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929 呼和浩特王府飯店《毛澤東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二）

毛澤東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主講：艾躍進  2013年9月29日呼和浩特王府飯店

第二集

二：文革中的幾件大事（一）

1：“5.16”通知-----文革開始的標志

2：鎮壓學生

3：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兩個司令部的較量

4：炮打司令部和文革“十六條”

5：紅衛兵運動與破四舊、抄家、武斗、打砸搶

6：個人崇拜

7：上海人民公社

8：“二月逆流”與武漢7.20事件

接下來我談第二個大問題，這個問題長了啊！文革中的幾件大事。老同志們還記得，年輕的聽過一點兒，更多的聽的是歪曲的。我這里拿史料說話。

第一件事，“5.16”通知------文革開始的標志。1966年5月4號至5月26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擴大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先是嚴厲地批判了朱德所謂的錯誤。劉少奇主持先批朱德。然后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職務，注意啊！彭、羅、陸、楊的撤銷是少奇同志親自主持的。同時撤銷了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并且重新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16日，在劉少奇主持下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該《通知》有一段話特別重要：“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各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注意！這也是少奇同志主持通過的“5.16”《通知》其中重要的內容。赫魯曉夫這個提法可不光針對劉少奇。

第二件大事，鎮壓學生。“5.16”《通知》發表之后，一些大專院校的師生率先響應，但當這些學校的師生起來以后，卻遭到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一線領導同志的打壓。他們派出工作組進駐高校，掌握著黨政實際領導權的一線領導通過各級組織派出工作組直接控制整個運動的發展方向，把運動置于他們的掌握之中，推行的一條矛頭向下的路線，把初期的文革變成了又一場反右派運動，注意這個！據統計，1966年北京共有53所大專院校，在校師生30余萬人，竟然有12802名師生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來這些人大多都成了造反派。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來，當時打擊面高達23.4%。其中右派學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師2591名。在全國范圍內至少有上百萬群眾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因此有人聲稱，這是第二次反右運動，并預計全國又將有幾百萬右派出現。由此看來，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到1964年的“四清”運動，直至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一線同志的做法是相同的，就是矛頭向下，把矛頭指向群眾甚至鎮壓群眾，直至文革以后仍然可以看到類似的問題，這我不多說了啊！

第三件事，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兩個司令部的較量。據外媒報道，當一線領導人認為林彪威脅到自己接班人地位的時候，打算仿照五十年代蘇聯赫魯曉夫召開中央全會擊敗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方式，決定召開緊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罷免已經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并以此阻止林彪的上升，鞏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大概沒有十足的把握在中央委員會獲得多數，如果以投票的方式擊敗毛澤東，就必須獲得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支持。外媒寫道：“整個6月份他們就在這一點上下功夫。”南斯拉夫《政治報》記者1967年在4月24日寫的一篇紀實報道里追溯了這一段史實，原文標題叫《鄧小平倒戈》。1966年初的北京，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勢復雜多變，該篇報道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司令部開始較量，6月初，毛澤東派楊成武和楊勇到北京，改組了北京市委，接管了《人民日報》、北京電臺和新華社，劉少奇這一派雖然在北京沒有軍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傳優勢，他沒有屈服，相反他們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擊。從7月份開始，分處在各地的中央委員紛紛抵達北京，中共即將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到7月15日為止，已經有中央委員51人和候補中委38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書記處大廈，而一些地位較高則被招待下榻到劉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內。據我們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有李井泉、烏蘭夫、李葆華等。從抵達北京的中委及候補委員的名單看，我們發現兩項耐人尋味的奇特現象，一是華東及中南地區的委員大都沒來，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大部分都來了，但是帶兵的委員幾乎都沒來。”這是南斯拉夫記者觀察的現象。“7月18日晚，剛剛抵達北京的林彪的部隊已經向西山方面推進，阻止來自山西的劉派部隊繼續向北京進發。18日上午毛澤東同志所有在京的所有中委和候補中委聲稱他將于數日內返回北京，參加中全會，在他未抵達前，中全會不得擅自召開。但劉少奇聲稱，已過半數中委，應該在21號召開中央全會，并依照《黨章》于半月前向全體中委發出通知，因此不必延期。在雙方嚴重對立的時候，劉少奇以維護《黨章》法紀的名義調遣軍隊趕赴北京。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奉羅瑞卿之命把他的一個師向北京推進。毛澤東、林彪及新任代理總長楊成武立即致電該師師長下令停止行動。20日傍晚的消息，還是21號按時召開中全會，但是第二天早晨情況發生變化，中共總書記鄧小平表示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決定等毛澤東回到北京后才召開中全會。事后我們獲悉，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8月1號開始舉行，開了十二天之久，會議改選了政治局的結果：林彪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劉少奇則從第二位降至第七位。”外媒的報道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斗爭的復雜性和激烈程度。我剛才說的這一段，都是南斯拉夫《政治報》1967年4月份的報道。這點我們中央報紙從來沒報過，但是你們上網能查得到。

第四件大事，炮打司令部和文革十六條。早在“5.16”《通知》發出之后，高層即分成兩派。一派要打破秩序，要革官僚的命，要反對當權派。當然也有相當的群眾是借機發泄被統治壓抑的情緒。一線領導體系的各級官員們則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處。66年5月25號下午3點，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為了撲滅眼看就要著起來的大火，劉少奇派人到北大批評了聶元梓，而康生則與劉針鋒相對，表示支持聶元梓的大字報。6月9號，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親自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說：“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注意聽毛主席這段話啊！這幾句話很有意思，為什么同意派？因為是你劉少奇主持工作。但我說了，也可以不派，這我的意見！后面又補了一句，不要匆匆忙忙派，這意思是表明他就不同意派！但后來呢又有人說了，說毛主席對劉少奇說：“我同意你派。”最后毛主席不承認了，我們從這句話就聽出來。你要從前一句話說，對吧！可以派工作組，似乎同意劉少奇，后面說了，也可以不派啊！關鍵后面那一句：不要匆匆忙忙地派，還是不同意！你怎么能說毛主席同意了呢？毛澤東要求要控制局面，又不能壓制運動。注意！關鍵是后者，控制局面，不要壓制運動。劉少奇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表示不準備回去，委托劉少奇相機處理。劉少奇主持下的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組到大學指導文革、領導文革。他們想用57年打右派的貫技等蛇出洞之后再反擊，但工作組的行動不僅沒有壓下烈火反而助長了學生求真的激情。為了壓制運動，劉少奇把夫人王光美做為工作組成員直接派到清華大學去整造反派。不久，剻大富沖擊工作組將矛頭指向王光美，劉少奇下達了斗爭蒯大富的指示，剻大富等學生領袖繼續堅持反對工作組的活動。和劉鄧對立的陳伯達、康生則支持剻大富等學生的行動。毛澤東于7月18號，此前兩天，注意啊！各位還記不記得大事啊當年！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達15華里，長江兩岸百萬群眾山呼、高呼。主席當年偕著那股氣場返回北京。次日毛澤東接見劉鄧，批評說：“北京的運動冷冷清清，很多學校的門都關了，派工作組就是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呢？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毛在這個問題上是說，這，是一個總結，說誰鎮壓學生運動都沒有好下場。誰鎮壓呢？北洋政府鎮壓，這個講得特別清楚。7月27號，劉少奇在北京大專院校的文革積極分子大會上作檢討。周恩來在大會上熱情地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8月1號，毛澤東寫信支持北京學生。三天后，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上批評劉少奇，這劉少奇呢？仍然堅持已見。兩個人在8月4號在政治局會議上又發生了爭執。我看到的一個資料，說劉少奇說：“大不了就不干了！”因此毛澤東在第二天在中南海食堂貼了個大字報，叫《炮打司令部》：“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在8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通過了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十六條”很長，咱沒時間念，我把最重要的我給摘出來你聽一聽啊！“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文革的目的就這個。“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注意聽后面這句話！“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斗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干，辨別是非，分清敵我。”注意聽后邊！“經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方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即是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聽聽，你們聽聽，這是真實的毛澤東，看見沒有！在進行辯論的時候，注意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澤東一開始就反對用武斗的方式，這就是證據，我們用事實說話。是吧！“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再接著聽！“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聽聽這政策！“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聽聽，這就是毛澤東定的政策，你后來違反了不能說毛主席錯了，誰違反的？誰要去挑動群眾斗群眾，一會兒我告訴你是誰啊！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是政策，重新做人。“在各類學校中，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斗爭。”“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注意聽后邊啊！“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聽見沒有，這就是文革的政策。在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這就是事實啊，你編、你造沒有用，說毛主席在文革中迫害知識分子，這就是政策。“要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高質量。”“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看見沒有，這就是毛澤東整個“十六條”中的政策界定。對于批駁對毛的污蔑、攻擊，這都是當時歷史，所以攻擊毛澤東的人你去看看這些東西就知道。

我要說的第五件事，紅衛兵運動和破四舊、抄家、武斗、打砸搶。這是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紅衛兵最早于1966年5月底6月初出現在北京，具體時間是66年5月29號。清華附中的一部分中學生，在圓明園集會，決定成立學生組織----紅衛兵，即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這一天可以看作是中國紅衛兵的誕生日。6月2日，紅衛兵組織第一次公開亮相，貼出了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8月1號，毛澤東寫信給他們，認為他們的行動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向他們表示熱烈地祝賀，同時要求他們，注意聽后面的話！“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于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后，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看見沒），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后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這是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的全部內容在這。而且是很謙和很平和地喊他們同志們，看見了嗎？這就是毛澤東！從1966年8月18號到當年的11月26號，毛澤東八次在北京接見了全國各地的紅衛兵1300萬。當年他的助手之一戚本禹有一個回憶，大概到了11月初了，天有點涼了，大概是第六次也不是第七次見紅衛兵的時候，戚本禹勸他，你別人都不敢跟他說。“大伙對你很不理解，為嘛見他們那么多次呢？”主席當年有番話特讓我感動，他說：“當年國共合作的時候，我很年輕，孫中山先生就見了我，并且委以重任。我到現在都記得孫先生說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現在我多見一些紅衛兵，多見一批人，就讓孩子們知道我反對修正主義的決心，若干年之后他們一定會記得我的這個決心的。”然后把煙一掐，“走，看孩子們去。”當年的毛澤東十分孤獨，但是孤獨的毛澤東十分清楚，他多見一個紅衛兵就等于為未來多撒下一顆革命的火種。他的很多同事不理解他，但他相信他的人民將來一定會理解他。近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運動是文革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那么紅衛兵呢當時分成四派，第一派，老紅衛兵，也就是主席8.18接見之前的紅衛兵，他們是第一批紅衛兵。他們是敢于打破常規的老干部子弟，膽兒大！不怕！一般說來呢老紅衛兵斗爭的方向更多的不是指向黨內高層，誰也不會指向他爹去！而是指向黨外低層。當年有一幅對聯很說明問題，就是血統論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就是當時這種歧視性的階級路線的真實寫照。后來他們從文革的闖將變為文革的反對派，甚至成為抗爭者。但也有一批成為逍遙派，原因很簡單，就是這樣革命打擊了自己的靠山和資源的源頭-----他們一直引以為自豪的父輩，這就威脅到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這與他們當初的期待是相背的。第二，保守派紅衛兵，他們是依靠黨組織的學生的積極分子。應當指出的是，這批紅衛兵雖然以維護黨組織的領導為其基本特征，但也不是維護原有的一切秩序，他們曾經有組織、有領導地參與了運動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比如批判“三家村”、反對學術權威，他們都參與過。甚至也參加過紅色恐怖，包括破四舊等野蠻的暴力活動他們也都參加過。在文革初期是兩股紅衛兵，兩派，一個是老紅衛兵，一個是他們，初期是起主導作用。第三，造反派紅衛兵。他們是貧民子弟的造反者，在運動的初期他們還受壓，他們有一些子弟是出身不好的子弟，他們興起于同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到66年底造反派在大多數城市已經成為學生中的多數派，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他們的核心人物多為在文革初期受到過打壓、排斥或者自認為政治境遇不佳的學生。他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黨政領導干部，在原則上造反派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在這上面的積極性遠遠不如老紅衛兵和保守派。也就是說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主要是前兩種紅衛兵，這些人是指向黨內高層的官僚。因此就可以想象，文革初期什么斗死老舍啊，逼著老舍跳湖啊那些是哪派紅衛兵，就可以知道。第四，極左派紅衛兵，他們是基本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批判者，這一思潮的基本傾向是在總體上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基本政治和社會制度，因此他們沒來得及成氣候就被取締。我們有一個詞不知道大家是否聽說過，老同志是否還記得，就無政府主義者還記得嗎？他們屬于這一批人。我們要說明的是在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后，特別是在運動初期老紅衛兵的率領下，一些人借著破除四舊，抄家、毀壞文物、打砸搶、揪斗著名學者專家、搶檔案甚至砸孔廟、砸教堂，進而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炮轟中央文革、沖擊公安部、大規模武斗、動槍動炮、全面內戰。頭兩批紅衛兵主要這些事都是他們干的。這些都是“十六條”嚴禁明確反對，毛澤東所堅決反對的。有一次啊，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從外面回來，他就興奮地跟他們說：“我今天剛從西單那個叫什么什么西什庫教堂看，我進去看了都給砸了。”特別興奮。他砸了他看，他進去轉了一圈都給砸了。當時毛主席問他：“你什么態度啊？”“支持，破四舊砸得好啊！”主席說：“教堂是四舊嗎？”“那當然四舊了！”主席說：“你錯了！”這時毛遠新還犟嘴：“那怎么錯了呢？那宗教就是麻痹人民的鴉片呀!”主席說：“馬克思是說過這句話，可是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人間的不公平，老百姓就會要有一個傾訴的地方，教堂就是老百姓傾訴不平的地方，你把它砸了，那能把老百姓心中的不平都給砸了嗎？再說，搞文革要斗走資派，你砸教堂干嘛呀！”這就是毛澤東對武斗、打砸搶的態度。針對武斗問題，毛澤東早在文革初期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澤東還說：“在進行批判斗爭時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也不要搞變相武斗。”在文革之初毛澤東批示：“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要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尤其是12月27號毛澤東專門給周恩來親筆至信，我把這信的全文給你們念念啊！運動第一年12月，也就是66年底他的親筆信：“恩來同志：最近有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認為這種做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做法不好，這種做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聽聽，戴高帽都叫武斗）。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置！（這就是真實的毛澤東，別的話我都不信，這不都寫得清清楚楚的）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毛澤東 1966年12月27日。”這都是真的，親筆信。1967年4月4日，毛澤東對支左部隊發出指示：“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活動，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群眾自愿寫的檢討書退還其本人，有些長期不覺悟并堅持錯誤觀點的群眾，不要急于要他們認錯，而要給以時間。讓他們在斗爭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游行、罰跪等等。”文革中毛澤東反對抄家并尖銳指出：“抄家是反革命行為！”所以下面那造反都是毛澤東反對的，說白了。文革中各地各單位出現的武斗、抄家是同一根人，都可以被視作是反革命行為。特別是，這個為了抵制反對破壞文革的壞人所操縱，是這些階級敵人隱藏在群眾中制造混亂。比如象高干子弟參加的“聯動”、“西糾”、“紅色恐怖隊”等組織，在文革初期就被定性為反革命組織而被取締。這些都是，很多組織都是高干子弟，他們膽兒大，他們認為打死個把人不叫事，這就是毛澤東對武斗，對抄家等問題的真實態度和做法。但某些領導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打著紅旗反紅旗，挑動群眾斗群眾，大搞形左實右，使得這些明顯的違法亂紀的行為一度達到瘋狂的程度，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將矛頭指向黨外，指向群眾，其目的就是要破壞文化大革命，轉移斗爭大方向，使得整黨內走資派的運動失敗。這轉移斗爭，本來是沖他們去的，他往那邊倒！要知道文革中所有發生的武斗都集中在整走資派奪走資派權的前后，即在1966年到1968年之間，這兩年是奪權的時候，所以武斗尤其激烈。一位當時在北師大女附中上學的一線領導的孩子揭發了這一陰謀，你們上百度百科去搜就能搜出來。這個標題叫……，我就不念標題了，你們就查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打死，一查卞仲耘馬上就出來，這一堆資料全出來了，叫做紅色什么什么涉嫌打死卞仲耘。文章披露說，1967年4月××寫了一篇題為《徹底清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猛烈批判和揭發×××的黑手如何操縱我校文化大革命。××在大字報里說：“運動以來，工作組在×××的控制下，把許多人打成反革命、個人野心家，因為×××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為了更好地推動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把我校當成他的試驗田，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斗學生。×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它堅定了工作組斗同學的決心，也控制了群眾。在斗學生的同時，×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斗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的。”這都揭發出來了！在這些種種的暴戾中最可惡的是對人的生命的蔑視。所以我們要回到剛才說的那個卞仲耘校長是怎么死的，這個。文革時的“聯動”，我們現在有句話叫很牛×，牛得不得了！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都是聯動的骨干。北師大附中第一中學是劉少奇的點，他的一個女兒在當時是該校高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該校攻擊學校領導人，并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北京的中學在6月初開始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駐學校。劉少奇在66年6月20號于北師大附中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談話中說：“該校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間，先打最容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要斗劉超，現在不動不是不斗，積極準備斗，不是停下來，要積極準備。”聽聽！一個國家主席將一個中學的校長定性為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去斗，他當時想到拿《憲法》捍衛這位校長的權利了嗎？當時不是劉超個人的悲劇。66年6、7月份，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同時，全中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了攻擊。不僅劉少奇的女兒組織迫害校長，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最近也承認做為當時北京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學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斗、被勞教負有直接責任。都是干部子弟！別人也沒這么大膽兒！現在有一股道歉風，承認自己在文革中犯了錯誤，非常好，但是向誰道歉，除了向自己被當初迫害的人道歉之外，還有一個道歉就是要向毛澤東道歉，你們違反了毛澤東當初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紀律，從而破壞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們的這種錯誤行為，使得文革背上了黑鍋。這是應該道歉的。不要用自己的道歉去污蔑文革。恰恰是你們的行為玷污了文革。應該這么說，前面所提到的卞仲耘是文革發生后北京地區被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教育工作者。他的丈夫叫王晶堯，在卞仲耘死后見到了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他描述說這個女負責人穿的一身紅衛兵軍裝，扎著腰帶，帶著袖章。這個而且據說在頭一天晚上這個其實卞仲耘已經死了的情況下又走形式地去這個附中對過的北京郵電醫院（此處現場視頻被剪掉了）……。其實已經死了，人已經死了，那你給我開具死亡證明，那不是死在醫院不能給你開，你就得給我開！而且要求解剖，證明是死于心臟病，就不是她們打死的，是死于心臟病，大夫堅決不給寫，最后填寫那個死亡證的時候，在死因一欄中被迫寫了“死因不明”。身上混身都是傷，還說死因不明。那關于這件事，1978年北京西城區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1979年4月她的丈夫王晶堯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要求調查故意殺人兇手，然而北京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卻做出不予起訴的規定定，決定原因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這事就到現在，在卞仲耘家這事還沒完，但是官方已經做出決定了。

第六件事叫個人崇拜。文化大革命開始，廣大群眾出于對毛澤東的熱愛，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心情。紅寶書啊，像章啊，塑像啊，甚至還有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現在這些東西都被用來丑化文革。那事實怎么樣呢？我們說這中間有人民群眾對人民領袖的樸素炙熱的感情，也有某種推手、某種勢力在利用人民群眾對領袖的熱愛，把這種感情扭曲甚至推向極端，并使其成為某種宗教般的狂熱，從而丑化文革的形象，以達到破壞文革的目的。這跟某些人的慣用手法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極其相似的，只不過在文革中是以文革的名義去反文革。在擁護毛主席的名義下，象像章啊，塑像啊越造越大，用料越來越貴，因此造成的浪費越來越大。誰反對，誰就是反對毛主席，可是這種做法如果不制止的話將會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導致經濟陷入困難。這樣就達到了丑化毛澤東、破壞文革的目的。因此下一個邏輯就是：文革導致經濟崩潰。但是毛澤東堅決制止了這種行為，他說：“刮風下雨你們都在屋里躲著，讓我在外面吹著、曬著!”而且說：“還我飛機！”因為當年的像章是用鋁做的嘛。特別是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是江青第一個出來制止的，說：“你們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你們在丑化毛澤東，丑化毛主席。”制止了。別拿那個毛澤東當年反對的東西來扣到毛澤東身上。這是你潑的臟水這是。1970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1965年的時候，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么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斯諾說：“聽說進城前夕開了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山村等等。”毛澤東說：“這個現在都沒有，沒有什么人用人名來命名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們另搞一套東西，另搞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沖他不搞不行啊，你不搞啊，說你反毛。”看見了嗎？就毛澤東心里都清楚。

我要說的第七件事，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又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不在于叫什么名字，這個上海公社呢后來這個名字被主席給否定了，改叫革命委員會。它的意義不在于叫什么名字，而在于它是全國第一個從當權派手中奪權的省級組織，其示范作用比其名稱更為重要。這個我就說到這，就不多說了。

第八，第八件事，二月逆流與武漢7.20事件。1967年2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一些領導同志譚震林啊、陳毅啊、葉劍英啊，還有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等，面對日益嚴重的局勢與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發生了激烈的斗爭，斗爭圍繞以下五個問題進行。我們官方現在指出三個問題，其實還有倆問題。前兩個問題是中央文革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斗爭圍繞文革要不要深入？第二：犯了錯誤的老干部要不要接受群眾再教育？第三，（后三個問題是老干部提出來的）第三：文革要不要黨的領導？應該不應該將老干部統統都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你一聽就能聽出這五個問題基本代表了雙方的兩種不同觀點。我不說哪個對哪個錯，咱就客觀的看，對吧！會上老同志們情緒比較激動，葉劍英據說在拍桌子時還把小拇指還給拍折了，骨折了。陳毅說：“這次斗爭比延安整風還要殘酷。”譚震林甚至極端化地：“我不干了！”退場！毛澤東聽到這個匯報之后，尤其聽到陳毅的話，實際上是對延安整風是，延安整風是黨內肯定的，你這時候陳毅說這話，馬上把毛主席這火勾起來了，尤其是譚震林，譚震林說：“我不干了，我走了！”譚震林何許人也？我告訴各位，譚震林在毛澤東當年秋收起義要上山還不知道上哪個山的時候，是譚震林給他送信，向他轉達了江西省委書記的信，說井岡山有王佐的部隊，你去那兒吧！這是個大功臣，他都不理解，辭職不干了。你想主席能不生氣嗎？因此，主席聽后，非常氣憤，責令他們檢討。但是，67年的“五一”節、“八一”節都讓他們出席招待會，登上天安門城樓。那這些信息在當時意味著他們將不會被打倒。就沒打算打倒他們。那么在這之后，大概是也就五月到八月之間，武漢發生了7.20事件。本來毛澤東計劃7月16號去武漢再次游泳。一年前游泳挺好！再來一次。沒想到7.20事件爆發之后，泳也沒游成，被迫打破多年的習慣，坐飛機飛往上海。當然這都是后話了，那7.20事件怎么回事呢？在文革期間，當地方兩派激烈對立武斗背景下，毛主席做出了軍隊應該支左，那么呢相當一部分軍隊是同當年的地方黨委政府站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可能不但沒有支左，可能還鎮壓左派。在武漢起碼就是這樣。當毛澤東得到這個信息之后，親自飛赴武漢，表面上是去游泳，他本來是要解決武漢問題的。武漢問題事關重大，為什么？武漢在中國的中心部位啊！那里問題解決好了，對全國具有示范作用，而且他在那說了一個歷史性的話，一會兒我告訴大家說的什么。那么在網上有篇文章，你們感興趣可以看一下，作者叫戴維緹，題目叫《震驚世界的武漢7.20事件》，寫于2002年。發布時間是2011年8月20號。這篇文章比較詳盡地介紹了武漢7.20，特別特別的長，就這篇文章大概得有7、8萬字，在網上，我們只摘最重要的說。7月18號下午，周恩來到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做了總結講話，當時參會的有30多人，周恩來講話有3個內容，第一：軍區在支左中犯了錯誤要公開檢討；第二：被壓制的“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團結其他同志；第三：武漢軍區所支持的“百萬雄獅”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事先，主席講得更緩和一點，毛主席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當時一句很著名的話。主席事先做了，還說了這樣的話：“開會時要保陳再道，要保鐘漢華。”陳再道當時是武漢軍區的司令員，鐘漢華是政委。主席還講：“你們所說的保守的“百萬雄獅”有群眾吧！沒有100萬至少有10萬，你們要做好‘百萬雄獅’的工作。”這就是當年毛澤東的態度。可是當總理傳達完這三條之后，他們沒敢當著總理發作，他們把這股氣全部撒到了當時的文革成員王力身上。在7月20號凌晨以強硬的手段把王力拉到了武漢軍區大院，一頓痛打加批斗。要知道當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是黨中央派來的，用過去的話講欽差大臣，你把他打了，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嚴厲命令下，武漢軍區后來把這人給放出來了，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戴維緹這個作者在這篇文章寫完之后的一段話特別耐人尋味。他說，在文章最后寫兩個小人物的對話似乎更應該名垂青史。原武漢某廠一工人當年是“百萬雄獅”某區聯絡站的小頭頭，曾經在文革中風光過幾天，如今工廠早已倒閉，本人下崗失業多年，為生活計在漢口大街擺了個小攤賣啤酒。一天一個刑滿釋放的當年造反派頭頭楊××來找他批發啤酒，當然也是為了活命，兩人聊了起來。結果，“哎呀，你就×××！”“哎呦，你就是×××！”久仰久仰，相見恨晚。當年的對立者有如下對話：“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呆了幾年？”“不多，整十年！”“現在哪里發財？”“出來就一身病，老婆早嫁人了，沒有工作，在家門口擺了個小攤，賣點煙和啤酒，湊合著活吧，老兄你們應當混得不錯吧？”“不錯個屁！我們‘百萬雄獅’的許多老工人都下崗失業了，早知道如此老子當年絕對不參加‘百萬雄獅’，現在看來當年你們對，你們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著你們當造反派！”（掌聲）我覺得對這段對話沒有必要鼓掌，我只是告訴各位，當初工人階級內部對立的兩派現在的命運是一致的。當他們的領袖毛澤東被否定之后，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也一并被否定了。這是我要說這段對話的目的。其實7.20事件對對立雙方幸存的當事人，他們誰也不會想到這次事件對未來的影響有多么重大，這倆絕對想不到。領袖當初的兩派對立永遠想不到，只有一個人清楚。二月逆流沒有動搖毛澤東將文革進行到底的決心，而事實上，二月逆流被他擺平了。但武漢7.20事件，卻讓毛澤東感到文革不僅高層自己的許多老戰友不理解，而且自己的人民也有許多不理解，比如那個“百萬雄獅”。雖然文革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讓自己的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年邁的毛澤東面對這一切，是痛苦的，又是無奈的。自個兒要保護的人民他不理解，沒站到自己一邊兒，他想起當年在蘇區自己被剝奪了紅軍指揮權后曾經孤獨地一摔大門向深山走去。當時他說過這樣一句話：“看來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光得有成功的經驗，還得有失敗的教訓。”此時毛澤東想，難道真的要重蹈覆轍，如果真是那樣的話，代價就太大了。然而，毛澤東又是現實的。他知道必須依靠群眾，必須相信群眾。他還知道，不能超越群眾當前的認識水平。他就這覺悟。意識不到。他更知道，不能代替群眾完成自己解放自己的歷史使命，而當前在這種情況下，上下眾多不理解，在實踐中極有可能導致全面內戰，當年的7.20事件就是全面內戰的一部分。特別是此后發生的火燒英國代辦處、揪軍內一小撮以及文攻武衛都可能帶來的后果，同時也說明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們，即我們所說的一些所謂左派相當的不成熟，因此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文革雖然史無前例，但不可能一撮而就，他決定調整文革進行的節奏和相關的政策。注意，7.20事件導致毛澤東調整了一系列的政策，毛澤東被迫的、無奈的，因為他的人民不理解他，他沒辦法，他只是擔心，也是他一直以來的擔心，自己健在尚且如此，自己身后呢？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他反復問自己的部下，將來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呢？他自己當年在蘇區說過：“我們要定一個政策，立個規矩，即便是黨中央說的錯了，也不應該執行。”我們前面說的就他不知各位是不還記得66年12月他的生日的時候他說的：“現在提倡絕對服從直接上級！”這都跟這都是相關的。“無論是誰，即使黨中央背離了真理，也絕對不能擁護。”在文革中，他在某一天的《人民日報》上做的一篇批語：“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地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因此在黨的十大，他將反潮流寫進了《黨章》，提倡為了真理，真正的共產黨人應該做到五不怕：一不怕犧牲；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的確，黨中央領導正確，黨指揮槍，沒有問題。那如果不正確呢？不正確的領導如果還指揮著槍呢？那會對誰開槍呢？所以這都是應該引起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吧！因此呢，如果黨中央領導不正確甚至出了修正主義，再一般性的說黨指揮槍結果會怎樣呢？毛澤東的擔心就在這里。可毛澤東是人，他不是神，他不能包辦自己身后，更不能包辦歷史，這不僅是毛澤東個人的無奈，也是歷史的無奈，中國的無奈。沒有辦法。應當說明的是7.20事件之后毛澤東沒有對陳再道等人進行嚴厲的處置，因為毛澤東一貫的原則是重在思想教育，而不是肉體消滅。雖然陳再道等人的行徑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無一不會，無一必將遭到嚴懲。這犯上作亂啊！敢把中央大員給抓了，不僅對陳再道，對延安罵他的那個咒他死的農婦，對當眾與他頂撞的梁漱冥，對達賴，對溥儀，對國民黨的戰犯，對劉少奇，對中央委員會唯一反對開除劉少奇黨籍的陳少敏，對鄧小平，對林彪，毛澤東都是仁慈的。當年恰恰是吳法憲提出要不要攔截林彪的飛機，毛主席說：“他畢竟是黨的副主席嘛，怎么能攔截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沒有采用那種手段。我再告訴你一個最新的事實：王明一貫反對毛澤東，就這樣一個人，毛澤東在建國后一直保留他當中央委員，一直保留到他死，我給你們說實話。他到蘇聯以后，以治病去了再也不回來了，在外面天天罵，他罵他的，每月工資照樣給他發，送過去，中央委員一直保留到死。這就是毛澤東，仁慈，太仁慈！當然不僅是仁慈，毛澤東的胸懷、雅量、民主精神，還有他的自信。我們當看到他的，我們可以這么說：毛的人格太完美了。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人不殺！毛澤東時代從來沒有給反對派判過死刑。這就是毛的胸懷。毛多次提出：“公安不能對著黨內。”毛澤東又說：“看起來黨內兩條道路斗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這斗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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