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光偉：《資本論》辯證法的三個認識維度 ——馬克思思維的發生學研究

《資本論》辯證法的三個認識維度

——馬克思思維的發生學研究

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

　　值此《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問世150周年之際，謹撰此文，以志紀念，并以此特殊方式向馬克思的工作致敬！

　　摘要：對《資本論》的研究需要“多學科”并舉并用，但不能將《資本論》限制為歷史事件本身或局限于詮釋學的“顯現”。“再現《資本論》”具有偉大的時代意義，但仍應注重工作內涵：正確的路徑是立足“再現”的發展和創造性轉化，既面向學科對象，又極富民族特征，從而提升到方法論建設的高度上來。在當代更加需要的不是“回到馬克思”，而是還原馬克思的“工作本相”，求取“今日的文本”與“馬克思的文本”的精神實質的一致性。以此觀之，《資本論》的辯證法是“實踐態的”，具有內在的三個認識維度：發生學工作邏輯、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勞動二重性的學說原理。全部的工作重心聚焦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它最終以學科方法的規定完成了對《資本論》副標題“身份”的鎖定。馬克思作為“平凡人”的非凡工作，為思維學科提供了一種豐富的素材，同時也是對思維辯證法的另一種意義的注解。

　　關鍵詞：馬克思;《資本論》;辯證法;敘述;思維

　　“盧卡奇認為，在歷史科學中，辯證法是用來理解歷史的唯一的科學方法。他說：‘如果擯棄或者抹殺辯證法，歷史就變得無法了解……使得不可能把歷史了解為一個統一的過程。’”〔參閱張康之：《總體性與烏托邦——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范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9頁〕圍繞辯證法的爭執，客觀存在于社會主義思想運動的進程中，人們一直試圖追詢“什么是辯證法”。本文以“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為研究選題和直接的對象，以“超學科”的工作精神探索馬克思理論主張的背后實質規定，期望給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以準確的學科思維定位。

　　一、馬克思對“辯證法架構”的奠基

　　有生之年，馬克思一再承諾的《辯證法》著作被說成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由于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圖充分地將這份寶貴的遺產吸收過來，他甚至還自稱是黑格爾的弟子。另一方面，如所周知，因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頭腳倒立的，必須將它重新倒置過來。將這種辯證方法再倒置過來的，正是《資本論》中被應用的馬克思的辯證法。”〔參閱見田石介：《<資本論>的方法研究》，張小金等譯，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年，第219頁〕反面的意見是，“說到底，如果問題的確僅僅是把顛倒了的東西顛倒過來，那么事物的顛倒顯然并不會因簡單的位置移動而改變本質和內容!(畢竟)用頭著地的人，轉過來用腳走路，總是一個人!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的顛倒無非是位置的顛倒，是一種理論比喻：事實上，哲學的結構、問題以及問題的意義，始終由同一個總問題貫穿著。”〔參閱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61頁〕列寧一再強調：雖然馬克思沒有遺留下大寫字母的“邏輯”，但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這是超越文本的一種力量。“今天對《資本論》的任何創造性解讀都是一個翻譯過程。這個過程把為維多利亞社會第一個工業時代創造的語言和概念在忠實于原初構建的狀態下轉換成另一種代碼，還通過對初次再現的抱負維度和精巧結構的堅持，保證了它在當代的可再現性。”〔參閱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重讀<資本論>》(增訂本)，胡志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頁〕但是，這種辯證法——指的是對“辯證法”的整理——仍然缺少工作座架，而一旦失去理解中的“座架(規定)”，認識上的辯證聯系也就失去了，導致“馬克思的工作”在這里沒有前進，反而后退了。

　　一般說來，《資本論》不是什么知識論意義的“資本理論”，而是“論資本”;資本，這是馬克思確立的一個大寫字母的工作規定：既是“對象”，亦是社會主體性規定;既是“范疇”，同時亦是工作邏輯和背后的“方法(規定)”。至為重要的一點：它們首先作為“歷史”的規定性來考察。這以突出的方式告訴我們：作為“工作條目”設想的六冊計劃安排確實已然放棄①，并更新以“作為原理的論資本”加以辯證考察和敘述。這樣可以理解：馬克思在二版跋文中，同時性地提出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方法論區分以及首次公開了自己的辯證法認識觀。因為，單單是“敘述”，具體思維的“形式沖突性”問題，難以徹底根除;必須全盤提出方法的“發生學”考察問題，即用黑格爾的術語說，必須確定它們的“內容”與“形式”的工作統一關系。在這里——在工作優先性上，發生學(工作規定)構成了辯證法的第一命題;相應，政治經濟學批判退居為“第二命題”，作為了《資本論》的副標題;最后，“總體思維”(勞動二重性原理)亦必須形式化地表現出來(由“具體思維形式”的呈現工作來完成)：“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而且，明確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敘述就要求這樣做……第一章最后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頁〕

　　通過這些工作，《資本論》“實踐態”的辯證法概念得以具象化，從而使得《商品》邏輯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的高點”，一句話，“由于藝術再現主客觀批判的工作統一，真正回答了‘什么是生產關系’問題，首章《商品》邏輯始終代表著歷史唯物主義作品的最高水準，完結《資本論》結構的藝術高度。”〔參閱拙文《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思想史再發掘——兼析<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秘密》，《東南學術》2017年第2期〕

　　二、馬克思“思之維”過程演變及啟示

　　馬克思思維的客觀性鎖定于“社會歷史性”與“物質客觀性”的統一，這就是馬克思孜孜不倦的學科尋求，它具體化于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工作探索之中。對馬克思而言，這是一極其艱苦的研究過程，一般說來，時間跨度約在十五年左右。馬克思的說法是：“它是我十五年的、即我的一生的黃金時代的研究成果。”〔參閱《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7頁〕按這一說法，可以推算出來的研究區間是：馬克思寫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前兩年，至1857年秋，后者正是馬克思奮力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時間。馬克思得出的總結論是：“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頁〕根據馬克思的研究，“現在，我們把物質生產確認為互系雙方：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確認為互系性的‘社會客觀批判’”，即生產對象作為“存在者(規定)”：生產力作為“物質生產系統”和“物質交往關系”，同時，生產力則作為“所有制結構系統”和“社會交往關系”。〔參閱拙文《生產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當代經濟研究》2017年第2期〕總的任務是：“我要破壞，我也要建設。”〔參閱《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97頁〕

　　關于馬克思的學科基礎搜尋，有一個公允的說法：“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一切批判中，馬克思沒有忘記指出由于自然科學在生產技術中的應用而帶來的對自然的統治這樣一種動力的進步特征。‘自然界生成為人的發展’是‘通過勞動’，通過自然科學和技術而產生的‘自然的人化’，勞動使自然科學和技術為人服務。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的歷史屬于近代人的發展，屬于‘人的科學’，與人的科學同一。”〔參閱伊林·費徹爾：《馬克思：思想傳記》，黃文前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3頁〕另一種說法是：“這種動態的社會學說，(應)看作社會發展學說。(而)馬克思的學說就是一種社會發展學說。”所以，“他的考察涉及理想學說、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和人類學等許多領域，而狹義的社會發展學說只把發展限制在社會學的范圍內。”并且拓展地看，“社會發展學說在古代就出現了，古希臘學者希里阿德的黃金、白銀、青銅、英雄和黑鐵的歷史劃分，中國儒家學派的‘克己復禮’，都是某種歷史發展理論。但自歐洲文藝復興尤其是啟蒙運動以來，社會發展理論獲得空前的發展，馬克思正是在這種歷史前提下才創立了自己的歷史發展學說的。”〔參閱郝敬之：《整體馬克思》(修訂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頁〕知識分子問題，在中國是隸屬于“士農工商”的主體性的發展，在歐洲則貫串于“市民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歷史崛起后，知識分子作為了資本家社會統治策略的一個組成內容，即或者作為專業科技人員，或者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生產者和宣傳者。因此仔細分析，“理論家作為人，事實上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他是一個個人，是一個家庭成員，是一個團體的成員、一個階級的成員，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一個國家的公民，是全人類的一個代表。但在不同的學者那里，這不同的角色對于他的理論建構占有不同的地位，起到不同的作用，一般總有一種特殊的角色占有支配地位。”而“人格規定性最充分地體現在馬克思的學說中”，蓋因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學說和人類歷史進程的方向具有內在的同一性，馬克思作為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相統一，乃是馬克思“研究人格”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所在，這正是行動主張的“理想與科學的統一”。〔同上，第26-30頁〕

　　馬克思主張知識分子的獨立運動訴求，但更加清醒看到，這是資本的“社會客觀批判”的工作結果，從而，知識分子之“獨立化”是有條件的，即必須作為階級行動策略的一部分，以此被賦予“階級意識性”。無產階級的科學研究意識就是建立“徹底地批判”工作規定，從而，研究對象必須是革命性的，是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內在表述。研究對象必須作為對象的“辯證法”，即對象的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和認識發生學，——說通俗一點，這就是《資本論》四卷工作體式的形成。〔參閱拙文《我為什么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政治經濟學報》2015年第4卷〕馬克思于1857-1859年間經研究確定的“研究對象”，依照此種策略和工作線路，就可以歸結為“歷史對象(規定)”和“社會對象(規定)”，具體的論據是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對這種觀點的再強調：“借這個機會，我要簡短地回答一下美國一家德文報紙在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出版時(1859年)對我的指責……我曾經說過，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居然有人以為這些關于中世紀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還會有人不知道，這真是令人驚奇……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地產的歷史構成羅馬共和國的秘史……唐·吉訶德誤認為游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會經濟形式并存，結果遭到了懲罰。”可見，“經濟學家們在論斷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頁〕這里，我們實際看到了經濟學和法學的嚴格意義的統一：“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關系’在研究-敘述的意義上之所以一分為三，蓋因歷史生成運動(規定)使然。財產關系I、財產關系II、財產關系III整體反映著生產關系在構造上的不同的生長狀態，它們共同形成了存在上的總體性規定。”〔參閱拙文《生產關系的三層次解讀關系及其意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域內的道名學說和生長論》，《當代經濟研究》2016年第10期〕

　　有了對象，有了研究對象，也就有了結構的規定，然而這是批判規定的結構，由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矛盾統一體的框架下，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包括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分配過程、消費過程中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參閱吳宣恭：《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范疇》，《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3期〕由于把“結構”作為思考對象，歷史發生學、系統發生學、現象發生學和認識發生學的工作邏輯得到整合(初步完成于《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使得馬克思有信心地說：“但是結構，即整個的內部聯系是德國科學的輝煌成就，這是單個的德國人完全可以承認的，因為這絕不是他的功績，而是全民族的功績。”〔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6頁〕但有論者借機鼓吹“天才論”，如這種論調：“總之，不是把馬克思看成天才的獨特的理論家、思想家，而是把馬克思貶低為各種‘主義’的門徒……因而根本不理解馬克思獨特的思維方法”〔參閱羅雄飛：《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思想——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核心》，經濟日報出版社，2016年，第83頁〕，則明顯是不合時宜的。其目的在于論證：“馬克思是真正的學者，他不斷在進行思想實驗……馬克思鉆到他的思想實驗室里，轉向經濟學、金融研究，研究經濟危機的內在邏輯和運行機制。在此之前，他則不是一個經濟問題專家，真正進入研究之后，才發現和原來的結論是完全不一樣的。”“他越來越覺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換湯不換藥，把政府換掉了，但是，資本主義體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參閱史傅德：《尋找真實的馬克思》，《財經》2016年第30期(11月7日發刊)〕并且因為，在這種“去主義”的考察路徑中，“獨特的思維(形成)”乃是先于結構的規定：如認為，“馬克思兼收并蓄了那個時代德國的各家思想精華(后來又進一步批判地吸收了國民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合理因素)，同時，對它們實現了超越……(于是)任何依據西方社會當下或曾經流行的具有抽象思辨性的‘主義’，都無法真正理解馬克思的著作，更談不上對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參閱羅雄飛：《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思想——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核心》，經濟日報出版社，2016年，第20-21頁〕如此看來，所謂“馬克思獨特的思維(方法)”論說被凸顯出來，好似在于論證“政治經濟學批判”乃是馬克思刻意地自覺發動起來的“一場思維方式的革命”，猶如見田石介的沿著“科學的方向性”(單維度)的前進。〔參閱拙文《〈資本論〉中國化與中國化〈資本論〉研究述評——基于相關文獻的理論演進路線及比較視角》，《社會科學動態》2017年第3期〕于是，結論固然有些匪夷所思：“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只要遵照這種科學方法的一般原則，那么，它即使與曾被視作科學的資產階級古典派經濟學的方法、自然科學的方法相一致，也沒有什么不可思議的。”〔參閱見田石介：《<資本論>的方法研究》，張小金等譯，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年，第6頁〕由于強調的是“敘述上的科學”，所謂的由“獨特思維”所制訂的結構不過就是“運用科學實證主義方法把握人類社會這一生命機體，揭示它的一般發展趨勢”;故此，“外在于它自身的一切‘細胞’的有機體是不存在的，由此抽象理解的關于它的必然規律是不存在的。”由此推論出：“馬克思所要闡明的，僅僅是無數個人作為主體如何以細胞新陳代謝的方式決定著社會整體作為生命機體的發育程度，而社會整體的內在機理和一般趨勢對單個細胞的存在狀態有一種反作用。”〔參閱羅雄飛：《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思想——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核心》，經濟日報出版社，2016年，第16頁〕

　　天才論確實是對“馬克思的敘述”的故意性抬高，以借機漠視艱苦研究工作的實在性。但是，事實情況恰恰相反，如果說馬克思所代表的社會人格是“人類”，那么在這里，人格化規定特別適用于描繪馬克思的研究工作，猶如中國人自己知道自己的“中國人資格”(即思想中國)含義，馬克思的研究屬于“思想人類”的那種。“我們絕對可以相信的是，在面對像柏拉圖或馬克思這樣使問題具有開放性的作者時，隱諱寫作不會有什么意義，因為柏拉圖或馬克思的整個著作都在激發人們在理解自由中討論和思考。他們的寫作實踐表明，寫作總是將意義從作者處隔離，讓作者無法掌控意義，讓意義從文本(被文字固定的話語)自身中產生出來。”〔參閱張文喜：《方法與反方法——基于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對話》，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42-343頁〕文本在作者死后之后，才真正成為“文本”。馬克思的文本本質上又是“活的”，反對解釋(即“理解循環”)，它沒有使自身成為“純語義”，而是關于“行動的構境”。所以實際情況是，“馬克思的思維之成”僅僅完成于上述三個過程中，說確切些，乃是“對象之成”、“研究對象之成”和“結構之成”的共同結果。

　　總之，有了對象，有了研究對象，也才有了結構和思維，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據此統一。但這不屬于“經濟學家的功勞”，毋寧說也不屬于“歷史學家的功勞”，而必須歸結為歷史本身的“功勞”。馬克思對思維的客觀性的表述是：“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頁〕學科的肯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對象的自為結合——研究對象的行動生成——歷史實踐的結構和似先驗的社會知識結構的統一，馬克思使思維成為“被賦予的規定”，即客觀批判的自我認識形式;換言之，思維形式同時是事物發展和進行自我批判的客觀形式。這種構造打破了“具體思維形式”的自足性，從發生學角度還原了科學的本相——它的生成過程，也就根本解決了總體思維和具體思維的內部工作關系，催生一門新的學科——“社會主觀批判”。因此，《資本論》的“手稿完成”(《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以及馬克思1866年的一整年的對于《資本論》第一卷的修改和潤色②，這些均應視作社會客觀批判與社會主觀批判的統一化的過程，即“馬克思思維”的最后完成：從歷史形式向思維形式的工作過渡。

　　三、辯證法對于“哲思”的破除：馬克思工作“底座”

　　研究方法催生了“敘述之成”，并作為“內置規定性”作為敘述形式的組成，因而從工作序列看，敘述必須視為內含于“研究”的規定。這樣，整全意義的研究方法應作為學科方法和工作邏輯之統一：工作邏輯形式(即敘述方式)向研究活動本體的推進，毋寧說成是工作邏輯的本身向學科方法的推進，導致“第二命題”必然被同時說成是內置于“第一命題”的規定;換言之，第二命題乃是第一命題的“內在要求”。批判的狹義形態(范疇)固然被固定在“學科方法”的規定性上，但它的意義是廣義的，即本質上是一個可不斷衍生的工作概念，這保證它的學科統一性。就政治經濟學批判而言，即是說，它將作為“全體的工作方法”統領一切的經濟學科：包括商品經濟形態以及與之對峙的“產品經濟形態”。當這樣說的時候，批判和發生學的聯結即成為研究和敘述的“內部連通”的需要。從而對經濟形態社會的研究而言，工作出發點仍然是“政治經濟學批判”。

　　在這一語義與工作路徑下，批判只能作為“發展(規定)”來解，它本質上不是一種“哲思”，而寧可直接看成“歷史本身的方法”。例如資本的時間這個規定，馬克思是從“批判”角度看待它的，即作為“資本的生產過程”;《保衛<資本論>》闡述為“資本的時間與存在”，采用的工作邏輯形式是“歷史發生學”，目的即是證明：“對于資本發展的歷史界限性而言，整體考察帶來了如下規定：資本的特點就在于積累，在歷史中完成積累既是資本的基本事項，也是核心發展內容上的特征。孕育于三部歷史：商品變貨幣(實質是產品中變出商品)、貨幣變資本(實質是價值實體中變出貨幣實體)以及從原始積累直到資本積累本身，以至于它們能夠作為‘一部整史’看待。并且毫無疑問，這是真正工作批評的開始，是否定的開始，意味著把掌握資本主義實踐的理論鎖鑰，作為‘武器’交給善于運用它的那個階級。”〔參閱拙著《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55頁〕相反，由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所確證的“《資本論》中的時間(規定)”僅是哲思而已：“《資本論》中馬克思的時間性思想的秘密——或許我更應該說：根據馬克思的思想，資本的時間性的秘密——匯聚、集中在那個小小的動詞中，auslöschen，即‘消滅’。從這個動詞看，過去和將來是一回事，現在則被視為生產。生產的創造性在于它的否定性，而非任何正面或肯定的內容。”〔參閱《重讀<資本論>》(增訂本)，胡志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4頁〕這就是說資本是“時間性的終結”(規定)，“消滅時間”即資本主義的時間規定。這實際上是宿命論意義的主體的“死亡說”，——這里了無斗爭和反抗，或者說，主體反抗已經無助于問題解決;生產啟動再生產的行動蛻變為完全消極意義的重復社會進行的再生產的勞動消費行為，從而，“整個再生產問題被證明是理解資本主義悖論的時間性的鑰匙”〔同上，第85頁〕，但“《資本論》——從現在開始，(可以)省略限定語‘第一卷’——不是一部關于政治的書，甚至不是一部關于勞動的書。它是一部關于失業的書。”〔同上，第2頁〕毫無疑問，這是“作為哲學家閱讀《資本論》”和“作為文學家閱讀《資本論》”雙重的批評性閱讀。③

　　但詹姆遜的哲思的真正的答案在于對“《資本論》中的空間(規定)”的解讀中：“資本的空間性的秘密也就是空間性自身的秘密，即分離。”〔參閱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重讀<資本論>》(增訂本)，胡志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7頁〕在其看來，這是資本的真正的社會統治：空間消滅時間!而這就是時間的空間規定和空間的時間規定，由兩者合成的“交響曲”關注的不是工人的命運，而是資本的利潤。時間最終歸并在空間中——例如再生產就是“空間的無限復制”，這就是詹姆遜的全部哲思，也是“哲思的秘密性”所在，從而認定：“相較于生產主義(在福特主義或斯達漢諾夫主義的意義上)，(應該)選擇將馬克思(的時間)理解為生產，并把馬克思看作以活動(Tätigkeit)為中心的偉大德國哲學傳統的又一高峰，這一傳統此前的兩次高峰是歌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同上，第86頁〕于是在這里，“理解有兩種方式：或者是合理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或者是神入的，即對于他們情感關系的重新體驗。”但對社會學理論而言，“它以解釋的方式理解社會行動，并將據此而通過社會行動的過程和結果對這種活動做出因果解釋。”而且，“理解的方式當然并不只適用于社會學，它也適用于歷史學和其他涉及人們行動的文化科學，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參閱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修訂譯本)，韓水法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漢譯本序，第15頁〕但是，“在這里一般地對于黑格爾的辯證法，同暗特別地對于他的辯證法在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內的發揮，最后并對于新的批判運動與黑格爾的關系提示一些意見以幫助對它們的理解和評價，也許是適當的地方。”以至于，我們必須進一步提出質疑：“那研究舊世界內容的忙迫活動，那為材料所束縛的近代德國的批判的發展，是如此地強而有力，以致對于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不批判的態度，并完全沒有意識到那雖說有一部分是形式的而實際上是本質的問題，即我們現在要怎樣來對待黑格爾的辯證法呢?”〔參閱《馬克思博士論文  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一般的批判》，賀麟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21頁〕

　　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填補黑格爾辯證法的內容空白，目的就是把“哲學態的時間規定”還原為歷史生活的實踐批判(即對“歷史批判”的規定予以客觀呈現)，以及相應地，同樣把“哲學態的空間規定”予以現實還原，定格為有關于社會生活實踐的“總體批判”。中國人稱這兩者為“道”和“德”，實則就是本質規定。這顯然是實施現象學批判的根據和理論地基，由此可接續下面的工作：“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所做的工作，無疑是針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意識的體系化’(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批判，也是對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結構’之照明。”據此，《資本論》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作為“內在地批判”，即從本質進到現象的工作線路，可以說定格于這樣的研究事件：“馬克思的‘革命的政治經濟學’與以往的經濟學不同，因為他提出的許多獨特觀點及其論證過程，與其說是從定量的角度對經濟關系的實證性表述和解決，毋寧說是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政治哲學解釋。對馬克思來說，在處理那些在他看來較為次要的貨幣、資本和利潤等數量方面的問題之前，從新的歷史和政治的視角出發，把能夠描述資本家和商品生產社會屬性的那些原則和預設——特別是那些以‘虛幻’和‘神秘’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簡單的事物和關系——敘述出來，似乎是最重要的事。”〔參閱白剛：《作為政治哲學的<資本論>》，《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對于第四卷，我們準備采納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閱讀建議：“萊波維茲(Michael Lebowitz)說，整個四卷《資本論》是一個序列，首先在第一卷中采用有限的生產視角，接著在第二卷中討論流通視角，再在第三卷中把兩個系統重新結合起來(我加一點，可能在第四卷中研究意識形態)。這意味著，除非我們根據其他幾卷重讀第一卷，(否則)就會錯誤地把馬克思理解為某種狹隘的生產主義。”〔參閱《重讀<資本論>》(增訂本)，胡志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6頁〕因為這里將要實施的是“全面地(認識)批判”，而不可避免地涉及辯證法的所有工作元素，亦正如詹姆遜的及時的提示：“這里的目的不是要捍衛《資本論》的‘真理’，讓其免受反馬克思的敵人的攻擊……相反，無論《資本論》是否站得住腳，它都是對一個系統的再現。”因而必須要阻止一種工作企圖：“我們的分析似乎更嚴峻地受到馬克思主義內部對辯證法的批判的危害，這些人企圖把《資本論》改寫成一本完全不同的書。”〔同上，第102頁〕

　　四、“辯證法之思”：宏大敘事與具體細審

　　從認識角度看，《資本論》建立的勞動二重性是“雙重性統一”的規定：一重是建立對于商品生產交換史的客觀反映與描述，另一重則對應為該總史的“客觀思維形式”。因此，馬克思《資本論》最后決定以“勞動二重性”為總體的“思之維”，并作為思考對象駕馭對各種材料的論述，目的在于突出“財產勞動”的存在性。但在詹姆遜看來，這樣一部宏大敘事的作品恰好是完全忽略了“勞動”：畢竟，“至于《資本論》本身，我們必須說，它的存在是要再現一架特殊的機器，這機器的演進和故障、擴張和失靈、發展和崩潰是(辯證地)交織在一起的。這一獨特的歷史運動的秘密隱藏在著名的‘利潤率趨于下降’中。”〔參閱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重讀<資本論>》(增訂本)，胡志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3頁〕但這種宏觀把握忘記了具體的細審：“表面上看，《資本論》中存在著兩種主體即資本主體與勞動主體，因而探討的是資本統治下政治主體如何生成的問題。深層次看，實際上只有一種自我揚棄的主體，那就是資本主體不斷生成出的革命主體。作為客觀規律的資本邏輯與作為能動主體的無產階級，在社會存在層面具有自在的統一性，但又具有一種自為的差異性。問題的關鍵是，無產階級如何從資本支配下的價值創造主體發展為革命主體、解放主體。”因為，“《資本論》對社會的再現，其核心是對現代性的歷史主體的再現。(而)這種再現本身就是一種批判，揭示出主體自我揚棄的規律。”“說到底，還是在于資本邏輯的二重性。勞動主體深套于資本邏輯并構成其內在方面，但又創造著自我解放之可能性。”〔參閱郗戈：《作為“大寫”政治哲學的<資本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3月30日〕

　　以上分析從另一個側面顯示：西方馬克思學研究工作脫離了《資本論》，并在學術理路上整體脫離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規定。由于這一工作規定的缺失，社會客觀批判和社會主觀批判不再互為犄角、互為呼應和相互支持，反而相互“詆毀”。例如，下來這個仍舊由詹姆遜提供出的質疑：“的確，卡爾·科爾施很久以前就提出，馬克思主義在效果上擁有兩套基本語言，它們可以互相轉化、互相替代，或互相翻譯。這兩套語言或編碼是階級斗爭和資本積累(或價值規律)……(但)價值編碼可以‘轉碼’為階級斗爭編碼，這一點在《資本論》中只能斷斷續續地看出來……正是在這種局面下，我提供的對《資本論》的解讀大約是有用的，因為這個解讀堅決主張《資本論》是一部一心想揭示資本主義系統性的著作，即是說，這個解讀重申了對資本主義系統進行總體化分析的優勢(這里使用的總體性和系統兩個詞可以互換)。”〔參閱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重讀<資本論>》(增訂本)，胡志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3-116頁〕“這種論調認為，勞動二重性是對于拜物教的指認，而非批判，——在批判方面，勞動二重性實際什么也沒做;相反，商品二重性、資本二重性倒是從中升華出來的有關于資本主義的認識批判和理論批判實踐。”〔參閱拙著《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92頁〕但這個論斷明顯地忽略了這一點：“所謂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包含資本邏輯批判、物象化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這‘三重批判’的總體。其中，資本邏輯批判是根基，意識形態批判是結果，而物象化批判是溝通上述二者的中介。由此，馬克思切入政治哲學的特殊方式，也就具體體現在這三重批判之中。”〔參閱郗戈：《作為“大寫”政治哲學的<資本論>》，《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3月30日〕意味著在這里，勞動二重性必須向批判的發生學的研究方法(規定)工作回歸。勞動二重性批判內置于資本邏輯中，主導了“物象化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可見，《資本論》中二重性學說是實踐化構造，并非倉促理論構造，也決不會是什么二重性知識(理論)體系。其辯證法工作內涵在于把握‘一定生產’的生成規定，提升對象為研究對象，確立歷史實踐邏輯。因而在開放的批判結構上，也并不是‘邏輯一致性’意義的工作邏輯，仿佛封裝了‘抽象思維方式批判’。”“因此，所謂馬克思二重性語言，并不在于解釋世界，而在于依循歷史發展情勢批判世界、改變世界，在于歷史實踐本身。”〔參閱拙著《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63-566頁〕

　　勞動二重性作為“客觀思維結構(形式)”在于執行社會主觀批判，充當這個功能中心的“社會標準”。這是“辯證法之思”。“歸根結底，二重性學說的邏輯實質就在于揭示發生學的‘闡釋’，杜絕解釋學。”〔參閱拙文《〈資本論〉中國化與中國化〈資本論〉研究述評——基于相關文獻的理論演進路線及比較視角》，《社會科學動態》2017年第3期〕“這樣一來，勞動二重性不過就是方法論的‘勞動價值論’”，相應，“商品批判是關于大寫字母的勞動二重性的規定，同時也是大寫字母的歷史辯證法的‘邏輯’。它不僅塑造了‘理論’，也生產出大寫字母意義的‘方法論’。”〔參閱拙文《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思想史再發掘——兼析<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秘密》，《東南學術》2017年第2期〕“商品-資本批判”構成了行動圖型：既是歷史支架，亦是認識支架，它們統一于“勞動二重性”，從而通透了思維形式的生成，使之成為具有豐富具體性規定的系統。一言以蔽之，勞動二重性既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方法，又作為“發生學”的學科工作邏輯，這就提升了“抽象勞動”的事實在場性;從力量的回歸看，然則可以說，勞動到處都處于社會存在的中心位置。這意味著：勞動-商品-資本，商品僅僅作為“發展中介”，資本批判最終向“勞動批判”歷史回歸。在這里，具體勞動始終是“抽象力”思維的物質基礎和實踐基礎;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連體性規定則表明：一旦資本批判啟動，抽象勞動將會加速生成，并形成巨大的自我否定性，外化的力量就具象為一個巨型矛盾體系，批判和發展的意義對接就變得更加地直接，——乃至于由字面上都可以看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資產階級思維形式才將會得到最大程度地改造，馬克思的方法不僅成為敘述范疇運動的方法，而且成為對它們進行批判的方法。“第三命題”(思維辯證法)在這里得以呈現：不僅肯定既成范疇的有社會效力性，而且指示它的真理的“有界性”，以期尋求“科學的過渡”。瓦解邏輯和建構邏輯是同時帶有時間性規定的社會知識系統。這樣，一個批判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就將成為一個新邏輯的生成基礎，適合使勞動從財產關系及一切束縛勞動的物質關系和社會關系中解放出來的那些具體思維形式，就將誕生;它們重新聚集，乃至驅使“總體思維的變革”。“而《資本論》則是具體歷史實踐的‘奧德賽’。它從基本勞動產品出發，經過人在生產中的實踐-精神活動對象化、固定化的一系列現實形態，最后不是在關于它自身是什么的認識中，而是在基于這種認識的革命實踐活動中，結束自己的旅程。”〔參閱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關于人與世界問題的研究》，傅小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39頁〕這一切的背后規定是對象的變革和新的研究對象的生成，順推下去，結構將化為一場場的瓦解或重建的運動……

　　據此，勞動二重性的原理從史的規定中獨立化為“科學的發現”(邏輯)，并成為行動科學的支點，使勞動不斷得到“再定義”(通過內涵的不斷“再賦予”)。這是抽象勞動的社會關系的具體化的行為過程，同時也是抽象勞動批判理論的創生與解構的行為過程，也是防止認識自足性的社會與認識的行動;因為，抽象勞動本質上并不由任何一個孤立的生產系統所產生。對勞動本身的研究，則更多地要求“非理論化的模式”予以匹配，一句話，它是永恒性規定的主體，只有它最終“顯現了歷史”，消除了系統的封閉性和歷史的絕對性。

　　五、結語：《資本論》如何讓“歷史”顯現

　　對于試圖直接顯現歷史的理論企圖來說，其忽略了“歷史”(作為對象規定)往往既是宏大、整體的，也是細微、具體的。這一點之所以顯得重要，是由于《資本論》按其本性來說，決不是各種思維形式兼容其內、相安無事并交織一體的一個“具體性思維總體”的體系。商品-資本批判的行動路徑說明：既然商品執行的是“批判資本”的任務，“商品-資本”就不能被說明為單一線路的演繹或推理;同樣的道理，商品同時是一個自我批判的體系(批判的動力源來自勞動)，然則，商品的體系是“矛盾的”，各種規則或法則必然彼此抵牾、互不協調，這使得商品無論在整體上還是在局部環節都很難提供一個統一性的認知圖像。這些情形因應了上面提到的“主體沖突”問題。例如，“在科西克看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系統，所展現的正是主體的‘奧德賽式漂泊歷程’。”即是說，“關于這一主體，科西克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價值看作這一過程的主體，然而在1879-1880年與瓦格納的論戰中，馬克思明確認識到應該是商品而不是價值。其實兩者是不矛盾的，無論是商品，還是價值，抑或是‘資本’，都是主體在其漂泊歷程中的表現形式而已。”同時，“由于《資本論》不是一個精神的奧德賽，所以不能從意識出發。正因為它是實踐的具體歷史形式的奧德賽，所以，它要從商品開始。”說到底，“商品是人的社會勞動的一個歷史形式……馬克思《資本論》不僅僅是一種關于資本的理論，而且是對資本的理論批判或批判理論。”〔參閱王慶豐：《<資本論>的再現》，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27-28頁〕

　　以“批判”為經濟學的《資本論》，其研究與敘述沒有試圖展示歷史的“生活”和全部細節，而只是試圖展示歷史的“發展和細節”;從而，辯證法的任務不是唯一地鎖定于呈現“事件的歷史”或“絕對的歷史”(社會統治系統)，即任務的主要方面不是提供“系統的病理學”或問題經濟學語義上的“事件分析”，而在于有效力地實施“政治經濟學批判”，——它的整全意義如上所歸納，將涉及彼此關聯和逐步推進的四個工作方面：“實踐地批判”、“總體地批判”、“內在地理論批判”以及“全面地認識批判”，目的是完成“改變世界”意義的“歷史地批判”和“辯證地批判”。實踐行動觀的意蘊在于以理論踐行“實踐”，反過來又以實踐落實“理論”。這種實踐與理論的互系性(規定)寫就了“大寫的理論實踐”。從而，馬克思呈現“歷史”的方式就是對“抽象力”的理論生產，即是對“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前者一般由歷史學家提供、后者則由邏輯學家提供)的生產和工作對接。“抽象力”，自然不是指一般意義的自然形式或社會形式，更不是指示人類個體“所特有的思維能力”或“稟賦”之類的概念，而是指人類總體思維能力和指示總體的思維方式或方法(如中國的天人合一與陰陽之說，言其“抽象”，蓋因它不會是具體形態的世說)。

　　以上論述表明馬克思思維的“非獨創”的特點，它是對歷史進行“代言”的結果(馬克思晚年的“重新研究歷史”更深切表明了這一題旨)——某種程度上，特別類似“中國史書”的工作方式;從中亦可看出，目前馬克思學研究領域的鼓吹“馬克思思維天才論”，確實屬于別有用心，是把平凡人的非凡工作庸俗化了。同時，馬克思《資本論》的“如何練成”說明了馬克思思維在來源上的客觀性④，乃至于澄明“抽象力”之歷史客觀本質。這種歷史規定的“總體抽象觀”超越了詹姆遜的一廂情愿的設想：“這種具體性或獨特性，這種不能抽象、不可普遍化、獨一無二但又具體的思想于是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描繪，那就是歷史方法。只有歷史是以這種辯證的方式，它既獨特、又具有意義。(然則)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歷史現象(具有結構和事件兩幅孿生面孔);(同時)《資本論》自身是一個獨特的歷史事件，這構成了《資本論》的辯證法。”〔參閱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重讀<資本論>》(增訂本)，胡志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3-116頁〕

　　注釋：

　　①所謂“放棄”，采用了通常的說法，其實是保留了工作內容， 轉向了“形式創設”。

　　②詹姆遜認為：“第一卷不是未完成的作品，它已經以我們期望的圓滿形式提出了作者去世后出版的《資本論》各卷的所有要點(利潤率趨于下降、地租、多重時間性)。”〔參閱《重讀<資本論>》，胡志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頁〕

　　③關于這種品讀方式，這里可再舉一例：“按照中文系的說法，《資本論》就是一部長篇小說，它比《紅樓夢》更宏大，胡適曾經批評《紅樓夢》盡管寫得很精彩，但是卻沒結構，平心而論，曹雪芹何來胡適那樣的功利之心呢?曹雪芹并不是要教誨人們什么，他只是要向讀者展示他無與倫比的文學才華而已。《資本論》也是這樣，馬克思的真理就深深融化在他的哲學-經濟學敘述中，且只有通過如此獨特的敘述方式才能展示出來，在沒有文學修養的人那里，《紅樓夢》是不忍卒讀的，而對沒有哲學-經濟學修養的人來說，《資本論》自然也不忍卒讀，它無非等同于幾個干癟的教條而已。”〔參閱韓毓海：《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5頁〕

　　④客觀生成路徑可概括為：學科搜尋——辯證法架構體系與路線設計——研究方法及其實施——具體思維系統的生成;并且，此路徑尤其針對了“馬克思的具體思維形式”的發生學解讀。因而“回到馬克思”是不可能的，在當下的“概念化”理解語境中，應注意到“回到某某”的解釋張力多半是響應了解釋者本人的學術意圖，委實與“某某的意圖”無關。所以，撤除解釋學的解釋主義立場，還原“工作本相”重于還原“作者的意圖”，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理解的是：馬克思究竟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我們今日的工作處于怎樣的狀況中，一句話，最為關切的應當是“如何回到”。

　　(責任編輯：杜磊)

　　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編號：15YJA790073)的研究成果。

　　來源：《經濟縱橫》2017年第8期

　　Three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Dialectics of Das Kapital

　　­——The analysis of genesis of Marx's thinking

　　Xu Guang_wei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Abstract: The study of Das Kapital needs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and use of multi subjects, so we can not limit it to historical events itself or to hermeneutics. “Representing of Das Kapital” has the great epoch significance, but the work connotation still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which means correct path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representation” that not only faces the subject but is very rich 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ascend to the height of methodology construction. What is needed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is not “back to Marx”, but the consistency of original appearance of Marx's works which seeks the spiritual essence between “today's text” and “Marx's text”. In view of this, the dialectics of Das Kapital stays in the practical state, and has three internal cognit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working logic of genesi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wo-fold character of labor. All the work focuses o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finally, it completes the locking of “identity” of the subtitle of Das Kapital by discipline method. Marx's extraordinary work provides a rich source of material for the subject of thinking, as well as an annotation of another meaning of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Key word: Marx; Das Kapital; Dialectics; Narr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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