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識形態化”是何居心？
——評趙鼎新教授的一篇文章
中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老干部活動室評報協會
上海市退（離）休高級專家協會理論學習組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學海》雜志，2016年第2期發表了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浙江大學“千人計劃”教授趙鼎新的萬余字長文，題為《路徑不依賴、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以下簡稱“趙文”）我們這些耄耋老人，出于對黨和國家的關心，認真研讀了趙文，認為這是一篇以研究“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為名，行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實的文章，故不顧年老體衰也要撰文評析之。
一、“去意識形態化”的要害是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趙文最后以500字的篇幅，對全文作了總結（為了供大家評析，以《必須避免意識形態陷阱》為題，將其附在本文之后），強調指出：“從歷史經驗和教訓來看，中國必須避免意識形態陷阱，防止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綁架現實政治。”這里，首先要弄清楚何謂“避免意識形態陷阱”。按照《辭海》的解釋：“陷阱”系“捕捉野獸的地坑。比喻陷害人的圈套”。這里講的“意識形態”，是一般性的全稱概念，并沒有特指某一種“意識形態”。這就表明，趙文在這里實際上是認為只要是“意識形態”，就是“陷害人的圈套”，必須堅決“避免”之。因此，趙文接著強調要“防止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綁架現實政治”。這就更加明確地指向所有的意識形態，當然包括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也被其指認為是“陷阱”，必須“避免”之，不能為其“綁架”。可見，趙文要“去”的意識形態，無疑是包括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在階級存在的社會里，意識形態是有階級性的。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才能正確認識和對待意識形態問題。趙文貌似公正地說要“防止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綁架現實政治”，是不是既要“去”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又要“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呢？非也！何以見得？因為趙文強調包括“普世價值”在內的所謂“學術觀點”，都可以“反復爭論”，“可以成為國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礎”。這就清楚地表明，趙文并不認為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普世價值”，是必須避免的“陷阱”；相反地，它“可以成為國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礎”，當然不能去除之。但是，趙文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則是徹底“去”之而后快，認為“在重大國策層面上，中國絕不能被任何一種‘理論’忽悠”，“中國必須長期防左”。為什么呢？趙文說：“這是因為筆者深知如下政治學原理的重要性：一個政黨更容易被與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向一致的政治正確話語所綁架”。這里是在講中國問題，這里的“政黨”當然是指中國共產黨。這就清楚地表明，趙文在這里杜撰的所謂“政治學原理”，就是指中國共產黨“更容易被與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向”即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綁架”、所“忽悠”。趙文所謂的“必須長期防左”，是不帶引號的左，實際上就是“防”堅持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個革命之真左。可見，趙文的本意，“去意識形態化”,就是妄圖誘騙中國共產黨墜落到他所設置的“陷阱”，拋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個“原有意識形態傾向”。這就是趙文的要害之所在。
趙文要在我國去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并不是要搞意識形態“真空”，而是要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取代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謂予不信，請看他在《四月網》等多家網站發表的《中國是否還會再發生“革命”》一文中的觀點，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他認為“意識形態是國家統治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合法性基礎”，“一個國家的執政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作為基礎，則是萬萬不行的”。那么，什么樣的意識形態有利于“國家政權的穩定性”呢？他認為，“一般來說，要是一種意識形態對人性的要求愈接近于人的本性并且其許諾愈不容易被證偽，這一意識形態就愈能為國家合法性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礎。比如美國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機會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這一意識形態，不但與人的競爭和趨利本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難被證偽。……與之相比較，‘共產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就很難為一個政權提供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但建立在一個過于理想的人性的基礎之上，并且承諾提供一個比其他社會制度更為完善的世俗世界，例如‘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之類。如果一個國家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合法性基礎，一旦國家不能兌現相應的承諾，民眾馬上就會產生‘信仰危機’，從而給國家帶來合法性危機。”趙教授的這一大段話，就是妄圖告訴人們，中國要取得國家政權的穩定，就必須以美國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取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就是企圖誘騙我們中國共產黨拋棄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背離科學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最終重蹈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
二、“去意識形態化”的目的是實現資本主義化
趙文認為，中國只有“避免意識形態陷阱”，“才能在經濟上取得進一步的發展”。這種觀點，完全拒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是完全錯誤的。
列寧有句名言：“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毛澤東又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就表明，政治歸根到底是由經濟決定的，同時又反作用于經濟，給予經濟以巨大的影響。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中處于核心地位，發展經濟是絕對不可能拒斥意識形態的。趙文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就是妄圖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革，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
對于我國經濟建設要不要講意識形態問題，鄧小平早就講得非常清楚。他在1985年指出：“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里強調的“‘社會主義’四個字”，不就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嗎？鄧小平又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指出：“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后來，他又進一步分析了兩種不同的現代化：“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在這個關系“事物的本質”、“中國的發展道路”的大問題上，趙文完全站在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妄圖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引入資本主義。
建設要講意識形態，改革能不講意識形態嗎？不能。鄧小平早在1979年3月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時，就著重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謂“社會改革”的名義鼓吹資本主義的實質。后來，他又多次強調這個問題。他說：“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年輕一代尤其要懂得這一點。”他還針對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后來，江澤民在建黨70周年大會上，明確地提出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強調指出：“不進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保持蓬勃生機；在改革中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會葬送黨和人民七十年奮斗的全部成果。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習近平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時，首先強調：“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他認為，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關鍵是我們把黨的基本路線作為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有的人把改革開放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開放。這是曲解我們的改革開放。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這就清楚地表明，我們必須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來指導改革開放，而不能走相反的道路。
由此可見，趙文鼓吹“去意識形態化”的目的，實質上是要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妄圖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引向資本主義邪路，最終實現資本主義化。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避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陷阱”，才能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革推向前進！
三、主流媒體不應充當“去意識形態化”的“吹鼓手”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毛澤東早就指出：“凡事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簡稱“8·19”講話）中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正因為意識形態工作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指出：“面對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存在，社會思潮紛紜激蕩的新形勢，如何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培養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這就清楚地表明，我們黨在“如何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等問題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可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學海》，卻“發揮”了相反的“作用”，發表了趙鼎新教授宣揚“去意識形態化”的長篇文章，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且至今沒有見到該刊發表過批駁文章，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此后，又有多家媒體公開傳播趙文“去意識形態化”的錯誤觀點。2016年12月3日，趙教授在騰訊思享會戰略論壇第四期活動上發言，原封不動地再次鼓吹之前發表在《學海》上的有關“去意識形態化”的內容。騰訊網和《中國改革論壇》等，又將這個發言內容，以《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為題予以發表，一再推銷“去意識形態化”的謬論。
更令人驚奇的是，有的“黨刊”，竟然將趙文中有關“去意識形態化”的內容，以《必須避免意識形態陷阱》為題，在《理論新視點》欄目中，作為“黨課參考”材料予以刊登。有的黨內學習資料又緊跟著加以轉載，不斷擴大其錯誤影響。對于這些黨的主流媒體的這種錯誤做法，有關單位的負責人還要為其辯護和掩蓋，拒不認錯。他們認為，編輯部摘錄這個稿子，出發點是好的，是想避免意識形態陷阱。趙文是在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規律，可能是指不要受以極左思潮為代表的這種意識形態的綁架。我們是從這方面來理解的，因而把它作為新觀點來介紹。他們不僅欣賞趙文的觀點，而且反對就這個問題開展討論。認為從穩定大局的角度來說，一般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不公開爭論，不公開討論。對這類問題，人家本來沒有注意，你再去追究，反而會放大它的影響。以上情況表明，某些主流媒體的掌權者，完全采用錯誤的態度來對待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實在可悲、可嘆，不值一駁。
究竟應該如何對待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我們怎么講都不算數，還是用習總書記的“8·19”講話來回答吧！他說：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黨的宣傳思想陣地不為黨服務，黨的宣傳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堅持黨性原則，豈非咄咄怪事？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在事關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我們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著眼于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利有節開展輿論斗爭，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在宣傳思想領域，我們不搞無畏爭論，但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牽涉到政治原則問題，也決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退避三舍。作為黨的干部，不能用“不爭論”、“不炒熱”、“讓說話”為自己的不作為開脫，決不能東西搖擺、左右逢迎！在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政治斗爭中，所有領導干部都不能作旁觀者。習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講話，對于宣傳思想工作的任務、方針、政策和宣傳思想工作者的職責，均作出了全面深刻的論述，為我們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具體要求。我們希望那些肆意推銷“去意識形態化”的私貨，充當錯誤思潮“吹鼓手”的人，能夠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進行深刻的反思，從中吸取教訓。我們更希望所有從事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人，認真學習和踐行馬克思主義，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都能站穩政治立場，敢抓敢管，敢于亮劍， 有理有利有節開展輿論斗爭，為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營造良好的思想輿論環境！
（執筆人：高為學）
2017年7月15日
附上趙鼎新《必須避免意識形態陷阱》，供大家評析之！
面對如此多的問題，保持清醒就顯得特別重要。從歷史經驗和教訓來看，中國必須避免意識形態陷阱，防止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綁架現實政治。一個正常的社會必須有學術和思想自由。“頂層設計”、“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大國崛起”、“普世價值”、“儒學復興”、“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繼續”、“中國模型”、“北京共識”等等提法作為學術觀點都沒有問題。不同觀點反復爭論才能使國人走向成熟，并且爭論各方所揭示不同的社會問題和反映的社會力量也可以成為國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礎。但是在重大國策層面上，中國絕不能被任何一種“理論”忽悠。比如，筆者很贊同國內嚴肅左派學者的有些觀點和分析，卻強調中國必須長期防左。這是因為筆者深知如下政治學原理的重要性：一個政黨更容易被與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向一致的政治正確話語所綁架。政治正確背后垃圾必多；當政治正確與個人利益能相結合時，背后隱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左派政黨要防左，右派政黨要防右，自由主義政黨要防范自由主義，宗教政黨要防范原教旨主義，有很強民族主義傾向的政黨要防范民族主義。這就是鄧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背后的政治智慧。
鄧小平的“防左”思想和“摸石子過河”思想是中國的財富。只有堅持這兩點，中國才能避免意識形態的陷阱，才能在經濟上取得進步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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