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倫•M.伍德 著 憑穎 譯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探究經濟力量與超經濟力量的關系來討論新帝國主義的特征。經濟力量擁有使自身與直接的政治強制相分離的特殊能力，這構成了新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這種分離使得訴求無限擴張的資本能夠超出領土控制的范圍，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維護霸權，以區別于前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構建的”所有權。同時，資本主義的剝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服務于全球資本的政治結構不是全球國家而是諸領土國家的全球體系。統一的全球政治權力的缺乏引起了諸領土國家的軍事主義，并導致了無限戰爭和特殊的軍事邏輯。在此背景下，基于區域和國家層面的對抗性斗爭比跨國斗爭在反全球化運動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與超經濟力量的不同看法，構成了作者與哈維的新帝國主義論之間的區別。
《歷史唯物主義》雜志的編輯邀請大衛·哈維和我評價彼此的書，無疑是希望在我們之間引發激烈的爭論。這個提議很好，我會盡力而為。但是我們在分析上和政治思想上有著很多一致的地方，因而這個提議會誤導人們專注于我們之間的差異。即便如此，思考這些差異會有助于為我們也可能為其他人澄清一些問題，所以我來探究這些差異并追蹤它們的意義，以便抓住事物的精髓。當然，這使我不得不對自己的方法進行一番概述，它不同于哈維的方法;在允許的篇幅內，我也只能夠提供一個概述。我要為不可避免的重復向那些熟知我的著作的人道歉。
一、權力的雙重邏輯
首先，哈維區分了“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它們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權力“邏輯”。接著，他從“這兩種相互區別又相互糾纏的權力邏輯的交匯”、一種“存有疑問的并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即辯證的)”的關系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
他認為這種特定的帝國主義是：
“國家和帝國的政治”(帝國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動者的權力建立在控制領土以及能夠動員其人力和自然資源來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目的的基礎上)與“時空中資本積累的分子過程”(帝國主義作為時空中擴散的政治經濟過程，控制和利用資本在其中占據著首要地位)這兩種因素的矛盾的融合。
哈維區分了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然后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些不同的又常常存在分歧的動力是如何結合在一起來促進資本積累的?他認為領土擴張會對資本主義積累產生不利的影響。帝國的政治安排會給積累設置障礙，而且無論如何，領土控制都會耗資巨大。但是，資本積累必然伴隨著(政治意義上的)權力的不斷擴張。他引用了漢娜·阿倫特的觀點：“財產的無限積累必然基于權力的無限積累……資本積累的無限進程需要‘無限權力’的政治結構，因而它可以通過持續增長的權力保護持續增長的財產。”這種需求解釋了帝國主義的興起。這意味著全球資本積累需要全球政治控制，這個“政治結構”對于全球資本的意義與民族國家對于國家資本的意義是相同的。
哈維依循喬萬尼·阿瑞吉的觀點寫道，“資產階級”歐洲的歷史因此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和耗資更大的權力”的歷史，從尼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當每一個相繼占據支配地位的城邦或國家的政治權力不足以維系它的經濟霸權的時候，就會被面積更廣闊、力量更強大、資源更豐富的國家所取代。哈維繼續說道：“任何一種霸權，為了維持它無限的資本積累，就必須無限地擴大、擴張和加強它的權力。”而且，如果不能構建更大的政治權力積累，那么無限的資本積累就會陷入混亂，資本的時代就不是終結于革命的爆發而是痛苦的無政府狀態。
哈維的觀點是從資本主義的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之間常常矛盾的關系中發展出來的，這里就產生了一個直接的問題。他寫道，“根本問題在于認為權力的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是相互區別的”，它們“時常反對彼此，有時相互對抗”，但他卻沒有清楚地闡述他所認為的差異和矛盾到底是什么。
一方面，他的觀點主要圍繞著無限的資本積累需要無限的政治權力積累的命題展開。但是，如果這構成一個“矛盾”，那它就只是資本追求無限的政治擴張必然會引起的資本對擴張成本的抵抗，或資本被帝國統治的政治機構所妨礙導致的弱沖突。在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強矛盾：兩種不同的帝國邏輯，一個與資本積累的經濟過程有關，另一個涉及“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動者的權力建立在控制領土以及能夠動員其人力和自然資源來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目的的基礎上”。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帝國訴求：一個指向資本家或私人利益的資本積累，另一個指向“行動者”的領土和政治擴張，行動者的動機、利益和權力來源不同于資本家，而大概類似于那些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直接從國家權力獲利和以稅收或貢賦為占有形式的人。換言之，領土邏輯在根本上與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訴求是一致的，在這個意義上它與資本主義的訴求是對立的：“使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區別于其他帝國概念的是占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邏輯，盡管……有時領土邏輯會涌現出來。”這種表述意味著一種更為根本的矛盾;但是，它看似在哈維的理論圖式中意義重大，卻在他對歷史或當代形勢的經驗分析中作用不大。甚至可以認為，他關于帝國主義的解釋與這個政治邏輯的定義是相互矛盾的。
在本討論中，我會集中于第一個命題--無限的資本積累需要無限的政治權力積累，我認為它是哈維的分析核心。但是，讀者們會注意到，在闡述我的方法的過程中，我嘗試為第二個命題，也為哈維的兩種邏輯之間抽象的理論區分提供一種替代方案。
在《資本的帝國》中，我從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的形式區分及其對資本積累中的國家作用的影響展開討論。我通過探究占有剩余的經濟力量與負責管理和強制的超經濟力量之間的關系來討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特征。資本無限擴張的可能性在于它使自身與“超經濟”力量相分離的獨特能力，然而這種分離也使得資本能夠且必須依賴外在于它的“超經濟”力量的支持，即有領土限制的法律、政治和軍事機構。服務于全球資本的不是全球國家而是諸領土國家的全球體系;“新帝國主義”不是不斷擴張以適應資本積累范圍的政治結構，而是資本的經濟范圍與組織和加強全球霸權的領土國家之間的復雜關系。
我關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之間關系的看法在某些方面與哈維是截然對立的。他認為，不斷擴張的資本積累必然伴隨著不斷擴張的政治力量和對領土的控制，這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邏輯。我的觀點正相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特殊性在于資本無需基于領土的政治力量的擴張就能強加霸權的獨特能力。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帝國中，霸權的范圍直接依賴于地緣政治和軍事力量的范圍。只有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自主的經濟支配形式。
所以，哈維的前提是資本需要“擴大地理控制”，最好是領土支配。誠然，他認為最新的帝國霸權即美國已經發明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帝國主義，它在名義上承認諸國家的獨立性以便對之施加霸權。但是，這種帝國主義仍舊遵從他的基本規則，因為在他看來，由于國內原因而采取的意識形態上的掩飾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經典帝國主義的領土殖民帝國，這種意識形態部分地在于維持國內的消費能力，但最主要的是為了掩蓋相同的帝國野心。相比之下，我認為美國是第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帝國，因為它是第一個其經濟力量要求消除殖民地野心的帝國霸權，并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來維護霸權，盡管如我將要指出的，這已經伴隨著新的“超經濟”力量尤其是新的軍事需求的產生。“門戶開放”的帝國主義的產生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詭計，或者由于國內頑固的反殖民情緒而對美國強加的一種次優的替代方案。它是維護霸權力量的最佳選擇，這種選擇避開了直接的政治統治或領土控制帶來的代價和危險。美國在完成本土內部的西進運動并強制驅趕土著居民后，更傾向于一種所謂的無需殖民統治的“非正式”帝國。
假如之前的資本主義帝國即英國在19世紀就能夠持續地把印度作為一個商業資源來進行剝削，而不用訴諸直接的殖民統治和軍事專制，它肯定也會這樣做的。事實上，英國及其統治階級強烈抵制東印度公司把帝國從商業資源轉變為榨取貢賦的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無論對帝國在印度的最終獲利上存在什么爭議，不可否認的是，把它轉變為一個殖民帝國是一件十分棘手和耗費資財的事情。哈維認為開放貿易的優越性使英國獲得的利益比它在印度的帝國獲得的更多。但不可忽視的是，英國不僅從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的“非正式”或“自由”帝國獲利頗多，而且在不是由帝國直接控制的領土的大量投資也帶來了豐厚利潤。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話，就是像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說的，經典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的訴求，似乎在經濟較不活躍的宗主國更為強大，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它們相較于競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劣勢地位的潛在補償——例如法國的人口和軍事存在劣勢。
對于德國和美國這樣的主要工業力量而言，“正式的殖民地化”不是全球經濟擴張的“主要方面”，甚至英帝國那時的目的“不是擴張而是防衛其他國家侵占由英國貿易和英國資本支配的……殖民地”。現在和以前一樣，不能認為資本需要控制殖民地以便吸收過剩的資本，因為投資仍舊主要是從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流向另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
如果我們是在探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矛盾，那么在我看來，我們不應在與資本積累的地理范圍并存的對政治力量和領土控制的難以滿足的需求中尋找它;我們不應僅僅在資本積累與維持政治支配的代價之間的張力中尋找它;我們當然也不應該在資本積累與某種領土擴張的前資本主義訴求之間的對抗關系中尋找它。我們探尋的矛盾比這些更為復雜。但是，為了闡述它們，至少按我的理解來闡述它們，需要回溯一些問題。
二、政治和經濟
讓我們回到哈維的第一個定義。他主要區分了基于資本控制的帝國主義與“國家和帝國的政治”，即帝國主義就行動者而言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政治方案，這些行動者的權力基于對領土的控制和出于政治、經濟和軍事目的調動人與自然資源的能力。
暫且擱置資本邏輯，我同意存在一種如哈維描述的“政治的”帝國主義，它不同于資本積累。但在我看來，這種“政治的”帝國主義是前資本主義帝國的本質，它對殖民地人民和資源的剝削依賴于政治統治和直接的領土管理。這并不是否認資本主義的力量參與了殖民冒險，尤其是早期階段。這也不是否認今天存在著為了資本主義的特殊目的進行領土控制的環境。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創造了一種不同的帝國主義，它不依賴于直接的政治統治或者領土控制。
資本主義的剝削當然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是政治的“邏輯”已經被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所改變。“政治”在支持資本主義經濟剝削上的功能不同于它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在這樣的社會中，剩余的榨取通過直接而強制性的法律、政治或軍事控制來實現，“政治”在占有剩余中起著直接作用。例如，在很多前資本主義國家，占有權力依賴于以國家機關和稅收的形式直接占有整個或部分國家。在其他例子中，占有權力源自特定的法律、政治或軍事功能的實現，或者某種法律特權。在封建主義社會，占有權力依賴于貴族的法律、政治和軍事地位。封建領主和國家的稅收/官僚機構的經濟權力被限制在它們的政治權力的范圍內。換言之，這些社會中的所有權是“政治構建的”(借用羅伯特·布倫納富有啟發性的措辭)。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遵從相同的邏輯，例如通過掠奪領土或壓榨貢賦來擴張超經濟的占有。這意味著所有權的積累和政治權力的積累的確如阿倫特和哈維所說，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而且經濟占有確實需要一種相應的政治權力。當然，這是因為這些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有權獨立于政治權力，“政治”的主要作用在本質上外在于占有的過程。剝削直接的生產者意味著占有者不需要這種直接的政治權力，而這種政治權力是以往剝削階級榨取剩余的一種手段。封建所有權需要貴族的政治權力，一種與法律、政治和軍事功能密不可分的占有權力。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有權的控制意味著法律、政治和軍事機構的直接控制不再是必要的，剝削不再與任何一種公共職能的履行綁定在一起。政治權力，在國家與私有財產區別開來的形式上，當然是保護所有權體系、維持社會秩序和積累條件的重要手段，但是資本本身并不直接運用這種權力作為壓榨工人剩余勞動的手段。正如在每一個其他的剝削體系中，存在著兩個剝削“環節”：占有剩余勞動和維持占有的強制力。資本主義的特征在于唯有它的這兩個“環節”是相互分離的。
資本主義以多種方式改造了政治領域。說資本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相互分離并不只是說存在一個以前沒有出現過的自主的經濟領域，也是說存在一個獨特的政治領域。資本主義“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很多原來隸屬于某種公共權力或公共機構的職能現在被賦予給了私有財產，轉變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領域。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被置于政治權力之外，服從于資本的經濟支配;在現代“民主制”中，這意味著它們被轉移到了民主責任制之外。一個重要的結論是，雖然占有階級失去了公共意義上的直接政治權力，而且很多對生產階級的生活進行個人控制的形式被置于生產過程之外，但生產組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直接掌握在了占有階級手中。
換言之，自主的“經濟”領域創造了新的支配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占有者和生產者都依賴市場為他們提供自我再生產的基本條件，他們之間的關系由市場來調節。工人工作是為了生產出資本的利潤，因為不生產資本的利潤，他們就不能滿足自身的需求。他們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薪酬，就不能獲得生活和自我再生產的資料甚至勞動的手段。所以他們服從的支配根植于他們對市場的依賴。資本家也依賴市場(獲得資本和勞動)，服從于客觀的市場法則——推動資本主義體系的競爭法則和積累法則，但這不是把資本和勞動置于同一水平。相反，市場法則強迫資本壓榨工人更多的剩余價值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資本在市場中的位置賦予了它支配工人的新手段。所以，兩個階級之間的市場關系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支配的關系。這與資本操縱市場的能力是截然不同的。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純經濟剝削超越了國家邊界。全球資本可以通過“經濟”手段進行積累，因為這些經濟體被卷入全球市場的軌道，服從于源自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壓力。就這種剝削不需要帝國對殖民地人民進行直接的領土控制或政治支配來說，可以認為這不是任何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帝國主義”。我知道保留這個概念對直接的政治和領土支配中的剝削關系的意義，但是我傾向于認為，如果我們不使用帝國主義這個概念來描述資本主義創造的特殊的經濟支配，我們在把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描述為階級關系時就會遇到困難，因為它們區別于前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就像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區別于早期帝國一樣。在這些例子中，為了剝削性占有而進行的超經濟形式的直接支配被以市場為中介的經濟形式所取代。由于缺乏一個更適合的概念，我將繼續使用資本主義的特殊的經濟帝國主義這一說法。
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關系中最與眾不同的地方不是資本需要政治力量的無限積累，而是經濟力量使自身與直接的政治強制相分離的獨特能力。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擁有自己的強制形式，它們使剝削和資本積累不需要直接依賴于超經濟力量。從全球層面來看，在全球市場的競技場中，這種經濟領域可以擴張自身而無需拓展政治力量或帝國的領土范圍。有時資本主義國家會出于各種地緣政治的原因而擴大自己的領土控制，但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的進程并不取決于政治支配的范圍。這不僅意味著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新的支配形式，也意味著經濟霸權可以遠遠超出直接的政治力量或領土控制的范圍。事實上，資本不斷自我擴張的能力取決于這種分離。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獨特之處，也是新矛盾的根源。
三、原始積累與“剝削性積累”
稍后我會再次討論那些矛盾。首先，哈維的討論中的另一個環節可以澄清我們之間的差異，即他關于“原始積累”的論述，這在他的現代帝國主義論中具有重要作用。哈維在這里又一次引用了阿倫特的觀點。阿倫特認為，“簡單的掠奪的原罪，在幾個世紀以前已經造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馬克思)，并開啟了更深層次的積累”，之后卻必須不斷得到重復，“以免積累的動力突然衰竭”。依據阿倫特的觀點，這些過程構成了帝國主義資本積累的手段;哈維以“剝削性積累”的概念發展了阿倫特的觀點。他以馬克思“原始的”或“原初的”積累的概念為基礎，但是他認為馬克思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太少。尤其是，他認為馬克思認同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假設，它把建立在掠奪、欺詐和暴力基礎上的積累歸為“原始階段”，這一階段與現在不再具有相關性，或者如盧森堡說的，是某種“資本主義之外”的封閉系統。
哈維認為，這個“剝削性積累”的過程在資本主義時代構成了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并在“新”帝國主義中以從屬經濟體的私有化形式再次占據核心地位。
在表面上，我和哈維基本一致。但是，進一步考察表明，我和哈維在“原始積累”的理解上存在著顯著差異，這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新帝國主義”。我看到哈維在討論中多次提到，馬克思的原始積累概念“追隨了亞當·斯密”。毫無疑問，馬克思是從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里發展出他關于資本主義起源條件的觀點的。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哈維把這歸因于馬克思的概念與斯密的沒有什么本質區別;雖然哈維反對把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這個過程的概念僅僅歸屬于資本主義前史，但他在根本上認同了斯密對這個過程的理解。
我的觀點不一樣。首先，對于我而言，“原始積累”的概念呈現了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一個最重要的決裂。他引用所謂的原始積累的古典概念不是沒有原因的。他的目的是使自己與斯密或其他人的概念區分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當大量的財富積累起來并使投資成為可能時，資本主義或一個成熟的“商業社會”就產生了。相反，馬克思認為，無論積累是來自直接的搶劫、帝國主義、商業利潤，還是來自剝削勞動的商業利潤，積累本身不會構成資本或產生資本主義。如他定義的，資本主義不是任何一種財富，而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當然，資本的集中是必要的，但資本主義的基本前提是社會所有權關系的變革，從而推動特殊的競爭法則、利潤最大化、強制性的剩余再投資，以及發展生產力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真正的“原始積累”(這個術語本身具有誤導性)是剝削農業生產者，主要發生在16世紀的英國，地主從佃農的商業利潤中壓榨越來越多的地租，與此同時，很多小生產者因受剝削變成了雇傭勞動者。這種剝削是重要的，不僅僅是因為它使得財富集中于大所有者手中，使大所有者能夠再投資，而且是因為它創造了占有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一種新的社會關系，在他們身上強加了新的法則和新的“再生產規則”，包括更加強制剩余的再投資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尤其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資本主義的起源不是根植于財富的集中。它與強加市場法則有關，這種強加常常通過強制手段和痛苦的社會變革來實現。
在這個問題上，即使馬克思認為某種程度的財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詢問他多大程度的集中才能促進資本主義的產生也是合乎情理的。畢竟，他相信只有英國具有“古典形式”的、真正的“原始積累”，而當時英國的財富相對于西班牙而言并不多。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情況不是財富的集中，而是社會所有權關系的變革，這推動了競爭和積累的新法則。在這個意義上，資本積累在馬克思認為的特定意義上，是資本主義法則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在我看來，哈維的“原始積累”概念更接近于斯密的而不是馬克思的概念。盡管他對這個過程有著微妙的看法——在他的定義中，這個過程包括剝削直接生產者，但他強調的是財富的集中而不是社會所有權關系的變革。這也有助于理解他對馬克思的批評。如果馬克思的確關注了原始的“積累”而非之后的情況，那是因為他在借用這個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及其特定的法則。這與古典觀念有著很大差別，古典觀念認為不需要解釋資本主義法則的特殊性，把積累的訴求看作理所當然的，并把“商業社會”僅僅看作之前量的增加。對于馬克思而言，批判性的任務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確認資本主義的特定動力，以說明資本主義的積累如何區別于其他形式的積累并解釋它帶來的歷史斷裂。
資本主義新的體系和歷史動力解釋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形式。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的特定動力時，或多或少抽象地把它看作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不過，盡管馬克思沒有系統地研究它對帝國主義擴張的影響，但他對資本主義動力的分析為其他人的工作打下了基礎。重要的不是他把“基于掠奪、欺詐和暴力的積累”降低到“原始階段”，而是這種積累具有新的邏輯，是資本主義特定動力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它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它不僅是掠奪和財富集中的簡單重復，在本質上它是市場法則持續的強制、維持和加強。當然，偷盜、欺詐和暴力還在繼續，但使資本能夠以特殊的方式剝削全球經濟體的是人類生活的更多領域服從于市場依賴及其法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
這里我們遇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論中的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論旨在分析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典時代的“帝國”。哈維通過引用羅莎·盧森堡引入了他對剝削性積累的討論，概述了資本積累的“雙重特征”：
一方面，資本積累關注商品市場和剩余價值的生產地點——工廠、礦山和耕地。據此來看，積累是一個純粹的經濟過程，其最重要的階段是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交易。
盧森堡指出，這種剝削發生在形式上平等的個體之間：
敏銳的科學辯證法需要揭示出所有權如何在積累的過程中變成占有他人的財產，商品交易如何變成剝削，平等如何變成階級統治。
資本積累的另一方面“關注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在這里，支配和剝削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暴力、欺詐、壓迫以及掠奪是公開進行的，沒有任何遮掩，這就要求努力在混亂的政治暴力和權力斗爭中發現嚴肅的經濟規律。
在“純經濟過程”的積累與暴力、欺詐的超經濟手段的積累之間作出區分無疑是正確的。盧森堡表述中的問題是把帝國主義直接歸屬于積累的第二個方面。這種表述可能不會影響她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理解。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帝國主義普遍更關注領土的帝國主義，而不是類似資本主義階級剝削的“純經濟過程”的支配，后者與資本主義的階級關系一樣“關注商品市場”且缺乏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透明性。
當然也不用感到奇怪，因為它處在這樣一個時期，帝國的關系是資本主義小中心和非資本主義大世界之間的互動;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通過掠奪、暴力、壓迫和欺詐來剝削非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斗爭是瓜分和重新瓜分非資本主義世界。問題在于，當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以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家未曾預見的方式和程度包圍了全球時，以積累的兩個方面的理論區分來分析這個世界能把我們帶到哪?
哈維的目標顯然是通過改進盧森堡的理論來理解資本主義一般。一開始他就反對她把資本主義危機歸因于消費不足。他認為，問題不是消費不足而是過度積累。盧森堡認為資本主義為了穩定自身需要剝削“某種‘外在于它’的存在”，即非資本主義，哈維也改進了她的這一觀點。盡管他認為存在著“內外辯證法”，資本主義的確需要某種“外在于它”的存在以獲得和吸收積累，但剝削既存的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并不是利用“他者”的唯一方法。資本主義可以反復“制造他者”以解決過度積累的問題，如它所做的，例如，當在無產階級之外缺乏既存的勞動后備軍，尤其是農民時，它可以反復創造未被雇傭的工人后備軍，從而壓低工資并“為資本的謀利創造新的機會”。某種剝削形式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把“內外”辯證法和“他者”再生產出來。
同時，哈維的討論是從盧森堡對資本主義積累的兩個方面的區分發展起來的，一個是“經濟”過程，另一個是依賴于“超經濟”力量的過程。顯然，我不反對這種區分本身，但是對我來說，哈維有時傾向于把社會所有權關系的變革省略為以暴力和欺詐為手段的財富集中。雖然他的分析囊括了從直接剝削到私有化形式的剝削等多種手段，但在我看來，重要的是這些過程不是被呈現為強加經濟法則的手段，而是偷盜的超經濟過程，類似阿倫特說的“簡單搶劫”。哈維認為，剝削性積累似乎與形成市場強制的社會所有權關系的創造和維系較少相關，而與以投資為目的的財產的重新分配更為相關——在其他文本中我使用的是“市場機會”而不是“市場法則”。
四、再論雙重邏輯
為什么這很重要?在某種意義上，這不是因為哈維的經驗分析沒有反映出他的理論主張。無論如何，他已經分析了所有相關的過程。他的剝削性積累論不僅包括暴力和欺詐的舊方式，也包括以私有化為剝削手段的新方式。哈維強調超經濟強制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認資本的大多數獲利不是來自對殖民地的直接壓迫，而是來自資本的持續開放。他認為，英國從開放而活躍的大西洋貿易中獲得的好處比從對印度的殖民壓迫中獲得的要多;同樣地，資本的開放和貿易的活躍也使美國最終取代了英國霸權。我們可能會質疑這里的例子是否體現了政治權力比經濟法則更重要，但活躍的貿易確實只有在特定的政治和領土制度下才能“開放”，從而把它置于歐洲“封閉的”帝國的政治范圍之外。毋庸置疑，某種政治權力對于強加市場法則和擴張它們的運作范圍來說是必要的。
但是，存在著另外一種闡述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方式，它與哈維的觀點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無論如何我傾向于這一方式。首先，它要求我們承認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和它特殊的占有方式，它區別于其他社會形態。這意味著我們也必須承認“政治”在系統中的特殊作用，在這個系統中所有權不是“政治構成的”，占有以“經濟”手段來實現。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特殊“政治”邏輯不是訴諸領土的擴張、領土的直接控制，以及通過掠奪、稅收或貢賦的超經濟手段占有剩余。超經濟力量對于資本積累來說必不可少，但它的基本作用是強加、維持和鞏固社會所有權關系以利于經濟力量的發揮;它是一種可預見的社會管理秩序的創造，資本主義對這種秩序的訴求比其他社會形態要高;總的來說，它為積累提供了適宜的條件。兩種權力“邏輯”之間的任何一種矛盾都不是兩種有差別的帝國訴求之間的張力;雖然這些矛盾產生于資本的經濟權力與服務于它們的領土實體的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但阿倫特的“無限的資本積累需要無限的政治權力的積累”的規則沒有充分地傳達出這種關系。相反，這些矛盾源自資本使自身與政治權力相分離的獨特能力。
我不會重復我在別處關于這些矛盾的觀點，只會強調一兩個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相關的要點。如果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作用不是充當一種占有工具或者“政治構成的所有權”形式，而是創造和維系與之相分離的積累的手段，或者說是維持積累所必要的社會、法律和管理秩序的手段，那么國家的作用就不僅反映在國內經濟中，也反映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中。就像國內資本需要國家層面的秩序一樣，資本的全球擴張也需要全球范圍內積累的秩序與條件的維持。
但是，這里產生了全新的問題，因為必要的秩序需要一定程度的管理，而這種管理與資本積累的全球范圍不相匹配。資本的經濟范圍也許是全球的，但一個可以為資本提供縝密而可靠的管理的真正的全球國家幾乎是難以想象的。全球資本的確以多種方式從國家經濟間的不均衡和勞動力流動的控制中受益，這也意味著支持領土國家封閉和控制這些經濟碎片。換言之，全球資本需要碎片化的政治空間。
也許我應該承認，與全球資本相匹配的全球國家的不可能性不是完全可以從理論上加以把握的。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命題是一個較低層次的實際觀察，是關于在較大地理空間內維持資本要求的嚴密管理與可預見性上遇到的難以克服的困難。這就是說，資本的全球性范圍與國家的領土限制之間產生矛盾的可能性是資本主義獨有的，這一點可以在理論上加以把握。
無論如何，經濟越是全球化，由領土國家和國家間關系所組織的經濟運行就越多，資本就越是比以往更加依賴于領土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和強加的積累條件。例如，今天的全球資本依賴于世界各地的國家來推行它的新自由主義策略。事實上，資本利用了新的跨國組織來推動全球經濟的運行，領土國家也不得不回應全球資本的這種需求。但是，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話，資本主義的政治邏輯已經把碎片化的全球體系強化為領土實體，而不是創造某種全球國家。
所以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不是全球國家，而是諸領土國家的全球體系，這導致了它的獨特矛盾。現在我們才開始考察它們的含義。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勞動分工、資本和國家的勞動分工或多或少是可控的，只要經濟霸權的范圍或多或少與民族國家的范圍是一致的。但是現在，資本的經濟范圍與政治權力的范圍之間的距離日益擴大。雖然隨著日益加強的區域化和地方化，設想當代領土邊界的重新劃分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能想象任何一種既存的或可構想的“全球治理”為資本提供需要的秩序和規律。
這意味著代表著全球資本利益的國家必須組織的不僅是國內的社會秩序，還有國家間的國際秩序。問題不再是掠奪這片或那片領土，控制這里或那里的屬民，打敗這個或那個帝國對手。新的帝國方案依賴于管理諸國家組成的整個全球體系和保證帝國的資本在整個全球體系中安全而有利可圖地運行。但是，因為沒有一個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國家能夠超越和控制所有的國家實體，這里又出現了新的矛盾。
特別是，由于缺乏一個全球國家，就需要領土國家行使超經濟權力來維持資本的全球秩序。反過來，也需要監督這些領土國家以保證資本流動的國際秩序。但是，由于缺少一個全球政治權力來實現它，所以諸國家的組織主要是一個軍事方案。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政策自二戰結束后就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的基礎上，即維持一個穩定的、有秩序的諸國家體系需要一種占絕對支配地位的軍事力量。至少在1940年代以后，以及早在布什政府之前，為了保證美國軍事力量不可動搖的支配地位，它已經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原則，而這一原則已經普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盟國所接受。
這是喬治·布什執政的背景，那時美國經濟力量的相對衰退使得它的軍事霸權變得更為重要。如果布什不像他的前輩那樣動員軍事力量，如果他的帝國方案超出了前輩的設想，那么他能夠這樣做只是因為前幾任政府已經打好了物質和意識形態的基礎。當中肯定有中斷，但也有基本的、潛在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以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基本矛盾為基礎。
一個領土國家以軍事手段為資本管理整個全球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矛盾的和危險的方案。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這個民族國家的特殊利益和它的國家資本必然優先于所有其他的國家。但是，新帝國主義的軍事主義最大的問題大概是軍事目標在本質上是無限的。早期的帝國方案易于理解，因為它們的目的和范圍相對而言是界定清楚的，無論是要掠奪領土、資源和奴隸，壟斷貿易路線，還是僅僅要打敗對手。在“新”帝國主義中，軍事力量的目標不在于達到一個具體的結果，而是監督整個全球體系并宣稱普遍的支配地位，所以看到缺乏清晰的目的、范圍或退出策略的軍事冒險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因為霸權國家的領土限制意味著它的軍事力量同一時間不可能無處不在，“演示效應”就變得尤為重要。布什采取的無限戰爭的軍事政策沒有任何時間或地域上的限制，只是把內在于新帝國主義矛盾中的無限的軍事主義邏輯發揮到了極致。
例如，不訴諸特殊的軍事邏輯也許就無法解釋伊拉克戰爭的瘋狂。石油并不足以解釋伊拉克戰爭。就像很多評論者指出的，石油生產國對抑制其他國家購買它們的商品并沒有興趣，而美國進入中東石油市場的通道從未處于嚴重的危險中。盡管我們認為石油儲備在不遠的未來會變得非常有限，因而今天的(和未來的)重要國家正在尋求建立對戰略產油區的控制，但美國在海灣的戰略地位或其控制其他國家獲取石油的能力并不要求它入侵伊拉克或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入侵伊拉克導致的混亂可能使情況對美國來說更為糟糕。但是，在缺乏更精確的目標的情況下，甚至在存在強有力的反對意見的時候，新帝國主義占支配地位的無限軍事方案總能給戰爭找到理由。根據這一方案，如伊拉克戰爭一樣，選擇軍事力量的目標時不是由于它構成了一種威脅，相反，因為它不具有任何威脅，所以成了殺一儆百的可能候選人，這對于入侵者而言風險相對低。當戰爭的首要目的是“震驚和威懾”世界的時候，關于任一具體目標無法解釋的東西就會被曲解，即使這種曲解和它導致的所有不穩定性可能是有違初衷的。
五、新帝國主義和對抗性斗爭
我嘗試指出哈維的方法與我的方法的差別，這必須討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中政治的作用。哈維堅持認為資本需要不斷擴張的政治力量來支持無限的積累，這意味著資本主義必然不斷地觸發政治和領土擴張的非資本主義邏輯，以及資本積累不可避免的障礙。與此同時，資本的終極問題是無法積累足夠的政治力量。對我來說，由于基于資本主義所有權關系的經濟力量和超經濟力量的具體勞動分工，主要的矛盾源自資本使自身與政治力量和領土邊界相分離的獨特能力。不僅政治邏輯和積累邏輯的關系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新的政治邏輯本身也是資本主義獨有的。在我們的帝國主義分析中，這一差別是如何呈現自身的呢?如我之前說的，一個差別出現在我們對經典“帝國時代”的特征的描述中。但除此之外，圖景更為模糊。坦白地說，我不確定我的論述是否意味著我只是反對哈維得出結論的方法而在結論上我們是基本一致的，或者我們的結論本身是不同的，從而也需要一些解釋。我不確定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對國家在今天的帝國主義中的作用是否持有不同看法以及這對于對抗性斗爭的意義。
討論我們關于“二戰”后的帝國主義——本質上指的是美帝國主義--的觀點并不會馬上展現出我們之間的重要差別。例如，我們都討論了1970年代發生的變化，因為美國資本的利益從戰后長期的繁榮階段推行的“發展”策略轉變為衰退時期的新自由主義。我們都把私有化看作第二階段的前沿領域。所以，我們之間的理論/歷史的差別對于分析當代世界真的具有實質意義嗎?
我不確定我可否果斷地回答上述問題，但是讓我努力探究哈維的兩種權力邏輯的關系與他關于剝削性積累的結論之間的聯系，以便自己能夠仔細地思考這一問題。從表面上看，它們的聯系似乎是相當簡單明了的：無限的積累需要一個無限擴張的政治力量來實現地理控制，以保證例如剝削的積累策略。但是只要我以這種方式闡述觀點，我發現很難區別新帝國主義與羅馬帝國的動力。杰出的古羅馬歷史學家恩斯特·貝迪安寫道：“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像羅馬共和國末期那樣為了統治階級的私人利益竭盡全力地剝削它的臣民。”那就是帝國的擴張時期。擴張的過程顯然是進行土地掠奪--這在古代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以便超出羅馬甚至羅馬意大利的邊界來擴大羅馬統治階級手中的所有權積累;這是剝削的過程，不僅剝削殖民地人民，也剝削國內農民。雖然其他古代帝國也運用政治和軍事的超經濟力量，通過稅收和貢賦來大規模地壓榨臣民的剩余，但沒有一個像羅馬這樣把私人所有權看作高于一切的存在，并運用軍事力量來實現它。
當然，羅馬的所有權積累并不為資本積累的特殊法則所驅動，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使它區別于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但是，哈維的觀點沒有完全清楚地體現出那些特殊法則如何區別于其他任何一種積累私人財富的訴求。它也沒有完全清楚地體現出資本積累中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作用如何區別于它在非資本主義獲取形式中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因為羅馬統治階級創建了帝國來服務于他們的利益，最終開始把國家視為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就不會明顯地體現出這種張力如何區別于哈維所說的資本主義的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之間的矛盾。
它們之間當然存在著差異及其帶來的意義。在從小共和國到大帝國的轉變過程中，羅馬的確是一個壓倒其他所有國家的擴張主義國家，它的統治階級的絕對貪婪和“占有性個人主義”在歷史上鮮有對手。但是，不同于它的資本主義對立面，它的國家和統治階級都不是由競爭的經濟訴求、為滿足經濟訴求對“最大化”策略的需求、發展生產力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強制性、資本自我擴張的持續動力所驅動的，所有這些法則都源自資本主義的社會所有權關系。它與經濟手段的支配不具有可比性，經濟手段的支配無需直接強制力就能實現積累。羅馬在它的擴張主義階段擁有的是一個實際上包括了軍閥的統治階級，軍閥是有產貴族的元老階層，直接管理著國家和軍事力量，可以為積累所有權而動員起來。有產階級的組織直接作為一種實現私人積累的政治和軍事機器，在根本上使羅馬帝國主義區別于任何一種資本主義帝國，后者首要的積累方式是“經濟的”——由統治階級操縱且不需要超經濟力量的直接手段，并且當中的政治和軍事力量與積累過程是保持距離的。
除了其他方面的含義之外，這意味著在羅馬帝國主義中或在資本的帝國以外的任何背景中，無法依據定義理解新帝國主義中的私有化觀念。這種剝削不同于所有權從原始占有者到強權手中的簡單轉移。在本質上，它是一種使所有權和公共權力相分離的方式，從而使公共權力完全服從于資本的純經濟力量。這也意味著超經濟權力在維持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必然會相應地有所不同。
我在這里的論述對于哈維而言并不是新觀點;在這一點上，我一般傾向于認為我們的分歧與我們的結論關系不大，而與得出結論的方法更為相關。但讓我猶豫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剛才我所說的可能會帶來什么，所以讓我對此作出簡要的論述。我對哈維關于對抗性斗爭的觀察心存疑慮。我會更加強調在領土國家層面進行斗爭的可能陛和必要性。雖然我認為任何地方或國家的斗爭的視野必須超出它的狹窄邊界，但相比于哈維來說，我似乎對反全球化運動發起的跨國斗爭的效果信心較低，那些反全球化運動的首要目標是資本的跨國機構，例如IMF或G8。很難說這一差別(如果算是一種差別)是否必然來自我們理論的差異，但我可以冒險提出一個嘗試性意見。
全球化的評論者，無論左翼或右翼、支持者或反對者，普遍認為如果全球經濟沒有廢除民族國家，那么全球化程度與領土國家的重要性之間至少是一種反比關系。這種假定使人們認為跨國組織應該成為反對的首要目標;我們也許能夠認為哈維關于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關系的觀點是那一原則更為復雜和微妙的表述。這意味著全球資本趨向于一個全球國家，所以反對的焦點相應地應該是跨國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論述完全不是任何一種機械的基礎/上層建筑的模式。當然也不是說政治的上層建筑是對經濟基礎的某種機械的、有時是延遲的反作用。相反，他認為政治“邏輯”具有較強的獨立性，這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但是，基本原則保留了下來：政治力量的范圍必須適應資本的范圍，資本在那個方向產生了強大的訴求。
我嘗試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的關系提供一種替代性觀點。如果政治力量的范圍不能匹配積累的范圍，不是因為常常反對積累邏輯的、自主的政治或領土動力外在于資本。政治力量的代價當然對資本積累有著重大影響，但是問題在于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之間的具體勞動分工作為資本主義的本質意味著全球資本需要碎片化的政治空間。民族國家有利于全球資本，因為國家具有組織世界以維系全球經濟運行的獨特能力，而資本不具備這種能力。現在的世界不止是一個領土國家的體系，經濟循環不止由這個以國家間的關系作為中介的體系來組織。這里的矛盾不是政治邏輯相對于資本邏輯的自主性，而是資本自相矛盾的需求。
這種矛盾當然與資本的經濟力量與它依賴的超經濟力量的領土限制之間日益擴大的距離有關。但是這種矛盾不是來自一種自主的領土或政治動力，而是阻礙或反對資本積累的動力。矛盾在于資本的全球性范圍使它依賴于超經濟力量的局部集中。這不僅導致了國際的不穩定，也使得資本在面對國內的對抗性斗爭時更加脆弱，正是這一點引起了我的興趣。
盡管國家在形式上與經濟力量相互分離而成為一種表面上中立的政治力量，但經濟力量在諸多資本中的擴散導致了反資本主義斗爭的困難，因為這使得反對的目標很難確認。那種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沒有權力集中的觀點總是有利于資本而妨礙反對它的斗爭;現在流行的觀點認為，(用他們的話來說)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不再存在任何“權力的位置”，因而使得“反對的力量”也不再可能。如果人們不是簡單地放棄反抗，那么他們傾向于從中讀到的政治信息是，只有反對局部和特殊壓迫的最局部和最特殊的斗爭才是可能的，或者，面對全球資本唯一有效的途徑是某種分散在跨國層面的斗爭。從兩種情況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不能從國家層面的政治組織中獲得什么，尤其不能從努力變革國家的階級力量的階級組織中獲得什么。
我的觀點引出了不同的結論。對于我而言，類似哈特和奈格里的觀點不能引發對抗性斗爭，而是取消了斗爭，尤其是因為他們剝奪了這些斗爭的切實目標。無論如何，他們關于國家和國家斗爭的觀點對于我來說是一種徹底的誤解。全球經濟的融合不僅使企業在應對地方、區域、國家的斗爭中更為脆弱。對于資本而言，這也使得領土國家以多種方式變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這意味著有組織的政治斗爭在國家層面也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
以歐盟最近的事件為例。法國和荷蘭的全民公投把歐盟置于危機之中，這可能為把那些反對憲法的左翼人士組織起來創造了新的機會，如果不一定發生在反資本主義的明確基礎上，也至少捍衛了一個“社會的”歐洲以抵御“盎格魯一撒克遜”的資本主義模式。但是那些機會將會消失于——并且可能已經消失于——有組織的左翼政治力量的匱乏之中，這種力量與每一個領土國家的國家力量作斗爭，以可信的國家計劃應對全球化的結果。這當然不是否定區域和跨國團結的重要性。但是，歐洲一體化的未來以及歐洲左翼在越出邊界的反資本主義斗爭中的作用較少地取決于G8峰會上的抗議活動，雖然這些抗議活動為數眾多且組織成功，卻較多地取決于法國如何解決當前左翼政黨的混亂，或(這也不是不可能)德國甚至英國是否重組政治力量以建立一個擁有廣泛民眾基礎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坦白地說，我不知道哈維是否會反對這些觀點，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可能極大地夸大了我們之間的差異。但是，的確有一些東西值得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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