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主按：法國當代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吉爾·利波維茨基(Gilles Lipovetsky) 是超現代理論的創始人。他認為, 現代性遠沒有像某些后現代理論家們宣稱的那樣已然終結; 相反, 它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臻巔峰期。這個新的社會階段被利波維茨基稱為超現代社會。在他看來, 超現代不過是現代性在歷經后現代這一短暫間歇期后進入的又一更高級階段, 它本身是充滿矛盾的, 既在很多方面體現了人本主義的宗旨, 卻并非為所有人帶來幸福的濟世良藥。下文節選自利波維茨基的《超現代時代》(Hypermodern Times, 2007)第二章的前兩節, 主要討論了超現代社會的時代特征、它與現代和后現代社會的區別和聯系, 以及超現代理論的研究目的等。
現代性•后現代性•超現代性
作者：吉爾·利波維茨基(Gilles Lipovetsky)
譯者：丁兆國
原載：吉爾·利波維茨基著作《超現代時代》(Hypermodern Time，2007)第二章前兩節
轉載：《國外理論動態》，2011(9)
20世紀70年代末前后, 后現代性觀念在思想界現身, 其目的在于描述發達社會的一種新文化狀態。最初, 后現代性作為對國際風格的反撥出現在建筑話語中; 隨后不久, 人們一方面以它表示理性絕對根基的動搖和宏大歷史意識形態的破產, 另一方面以它表示我們社會個體化和多元化的強大動因。如果撇開種種對后現代的不同闡釋, 人們往往認為, 我們當前所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多元的社會, 一個相對自由和對未來無甚期望的社會。人們熱衷的歷史進步愿景被更為狹隘的視域所取代, 那是一種由不穩定性和短暫性支配的時間性。此前對未來的英雄建構已經潰敗, 而以活在當下為中心的消費主義規范隨后取得勝利。后現代時期與這些密不可分, 它顯示了一種空前的社會時間性的到來, 其標志便是此時此地( here-and-now )的首要性。
柏林的“歐洲中心”是典型的國際風格建筑，后現代性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反撥這種風格而出現的。
“后現代”這一新術語的價值在于：它從社會和文化上顯示了進程的變化以及發達民主社會運作方式的深層重組。在卸下最初的宏大現代性未來烏托邦的重擔后, 富足社會的舞臺正發生著驚天動地的變化, 而我們需要發現這些變化并為之命名：消費和大眾傳媒的陡增, 專制和懲戒規范的式微, 個人主義的高漲, 對享樂主義和心理主義的重視, 對革命未來的失望, 對政治激情和戰斗姿態的疏遠。
但同時, “后現代”這個詞語不無歧義和粗陋, 更不必說缺乏精確性了。無疑, 后現代是一種正在形成的新現代性, 而不是什么對現代性的超越。因此, 人們遲遲不肯賦予其前綴“后”以合法性。可以進一步說：20年前, “后現代” 概念像一縷新鮮的空氣, 表示一種新事物和方向的大變化, 但現在它似乎有些過時了。
后現代周期是以社會領域的“冷”減壓為標志而展開的； 如今,我們覺得時代又變得嚴酷起來, 大有烏云壓城之勢。我們曾經歷過一段社會束縛和宰制都很寬松的時期, 但現在它們又卷土重來,只不過是以新的形態出現。現在, 甚囂塵上的是基因技術、自由主義全球化和人權,而“后現代”這一稱謂已讓人覺得陳腐不堪; 它已無力表述眼下的新生世界。
后現代之“后”仍然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一個被假定已死的過去； 它暗示某種事物已然消逝, 卻又不能確定隨后而來的將會是什么, 好像那是在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框架解體后如何維護剛獲取的自由的問題。它因此而大獲成功, 但現在那個時代已結束了。超資本主義、超階級、超權力、超恐怖主義、超個人主義、超市場、超文本, 還有什么東西不是“超”的嗎?
現在還有什么東西不顯示已臻極致的現代性嗎? 隨著終結氣氛而來的是一種勇往直前的意識, 一種無羈的現代化, 它由快速商業化、經濟不干預以及讓人覺得充滿威脅與希望的科技發展構成。它來勢迅猛： 隨著超現代化世界的到來, 米涅瓦的貓頭鷹在宣告后現代的誕生。
現代性并沒有退去;相反, 我們看到現代性已臻極致, 其具體形式表現為全球化的自由主義、生活方式的準普遍商業化( quasi general commercialization)、工具理性的極度利用以及泛濫的個人主義。在此之前, 現代性的運作受到一整套制衡、另類模式和價值觀的束縛和限制。比如, 傳統精神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延續, 男女性別分工結構仍然存在不平等, 教會仍然緊緊地控制人們的道德意識, 革命政黨在許諾一種沒有資本主義和階級斗爭的另類社會, 民族理想賦予最大的個人犧牲以合法性, 國家管理經濟生活的各種活動, 如此等等。但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改變了。
正在形成的社會是這樣的：與民主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現代性相對抗的力量無足輕重, 宏大的另類愿景已經消解, 現代化不再遭遇強大的組織和意識形態的抵抗。并非所有的前現代因素都已煙消云散,但現在它們自身是以一種去管制化和去制度化的現代邏輯方式運作的。在自在的個體性原則面前, 即便是社會階級和社會文化也在逐漸消退。
國家在退隱, 宗教和家庭正被私人化, 市場社會正壓降而至：對經濟和民主競爭的崇拜、技術統治論者的雄心以及個體權利都暢行無阻。去管制化和全球化的第二種現代性業已出現, 這是一個沒有對立面的絕對的現代, 它完全靠三個核心要素支撐著, 即市場、技術至上的效率以及個體。我們曾擁有的是尚未完成的現代性, 現在到來的是已臻極致的現代性。
在此背景下, 各個不同領域都涌現出極端主義浪潮, 它們受到無限動因和雙曲螺旋( hyperbolic spiral) 的束縛。這樣, 我們發現, 金融和證券市場活動的規模和數量在進行可怕的擴張, 現實經濟活動在不斷加速,資本全球流動的數量在異常增長。長期以來, 消費社會都在標榜其過剩和商品的豐富性: 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日益龐大, 提供大量各種產品、商品和服務, 這種狀況愈演愈烈。
在每個領域都有一些過剩, 超越了各種界限, 就像多余的贅生物一樣：看看各種技術以及它們在顛覆死亡、食品和生育的界限等方面所產生的種種讓人眩暈的方式吧。在下列事物中也能看到同樣的情況：色情業的超現實主義產生的身體形象; 電視及其播放的那些玩弄完全透明性觀念的節目;互聯網集群及其數字流的泛濫：數百萬的網站、數十億的網頁和文字, 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長;旅游業及其大批度假者;城市聚集及其人口擁擠、令人窒息、不斷擴張的超大都市。為了打擊犯罪和恐怖主義, 馬路、購物中心、公共交通和工商業都安裝了大量的攝像頭以及其他電子監控和身份識別裝置：通過繼承舊的極權和訓誡社會, 超級監控社會正大行其道。“更多, 總是更多”式的瘋狂的變本加厲, 已滲透到集體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個體行為也卷入了過剩體系, 只要看看消費成癮、體育競技使用違禁藥品、極限體育運動的風行、殺人惡魔、饑餓癥、厭食癥、肥胖癥、強迫癥和成癮等現象, 就可以發現其中存在著兩種對立趨勢。一方面,個體從來都沒有這樣關注他們的身體健康和保健, 這樣遵從醫學指導;另一方面, 個體病理以及混亂消費和無序行為卻在激增。超資本主義的兩面性是與生俱來的：一種獨立的超個人主義, 為自我立法, 有時謹小慎微、老謀深算, 有時又毫無節制、缺乏理性、混亂不堪。在技術功能領域里, 頻頻出現功能障礙行為。
超個人主義不僅與人類經濟學模式的內化相吻合, 追求在最多的生活領域(教育、性、生育、宗教、政治、工會活動) 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而且與規范行為的舊社會形式的性質變化一致, 隨之而來的則是不斷出現的病理問題、心理障礙和極端行為。由于技術至上的標準化運作和社會紐帶的松懈, 超現代時期同時制造了秩序與混亂、主體的獨立與從屬、適度與過度。
第一種現代性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是極端的;而新現代性的極端已遠遠超越政治層面——那是技術、媒體、經濟、城鎮規劃、消費和個體病理的極端。幾乎處處都是如此, 雙曲線( hyperbolic) 的亞政治進程現在已成為自由主義民主政體的新面孔。并非一切都與過剩狀態的格調保持一致, 但沒有什么能完全擺脫這種極端邏輯的影響。似乎我們確實從“后” 時代走進了“超” 時代。
新的現代性社會正在產生。這已不再是由傳統世界抵達現代理性階段的問題, 而是對現代性本身進行現代化、對理性進行理性化的問題。換言之, 摧毀“陳腐的殘余”和官僚政治的俗套, 結束僵化體制和保護主義的束縛, 對一切進行私有化并使其不再依附于局部條件, 同時使競爭加劇。創造“燦爛未來”的英雄意志已被管理激進主義所取代, 后者乃是一種對變化、改革和調適的巨大熱情, 卻被剝奪了任何自信的前瞻和宏大的歷史愿景。
在效率訴求和生存需要的支配下, 人們處處都在強調要繼續前進和不為烏托邦目標所累的超變化。在超現代性那里, 除需要不斷發展和加速前進以免被“進化”所超趕外, 人們已別無選擇：對技術至上的現代化崇拜最終戰勝了對目的和理想的盛贊。未來越是不可預測, 我們就越需要靈活機動, 隨時應對, 永遠準備應變, 需要超現代, 比英雄時期的現代人更為現代。
與過去決裂的神話已經被最快的和“越來越……”的文化所代替：越來越多的盈利、越來越多的業績、越來越多的機動性、越來越多的創新。對于這究竟是意味著盲目的現代化、技術至上的商品虛無主義, 還是一種缺乏目的和意義的真空旋轉過程, 我們拭目以待。
第二種現代性與其自身的基本原則(民主、人權、市場) 并無沖突, 也沒有確定的對立模式, 并且在其自身系統內也從未停止過對那些曾作為被消除對象的前現代元素的循環使用。我們正在脫離的現代性否定其對立面, 而超現代性則整合了其對立面;它不再摧毀過去, 而是對其進行重新整合, 在現代市場、消費和個體性邏輯的框架內對過去加以重構。甚至當非現代都顯示出自我的重要性并按照后傳統的過程運作時, 當過去的文化不再成為個人主義自由市場現代化的障礙時, 一種現代性的新階段便出現了。從“后”到“超”, 后現代將不過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它已不再屬于我們了。
這些巨變要求我們更加仔細地審視社會時間的組織方式, 以便把握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過去正在重現。對未來的焦慮也在取代進步的神秘性。作為金融市場、信息電子技術、個人主義生活方式和閑暇時間的發展結果, 當下(the present) 正變得越來越重要。時間的短暫性正成為新的社會沖突的核心問題。我們可以自行選擇時間, 包括彈性上班時間、休閑時間、青春時間以及老年時間。這說明超現代性使分散的時間性倍增。與新資本主義去國家干預相對應的是時間的去國家干預化和個體化。人們正日益強烈地感覺到對當下的崇拜, 那么對當下的崇拜是什么樣的? 它與其他時間軸的關系又是什么樣的? 在現在之軸上, 又該如何表述它與過去和未來的關系? 超現代理論將嘗試如何超越后現代主義來觀察這些問題, 并重新從概念上把握當前時間的組織方式。
當下的兩個階段, 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是什么歷史和社會力量導致了未來必勝主義愿景的消亡? 說白了, 除非新的參照點在重塑人們的思想和為其提供新的生活視角上大獲成功,否則政治和經濟現代性的失敗和災難(兩次世界大戰、極權國家、古拉格集中營、資本主義危機、南北差距) 自身都不會導致“元敘事”的毀滅。對政治的幻滅和失望并不能解釋一切：新的激情、夢想和誘惑正同時出現, 它們的影響越來越大, 雖然沒有大張旗鼓地自我宣揚, 但極具滲透力, 已經影響了絕大多數人。正是隨著日常生活的革命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巨變, 對當下的崇拜出現了。
對社會時間組織方式進行重構的核心是從生產型資本主義到消費經濟的轉變, 一個完全由瞬時、新異和永久誘惑技術重構的“時尚社會”取代了固化的規訓社會。從工業產品到休閑, 從運動到游戲, 從廣告到信息, 從保健到教育, 從美容到食譜, 我們處處發現兜售的產品、模式及各種誘惑機制都在迅速過時：新異, 超選擇, 自助, 從幸福到更幸福, 幽默, 娛樂, 憂慮, 色情, 旅游, 休閑。消費和大眾傳媒的世界就像一個醒著的夢, 那是一個充滿誘惑和不斷運動的世界, 其模式不過是時尚體系罷了。我們不再像在傳統社會中那樣看到過去模式的重復出現;相反, 我們發現了體系化的新奇和誘惑對當下進行的調節和組織。無處不在的時尚已傳播到更廣泛的集體生活層面, 把當下之軸確立為社會流行的時間模式。
時尚原則的確立并沒有遇到什么阻力,而新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種普遍的日常激情。由時尚邏輯和時間性重組的社會已生根發芽：換言之, 今天的社會由當下所控制, 它以私人幸福代替了集體行動, 以運動代替了傳統, 以永遠新奇的狂喜代替了對未來的希望。一套完整的享樂主義和心理主義的文化產生了：它促使所有人急切地滿足自我需求, 激勵他們因追求享樂而聒噪不休, 把自我實現奉若神明, 對幸福、舒適和休閑的人間天堂頂禮膜拜。盡快消費, 旅游, 過得快快樂樂, 什么也不要放過：燦爛的未來政治已經被作為幸福當下的期望消費所取代。這樣, 當下的重要性更多地是通過促進商品、形象和享樂主義的誘惑,而不是通過努力填補一種(意義、價值和任何歷史規劃的) 缺失來凸顯的。正是無處不在的時尚和消費政治的亞政治機制的力量, 導致了現代性意識形態和政治英雄主義的潰敗。遠在人們期望更美好的未來時, 對當下的神化就已經開始了：它的出現比柏林墻的倒塌或不斷加快的網絡空間和全球化的自由主義世界還要早幾十年。
隨著社會對消費主義當下的神化, 人們紛紛指責社會的原子化和去政治化、制造虛假需求、消費主義的盲從和被動, 以及無目的、無意義的生活的機械化。而且,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進步帶來的危害”這一主題開始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 這些批判根本沒有阻止某種所謂社會樂觀主義的興起。當最后的革命符咒帶著對未來的期望還在回響時, 我們發現當下的現在已變成某種絕對, 它在“我現在想要一切! ” 的文化中頌揚著主體的真實性和欲望的自發性。這樣的文化把自由自在的享樂變成一種神圣的權利, 卻對未來毫不關心。1968年的五月風暴是一次沒有未來目標的反叛, 它反對獨裁,主張自由主義。那也是日常道德獲得解放的歲月, 它以享樂取代了義務, 以“欲望機器”取代了英雄主義的歷史。相比之下, 當下好像已成功地把所有激情和夢想都引入了自身一樣。失業率尚可忍受, 因此解放當下和盡情享受當下的欲望都遠遠超過對未來的擔憂。30年的輝煌期(法國戰后時期), 福利國家, 消費神話, 反文化, 道德和行為解放, 性革命：所有這些都是通過樹立一種樂觀意識而成功地消除了歷史悲劇感, 一種對未來沒有任何焦慮的時代精神, 因此構成了一種同時反現有體制和消費主義的及時行樂。
我們已經走過了這一階段。自上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 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為基礎的第二代當下主義( presentism ) 產生了。這兩組現象結合起來“壓縮時空”, 并推進加速的邏輯。一方面, 電子和計算機化的媒體使信息在“真實時間”里實現輸送和交換, 創造了一種即時性和共時性, 使人越來越難以接受各種形式的等待和緩慢; 另一方面, 市場和金融資本主義的控制日益加劇, 掩蓋了任何長遠的國家愿景, 而且這一愿景被短期的業績、全球不斷加速的資本流動、以超前周期快速運行的經濟業務所取代。在任何地方, 機動性、收益性、“趕最后期限”、“時間就是金錢”、零延遲成了左右各種組織的關鍵詞：所有這些傾向都表現了一種日益加劇的現代主義, 它正把時間更牢固地抓緊在一種緊迫性邏輯中。即便新自由主義的、計算機化的社會沒有制造對當下的狂熱, 但無疑, 通過穿梭于不同的時間框架之間, 通過強化我們對脫離時空限制的自由的渴望, 這個社會已使我們對當下的狂熱達到極致。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這種經濟生活的重組對各種人都產生了顯著后果：“超速資本主義”和偏重直接收益導致大規模裁員、短期就業以及日益加劇的失業威脅。以無聊為主的時代精神已經被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時代所替代。某種無憂無慮的姿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們日益在一種不安全感中度過當下。這種暫時性文明的氛圍帶來了普遍情感狀態的變化。一種不安全感侵襲了每個人的頭腦：健康成為困擾大眾的問題, 恐怖主義、災難和疫病動輒成為轟動新聞。社會斗爭和批評話語不再帶有任何旨在戰勝宰制的烏托邦遠景。現在唯一真實的問題是保護、安全、保障社會福利和急需的人道主義援助、保護地球。總之, 要“限制危害”。當下主義第一階段的自由樂觀氛圍已經一去不復返, 隨之而來的則是對保護的普遍需求。
那種被稱為“后現代”的思潮, 既與把個體從其社會角色和傳統體制權威中解放出來的趨勢一致, 也與把個體從集體關系和追求遠大目標的固有限制中解放出來的趨勢不無吻合; 它與更加寬松和多元的社會規范的建立以及個人選擇范圍的擴大也是分不開的。因此, 我們看到了某種“張力的緩和”,一種個體生活的自主性和開放性。雖然后現代插曲與某種對宏大集體計劃的祛魅同義,但它又卷入了一種新形式的復魅( re-enchantment) , 這種復魅與生活狀態的個體化、自我崇拜以及私人幸福有關。我們現在已超越了這個階段：對后現代進行去魅的時刻——對生活于當下的現時生活的去神秘化的時刻——已經到來, 它現在不得不面對越來越多的不安全因素。我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 反而加重了; 面對我們的恐懼, 享樂主義正在消退, 現時的奴役似乎比社會個體化所開啟的可能更為重要。一方面, 時尚社會不斷激發我們去享受更多消費、休閑和健康快樂; 另一方面, 生活變得不再輕松, 而是越來越有壓力, 越來越焦慮。人們對生活越來越多的不安全感已取代了無憂無慮的“后現代” 姿態。第二種后現代看上去像是無聊與焦慮、幸福與脆弱、嬉戲與恐懼的矛盾混合體。在這種背景下, 曾經宣告新生事物的" 后現代" 這一稱謂, 自身反倒成了過去的殘余, 一片“記憶的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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