當歸屬主體人的“行動主義邏輯”。 (24)

　　以上三點，是從處于實際工作狀態的“中華元素”角度做出的歸類，可稱之為“發生學的批判方法和工作邏輯”。概言之，馬克思《資本論》在中國的“運用”有兩種基本狀態：一是“中華資本論”意蘊的，這是歷史、邏輯直接對接意義的方法論應用與理論應用，從而指導分析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經濟;二是“中國化的《資本論》”意蘊的，這是歷史建構高度上的方法論意義的邏輯應用，其實質是尋求“兩個原創”的對接，并以中國原創之規定豐富、補充、完善“馬克思恩格斯原創”的方法規定性與理論規定性。所以在這兩重意蘊上，《資本論》必須被視為“特殊史書”。故而，“這一研究為以‘開放的歷史’作為導向的多學科對話提供可能，驅使我們必然依據民族歷史之內涵和‘史書意蘊’的研究方法，以具體化對象和研究對象規定性。”(參閱拙作《<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歸根結底，這種方法即為統一之歷史科學的工作方法(自然史和人類史的方法)，即是指歷史的實踐方法——發生學的和批判的方法，包括了對歷史本身及其生成運動予以表達的方式形態以及與之相適合的處于實踐邏輯狀態的諸般文本表現形式。毫不夸張地說，此種方式在傳承性和系統性上為中華文明體系所特有。“中華科學”從行動語境中生發出來，消除了知識生產上的神秘主義和不可知論的形而上性。(25)同時，這亦是消除“辯證法神秘化”之中國用語，在工作取向上，其要求去除認識論至上主義(26)，徹底走歷史理解之路。(27)

　　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整體工作語境中，這些方法和思維形式仍應作為“實踐態的理論”，特別是行動方法的規定來歸結。(28)其經歷數千年文明演化和養成之后，在現、當代思維體式熏陶之下，于當代中國境遇下重又激活，綻放出瑰麗和獨特性的工作魅力來。中國化的理解與工作體系標識出：本書所充分展示之中華傳統及其方法規定的歷史沉淀，已然和馬克思主義所倡導之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產生了時代性融合;《資本論》藉此成為“中國化的《資本論》”的特別的理論與行動規定。據之，本書寫給正在思索著并愿意思考歷史的當代學人，此乃歷史為根、馬克思主義為本、國情為鑒基礎上的學科建設的“體用說”，是為“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29)

　　從一味著眼于“解讀”的文本學路徑的毅然走出，亟待破除抽象囈語，尤其是破除旨在制造“個體理性神話”的種種抽象說辭。以歷史為據，而不主要以文化或方法為據，是徹底摒除了“抽象本體學說”。這需要大寫化的理論行動與之對應，并于經濟領域內認真做好這些工作。這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整體觀。(30)而推廣開來，即在于需要以歷史為“一以貫之”的工作線索，且在于紐結個體的政治單元與集體的政治單位，復以此方式查明社會歷史的經濟行動。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31)中國歷史、中國思維、中國語言具有強大文化養成性，故而，需要從發展的多面性特質上進行科學語言和認識的生產。 (32)要之，全書宣揚以下書寫主題：

　　l 所謂“回家”——國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結合;

　　l 所謂“回歷史”——回到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堅持馬克思傳統的歷史生產認識;

　　l 所謂“回中國”——中華歷史和世界歷史接合中的生產科學語言和理論認識。

　　故而一方面，我們承認現代經濟科學——作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分化發展——屬于西方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文明之產物，相較而言，中國古代社會諸學科尚未分化且統合于“大人文學科”，屬于前資本主義的形態范疇，或處于“非資本主義”的科學發展階段上。(33)另一方面，又須站立中國歷史之甲板，以超越“資產階級經濟學”及“資本主義經濟學”之歷史襟懷，勇于眺看西方科學之海洋。(34)要之，在新時代下，是亟待推出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別具一格、工作針對性強的本土原創作品(35)，以開放姿態踐行嶄新內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36)

　　總之，以實踐化的邏輯生成為紐帶，以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身以“主體批判”“客體批判”為雙重架構)為學科方法和工作邏輯，一個全面而極富廣義特征的經濟形態批判研究體系，一定很快馳入人們的眼簾。它是建設性的。我們的目的則是使“中國元素”(青年學生讀之怦然心動、神思遐想和心有戚戚的閱讀與寫作元素)及早進入中國經濟學教科書，同時，還要使中國元素成為“中國行動元素”。《保衛資本論》的最終旨趣毋寧說在于書寫歷史、呼吁行動!本書謹以這一工作獻給中國經濟學教科書的任重道遠的建設!

　　花草蟲魚：研究內容·工作體例·結構安排

　　吾道悠悠，文心忡忡。中國人果真能正確地閱讀與運用好《資本論》嗎?作為一種努力方向，本當知難而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進愈阻，愈阻愈進，永無止息。按照王亞南先生指示：既有的作為舶來品的經濟學如果不加以改造，對民族國家委實當作一種文化侵略或思想麻醉的武器，以阻止該國之社會經濟改造按照自己民族意愿進行。因此，盡管科學無國界，“但如果把我們所要求創立的政治經濟學，解釋為特別有利于中國人閱讀，特別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經濟理論教程，那又當別論了……在這里所規定的供中國人研究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實際無非就是一個比較更切實用的政治經濟學讀本。”(參閱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586-587頁)

　　凡此種種研究目的，皆為盡最大可能掃除觀念之塵霧和行動之障礙而設置。主觀的對象即思維活動，方法論則是伴隨主觀世界成熟之后而有的工作規定，是“思維科學”開始形成之際對于歷史對象的能動反映的理論形式。概言之，這不是一般的邏輯知識體系，乃“學科方法”的工作集成。本書作為方法論作品，擇其要者，于經濟領域內行貫通之法也。其鋪設的理論架構是“大象無形”的，方法論線索則至為明確——轉化史I、轉化史II、資本生產史、運動史I、運動史II、資本流通史、范疇史I、范疇史II、資本認識史一十二部白描之歷史路徑鮮明而層疊漸進，傳神刻畫了商品經濟形態的各個歷史發展側面(這同時是對“經濟形態個性特征”之工作邏輯的藝術總寫)。顯然，這是把“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觀和認識論)同樣作為“方法論的工作規定”來看待了。故在研究內容上可做四點條列：

　　(1)歷史經濟形態的貫通——分為產品社會的經濟形態和商品社會的經濟形態，以此導出“與史貫通的《資本論》邏輯”規定。人類經濟形態之始，而有“產品規定”和“商品規定”的對立。始源規定是共同體。共同體的“分解態”引出商品的獨立發展問題。共同體的“未分解態”(核心內容是“身份關系”的歷史貫通、沿承持續)則引出產品社會相關發展問題，——此特別持續于中華國度。西歐社會具有產品社會的文化基因，但更加具有商品社會長足發展之強烈動力。以相生相克的貫通觀思慮之，可獲得整體發展圖景之認識圖像。從價值規律的全部歷史發生作用的考察入手，馬克思最終獲得它的整史。啟發我們：所謂價值規律的全史意義的考察，就在于尋求價值規律的發生根據、條件及其必然呈現的歷史形態。一言以蔽之，基于產品經濟形態的作用背景，而有資本的商品經濟形態之“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分析與邏輯綜合，是為《資本論》之邏輯規定。《資本論》的與史貫通規定為之創設“12部史”的肖像，《保衛資本論》盡其所能地摹其神、畫其要、述其精。

　　(2)實踐邏輯形態的貫通——辯證法與發生學“一語二用”，以此導出“行動主義邏輯”議題。辯證法和發生學邏輯的貫通產生兩個工作序列：歷史生產思想及反過來的行程——思想引領歷史。《資本論》堅持“歷史”生產“思想”，由此，體系能照耀歷史進程，成為引人矚目的“為政之書”。蓋因馬克思對辯證法的運用是以“實踐邏輯”為切入，以“批判”為規定。中國人向來以實踐態的“發生學”闡說和運用辯證法，就成為“行動主義邏輯”意義上的辯證法建構者。不了解這種貫通，就不能知曉基于客體的客觀批判體系固然說明了生產發展的客觀邏輯，說明了生產的社會邏輯和技術邏輯，但仍不能真正區分開二者。(37)注重實踐邏輯的《資本論》沒有脫開主體身份的歷史過渡來抽象談論財產關系，是這部作品的一個偉大之處。例如馬克思說：“從資本向土地所有制的過渡同時又是歷史的過渡，因為現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資本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發生影響的產物。同樣，從土地所有制向雇傭勞動的過渡不僅是辯證的過渡，而且也是歷史的過渡，因為現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產物就是雇傭勞動的普遍確立，而這種雇傭勞動就是這一堆討厭的東西的基礎。”(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8頁)做此階級主體身份規定過渡的說明，顯然突出了所有制的行動內涵與規定，而使不同時代的經濟規定得以“行動邏輯”貫通;馬克思以如椽大筆進行歷史紀事，又力求展現事物發展本末，這是《資本論》照耀并通透人類經濟形態史的秘訣之處。

　　(3)理論形態或理論工作形態的貫通——廣義、狹義而總體，以此導出“中國經濟學建構”歷史實踐議題。狹義的唯物主義指的是把客觀世界作為“科學元素”來建構，此是現代意義科學始航;廣義的唯物主義是指同樣把主觀世界作為一門科學予以對待，此為辯證法的現代意義。大寫規劃的理論是將主客觀世界作為“連體對象”，并著眼于統一的研究對象規劃，由此越出單純理論建構，揭開社會主義批判運動的紗幕。(38)歷史科學首次作為完整意義形態馳入人們的行動。要之，把行動作為“理論”，雖則為中國人所系統首創，但從世界文明體系看，為馬克思主義所支持。在一點上，“以史貫通”逾越了特定歷史時空，將工作觸角延展到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發生史，對廣袤“前史”和整個發展脈絡進行批判性分析。這樣看，《資本論》不僅是“狹義的經濟學體系”，同樣屬于“廣義經濟學”范疇，這迫使我們必須在《反杜林論》基礎上繼續前進。并且整體看，這就是“以史貫通的經濟學發展”。從廣泛的意義上說，這是理解一切時代經濟的鎖鑰。

　　(4)批判形態的貫通——存在(論)批判→本質(論)批判→概念(論)批判→精神現象(學)批判(39)，以此導出思想與歷史的主客觀批判的連體工作規定。狹義的客觀批判是“歷史批判”：馬克思面對整體的人類經濟形態，而要以相對獨立的商品經濟形態為研究對象。但這勢必需要優先解決對批判的“批判”，從而引出狹義域的主觀批判問題——可界定為“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后來逐漸上升為資產階級思想史批判問題。可見，馬克思通過綜合運用“主觀批判”和“客觀批判”，遂能做到辯證劃開產品經濟形態與商品經濟形態，并能兼顧對“產品經濟形態社會”的剖析，因為，聯結二者的不過就是“總體形態的批判(規定)”。同時，這種批判形態的貫通統合了人類思想運動與歷史運動行程。從終極意義上看，這些貫通指向了對“全部庸俗事件”的澄清這一批判行動，徹明了對事實的全部理解。而馬克思最終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總工作命名，目的在于激發歷史行動。盡管《資本論》的工作還主要限于“客體批判”類型，但通過創造性轉化，還是可以使之較大程度地適合“主體批判”創制要求。這樣從更高理論意義上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特殊學科分類應該就是“主體批判與客體批判”。

　　在以上的創設中，人類兩種基本經濟形態的分類——產品經濟形態和商品經濟形態，顯得格外重要，它具有工作領銜性。此首通本質上是“歷史之通”，次通為“邏輯之通”。因此，實質又是基于東西方全體關系的“歷史”與“邏輯”之間的一次特別“對話”。基于此創設，實踐被界說為“活歷史(規定)”，從而產生出方法論的基本形態：歷史規定性的方法和邏輯規定性的方法，歷史成為方法的本體，方法則成為邏輯的本體(構造)。有了“首通”和“次通”，“再通”的規定就是理論工作本身的貫通，這是確立最為廣義的“思想史的批判”的條件，也是廣義經濟學存在性的條件。“首通”、“次通”、“再通”導向了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大通”——主客觀乃至主客體批判形態的內在貫通性：馬克思據此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學科方法”，以批判的發生學為工作邏輯，將二者的統一具象為“實踐地歷史批判”、“總體地系統批判”、“內在地理論批判”以及“全面地認識批判”，并以實踐態的研究方法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發生學、勞動二重性三者的統一規定”賦予辯證法;對象有了，研究對象有了，結構和思維也就有了，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最終得以工作統一(此所謂“馬克思的思維之成”)。

　　因此，這是人類史上最為宏大的一次認識貫通。“大通”不是終極之通，是大用之通，是由行動主義邏輯與理論生發出來的社會主義批判行動，是唯物主義與勞動主義“貫通意義”的時代運用。但這不是“經濟學家的功勞”，毋寧說也不是“歷史學家的功勞”，而必須歸結為歷史本身的“功勞”。歐亞分流，各有不同，人類亙古文明結出的“歷史之果”，原來就是相生相克的經濟形態與隨之而來的同樣是“相生相克意義的”批判行動。這些研究顯然越出了16-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產生與壯大發展的歷史時空，并且也同樣越出了其后續的變遷發展過程，而必然要求“中國元素”的介入，并且，也必然要求記錄“中國歷史”。要之，中華幾千年經濟形態文明的發展經由《資本論》折射，所累積了的遺產是異常豐富的。這是一工作寶庫，急欲我們拾貝其中。

　　歸納起來看，這是“整史+全史”意義的文獻整理，同樣是“全史+整史”意義的全新追溯，從而需要中國史書的方法與之對應，那就是條目體的記述與論說結合的體例。要之，《保衛資本論》除開居首的兩章因執行直接的特殊任務(此兩章相當于本書主題的“總引子”)，而采用了通常樣式的章節構造以外，余者50個條目(其中“尾論”只相當1個實體條目)，皆是記載與討論主客觀批判的實體內容的，而“尾論”的另一個任務是從正面說明主客體批判形態之貫通性。蓋因條目體是和史書要求內在契合的，或毋寧說，條目體就是史書方法，以此尺度篇章，作為內置的章節結構，就免除了“教科書體”弊端。條目體重在突出“紀事”：如通史體裁條目在記述上講求紀事本末(所謂“縱不斷線”)，而專業條目講究以事歸類的運用和知識集成法(所謂“橫不缺項”);兩相結合的優處則是“史”“論”結合，并以史見論。(40)所謂綱舉目張，蓋是此意!又之，從實際工作形態外觀看，《保衛資本論》委實采用“章節體”(邏輯架構)與“條目體”(實體內容寫作)結合之工作體例。此是考慮到以邏輯巧妙駕馭歷史材料之需，籍此實現“縱不斷線”(分析、歸納)與“橫不缺項”(綜合、演繹)結合之可能性。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總之，這個方案是張弛有度的一個路徑，對諸方法展開同時性工作內涵的運用。然則，亟需從形式上探索“中國方法論”的特質規定。

　　再有一個方面內容是“楔子”“附識”“判語”的運用。楔子，貴在“引”，間或以直接的跳躍性紀事求“史通”規定，因而在功能上可以部分解決“縱不斷線”的問題。同時亦是“埋下伏筆”，可對主題進行觸類旁通的提示，解決極為關鍵性論點的布局問題。此外，歷史——思維——語言，歷史固然求一個“通”字，思維亦講求一貫，但語言則不能不多方位并舉和多體并用。要之，《保衛<資本論>》所用的“判語”，是現代語體和古詩詞體的結合物，實現“文者詩也”的工作境界。同時，本章判語(或判詞(41))亦必然是收尾之筆!就像《紅樓夢》對判詞的運用——人物命運、故事情節的展開、結局的預示皆系于此中，為突出效果，《保衛<資本論>》的修訂版精心改訂和增設了相關主題活躍的“附識”，實現和本章判語的配套閱讀，或對“判詞”的專業背景進行盡可能的暗示，或直接提供邏輯疏通的功能。這不僅極大方便了非經濟類讀者，同時對經濟類專業的讀者來說，也不啻是有特色內涵的“閱讀”，乃至形成對全章的深化意義上的“再一次鳥瞰”。又或者，條目體客觀上就要求“工作附件”與之配套，因此某種意義上，此是對中國經濟學編寫的一種體例示范。如對于《保衛<資本論>》來說，由于專業性過強、時間和空間概述性過廣，難免使一般讀者生怯;盡管楔子的安排使每章主題得以“鳥瞰”，但對非專業人士而言，仍然望而卻步!因此，文學形態的意義在于理解和傳輸速度的最快，所謂全書不惟含蓄蘊藉，也力求神韻裸露。(42)并且，這也是“詩賦詞曲”在條目體中得以施展身手，并在現代語體文中余留痕跡的所謂“英雄更有用武之地”(規定)。總而言之，這些安排皆是為了使思想的盡快出籠，相互照應，使不失整史姿態。而當議論要求直奔主旨時，往往體裁體例不限，多路手法并舉并用。在表現文風方面，則約簡深蕪并重，務求質實簡潔，窮其脈絡。

　　囿于篇幅，余者不詳列。綜之，《保衛》全書體系安排皆奔“方法論設想”而去，非為“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而力求繼承發展，推陳出新。副題以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銜之：可謂“執大象”，謀劃全書之布局。

　　第一部分“行動的語境”為總論之安排：第一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批判;第二章為“新資本論”研究批判;第三章為實際之工作開局，即提出問題意義的論說開端，所謂的“破題”。

　　第二部分“思想深處”為社會主觀批判之安排(“思想史批判”專論)：上半段三章內容，可謂層層跌進，以對科學抽象法的反思為收結;下半段三章內容，實寫“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史”。

　　第三部分“歷史深處”為社會客觀批判之安排(“社會歷史批判”專論)：六章內容表面上是“《資本論》的創作史”，實則為商品生產關系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客觀史之摹寫。

　　第四部分：前瞻與回響，實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專論，以三章內容形成對經濟形態圖景的歷史鳥瞰，尾論——主體批判與客體批判——實寫“中國政治經濟學批判”內涵邏輯;此總結像似飛來，實則如椽大筆亦白描亦寫意，意味深長，藝術構境滄桑透露而雋永飽含。

　　上述四個部分的合璧，在整體意境上可算是：空山不見人(謂“行動的語境”)，但聞人語響(謂“思想深處”);返景入深林(謂“歷史深處”)，復照青苔上(謂“前瞻與回響”)。以此觀之：該著以“保衛《資本論》”為名，卻實寫“經濟形態社會的理論”，且多從方法論建設處落筆，這就對“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形成真正之思想奠基。蓋因對于人類新秩序的建構而言，資本主義文明一直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破壞的幽靈”，使總寫歷史文化顯得格外重要。同時，由于堅持把政治經濟學批判視為“學科方法”及與之契合的工作邏輯，于是產生六篇的架構，鋪設整史的方法與邏輯展開路徑。

　　第一篇寫“本體論批判”;并且，這種批判原則實際貫穿了全書。第二篇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思想史批判。第三篇如上指出，實寫“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史”及其批判規定。第四篇寫政治經濟學的現代總起，即“歷史生產思想”;第五篇則寫《資本論》體系的構造成功(實際的行程和對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的“內錨”)，即“思想引領歷史”。如上指出，兩篇對應了《資本論》創作史，整體上實寫“《資本論》邏輯怎樣煉成”，藝術構造是李清照詞作：《浣溪沙·繡面芙蓉一笑開》;可見，文以載道，民族語言對研究《資本論》工作邏輯具有重大的向導作用。以第六篇殿后，乃寫“中國工作邏輯”，包含了方法規定的辨識。

　　從思想指向的高度看，上述六篇委實為中國經濟學之全史意義建構行動書寫，且又廣列經濟學教育(特別我國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發展(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橫截面上的比較內容，無不一一予以細考，通過闡幽抉微，最后“東漸于海”。要之，這些論述邏輯上相互穿插，雖琳瑯滿目，而不失秩序。然則，全書邏輯中樞聚焦在“第四篇”，又和開局的第三章相呼應，用意在于凸顯馬克思的史路心跡。在此體式領導下，毋寧把“保衛《資本論》”看作一項研究活動上的行動議程，其生產“思想”的方式(或曰經濟學建構)是完全歷史取向、實踐化的意境，直可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本章附識：何謂經濟文學?難道就是詩詞歌賦充門面!?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立足中國歷史地基，從《資本論》“向前”即是人類古代史向現當代史的進發，“向后”即是社會主義實踐之歷史洪流;所謂回響與前瞻，洪流不可擋也!而要求不斷切近它的發展真實、它的認識真實和它的邏輯真實，多學科并舉，多體裁并用，遂有真義的表達。詩詞歌賦，人類文化史藝術總寫，且形式上讀來令人整體回味，使人有蕩氣回腸之慨，備覺信服。這是語體文精神風骨所在、文科意氣風發所向。又之，以中國古典詩文詞曲綰攝全書，實為傳神之用，不足道矣。難道詩詞歌賦不是有別于西方“三段論法”的另外的特殊模型(所謂的“四段論法”)?難道除開哲學運思、史筆以及數學，文學形式不同樣是傳達思想之工具?難道文學形態的思想史不同樣是批判行動，且是縷縷不絕的主體行動(詩詞者蓋寫歷史與人生行動也)?!所以，這只表明中國人對于歷史記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更又在于追求“詩窮而后工”史詩境界：信史出乎詩，言乎志，詞章明于曲，歌于賦，發乎情，微言大義，濃縮精華。“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使科學作品寓于歷史作品之中，體例卻也合乎現代規范，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又同時富有浪漫主義情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是中華的文化道統。試想，如果中國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統一性，如何致使思想傳承數千年，而內在精髓從未絕滅?保衛《資本論》擔負著保衛漢語優雅性、文約詞工而富于表現力的語言學任務。——嗚呼，夫復何言!賦到滄桑句便工。架構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無復多言。但開風氣，為先而不為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保衛資本論》愿意以殷切之寄語、至誠至真之詩言，迎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熱潮的重新崛起，通過方向之正確導引，把日益潮起的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榮!親愛的讀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請提攜，不吝指正，共同前進!

　　【全書總起·通判詞】涉水之濱，蘅芷喑喑。留住足跡，流走光陰;尋常議論，告諸往知來!閑書通明，徹夜毋已，文理感應。天人兮且住，修遠兮求索，源流一貫。萬山圈子里，行路難，今安在?欲把過往隱去，惟余一片霞影!下崢嶸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魚龍潛底，龜壽槁心;貫通經濟，告慰古今，誓將鱗甲付與!天地既逝兮，九問窮野。

　　注釋：

　　①時值五四運動浪潮興起之際。標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在中國的譯介和流行。其初譯者陳溥賢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報》副刊上連載至11月(初名《馬氏<資本論>釋義》)。較早的譯者還有戴季陶(1919-1920年)、胡漢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出版信息如下：陳溥賢譯本《馬克思經濟學說》，商務印書館，1920;戴季陶、胡漢民譯本《資本論解說》，上海民智書局，1927;汪馥泉譯本《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神州國光社，1930。

　　②這似乎是一生造詞(“民族”術語的一個次序上的倒置)。然則，定格于“人的依賴關系”理解它，對中國人來說卻也并不生僻(如史學家雷海宗就曾以“部民社會”稱呼半自由民身份的銅器或亞細亞生產方式時代的社會形態)。中國人以“族”(氏族-宗族關系)為始，沒有“孤立的個人”的關系規范。作為概念對應，似可用“家個人”解之，但解析起來又容易發生“家關系的個人”和“法權關系的個人”(市民)的意義沖突。要之，在中國，家同家庭兩個概念向來“和而不同”。中國之“家”，并非純粹指示“婚姻家庭”的概念;從“族民關系”的緣起性看，廣義的家概念至少鏈接了“婚姻關系”“身份關系”及“財產關系”，是這三重向度社會關系的一個綜合考量的工作術語(且要知道，“中國”二字的本義其實就是“家”)。這樣一來，當我們使族民與家(規定)并用的時候，就不僅不會和中國固有術語(如血緣意義的家庭和地緣宗法意義的家庭即宗族、家族)發生沖突，反而相得益彰，且和現代社會的家庭及個人概念進行了很好的對接。要之，是認識到，氏族是族民關系的始源，部落則是民族關系的始源，經濟形態固然由部落時代發端，但主體關系的追溯則要更為遙遠。歸根結底，“族民”，這個概念就應當可以用來表示處在氏族、宗族、家族等諸種依賴關系的共同體及社會宗法關系領域中的主體規定，和民族國家之“國民”直接相呼應，而尤其可以表征具有身份關系束縛性的廣義勞動者和直接生產者規定。

　　③要之，不能以“奴隸封建社會”對中國古代籠而統之。中國古代社會，甚至不能以“宗法-地主-官僚”三位一體這樣的東方專制之簡單共治主義指稱之。以產品經濟形態看，并且作為和小私有制(簡單商品生產所有制類型)、大私有制(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所有制類型)的比照，中華古代財產所有制乃是屬于“亞財產私有制”的特殊類型。一方面，和單純商品經濟形態的財產私有制相比，中國沒有上述“小私有制”“大私有制”的社會發展純度，屬于相比“正常私有制”的亞發展水平類型。另一方面，身份關系的治理發達性則導致近世社會中國之特殊二重發展境遇：在政治文化與社會事業的日趨昌隆的同時，遭遇了史上最為嚴重的軍事與科技的發展冷遇，在利害性關系上特別是后者，直接促成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現代難產。這是產品經濟形態與商品經濟形態的古代遭遇戰與現代遭遇戰，而揭開饒有趣味的關于人類歷史知識的一次工作坊意義的深入探究活動。

　　④一個例證是：“馬克思的‘市民社會’，也包含了‘布爾喬亞社會’。而且是更具概括性的表述，基本上等于承繼了黑格爾遣詞法的‘市民社會’。”但如果就上述兩個概念的原始意義進行比照，那么，“‘布爾喬亞社會’具有‘被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的強烈含義。同時它還是包括了資產階級、無產者，甚至包括了大片土地的擁有者和小塊土地的農民等在內的，囊括各階級對立關系的階級社會。與此相對，‘市民社會’一語所指代的，是由分離且相互對立的利己個人組成的‘商業社會’。”(參閱植村邦彥：《何謂“市民社會”——基本概念的變遷史》，趙平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02頁)

　　⑤資本既是物格范疇，也是人格范疇;從資本是“行動者”規定看，資本迫使勞動成為物化勞動，它的規定恰恰由資本社會承載，一切關系乃至社會設施都包含在這里面了。資本的這種“人化”和“物化”的二重行動觀迷惑了理論視線。資產階級工作者借機把生產領域內的按財產關系分配的資本行動，模糊為自然科學意義的“三位一體公式”認識，使之成為“價值論”。更有庸俗者，則趁機也把斯密體系說成“單一要素價值論”向“多要素價值論”擴展的理論邏輯結構。這是直接分配關系研究上的物象化手法的最大玩家。

　　⑥又之，經濟學工作系統是通過語言予以膠合的，因此，理論經濟學必須定位于“歷史生產語言”，以抵御思想之被無端奪去、語言之被生硬拿去的非法褫奪。并且決不能如此地顛倒：漠視歷史工作本位，玄制虛幻模型術，鼓吹“科學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合二為一即科學實證主義);本自了無一用，卻以現象-物象學路線語言炮制各式“新八股文”，反治其身;抑或以定義作游戲，拿理論當兒戲，以請來的“應用”作為擋箭牌、護身符，逼迫思想和語言一再地“離家出走”，等等。

　　⑦例如，它一方面使我們充分了解“資產階級的長期統治，只有在像美國那樣從來沒有經過封建制度、社會一開始就建立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的國家中，才是可能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3-714頁)另一方面，“反觀到中國的專制官僚統治形態……中國地主經濟雖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種地主經濟所允許并要求的商業與高利貸業，雖然在相當范圍內活動著，但農業的生產不必說，就是工業亦始終沒有脫離手工業的范疇，于是，資產階級又不能在中國取得社會的存在基礎。”(參閱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第42頁)

　　⑧王亞南說明這二者原是無獨有偶、相得益彰的。生出脫離歷史的關于“形而下學的看法”(常識化、技術化)和脫離現實問題的關于“形而上學的看法”(玄學化)，對中國從事經濟學研究和閱讀的人是有多重的蒙混和翳障的。如果把這種法式(把“財富的原因”知識化、條塊化)和體裁(一味地對“財富的性質”進行抽象演繹)奉為金科玉律，那么，不僅助長了思想深處的自然主義認識，而且造成與歷史和現實無關、脫離實際和批判的理論無為主義、調和主義的行動，因為，“常識化、技術化的部分，是實用經濟學，而玄學化的部分則是純理經濟學，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學即得，后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參閱《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615頁)

　　⑨王亞南所說“中國經濟原論”，是取世界域內的中國歷史經濟發展的理論探究之意。

　　⑩社會和國家是現代語境中具有相生相克工作關系的一對術語，彼此有向對方生長的強烈張力。既然如此，我們可以用這對術語的合成傳達“中國社會”特殊性——家國-國家型，即它的內涵宏旨，意在表明中國是坐落在家有制-國有制的所有制關系的社會生成路線當中了。

　　⑾中國經濟學具有豐富歷史內涵、文化折射力和現實涵容性，是內容多彩多變、形式多重多姿的民族體系繼承形態、工作形態。就其理論形態而言，乃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含義上的新近的形式，是極富時代內涵的實踐創新的形態和民族創新的形態。然則，對中國經濟學人而言，正確的方式是通過歷史，在實踐交匯中，并由中華史和世界史的時代對接來完成這項光榮神圣的偉大任務。如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紐結關系將會得到實踐的求解與歷史的澄清。

　　⑿文本≠思想。姑且不論勞動二重性語言對文本的特殊要求，那種以對文本的研究替換對思想的研究(所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2在這方面帶了不好的頭，引導一些學者尤其致力于“馬克思學研究”的學者從事“拿來主義”方式的有針對性學術攻訐活動)，乃至在二者之間畫等號的做法，是試圖抹殺對思想發生的實質因素的考察活動。——在這一點上，《保衛<資本論>》盡最大能力進行了研究示范，提煉的幾條原則是：(1)文本作為歷史的一個構件;(2)文本的載體工具性不是說文本直接表達了人物的思想，而是說該人物以之為歷史思想的某種有效的“代言”;(3)文本不是由文本產生，而由分析性事件的組織要求所產生;(4)文本在傳達意義上具有“多面性”，而必須嚴格服從于所在文獻群落以及所論主題。顯然，這些原則充分展示了“活的文本”性質——文本隸屬于歷史思想產生語境的工作性質。但學術修正主義對文本的借用往往是“單向度的方式”，亦即，嚴格限制了文本自身的內在生長性，轉而傾向于將其說成是“已死文義”。

　　⒀據陳平教授的歸結，三位具國際影響力的頂級“空想資本主義”大師是亞當·斯密、哈耶克和科斯。

　　⒁朝遠處看，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似是而非的對立;朝近處看，則是新中國“前30年”和“后30年”的虛假對立。

　　⒂此處做一點解釋：《資本論》如何做到科學和藝術表現的內在“貫通”?蓋以記述為主，以之為堅實的地基和內置其中的實質的表現內容。如第一卷不過是“以歷史記述為基礎的敘述(記敘和描寫)”，由此推開的第二卷就是“以記述為基礎的說明”，第三卷則是倒過來的“以說明為基礎的記述”，最后，第四卷按照原則來講，則不過是“以思想記述為基礎的說明和議論”，等等。八股文并非一無可取，但走形式主義的極端則萬萬不可，此文風本質上是反內容的，因而和歷史貫通法無涉。

　　⒃《道德經》提出：道和德。所謂道和德，即中華本質的概念規范。這是我們能夠用《道德經》的工作體例解說《資本論》架構體式的根據，另外，也杜絕了把《道德經》黑格爾邏輯學化的企圖。拙劣者樂于用黑格爾的邏輯術語比擬《道德經》中的描述性語句，把它說成“某某論”(如宇宙本體論)思想，但其忘記了一個最為關切的論點：《道德經》中并沒有任何的“本體論推理”的文本形式，它的邏輯是全然自由態的。

　　⒄從紀傳體和紀事體而論，《史記》和《資本論》實有不同，一個是事系于人：傳人以紀事，一個是人系于事：紀事以“傳人”(各種階級關系的人格化，尤其是寫資本家);一個以具體和典型顯露抽象，一個以抽象和典型托出具體。但從體例的系統性和完備性而言，《本紀》、《世家》和《資本論》的第一卷堪有一比，《十表》和第二卷堪有一比，《八書》和第三卷堪有一比，《列傳》和第四卷堪有一比。《史記》和《資本論》都是通史體，都是專家志史立言，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體例是相互“影射”的。這些值得我們用心體會。

　　⒅插入題外之語：該怎樣對待《資本論》正確的閱讀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紅學研究里的一句話：“多歧為貴，不取茍同。”對《資本論》發表不同的理解意見，殊為可貴，但要牢記真理只有一個的訓導。

　　⒆純然世界主義性質的經濟學家以自然秩序收益最大化為理想塑造目標。于是，為了最大地減低他所面對的自然物理系統的“不必要”耗散活動，提出“熵”以及類似“交易費用”的所謂阻礙經濟系統優化的理論概念。但其實所謂熵，不過就是“負能量”，所謂交易費用，不過就是“負費用”;它們恰恰是正常人類演進秩序的擾亂者，所謂“極端敵對勢力活動”是也。

　　⒇貫通是史法，也合意于“史無定法”。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形成對“中國元素”的經濟通考和整體判斷。不過，最為緊要的還是優先建設中國的經濟分析史!

　　(21)另外，這也容易被相反地說成“中國自古即無階級”論斷，仿佛：“由道德價值觀念作領導，則貴賤是價值觀念，不是階級觀念……此一觀念在中國文化生命里既起領導作用，則階級即消滅于無形。”(參閱牟宗三：《歷史哲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第164-165頁)關于此論，我們也還可以從更多歷史學家作品中檢出證據：“李嘉圖之后，繼之以馬克思，很少(有)人在提到資本主義這一題目時不聯想到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這對中國的讀者至為不利。我們瞻顧西方的現代社會，亟想知道他們整個國家進入商業體系，全國都能以數目字管理的情況，這情況乃中國歷史中所無，可是還未入門徑，已被自然價格和交換價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實這些理論上的技巧(theoretical technique)，既非一般讀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學之至要。至于雇人作工，多做少給，在中國已早司空見慣，我們可以在史料中找出無數例證，即要改革，也用不著從讀《資本論》開始。”(參閱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302頁)

　　(22)這是“家本位”特殊語言外觀。以孔子之后理學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為例，其學說系為指示“中國身份二重性”規定之精純體系，這里可以別開生面，援引來說明勞動價值論的“邏輯”和“思維”。即，要在說明“陰”(價值)“陽”(價格)，陰者為母，陽者為子，陰者靜，陽者動，陰者隱蔽，陽者顯露。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之，陰陽歸為太極，太極為理之本、陰陽之源，此處的“太極”即指化生價值之勞動。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此，“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后。”對勞動，則必須遵循“理一分殊”學說，“理一”(道理同一)指的是抽象，“理一分殊”(事物各有其理)指的是具體。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用“月印萬川”證成這種學說，而我們則支持“萬紫千紅總是春”證成方式。至此向前推進一步，把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視作商品生產大家族的統一語言——對象的如何來、為什么、是什么，而把與之直接對應的勞動、價值、價格視為家族內的一整全的概念體系。之后，才有之于商品對象的“道生一”(商品生產交換規律生出統一的“商品范疇”)、“一生二”(商品二因素：使用價值對象和價值對象)、“二生三”(研究商品的基本范疇體系：使用價值、價值、價值形式);以及之于資本對象的“道生一”(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生出統一的“資本范疇”)、“一生二”(資本二構成：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二生三”(研究資本主義商品W的基本范疇體系：c、v、m)。這二者的生成運動系列和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生成機理在順序上是嚴格對應的：商品(使用價值)——生產方式、價值——生產關系、價值形式——交換關系;資本(不變資本)——生產方式、可變資本——生產關系、剩余價值——交換關系。在這個基礎上，“三生萬物”，即是說使用價值、價值、價值形式這些基本規定支持了整個商品生產體系的發展，而W = c + v + m則支撐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規律成長和發現的過程是反過來的，即三生于“萬物”、二生于三、一生于二的過程，道(或曰生成規定、發展規律)最終是從“一”(這個“一”當然指生產方式的貫穿歷史的發展，內蘊“矛盾規定”，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體)當中產生出來的，即道生于一。這樣，就理解了馬克思為什么集中研究“商品”和“資本”，并予以系統地解剖：對象是從“一”的層級上說的，研究對象則必須推進在“二”和“三”的層級上;將之分別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及其有機系統的發展層面上予以歷史地對照、比較和聯系，則是為了使從中發現的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邏輯一致起來，形成對“規律”的一系列的、連貫的從母子發展關系上的總體把握。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更容易研究，不是說僅僅解剖身體，而在于像自然科學家把對象和研究對象區劃開來一樣，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研究身體發育的過程(從“細胞”到“身體”，價值形式的發展是聯系的橋梁)和身體構造的系統(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是經濟的細胞形式，整個系統由這些結構關系組裝而成)。英國的發展——從島國的形成到日不落帝國的形成和發展——凸顯了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的邏輯聯系，集結了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史，后者進一步集結了整個歐洲的從古希臘地中海文明以來一直到16-19世紀的商業文明史、資本主義史，劃開了一般意義的資本主義對象和資本主義研究對象規定。我們認為，這些解說對于中國人來說，可能會更加地容易懂。實際上，它將我國農墾文明時代的思想經典《道德經》同《資本論》的方法論彼此聯系起來。從對經濟形態社會的揭露上看，《道德經》是粗糙的、質樸的;而馬克思視資產階級社會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有機體)，視商品為“細胞”(有機體的構成要素)，則顯得更為胸有成竹，最終發現了社會存在的秘密。

　　(23)對這個成果，且看毛澤東的說法：“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蓋所謂聯系就是諸對立物間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系，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至于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應與現象本質、形式內容等等，在核心規律的指導下予以說明。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并列的方法不妥，這在列寧已基本上解決了，我們的任務是加以解釋和發揮。至于各種范疇(可以有十幾種)，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對立統一去說明。例如什么叫本質，只能說本質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類推。”(參閱《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6-327頁)而田辰山認為：“這樣一種思維，把‘道’看作是‘變化之道’，或說是任何事物的‘變’‘通’之道。《易經》象征地提出宇宙間任何事物的一分為二性，并以‘一陰一陽之謂道’回答了什么是道的問題。也就是說恒常不休的陰陽互動就是道。”(參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蕭延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第13頁)

　　(24)“以此，中國哲學中有許多名詞與理論，都有其實踐的意義;離開實踐，便無意義。想了解其意義，必須在實踐上作工夫，在生活上用心體察。這些名詞與理論乃指一定的實踐境界……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終。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過去中國之所謂學，本不專指知識的研究，而實亦兼指身心的修養。所謂學，是兼賅知行的。”(參閱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第5頁)

　　(25) 中國思想的行動本位、倫理本位之混合為一，固然對獨立化的自然科學體系的形成有很大的制約作用，但同時也有力遏止時空觀的過度彼此分裂。以朱熹的義理學說為例，其最切近的學術目標是“格物窮理”，求理精神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是兩合的，致知的目的則意在求統一的道理和規律。這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以對“時空分裂”的批判為切入，轉而求時空統一工作觀的進路是暗合的。牟宗三用“有道統而無學統”言說中國古代社會，是過于嚴厲了，中肯的講法是：道統強而學統弱。要之，“我們的中國史領域長期借用源自西方經驗的模式，試圖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中國歷史套入斯密和馬克思的古典理論。我們現在的目標應立足于建立中國研究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并非是退回到舊漢學的排外和孤立狀態，而是以創造性的方式把中國的經驗與世界其他部分聯系起來。”(參閱黃宗智：《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84頁)

　　(26) 這在東方文化傳統中是“唯識論”(肇因佛教唯識論)，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則是“唯知論”(知識論)。在唯識先驗理性精神主旨上，它們原本是相通的，且均從宗教的哲學開始。由于未領會這層關系，致使梁漱溟“嚴厲批評”熊十力。其子這樣評價自己的父親：“父親做了一件可能不獲理解的事。1961年他寫了一篇嚴厲批評熊十力的文章……父親認為熊先生治學上的缺失已達到‘自毀’的程度，還說熊先生當年原已正確地認識了儒家精神，卻一任自己個性和氣質上的偏失發展，這直是一種‘墮落’。我說可能不獲理解是指下述兩點：一、父親認為儒學、佛學(他稱之為東方之學)，與西方哲學是兩回事。中國人引進西方哲學之后，誤將東方之學看作與西方哲學相同的學問了，實則它們是兩回事。東方之學實為一種生活實踐，不在講說與推究。熊先生是以對待西方哲學的態度對待東方之學了。二、如此嚴厲地批判是否過當和近于無情?”(參閱梁培恕：《中國最后一個大儒：記父親梁漱溟》，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第334頁)

　　(27) 例如關于產品社會與商品社會相生相克的看法，時下的爭論從流行方面，或可總匯成“勞動分工問題”及“憲政問題”的對立與疊合。里面其實有一個人類文明分岔的起始點的歷史研究：“恩格斯將奴隸制區分為古代的即希臘和羅馬的勞動奴隸制，以及東方的家庭奴隸制兩種;并且認為沒有前者就沒有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就沒有現代的歐洲，亦即希臘、羅馬的奴隸制，以及取代羅馬奴隸制的封建制，有利于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東方的家庭奴隸制在歷史上的作用，略有不同。”(參閱陳其人：《世界經濟發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94頁)背后的規定還是一特定社會形態的具體研究問題。不妨援引王亞南的論說進行歸結。如針對1840-1940年代中國的發展，他明確說：“要之，商品價值的關系，是一種社會的關系。特定的社會形態，當然有適應著它，配合著它的特定商品形態和價值形態。中國的商品運動，既然無法突破封建傳統的及國際資本統治的諸種障礙，則在它的運動過程中，就不能不使它的價值關系，顯出不明確、極不完備的姿態來……中國的商品，大體上，不是當作商品生產出來，不是當作交換價值生產出來，而主要是由于從屬于國際資本的我們的商業，以及與商業連同作用的高利貸業，多方促使我們那些原本是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土產物變為商品……前資本的、小生產的商品運動，就顯然不是依著正常價值法則作用的結果。生產一般地不是由產業資本家所主動，剩余價值根本不能轉化為統一的利潤形態，商業利潤，利息，乃至其他所得形態，更自無從由總產業利潤分派出來……而在這里還得特別指出的，就是照應著我們這種落后的商品價值關系，在國際資本作用下，一定會依著通常殖民地對宗主國的經濟交往或商品勞動轉移過程……變成了國外資本的特殊利益……如其說，商品價值的發展的程度及其表現的形態，可以決定一個社會的本質及其全般經濟的特定范疇，那我們上面有關中國社會商品價值的闡述就應當被視為理解中國全般經濟中其他一切形態——如貨幣形態、資本形態、工資形態、利潤形態等等——的鎖鑰。”(參閱《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108-110頁)

　　(28) “實踐勝于一切理論”是馬克思《1868年11月14日致恩格斯》的書寫主題，同時，馬克思在《1870年5月7日致恩格斯》中認真批判了“實踐先于一切”的巴枯寧主義的不當觀點。兩封信主題相通：一者講經濟問題，一者講政治問題。這說明實踐的方法指向的是行動和理論的高度關聯、一體。在后者當中，馬克思揭露：“絕不追求原則，實踐先于一切!可是，我們，西歐和美國，倒應當僅僅限于宣傳巴枯寧先生的理論(即沒有任何理論)，也就是說要按照一切民族似乎已被消滅這樣的精神宣傳。因此，對內政策也好，對外政策也好，他也不許我們進行任何干預。多么狡猾的家伙!”(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483頁)

　　(29) 這和“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有一定聯系，差異就在于對“中學”本位的強調性。這一語境的中學自然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言，所摒棄者極端民族文化的理念本位，概言之，這就是中學的歷史實踐性。以“西學”為用，立意則在于摒除“全盤西化”之工作理念。又之，上述二者不宜和“調和折中派”的思想混同，應確立“歷史為體、方法為用”的具體意義。

　　(30) 反推中國：“有一根本觀念，即‘天人合一’……天與人，本來一體。天道與人道，只是一道……中國哲人的宇宙論實乃以不分內外物我天人為其根本見地。”(參閱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第5頁)

　　(31)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

　　(32) 此處格外需要說些題外話：言華夏學術思想實為一家，是就中華歷史文化的統一性而言的。茲舉一例：太史公司馬談著有《論六家要指》所列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論長道短，輕重適當;各家旗鼓相當，分類之精，以此為最。如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陰陽家言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家言禮義人倫，“雖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強本節用，“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言職責分明，“雖百家弗能改也”。又之，太史公父子雖一主“尊道”、一主“尊儒”，但思想并不對立，而能融會貫通，兩代人相濡以沫，共鑄史家。實際上，父子合璧成就的《史記》是百家思想一統的最好見證：所謂通古今之變，熔爐百家，成一家之言。我們持大國學觀，中華思想文化“一大家”(百家規定)，舉凡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及文明傳承，皆是國學，皆是廣義中華文化觀。不過本書中，尤其關注方面的還限于中華傳統之學術文化，為的是凸顯對理論文化與方法文化建設之重視。

　　(33) 這樣的特殊的學科發展，僅從中國古典詩歌的文學筆法上即可察端倪：以自然寫人文，以人文寫自然。又之，按熊十力先生說法，中國古代學科在構成上可分類為義理、經濟、考據和詞章四科。漢語“經濟”意義(以經邦國、經世濟俗、經國濟民和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至大至遠;除開“士農工商”的社會行為的指認，本身亦頗富“政治”意味。甚至包含有自然科學的工作。如曾國藩將經濟又分列四種，即史地、政令、醫學、博物。再如《史記》、《紅樓夢》中曾屢屢提到“仕途”“經濟”。中國人并列仕途與經濟，凸顯“道本”“德治”及“官財一體”的獨特性身份治理國家概念。“經濟”一詞的本體內涵在中國土地兼并愈發嚴峻情勢下，顯得重要起來。如對漢代來說，“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則由經濟條件而形成。他可以自由買進，也可以自由賣出。正因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買賣，才開始有兼并，才使貧者無立錐之地。以后中國歷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羨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張耕者有其田，承認耕地應歸屬民間之私產。在這兩觀念之沖突下，終使土地租稅問題得不到一個妥適的解決。”而對唐代來說，“兩稅制結束了歷史上田賦制度之上半段”，且毋寧說，“這一制度之變更，是中國田賦制度上的最大變更，這是中國歷史上經濟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變的一個至大項目。”因為，“若使中唐以后的社會，果仍厲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將逼使知識分子不得不游離農村，則此下的中國文化也會急遽變形。這一點，也足說明何以中唐以下之兩稅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參閱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16、58-59頁)

　　(34) 這里也要格外說些題外話。毛澤東固然不會贊同中國近代洋務派思想家提出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的治學理念與治世方法，但也不至于對“體用之說”捍格不入。例如他強調的“有的放矢”，即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他委實是把“體”看作一變動不居之發展事物，與“的”合一，又把“用”看作一實事求是的過程，而與“矢”合二為一。1960年毛澤東稱鞍鋼經驗為“鞍鋼憲法”，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民主管理思想，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相結合。基本意旨正在于對當代西方最新發展的主流管理思想——實現相互激勵型的“創造性合作”機制，或所謂的“企業團隊”精神——進行有效采用。其是社會勞工的孵化器。鞍鋼憲法由于極為注重調動精神因素，而能夠把在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以人為本的思想移植到企業創業的境域里，其固然利用了西方企業管理的因素——泰勒制和福特制，但就徹底實踐的工作路線而言，實為對它的一個真正超越，而能將中國企業管理模式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35) 探索是多方位的，不應受西學文本約定俗成的語義束縛。如為免除語義沖突，時深受經濟自由主義影響與鼓舞的嚴復別樣地寫道：“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于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眾，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狹，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為義，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為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參閱《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第97頁)

　　(36)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必須摒除固步自封之習慣，使作品充滿時代感和歷史感，必須開拓進取，努力奪取理論創新制高點，守住主流理論地位。行動力量來自民族積淀，行動底蘊來自扎實的國學基礎，從而能夠創造出“中國話語”之強音助瀾國際學術之潮。若嚴復對經濟學的評議：“謂計學創于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為專學，其散見于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干，循條發葉，不得謂于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于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侖，若特嘉爾，若圖華尼，若休蒙大辟，若哈哲孫，若洛克，若孟德斯鳩，若麥庚斯，若柏柢，其言論謦欬，皆散見于本書。”(參閱《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第97-98頁)但同時，亦不能不提及這種批判：“有些中國學者，受傳統觀點影響或者發展傳統觀點，從廣義的或狹義的文化出發研究中國歷史，認為中國文化不僅不比西方落后，相反地，比西方先進得多。這樣研究中國問題，就不僅否認中國社會落后，而且取消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停滯問題……對于這類論點，王亞南予以批判……批判的有梁漱溟、錢穆和朱謙之三人的理論。”(參閱陳其人：《世界經濟發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41-142頁)關于梁漱溟，毛澤東總結他們的不同：“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則毫不妥協地回答：“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參閱艾凱：《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王宗昱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第296頁)

　　(37) 由馬克思首次公開聲明的“勞動二重性原理”意指了生產的技術邏輯和社會邏輯的“同體異質”的特征性。這是科學工作的起步。但勞動二重性如何和“人的活動屬性”以及和人的發展邏輯和交往邏輯聯系起來呢?從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出發是行不通的。簡要地說，在馬克思研究對象思想即將基本成型的研究階段，乃是從外部來確立對于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工作批判，仍然執行直接的客觀批判，技術邏輯和社會邏輯的規定在整體上還是“認識對置”的關系，這就有可能使社會邏輯“物象化”。這一工作缺口為后來資產階級學者的“反批判”提供了諸多的機會。但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規定則根本是摒除這些，而把發生學邏輯最終歸結為“資本行動”，即不從理性出發，從客觀批判本身出發，從對理性的批判出發。不明白這一點的持有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后來研究者以至于把生產的技術邏輯(生產力的發展)簡化成“直觀的唯物主義”，并用它來說明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它的生產要素理論)，并不知曉資產階級經濟學工作邏輯的實質在于極力混淆技術邏輯和社會邏輯，而使得技術邏輯和“虛假的社會邏輯”(物象邏輯)一體化。

　　(38) 從統一史書規定出發容易把握問題，但是，抵牾其間的仍然是“國史”與“世界歷史”的規定沖突性。解決辦法：一是引入中介運動——“天下史”規定，“中國古代史既是國史與天下史的統一，同時，又是天下史與世界史的統一。”這樣，民族國家的歷史研究可上升為“典型”規定，蓋因廣義的史書指示“百科”規定性和記述“天下史”或“世界史”。從而，“在馬克思那里，‘道的規定’和‘歷史’更多地被統一起來。”“在現代語境下，馬克思采納的是后一種，從中鍛造出‘政治經濟學科’，提煉出‘范疇是社會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之表達，而正是這種歷史和方法、邏輯和認識范疇的內在統一和結合，使得馬克思徹底超越了實證主義、人文主義、批判主義的各自畫地為牢。”(參閱拙作《<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二是肯定專業史的“知事即史”規定，堅持以事的過程寫專業，堅持寫出行動內涵，堅持體現“事件本體論”，而不是“本質本體論”，就能夠從微觀材料上把握住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內在連通性。另外，需要認識到所謂總體歷史規定，不過在于書寫“百科中的一科”;總體史和專業史之統一：實際內容就是專業史在提升自身規定為“總史”的過程，破解了經濟形態社會“自然歷史過程”形成的奧秘。這就是“統一史”規定，“它決不是說把社會設想為同自然界一樣有規律，或者說對‘客觀規律’之存在性的一種全面貫徹和推廣，而在于強調歷史研究指向的是‘客觀批判’。”說到底，它從內在進路方面說明了世界史的規定總是具體性的，而又必須堅持對“現實的歷史”進行批判。(參閱拙作《<資本論>史書工作意蘊再解析——中國語境與中國運用》，《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

　　(39) 這是兩個批判序列，即客觀批判序列：存在批判→本質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現象批判，以及契合的主觀批判序列：存在論批判→本質論批判→概念論批判→精神現象學批判;其中，廣義的現象學批判也可用“精神現象批判”替代表征，這樣，精神現象學批判可集中代表“總和形態的現象學批判”，作為一種認識上的總歸結。因為，《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就是對“存在批判和本質批判”的第一次敘說，文本形式和文本結構是闡述“價值之道”以及“剩余價值之道”(合起來就是“資本之道”);《資本論》第二卷的邏輯是對“存在批判和本質批判”的第二次敘說，文本形式和文本結構是闡述“資本之德”。相應，《資本論》第三卷的邏輯是對內含上述進程的“概念批判和精神現象批判”的第一次完整敘說，文本形式和文本結構是闡述“價值的道和德”以及“生產價格的道和德”(合起來就是“資本的道和德”，是“道和德的生活形式”);《資本論》第四卷邏輯形成了對“概念批判和精神現象批判”的第二次敘說，又是認識大總結(就是說，主觀批判始終和客觀批判相隨相成)，文本形式和文本結構因而是關于“資本的道和德”認識形式之批判闡述。以此觀之，《資本論》四卷是于這一環節最終得以“邏輯貫通”。

　　(40) 例如《資本論》首篇，馬克思直接命名為“商品和貨幣”顯然是兩個實體條目，從篇的內容看，總共三章結構，頭尾又顯然是和“實體條目體裁”的對應，中間一章是過渡。關于這種史論結合的安排方式在理論部分中隨處可見，就實質而言，這些都是“寫事的條目”。《剩余價值理論》突出的安排是“寫人的條目”。條目體以人、事、物為專寫對象，經濟學社會理論自然應專注于前兩個方面。

　　(41) 首版中，我們直接稱各章結尾的判語為“本章判詞”，蓋因它們大多是賦體裁基礎上的“韻詞”。它的特點可概括為：以詩為賦、以賦為詞和以此為基礎的“以詞為賦”。因此，和單純的詞體不同，其追求文學體式的“邏輯巧手”妙繪歷史。這種“詞賦體”既相對兼顧格律，又形式自由，有利于突出“述”的要求，減弱形式束縛，把握住主題的紀事內涵。

　　(42) 或許有人因此而指責《保衛<資本論>》嘩寵之余，觀點全無。這里可借機談談“觀點黨”的害處。一味地標示觀點，其弊端倒不在于“標新立異”，而在于全不了解理論和應用對于觀點的不同要求及其內部聯系。一般而言，理論對觀點在要求上是“含而不露”，反之，應用對觀點在要求上則“砌而裸露”。這就是“露”的過程，需要把握住火候與內在的步驟。又之，一般人則以為理論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以嚴謹的數據和方法來論證理論觀點。殊不知，這是火大、火急了的做法。其沒有實現科學和歷史的貫通，而一旦缺少這個條件和過程，謬誤就時刻和觀點為伍。中間的致命的錯誤即在于不了解“觀點”的從何處來以及寓居何所。觀點的體和用即主體之行動規定。它同樣指示著認識和發展主體的內在結合。蓋言“過程”，是說科學的源頭是藝術，科學的境界是藝術，這就是社會科學。由此，社會科學的應用必須有催化劑的幫助，有人文主體上的行動步驟予以配合，中國人所謂“修齊”的做法，顯然不無道理。延展一點，這里可順便說明一下我們安排在本書第二章結尾處的“判詞”的寓意，其實，那是含蓄地指出了：歷史研究中應該有對行動主體的細膩而連貫性的分析，——蓋因杜甫《望岳》不過就是寫明了主體人的行動：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而，它對應了《21世紀資本論》的“缺少了什么”的規定。

　　〔本文系《保衛資本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修訂版)“緒論”，全文共22頁，原名為“寫在前面：歷史之經濟學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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