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無論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還是奪取政權之后的相當的時期內，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小生產占人口多數的國家中都有著很強大的勢力和影響。它不但包括資產階級中最激進的部分，以及廣大的城鄉小生產者，跟著它走的還有無產階級中受它影響的一部分人。代表著無產階級當前和長遠利益的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斗爭，關系到無產階級能否擺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不再被它們所利用，不再成為它們的附庸和尾巴，因而能在認清自己階級利益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立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政黨，取得和掌握革命領導權的重大問題。這一斗爭的實質，是關系到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要不要一步步地創造條件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根本問題。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鞏固的工農聯盟是其社會制度和政治統治的階級基礎，也是聯合起來的社會生產力得以發展的最強大的主力軍。無產階級國家在那里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于農民群眾是跟著工人階級一齊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被資產階級所利用，將小生產的自發勢力演變成資本主義的同盟軍和后備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分裂工農聯盟的主要武器。無產階級若不能在堅持反對資產階級的長期斗爭的同時，取得對小資產階級改造的不斷進步和勝利，無產階級就不可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也不可能最后爭得自己的解放。
改革開放以來，堅持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被人無端地誣蔑為“固守僵化的教條”、“死抱陳舊的觀念”、“堅持歪曲了的原則”，是必須堅決反對的“左”的“主要錯誤傾向”；與此同時，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陳詞濫調卻被這些人從歷史垃圾堆中翻騰出來，精心地打扮成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鮮花。因此，重溫歷史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批判，搞清楚近一個半世紀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基本原則上的根本對立，無疑是有它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本文將從以下五個方面來論述這個問題：
1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一般特征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或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一般政治要求，首先在十九世紀小生產占人口大多數的法國流行起來。馬克思把蒲魯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稱為“小資產者社會主義的法典”(《馬恩選集》第2 卷第145 頁)。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中，“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失去了革命的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的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馬恩選集》第1 卷第631 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具體條件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提出過形形色色的社會改良方案，給自己抹上了光怪陸離的革命油彩，但其實質都是一樣的。他們都希望有資產階級的生存基礎和生活條件，又沒有這一制度必然造成的悲慘后果。他們總是用階級妥協的幻想掩蓋階級斗爭的現實，用超階級的一般“民主”國家取代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國并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間的對抗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同上，第631 頁)
“所有這一切無非是在社會主義的偽裝下，企圖挽救資本家的統治，實際上是要在比現在更廣泛的基礎上來重新鞏固資本家的統治。”(《馬恩全集》第35卷第193 頁)因此，列寧有時又把它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
小資產階級永遠在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搖擺：一方面希望躋身于資產階級的行列，一方面懼怕墮入無產者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參加一份對公共事物的領導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唯恐不合時宜的對抗行為會觸怒政府。小資產階級內部從經濟地位看，有上、中、下三個階層，其對待革命的態度也相應地取右、中、左三種立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曾對這個階級的內部狀況作過極其生動的描述。在小生產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中，這個階級是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爭奪的主要對象。這個階級的向背往往成為革命斗爭成功或失敗的決定性力量。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實際上更集中地反應了這個階級內部上層和中間階層的利益和要求。城鄉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在這個階級內部造成的分化，特別是半無產階級化和無產階級化的趨勢，是社會主義革命深入開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
雖然小資產階級的一般要求最終是由這個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決定的，但是它往往把保證自身獲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條件，看成也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看成是“唯一能使現代社會得到挽救并使階級斗爭消除的一般條件”(《馬恩選集》第1 卷第632 頁)，以為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過來的世界對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制造這種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最顯著的特點。
這種真正烏托邦式的空論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無產階級還沒有發展為獨立的歷史運動以前，才是無產階級的理論表現。在這以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總是站在革命的工人運動之外，“希望用可以說是虛假的小恩小惠來收買工人，用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馬恩選集》第1 卷第385頁)，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找支持，鼓吹勞資合作的福音，化解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解體的因素。因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的那個時代，無產階級寧愿把一般的“社會主義”這個名稱讓給小資產階級，而把自己愈益團結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旗幟下。
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可能與小業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的階級間的關系，都是這樣。”(同上)
馬克思曾經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蒲魯東先生描繪了一幅維妙維肖的畫像：他“極其無聊地胡扯‘科學’和錯誤地以‘科學’自夸”，“甚至把他僅僅重復舊東西的地方也看做獨立的發現;他說的東西，對他自己說來都是新東西而且是被他當做新東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雙重的性質”(馬克思：《論蒲魯東》，《馬恩選集》第2 卷第145 、141 、147 頁)。
蒲魯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種經濟關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
“好的方面由[ 資產階級] 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發。”
他從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經濟關系的必然性這一看法;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種幻想。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
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辯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他希望成為一個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總和的錯誤。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于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恩選集》第1 卷第122 頁)“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于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系的。小資產者象歷史學家勞麥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馬恩選集》第2 卷第147 頁)
1887年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的第二版序言中寫道：“我深深感到國際工人運動在最近十四年來已經有了多么巨大的進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羅曼語各國的工人除了蒲魯東的著作外，就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糧，再加上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也把蒲魯東稱為“我們共同的導師”;而現在連羅曼語各國的工人運動也把蒲魯東徹底拋棄了。但是，“蒲魯東在歐洲工人運動史上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著歷史的意義”。蒲魯東主義不但在羅曼語各國仍然代表著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欲望;在象德國這樣以小生產為基礎的國家中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而且在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內部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日益“存在某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現形式是；雖然承認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以及變一切生產資料為公共財產的要求是正確的，但是認為實現這點只有在遙遠的、實際上無限渺茫的未來才有可能。因此，現在只須從事單純的社會補綴工作，甚至可以根據情況而同情那些極反動的所謂‘提高勞動階級’的意圖。”(恩格斯這里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關于“把一切雇傭工人同時變成資產者”的反動欺騙，見下文和《馬恩選集》第2 卷第493-4 頁――筆者注)“如果這種傾向日后具有了較為穩定的形式和較多明確的輪廓――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為了規定自己的綱領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輩人物那里去;那時，蒲魯東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見《馬恩選集》第2卷第460-3 頁)
恩格斯的這些深邃的預見，不但為后來完全投入資產階級懷抱中的西歐與日本的社會民主黨的歷史發展所證實，為近年來東歐和原蘇聯政治舞臺上的劇變所證實，而且為中國革命的曲折歷程所證實。毛澤東不但領導我們黨克服了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錯誤，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復告誡全黨，一定要和黨內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作長期不懈的斗爭。
2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觀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從這個階級自身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地位出發，把市場經濟幻想成一個充滿美妙的人間四部曲的天堂：誠實的勞動――十足的占有――公平的交易――滿意的消費。他們實際上把市場經濟看作僅僅是小生產者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交換，以為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作為“永恒的規律”，將在這個基礎上獲得充分的實現。由此產生的明確的商品所有權和公平的自由競爭，將保證小私有者對自己的勞動獲得“十足的收入”并換取“十足的價值”補償。他們“把小生產頌揚為‘社會的支柱’”，“把商品生產看作人類自由和個人發展的頂峰”，“于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以上見《馬恩選集》第2 卷第530 頁，并參見第478-9 頁;《資本論》第1 卷第84頁注<24>;《馬恩選集》第1 卷第118 頁)按照這套發展生意經的邏輯，市場經濟會在人們的心靈深處刺激起一架又一架無限追求個人利益和個人發展的永動機，其結果是，一方面將促進生產力和財富持續的增長，另一方面將把“一切社會成員都變成小資產者和小農”(《馬恩選集》第2 卷第530 頁)，社會就能自然而然地避免兩極分化的弊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就這樣把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描繪成一幅沒有陰暗面的理想畫圖。在法權領域中體現了小資產階級意志的關于永恒公平的幻想，成了他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原則。他們將不顧這個社會的現實而力求實現自己的理想。
資本主義愈是發展，價值規律愈是充分展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愈是發現他們頭腦中關于市場經濟的幻覺與現實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尖銳矛盾。他們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正如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主義時指出的，是要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社會基本制度和基本社會關系的前提下，把現代社會“機械地劃分出好、壞兩面”，并用個別學究頭腦中先驗的活動代替整個社會現實的基本矛盾運動，虛構出二者相互平衡的綜合公式，建立整套或半套的體系，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壞的方面(《馬恩選集》第1 卷第111 頁)。
所謂好的方面，就是上述他們理解的市場經濟所體現的永恒公平的原則。所謂壞的方面，就是集中起來的大資本主要以債權人身份在不公平的壟斷性競爭中對這個階級的迫害和扼殺。于是，就有各種各樣社會改良方案的問世出臺。其中包括：限制官僚制度以縮減國家開支;設立國家信貸機構給小生產者優惠貸款，頒布取締高利貸的法令;把封建地產交給農民，以便在農村建立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和造成一個小資產階級;建立由國家維持的合作社;實行累進稅，限制繼承權;發展國家資本經營的企業以限制私人資本的增長和集中;以及部分地用國家保證工作的辦法，部分地用各種慈善救濟的辦法，使工人有較高的工資和較有保障的生活;等等(見馬克思;《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馬恩選集》第1 卷第384-5 、389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復講到，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綱領中那些“多少帶點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與《共產主義原理》和《共產主義宣言》中提出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必須立即實施的初步措施的一部分，是相似的或一致的(見《馬恩選集》第1 卷第225 、386 、391 頁)。但是他們只希望通過和平的民主發展，取得議會中的多數，從而利用現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雖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口頭上說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他們的利益，但是為了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條件，工人“首先毫無疑問的是他們還應當照舊做雇傭工人”，“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根本不愿為革命無產者的利益而變革整個社會”《馬恩選集》第1 卷第384 、385 頁)。因此，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不是把他們希望實現的《宣言》和《原理》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當作引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至多也不過是希望實行了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實際上他們的“每個所謂體系都是特意強調社會變革中的一個過渡階段以與其他階段相對抗”，把變一切生產資料為公有財產的要求推到“遙遠的、實際上無限渺茫的未來”(《馬恩選集》第1 卷第225 、385 、479 頁，第2 卷第463 頁)。馬克思正是在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批判中，提出了關于“三個消滅一個改變”的社會主義不斷革命論：“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恩選集》第1 卷第479-480 頁)因此，“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于改變私有制，而在于消滅私有制，不在于掩蓋階級矛盾，而在于消滅階級，不在于改良現存社會，而在于建立新社會。”(《馬恩選集》第1 卷第385 頁)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往往成為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附庸和應聲蟲。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也不斷向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伸出援手，特別是在鼓吹“勞資合作”的現代騙局上。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來說明這個問題。
“統治階級最老練的領袖總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數，以便為自己建立一支反對無產階級的軍隊。”――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把貴族和教會的大地產打碎成為許多零星的小塊土地，因而造就了一個小土地所有者階級;到拿破侖第三發行小額國家公債券企圖在城市中也造成這樣一個階級;到現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條件由工廠主把小住宅賣給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債務的工人真正變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隸，束縛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離開，只好同意他們提出的任何勞動條件。――他們都力圖利用小資產階級的因素“磨滅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馬恩選集》第2 卷第484 頁及注<1> )。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一方面說，資產階級經濟學旨在保證市場經濟“最佳經濟效益”的“鐵的規律”，即依靠饑餓紀律保證資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價值的基本條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安撫工人，等待著將由他們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辦法，諸如說服富人興辦慈善事業，大家努力把GNP 的蛋糕做大點以產生“涓流滴下”的效應，以及由國家出面用工人自己創造的剩余價值建立一套臨時救濟工人的社會保險制度，等等，來把無產階級的物質和文化福利“提高到有產者的水平”，“使一切雇傭工人都變成資本家而又不失其為雇傭工人”。這些杯水車薪、純粹演說式的辭令，就象發誓要把拿破侖的“帶著元帥杖的全體士兵都變成元帥，而又不失其為普通士兵”，“使德意志帝國的四千臣民都變成德國皇帝”那樣荒謬可笑。(以上見《馬恩選集》第2 卷第493-4 頁)“他們愿意把一切人都變成資本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范疇，而不要那種構成這些范疇的實質并且同這些范疇分不開的對抗。博愛論者認為，他們是在嚴肅地反對資產者的實踐，其實，他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資產者。”(《馬恩選集》第1 卷第121 頁)“它要求無產階級實現它的體系，走進新的耶路撒冷。其實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里，但是要拋棄他們關于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馬恩選集》第1 卷第280頁)
在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普遍淪為勞動力商品、成為資本的雇傭工人的歷史條件下，制造和販賣諸如此類的有產者先富、無產者后富、最終人人成為資產者的社會幻覺和精神鴉片，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本功能。因為“抹煞無產階級的存在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所造成的同時又是這些生產關系繼續存在的條件這一事實，是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馬恩選集》第2 卷第494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對蒲魯東主義唯心史觀及其錯誤理論的批判，以及在這個批判中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闡述，今天尤其值得人們溫故而知新。
3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商品拜物教意識
以蒲魯東主義為典型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把具有特定社會階級內容的生產關系混同于反映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轉換的生產力范疇，把商品拜物教的性質當成社會生產的自然規律；把財產關系的法律規定混同于這種規定所反映的現實經濟形態，把表現為國家和長官意志的法律和法令以及個別人物頭腦中先驗的公式，當作決定社會生產關系的東西。因而，用生產力范疇和法權關系取代和取消了作為社會結構之基礎和本質的生產關系的歷史規定。蒲魯東先生的唯心史觀“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聯系，他不懂得一定時代中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馬恩選集》第4 卷第325 頁)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認為，在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的基礎上，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將為所有的人提供自由發展的機會，驅使每個人都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地謀求發財致富，這不僅是生產力發展和財富取之不盡的根本動力，而且會由于個人之間、企業之間自發的盲目的相互制約和反饋調節，使稀缺的資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從而使整個社會達到最大的利益。關于市場經濟的這種滲透著階級偏見的意識形態，僅僅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和中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利益需要和狹隘眼界，而由其御用文人們以系統化的學究方式編織起來的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于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宣布為永恒的真理(《資本論》第一卷第98頁注<32>)。
市場經濟在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運動的理論表現――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在廣大下層小生產者眼里，則是一幅完全不同和更加真實的血淚斑斑的圖景：自由競爭嗎?這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者對被他們剝奪了生產資料的無產者繼續進行放任的剝削和掠奪。效率優先嗎?這是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最大化和最優化。資源的合理配置嗎?這是按照資本的壟斷程度分配剩余價值所必然導致的生產過剩和大眾貧困的持續對立。社會的最大利益嗎?這是讓喪失了勞動權利、喪失了享有自己勞動果實權利的無產階級，俯首貼耳地去養活一小撮窮奢極欲的寄生的資產者階級。
蓄意抹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基本矛盾及其運動的基本規律，極力掩蓋這一社會由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和與無產階級的對抗構成的本質關系，這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首要任務。他們的基本做法是，把市場經濟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的歷史的暫時的社會特殊形式，說成是生產力自身發展的自然本性，以至美化為人類進步最深厚的泉源、最合理的法規，是社會發展不可愈越的普遍原則。正如馬克思在對蒲魯東主義的批判中所指出的：“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馬恩選集》第1 卷第118 頁)資產階級經濟學雖然反映了市場經濟表象之間的多種現實聯系，但是由于它們歪曲了在更深的層次上最終規定表象的本質關系，所以這些描述只有在不觸動資本主義基本生存條件的局部經驗的范圍內，才有其客觀存在的實際意義。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深入發展，這些互相矛盾的局部經驗，正如歷史所表明的，總是象走馬燈式地被交替使用和交替拋棄，無論何者都終究無法從根本上擺脫其兩難的困境。
由于小資產者從他們自身的經濟地位出發，“把商品生產看作人類自由和個人發展的頂峰”(《資本論》第一卷第84注<24>頁)，因此他們的代表人物不但不可能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進行實質性的批判，而且必然成為它們的間接維護者。
如果說在無產階級尚未獨立地登上歷史舞臺的資本主義成長的初期階段，隨著產業革命的展開，面臨巨大沖擊的小生產還能產生出象西斯蒙第那樣的人物，既作為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法國的最后代表、又作為小資產階級的經濟浪漫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及其歪曲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有過難得的尖銳批判，那么隨著小生產無可挽回的衰落及其完全從屬于資本主義的統治，“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發展中變成了一種怯懦的悲嘆”(《馬恩選集》第1 卷第276 頁)。也許在效率與公平孰先孰后的問題上，它們之間還會有局部或表面的爭執。但是，商品拜物教的意識，卻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共同的出發點。這是阻止它們從局部經驗產生的幻覺中走出來的致命障礙。
馬克思用畢生的精力揭示了商品拜物教性質虛幻形式背后掩蓋著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科學地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學說，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整個大廈奠定了基石。在馬克思看來，他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包括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他的剩余價值理論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根本區別，歸根到底是一個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的問題：“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者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視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視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資本論》第1 卷第98頁注<32>)
這個學說告訴我們，商品形式是勞動的社會規定借以實現的生產者的社會關系，不是人與自然之間表現為具體勞動的形態變化及其產品的物理性質的物質轉換關系;它是生產的社會化發展在歷史上所采取的一定社會形式，不是社會化生產自身的自然屬性;它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不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價值規律作為商品生產的規律，是社會生產在私人勞動的條件下，依照由所有制關系決定的社會需要的構成，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按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量的一定社會歷史形式，不是社會總勞動量按比例分配自身的自然的永恒規律。
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規定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屬性，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資本論》第一卷第89頁)商品形式這種表現為物與物之間關系的社會聯系，本來是歷史上一定的特殊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但它現在卻反轉過來，荒謬地成了再生產過程中支配生產當事人的獨立的東西。這就是所謂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即市場經濟本身所具有和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生產關系。實際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同上，第89頁)把物化了的商品形式的表象關系所采取的虛幻形式，當成就是社會勞動產品物理性質的天然屬性，當成就是社會化生產永恒的自然規律，這是直觀地反映商品拜物教性質的商品拜物教意識，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的“種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同上，第93頁)。因為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制度就成了永恒的制度。
本來，馬克思已經把顛倒的理論顛倒過來了。他所確立的科學的價值理論已經為歷史的實踐所證實。但是現在形而上學的經驗主義者和歷史虛無主義者，既拿不出稍微象樣一點的理論證明、又不對歷史過程及其經濟思想史進行任何嚴肅的系統分析，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憑著隨機的靈感，就想把顛倒過來的理論重新再顛倒回去。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在下面大段地引述馬克思當年對庸俗經濟學家的批判。
馬克思說：“人人都同樣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馬恩選集》第4 卷第368 頁)“它們是屬于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象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資本論》第一卷第98頁)“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斷言事物從現象上看不是這樣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做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夸耀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現象，并且把它當做最終的東西。這樣，科學究竟有什么用處呢?
但是，在這里事情還有另外的背景。內在聯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因此，在這里統治階級的絕對利益就是把這種缺乏思想的混亂永遠保持下去。那些造謠中傷的空談家不憑這一點，又憑什么取得報酬呢?他們除了不允許人們在政治經濟學中進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學的王牌了。“(《馬恩選集》第4 卷第369-370 頁)
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自古代以來就曾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縫隙中存在著。這種即使是偶然的或非日常性的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的存在，也會伴隨著商品以或大或小的規模、定期地集中進行交換的場所即市場的發展，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商品生產和市場的存在，與市場經濟構成了整個社會生產方式再生產過程調節機制的基礎，完全是兩回事。后者要求一切生產要素和勞動產品必須主要經由市場的流通，才能進入社會再生產的其他各個環節，因而生產從一開始就是為了交換價值的目的而生產的。這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才能成為現實的經濟形態。在此之前，“勞動生產力處于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很狹隘的。”(《資本論》第一卷第96頁)不但供直接消費的社會必要勞動占據了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生產過程的大部分時間，因而可供交換的剩余產品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生產資料占有者階級從勞動者階級手中攫取剩余勞動的方式，是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為基礎的。在社會分工很不發達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無論占有者階級還是勞動者階級，在他們消費的生活資料中，在這種生活資料的生產過程中，由于受到上述生產力的最終限制和所有制關系的直接限制，商品生產與交換雖然存在，但都不但可能成為它們中的主要社會生產形式，都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從事小商品生產的城市小手工業者之間，之所以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沒有形成嚴重的兩極分化而得以世代延續下來，除了生產力發展程度的限制外，是手工業行會組織內部在生產資料的占有、管理和經營方面，為限制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實行了極嚴格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措施的結果。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制關系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限制，不是抽象的，而是通過所有制關系在生產和交換的經營管理中的實現方式來具體實施和體現的。
當著這種限制作用與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發生嚴重的沖突時，資產階級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時代到來了。直至產業革命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市場經濟包括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和它們的世界市場，才得以確立起來。總之，存在于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縫隙中處于從屬地位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展為通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矛盾運動在歷史上發展到一定階段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
小商品生產者對生產資料完全的所有制，包括享有合一的所有權、支配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是他們之間進行等價交換的必要條件。這在“只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是個人發展的基礎。它也是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的過渡段。”(《資本論》第一卷第644 頁，第三卷第909頁，并見第一卷第830 頁)小商品生產方式對生產力發展的這種促進作用，大量地和短暫地發生在封建社會解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形成、農業尚未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統治的社會轉型期內。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小農經濟生產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直接滿足自己的需要，他們現在只是把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個體經濟所有制的確立，而增加的剩余產品更多地拿到市場上去交換擴大了的消費所需要的其他使用價值。這時，直接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還未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普遍的生產方式，價值規律也還不可能成為調節整個社會再生產的基本規律。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關于市場經濟可以使人人都發財致富的幻想，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高度不穩定、勢必為后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競爭所扼殺的、臨時性的過渡經濟和無法持久的初期繁榮上的。
市場經濟成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普遍形式，市場調節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無論何時何地都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法律規定為轉移，必然地把剝奪勞動者階級的生產資料、使勞動力普遍成為商品作為自己的基本歷史前提。馬克思指出：“只有從這時起，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典型的生產形式；只有從這時起，每個產品才開始就為了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資本論》第一卷第644 頁)這是因為：只有當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勞動力普遍成為商品并通過它的買賣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時，生產資料的占有者才能強迫他們超過必要勞動的工作時間，無償地為自己生產剩余價值，生產資料才因此轉化為資本。資本的使用權因為有了榨取剩余價值的功能，才進而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才有資本市場的出現。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被迫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的同時，也把原來由勞動者自己通過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生產的生活資料游離出來，為從事專業化生產的農業和輕工業的建立提供了大規模的消費品市場。市場經濟的這些基本要素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工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社會分工。隨著產業革命的深入，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工業部門特別是制造生產資料的部門及其市場。
從整個生產關系及其市場構成的總和看，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市場是市場經濟中其他一切市場的基礎；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社會結構，是市場經濟社會形式中最本質的關系。所謂市場經濟對合理配置稀缺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到處都是以資產者的利潤最大化或最優化為唯一價值取向的;到處都是以這個寄生的有閑者階級的社會需要為最終目的的;到處都是以把勞動者階級這個社會生產的主體和首要因素，變成供占有者階級任意處置的活人機器，在肉體和精神上放肆地進行折磨與摧殘為根本任務的;到處都是以這個階級不得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被過度勞動所摧毀，被拋入資本的勞動后備軍、斷絕生計為代價的;到處都是以周期性地破壞生產力的生產過剩危機，作為資本存量盲目調節的實質性手段的;到處都是以濫用土地自然力，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作為其短期掠奪的長期外部效應的。市場經濟，無論在多大程度上以資產階級國家的宏觀調控為補充，都是而且只能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實現形式。只有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價值規律才能得到全面的展開和充分的表現。這樣全面展開和充分表現的價值規律，不是別的，正是剩余價值規律。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得出的基本結論。幾百年來，無論哪個階級都把市場經濟這種生產力發展在歷史上獨特的社會形式及其社會性質，叫做資本主義制度。如果僅僅在詞匯學中進行花樣翻新，將不會對當代世界這樣一個其歷史內容已經充分展開和完全確定的現實社會經濟形態，有一絲一毫的觸動和傷害。
不錯，資本主義現代市場經濟中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國家宏觀調控。但這是一種具有什么樣社會性質和社會形式的計劃性呢？這是為了確保少數剝削階級特別是其中的壟斷資本占有大多數生產者階級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由國家出面進行的對社會化生產的宏觀管理。國家宏觀調控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內容，在根本上都是由總供給和總需求中現已存在的階級結構決定的，它們是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資料的分配方式及相應的產品分配與交換的產物和實現形式。在原則上，資產階級經濟學把雇傭勞動者的工資及其購買力都看成是既定的東西，具有鐵一般的剛性，他們的儲蓄率也可視為零，這些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國家可調控的對象。換句話說，國家絕對無意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基本關系。要調控的主要是有產者階級公司的和個人的收入及其用于消費、儲蓄和投資的比例，包括它們在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可供用于公共消費和國家投資的部分，可供國家直接用于雇傭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支出的限度，以及這種再分配造成的對雇傭勞動者就業和收入的邊際影響的范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以反周期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節，是建立在市場機制盲目的自發作用基礎上的，是以保證少數有產者階級的社會總資本最大限度的增殖和他們的社會需求最大限度的滿足為根本目的。
既然這種企圖穩定地擴大其占有方式的社會再生產基礎的計劃性，是以維護經濟結構內部的階級對抗關系為前提，其實施的可靠性必然是表面的、局部的、自相矛盾的和有限的。怎么能不分青紅皂白地把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這種對勞動者階級來說非實質性的計劃形式，與建立在社會化生產的公有制基礎上，勞動者階級自己掌握了生產資料因而對自己的社會需求，包括社會消費、社會投資和社會保險等，通過國家所進行的直接宏觀調節的計劃性混為一談呢?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關系不是停留在法權領域的獨立關系，它全面滲透到資產階級國家對經濟的宏觀管理中，并把它作為自己的實現形式之一。資本主義生產的經營管理方式在組織、協調社會化生產和剝削剩余價值方面的兩重性，既不是機械的組合，也不能機械地被分開。前者是通過后者普照的光，迂回地折射出來的。形而上學的經驗主義者是思想上的懶漢，他們總是不加分析地把現象當成本質。然而，否認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大廈就被釜底抽薪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意識形態就會轟然倒塌。只曉得共產主義的ABC ，自己不讀也反對別人研讀和弄通《資本論》的人，是沒有資格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馬克思的旗幟下的。
蒲魯東主義社會改良的基本目標，是要竭力提倡以個人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占有規律，把它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人們效仿的先進范例，企圖使社會一切成員都變成小私有者和小資產者。他們還自以為這樣做是在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從商品拜物教性質的意識出發，不可能了解私人勞動條件下的價值關系，即表現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抽象勞動的社會規定，是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東西;因此也不可能懂得，隨著價值規律自發作用的逐步展開，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必然會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馬克思說：“蒲魯東把永恒的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同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想以此來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對他的這種機智不能不感到驚訝!”(《資本論》第一卷第644 頁注<24>)
在西方歷經數百年之久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各類政體的重商主義國家，從君主專制、開明專制、君主立憲到波拿巴式的權威主義政府，都曾直接使用有組織的暴力并扶持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大規模地或漸進地剝奪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使他們成為“自由”的無產者和游民，成為在小塊地旁茍延殘喘的半無產者，同時把生產資料和貨幣集中到少數占有者手中，為新社會的誕生起了助產婆的作用。這是一部用血與火寫成的轉型社會的編年史。但是，即使沒有國家使社會轉型大大加速的干預，單純由于小生產之間特別是他們與大生產之間在不同的生產條件下勞動生產率的不同所形成的商品的不同生產成本，以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產所有權，經過市場經濟重復億萬次的商品自發的自由競爭，也會緩慢地和自然地轉變為資本占有權，形成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
馬克思認為，從洪水期前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產所有權到資本主義占有規律的轉變，是市場經濟發展、價值規律日益在深度和廣度上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
他指出：“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其間，“盡管每一個單純考察的交換行為仍遵循交換規律，但占有方式卻會發生根本的變化，而這絲毫不觸犯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所有權。同一所有權，在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生產者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只能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能不斷地重新占有別人無酬勞動的人的財產的資本主義時期，也是有效的”。(以上見《資本論》第一卷第640 ，643-4 頁)
幾個世紀以來，商品生產在世界范圍內迅猛發展的歷史和實踐，都證實了馬克思關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辯證法。它們清晰地顯示了以下的長期相關趨勢：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轉型社會中，生產力的增長同階級的對抗一起發展，規模經濟的增長同資本對小生產的排擠齊頭并進，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同勞動力的破壞與閑置同時推進。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愈是嚴重，生產愈是相對過剩；市場競爭愈是激烈，資本愈是趨于集中。小生產愈是為大資本所割斷命脈、成為它們的附庸，落后國家現代化發展的農業基礎愈是遭到嚴重的破壞，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關于人人都將成為小私有者和資產者的彌天大謊就愈是迅速地破滅。
4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所有制問題上的法學幻想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完全顛倒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他們把財產關系的法律規定、表現為國家法令的長官意志和個別人物頭腦中虛構的先驗公式，當作決定社會生產關系的東西。
馬克思指出：“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馬恩選集》第1卷第144頁)。它們是由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組成的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一切現實經濟形態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動態的剩余價值的生產、實現和分配的占有過程和擴大再生產過程。但是，蒲魯東主義把資本主義所有制看成是獨立于這些關系之外和之上的、作為國家意志的法律對財產關系的規定。這樣，他們表面上自以為是在談論所有制和生產關系問題，實際上他們早就離開了現實形態的生產關系領域，轉入了上層建筑中的法權領域，并用法律規定的內容及其變化與否來判斷、解釋和規定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和基本性質，因而陷入了馬克思一再指出的在所有制問題上“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同上)。
在法學家的幻想中，社會是以法律為基礎的，是由法律創造的，是可以由濫用國家權力的個人通過隨心所欲地發布各種直至完全相反的法令而恣意改變的。今天認為需要的生產關系可由頒布相應的法令來創立，明天發現試錯了的生產關系亦可憑一紙命令來改變。實際上，法律是以社會為基礎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反映為統治階級的意志的表現。舊的法律和法令對于已經改變了的社會生產關系，新的法律和法令對于尚未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都是無能為力的一紙空文。因此，“我們應當同原因而不是結果作斗爭，同經濟基礎而不是它的法律的上層建筑作斗爭。”(《馬恩選集》第2卷第284頁)
“蒲魯東的全部學說，都是建立在從經濟現實向法律空話的這種救命的跳躍上的。每當勇敢的蒲魯東看不出各種現象間的經濟聯系時--這是他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要遇到的情況，--他就跳到法權領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馬恩選集》第2卷第475頁)說到底，這是一種什么樣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呢?這恰恰是被馬克思所推翻了的“那種把社會看做可按長官的意志(或者說按社會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樣)隨便改變的、偶然發生和變化的、機械的個人結合體的觀點”，恰恰是和馬克思“第一次把社會學置于科學的基礎上，確定了作為一定生產關系總和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確定了這種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的唯物史觀根本對立的唯心史觀(見《列寧選集》第1卷第10頁)。
不僅如此，在蒲魯東主義看來，構成長官意志自上而下地改革社會的根本依據，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教科書中那些被說成是反映了市場經濟的“鐵的規律”的經濟范疇。這些范疇當初是那些經濟學家們從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表象中概括出來的，并被他們說成是抽象的非歷史的永恒的東西，現在則成了蒲魯東思維加工唯一的原材料。他在談論這些經濟范疇時，從未想到要去研究它們從表象上所反映的那個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歷史的實在過程，“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 ”，更沒有在這個基礎上提供充分的理論證明。“因為他的歷史是在想象的云霧中發生并高高超越于時間和空間的”，是“人類沒有人身的理性”在他自己頭腦中的最高發展和實現。他在脫離和不了解歷史和社會發展過程的情況下，單憑經驗感覺和臆想推測，開動起“自己頭腦中辯證的旋轉”，對這些范疇好的和壞的方面進行主觀隨意的甄別，按照“正、反、合”的秩序把它們“安置、對置、結合”起來，平衡出一個沒有二律背反的綜合公式，自詡為“科學”的體系。其結果必然是“神化了以觀念形式表現資產階級關系的范疇”。
他看不到在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現在它們達到的平衡的公式是唯一可能的公式”;而解決這一對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所以，蒲魯東先生必然是一個空論家。對現代世界進行變革的歷史運動，對他來說不過是要發現兩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正確的平衡、綜合的問題。”“蒲魯東先生用自己頭腦中奇妙的運動，代替了由于人們既得的生產力和他們的不再與此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相互沖突而產生的偉大歷史運動，代替了一個民族內各個階級間以及各個民族彼此間準備著的可怕的戰爭，代替了唯一能解決這個沖突的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代替了這一廣闊的、持久的和復雜的運動。總之，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里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們只需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以上均見馬克思：《致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馬恩選集》第4卷第319-331頁)
在資本主義所有制問題上，蒲魯東之所以“把生息資本看做資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貸制度的特殊應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廢除變為社會改造的基礎”(《馬恩選集》第2卷第146頁)，從而陷入了法學的幻想，是與資本主義社會中它的所有制關系，于相當大的范圍內發生了在所有權、支配權、經營管理權方面的分割或分離密切相關的。由于社會化生產和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發展，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這類分割，是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限度內所進行的局部性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自我揚棄。前面已經提到，在雇傭勞動的基礎上，土地、貨幣和生產資料的資本化，使它們成為一種具有特殊使用價值的商品：它們在生產過程中的消費具有榨取雇傭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功能。資本拜物教的神秘性質，集中地表現在生息資本這個最無實體、最虛幻的形式上。它們象普通耐用商品那樣，可以在資本市場上分期零售自己的使用價值。地租、利息和股息，就是生息資本所有權分期零售的市場價格。
生息資本的所有者在他的商品被分期讓渡出去的時期內，主要憑借法律上確認、規定和保證的所有權(如租賃合同、存單、股證、地契等法律憑證)，定期獲得讓渡生產資料經營管理權在上述價格形式上的補償即收入。同一個資本不會二重存在，既在它的法律上的所有者手中，又在它的從事生產的經營和管理的實際支配者或占有者手中。資本在哪里?當然在后者手里。生息資本家作為虛擬資本的所有者，只是名義或法律上的資本所有者。他們之間在虛擬資本所有權上的買賣，哪怕倒手了成千上萬次，也是與現實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實際轉移毫無直接關系的。馬克思指出：“政治經濟學不是把財產關系的總和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系包括起來，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系包括起來。”(《馬恩選集》第2卷第142頁)但是蒲魯東主義卻把這些經濟關系的總和同財產的一般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把后者作為判斷所有制關系性質的唯一獨立的存在形式。于是，他們一方面把生息資本當成資本主義所有制的主要社會形式，另一方面則把資本在生產中的經營管理看成是與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完全分離和無關的、可以由國家任意選擇和改變的中性的東西。
從資本的名義或法定所有制出發，不可能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而且還必然歪曲它們的實質。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說明，發生在資本名義所有者之間以及他們和資本的實際占有者或經營管理者之間的上述關系，是一種最普遍的商品交易，是一種發生在有錢人之間而并非發生在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商品買賣。這是資產階級內部各個集團之間分割剩余價值總量的收入再分配。這種再分配無論如何不會改變他們共同占有的剩余價值總量。這種再分配要成為可能，剩余價值總量必須已經生產出來。我們知道，生產和實現剩余價值，并于此過程中以利潤的初次分配方式首先占有剩余價值，這是從事生產資料即資本的經營和管理的職能資本的功能。剩余價值擴大再生產的過程，首先而且主要是職能資本的利潤擴大再生產的過程。生產資料和勞動者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相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是在職能資本的運動中實現的。只有職能資本才是二者結合的現實存在形式。
雖然土地和貨幣從一開始就把尋租和生息這類自我增殖的性質，顛倒地表現為它們天然的社會屬性，然而，資本名義上或法律上的所有權帶來的收入，只是讓渡出去的土地和貨幣，在轉化為生產資料經營時才實際發生的那種雇傭勞動關系的結果。地租和利息都來自經營和管理生產過程的企業主的利潤。職能資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按市場價格支付了它向生息資本分階段購買的使用價值，它現在是資本法定的實際支配者。在現代壟斷性的股份公司中，大股東、董事會、公司主管往往是相互兼職、相互滲透、相互控制的同一批人。
通過小股東委托投票制，現代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的實際控制權越來越集中在公司主管手中。資本名義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的完全分離，只是對于中小普通生息資本才是真實的。后者經由資本市場的分離，正是為了確保前者以相對有限的資本在所有權、支配權和經營管理權的相對結合和高度集中中，對廣大的中小生息資本實行壟斷性的控制。因此，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從事生產資料的經營和管理、實際支配資本運動的職能資本，才是真正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有制本質的社會關系。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上犯了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錯誤，起了為資本和雇傭勞動關系辯護的作用。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主義的錯誤理論時就曾指出：“土地資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經營者，作為資本的土地帶來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經營利潤。 ”“地租是實行土地經營時那種社會關系的結果。”(《哲學的貧困》，《馬恩選集》第1卷第153頁)他還說：“很清楚，土地所有者自己為了購買土地而投入的資本，對他來說，雖然也是生息的投資，但與投在農業本身上的資本毫無關系。它既不是在農業上執行職能的固定資本的一部分，也不是在農業上執行職能的流動資本的一部分;它不過為買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權利，但是和這個地租的生產絕對無關。”“正如某人在證券交易所中投入的用來購買股票或國債券的資本，對這個人來說，代表一種投資，但并不是‘投’在任何生產部門。”(《資本論》第三卷第911頁及同頁注<47>)“因此，借貸資本的出發點和復歸點，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現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為媒介的運動，它們發生在資本現實運動的前面和后面，同這個現實運動本身無關。”(同上，第389頁)由于“這種轉移通常在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條件下進行”，因而馬克思把借貸資本的放出和收回分別稱為“第一個”和“第二個”“法律上的交易”，后者是前者的補充(同上，第381、389頁)。這里，“它不過轉手而已，它只是在B手中[即職能資本手中--引者注]才實際轉化為資本”(同上，390頁)。
恩格斯在住宅問題上對蒲魯東主義的批判，堅持了馬克思的基本論點，并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指出：“租賃合同是一種最普遍的商品交易”，“這種交易是按照調節一般商品買賣以及‘ 土地占有權’這一商品買賣的經濟規律進行的。”“這點同樣適用于生息資本和出租的耕地”。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價值總量的增加，即“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引起的那種特殊后果，在這里是完全沒有的。”“因此，企圖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間的關系與工人和資本家的關系等同起來，就是完全歪曲這種關系。”(《馬恩選集》第2卷第473-4，532-4頁)蒲魯東主義一方面竭力掩飾現實生產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實質性關系，另一方面又企圖訴諸于“革命的法權觀念”一類的空話來改造現代社會，而不了解世界上一切法權理由“只可能是經濟條件引起的結果（這種經濟條件可能在法權理由下獲得社會的承認）”(同上，第475頁)，這才是真正十足的空想。
總之，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是構成歷史上一定類型的社會結構之本質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所有制關系的性質是由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結合的特殊社會形式決定的，是生產資料占有者階級憑借對生產條件的分配而占有勞動者階級生產的剩余勞動的特殊社會方式。這一結合的特殊社會形式首先是在生產的社會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中實現和體現的;這一占有的特殊社會方式是由生產資料的實際支配者在現實經濟形態的生產、交換和初次分配過程中首先實現的。在以對抗為基礎的社會生產方式中，支配生產資料的占有者階級與使用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階級不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同一個主體。在占有者階級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關系上沒有發生內部分割的條件下，這個階級直接占有可供支配的全部剩余勞動。這一占有的正常的特殊社會形式本身，直接構成了歷史上一定的所有制關系的本質。生產資料所有權、支配權和經營管理權在生產資料占有者階級內部的分割，會導致社會剩余勞動總量在國民收入上的再分配。對于歷史上一定的所有制關系的基本特性來說，只要這種分割和再分配的特殊方式及其變動，在還沒有引起生產勞動組織的經營管理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方式、從而剩余勞動的生產和占有方式發生新的質變的的限度內，總是派生的、處于次要地位的附屬形式。
生產力是社會生產方式中最活躍的因素：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的革新和改造、科學技術知識的發現和發展、以及二者日益自覺的結合，都會引起勞動分工和協作在組織方式上的變化。生產力發展這種潛在的對勞動組織變化的客觀要求，首先是在既定的所有制關系所能容納的限度內，通過生產的經營管理方式的相應改革，而展開、實現和表現出來的。但是，當著生產力的進步及其對勞動組織變動的要求，在繼續發展的過程中超出了現有所有制關系所能容許的范圍時，就會在階級社會中引起代表生產力發展的勞動者階級與代表現有所有制關系的占有者階級之間劇烈的階級對抗和社會沖突。盡管經歷了許多曲折和暫時的倒退，斗爭的最終結果，總是代表生產力發展的勞動者階級打破了原來的占有者階級所有制關系的限制，在新建立或經過調整的所有制關系所具有的更大容納程度的范圍內，使其社會勞動組織及經營管理方式能夠更多地適應和實現由生產力發展引起的對勞動組織方式變化的技術要求。這樣循環往復、螺旋式上升的矛盾運動，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動力。
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的二重性問題。一方面，它作為在一定生產力水平基礎上業已產生的既定所有制形式的實質性關系和實現形式，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作為在生產過程中對生產力新的發展所提出的技術要求的直接的隨機的反映，生產的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又具有易變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就這樣集中地在生產勞動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上反映出來。例如，原始社會從自然分工和財產繼承等經濟關系來看的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演進;封建社會中，土地的經營管理方式從勞役地租到實物地租再到貨幣地租的轉變;資本主義社會中，在私人獨資公司、合伙公司、無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間資本的經營管理方式的變化，等等;都是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所有制關系限度內，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突出表現。其間，所有制關系的部分質變，往往是由生產中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的累積變化引起的，也是由這種變化來實現的。而且，只有在這種變化已經穩定或鞏固下來的時候，體現在相應的所有權上的法律規定才顯得成熟起來并有了充分貫徹的切實保證。
不僅如此，當新的生產關系在舊社會經濟結構內部出現和生長起來的時候，首先發生變化的往往也是生產的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而且又是這種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變化的不斷積累，造成了既定所有制關系無法再容納的部分質變，形成了基于不同占有關系的物質利益的明顯對立，對整個舊的生產關系形成了日益重大的壓力和沖擊。這就引起了原有的占有者階級全面的階級警覺和動員。但同時新的社會階級力量也在不知不覺的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的累積變化中，靜悄悄地誕生和逐漸凝聚起來了。于是，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反復沖突的最終結果，總是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穩固確立掃清了道路。例如，在原始社會的解體過程中，從經濟關系來看的世襲的酋長特權制度的出現，對偶制及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從殺戮戰俘向使用奴隸的轉變;奴隸社會瓦解過程中，羅馬帝國后期與分封制相結合的土地租佃制的出現;封建社會瓦解過程中，貨幣地租的形成及小農從自然經濟向小商品生產的轉變，土地經營分成制的出現，控制農村家庭手工業的包買商制度及其向工場手工業的轉變，等等。再如，我國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從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到農業初級社的轉變;以及國家資本主義方式對私人工商業的各種漸進的改造形式，包括從“加工訂貨”、“經銷代銷”到“四馬分肥”的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再到實行定息制度的全行業的公私合營。所有這些從原有的生產方式中演變出來的社會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的中間變化形式，都對新的占有方式的形成起了巨大的過渡作用。
總之，社會現實形態的勞動組織方式的經營和管理，即經濟體制或經濟管理體制，是既聯系生產力又聯系生產關系的最重要的中間環節，是既具有生產力性質又具有生產關系性質的唯一的中介要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對立統一的矛盾匯集點。生產資料發展水平的進步從而生產技術方式的變革，必然要求生產的勞動組織方式(社會勞動的分工與協作方式)的相應變動。生產力物質內容這種內在的或潛在的基本發展要求，究竟通過什么樣的現實的社會的勞動組織分工協作及其經營管理方式去實現，直接取決于業已存在的所有制生產關系的性質及其民族國家經濟特征所能容納或適應的程度。當然，生產關系不是僅僅被動或消極地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所有制關系的變革及其自我調整的彈性，都可能通過社會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相對獨立的變動，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反過來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能動地組織和推動技術方式的進步和社會生產的發展。不待贅言，上述一定時期歷史上業已存在的所有制關系的合理性，最終同樣是因為它們曾經在歷史上適應了以前生產力的技術性質和發展水平的緣故。現實經濟形態的社會勞動組織及其經營管理方式，既是這樣兩類不同層次并處于穩定的社會結構中的因素相互作用、復合連動的產物，又是這些因素相互媒介的樞紐和中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內部由生產力因素和生產關系因素的對立統一構成的矛盾運動的一般特征。
在階級社會中，勞動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的特殊社會性質，分別是奴隸與奴隸主、農民與地主、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在各自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對立的集中表現。在《資本論》這部光輝巨著所留下的大寫邏輯中，馬克思關于勞動組織、勞動過程及其經營管理方式的二重性在媒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中的關鍵地位和樞紐作用，是他的一個至關重要并貫徹始終的基本思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即是沿著這樣一條紅線被展開來敘述的。他指出：“資本家的管理不僅是一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因而也是由剝削者和他所剝削的原料之間不可避免的對抗決定的。”(《資本論》第一卷第368頁)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二重性是由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決定的：“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然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卻把從共同的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同上，第369頁)
如果在分析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過程中，把社會勞動組織方式與經營管理方式看成是與所有制性質完全不相干的中性的東西，那就不可能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對立的統一體中，動態地跟蹤研究它們客觀的真實的矛盾運動，社會生產方式就失去了它們的歷史的暫時的性質，馬克思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范疇就成了兩張完全脫節、任人隨意舞弄的理論標簽。歷史唯物主義就被肢解和窒息了。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而且就是要全盤照搬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及其“現代企業制度”的經營管理方式，正是中國經濟改革在基本設計的指導思想上所犯的致命錯誤。
所謂“西化”問題，例如在宏觀調節上采用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政策，在所有制的法權關系上搞私有化，這一類東西是比較容易識別的。真正構成危險的，是把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基本立場、基本方法和基本觀點原封不動地拿過來，偷梁換柱地用它們取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以此作為理論思維想當然的基本前提或公理;然后在生產的社會勞動組織與經營管理中全面地改變所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性內容，同時在所有制的法權關系上暫時保留一個自欺欺人的虛假外殼。這就是現代特洛伊木馬計最深藏的奧秘所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無情地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空想的反動性：“這種社會主義按其積極的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馬恩選集》第1卷第276頁)就象每一代人都把前一代人獲得的生產力成果作為自己開始新的生產進步的起點和原料一樣，人們也不能憑自己的臆想和意志，任意選擇所有制生產關系。無論法定所有權，還是在生產的經營管理中對生產資料的實際支配權，最終都是由生產力發展的社會本性決定的。勞動分工的廣泛發展，機器的發明和使用，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到處都是以一定規模的集合勞動為前提的。離開了具有一定規模經濟的社會化生產，就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生產力的存在和發展。如果一面強調科學技術對當代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一面又分解規模經濟、瓦解集體勞動，把單干、分散經營和市場機制對社會化生產的盲目調節當作發展生產的主要手段和方法，這顯然是自相矛盾、南轅北轍的政策和做法。
恩格斯指出，當著許多人共同勞動以及應用機器和科學在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中都成為社會通例的時候，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卻“逆著社會一百年來所順從的潮流”，主張把“這個社會倒退到以單獨生產者因循守舊的手工勞動為常規的狀態去”，要勞動者階級重溫“享用‘家園’所有權”的舊夢。這種倒行逆施的作法，是要把“世界歷史的時鐘倒撥一百年”，使我們“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會陷于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態，饑餓就要成為一種常規”。(《馬恩選集》第2卷第483、480頁)
5 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同時表現為小農經濟的殉難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以法國和德國這兩個當時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為典型，論述了農業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怎樣必然地同時表現為小生產者的殉難史。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英國為典型，分析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的來龍去脈，那是以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用暴力大規模剝奪農民土地為基礎的。而似乎鮮為人知的是，在法德等國農業的資本主義化，除了普魯士容克地主的半封建土地經營方式向資本主義市場經營方式的緩慢轉變外，主要是那里的小生產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下兩極分化的結果。這段長程歷史雖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小農經濟的狀況有所不同，但是它們所揭示的關于市場經濟作用的普遍性，卻仍然是值得引起我們今天嚴重關注的。
小農經濟，包括同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農村家庭工業，只有在資本主義經營的大農業尚未加入競爭、城市工業的發展還處于工場手工業階段的時期，對于這些國家來說，才是保證勞動者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農村的發展和產業革命的勝利，這種情況很快就改變了。法德等國曾經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起源和盛行的地方。在市場經濟的統治下，歷史的長期發展趨勢與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馳。自那時以來，這些國家的小農經濟遭受了長達一個多世紀不斷敗落和日益貧困的悲慘命運。造成這種歷史趨勢的基本原因和主要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小塊土地所有制本身，是以生產資料、資金和生產者無止境的分散為條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根本“就排斥社會勞動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累、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資本論》第三卷第910頁)。僅小農經濟自身的這種性質，就造成了其耕種土地的不斷貧脊和枯竭。
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土地買賣盛行起來。它迫使小農為了占有和保持一小塊土地，不得不從少得可憐的農業資本中拿出一大筆錢來購買土地。隨著小農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資金周轉日益成為再生產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農業不是建立在人工控制的工藝流程基礎上大批量標準化生產的物質轉換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由變化無常的氣候條件規定的自然生產力，從而農產品的人工生產和自然生長過程的非直接同一性，是農業生產力的基本特征。商品和資金周轉的這種長期性和不規范性，給分散和微弱的小農經濟在市場條件下的再生產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在經常遭遇的青黃不接的農業季節，資金的短缺使他們不得不以土地和尚未收獲的農產品為抵押，長期遭受高利貸的盤剝。大土地所有者的介入，霸占了他們原先用于飼養牲畜和發展林業的公有地。大工業的建立則破壞了曾經作為他們正常補充物的家庭手工業。國家沉重的賦稅和攤派對他們更是雪上加霜。他們以簡單再生產為主的經濟基礎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大片的可耕地不斷被豪華別墅、圍獵場、高爾夫球場和風景林區所霸占。
不僅如此，在資本主義商業和金融業的媒介下，大工業還和按工業方式經營的資本主義大農業攜起手來，和面向世界市場的種植園經濟一齊加入了農業的競爭，給小農經濟以致命的打擊。農產品價格大幅度地下跌，出現了一次又一次慢性的世界農業生產過剩危機。為了使農業的生產成本保持在低于價格的水平上，現在要求有較大的投資、一定的規模經濟和更多的物質生產條件。由競爭規定的社會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農業預付資本額大大提高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都出于對“市場價格的依賴”，對土地進行掠奪性經營。前者是由于濫用了“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科學”;后者則是由于完全缺乏這種手段(《資本論》第三卷第916頁)。前者在農產品價格下降的情況下仍能獲得豐厚的利潤，后者則陷入極大的困難或破產。小農被迫超常規地增大勞動強度，早出晚歸直至精疲力竭，最后還得以大大低于自己生產成本的市場價格出售農產品。“這種較低的價格是生產者貧困的結果，而決不是他們的勞動生產率的結果”--他們“把剩余勞動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給了社會 ”(《資本論》第三卷第909頁)。分散的小農經濟無法在一個充分展開的市場經濟中與集中經營的大資本進行競爭。
生產愈是社會化，資本，特別是農、工、商、銀行相互緊密聯系或一體化的壟斷性資本，就愈容易在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上全面割斷小生產的命脈，使他們成為自己為所欲為的附庸和犧牲品。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工業品經常保持著壟斷性的高價。由于大資本日益控制了農業勞動的產前、產后服務和加工部門，包括良種培育、飼料配制、谷倉冷貯、加工制作、交通運輸和市場銷售等等，在農產品的零售價格中，小農自己所得的份額不斷下降。在工農業商品比價剪刀差的重壓下，他們只能匍匐在自己的小塊地上茍延殘喘。馬克思指出：“生產條件日益惡化和生產資料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對于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資本論》第三卷第910頁)
在市場經濟連綿不斷的打擊和摧殘下，小農大量地破產，租地農戶的數目不斷增多，土地日益集中在以資本主義方式使用雇農從事規模經營的地主和富農手中。小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半無產階級化和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仍然癡情地迷戀著他那一小塊土地和他對這塊土地的純粹有名無實的所有制” 的小農，現在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的一部分，以賦稅的形式交給國家，以利息的形式交給高利貸者，以利潤的形式交給農業、工業和商業資本或它們的聯合經營，而他們分散經營的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同時又破壞了他們聯合起來進行反抗的力量，從而“陷入了同產業工人相對立的極其不幸的境地”(《馬恩選集》第2卷第453頁)。法國小農經濟一個多世紀的悲慘命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
實際上，小農上述不堪忍受的重負，已經由于他在種植業、飼養業、林業和傳統家庭手工業所面臨的全面困境，而不可能再由土地的收益來支付和補償了。小農家庭必須從農業以外的收入中，為這種漸進的剝奪尋找新的支付和補償的來源。農業的資本主義經營，必然帶來小生產的沒落和破產。但是，“對人口的這種排斥不象在非農業的產業中那樣，會由于更大規模的吸引而得到補償”;它只是為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周期性波動創造出潛在的和停滯的相對過剩人口，為資本積累“提供了一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資本論》第一卷第704-5頁)。流動于城鄉之間、經常準備著在城鎮找到打工機會的農村過剩人口，作為產業后備軍的潛在形式，是以農村大量停滯的相對過剩人口為基礎的，因而是長流不息的。由此造成的勞動力長期的買方市場，使“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使大量來自農村的民工“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它的特點是勞動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資本論》第一卷第705頁)。
作為城鄉之間的游民，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半失業狀態漂流困苦的生活，必然影響到農村更為貧困的停滯的相對過剩人口的走向，“把備受高利貸者盤剝的小農強迫地趕到現代家庭工業中”，使他們不得不以更加沉重的代價，通過分包合同等方式為工業資本、包買商們從事現代家庭工業勞動(《馬恩選集》第2卷第467頁)。他們和外出打工的民工們一樣，同時是一小塊土地、菜園和小房子的所有者或長期穩定的占有者，因而在資本家支出的雇傭勞動工資中同樣拒付其供養家庭成員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甚至也不完全付給家庭雇傭工人自身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全部價值。但是，家庭工業工人“不能不接受這種工資，否則就必須另找工作，而他要這樣做就只有變成無產者，也就是說要拋棄自己的--不論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來的--小房子、菜園和一小塊土地。只有在萬不得以的情況下，他才會走這一步。”(《馬恩選集》第2卷第465頁)
“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比較早的歷史階段上曾經是工人較好生活的基礎的東西--農業與工業的結合，占有房屋、菜園和土地，穩定的住宅--現在在大工業的統治下，不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鎖，而且成了整個工人階級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資無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礎，并且不僅個別部門和個別地區是這樣，全國各地也是這樣。無怪乎靠這樣不正常地扣除工資過活和發財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總是醉心于農村工業，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認為推行新的家庭工業是救治一切農業災難的唯一單方!”(同上，第467頁)“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只是使資本家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土地所有者自己隨便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借口。”(《馬恩選集》第1卷第696頁)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一只腳陷在需要救濟的泥潭里。”(《資本論》第一卷第705頁)當時仍遭受容克地主沉重的封建殘余和資本主義雙重剝削的德國小農經濟，正是農村現代家庭工業的典型。
當俾斯麥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為德國工業的迅速發展掃除了政治上最嚴重的封建割據的障礙之后，它發現：(1)“世界市場大部分已經被占據了”;(2)現在是“在生產過剩條件下進行競爭”(《馬恩選集》第2卷第465、466頁)。作為后起的工業化國家，為了在與英法等先進國家工業發展初期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爭得世界市場上的一席地位，與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農村家庭工業，成了“德國出口貿易以及全部大工業的廣大基礎”(同上，第467頁)。即“構成我國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業至多只為小商品供應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則大部分由農村家庭工業來供應”(同上，第466頁)。這是德國小農經濟的地位和命運不同于其他西歐發達國家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于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塊土地的占有給予現代工人的‘恩惠’，就十分輝煌地表現出來了。任何地方--甚至愛爾蘭的家庭工業也不見得要除外--的工資都不象德國家庭工業中的工資那樣低到了可恥的地步。”(同上)它象“鉛秤錘一樣也壓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資，使它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之下”(同上，第466-7頁)。“正是由于這種原因，德國才具有在世界市場上銷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競爭能力。資本的全部利潤都用扣除正常工資的方法榨取出來，而全部剩余價值則可以白送給買主。這就是大部分德國出口商品價格低廉得令人吃驚的秘密。”(同上，第466頁)沿著這樣的歷史道路發展，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化，“就意味著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于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的革命”(同上，第468頁)。
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這種“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歷史”，“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資本論》第一卷第552頁)。社會化生產的發展，小生產的衰亡和城市產業工人的聯合與反抗，組成了幾個世紀中動蕩起伏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迅猛發展的歷史凱旋曲主旋律中響亮的三重奏。
小農經濟日益貧困和破落衰亡的歷史命運，就是這樣地被市場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必然規律決定了。至于一個國家具體的小農經濟形式，究竟是采取法定的小土地所有制，還是通過租賃方式實際上長期占有小塊土地，這個問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不會從實質上改變上述他們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小生產歷史發展長期趨勢的基本分析。
資本主義只是發展到了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資本主義大農業已經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奠定了發達的現代農業生產力的基礎上，才通過國家的強烈干預，使小農經濟作為一個整體，隨著農業長期落后和停滯狀況的根本改變，避免了在風雨飄搖中徹底毀滅的命運。這個時期的國家，已經發展到能夠依靠龐大的赤字財政預算和保護關稅，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種致密的機構設施網絡，在農業再生產的各個環節上對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諸多自發作用實行嚴格的限制，不惜花費大量的國家補貼用以規劃、組織和保護小農經濟的生存和發展。同時，工業和服務業的大規模發展又不斷從農村吸納過剩的勞動力。在生產力發展新的高度上，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這些局部調整，擴大了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基礎，使他們與小資產階級長期脆弱的聯盟得以穩定下來。然而，小生產者的分化仍舊每日每時都在進行著；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間天堂的夢想，始終沒有實現。
口口聲聲把西方的現代市場經濟模式當作中國經濟改革的理想目標的人們，只講它靜態的即時結果，不講它的對抗性矛盾及由此引起的發展趨勢，更不講造成這種結果的歷史過程和歷史條件。他們把市場經濟奉若神明，一次又一次地頂禮膜拜。他們忘記了或有意掩蓋，西方從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轉變，暫且不說它們對世界落后國家的殖民侵略和掠奪，其社會自身亦歷經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劇烈動蕩。這對于象德國這樣后起的、具有二元社會結構特征、農業長期落后、重工業急速發展的國家，尤其是災難性的。內部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斷裂，外部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造成了容克地主階級、壟斷資本、中小資產者、無產階級和小生產者之間連綿不斷的社會沖突和階級對抗。植根于深厚土壤中的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長期活躍在德國的政治舞臺上。從“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到伯恩斯坦主義，社會庸醫的靈丹妙藥裹脅著俾斯麥反社會主義法的大棒一度甚囂塵上。
然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導和幫助下，德國革命工人運動的獨立發展也曾使它成為當時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正如曇花一現的魏瑪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命運所表明的，在當時的德國，不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階級聯盟無法建立起來，就是表面獨立于社會之上、象水蛇般在各個沖突的社會力量之間來回游動，以不斷尋求權力平衡點的波拿巴式的權威主義政權的長期統治，及其對社會生產和發展過程的強烈國家干預，也無法解決這個國家資本主義跳躍式發展所帶來的巨大不平衡問題。
為了擺脫無法緩和的國內矛盾，德國竟貿然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最后不得不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偽裝下，求助于希特勒血腥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今天津津樂道地談論西方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甚至不加批判地把它們統統稱之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優秀成果”的人們，不應當忘記在世界市場已被占領并處于生產過剩的歷史條件下，德、意、日這類后起的跳躍式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為了取得這一套東西，是怎樣殘無人道地犧牲了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無數的生命和財富。這才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世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真實發展的歷史。而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在一個多世紀中一直是它無可奈何的悲憤的受害者。
結束語
巴黎公社起義的失敗，宣告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各種超國家的階級調和理論的破產。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勝利，同時使得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的面貌出現在共產黨內。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繼續與這股后來演變為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黨內右傾思潮進行了不懈的斗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應當如何對待農民問題，一直是黨內馬克思主義與以修正主義面目出現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斗爭的焦點之一。這在小農占人口大多數的落后國家尤其突出。
正是鑒于法德等國小農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必然遭受的悲慘歷史命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歷史過渡時期的一定階段不得不保留對立的所有制關系和商品經濟的情況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它的社會主義綱領“所許的諾言使農民哪怕有一點借口設想我們是要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于黨而且對于小農本身也是最壞不過的幫倒忙。這就簡直是把農民解放的道路封閉起來并把黨降到招搖過市的反猶太主義的水平。”(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馬恩選集》第4卷第312頁)“工人政黨當然應該首先維護雇傭工人，即維護男女長工和短工的利益;僅僅由于這一點，工人政黨就不能向農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讓工人雇傭奴隸制繼續存在的諾言。但是只要還存在真正的大農和中農，他們就非用雇傭工人不可。如果我們支持小塊土地農民想長期作為小塊土地農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謬的話，那末向大農和中農做這樣的許諾就幾乎是背叛了。”(同上，第313頁)黨內反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斗爭，不但反映在他們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過渡時期黨的政治綱領和政治路線的原則爭論上，而且也必然反映在這一時期黨的組織路線上。
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內“可以有來自任何階級的個別人物，但我們絕對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農民的利益的集團”;要求我們永久保存其小塊土地的農民或永久保存其師傅地位的小手工業者，“我們是不需要他來做黨員的”(同上，第305，309頁)。如果在黨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中竟反映和支持這些利益集團的要求，并在組織上把他們吸收到黨內來，那是“根本違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同上，第305頁)。
列寧和毛澤東之所以被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公認為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主要是因為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俄國與中國這類小農占人口大多數的落后國家的革命實踐成功地結合起來，開辟了一條從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跨越羽毛豐滿的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過渡到不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道路，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于列寧繼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批判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包括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斗爭，以及他的新經濟政策所引起的爭論，我們將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論述。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特別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在中國有著十分廣泛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影響。在改革開放中，解散人民公社，分田承包搞單干的做法，就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他們最初幻想主要依靠農村小商品生產的發展，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就能在不發生兩極分化、不為資本主義農、工、商業控制的情況下，順利邁入小康社會，一舉解決中國農業長期落后的老大難問題。農村改革的實踐已經并將繼續充分地證明：中國的個體農民只有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重新回到毛主席指引的農業集體化的康莊大道上來，和工人階級結成鞏固的聯盟，堅持反對資本主義的長期斗爭，才能使自己獲得真正的解放。
中國農業長期落后的問題，只有依靠集體農民當家作主、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要在現代生產力的基礎上，把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和集體農民的社會勞動重新結合起來。一旦組織起來的集體農民在聯合勞動中自己支配了他們創造的剩余勞動，而不再將它們白白地送給貪婪的外來資本和城鄉新興的資產階級，就能避免人力、物力、財力和地力的巨大浪費和破壞，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國家機構的指導和幫助下，自主地創造性地為自己的解放謀利益。
正如南街村等一批堅持和壯大集體經濟的先進典型經驗所告訴人們的：他們能夠利用商品生產，發展真正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和開展其他多種經營活動，在集體經濟內部自覺地限制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打破下屬各單個企業之間完全獨立的自負盈虧的狹隘界限，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農工商一體化的聯合經營，通過“以工補農，以工養農”的內部轉換，把知識形態的科學技術轉變為現實形態的農業投入，從現在起，就昂首闊步地走上大農業集約化合理經營和共同富裕的陽關大道，建立起一個又一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自主發展的新型小城鎮社區。認清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掌握了自己的發展命運，在新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上，毛主席當年關于建設人民公社的宏偉藍圖，正在他們手中開花結果。各地的情況和條件有所不同，發展也不平衡。但這確實是已經基本上走完了或即將走完其短暫的初期自由發展，今天日益成為市場經濟犧牲品和國民經濟瓶頸的小農經濟，以及因此而加劇的中國社會的二元經濟結構，最終得以解脫的根本出路。這是中國億萬農民陽光燦爛的無限光明前程的真正希望所在。離開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集體勞動組織的重建和發展，好的政策、科技和國家資金的投入就失去了其運行的主體和載體，就必然會為他人做嫁衣裳。
如果真的想去掉十幾年來市場經濟改革中巨大的盲目性，接受其中沉痛的經驗教訓，就應當老老實實地正視人類社會（包括中國自己）自進入近代和現代史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發達和不發達的各類國家和地區中不平衡發展的真實歷史過程，真心實意地堅持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并已為它們的基本實踐所證實的、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理論。中國現在搞的市場經濟，不是某個神明從天外攜來并吊在半空中的神秘東西，它是在這個世俗的世界歷史時空中生長和發展出來的東西。要承認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現今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與當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間必然存在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在理論上系統地拿出實事求是的、經過充分論證的、經得起歷史考驗、有說服力的具體分析來，反對散布極為有害的和愚拙的形而上學與法學的幻想。不管人們現在的主觀愿望如何，價值規律作為剩余價值規律在中國這個斷裂性的二元經濟結構社會中的充分展開及其帶來的嚴重社會后果，將促使越來越多真正關心祖國命運和前途的人們，朝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開辟的道路和方向去思索。也許，上述關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歷史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批判的回顧，能幫助我們找到一個打破關于市場經濟的迷信與神話、認真進行反思的恰當的切入點。
(原稿于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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