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戰略：走向進步
作者：利奧·帕尼奇(Leo Panitch)，美國約克大學政治學教授;薩姆·金丁(Sam Gindin)，原美國約克大學政治學教授。
譯者：喬瑞，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
原文出處：《現代哲學》2016年第20166期，第8-16頁
本文為2014年12月倫敦“歷史唯物主義”大會主題演講稿，原文題目為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已發表于《歷史唯物主義》2015年第2期，第23卷。
馬克思關于“競爭”和“階級”這兩個核心概念為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社會人們行為的現實條件提供了必要條件。但是，進一步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就要克服組織形式上的理論化不足，至少要進行理論化的矯正，因為資本主義的“競爭”和“階級”是通過組織形式來表現的。這就意味著要認真考察這些組織是如何形成的，其活動是如何被限定在資本主義競爭和不同階級力量對抗的特定背景中的，以及這些組織的發展是如何反映它們在處理矛盾和危機能力上的變化。因此，我們所要探討的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是需要建立在一種更為完備的理論基礎之上，這種理論包括資本主義競爭、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等多種組織維度。藉此我們將更好地理解進入21世紀后為什么資本主義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理解為什么無產者轉變為工人階級后，并非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所設想的，至少現在還沒有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我們將從上述問題的探討中得出一些對21世紀社會主義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戰略方針。
一、資本主義競爭
一直以來，主流經濟學家把企業規模的擴大及其市場主宰視為是對固有的、高度理想化的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形象的破壞。目睹了20世紀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的迅猛發展，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宣稱，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即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列寧所定義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正在代替早期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資本之間的經濟競爭已經成為帝國之間的政治競爭。
揭示資本主義競爭導致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的確是馬克思的偉大洞見之一。馬克思這一結論是基于對競爭本性的重新解讀，而不是要消滅競爭，他甚至使用“大規模工業”一詞來強化這一結論。與馬克思觀點截然不同的是，希法亭頗具影響的“金融信托”理論則集中描述了金融資本范疇之下工業與銀行的直接關系，就經驗可以推測出希法亭的這種觀點主要來自德國。然而，20世紀美國生產部門與金融機構之間更為寬松的聯系則逐漸成了一種規范。
要理解上述情況是如何產生的，就要求我們把歷史的偶然因素，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后果置于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考察之中。德國法西斯政權在與工業和金融的結構關系上似乎更接近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非其他形式。法西斯政權的戰敗對之后的資本主義格局影響重大，它表明了以美國為首的非正式帝國組織憑借著海外資產階級的強大支持，不僅改變著資本主義世界的格局，而且操控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殖民和擴張。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當代主要的資本主義組織，如跨國公司和投資銀行，作為資本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不斷出現。只是到了19世紀的最后25年美國出現了現代公司這種形式之后，馬克思關于“有限責任公司”這種組織形式重要性的論述才得到更多的關注。除了調節和分配資金外，跨國公司最為重要的特點是在分散生產和分配的同時，發揮了組織上集中管理的優勢，從而使世界范圍內的企業競爭取代了區域或地方性的壟斷。這種公司形式不僅成為美國跨國公司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而且也被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所采用，尤其是從20世紀70年代它們進入彼此市場以來，這種現象越發普遍。
20世紀壟斷資本的概念逐漸淡化，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競爭并非圍繞著某一行業企業的數量而是圍繞著資本的流動來展開;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大規模工業在固定成本和勞動力的前提下又要面臨穩定物價的壓力。即使是在一些資本高度集中的大企業中，它們之間的競爭也是異常激烈的，這種競爭不是表現在價格上，就是表現在利潤率、市場份額和吸引新的資金的能力上。
巴倫、斯威齊的“壟斷資本”理論與加爾布雷思提出的“新工業國”理論一樣，都不能揭示這一現象的根本動因，導致了20世紀最后25年中出現了大批的企業依然進行著之前壟斷行業中的大規模的價格競爭。
隨著在新技術、新產品、新工序和新的銷售物流等方面的競爭興起，企業的組織創新也應運而生，這種創新不僅加速了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而且導致了跨行業和跨地區間大規模的資本流動，打破了以往的競爭障礙。事實上，隨著經濟的發展，完全不同部門之間的競爭使得我們對傳統意義上經濟部門間的劃分變得模糊不清。在越來越走低的運輸和通訊成本的助推下，企業和國家間新的利益鏈形成了。這種形式的利益捆綁在加劇企業間競爭的同時，也促使越來越多的全球供應商競相加入它們的利益鏈。另外，不斷復雜、精確的內部核算方法也加劇了競爭，甚至在同一公司的分機構間，競爭也無時不在。
在信息革命發展過程中，我們再次見證了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但使用壟斷資本這一表述顯然是不合適的。例如谷歌，盡管目前它在搜索引擎行業里占據著壓倒性優勢，但在整體上要通過互聯網獲取潛在收益仍存在著相當大的競爭：其個性化的搜索與Facebook、Twitter這樣的公眾媒體關系越來越密切;語音搜素面臨著來自蘋果手機應用軟件的挑戰;在云計算領域內爆發的令人瞠目的價格大戰中，谷歌，微軟、IBM、亞馬遜等當前行業的領軍企業無一不被卷入其中。
此外，隨著大型金融機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傳統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的界限被打破了，保險、業務服務等項目從中分離出來。同時這些金融機構還不斷推出新的業務，導致非金融行業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由于金融機構有權調動國內、國際儲備，所以可以保證足夠的資金來源進行企業兼并，鼓勵和支持工業和服務業進行新項目的投資。金融機構還不斷推出衍生產品，有效提高了抵抗新興期貨市場帶來的匯率價格和成本波動等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少了全球競爭的壁壘。此外，高度運轉的資金市場使股份和債券在企業間流動更加便利，也使資本流向更具競爭優勢的企業。
縱觀整個20世紀，由于主要局限于對金融資產階級的分析，傳統的金融資本理論逐漸式微。但是對于如何定義壟斷資本，仍然眾說紛紜，尤其是涉及到主要資產階級及其所謂的對國家的直接統治。這就帶給我們一個問題：作為現實歷史的參與者，如何能夠深入、充分地用歷史唯物主義來解釋資產階級。
二、資產階級
馬克思主義者經常使用階級觀點去分析問題，這就要求他們不僅要對階級觀點進行本土化的闡釋，而且也要做大量的理論上的解讀。階級斗爭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術語，它通常是一系列復雜力量間的平衡關系在概念上的簡稱，其中涉及到社會主體、社會制度、策略和方法等多種因素。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概念中就包含著經歷、身份和行為等極其廣泛的內涵，不僅對于工人階級，對于資產階級也同樣適用。不能把階級僅僅看做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劃分個人地位的方式，而是必須把它看做是實實在在的整體，并對這種基于共同經驗和活動的整體的演變形式進行歷史梳理。歷史唯物主義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考察階級隨著時間的遷移而變化著的體現自身身份和利益的能力，以及這一變化對平衡階級力量的影響。
盡管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政治社會學中有豐富的關于組織體系建構的理論，但并不足以應對自韋伯以來，來自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的制度主義者們的反對聲音。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要么忽視階級的不平等，要么把階級簡化為由地位歸屬和收入劃分所決定的分類。這一點集中體現在托馬斯·皮凱蒂提出的“資本”一詞中，他用“centile struggle”替代了階級斗爭。這就重新回到了把階級看做是用收入和財產多少來解釋的觀點上來，而不是用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來解釋收入和財富的分配狀況。
也就是說，一直以來在馬克思主義中存在這樣一種誤導傾向，即把資本視為協調的、自覺的行動者，用資本積累的抽象邏輯來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他們甚至還會采取一些類似理性選擇或博弈理論來證明上述結論。實際上，資產階級是有著一定組織機構的、實實在在的社會參與者，這些組織不僅在他們的形成產生、身份認同和行為模式方面，而且在克服——或者并非如此——不斷競爭引起的資產階級分化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還有一種馬克思主義者的認識，即把資本看做是工業與財政、壟斷與競爭、國內與國外等各種體系，而這些體系之間彼此獨立、互不關聯，這種做法忽略了資本生活本身的整體性和流動性，是一種靜態經濟主義的表現。
我們所需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是可以將對競爭和不平等的分析與有關階級產生和階級斗爭的組織歷史地聯系在一起的理論。如果不對雇主協會、行業聯合會、商會、智庫、咨詢公司、律師事務所、基金會和慈善事業等組織在協調和形成資本利益共同體中所發揮的作用予以充分關注的話，就無法正確理解持續并不斷擴大的階級不平等。與承擔任何直接的職能相比，公司董事會的互兼董事對于建立不同資本的聯系作用更為重要。長期以來關于所有權和控制權的爭論如今卻變得越來越學術化了，這不僅是因為公司經理的股票期權不斷擴大，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學的商學院也熱衷于通過眾多的MBA項目，參與到將管理者變為資產階級的制造當中。
一些有關跨國資產階級形成的文獻頗為重視組織問題的研究。然而，無論歐洲商業圓桌會議或者世界經濟論壇多么傾向于建立區域和全球的積累模式，但比起國家范圍內建立的組織，資本家間建立的合作關系則要松散很多，比如英國工業聯合會、德國的行業聯合會、美國商會和商業圓桌會議。金磚四國也是如此。任何嚴謹的比較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都必須關注理論與現實的差別。在南非，ANC精英以組織形式已經融入了資產階級;在巴西，開發銀行在國內資本家與跨國公司的子帝國主義項目的合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資本主義社會
不同民族國家中的階級構成體系，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國家作用的日益凸顯，強調了——至少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克服馬克思主義者們所普遍認可的把階級問題作為歷史唯物主義中一個主要問題這一觀點的重要性。傳統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困境在于，它始終沒有超越《共產黨宣言》中關于“國家只是通過從現代議會制中獲得政治統治來進行公共管理的機器”的論述。
米利班的努力標志著在這方面理論的重大推進。他主張要對國家權力和階級權力進行嚴格區分，并且強調對資本主義國家制度進行清晰界定的重要性。我們關于美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重要作用的認識主要來自尼科斯·普蘭查斯的理論。普蘭查斯認為，跨國公司的擴張促使國外資本借助彼此的社會構成而形成為一種社會力量，資產階級在世界范圍內的滲透使得原有的帝國競爭理論喪失了解釋力，但也充分論證了美國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然而普蘭查斯把國家設想成“各個環節矛盾集中起來的場所”或是“各種階級力量濃縮”，錯誤地批判了米利班關于區分國家權力的深刻見解。資本主義國家既不是資產階級統治的直接工具，也不是單純的階級成員的聯盟。資本主義國家要通過資本積累來保證稅收和維護統治，其行為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訴求。總之，國家權力是不同于階級權力的概念范疇。
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貢獻在于它特別強調了在向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國家逐步從經濟領域的分離，但對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國家機構和經濟機構之間的差異挖掘尚顯不足。國家機構不僅可以不受階級代表和壓力的限制行使相對的自主權，同時還可以不斷完善機構類型，提高維護“規則和秩序”的能力，以此保證一貫競爭卻不公平的社會秩序。與此同時，國家還努力增加資本積累，以提高應對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的能力。
國家機構在多大范圍內活動不僅不能直接參照抽象的“資本邏輯”，而且國家行為也不應僅僅為了擴大部分或全體資本家的利益。無論是受凱恩斯還是哈耶克的啟發，對國家行為進行政策設計也只是經濟學家的理論構想，它與資本家為了維護和發展資本主義規定國家的行為和活動一樣，都是一種誤導。通常是在處理緊急突發事件時，資本主義社會總要經歷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才使統治者意識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并不是無所不能的。
國家機構，包括其中的階層調整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這些變化是國家內部不斷斗爭的結果。這些變化與階級力量的不斷調整密切相關，但卻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階級變化。執政者經常會面對連資本家自己都無力解決的難題，但由于要遵循“意外后果法則”，他們往往不能像資本家們那樣選擇回避。但是在預測某項計劃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復雜關系以及機構內部可能引發的矛盾等方面，他們確實訓練有素。對于職業公務員，甚至對于棄商從政或曾在政府供職的人來說，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要承擔組織機構規定的相應責任。總而言之，國家確實在促進資本積累和維持社會關系方面做了很多資產階級所不能完成的事情，但事實上，真正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回答進入21世紀后為什么資本主義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四、資本主義的生命力
對于那些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人而言，他們強調“不僅是解釋世界，而且是改變世界”，如果只是“為了鼓勵工人階級，讓他們相信資本主義在他們的革命面前不堪一擊”，而傾向于過早地預言資本主義崩潰，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如此，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作出的資產階級“自掘墳墓”的預言相比，他本人的關于資本主義發展動力的論斷更有解釋力。這就是為什么《共產黨宣言》中“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了一個世界”的論斷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在我們看來，很多現實情形都是《資本論》第三卷中所論述的“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造成的。正如保羅·斯威齊曾在給保羅·巴蘭的信中所說的：“公式是經濟學家的精神鴉片，它們也以同樣的方式影響著馬克思。參見關于利潤率下降的章節，像其他當代讀物一樣，該章節也同樣力求從冗言贅語中擠出些精華。”類似FROP之類的公式，假設整個資本主義史上的經濟危機都源于某種單一的原因，這實際上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最有價值的部分，更不必說以此為基礎而推演出的資本主義最終滅亡的結論。
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恰恰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是歷史的動態的，而不是相對靜止的，所以更容易出現經濟危機。與傳統的“看不見的手”和現代平衡理論不同，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信無序的市場競爭、不平衡發展和階級斗爭是周期性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四次經濟危機，分別發生在19世紀的后25年、20世紀30年代、20世紀70年代以及現在。每次危機的發生都有其歷史的特殊性，對危機原因的考察必須涉及到階級關系、組織形式以及各個階段特殊的經濟矛盾等多重因素。此外，每次危機發生的嚴重程度、持續時間和最終解決都要取決于階級力量的平衡，取決于資本對新技術和組織形式的容納能力，同時還要考慮到國家行為是緩解還是加劇危機，是調整階級力量的平衡，還是增加資本積累以改變機構基礎設施條件。
盡管資本主義國家并未出現馬克思所描述的“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相反趨勢”，但列寧在關于國家的論述中把困擾資本主義的這一矛盾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了分析的重點。且不論當時列寧“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理論存在的問題，我們也不能理解在沒有資本主義全球化新論斷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為什么可以超越這個階段繼續生存整整一個世紀。資本主義之所以可以繼續發展，原因可以歸結為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致力于在全球培育和復制資本主義，并圍繞這一目的不斷對組織機構、國內經濟政策以及社會關系等方面進行調整。把握了這一點，就把握了以美國為首的非正式帝國組織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著力提高監管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水平、增強組織化解經濟危機能力的目的所在。
此外，“全球化”所實現的不只是“資本主義的生存”，它還把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滲透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全球化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過程，就像前共產主義國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大國，一方面過去落后的發展理論占據著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發展又不得不被看做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當然，不能把全球化理解為一個絕對的“過程”。即使在排名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全球生產和權力等級的劃分依然存在。就像馬克思對其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所作的分析一樣，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普遍存在著強占與混亂、剝削與不平等、矛盾與沖突。對于今天的生態環境的惡化，也亟需作出更為充分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如果只是一味相信資本主義即將崩潰，而沒認識到具有破壞性的、混亂的和非理性的世界將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而存在，那也將是錯誤的。
五、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21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給歷史唯物主義帶來的最大的難題是：《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資本主義掘墓人——工人階級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在我們看來，如果不認真了解競爭對資本家和工人階級造成的不平等的影響，不詳細探究這一影響在決定他們的選擇和活動中起著怎樣的作用的話，就無法對這個問題做出合理的回答。
從資本家把工人集中起來進行生產的那一刻起，他們建立的規避工人內部潛在競爭的方式就對階級的產生了雙重的影響。為了使工人的工資不受競爭影響，通過行業工會聯合資本主義企業，這種排外的行為規范也被納入到了工人制度當中。在行業聯盟間的聯系愈加廣泛的同時，行業階級組織出現了。由于工人階級本身具有跨行業和跨部門的特點，這種在工人階級內部進行的組織劃分經常會失去意義。但在《共產黨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都強調指出工人和農民一樣，“尚未形成一個階級”，只局限于“地方性的聯系”。實際上，這可能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在“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斗爭匯合成全國性的斗爭，匯合成階級斗爭”過程中保留“階級斗爭”的原因。
同時，馬克思也敏銳地意識到“將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雖然經濟競爭摧毀了個別企業，但是生存下來的優勝者會進一步鞏固資產階級的整體力量。與此相反的是，競爭迫使工人與資本家的立場保持一致，并把其他工人視作其競爭對手，這就不僅破壞了工人階級的內部團結，也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
《共產黨宣言》有一處明顯的錯誤，即“對工人階級來說，性別和年齡的差異不再有任何社會意義”，但從實踐來看這種差異是極為重要的，而且民族、宗教、種族和國籍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充分了解工人階級身份多樣性的意義，就需要特別關注工人階級組織是如何在競爭和階級的辯證發展中建立起來的。一直以來，工人階級組織要么忽視這些差異，要么將這些差異組織化，在階級形成的過程中卻抑制了革命潛能的發揮。
愛德華·湯普森曾經說過，馬克思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上，有時他太沉迷于追求“那些獨立于歷史特殊性的確定的、永恒的規律”。雖然這使馬克思的注意力不斷從組織重要性的分析中轉移出來，但是在馬克思的政治著述中，我們還是可以清晰地找到他關于組織重要性的深刻論述。這一點集中體現在馬克思1864年第一國際的就職演說。在演說中他強調把工會團體轉化為“能成為在最廣泛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徹底解放的工人階級組織中心”。
要使同一企業中絕大部分工人的工資不受競爭影響，必定要求工會成為組織的中心，即便這樣不能實現工人的徹底解放，也可以將工人階級的定義擴大到行業工會之外。行業領域完全不同的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競爭，不僅對行業間的聯合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階級力量之間的平衡，使之朝著有利于資本的方向發展。資本主義的這種新變化對行業造成的特殊影響還包括不穩定工作幾率的增多、與工業產品相關的服務增加、向更為集中的工作場所的轉變，這一切在加大工人階級內部的不平等的同時，也使工人結盟面臨著更大的困難。此外當今時代的競爭所產生的空間重組同樣不可小覷。隨著資本在國內外的重新定位，經濟、文化和政治間的聯系也隨之建立起來了，這通常有利于縮短資本家之間的距離。同時資本主義全球化也在相當程度上擴大了全球無產階級的規模，但是隨著上述變化的出現，產生階級身份認同的代際和群體基礎經常可能遭到破壞。
在這一點上，歷史還遠遠沒有結束。然而，很多情況正發生“在我們眼前”——使用馬克思最喜歡的說法——這也許為建立或是重建新的階級或組織做準備。當我們目睹無產階級重新變成不穩定的無產者時，我們應該回想起汽車工人在沒有工會組織起來之前，他們也同樣是不穩定的。固然，要退回到20世紀中期舊的債券勞動關系制度是不可能的，那些債券所留下的記憶仍然可以激起今天新的斗爭，就像封建時代的債務記憶能激起19世紀的無產階級斗爭一樣。另外，即時經濟體也由于極其容易在運輸、倉庫存儲、供應商間及電子物流等環節出現問題而最終瓦解。
今天，資本重組已經使傳統的產業工會在服務部門，甚至在大學里承擔起組織推動的作用。工會組織女性化也是其中的一個積極因素，它甚至成為破除長久以來以女工技能嫻熟與否進行分工的基礎，如醫院護士和清潔工的分工。我們需要的歷史唯物主義是能夠認識到當今的工會組織正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切實增進階級認同和提高階級能力實現著這一轉變?或是寧肯成立這些工會使它們像保險銷售代理商一樣爭奪工人加入?如果這樣的話，同業工會的機構改革大大限制了階級形成和階級認同，而沒有形成馬克思所理解的意義上的“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
為此，我們也需要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這種分析能夠判定工人階級的官僚化是否正如米歇爾斯一百年前所描述的是一個“鐵律”。通過這種分析，可以判定改變教育水平和交往方式是否就可以改變產生官僚化順從和機械接受的條件，然而這種官僚化順從和機械接受的現象在大部分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當中仍然普遍存在。
我們同樣需要質疑的還有，例如工人活動組織，這種與階級、倫理、種族和區域特征相關的，以及當前為增加最低工資而活動的新型階級組織形式。正如我們所討論的，當今任何嚴謹的比較歷史唯物主義分析都要對金磚四國中特殊的資產階級的形成和組織形式進行認真考察，同時也要對其工人階級進行認真考察，從印度不穩定工人的新貿易聯盟自發組織，到我們所談論的南非工人階級組織結構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六、戰略方針
我們旨在推動歷史唯物主義發展的各種努力并沒有為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世界提供一個像“全球定位系統”那樣精確的發展定位，但它卻提出了一些可供參考的戰略方針。以下我們將列舉九條戰略與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九種生命力相契合。
第一條是不能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視作是社會主義的過渡條件。盡管經濟危機不斷為政治教育和斗爭創造機會，但我們仍需擯棄資本主義矛盾將為我們承擔大量政治任務的假設。正如今天很多人都只想尋找回到凱恩斯福利國家的道路一樣，經濟危機只會讓人失望，或者讓人向往美好的過去。
由此引出了我們的第二條戰略方針，那就是不可能重走凱恩斯福利國家的道路。歷史唯物主義也許沒有指明通往未來的道路，但是它卻能解釋為什么不能重返過去。19世紀60年代，隨著商品化、金融化、消費信貸和資本流動的不斷擴大，與充分就業、工會力量增強和戰后金融調節之間發生矛盾，這就為70年代的經濟危機以及之后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到來埋下了伏筆。僅僅提出回到凱恩斯福利國家的政策就意味著忽視其背后階級妥協所產生的條件。盡管全球化帶來了工業、金融及空間的巨大調整，資本家、工人和國家體制所經歷的變化則更不必說，但身處資本主義世界，你得裝作對發生的這一切了如指掌。
我們的第三條戰略方針是需要對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改革的中間力量進行質疑。伊薩克·多伊徹在他的托洛茨基傳紀《先知三部曲》中第一卷的結尾部分就已闡明，“歐洲所有的社會主義學派都認為……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理想，無產者一旦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就不會放棄”是個錯誤命題。多伊徹追溯了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黨所經歷的關于工會作用爭論的痛苦歷程，以及在解決上述問題時社會主義者表現出的心理準備不充分(反對黨也一樣)，這一切最終導致了獨裁。多伊徹寫道：“這充其量只代表了階級的想法而不是階級本身。”
到20世紀末為止，社會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在過去幾十年中所遭受的歷史性失敗，不僅意味著無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認同事實上已經減退，就是“階級本身”的概念也越來越受到質疑。實際上，19世紀6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一直都是工人階級組織的核心，并堅定不移地推動著他們的革命事業。但是在7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針對這些黨派開展的工會斗爭并不能為工人運動擺脫困境提供新的方針或政策。
這并不是近幾十年來取消工人階級這一時髦說法的問題所在，而是與我們的第四條戰略方針有關，即必須重申150年前馬克思提出的，“在最廣泛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的重要性。首先必須要建立一種組織，能夠再次直接將無產階級變成一個階級。歷史上工人階級的力量主要通過工會組織力來體現，對其持久相關性和影響力的考察將取決于是否廣泛而不是狹隘地確定、組織及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而證明在實踐中無產階級、不穩定階層，網絡階層等實際屬于同一階級。
廣泛確定階級認同能夠解釋為什么馬克思在“將具有普遍相似特征的地方斗爭轉化為國內斗爭，一種階級的斗爭”的過程中保留了“階級斗爭”的概念，這也正是我們的第五條戰略方針。這一條對于把階級斗爭的中心任務定位于滿足工人對公共商品和集體服務的需要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確實要警覺國內那些為了提高收入而進行的運動是否最終轉化成了階級斗爭;更要警覺的是地方或行業運動，這些運動關注由于爭取個性化消費所導致的工人競爭，卻忽視了以個性化消費為導向的生產所帶來的生態惡果。
在第六條戰略方針中要進一步明確抵制提高經濟競爭力的目標，無論是國民經濟競爭力、行業經濟競爭力還是個人經濟競爭力。盡管進步派經常主張要提升經濟競爭能力，并以此作為維持和改善集體服務的物質基礎條件，但競爭規則卻使無產階級組織更加混亂無序。競爭當然是不能被忽視的現實要求，但是要堅決抵制把競爭視為目標的做法。因此需要打破以出口為導向的戰略，轉而關注以內部為導向的民主經濟計劃的協同效應。除非以包容和團結的方式，把重點放在對資本和投資制約上，否則極右派就會填補這個空白，僅僅在工人與“異己”競爭工作機會時才給以保護，并對在當下資本主義體制中工人所擁有的權利造成潛在的威脅。
接下來還有其他方案，這就是我們的第七條戰略原則——增進21世紀的國家間的團結。各種以提高工人階級經濟競爭力為名義的運動嚴重破壞了這種團結。南半球的工人，正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一樣，正遭受著競爭名義下的雙重壓迫。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是通過競爭來恢復生產能力，而是通過滿足集體需要來不斷促進可持續的生產能力。在我們看來，與跨國公司進行的國際集體談判，還不如在國際支持下在各個國家開展階級斗爭更有利于滿足集體利益，同時也為在其他地方開展斗爭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這直接關涉到我們強調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國家的重要作用，而且我們覺察到，這一過程中最突出的矛盾表現在國家內部而非國家之間。這與我們對于國家的爭論有關，我們認為國家并不僅僅是一種階級工具，也不只是由階級成員構成集合體，而是依賴于資本主義制度、卻可以獨立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系列特殊的公共機構。由此我們得出具有關鍵意義的戰略——第八條戰略，即在階級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國家的改革必須圍繞調整公共機構的形式、目的和能力進行。
鑒于上文，我們可以提出在各國開展階級斗爭是很有必要的，原因在于它積極推進公共服務，強調公共服務要比經濟競爭更為重要。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因素必須包括擴大公共機構的范圍和資源。財政在分配資本和規范國家、商業及純粹勞動者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向公共機構的轉變中，它在促使這些機構改進政策中發揮著積極獲取和分配資源的作用。在當今的生態的語境下，超越混亂和非理性的資本主義市場從而提高公共決策能力是至關重要，其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不僅僅是一個長期的愿景。我們需要再次借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議程中使用的“體制改革”的概念，來重申我們的戰略關注點。“體制改革”這一概念是19世紀60年代安德列·高茲提出的，他使用這個概念是為了詳細劃分那些不只是為了改善資本主義社會條件，而是為了逐漸建立戰勝這些條件的改革類型。“國家粉碎”、“國家消亡”這些陳舊的概念并未抓住這一點。正如馬克思曾經對巴枯寧說的，社會主義所指的國家消亡只是在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和資本主義再生產代理機構意義上而言的，并不是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中為推進民主決策、責任代表和管理而發展公共機構意義上而言的。這樣的民主公共機構在培養全能型人才和交往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必須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戰略。“雙重權力”的舊觀念和“通過不奪取政權來改變世界”的新觀念都應該被徹底拋棄。
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理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對階級社會的超越。盡管人們認為實現這一超越是要依靠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其中卻涉及工人階級對自身的超越，進而認識到人類發展的多樣性的問題。只有人們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而重塑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國家實現體制改革的社會主義戰略才不會化為泡影。在這個過程中公共部門工會應該起到主導作用，但要以社會主義理論要義和戰略方向來重新定位工會的目的、組織和實踐。我們的目標并不是把國家變成工人階級的工具，而是變成代表全人類的、采取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公共機構。
這就重新回到了我們最大的難題上了，工人階級能否以及如何真正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在《共產黨宣言》之后的馬克思政治著作中的兩種觀念之間存在著一個重大的、尚未解決的矛盾：一種觀念是工人階級政黨由于跟隨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而成為了一個階級;另一種觀念是政黨在“無產階級成為一個階級”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另外，正如盧卡奇1922年提出的關于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革命政黨經常被“視為純粹的專業術語，而不是最重要的革命知識性問題之一”。眾所周知，盧卡奇本人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這恰恰是葛蘭西最重要的貢獻。對于那些使用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來反思社會主義的戰略的人來說，也許最令人失望的是，這一理論從來沒有超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論斷，對于政黨開展——或沒有開展的——與階級認同和能力相關的實際工作作出具體的歷史的分析。
在左翼政黨普遍破滅的所有原因當中，或許最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無力使無產階級真正成為一個階級。從這個角度來說，19世紀60、70年代產生的其余革命政黨的分裂也可以看成是一個機會，一個掃清障礙的機會。這些政黨雖然明確取代了以前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政黨，但卻不能發展成為群眾性的政黨。
能夠使工人階級轉變成社會變革的領導力量的政黨目前尚未出現。認清這種現實，最終將使我們避免1917年、1945年出現的停頓期，這一時期嚴重破壞了我們之前在政黨建設和革新中所做的努力。確切地說，我們正在重新開始，這也是我們的九條戰略，戰略的重點必須從重新創造工人階級政治組織開始。這些組織可以重新點燃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希望，使社會主義的目標更加明確，充分發掘社會主義的潛能并最終實現我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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